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

（接上期）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轉《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中共中央的按語是： 今年五六七月間，農村中曾經出現了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搞什麼「生產小隊基本所有制」、「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破壞集體經濟，以及吹掉部分供給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這實際是猖狂地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廬山會議以來，在反右傾，鼓幹勁，保衛黨的總路線鬥爭中，已開始把這些反動的、醜惡的東西大量地揭露出來，請你們認真注意，徹底加以批判。  這個文件不僅把1959年春夏的一些糾偏措施全部否定，還說成是「猖狂地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 在城市反右傾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兩條道路的鬥爭。中共中央還多次批示、轉發各地的鬥爭經驗，說「這場鬥爭是十年來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繼續，是一場很激烈很深刻的階級鬥爭。」「農村中一部分富裕中農和幹部當中的少數代表富裕中農利益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猖狂地反對人民公社、反對供給制和公共食堂，反對大躍進、反對總路線和黨的領導，並且根本反對社會主義。」「在農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徹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進一步鞏固，農業的繼續大躍進和貫徹執行黨的匯流排路也是不可能的。」  在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把1958年以來出現的嚴重問題，都說成是「右傾」造成的。中共四川省綿陽地委的一篇報告中說：「綿竹縣興隆公社是全縣土地最肥沃、水利條件最好的米麥之鄉，但是在以黨委書記丁仁發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危害下，糧食竟減產30.8%，生豬減少51%，耕牛死亡12%，社員出勤率只有50%。又如青川縣蘇河公社，因為資本主義傾向嚴重，田地荒蕪，連年減產，疾病流行….」報告說，反右傾運動就是要「給鐵打的人民公社再包一層鋼，給大躍進的車子再加足油！」這樣以左反左，後果越來越嚴重。  在這場鬥爭中有多少人受到批判？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之多。 顯然，這個數字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全部。 1962年5月11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甄別平反時說：「現在全國已經甄別平反的地區，是有數目的。譬如河南40萬，實際不止。全國估計總有一千萬。影響的人數總有幾千萬。」  反右傾鬥爭使幾千萬人受到影響。1957年反右派鬥爭，封住了知識分子的嘴；廬山會議封住了高級幹部的嘴；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從此以後，中國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國只有一聲音，就是毛澤東的聲音。不管他說什麼，都是「最高指示」。對他說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發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反右傾鬥爭是和保衛「三面紅旗」結合在一起的，因1959年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颳了起來。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徵購任務相結合，這更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加劇了饑荒。 因此，1959年繼續餓死人，1960年出現了餓死人的高峰，1961年飢餓死亡的情況還在繼續。這時毛澤東才說： 廬山會議後，我們錯在什麼地方呢？錯在不該把關於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紀要、上海會議十八條的精神，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範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要搞到連隊，地方不要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毛澤東有一點悔過之意，但他對錯誤的認識多麼膚淺！ 第二十二章 糧食問題 要研究中國的大饑荒，必須研究中國的糧食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糧食短缺就成為十分突出的問題。用國家的行政力量加速推行工業化，增加了城市對糧食的需求；強制性的農業集體化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減少了糧食的供給。糧食供求矛盾日益尖銳。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切資源都在政府嚴密的控制之下，對極為短缺的糧食，中央政府對其生產和分配實行直接管理。控制越嚴密，糧食越短缺；糧食越短缺，控制更加嚴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進行著一次又一次的「糧食戰爭」：這種「戰爭」每年一次，到1959年以後，天天、月月都有。這是政府和農民的戰爭，是工業和農業的戰爭，是城市和農村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傷亡的大多是農民。被國家機器嚴密控制了的農民是弱者。為了糧食，農民成了政府無限壓榨的對象。政府一感到糧食緊張，「徵購任務必須完成」這句號令，就會迅速被政權機器物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這種物質力量層層放大，到農民那裡就成了巨大的災難。 1958年以後的大饑荒，是在糧食統購統銷的制度背景下出現的。統購統銷，消滅了糧食市場，扼殺了使糧食增加產量的市場動力；統購統銷，剝奪了農民取得食物的權利，每一餐飯都仰仗政府供應。集體經濟，又剝奪了農民通過個人的加倍勞動，生產食物的權利。統購統銷和集體經濟又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必然。從這個意義上說，大饑荒是計劃經濟制度的必然。 一、統購統銷以前的糧食情況 據國家統計局數字，城鎮總人口由1949年的5765萬增加到1954年的8249萬，5年增長了43%。 而糧食部統計的1953年城鎮人口為9182萬，這是從糧食供應的角度統計的，比國家統計局從戶籍統計的數字多一些。以糧食為原料的工業的發展，對糧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國家對糧食的徵收和統購數由1950年的355億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億斤，三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還不能滿足城市的需要。中央14個直轄市（京、津、沈、旅大、撫順、鞍山、本溪、長春、哈爾濱、西安、上海、武漢、廣州、重慶）的糧食銷售量，以1950年為100，1951年為147，1952年為228，糧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銳。 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這個糧食年度內，國家的糧食收支出現了40億斤的赤字。6月30日，國庫存糧由145億斤減少到105億斤，特別是各大城市糧食庫存大幅度減少。隨著工業建設的發展，城市人口繼續大幅度增加，糧食供應形勢日益嚴峻。1953年6月的全國財經會議的糧食組的結論是：問題很大，辦法不多，真有點難以為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結束了幾十年的戰爭，加上土地改革，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糧食產量是逐年增加的，糧食產量以1949年為100，則1950年為117，1951年為128，1952年為145，1953年稍高於1952年，1953年糧食產量已超過戰前最高年度的10%。但是，國家徵購的增長高於糧食產量的增長。而國家徵購的增長又趕不上城市對糧食需求的增長。1953年，需要國家供應的商品糧的人口為24788萬人，需要商品糧總數為659億斤。詳見表22-1，此外還有軍糧和出口糧食。國家徵購糧食721億斤，和1952年相比，產量只增加1.44%，而徵購數量卻提高了20.1%。 表22-1  1953年城鄉需要商品糧供應的人口和數量（貿易糧） 表格22-1 表22-2可以反映出國家徵購數食數量急劇增長的情況。國家從農民手中拿走的糧食（農業稅-即徵收加上收購），1950年占產量的13.45%，1953年增加到21.77%。這是統購統銷以前的數，我們將會看到，在以後的年代，這個比重將會大度提高。 表22-2  1950-1953年全國糧食徵購與產量的比較（單位：億斤） 表格22-2 當時糧食緊張，除了城市人口和工業用糧增加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糧食進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沿海城市的麵粉工業的原料有相當一部分是進口小麥。據交通大學研究所的調查統計，從1922年到1930年平均每年進口洋麥2516956擔，上海麵粉工業所用的洋麥占其麵粉產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個半月用洋麥作原料。自1931年以後，洋麥入口激增，低價傾銷我國。上海進口洋麥數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個月中有10個月用洋麥作原料。  1949年以後，停止了洋麥進口，還有少量糧食出口。糧食部長章乃器1954年9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自豪地說：「我們扭轉了50多年來依賴洋米、洋麥的進口趨勢，米麥反而有一些出口」。 為了搞好糧食平衡，1952年成立糧食部。像財政部收錢、保證財政收支平衡一樣，糧食部收糧，保證糧食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手段就是儘可能多收，儘可能少賣。在統購統銷之前，糧食部和糧食商人爭糧，統購統銷以後，糧食部就和農民爭糧。糧食部按月、按季分析糧食收購和銷售情況。糧食部成立之初，還沒有進行城鄉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搞統購統銷，還有糧商，有糧食自由市場。因此，國家必須和私商爭糧。來自公糧徵收和市場收購的比例，1951-1952年度為61：39，1952-1953年度為56：44。當時估算，1953-1954年度，國家需要掌握糧食700多億斤，除了農業稅可以拿到275億斤以外，還需要收購431億斤（上年度實際收購243億斤）。光靠市場收購這麼多糧食是不可能的。  章乃器在上述發言中認為：「我國糧食問題的本質，反映了國家計劃經濟與小農經濟和自由市場的矛盾；反映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道路與農民自發勢力的矛盾……歸根結底，是反映了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之間的矛盾」。作為一名黨外人士的糧食部長章乃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表的這一看法，顯然是代表了當時權力主流的看法。這種看法表明，統購統銷和農業集體化是計劃經濟的需要，這勢必加劇政府對農民的壓榨。 二、統購統銷以後農民基本沒吃飽過 面對糧食短缺的尖銳矛盾，毛澤東讓中央財經委員會拿出辦法。中財委負責人陳雲因病在外地休息，由薄一波主持工作。此時，各城市糧食進一步緊張，此時陳雲顧不得養病，急忙趕回北京。中財委開始提出8種方案，最後選定統購統銷的方案。陳雲1981年回憶說：「我下決心搞統購統銷，鑽了兩個禮拜。那時候許多同志不贊成……到了十月一號，在天安門城樓上，我跟毛主席講，不搞這個我們沒有出路。」 所謂統購統銷就是藉助政權的強力，把全部糧食都置於政府控制之下。農民生產的糧食全部賣給國家，所需要的糧食全部由國家供應。農民自己食用的數量也得由國家批准後才能留下。全國城鎮5000多萬個家庭每家一個糧本，憑糧本供應糧食。在市面上沒有國家的糧票買不到一口吃的。這種作法當然會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1953年10月10日，在全國糧食會議上陳雲說：「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後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採取徵購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一個，都是危險傢伙。」  在專制制度下，剝奪和保障是並存的。中央政權剝奪了老百姓的勞動成果，但給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從陳雲肩擔兩個「炸藥包」的體驗可以看到，一個政權想為其被統治者提供必要的保障是非常困難的。政權不是萬能的，「一家包天下，天下靠一家」是很難很難的。所有的國家主義者都輕視了這種困難。 1953年10月2日晚，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陳雲的彙報，採納了陳雲的建議。除國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做糧食買賣。農民的糧食只能賣給國家，不能賣給他人。《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中規定，「所有收購量和供應量，收購標準和供應標準，收購價格和供應價格等，都必須由中央統一規定或經中央批准」。統購統銷不僅是解決城市糧食問題的手段，也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還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全國自耕農戶有1億萬幾千萬戶。國家直接向一家一戶收購糧食遇到了技術上的困難。於是，把分散的農戶組成合作社就成為必要。農業集體化，不僅是社會主義理想的需要，也是糧食統購統銷的需要，即國家控制糧食資源的需要。 在統購統銷中，國家規定了城鎮人口每月的糧食定量。各省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餘地，在國務院規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糧食定量略低於國家的定量。 表22-3  1956年每人每月的糧食定量（單位：市斤） 表格22-3 今天看來，城鎮這個定量並不低。但當年副食供應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糧食是人們熱量的主要來源。雖然城鎮居民總是感到飢腸轆轆，但對農民來說，這種有保證的糧食定量是一種求之不得的特權。 統購統銷是1953年12月實行的。在農村的口號是，把餘糧賣給國家。實際上，地方官員為了超額完成徵購任務以顯示自己的政績，農民賣掉的不是餘糧，而是被強制性地把口糧、飼料和種子也賣掉了。 1954年9月，糧食部長章乃器在上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關於糧食問題的發言中說，1953年7月-1954年6月糧食年度，糧食收購數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庫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這僅是統購統銷實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長說糧食庫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51%，這是事實的一面。但是，還有事實的另一面，即由於糧食需求增加，使庫存逐日減少。當時，糧食部和中央財經辦公室提供了1954年全國糧食庫存減少的數據： 4月6日庫存為477.93億斤； 4月9日庫存為469.61億斤； 4月12日庫存為465.79億斤； 4月15日庫存為456.52億斤； 4月19日庫存為446.42億斤； 4月23日庫存為434.50億斤； 4月28日庫存為422.81億斤； 4月30日庫存為416.56億斤； 5月6日庫存為400.54億斤； 5月10日庫存為389.43億斤； 5月13日庫存為378.96億斤； 5月17日庫存為370.20億斤； 5月20日庫存為360.77億斤； 5月24日庫存為352.84億斤； 5月27日庫存為346.02億斤； 6月10日庫存為317.38億斤； 6月22日庫存為301.98億斤； 6月30日庫存為298.92億斤。  中央財經辦公室和糧食部緊鑼密鼓地向中央提出這樣一組數字，有如一次次警報，可見當時主管糧食的幹部們心情之急。國家領導人眼看著全國糧食庫存從477.93億斤逐日降到298.92億斤，心裡也一定無比焦急。這種焦急的心情將轉化為加強對糧食的統購力度，轉化為統購指標的提高。 第二年，統購任務進一步提高，1954年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給糧食部的計劃是：徵收309.8億斤，收購569.73億斤（指標分配到各大區）。二者合計879.53億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1.98%， ，而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災。 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在湖北省浠水縣農村，那時由於打場後糧食全部被強迫賣給國家了，秋收後一個多月，農民就沒有吃的。這時鄉政府不得不再開供應糧食的條子，農民拿著條子去買糧食。每到星期天，我們這些小學生都到三里以外的鄉政府去排長隊開條子，每次只開五斤到十斤。我們拿著這寶貴的條子再到五里以外的糧庫去排隊買糧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來，我的家鄉還算幸運的。為了完成過高的徵購任務，有的地方，對沒有完成徵購任務的農民隨便扣上種種「帽子」進行鬥爭。封門、搜查、捆綁、吊打的情況在不少地方均有發生。有關文獻記載：「廣東省新會縣蓮溪鄉黨支部在縣委負責同志指示下捆綁農民，全鄉捆綁了八九個人，鄉幹部拿著秤挨家挨戶收糧食，不賣的當場綁起來。將一名用糧食餵鴨子的中農進行鬥爭。甚至沒收了不賣餘糧的農民的土地證。高要縣第九區在購糧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戶。湖南全省因購糧問題被迫自殺者111人。」  據糧食部統計，1954年統購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殺566人，自殺未逐35人，送糧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殺。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完全的。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1955年2月2日《華南分局關於目前農村緊張情況與措施的報告》反映實行糧食統購以後，農村的緊張情況：一，在購糧運動後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發生農民大量殺豬殺鴨的情況。二，在中山、新會、南海等部分地區，發生農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證，認為這些土地產量低，負擔不起購糧任務；三，農民吃不飽，生產積極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農民對糧食問題顧慮很大，中山縣港口鎮附近的農民在晚間偷偷去看糧倉中的糧食是否運走，農民看到調運糧食的船開走後站在河邊哭泣。沒有領到購糧證的缺糧戶到幹部家中哭哭啼啼；四、對黨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種不滿情緒。「辛苦一年沒得吃」，「共產黨好是好，但是現在整死了」。這篇報告還透露曾發生過群眾性暴亂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1955年4月22日，國務院第一辦公室提供的幾篇題為《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中反映，山東鄆城縣按實際產量只能購餘糧2022萬斤，上級下達了3300萬斤任務，實際完成2900萬斤。由於任務過重，幹部強迫命令，比較普遍對群眾捆打遊街。三區一副區長在彭庄鄉陳庄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3起。區幹部在楊庄集逼糧，打8人，扒衣服挨凍16人，嚇跑3人，一些群眾不敢在家裡睡覺。鄆城縣自統購統銷以來，曾發生兩起群眾騷亂。浙江金華地區在糧食徵購中，違法情況嚴重。據東陽、義烏、浦江、金華、蘭溪、壽昌、建德、湯溪、淳安等9個縣統計，共有570名幹部有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行為。其表現：搜倉、封倉、封碾257戶；非法關押、鬥爭、捆綁、吊打、刑訊逼供農民178人，罰款24戶。  浙江省1954年糧食產量141億斤，徵購共51億斤，佔總產量的36%強。由於統購糧食任務重，農民頂牛，幹部強迫命令。1955年糧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掃了幾年尾欠。全省公糧完成112%。統購中頂牛，死了134人。龍游縣因糧食供應不足餓死4人。衢州地委副書記到開化縣一個村了解，全村72戶，只有3戶有飯吃，農民吃樹皮、草根，臉色青腫。開化縣126個村，這樣的村有39個。農民說：「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一壓，大魚小魚都吐出來了。」杭縣開擴大幹部會，鄉村幹部哭的就有20多個。上面批資本主義尾巴，群眾罵不實事求是。 另一報告也反映了浙江統購統銷以後的情況：「現在豬、羊減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賣傢俱，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願，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等現象已續有發生，呈不穩之象。」  在統購統銷初期，出現了大量的反抗和嚴厲懲罰。湖南常德地委作出的決定：「對破壞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反革命分子，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治罪」。 雲南在統購統銷實行初期，發生過批鬥農民，導致多起死人事件，也發生過暴力抗拒。 四川省德昌縣在1954年成立「保衛糧食統購統銷辦公室，」召開群眾大會25次，判決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 。1953年四川石柱縣法院與公安局組成「保衛收購辦公室」召開公判大會9次，判處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 1954年福建省邵武縣發生群眾騷亂，定性為「反革命煽動群眾，破壞糧食統購統銷」，逮捕114人，16人被處決，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  大量的農民反抗事例表明，農村糧食的確緊張。糧食部門怎樣看農村糧食緊張呢？1955年糧食部為李先念副總理起草的報告 中是這樣說的： 有人認為，今年春季，我國農村糧食情況的某些緊張，主要是由於國家統購的糧食過多了。是不是這樣的呢？不是的……兩年來糧食統購數量我認為沒有超過農民可能的限度。我們供應給農村的糧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還要我們多銷，那是說不過去的。」報告列舉了地主、富農鬧糧的例子後接著說：「農民叫喊缺糧食是虛假的，都是農民自發勢力的叫喊。」「糧食緊張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糧食32億斤，1954年出口39億斤，為了進口機器設備，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糧食部門這種與事實不符的看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左右了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思想。不管農民怎樣發出飢餓的哀嚎，上面都當成是自發勢力的叫喊，而當時認為農民中間的「自發勢力」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勢力，甚至當作反革命煽動的結果。情況最嚴重的可能要算廣西。由於虛報產量，徵購過多，1955年廣西餓死的人數以千計。尤其平樂地區的平樂、荔蒲、橫縣3個縣，發生大規模餓死人、浮腫病等嚴重事件。據統計，1957年6月國務院52次全體會議，監察部部長錢瑛作《關於1956年廣西省因災荒餓死人事件的檢查報告》。同時，國務院作出《關於廣西省1956年因災餓死人問題給有關失職人員處分的決定》，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和省委書記郝中士、肖一舟撤銷黨內外職務，3人均調離廣西。同時，分別給平樂地委、專署和平樂、荔蒲、橫縣三縣縣委、縣政府有關失職人員撤職留黨察看、記過、嚴重警告等處分。有的幹部不服，認為餓死人是統購統銷造成的。說這些話的幹部被開除黨籍。 三、「大躍進」前糧食就很緊張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國糧食工作會議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開，會議由陳雲、李先念主持。這是1957年的第二次糧食會議。不當家不知柴米貴。這兩位主管糧食的最高領導人深受糧食緊張之累。陳雲首先在會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億斤庫存。虧得四川調入了50多億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國可供調撥的糧食極少，已經發生了調度不靈的情況。如果再遇到一個災荒就不行了。現在看來，國家的糧食庫存，要能夠應付兩個災年才行。我們能夠對付兩個災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穩定的。 兩個災年需要多少庫存呢？這次會上分析，國家應付一個災年需要430億-450億斤庫存，應付兩個災年需要480億-500億斤庫存，最好能有600億斤庫存。 李先念在這個會上介紹了1956-1957年度糧食收支情況。這個年度計劃徵購801億斤，實際徵購了833億斤，實際徵購數比上一年度的860億斤減少了27億斤，因為這一年災害較大。在糧食支出方面，銷售計劃是743億斤，實際銷售833億斤。比計劃多銷了90億斤。 比上一年實際銷售多出了132億斤。多銷了糧食是因為災年。另兩項支出是出口和軍糧。出口計劃是48億斤（包括大豆），實際出口43.76億斤，軍糧計劃是23億斤，實際是17.2億斤。以上三項支出總共為894億斤，比收入（即徵購）多出了61億斤，只好挖庫存填平。去年6月底庫存為427億斤，今年6月底庫存減少到366億斤，連一個災年都應付不了。庫存再不能減少了。 李先念說，現在城鎮人口逐年增加，今後城鎮的糧食供應每年大約要增加二三十億斤，即每年銷量要增加6%左右。怎麼辦？一要堅持「三定」（即一級一級政府向下定產量，定收購數，定銷量）為基礎；二要增產增購；三要堅持統一調度；四要堅持先公後私；五要嚴格控制銷量；六要加強政治工作。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六條歸結起來就是一條：加強政府對糧食的控制，多徵購，少銷售。  當時全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陳雲在8月31日的講話中說，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和糧食購銷工作結合起來，用社會主義教育推動糧食收購工作。乘著社會主義教育和年景較好的機會，應當多收一點糧食。陳雲傳達毛主席的話說，正常年景糧食徵購不得少於850億斤。 這次會議初步認定1957-1958年度糧食徵購計劃為856.32億斤（貿易糧），銷售計劃為757.20億斤，財政供應糧食（即軍糧）18億斤，出口36億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億斤補進庫存。1斤貿易糧大約相當於1.15斤到1.2斤原糧（這個折算範圍依原糧質量好壞而定）。國家徵購的都是貿易糧，而給農民的口糧都以原糧計算。社會主義教育實際就是批判資本主義，把大批判和糧食徵購結合起來，強化了徵收過程的暴力性。 但是，糧食會議上定的計劃遇到各省的抵制。經過中央和地方反覆討價還價，在1957年9月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國家對糧食徵購計劃減少到852億斤，銷售提高到767億斤，再加上出口和軍糧支出，庫存只能增加31億斤。陳雲在會上說，據農業部估計，1957年全國糧食產量可達3685億-3700億斤，比上一年增產35億-50億斤。從中央到省到專、縣，層層下達季度、月度統購統銷指標，專、縣兩級只能執行，不能改變指標。省里可以改變指標，即對中央下達的徵購指標稍加提高，對中央下達的銷售指標稍加壓縮，為省里留下一定的調劑餘地，省里改變指標可以先斬後奏。又經過和各省領導人的討價還價，原來的852億斤的徵購指標還是不能落實，減為847億斤。李先念根據毛主席「壓縮銷量」的指示，將銷量由原來的767億斤，減為748億斤。軍糧18億斤和出口36億斤不變。中央與地方的這一輪博弈，中央取勝：中央庫存增加計劃由原來的31億斤增加到45億斤。 中央這樣堅決地壓縮銷量、確保庫存增加45億斤，是迫於形勢的壓力。1956-1957年度，糧食收入（即徵購）只超過計劃19.2億斤，而銷售卻超過計劃77億斤，使得出口計劃沒有完成。國家庫存減少過多。  進入1958年，糧食購銷形勢使中央政府更加焦慮。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做好糧食購銷工作的指示》（中發[58]104），這個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任務相當艱巨，現在個別地方有些農民開始鬧糧，其中有些是真缺糧，有些是假缺糧。中央要求銷售糧食力爭不要突破計劃，收購糧力爭超額完成任務。在這期間，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年度最後的實際結果是，徵購920.11億斤，銷售842.09億斤。徵購比計劃增多，銷售比計劃減少。在博奕中還是中央佔優勢。 表22-4  「大躍進」以前糧食產量和徵購情況（單位：億斤） 表格22-4 統購統銷以後，徵購糧食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比實行統購統銷以前提高了10個百分點左右。從表22-4中可以看出，1954-1955年度徵購比重最大，多收了70億斤糧食，後兩個年度的徵收數不得不下降。由於每年征了「過頭糧」，不得不再返銷給農村。每年銷給農村的糧食高達40%以上。這些糧食在城鄉之間往返運輸，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儘管浪費，國家先把糧食抓到手比較穩妥，「過頭糧」還是年年征。返銷給農民的糧食比「過頭糧」要少。 表22-5  「大躍進」前返銷回農村的糧食數（單位：億斤） 表格22-5 在「大躍進」以前，在糧食十分緊張的情況下，每年有40多億斤糧食出口，用於換取外匯進口設備。這些糧食都是從農民的牙縫裡擠出來的。 表22-6  「大躍進」以前糧食出口情況（單位：億斤） 表格22-6 1957年，在糧食徵購中國家和農民間多年的「頂牛」現象有所發展。各地要求提高農村用糧標準的呼聲很高，有的地方發生農民集體搶糧，不少地方出現成群逃荒，耕牛瘦弱病死。冀、魯、豫、皖、蘇（北）五省「頂牛」現象最為尖銳。城市反右派鬥爭，農村也開展「大辯論」。農村「大辯論」的主題是「明辨糧食問題上的大是大非」。例如，湘西兩個地區的「糧食統購統銷問題辯論要點」是：一，糧食統購統銷好不好？要不要？二，口糧標準低不低？國家是不是卡農民？三，糧食統購統銷任務要不要完成？增產應不應該增購？四、計劃用糧和節約用糧能不能做到？通過大辯論，益陽超額完成了早稻、中稻徵購任務。 明為辯論，實際是為徵購糧食施加政治壓力。對上述辯論題目誰要作出與政府意見不一的回答，誰就要成為被「辯論」的對象。當時中央和地方報紙上發表大量的文章和新聞報道。例如：《統購統銷好得很――駁右派分子》，《反對統購統銷就是反對社會主義》。 輿論工具告訴農民：再「頂牛」就有當右派的危險。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