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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9 月 5 日
加萨（Gaza）最大医院“西法医院”（Al-Shifa hospital）大门口，看得到多辆战车集结，俨然成为以色列与哈玛斯基战的最前线。以色列指控哈玛斯武装分子藏身于医院下方的地道，但哈玛斯否认指控。欧盟谴责哈马斯在加沙医院把平民当作人体盾牌。 加萨最大医院燃料耗尽 停止运作 据法新社报导，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玛斯（Hamas）掌控的加萨走廊（Gaza Strip）卫生部13日表示，由于燃料耗尽，西法医院（Al-Shifa Hospital）已停止韵做的死亡人数从上周末以来已增加到34人，包含27位成年重症病患及7名婴儿。 除了西法医院停止运作，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表示，该地区第二大医院圣城医院也停止服务，工作人员在药品、食物和水很少的情况下，艰难地照顾在那里的人。每天都有更多的伤亡患者，但加沙地区一半的医院现已停止运转，可容纳伤员之处越来越少。 加萨走廊的哈玛斯政府声称，以色列与哈玛斯武装分子持续超过5周的战斗后，加萨走廊的死亡人数在今天达到1万1240人。 他们还提到，死者当中有4630位孩童和3130名妇女，另外约有2万9000人受伤。 以色列：哈玛斯在医院藏匿武器地道 以色列军方在13日释出影片和照片，内容显示据称是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玛斯（Hamas）存放在加萨一间儿童医院地下室的武器，并表示现场似乎有人质遭到扣押。 据中央社报导，以色列国防军（IDF）发言人哈加里（Daniel Hagari）表示，军方在兰蒂西医院（Rantissi Hospital）的地下室发现一个指挥中心，内有哈玛斯战士存放的武器，当中包括手榴弹、自杀炸弹背心及其他爆裂物。兰蒂西医院是一间专门治疗癌症患者的儿科医院。 他在透过电视转播的简报中说：“我们还发现哈玛斯在当地扣押人质的迹象，目前正对此进行调查，但有情报可以验证此事。” 哈玛斯没有立即针对以色列的最新声明发表评论。 以色列防长：哈玛斯失去对加萨掌控 路透社报道称，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Yoav Gallant）13日表示，统治加萨走廊（Gaza Strip）长达16年的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玛斯（Hamas），已经失去对于当地的掌控。 葛朗特指出：“恐怖分子正往南方逃去，平民正在劫掠哈玛斯的基地。”但他没有提供证据佐证此番说法。 以色列各大电视台播放的画面中，葛朗特还说：“他们不再对（哈玛斯）政府有信心了。” 欧盟谴责哈马斯 据美国之音报导，欧盟联合谴责哈马斯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中利用医院和平民作为“人体盾牌”，欧盟外交事务主管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同时敦促以色列“在指定攻击目标时保持最大克制，以避免人员伤亡”。 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发表声明，称“欧盟谴责哈马斯利用医院和平民作为人体盾牌”。这显示了欧盟的团结。 欧盟各国外长在会议上再次“呼吁哈马斯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准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接触人质至关重要”。
来自智库Civitas的报告称，获得罗素大学集团奖学金的中国学生在进入英国之前都要接受中共“意识形态培训”。 据《每日电讯报》报导，Civitas发现，根据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SC）提供的一项奖学金计画，超过600名中国公民正在英国大学学习，该计画要求中国官员“审查申请人的政治倾向”，并在出国前对其进行思想、政治和爱国主义教育。 CSC由中国教育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立，该机构向英国大学提供的奖学金部分由英国纳税人资助。 Civitas获得的中国文件称，不严格遵守意识形态指令或损害中国利益的学生会被CSC除名并被送回中国。 一份CSC章程指出，国内招生单位必须“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有问题的不选”，学生必须接受政治、思想和爱国主义等“行前教育” 与该计画相关的另一份文件称，成功申请者应“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为国家战略服务”。 报告作者克拉克(Robert Clark)表示：“CSC在英国校园的存在引发了严重的国家安全担忧，同时危及到中国学生在海外表达政治观点的自由，使他们及其家人处于危险之中。” 研究人员表示，鉴于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这些合作应被视为一种安全风险。该战略旨在通过武力统一台湾，称霸世界。 罗素大学集团发言人表示：“国际合作和教育出口促进了科技研发并带来可观的收入，这些收入被再投资于国内优质教学。每位想要在敏感领域攻读更高学位的中国申请人在来英国之前都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化安全审核。我们会与政府密切合作，维护国家安全。” 一位英国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UK）发言人表示：“大学开展的任何国际合作项目都必须遵守严格的法规，并通过政府的批准。涉及资金的合作都将经过严格的尽职调查，并且应接受定期审查。” 中国仍然是英国的重要合作伙伴，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不过，德国知名的埃朗根-纽伦堡大学今年早些时候宣布，为了“降低工业间谍活动带来的风险”，他们决定暂停与CSC的合作关系。
研究发现，英国大学接受了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的高风险机构高达5,070万英镑的捐款。研究数据涵盖2017年至2022/23学年，由47所大学提供。 据《每日邮报》报导，这些高风险机构涉及中国军方的核弹、高超音速飞弹、隐形战机、间谍卫星和人工智慧研发。包括牛津大、剑桥在内的英国知名大学接受了大量此类捐款，占英国大学自2017年以来从中国收到的1.56亿英镑款项的三分之一。 保守党议员西利（Bob Seely）表示：“这再次表明需要紧急重新评估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让一个潜在的敌对国家通过我们的大学获得尖端技术涉及到诸多道德和安全问题。” 为智库‘公民社会研究所’（Civitas）编写这项研究报告的克拉克(Robert Clark)表示：“大学继续与危险的中国军事研发机构合作，不仅威胁到我们的校园，也是英国战略协调上的一大败笔。” 向英国大学提供现金的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因其军方背景受到美国制裁，也被禁止向英国供应设备。 四川大学向牛津提供了超过180万英镑的“生物医学合作”资金，它是中国主要的核弹头研究机构，还涉嫌参与网路间谍活动。 另外，中国最大的精确制导导弹供应商北京航天控制装置研究所也向剑桥捐赠了132,317英镑。 牛津大学发言人表示：“我们认真对待学术安全，并与政府机构和立法部门密切合作。我们的许多海外合作项目都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非常依赖国际参与。” 剑桥大学表示：“我们的所有资助和合作研究项目都通过了政府的出口管制评估，我们还与政府的谘询团队合作，定期听取他们的建议。”
据报导，威廉王子希望通过将年度“地球挑战奖”（Earthshot）授予中国来缓解两国紧张关系。 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导，已获封威尔士亲王的威廉王子将访问中国，以期改变这个全球最大污染国的环境政策。 尽管他的父亲查尔斯国王对北京没有好感，并且从未访问过中国大陆，但威廉认为“在考虑为地球的未来而战时，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 11月7日，威廉在新加坡出席了他的第三届年度“地球挑战奖”颁奖典礼，该颁奖典礼旨在表彰“修复”地球的解决方案。在女演员沃丁汉姆(Hannah Waddingham)和演员兼制片人布朗(Sterling KBrown)共同主持的颁奖典礼上，五位获奖者每人获得了100万英镑的捐赠。 他在发表讲话时表示：“去年是全球气候发生巨大变化、人类面临更大挑战的一年，日益加重的气候危机让很多人感到失望，然而，正如今晚所看到的，我们的希望仍在。” 接下来的两个Earthshot奖项将在非洲和南美洲颁发。中国和印度有望成为之后的获奖国。肯辛顿宫表示，威廉王子“希望让Earthshot升级为全球化奖项”。 一位王室消息人士告诉《星期日泰晤士报》：“威廉王子认为，在气候和环保方面，亚洲至关重要，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和新兴经济体，必须与这两个国家保持接触。” 近年来英中关系持续恶化，中国因侵犯新疆维族穆斯林人权及大肆从事间谍和网路攻击活动而让西方警觉，对台湾的强硬立场加剧了中国与西方的紧张关系。 早在2005年，当时的查尔斯王子就在日记中将中共领导人描述为“令人震惊的老蜡像”。他还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关系密切，达赖喇嘛称他们是“最好的朋友”。2012年，他被媒体拍到与达赖喇嘛牵手大笑。 此前，首相苏纳克(Rishi Sunak)在5月份的七国集团峰会上警告说，中国对全球安全与繁荣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副首相道登(Oliver Dowden)也于7月表示，中国是英国经济安全的“最大威胁”。 在2015年习近平访问英国期间，查尔斯王子在克拉伦斯宫接待了习和他的妻子，但没有出席随后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国宴。 一个月之后威廉王子访问了中国。他在会见习近平时，谴责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是“一种恶性犯罪”。两年后，中国禁止了这种贸易。 中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空气污染每年导致约两百万人死亡。去年中国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的29%。相比之下，美国为11%，英国为0.8%。 中国今年批准了52吉瓦的新增煤电项目，习近平承诺到2030年达到峰值排放，并于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 中国已在水力发电、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数十亿美元，同时还生产了全球57%的电动汽车。
（接上期）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是： 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这实际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庐山会议以来，在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斗争中，已开始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大量地揭露出来，请你们认真注意，彻底加以批判。 这个文件不仅把1959年春夏的一些纠偏措施全部否定，还说成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在城市反右倾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共中央还多次批示、转发各地的斗争经验，说“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线路也是不可能的。” 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1958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都说成是“右倾”造成的。中共四川省绵阳地委的一篇报告中说：“绵竹县兴隆公社是全县土地最肥沃、水利条件最好的米麦之乡，但是在以党委书记丁仁发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害下，粮食竟减产30.8%，生猪减少51%，耕牛死亡12%，社员出勤率只有50%。又如青川县苏河公社，因为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田地荒芜，连年减产，疾病流行….”报告说，反右倾运动就是要“给铁打的人民公社再包一层钢，给大跃进的车子再加足油！”这样以左反左，后果越来越严重。 在这场斗争中有多少人受到批判？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 显然，这个数字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全部。 1962年5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甄别平反时说：“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譬如河南40万，实际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数总有几千万。” 反右倾斗争使几千万人受到影响。1957年反右派斗争，封住了知识分子的嘴；庐山会议封住了高级干部的嘴；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从此以后，中国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国只有一声音，就是毛泽东的声音。不管他说什么，都是“最高指示”。对他说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发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反右倾斗争是和保卫“三面红旗”结合在一起的，因1959年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这更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因此，1959年继续饿死人，1960年出现了饿死人的高峰，1961年饥饿死亡的情况还在继续。这时毛泽东才说： 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纪要、上海会议十八条的精神，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要搞到连队，地方不要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有一点悔过之意，但他对错误的认识多么肤浅！ 第二十二章 粮食问题 要研究中国的大饥荒，必须研究中国的粮食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粮食短缺就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用国家的行政力量加速推行工业化，增加了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减少了粮食的供给。粮食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资源都在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对极为短缺的粮食，中央政府对其生产和分配实行直接管理。控制越严密，粮食越短缺；粮食越短缺，控制更加严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粮食战争”：这种“战争”每年一次，到1959年以后，天天、月月都有。这是政府和农民的战争，是工业和农业的战争，是城市和农村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伤亡的大多是农民。被国家机器严密控制了的农民是弱者。为了粮食，农民成了政府无限压榨的对象。政府一感到粮食紧张，“征购任务必须完成”这句号令，就会迅速被政权机器物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层层放大，到农民那里就成了巨大的灾难。 1958年以后的大饥荒，是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制度背景下出现的。统购统销，消灭了粮食市场，扼杀了使粮食增加产量的市场动力；统购统销，剥夺了农民取得食物的权利，每一餐饭都仰仗政府供应。集体经济，又剥夺了农民通过个人的加倍劳动，生产食物的权利。统购统销和集体经济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饥荒是计划经济制度的必然。 一、统购统销以前的粮食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城镇总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增加到1954年的8249万，5年增长了43%。 而粮食部统计的1953年城镇人口为9182万，这是从粮食供应的角度统计的，比国家统计局从户籍统计的数字多一些。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国家对粮食的征收和统购数由1950年的355亿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亿斤，三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中央14个直辖市（京、津、沈、旅大、抚顺、鞍山、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的粮食销售量，以1950年为100，1951年为147，1952年为228，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 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6月30日，国库存粮由145亿斤减少到105亿斤，特别是各大城市粮食库存大幅度减少。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继续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1953年6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加上土地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是逐年增加的，粮食产量以1949年为100，则1950年为117，1951年为128，1952年为145，1953年稍高于1952年，1953年粮食产量已超过战前最高年度的10%。但是，国家征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国家征购的增长又赶不上城市对粮食需求的增长。1953年，需要国家供应的商品粮的人口为24788万人，需要商品粮总数为659亿斤。详见表22-1，此外还有军粮和出口粮食。国家征购粮食721亿斤，和1952年相比，产量只增加1.44%，而征购数量却提高了20.1%。 表22-1 1953年城乡需要商品粮供应的人口和数量（贸易粮） 表格22-1 表22-2可以反映出国家征购数食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粮食（农业税-即征收加上收购），1950年占产量的13.45%，1953年增加到21.77%。这是统购统销以前的数，我们将会看到，在以后的年代，这个比重将会大度提高。 表22-2 1950-1953年全国粮食征购与产量的比较（单位：亿斤） 表格22-2 当时粮食紧张，除了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增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沿海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据交通大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从1922年到1930年平均每年进口洋麦2516956担，上海面粉工业所用的洋麦占其面粉产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个半月用洋麦作原料。自1931年以后，洋麦入口激增，低价倾销我国。上海进口洋麦数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个月中有10个月用洋麦作原料。 1949年以后，停止了洋麦进口，还有少量粮食出口。粮食部长章乃器1954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自豪地说：“我们扭转了50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 为了搞好粮食平衡，1952年成立粮食部。像财政部收钱、保证财政收支平衡一样，粮食部收粮，保证粮食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手段就是尽可能多收，尽可能少卖。在统购统销之前，粮食部和粮食商人争粮，统购统销以后，粮食部就和农民争粮。粮食部按月、按季分析粮食收购和销售情况。粮食部成立之初，还没有进行城乡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搞统购统销，还有粮商，有粮食自由市场。因此，国家必须和私商争粮。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1952年度为61：39，1952-1953年度为56：44。当时估算，1953-1954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以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243亿斤）。光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 章乃器在上述发言中认为：“我国粮食问题的本质，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道路与农民自发势力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名党外人士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这一看法，显然是代表了当时权力主流的看法。这种看法表明，统购统销和农业集体化是计划经济的需要，这势必加剧政府对农民的压榨。 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基本没吃饱过 面对粮食短缺的尖锐矛盾，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因病在外地休息，由薄一波主持工作。此时，各城市粮食进一步紧张，此时陈云顾不得养病，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8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1981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 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力，把全部粮食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农民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所需要的粮食全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全国城镇5000多万个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在市面上没有国家的粮票买不到一口吃的。这种作法当然会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1953年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在专制制度下，剥夺和保障是并存的。中央政权剥夺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但给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从陈云肩担两个“炸药包”的体验可以看到，一个政权想为其被统治者提供必要的保障是非常困难的。政权不是万能的，“一家包天下，天下靠一家”是很难很难的。所有的国家主义者都轻视了这种困难。 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除国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做粮食买卖。农民的粮食只能卖给国家，不能卖给他人。《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1亿万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农业集体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 在统购统销中，国家规定了城镇人口每月的粮食定量。各省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余地，在国务院规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粮食定量略低于国家的定量。 表22-3 1956年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单位：市斤） 表格22-3 今天看来，城镇这个定量并不低。但当年副食供应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粮食是人们热量的主要来源。虽然城镇居民总是感到饥肠辘辘，但对农民来说，这种有保证的粮食定量是一种求之不得的特权。 统购统销是1953年12月实行的。在农村的口号是，把余粮卖给国家。实际上，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征购任务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农民卖掉的不是余粮，而是被强制性地把口粮、饲料和种子也卖掉了。 1954年9月，粮食部长章乃器在上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中说，1953年7月-1954年6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长说粮食库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51%，这是事实的一面。但是，还有事实的另一面，即由于粮食需求增加，使库存逐日减少。当时，粮食部和中央财经办公室提供了1954年全国粮食库存减少的数据： 4月6日库存为477.93亿斤； 4月9日库存为469.61亿斤； 4月12日库存为465.79亿斤； 4月15日库存为456.52亿斤； 4月19日库存为446.42亿斤； 4月23日库存为434.50亿斤； 4月28日库存为422.81亿斤； 4月30日库存为416.56亿斤； 5月6日库存为400.54亿斤； 5月10日库存为389.43亿斤； 5月13日库存为378.96亿斤； 5月17日库存为370.20亿斤； 5月20日库存为360.77亿斤； 5月24日库存为352.84亿斤； 5月27日库存为346.02亿斤； 6月10日库存为317.38亿斤； 6月22日库存为301.98亿斤； 6月30日库存为298.92亿斤。 中央财经办公室和粮食部紧锣密鼓地向中央提出这样一组数字，有如一次次警报，可见当时主管粮食的干部们心情之急。国家领导人眼看着全国粮食库存从477.93亿斤逐日降到298.92亿斤，心里也一定无比焦急。这种焦急的心情将转化为加强对粮食的统购力度，转化为统购指标的提高。 第二年，统购任务进一步提高，1954年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给粮食部的计划是：征收309.8亿斤，收购569.73亿斤（指标分配到各大区）。二者合计879.53亿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1.98%， ，而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灾。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湖北省浠水县农村，那时由于打场后粮食全部被强迫卖给国家了，秋收后一个多月，农民就没有吃的。这时乡政府不得不再开供应粮食的条子，农民拿着条子去买粮食。每到星期天，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到三里以外的乡政府去排长队开条子，每次只开五斤到十斤。我们拿着这宝贵的条子再到五里以外的粮库去排队买粮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来，我的家乡还算幸运的。为了完成过高的征购任务，有的地方，对没有完成征购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有关文献记载：“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 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逐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5年2月2日《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反映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一，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四、对党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众性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9个县统计，共有570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 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共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顶牛，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村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上面批资本主义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 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俱，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 在统购统销初期，出现了大量的反抗和严厉惩罚。湖南常德地委作出的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 云南在统购统销实行初期，发生过批斗农民，导致多起死人事件，也发生过暴力抗拒。 四川省德昌县在1954年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25次，判决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 。1953年四川石柱县法院与公安局组成“保卫收购办公室”召开公判大会9次，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 1954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16人被处决，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 大量的农民反抗事例表明，农村粮食的确紧张。粮食部门怎样看农村粮食紧张呢？1955年粮食部为李先念副总理起草的报告 中是这样说的： 有人认为，今年春季，我国农村粮食情况的某些紧张，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购的粮食过多了。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两年来粮食统购数量我认为没有超过农民可能的限度。我们供应给农村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还要我们多销，那是说不过去的。”报告列举了地主、富农闹粮的例子后接着说：“农民叫喊缺粮食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粮食部门这种与事实不符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上面都当成是自发势力的叫喊，而当时认为农民中间的“自发势力”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甚至当作反革命煽动的结果。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据统计，1957年6月国务院52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人均调离广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有的干部不服，认为饿死人是统购统销造成的。说这些话的干部被开除党籍。 三、“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由陈云、李先念主持。这是1957年的第二次粮食会议。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两位主管粮食的最高领导人深受粮食紧张之累。陈云首先在会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亿斤库存。亏得四川调入了50多亿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极少，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再遇到一个灾荒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才行。我们能够对付两个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稳定的。 两个灾年需要多少库存呢？这次会上分析，国家应付一个灾年需要430亿-450亿斤库存，应付两个灾年需要480亿-500亿斤库存，最好能有600亿斤库存。 李先念在这个会上介绍了1956-1957年度粮食收支情况。这个年度计划征购801亿斤，实际征购了833亿斤，实际征购数比上一年度的860亿斤减少了27亿斤，因为这一年灾害较大。在粮食支出方面，销售计划是743亿斤，实际销售833亿斤。比计划多销了90亿斤。 比上一年实际销售多出了132亿斤。多销了粮食是因为灾年。另两项支出是出口和军粮。出口计划是48亿斤（包括大豆），实际出口43.76亿斤，军粮计划是23亿斤，实际是17.2亿斤。以上三项支出总共为894亿斤，比收入（即征购）多出了61亿斤，只好挖库存填平。去年6月底库存为427亿斤，今年6月底库存减少到366亿斤，连一个灾年都应付不了。库存再不能减少了。 李先念说，现在城镇人口逐年增加，今后城镇的粮食供应每年大约要增加二三十亿斤，即每年销量要增加6%左右。怎么办？一要坚持“三定”（即一级一级政府向下定产量，定收购数，定销量）为基础；二要增产增购；三要坚持统一调度；四要坚持先公后私；五要严格控制销量；六要加强政治工作。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六条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加强政府对粮食的控制，多征购，少销售。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陈云在8月31日的讲话中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乘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年景较好的机会，应当多收一点粮食。陈云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正常年景粮食征购不得少于850亿斤。 这次会议初步认定1957-1958年度粮食征购计划为856.32亿斤（贸易粮），销售计划为757.20亿斤，财政供应粮食（即军粮）18亿斤，出口36亿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亿斤补进库存。1斤贸易粮大约相当于1.15斤到1.2斤原粮（这个折算范围依原粮质量好坏而定）。国家征购的都是贸易粮，而给农民的口粮都以原粮计算。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但是，粮食会议上定的计划遇到各省的抵制。经过中央和地方反复讨价还价，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对粮食征购计划减少到852亿斤，销售提高到767亿斤，再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能增加31亿斤。陈云在会上说，据农业部估计，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3685亿-3700亿斤，比上一年增产35亿-50亿斤。从中央到省到专、县，层层下达季度、月度统购统销指标，专、县两级只能执行，不能改变指标。省里可以改变指标，即对中央下达的征购指标稍加提高，对中央下达的销售指标稍加压缩，为省里留下一定的调剂余地，省里改变指标可以先斩后奏。又经过和各省领导人的讨价还价，原来的852亿斤的征购指标还是不能落实，减为847亿斤。李先念根据毛主席“压缩销量”的指示，将销量由原来的767亿斤，减为748亿斤。军粮18亿斤和出口36亿斤不变。中央与地方的这一轮博弈，中央取胜：中央库存增加计划由原来的31亿斤增加到45亿斤。 中央这样坚决地压缩销量、确保库存增加45亿斤，是迫于形势的压力。1956-1957年度，粮食收入（即征购）只超过计划19.2亿斤，而销售却超过计划77亿斤，使得出口计划没有完成。国家库存减少过多。 进入1958年，粮食购销形势使中央政府更加焦虑。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中发[58]104），这个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相当艰巨，现在个别地方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在这期间，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年度最后的实际结果是，征购920.11亿斤，销售842.09亿斤。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在博奕中还是中央占优势。 表22-4 “大跃进”以前粮食产量和征购情况（单位：亿斤） 表格22-4 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以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从表22-4中可以看出，1954-1955年度征购比重最大，多收了70亿斤粮食，后两个年度的征收数不得不下降。由于每年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销给农村的粮食高达40%以上。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国家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表22-5 “大跃进”前返销回农村的粮食数（单位：亿斤） 表格22-5 在“大跃进”以前，在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每年有40多亿斤粮食出口，用于换取外汇进口设备。这些粮食都是从农民的牙缝里挤出来的。 表22-6 “大跃进”以前粮食出口情况（单位：亿斤） 表格22-6 1957年，在粮食征购中国家和农民间多年的“顶牛”现象有所发展。各地要求提高农村用粮标准的呼声很高，有的地方发生农民集体抢粮，不少地方出现成群逃荒，耕牛瘦弱病死。冀、鲁、豫、皖、苏（北）五省“顶牛”现象最为尖锐。城市反右派斗争，农村也开展“大辩论”。农村“大辩论”的主题是“明辨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例如，湘西两个地区的“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辩论要点”是：一，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要不要？二，口粮标准低不低？国家是不是卡农民？三，粮食统购统销任务要不要完成？增产应不应该增购？四、计划用粮和节约用粮能不能做到？通过大辩论，益阳超额完成了早稻、中稻征购任务。 明为辩论，实际是为征购粮食施加政治压力。对上述辩论题目谁要作出与政府意见不一的回答，谁就要成为被“辩论”的对象。当时中央和地方报纸上发表大量的文章和新闻报道。例如：《统购统销好得很――驳右派分子》，《反对统购统销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舆论工具告诉农民：再“顶牛”就有当右派的危险。 （未完待续）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火引发的舆论战愈演愈烈，美国国会议员再次呼吁全面禁用抖音海外版TikTok，理由是中国公司出品的这款视频分享应用的算法可能助长了反以色列内容的传播，影响着美国年轻一代对以哈战争的看法。他们指责北京可能是美国社会中反犹信息泛滥的幕后推手。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年轻世代借由TikTok表达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不应成为禁用TikTok的理由。 美国议员再呼吁禁用TikTok 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11月7日致函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Hawley），敦促行政当局将包括TikTok在内的所有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在美国市场推出的应用程序（app）下架。 霍利在信中说，TikTok具备“彻底扭曲”美国年轻人世界观的能力，美国年轻一代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上所表达的意见正在验证这一点。 以色列为回应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无辜平民发动大规模袭击，对加沙地区进行的清剿哈马斯的行动，国际社交媒体上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舆论声援陷入两极化。 但是，在美国年轻人中，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似乎已经成为主流意见。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Harvard CAPS）与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10月20日公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在年龄在18到24岁的群体中，超半数(5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因为巴勒斯坦人处于不幸境遇，哈马斯杀害1200多名（联合国的最新数据显示，约1400名以色列人被杀害）以色列平民是正当的，49%的受访者认为哈马斯的行为不当。与之相比，美国公众的总体意见中，只有24%的民众认为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的杀戮是正当的。 这份调查是在10月18日至19日做出的。参议员霍利的信函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这种差异可以归因于TikTok上普遍存在的反以色列内容”。霍利进一步强调：“至关重要的是，这种差异符合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偏好。” 此前，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众议员也在网络媒体The Free Press撰文，发出类似的呼吁。加拉格尔在文章中说：“中共可以通过调整TikTok算法审查信息，并在各种问题上影响所有年龄段的美国人。它可以决定他们对事件真相的认知，以及他们从国际时事中得出的结论。” TikTok是否充斥反犹信息？ 美国国会议员此番借由TikTok在以哈冲突问题上的信息传播不对称，再次发出禁止TikTok呼吁，起源于科技产业风险投资家、Tinder公司前产品部副总裁小杰夫·莫里斯（Jeff Morris Jr）10月26日在X平台上发表的一长串分析。 莫里斯在分析中说，TikTok上有关支持巴勒斯坦的主题标签（hashtag）浏览量高达30亿，相比之下，支持以色列的主题标签浏览量只有2亿。 他说，由于目前TikTok上的舆论非常反以色列，TikTok的内容激励机制鼓励支持这种舆论导向的创作，因为制作反以色列的视频有助于创作者增加他们的订阅量。 一些犹太裔视频创作者的体验似乎印证了莫里斯对TikTok上反犹内容泛滥的数据分析结论。40多名犹太裔文化界名人和TikTok创作者11月1日发表公开信，呼吁TikTok处理该平台上的反犹言论和威胁言辞。他们还呼吁TikTok的内容审查应该做到公平化。 公开信说，TikTok的算法鼓励暴力言辞，同时压制犹太裔创作者的内容推广。信中说，犹太裔创作者在TikTok关于以色列平民所受暴行的内容往往立刻遭到删除，创作者受到反犹太主义言论的轰炸。他们说，TikTok的分析数据显示，一些知名的犹太创作者在发布有关以色列的视频时，在粉丝中的参与度（engagement）竟不到1%。 TikTok否认推送反犹内容，专家称站不住脚 哈马斯被美国政府列为恐怖主义组织。根据TikTok的安全与文明规则，TikTok禁止“暴力和仇恨组织或个人”出现在该平台上，其中包括暴力极端分子、暴力犯罪组织、暴力政治组织、仇恨组织和从事大规模暴力活动的个人。 截至发稿前，TikTok没有回复美国之音发出的置评请求。但是在11月2日的一份声明中，TikTok美国公司表示，那些指称TikTok向美国用户推广“支持巴勒斯坦”内容多于“支持以色列”内容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TikTok表示，自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删除了冲突地区超过92.5万个违反TikTok有关暴力、仇恨言论、错误信息和恐怖主义的规定的视频，其中包括宣传哈马斯的内容。但TikTok没有说明支持哈马斯内容占所有被删视频的比重。 TikTok辩称，自10月7日以来，在美国市场，“与以色列站在一起”（#standwithisrael）主题标签的浏览量是“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标签（#standwithpalestine）的1.5倍：浏览量分别为4630万和2940万。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TikTok这样对比两个标签是在误导公众，因为这一标签选取的是支持巴勒斯坦人一方浏览量较小的一个主题标签与支持以色列一方最多的主题标签。 数据分析平台Kaggle共同创建人和前CEO安东尼·歌德布卢姆（Anthony Goldbloom）是指出TikTok避重就轻的分析人士之一。他与美国之音分享的的一组数据显示，TikTok上有关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最热门的主题标签并非“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实际上是“自由巴勒斯坦”（#freepalestine）；支持以色列最热门的标签是“与以色列站在一起”（#standwithisrael）。数据显示，在过去30天，前者在美国18至24岁用户中的浏览量为4.47亿次，后者仅为1650万。 美国大数据研究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的CEO高级顾问雅各布·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对美国之音说：“这种差距显然是完全不正常的，是人为扭曲的结果，可能是算法造成的。” 歌德布卢姆通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说，TikTok有技术能力和实力，让该平台上的有关以哈冲突的讨论更公平。一些做法包括：对有关以哈冲突的视频的事件和地点信息进行验证，在用户大量浏览此类视频时注入主流媒体的报道内容；此外，TikTok还应针对以哈冲突专门训练能识别特定仇恨言论的数据模型，并对可能的仇恨信息和不实信息加强人工审查。 北京借TikTok在以哈问题上对美国青年政治洗脑？ 专家说，TikTok等社媒平台都是依照其各自目的去决定推广哪些内容、压制哪些内容。赫尔伯格说，TikTok的算法正在主动地向美国年轻人推广支持巴勒斯坦人和支持哈马斯的内容。 赫尔伯格是美国跨党派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的委员。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正在目睹是，一家中国拥有的公司正在向美国受众推销（美国的）外国对手的审查做法和审查规定。” 他解释说：“每一个社交媒体的信息流，就其核心而言都是排名系统，它决定了什么排名靠前，什么排名靠后，哪些内容被推送给了用户。” 他说，决定内容排名的成千上万的指标被分配了不同的权重。“将所有这些指标组成在一起的公式归根结底，是判断该公司希望如何划分优先级、用户看到什么内容以及公司的目标。” 他说:”在美国，目标很简单，美国公司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广告收入。在中国，现实很简单，法律规定公司具有双重任务，既要赚钱，又要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议程，按中国法律的措辞，就是促进社会主义价值观。” 自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以来，中国政府表面中立，但一直拒绝对哈马斯进行直接谴责，同时放任中国社交媒体上反犹言论的泛滥。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在以哈冲突问题上，中国政府和北京字节跳动公司是否干预了TikTok美国在运营时的审查走向；但在其他议题上，有关中国政府借由字节跳动将审查之手伸到海外的报道屡见不鲜。 英国《卫报》此前报道说，字节跳动公司对TikTok发布过一份审查指南，要求TikTok对天安门、西藏独立和法轮功等议题进行审查。美国国务院今年发布报告说，字节跳动公司试图封锁中国政府的批评者使用该公司的所有平台，封锁对象可能包括中国以外的人士。报告说，截至2020年底，字节跳动定期更新黑名单，名单上的人员可能被屏蔽或限制使用包括TikTok在内的所有字节跳动平台。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中国在以哈冲突中的立场势必影响了TikTok北京母公司的内容审查。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美国哈里斯-斯利沃夫斯基（Harris Sliwoski）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丹·哈里斯（Dan Harris）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只需要做的就是敲开TikTok在北京的大门，提出建议。但现实是，他们甚至不必这么做，因为中国的每一家出版商都知道他们需要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TikTok也是如此。” 穆斯林维权人士：支持巴勒斯坦人不是犯罪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美国年轻一代在以巴问题上往往倾向于同情巴方，而TikTok的美国用户又以年轻人为主，TikTok上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声浪高于对以色列的支持，可能只是反应了年轻用户的普遍意见。 《华盛顿邮报》援引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媒体从业者诺儿·塔格利（Noor Tagouri）的话说，年轻一代并没有被TikTok洗脑。她说：“人们只是在目睹所发生的情况，选择与人性和生命站在一道。” 美国穆斯林维权人士说，美国政客以TikTok纵容反以色列内容为由而建议将其下架，这样的说法是虚伪的。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简称CAIR）副执行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Edward Ahmed Mitchell）对美国之音说，年轻人使用TikTok来了解和表达对巴勒斯坦民众人权的支持，不能用作政客试图禁用TikTok的理由。 米切尔说：“对TikTok与中国的关系感到担忧，这有正当理由。但支持巴勒斯坦的内容出现在Tik Tok上并不是担心或禁止该平台的理由。表达对巴勒斯坦人权的支持并不是犯罪。” 他说：“有许多社交媒体平台实际上压制了支持巴勒斯坦人权的内容。然而，我没有听到任何参议员呼吁禁止这些平台。所以我觉得这太荒谬了。”
美中两国11月10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下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国际社会对拜习会的高度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成为一个次要的节目（a sideshow）。关于这次拜习会，下面是你需要知道的六个关键问题。 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11月10日就拜习会发表声明说，拜登总统将于11月15日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1月10日宣布，“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4日至17日赴美国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应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双方讨论的议题有哪些？ 白宫新闻秘书在声明中表示，“两国领导人将讨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双边关系中的问题、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持续重要性以及一系列地区和全球问题。在他们于2022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上次会议的基础上，两位领导人还将讨论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继续负责任地管理竞争，并在我们的利益一致的领域进行合作，特别是在影响国际社会的跨国挑战方面。”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以及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沟通。” 白宫国安会两位不具名的资深官员在对媒体进行的背景简报会上表示，预计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以及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包括两军之间的沟通。拜登也将提出双方有分歧的议题，包括人权、两岸问题、南中国海、为美国公司与工人提供公平竞争环境、芬太尼、人工智能以及被中国拘留的美国公民等。 他们还将讨论一系列地区和全球问题，包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以及朝鲜问题等。拜登总统将向习近平强调，美国希望中国向伊朗表明，美国“不希望中东的暴力升级或蔓延”，并将明确警告，伊朗如果进行挑衅行动，美国已准备好迅速回应。 美国官员也表示，拜登总统也将与习近平讨论如何在影响国际社会的跨国挑战上进行合作，特别是气候变化、禁毒和全球卫生问题。 为何选在APEC间隙举行拜习会？ 这是美国时隔12年后再次充当APEC峰会的东道主。对美国来说，这个在1989年成立的区域性经济论坛相当重要。该组织的成员国几乎占全球人口的40%，全球贸易的一半，占美国商品出口的60%以上。截至2020年，这些经济体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估计为1.7万亿美元，雇佣了230万美国工人。美国的七个最大贸易伙伴都是APEC成员国。这个高层经济论坛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进其经济政策，促进自由、公平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推动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首要平台。今年峰会关注的优先议题是互联互通、创新和包容性。 选择在这样一个多边论坛举行对美中至关重要的元首峰会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中国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认为，这个会面场所的选择更多地反映了两国关系的一些挑战。首先，APEC会议日程上有一个现成的机会让美中两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而国事访问对于北京和华盛顿来说都过于复杂且具有政治挑战性。 “这更表明，在两国关系的诸多紧张局势中，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间谍气球事件，加上台湾及其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以及其他一些事情，很难想象把国事访问列入日程，”他在11月7日对媒体举行的吹风会上说。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说，由于华盛顿和北京都对这次双边会晤给予高度关注，令一些成员国感到沮丧，认为这次会议本应高度关注亚太经合组织的事情，而它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像是拜习会的一个余兴节目而已。不过他也提到，几乎每一个参加这次会议的成员国都对拜习会得以举行感到松了一口气。 “即使是该地区对中国日益增多的咄咄逼人行为格外担心的国家，仍与中国有着深厚的经济上的内在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更愿意一个稳定的美中关系，而不是一个不稳定的美中关系，”白明说。 白明的同事、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洋(Bonny Lin)也认为，在APEC间隙举行拜习会的好处就是它不是一次国事访问，这样双方也不会期待拜登进行回访。鉴于2024年美国的大选，美中领导人会晤的难度更大。 拜习会前双方为何密集举行“会前会”？ 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以及商务部长雷蒙多近期相继访华后，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事办主任兼外长王毅10月26日访问了华盛顿，为拜习会铺路。除了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举行会谈以外，王毅还在白宫与拜登总统举行了一个小时的会晤。 11月2日，由美国农业部代理副部长哈夫迈斯特和农业部北亚事务高级顾问谢帕德率领的农业代表团抵达北京，展开多年来罕见的一次访问，并在11月5日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媒体称，这是美国首次“以如此豪华的阵容”出席进博会。这也是美国农业部自2016年以来向中国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一个代表团。 11月4日上午，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加州的“阳光之乡”举行会谈，就应对气候危机、加强执行力以及推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2013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在这个庄园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 11月6日，美国负责军控、核查与合规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图尔特与一个跨部门团队与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华盛顿就核军备控制举行了一场“罕见”的对话。这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中官方首次讨论该议题。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11月6日在媒体简报中说，美国国际残障权利特别顾问萨拉·明卡拉（Sara Minkara）和劳工部主管残障人士就业政策的助理部长塔伦·威廉姆斯（Taryn Williams）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举行了会晤，以恢复美中残障事务协调会议，并推动在包容性教育、就业、康复以及发展可及且无障碍的环境方面的残障人士权利。 11月9日-10日，即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召开前夕，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旧金山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为期两天的会晤，以求深化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刚刚恢复不久的经济对话。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金沛雅(Patricia Kim)11月6日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分析了美中双方最近进行密集沟通的原因。 “我认为，这些努力的动机是，双方都认识到，如果不稳定这个关系，没有定期对话，没有更好的沟通渠道，我们很有可能陷入一场军事冲突，无论是在台湾海峡，还是在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在这些地方，中国、美国及美国的合作伙伴都在彼此靠近的地方行动，”她说。 金沛雅还表示，即使不出现战争这种极端的情况，如果美国和中国不能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关系，事实是，许多全球挑战将被忽视，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中东等地区性危机。 中方同意举行拜习会的战术考虑 尽管北京认为美中关系的恶化是由美国一手造成的，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轨迹以及对美国的意图或政策的基本判断也没有发生改变，习近平为什么还是决定举行这次会晤呢？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白明认为，北京主要是出于战术方面的考虑，因为北京希望重点讨论一些问题，并认为这是这样做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第一个他们希望讨论的关键议题就是即将到来的台湾大选。他们可能会特别敦促美国政府和拜登总统在台湾问题上发表一些公开评论，尤其是不支持台独的语言。第二个北京希望重点讨论的就是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限制。北京把这次会晤视为一个尝试改变美国轨迹的机会，或者至少找到阻止美国行动步伐的途径。第三个战术考虑就是经济方面的。 “我们下周将看到中美企业和投资人之间进行一系列的高层接触，试图发出中国正在开门营业的信号，同时也试图向全球商界发出信号，即中国是有吸引力的地方，这从这些公司蜂拥而至与习近平会面并共进晚餐就可以得到证明，”白明说。 拜习会的可能成果 这次拜习会被视为能进一步稳定关系，但双方都不指望看到重置或重新调整关系的前景。 白宫国安会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背景简报会上谈到美方对这次峰会的期待时说：“这里的目标是管理竞争，防止冲突的负面风险，并确保沟通渠道是开放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将带着对我们将要实现的目标的现实期望参加这次会议，但理解这是负责任的事情，我们的伙伴和盟友需要看到这场竞争得到负责任的管理。” 分析人士强调了这次峰会发出的信号的重要性。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将是双方发出一个信号，即领导人致力于将美中关系置于更加稳定和建设性的轨道上。我认为这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像中国这种自上而下的体系中，习主席的言论以及他对美中关系的描述确实为中国的官僚机构定下了基调和方向，”布鲁金斯学会的金沛雅说。 在拜登政府任内出任过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副部长、目前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与高级研究员的科林·卡尔(Colin Kahl)在斯坦福大学与布鲁金斯学会共同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由于世界各国对美中关系恶化感到很焦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举行这次会议本身就是目的。 “我认为，这次会议不会阻止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存在大量竞争和紧张局势的事实。但我认为，世界正在寻找一个信号，表明世界上两个大国致力于建立关系，以便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 所以我认为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要传达的信息，”他说。 在拜登任副总统时担任其国家安全顾问的卡林说，在中东冲突上，他肯定拜登总统会继续敦促习主席限制伊朗及其盟友卷入冲突。他说，美国和中国对这场冲突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但在不使冲突扩展到以色列和加沙以外地区的问题上，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 他不预期两人会在乌克兰问题上有很多公开的信息传递，但他怀疑这将是两位领导人私下谈论的一个话题。拜登会继续向习施压，不要向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提供重大的支持。 乔治城大学杰出大学教授和政府学教授车维德(Victor Cha)认为，两位领导人会就一系列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 “我认为这次会议 — 我的感觉是，这将是一系列相当实质性的对话 — 你知道，将会达成 – 至少在两个方向上迈出一些小步子，即军方危机热线讨论以及毒品问题，”他说。 担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主管的车维德认为，这次会议会产生连锁反应，因为这会让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感觉到，现在的美中关系已经达到了某种平衡，这也会使他们热衷于试图重启与中国的峰会。 如何衡量拜习会成功与否？ 尽管双方对这次峰会取得具体成果没有太高的期望，但白明认为，这次峰会获得成功的定义是在禁毒方面产生一系列切实的成果，一定程度上恢复两军的交流，成立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新工作组，以及在人工智能和高科技问题上建立一些新机制或展开1.5 轨道的对话。 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台湾和中国事务主任以及中国事务高级顾问的林洋希望看到的是恢复2022年8月因当时的众议院议长佩洛希访问台湾而被中国取消的那些军事交流，其中两个尤其重要，一个是国防政策协调对话。这是美国与中国在副助理国防部长级别进行的讨论，这种对话会确定全年的美中两军交流的日程。因此，恢复这种对话对稳定两军关系至关重要。另一个是讨论海上与空中事故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 (MMCA)。 “如果我们至少有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被取消的军事交流活动，那将是一个信号，表明双方可以在防止发生军事事故上进行更多的合作。它还将为我们的操作人员提供与中国人进行沟通的关键渠道，以应对我们认为中国在空中和海上进行的不专业、冒险和胁迫行为所带来的日益增加的风险，”林洋说。 布鲁金斯学会的金沛雅认为，峰会成功与否要看峰会之后的后续行动。 她说：“我认为真正的考验将是，在这次会议之后的数月乃至数年内，这种势头能否保持，或者情况是否会再次散架，是否会出现其他不可避免的危机。显然，随着台湾即将举行选举，我们自己的选举也即将到来，而且当然，两国正在亚太地区近距离运作，两国之间不乏潜在的摩擦点。” 白明认为，如果拜习会得以顺利进行，非常重要的是会议后发表的声明如何对两国关系的挑战以及合作的机会进行界定。在他看来，如果中方在会后所发出的信息或是进行的宣传认为，美中两国仍然有很多一起做的事情，那么这也算是成功的一个定义。 不过，这位专家认为，就像周恩来在回答法国大革命造成了什么影响时所说的那句名言一样，这次峰会成功与否，“现在下结论为时太早”。
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加速对总统拜登展开弹劾调查。众议院政府改革暨监督委员会（Government Reform and Oversight Committee）主席科默（James Comer）周三（8日）首次向拜登及其亲属发出传票，要求他们出席听证会接受质询。 据美联社报导，科默向拜登、拜登之弟詹姆斯（James Biden）、儿子亨特（Hunter Biden），以及亨特的前生意伙伴沃克（Rob Walker）签发传票。同时，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要求录音采访拜登家族其他成员和同事，包括亨特的妻子科恩、拜登长子博拜登的遗孀哈莉，哈莉的长姊塞康迪（Elizabeth Secundy）、詹姆斯的妻子萨拉（Sara Biden），以及亨特的前商业伙伴博布林斯基（Tony Bobulinski）。 众院多数党共和党指控亨特利用父亲拜登担任奥巴马的副总统时期拥有的影响力，以取得不当利益。 科默发表声明指，“政府改革暨监督委员已追踪这些资金，搜集证据纪录揭露拜登如何知情和涉入，且受惠于其家族利用权力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 ” 共和党目前为止虽未能提出任何拜登贪污的确切证据，但该党推动弹劾的动机强烈。一旦众院弹劾拜登，民主党掌控的参院肯定会拒绝予以定罪。 据法新社报导，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Karine Jean-Pierre）指出，众院这项行动是对拜登及其家族的不实抹黑。 亨特的律师洛厄尔（Abbe Lowell）同日致函新任众院议长约翰逊，敦促他介入阻止调查。洛厄尔批评传票是政治噱头。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哈玛迪（Narges Mohammadi）正遭伊朗关押，家属6日说，她已开始狱中绝食，抗议她和其他受刑人能获得的医疗照护受限，以及伊朗女性被迫戴上头巾。 据法新社报导，51岁的穆哈玛迪长期为人权奔走，今年10月因“对抗伊朗女性所受压迫”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但目前被关在德黑兰的伊文监狱（Evin prison）。 家属在声明中说：“穆哈玛迪今天透过发自伊文监狱的讯息告诉家人，她数小时前开始绝食。我们很担心穆哈玛迪的身体状况和健康。”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当地女性在公共场所都必须戴上头巾，但穆哈玛迪无论如何都不愿遵从。 穆哈玛迪有心脏和肺部疾病，但狱方拒绝把她转送到医院接受治疗。 家属说，穆哈玛迪急需出狱接受医治，“她今天绝食是为了抗议两件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拖延及忽视患病受刑人医疗照护的政策…以及强制伊朗女性戴头巾的政策”。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主席赖斯－安德森（Berit Reiss-Andersen）发布声明声援穆哈玛迪，她说：“要女性受刑人必须戴头巾才能住院，这很不人道，在道德上不能接受。” 赖斯－安德森还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呼吁伊朗当局提供一切所需医疗协助给穆哈玛迪和其他女性受刑人。 提倡言论自由的“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也“严正关切”穆哈玛迪的健康状况，还说她“一开始就不该入狱”，呼吁伊朗立即释放她，并紧急送她入院接受治疗。
以哈战争以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11月6日（周一）首次到访土耳其。希望防止冲突扩大，早日解救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早前，布林肯在5日突访伊拉克，此前他完成了对以色列、约旦、塞浦路斯的访问，呼吁向加沙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随着伊朗代理组织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Houthi）的不断介入，为防止局势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一艘俄亥俄级潜舰已抵达其责任范围，加强美军在东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防务，舰艇据悉携带核弹头。 根据美国国防部周一（6日）发布的照片，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佛罗里达号以浮出水面的航行方式过航苏彝士运河，随行还有神盾驱逐舰格雷夫利号。照片说明提到，上述两舰隶属于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准备好回应一系列的突发事件，以支援国家安全方面的优先事宜。佛罗里达号今年主要在欧洲海域部署，4月7日曾经穿越苏彝士运河驶入红海，之后返回地中海、大西洋、挪威海等欧洲海域，8月至9月与挪威军方演习；对上一次被人拍到是10月18日驶离英国苏格兰克莱德海军基地。 CNN报道称，美军此次公开宣布部署核潜艇是对伊朗及其在该地区的代理人发出的明确威慑信息。在这艘并未透露舰名的核潜艇之前，美国已经在中东各地增派了一些海军部队和装备，其中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和一艘两栖攻击舰。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理查德·赫克特对此表示欢迎，认为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俄亥俄级潜艇起到遏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