【社會雜談】再乘「綠皮火車」

（一）

記得第一次乘坐「綠皮火車」是1993年5月，我在哈爾濱銷售完1萬噸洋蔥，到北京小憩後，乘坐「京昆」特快列車返回昆明。

那時，我所在的紀檢監察機關，為響應並淺行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精神，在考察中南沿海三省「黨風廉政建設」經驗後，為推動低迷經濟轉熱，率先開展機關幹部在職經商，帶頭創辦經濟實體，促進經濟發展的一項非本職工作。這一經允許的，全國性機關在職幹部帶頭「下海」經商辦實體潮，可見八九「六四風波」後經濟低迷的程度。

如今30年過去了，人們選擇出行的方式已經發生了天翻地履的變化，機場比比皆是，G字頭高鐵，D字頭、C字頭動車，一趟接一趟發往全國各地，任人選擇，將人送往。此次出行之前，我在想，已經存在近百年的「綠皮火車」應該消亡在歷史長河中了吧！或許還在，也是艱難運營。

當我查詢此次出行方式時，我發現當年的Z字頭直達，T字頭特快，k字頭普快等「綠皮火車」，仍然行使在神州大地。為了追惜憶往，感受大江南北彈指一揮間的變化，我協同一起到天津濱海新區辦案人員，毫不猶豫地選擇了32小時17分，從昆明直達北京的Z54「綠皮火車」。

8月2日早晨，當我們踏上昆明開往北京的Z54直達「綠皮火車」時，我很驚訝，「綠皮火車」的外表雖然陳舊，沒有現代外觀，華麗裝飾，但車箱內整潔、乾淨，一塵不染，感受舒適。給人的印象尤如一位富裕溫存的中年婦女，高貴濡雅。一點不遜色於高鐵和動車。列車員穿戴着整齊、統一的制式服裝，將每一位四方賓客笑迎進他們的輔位。此情此景已非30年前，那髒亂嘈雜，座位下、走道內塞滿大江南北各路形形色色之人的情景。而今，乘客多為穿戴乾淨漂亮的退休旅遊老人，及年輕學生。

（二）

7時整，「綠皮火車」，緩緩駛出了昆明站，在這趕不上時代的速度里，卻給了我自由思考的空間。

人生世事無常難料，能夠預料或許就不是人生了。每個人不論到達終點前經歷過怎樣的奮鬥與掙扎，終有一天，退出江湖的結局，無外乎遲早到來的退休，離開這個熱血奮鬥過的世界。

30年彈指一揮間，縮短天南地北生活半徑空間的，是高度發達的科技？是高速增長的經濟？其實，也不乏千千萬萬倒下的創業者作出的貢獻。

伴隨着列車發出的有節奏聲響，我的思維回到了此行的目的。20多天前，在昆明、天津兩地經商辦公司的劉某，被天津濱海新區警方從昆明帶走調查後，以涉嫌挪用資金犯罪，關押在濱海新區看守所。發案原因居然是公司拖欠工資、沒有按時繳付社保，遭到財務員工控告，挪用其實際控制的上游天津公司股權出資款580萬元，通過往來款形式轉移其它公司後占為己有。

公司創始人與公司資金往來中，為解決公司資金困境，將個人資金借入公司，或者又借出，可以說是創業經商辦公司的一種常態。但以涉嫌挪用公司資金追究刑事責任，尚屬罕見。

8月3日下午3點17分，經過二千餘公里的奔波，我們到達北京後即刻轉乘已經開通20餘年的，北京至天津城際高鐵趕往天津濱海新區。此時，案件已經「報捕」審查。我們走出承辦檢察官辦公室後，耳旁始終回想着承辦人的話語，只要將員工工資、社保交了，退出挪用的資金，可以不捕。否則，為了維護穩定，「存疑」也要捕。這顯然違背了不能利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案件的規定。

（三）

帶着無奈與困惑，我們只好從天津改乘13小時的高鐵動車原路返回昆明。

在風馳電掣的飛奔中，我的思緒始終翻騰在如何看待時代變遷與法制存在的問題上。自上個世紀80年代未從事法律工作以來，作為一名法律人，我見證了國家「法制建設」的起步、發展、完善。目睹了36年中，在一次又一次「嚴打」中，有的人自己還沒有弄明白，就已經變成了犯罪人員；有的從來就沒有犯罪的意識，卻被戴上了犯罪帽子，甚至丟了性命。

幾十年間，我們完成了法制建設，邁入依法治國的時代，開啟了良法善治的局面。像83年那樣的「嚴打」，正如這飛馳的高鐵從時代的記憶中逐漸淡去。胡賢華和翟曼霞兩位女性，因結交多位男朋友，學習西方舞蹈，愛打扮，燙髮，穿低領衣服，愛穿泳裝去河裡游泳，在家裡開舞會，被舉報後定性為「流氓罪」槍斃的悲哀，社會雖時有提及，但留下更多的是社會治理的反思。

像呼格吉勒圖冤死，杜培武冤判等程序、事實認定，及人為因素造成錯誤判決的案件，仍時有發生，但相比於過去依靠政策治理社會，甚至剝奪生命，已經向前邁進了。現如今種種社會問題暴露出更多的是，法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適應創業環境需要的突出矛盾。2010年前後出現的全民販貸，形成了大量「黑惡勢力」，一大批中小企業被毀，債務人被迫自殺身亡者屢見不鮮，其中不少人是創業失敗者。這些悲劇背後，至今省會城市的每個區法院還在消化着數以萬計，密密麻麻的民間借貸案件。這其中，有法律制度設計的問題，也有實踐運用的問題。創業者一旦進入市場，由於法律條文寬泛不具體，沒有細化的法條，甚至沒有明確的立法，及司法解釋，市場競爭中的不規範，「超邊跨線」，甚至存在犯罪苗頭的行為，沒有得到循序漸進整治，政府出於經濟增長需要，將這些本應整治的行為視為民事案件，一定程度縱容、堆積了問題。以至到了非動用司法力量進行不破不立的治理。這就是十年八年又來一次「嚴打」的緣由吧。這也反映出真正邁向良法善治的社會仍任重而道遠。

出現這些問題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核心的還是社會缺乏對創業者，特別是創業失敗者的保護。中共十三大提出初步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至今已30多年了，但個人破產法卻千呼萬喚不出台；公司破產始終「時走時停」。創業失敗者沒有破產保護，就猶如進入了有進無退的「絞肉」戰場。不是死就是殘。也許全國近千萬失信人員無法上岸就是最有力的事實。這種「割韭菜」式的，一波倒下又起來一波的創業環境，犧牲的不僅僅是個人，而是將整個社會的創業文化，引向偏離正確的社會價值觀。沒有道德底線的利益追求，不段毒害着整個社會。

（四）

沒有那一個創業者不為事業的發展而付出艱辛努力的，其中的心酸，淚水，所飽含的不幸，社會又理解與同情？明未將領袁崇煥被凌遲處死時，京城百姓歡呼雀躍，爭吃其皮肉。可惜的是由於明朝迅速滅亡，沒有能夠為他昭雪平反。300年後，歷史又將袁崇煥定論為抗清英雄。往上追索到宋朝的抗金英雄岳飛，被殺時杭州城百姓舉城歡慶，若干年後平反時，又舉城歡慶。這是麻木不仁，還是被愚弄了！

時代對無畏於上九天下五洋的艱辛創業者，應該有什麼樣的社會法制環境？

創業者成功時，普遍遭受社會的仇視，當他們「栽倒」，跌入萬丈深淵時，等待他們的幾乎是一切權利的剝奪。不能乘坐飛機、高鐵，失信「老賴」成為他們的標識。似乎我們的文化中，只有成功這個詞。創業失敗了，不僅他們這一代人面臨走進監獄，還「株連子孫」，就業政治審查難以通過。他們所幸回到了社會，要麼寸步難行；要麼被剝奪了生活的權利。那些曾在體制內下海的創業者，由於2014年以前社保制度實行「雙軌」制，養老由國家統包，對這個時期的養老保險，按照視同繳費確認，由於有犯罪記錄被取消。視同工齡的喪失，造成有的創業者出監獄後喪失了生活來源。更為可悲的是，他們這種非人的生活，整個社會卻失語了，沒有人，更沒有社會呼籲，正視他們為促進社會發展與進步作出的努力，給予他們應有的人文關懷。

在高速飛馳的返程中，我的思緒始終難以釋懷，歷史總是重複着昨天發生的事件。袁崇煥被凌遲、岳飛被殺又昭雪，民眾前後都歡慶，難道這就是我們民族的文化？難道社會給予創業失敗者的就是沒有未來，沒有生活希望的繼續懲罰？

創業尚且如此艱難，那打份工總可以吧。

2020年，我承辦了昆明市西山區最大的惡勢力案件。在100多名被告中，部分女被告在涉案的華鈴汽車銷售公司打工。這些人從2018年初被整體抓捕關押，到2020年一審後陸續釋放了少數人，最終在終審判決下達時，幾乎無一人赦免。幾年過去了，法庭審理時的情景我始終記憶猶新。幾乎全部女孩都哭訴，公司因車貸扣押客戶車輛，索要違約金等發生的糾紛，每次警察上門處理，都以屬於民事糾紛，不屬刑事，或者治安案件而不處理。大家根本就沒有公司業務涉嫌犯罪的概念。可有的女孩子大學畢業才工作一兩個月，工資還沒有領到，怎麼就變成「惡勢力」成員了。2021年底，案件幾經一審，二審，發回重審，再次二審，最終在4年後，女孩子們還是，受到了關多久判刑多久的刑事處罰。

最近，我又承辦了一件江蘇省的案件，女孩子趙某，出生在中越邊境原國家級貧困縣少數民族村，靠助學金從中學到大學畢業，是村上唯一考取一本的少數民族大學生。2023年榮獲雲南省應屆優秀大學畢業生榮譽稱號。在就業艱難的情況下，找到了一份兼職越南語翻譯工作。不曾想，工作沒滿3個月，這家公司因為假借發邀請函，安排越南人到中國工廠學習，獲得中國商務簽證，實為在中國工作，主要管理人被以涉嫌組織偷越國（邊）境罪抓捕。讓女孩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自己什麼也不懂，剛剛踏入社會，卻因打份工也鋃鐺入獄，前程盡毀。

這種刑法實踐中動輒刑事拘留，倒逼審判，人已經關押了，那就關多久判多久的現象何日是盡頭。到底應該如何看待？她們的行為果真構成犯罪嗎？如果構成，是否需要啟動「寬嚴相濟」的刑法司法政策救濟？給予機會不留下案底。

（五）

在一切「為大局服務」的司法政策面前，個人利益又算得了什麼！一個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短短的三四年間，居然頒布、修改，前後調整了三次。 

為什麼我們社會，一批又一批中小企業的創業者倒下了，而且是慘烈的，幾乎一無所有的倒下了？沒有倒下的，不是在監獄裡，就是正在去往監獄的路上？是缺乏救濟？還是缺乏制度保護？是社會正處在巨變時期，各種社會問題頻出，還是我們對社會治理存在問題？

鼓勵民營企業家在市場經濟環境裡，「大膽試、大膽闖」，涌於爭當改革開放先行者的政策，總是在經濟形式不好時，一次又一次出台。如此種種博弈之後的「秋後算賬」，始終周而復始，在整治社會過程中，大有「凍死蒼蠅未足奇」，但又是否存在良莠不分，將存在一定錯誤的創業者也「虜殺掉」。這也從側面說明了創業成功後很多人「跑路」移民海外的原因。

在這些與現實糾纏的思緒中，我想起了不久前，處理的一件管轄異議案件。由於原被告雙方在承攬合同中約定解決爭議的條款為，「交由勞動局仲裁委仲裁」。一審不問青紅皂白，以合同約定了仲裁條款，應由仲裁管轄為由，駁回原告起訴。上訴到二審卻被告知，應撤訴後重新通過特別程序審查仲裁條款效力，否則，駁回上訴。民訴法特別程序的6種受案範圍，並不包括仲裁條款效力審查。明明很清楚勞動局設立的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不能管轄經濟案件，案涉仲裁條款完全應當通過一二審程序審查確認無效，卻遭遇駁回起訴，造成原告已經保全的財產被轉移。這種執法中的教條主義，機械方法還不是極個別少數。

在這種充滿問題，危機四伏的創業環境中，又有多少大學畢業生願意踏入這條充滿荊棘，又處處是陷阱的創業之路。難怪我們的創業隊伍總是良莠不齊，一定程度不良占據着多數，所以需要不斷「掃黑除惡」。為什麼本可以運用法的精神矯正的社會行為，一定要開展專項鬥爭？

針對已經堆積的問題，依靠什麼開展整治？新頒布的刑事司法解釋，「效力適用於法律的施行期間」。這種後頒布的新法，追索過去行為為犯罪，就猶如在創業者頭上懸了一把利劍，隨時都可能掉下來。這樣的規定，不是阻礙了創業積極性的問題，而是將社會擇業引向「歧途」。這，也許能夠詮釋就業者爭相進公務員，國企隊伍的根源。

列車緩緩駛入昆明站之際，我突然想起前些日子，重讀《弟子規》，其中「居有常，業無變」的教導。一個人，只有經歷了跌宕坎坷的人生，又回歸社會，也許才懂得這個社會選擇的深遠意義。                               

（2023.12.3於墨爾本）

作者簡介：

1989年考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資格證》，36年間，曾在紀檢監察機關工作8年；後調入國家開辦的律師事務所從事執業律師工作，辦理了一批全國影響重大的案件，多次到北京最高法院出庭，多名委託人被無罪釋放，或改判不執行死刑。是律師界知名律師。其間，曾長期擔任地方民主黨派負責人，政治協商會議（類似議會）委員、常委。撰寫的稿件被《人民日報》等重要報刊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