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七十六）

第十七章　人民公社–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要了解人民公社是怎样出现的，就得了解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中国官方一直称农业集体化为农业合作化。因此，很多出版物上把农业合作化和农业集体化混为一谈。其实，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私有制基础上的互惠互利，后者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有人用发达国家至今还有合作制的事实来为中国合作化辩护，实际是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既然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残酷剥夺，集体化过程势必也是残酷的、强制的。人民公社是集体化制度的发展，是对个人利益的进一步否定，是极权制度的基层组织，当然也是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一、毛泽东掀起农业集体化高潮

合作社最早产生于19世纪初的西欧。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出现了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社会弊病，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激烈地批判这个制度，认为这些问题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利•傅立叶（1772-1837）发表了《论家务农业协作社》和《新世界》等著作，提出了未来社会应建立和谐的社会制度和“法郎吉”（来自希腊语“队伍”一词phalanx的英文phalange，意思为严整的步兵队伍）的设想。

沙利•傅立叶认为，“法郎吉”是和谐的社会组织，有组织的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它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工业，是工农相结合的合作组织。他还设想，每个“法郎吉”占地1平方英里，用招股的办法募集股本组成。 “法郎吉”用股本的形式保存私有制。其收益按劳动、资本、知识进行分配。其分配比例：劳动占5/12；资本占4/12；知识占3/12。不同“法郎吉”之间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商业由行政垄断，不准私人经营。

继沙利•傅立叶提出合作社思想之后，由法国人毕薛（philippe Buchez, 1796-1865）倡导，极力鼓吹劳动者应从资本家的支配中求解放，并应组织劳动者自己的合作社。他还亲自指导了一个木工生产合作社。

英国医生维廉•金（Dr Willian King, 1786-1865）认为合作组织是穷人自救的好办法。土地是一切财富之母，劳动是一切财富之父，劳动者必须联合，才能免受剥削。他于1828-1830年间，主办发行了一个名为《合作社》（The Cooperator）的刊物，一共出了28期。

英国人罗伯特•欧文（Ｒobert Owen, 1771-1858）是合作社的第一个实践者。欧文设想的合作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生产和消费组织。其成员除了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公有财产。全民从事农业生产，但农业和工业生产相结合，每个合作公社是一个由农、工、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全体成员都分配与其年龄、特点相适应的工作，各尽所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合作公社设立公共仓库，社内成员都可以从公共仓库里领取民需要的东西，按需分配。

1842年，欧文倾其所有，带领他的4个儿子和英国的信徒们，一同到美国的印第安那州进行“合作公社”试验。他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建立了一个合作示范区，取名为“新和谐公社”（NewHarmonig）。在《新和谐公社的组织法》里规定，“我们的原则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分性别和地位，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财产公有。” “社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公社管理人员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并组成理事会。理事会定期向社员大会报告工作情况。”欧文的搞了4年宣告失败。他为此付出了4万英镑，这几乎是他的全部财产。 

马克思主义者对欧文的试验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们认为不采取革命手段，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欧文失败的根本原因。 所谓没有采取革命的手段，就是没有掌握政权，不能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不能控制和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毛泽东等就不同，他们掌握了政权，利用政权的力量可以强制，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可以动员，利用手中的物质资源，可以逼农民就范。先驱者的理想无可厚非，但是，用强权来推行一种理想，就会造成灾难。为了推行某种理想而建立的强权制度，就会把更多的人置于这个制度的奴役之中。

中国实行土地改革以后，一些能力强的人买了大型农具，有的置了车马，还有的雇工。比较弱的农户开始出卖或出租土地。因此，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另一部分农民得到更多的土地。1950年，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提出，要使多数农民丰衣足食，必须让农民由个体向集体发展。刘少奇认为，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没有机器工具，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毛泽东很赞赏高岗的意见，对刘少奇的看法不满。这是1954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一个原因。 

土地改革以后，农户出现富裕和贫困现象是有的，但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两极分化呢？不一定。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土地改革以后，农村阶级变化不是向两极分化，而是向中间集中的中农化趋势。据1954年对21省14334户农家的调查，中国农村阶级构成的变化是：土地改革结束时，贫雇农占总户数的57.1%，到1954年末下降为29%，中农由35.8%上升到62.2%，富农由3.6%下降到2.1%。 

为了解决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依靠大多数的问题，中共中央及各地又按富裕程度，将中农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从中农中划出的下中农，加上贫农，占农村总人口的60%到70%，这个农村的大多数，就当作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依靠力量。而富裕中农，就被看作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异己力量了。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为了防止两极分化，曾想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并把这个意思向华北局写了报告。这个报告由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副书记刘澜涛转给刘少奇。刘少奇认为，现在搞集体化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合作社。 

7月，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毛泽东还让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会议。他批评了互助组不能发展为合作社的观点，批评了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基础的观点。 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10月17日，毛泽东转发了高岗10月14日的关于东北互助合作的报告，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合作社。1954年春夏，农业合作社发展到9万多个。到1955年底，有7000多万农户入社，组成了18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其中高级社2900多个） 

其实，防止两极分化只是合作化的一个理由，甚至只是作为动员群众的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要实行计划经济，粮食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当时农村自耕农有1亿1千多户，居住分散。任何一个政府都无力掌握这个分散而庞大的群体，都无法一家一户地征购粮食。没有合作化，统购统销也无法实施。一个政府不能面对千万根头发，把它梳成辫子，就能一把抓住。要建立一个极权制度（totalitarianism），就得把农民的生产、生活、思想全都纳入政府控制之下，集体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正是共产党的专长。

在1953年那一段时间的初步集体化过程中，很多地方出现强迫农民入社的情况。河北省大名县五区堤上村的两个合作社，发展社员时，在街上摆了两张桌子，村干部向群众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要走社会主义的就在桌子上签名入社”，“咱村就这两个社，不入这个入那个，反正得入一个”。文集村干部在群众大会上讲“谁要不参加，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金南村叶洪善社共127户，最少有半数不是自愿入社的。社员张得荣因入社思想不通，常常夜间掉泪。 河北省委派人三次到大名县，纠正了这一偏向，解散了一些不合格的合作社。后来毛泽东批评河北省委“三下大名府”，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浙江省吴兴县善连区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会上，县委宣传部长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们一样！” 由于强迫入社，农业社很不稳固，当时农村工作部和各省压缩了一些条件很差的农业社。这就是毛泽东说的“1953年解散合作社的错误”。

1955年夏天，浙江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53000个，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强迫命令的问题。有的县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说谁不入社就要像斗争富农一样斗争谁。有的地方宣布：“入了社可以少派粮食征购任务，不入社多派。”全省征购粮食51亿斤，占总产量的38%。因此，全省耕牛减少57000多头，猪减少三分之一，羊减少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子粮、逃荒卖子女，老弱饿死的情况开始出现。

为了帮助浙江省做好农业社的整顿、巩固工作，3月下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和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的谭震林，邀请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开会作了研究，并将研究意见写成《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于3月25日，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用电报发给浙江省委。《意见》说：你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由千分之六发展到百分之三十九），……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进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据有关人士介绍，这份电报稿写成后，邓子恢曾让陈伯达（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带回去请毛主席审阅。 

收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电报以后，浙江省委一致同意，并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作了布置。经过压缩，浙江省的农业合作社由5.3万个退到3.8万个。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的28%退到18.6%。 

毛泽东心爱的合作社被砍掉了一万五千多个，他十分恼怒。1955年5月5日，毛在颐年堂找邓子恢谈话，向邓子恢发出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区党委书记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邓子恢：

浙江省由于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53000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个包括40万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经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在1955年4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邓子恢见情况不妙，急忙作检查。9月26日，审查邓子恢准备的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自我批评的发言稿时，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为什么老是喜欢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去挫折它。”“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影响了你们，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的积极性，你们却熟视无睹，敢于抹杀，敢于‘与此相反，不是去爱护，而是去挫折它’，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农业集体化以后，农业合作社党组织不仅是农村经济的组织者，在乡以下，合作社也是农村的政治组织者。农业合作社对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都进行着管理和控制。合作社实际是中央政权对乡村控制的基层组织。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特别到了高级农业社，集体经济组织已基本上掌握了农村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农民的全面控制已基本形成。

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在《大社的优势性》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小社为多。但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样的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个乡一个社，当然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在通过的37个文件中，其中有《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人民公社呼之欲出。

二、从仙居事件到社会主义教育

从1955年到1957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业集体化高潮。原来计划1960年完成集体化的高级形式，毛泽东建议提前到1959年完成，后来到1957年就基本完成了。官方报纸对农业集体化的报道很多。从已有的报道中给人一个错觉，好像集体化是农民的自愿行动。其实不然。就农民的自身利益而言，特别是就那些生产和经营能力较强的农民的利益而言，合作化是对他们利益的侵害。相当多的人是不愿意集体化的。因此，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退社与反退社的斗争。一直伴随着对农民的强制和迫害。

先说仙居事件。浙江是全国闹退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据当时赶往处置闹退社潮的中央农工部二处处长霍泛回忆：“我们到萧山县和上虞县的公路上，就遇到数百人的农民队伍迎面而来。省里同志说，这就是去闹退社的，我们的车躲开点，免生麻烦，可见农村确实不够稳定。到了上虞县委，得知不久前县领导机关受农民队伍冲击……全县农业社的生产多数暂时处于涣散状态。” 仙居是闹退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955年下半年，毛主席作了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坚决压缩合作社的作法，合作化迅速发展。1955年12月，浙江省仙居县只有4个高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55.86%都是初级社。到1956年6月，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8.15%，1957年春天达到91%。同时，社的规模过大。账目混乱，生产上不听群众意见，盲目地将两熟水稻改为三熟，造成减产，全县全年减产22%。由于生产管理上问题很多，全县1956年每个劳动日最高的7角4分，最低的只有9分钱，平均为3角3分钱。与此同时，农村干部作风恶劣，在生产和分配等重大问题上命令行事，不与群众商量，动不动就对社员戴政治“帽子”，扣工分、抄家、脱衣服受冷等办法。合作化以来，在251个乡干部中，有74人吊打过人；23具乡镇1117个党员中，有贪污行为的48名，占4.7%。干部不参加劳动，而且多得工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退社的越来越多。此时，县委不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却大批“富裕农民思想”，从而使矛盾激化。

1956年秋收后，这个县个别地区就发生退社问题。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在全县33个镇中有29个乡镇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有116个，部分垮台的有55个。入社农户由91%下降到195，被打干部107人，社员干部家庭被搜查的有430户。

事件发生以后，县政法部门、兵役局（他们有枪）、驻当地部队、地区公安处组成联合办公室，对案件进行侦察。最后共捕了9人，拘留了42人。 

对仙居事件，浙江省委和中共中央对杨心培的报告都作了批示。中共中央的批示中要求各地引以为戒，要及时解决社员的意见和要求，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要理直气壮地批判错误言论，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坚决给予反击。

无独有偶。1957年1-4月，浙江上虞县发生各种闹事47起。其中，因合作化引起的有23起，因粮食问题引起的有11起。到5月份又发生闹事63起，涉及4具区，25个乡，4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闹事的人数共达1.3万人。7月份，事态进一步发展，百官镇和永徐乡马家村发生了大旗会（求菩萨的组织）闹事，参加人数达2000多人。警察向天鸣枪警告，无济于事，后来向闹事者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人，伤12人，才驱散人群。事后逮捕了闹事的首要人物和骨干分子14人，拘留了23人。 

农民要求退社不仅发生在浙江，在其它地方也发生了类似情况。

1956年冬天以来，河南省临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权、商丘、宁陵、柘城、淮阳、睢县、杞县、中牟等12个县的部分地区部分农业社一度发生了闹社退社现象。据不完全统计，这次闹社退社涉及到278个高、初级社，700多个生产队。在闹社退社中，有的社员到乡、县、专区、甚至到省告状请愿。有的社员私自拉走社内牲畜，有的社员私分了社内的粮食、种子、油料、农具和饲料。有的社员殴打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些闹社退社的事件中，共殴打干部66人，拉走牲畜4946头，私分粮食12.5万斤，种子2.4万余斤，油料390多斤，农具200多件，柴火5.2万余斤。闹的方式先黑夜活动，后白天活动；先秘密酝酿，后公开开会；先妇女、老年闹，后壮年参加；先几个人、几户，后发展到一个生产队、一个社或一个乡。因为闹社、退社，临汝县老连社，元月小麦才种40%，虞县寓贤乡，元月冬耕地只完成18.6%。民权县浑子乡，因闹社停产1个月。中牟县刘庄社郑油磨村，在闹社过程中，牲畜没好喂，7天死了11头。 

据不完全统计，到1957年8月，广东省退社农户已达7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1%左右。已垮掉的社共102个，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12.7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2%弱。个别地区曾经发展为群众性退社的风潮。如佛山专区的顺德、南海、中山三县经济作物区，受退社风波影响的就有65个乡，210多个社。仅中山县永平、南兴两个区，10月下旬分别到省人委要求批准退社的就有16个乡，600多人。他们有的要回原来的土地、耕牛，有的把已入社的小艇锁上，不给社用。有的到社的鱼塘桑基去捞鱼、摘桑叶，有的将已入社的土地翻耕自行冬种。有的因闹退社而包围、殴打区乡干部、社主任的事件已发生多起。 

辽宁省对昌图、凤城等9个县的不完全统计，闹退社的有1万多户，已退社的有4000多户。退社的社员把入社的马拉回去。 

1957年春天以来，江苏省各地农村发生了不少的群众闹事，泰县闹退社事件竟在几个乡的范围内成片发生，有2000多人到县里请愿。闹退社员的社员中，中农占60%-70%。他们绝大多数是因为收入减少，少数是因为耕牛、农具、果木折价不合理，或因为在社内不自由，受干部歧视等。 

1956年，农民退社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内，出现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些。”“闹退社的户主要是富裕中农，其次是劳动力少、人口多的户和手工业者、小商贩等。”退社原因：一是收入减少。全省一般地都有10%-20%的社员户减少了收入；二是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辽宁农民普遍反映：“农业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蹩（不自由）、受气受不了，”“入了社，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一个礼拜天”；三是干部作不民主，社员肚里有气；四是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将社员的零星树木、果树也入了社；五，农村自由市场放开以后，有些社员，特别是一些富裕农民，认为是单干赚钱的门路了，不愿留在合作社里。 

在这些退社事件发生以后，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中央要求各地自上而下地派出工作组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实际是一场政治运动。大辩论一到农村就成了大批判，大斗争。这一场政治运动和城市的反右派斗争互相呼应，是这场政治斗争的两个方面，有的地方干脆称为农村反右派斗争教育。批判“合作化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城乡的同一主题。在这场运动中，一些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有抵触情绪的人受到了惩治。据河北省保定地委报告，清苑县自开展政治宣传运动以来，有11个乡6个人被打，7人被拉，2人游街，7人被斗争。徐水小东张乡在游行时，游行队伍走到生产不积极的社员门前喊“不生产是右派”，走到瞒产者门前喊“瞒产是右派”，有的单干农民不愿交公粮，游行队伍就喊“不交公粮是右派”，看到妇女套磨打牲口，就喊“打牲口的是右派”，一时右派帽子满天飞。 

不知道有多少“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仅广东省“全省已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其达16000多人，其中已捕2000多人，重新戴上帽子的1100多人，管制135人。陕西咸阳县斗争了158人，有79人捆绑吊打。云南宜良县斗争了643人，其中被打102人，自杀15人，逃跑8人。广东惠来县斗争对象有三分之一被打。山东打死、吓死约10多人。河北省邢台县王快村400多户，摸出65户右派。有的合作社把斗争对象全都扣上了右派帽子。 

不仅富裕中农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一些在土改时分得土地的贫农也有人反对。如河北省清苑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整的230多人当中，有18人是贫农。对待贫农的反对意见，通常是教育。全国树了“刘介梅忘本回头”这个样板，教育翻身农民不要忘本，要紧跟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刘介梅是湖北省黄冈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要过饭，生活在最底层。1950年当了乡农会主席，入了党，当了工作组长。土改时分了田，分了“果实”（没收的地主财产分给贫农）。他想好好种田、经商、发家。但是，统购统销，合作化打破了他的种田经商发家梦，他就开始反对。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刘介梅承认错误，作了深刻检讨，认为自己“忘了本”，一定要回头搞社会主义。 当时，报纸上大力宣传刘介梅这个典型人物，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举办“刘介梅忘本回头”展览会。后来这个展览到全国各地巡回展出。

中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在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的背后，有着广泛的抵制和强制、反抗与镇压。但是，和当年苏联集体化比起来，中国农民的反抗和政府的镇压都要缓和得多。当年苏联为了迫使农民接受集体化，曾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出动正规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抗；在一些地区的镇压，其惨烈程度甚至导致某些红军部队（他们也是“穿军装的农民”）的哗变。仅在1930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70万人。苏联“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4年，而在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社时，他们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过程没有苏联那么惨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是一个原因；中国文化传统不同于俄国是深层次的原因。

既然农业集体化过程是反抗和镇压的过程，那么，加入了农业社的农民，退出农业社，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谁要退出，谁就要受到批判和斗争。但是，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认为，在1958年以前的合作化运动中，农民退社自由的权利还受到尊重，直到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后，退社自由的权利才被剥夺。还说，人民公社使农民失去“退出权”是产生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 显然，这种与历史事实完全相悖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