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文/清簫   從2022年白紙運動，到不久前的江油抗議，以及重慶大學城巨幅反共投影，中共失民心，世界有目共睹，解體只是時間問題。 美國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表示，中共統治違反人性，因此垮台只是時間問題，屆時美國需協助中國盡快平穩過渡至民主體制，這是個艱鉅的挑戰，所以要及早規劃，並且在最近的研究報告中建議美國如何因應中共垮台後的中國。 共亡後的規劃與中國的重建，是個極複雜的問題。中國人不僅要學會剔除服從意識，還要把70多年來踐踏的道德與文化、欠缺的教育補回來。大陸現在不缺少人才，而是缺少敢於批評的人才，缺少對獨立人格的培養，缺少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人才不能在民主制度保障下行使公民權利，雖有知識，卻不是一個完整的人。大陸人自己也已發現，人人安於現狀，人人不敢冒險，社會死氣沉沉。 中共空喊中華民族復興的口號。有共產黨的暴力機器在上面鎮壓，中華豈能復興？各位中國人，若你們真的愛國，就要先倒共，不做馬列蘇俄子孫。 那麼將來中共解體後，大陸如何重建與復興？今天暫且先談人文領域。一方面借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程；另一方面，復興儒家、道家、墨家、佛家思想等傳統文化中的精髓，並結合現代民主社會延續士的精神與價值。   士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共產邪黨對中國傳統破壞最大的一塊，也是對今天影響最壞的一塊，即士的理念與精神。一旦士亡，這個國家就會真正走入黑暗，也可以說國名存實亡。 士在中國古代是甚麼樣的人？士是中華文明獨有的一個群體，在其他國家的歷史上很難找到與其相同的群體。他們重德修身，知書達禮，並參與政治，以天下為己任。《禮記·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士以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為人生目標。 修身是士的根本，不僅士，古時從庶人到帝王都要以修身為本，《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士不一定都能做官，即使不從政，也有較高的心性要求。《孟子·盡心上》曰：「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若能出將入相，固然是好事，但若為富貴而違背道義，則是可恥的。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曰：「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國家有道時，士應該參政，將道付諸實踐與治國，不應該隱居。天下有道而不上進，則為可恥。而國家無道時，若高攀富貴，不能守節，更是可恥。士參政，不能沒有原則。《論語》還說：「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崇高的人，讀書不是為了俸祿。學了很長時間而不求當官，這樣的人值得敬佩。 孔子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他認為，士的志向應當在於道，而那些為穿粗糙的衣服、吃簡單的食物而感到羞恥的人，不足以和他們討論道。《重刊宋本十三經註疏附校勘記》曰：「士者，人之有士行者也。言士雖志在善道，而衣服飲食，好其華美，恥其麤惡者，則是志道不篤，故未足與言議於道也。」執著於衣食美劣，說明志不堅定，求利之心勝過求道。若能出仕，應當藉仕途而行道，為天下人做善事，而非求富貴。 士的胸懷要廣，理想要遠大，這與野心不同，不只為自己，還要肩負很多人的擔子，走很遠的路，到死才放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中國古人講的「仁」內涵很深，它包含的道德不是單一的，《論語·陽貨》曰：「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朱熹曰：「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四書章句集注》）單知道「仁」是不夠的，還要努力實踐。 士亦重氣節、操守，必要時寧死不屈。不畏生死不是空話，做到才是修身。古時有很多這樣的人，如春秋時崔杼弒其君，史官堅守秉筆直書的原則，記載事實，崔杼因而殺害他。後來這位史官的弟弟繼續如實書寫，又有兩人因此被殺。該史官還有個弟弟也不怕死，也如實寫，這次崔杼沒有殺他。南史氏聽說幾個史官都被殺了，擔心此事被隱瞞，於是寫好一份，親自送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得知有一人如實記載且沒有被殺，這才返回。他們前仆後繼，明知有生命危險，也要記錄真相。此種精神，也是現代民主國家媒體人應有的操守。 漢代有朱雲折檻，他直言敢諫，觸怒龍顏，成帝命人將他拿下。他不肯屈服，用手攀殿前欄桿，致其折斷，並高呼：「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漢書》卷六十七）之後成帝冷靜了，放了朱雲，說不必修欄桿，給未來留下遺跡，表彰直言的大臣。漢代還有董宣強項，當時有罪犯躲在湖陽公主家，洛陽令董宣要捉犯人，於是阻攔湖陽公主的車，拿刀畫地，直言批評公主。漢光武帝聞後大怒，董宣說，以法治天下，怎能縱容公主的家奴犯罪而不處置。光武帝知他所言在理，要他向公主叩頭即可。董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後漢書》卷七十七）按他的頭，他挺直脖子，兩手撐地，堅決不叩頭。光武帝欣賞董宣的耿直，於是賞賜他三十萬錢。 真正有氣節的士不願做奴才，自己沒錯，則不會屈服。中國古代一直傳承這樣的精神，出了許多高風亮節之士，有些帝王雖一時糊塗，卻也知道要鼓勵正直的言行。以前的士雖不知近現代人權與言論自由的概念，但也不宜說他們沒有維護言論自由的意識與行為。 到了近現代，華人逐漸接受西方理念，但士不應消亡。如國學大師章太炎、錢穆、胡適，可謂是現代的士。以下簡單說明士的精神在他們身上的體現。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動者，遭清廷七次通緝，流亡海外而不屈服。民國建立後，他譏罵袁世凱，大鬧總統府，被袁幽禁。 錢穆的修養很好，他是20世紀最後的士大夫。錢先生既傾一生之力闡揚傳統文化，亦堅定反共。1949年，他選擇南赴香港時，已和留在內地的學者拉開差距。中共發動文革，毀滅文化，扭曲人性，許多飽讀詩書的大陸學者喪失尊嚴乃至生命，因受迫害而自殺或死亡的文學或各類藝術大師多達177人。而錢穆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雖然艱難，但保住了士的風骨與尊嚴，並享有自由的學術環境。 胡適是20世紀倡導民主最積極的學者之一。哈佛大學教授余英時先生認為，胡適體現了士的現代化，「士轉化為現代公共知識人，胡適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我的治學經驗》）1948年底，中共軍隊兵臨北平城下，毛澤東託人告訴胡適，只要他不跟蔣介石走，中共保證以後仍讓他當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對利誘相當不屑，說不要相信共產黨，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 胡適每次與蔣介石談話，都不卑不亢，不會恭維。1958年胡適就任中研院院長，蔣公出席致辭，胡適發言時當眾反駁。這就是現代知識人應具備的獨立、主見、不卑不亢。 現代中國已有學者繼承士的傳統，並非照搬古代的士，而是結合新時代而更新。1930年代，孟森曾撰寫〈論士大夫〉，且計劃編纂《士大夫集傳》。錢穆亦非常重視士在現代的延續，余英時稱，錢先生將中國的未來寄望在士的浴火重生上。余英時認為，現代西方的「公共知識人」（Public Intellectual）與中國的士最相似，現代知識人要對一切有關的公共事務，只憑理性公開發言，根本不考慮政府是否會因此憤怒。 1949年到今天，大陸的知識人基本上已被奴化了。有些人嚮往獨立自由，且道德底線不低，但會無意間或迫不得已地圍繞黨轉。陳寅恪〈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銘〉有句話：「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這是他1929年為王國維寫的，其中「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現在大陸也有人以此為目標，但在中共體制下，你無法真正自由。士在現代延續與更新的進程，在大陸幾乎中斷，可以說士幾近消亡。 士亡並非指讀書人與士大夫不復存在，而是士的價值觀被扭曲了，士的道德修身要求降低了，乃至不修身，亦不再以天下為己任，亦不再大公無私，只做一阿世之人。《新五代史》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顧炎武《日知錄》曰：「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大陸總喜歡提外國侵略的國恥，其實士之無恥，如粉飾太平、阿諛奉承等言行，才是最大的國恥。將來中共解體後，中國大陸要重建，應當復興士的精神與文化，保留歷史上的優點，培養新時代的士，能與民主制度融合的士。若只複製美國與台灣的制度，而公民整體價值觀不正，缺乏素養，教育部門和學校教材跟不上，那麼制度必然行不久。   觀念歸正與教育改革 大陸的道德觀、傳統文化已經被中共系統地破壞了，同時排斥西方，煽動仇恨，既不像炎黃子孫，也未實現民主自由。中共走的路，是「反西方的西化」（anti-Western Westernization），如同怪胎。中共過濾掉東西方的文化精華，並箝制言論，導致國民怕談政治，對政治的認知也是扭曲的，上面權鬥，下面麻木。大陸人未來要建設的，不僅是民主形式，更重要的是民主文化的土壤。 回顧西方近代史，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有漫長的文化鋪墊。余英時《人文與民主》指出，西方民主的「背景文化」是從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開始的，正由於人文教育的不斷發展，西方民主政治的品質才得以逐步提升。社會上的一般成員也需要人文修養，公民若不具備「通識」，則無法判斷政策的得失。西方大學重視「通識教育」，「通識」強調的是各類知識（人文、社會、自然）的綜合與貫通。中國儒家傳統有「博士之學」與「士大夫之學」，後者即「通識」。余英時總結稱，「通識」能培養關於公共事務的觀察力和判斷力，這是古今中西共同承認的，儒家與西方人文主義教育傳統殊途同歸。 具體的重建涉及許多細節，但大體上，我認為將來至少應該實現：大陸公民要清楚地知道需要甚麼樣的政治家，把公眾的事視為自己的事，可以放心大膽地表達政見；不再崇拜政治人物，而以批評為主。 在觀念的扭轉與養成方面，不單學習西人思想，從中國古人思想中也能汲取精華。《新唐書·太宗本紀》曰：「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對賢者評判標準要更高，責任越大，過失的負面影響越大，更應當責備。歐陽修〈非非堂記〉曰：「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寧可訕，也不諂媚，做好事本就是應該做的，沒必要稱讚他；指出其錯誤，他才能歸正。諸位莫以為這是很簡單的道理，有些大陸人出國後，政治環境寬鬆了，卻依然如履薄冰。治癒人心與觀念是最難的。 但同時也應注意，批評應建立在理性與證據的基礎上。現在大陸仍有不少人喜歡亂扣帽子，此種「言論自由」將使民主變成文革批鬥。許多人學歷高，理性與修養卻不足。〈非非堂記〉曰：「處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盡可能心靜而不情緒化。這需要平時長期修煉。 公民應當養成「潔癖」，社會整體標準高了，監督才更有力，投票結果才會更佳。現在中國很多亂象，訛錢、假貨、撒謊成性、走後門，人們已習以為常，就算以後言論自由了，公民也可能不會重視這些亂象。不能徒有形式，若變異思想橫行，大眾仍被謬論洗腦，最後的結果將是以投票的「公正」方式將舉國再度推入深淵。 表現在外的言行，可以用監督來約束；而內在的心性與人格，則需自律與信仰。中國人應當解決長期以來大家明知而無力改變的根本問題——道德下滑。從政者要重視修身，白璧德（Irving Babbitt）曾指出：「受儒家宗旨啟發，吾儕得知，公正非抽象之物，而在於斯人，或『有人格之人』，是於社會唯一安全者也。」（Thomas R Nevin, Irving Babbitt: An Intellectual Study）當建立民主價值觀與民主制度、法律，下一步即為如何維持優質的民主。如政客拋棄人格，又回到權鬥狀態；媒體充當宣傳機器，干擾選民的認知；學校裡教變異的東西，使下一代的整體道德水準下滑，這些都會嚴重影響民主的「質」。 大陸從政壇到媒體、商界等各行各業，最缺乏的是人格高尚的從業者。人格的養成多來自課堂以外的教育，但中共的應試填鴨式教育過於偏重成績，而學生的人格卻容易被忽略，甚者在內捲中逐漸扭曲。 或許每個中國人都應做好心理準備，未來的重建相當漫長，可能需經過兩代人的努力與教育，才能徹底清理中共的遺毒。有些可以速成，有些不能速成，其中教育工作可能是最艱難的。但無論未來如何，當下一定要儘快滅共，上面的特權與鎮壓一旦解除，後面的路就會寬敞許多。   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 今天仍有人認為，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需要根除中國傳統思想與文化。我說不然，中共已經系統破壞過了，大陸現在也沒能民主。大陸近幾年似乎比較重視傳統文化，但不代表中共一直以來的立場。許多粉紅高喊愛國，卻不是很懂中國傳統文化。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民主化不能並存的謬論早就被破除了，若有疑問，請做研究，或參考白璧德、錢穆、胡適、牟宗三、余英時是怎樣講的。 胡適的中文著作對傳統批評較嚴厲，是希望中國人不要自大；但他在美國的英文作品和演講都強調中國傳統的優點。1941年胡適做過一個題為「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Democratic China）的演講，其中講到中國古代存在可以接引現代民主的制度基礎：兩千年前，中國已經沒有嚴格的階層之分；自漢朝起，已建立客觀、公平競爭的選拔制度；古代已形成批評制度，御史、監察官可以抨擊皇帝與宰相，這是言論自由的實踐。 中國古代已有民權、民本思想，清末民初的中國人接受西方思想與推動政治變革，儒家思想確實起到了橋樑的作用。王韜稱，英國日常國家政治生活體現了中國上古黃金時代的傳統理想。又如薛福成，盛讚美國猶如中國的虞、夏。孫中山《中國革命史》曰：「中國古昔有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為學說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中國近代民主化遇到的阻力，不能全都歸咎於儒家。 台灣現在能做到全民選舉，且延續正統的中華文化，足以證明現代民主制度與中國傳統文化可以並存。余英時稱，選舉在中國建立是很不容易的，而為何台灣能做到；香港若非環境特殊，也能做到選舉，「中國文化在台灣、香港地區，沒有經過暴力革命的摧殘。」「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是幫助民主觀念在中國傳布、慢慢使大家接受的一個重要的動力。」（《人文與民主》） 香港被清朝割給英國後，英國人尊重港人傳統的風俗習慣，這點我認為比中共強很多。香港人接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的同時，並沒有全盤西化。而在內地，1966年8月起，北京及各地紅衛兵衝擊寺院，砸毀神佛像、牌坊石碑，開棺掘墓，焚燒藏書、名家字畫。而且文革結束後，對文化的破壞仍未終止。如2011年5月，遼寧省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結果顯示，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調查時，全省共1000餘處不可移動文物消失，其中80%以上因城市建設、土地開發和生產生活等人為因素而消失。在思想方面，1949年，朱德說，世上只有一種正確的社會科學，即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才叫專制，是極端瘋狂的西化。當時的主流觀點是將中國的傳統鏟除殆盡，然而結果並非進步。1949年至1980年代間，大陸的國學與西學均衰落凋敝。 中共破壞傳統文化，在非物質層面它毀掉了信仰、良知、理性、睿智、敬意。中國古代一向倡導獨立思考，士大夫不是聽皇帝發令的機器。而且許多人都有底線，比如有人雖不太好，卻不敢不敬天。如明武宗帶病也要祭天，現場嘔血，祭天對皇帝而言相當重要。民間有許多因果報應的傳說，如《閱微草堂筆記》記載一事，有個姓史的人，「半世為盜，半世為捕役，殺人曾不眨眼。」但他行俠仗義，幫助一對夫婦。那村民暗示妻子用身體報答史某，而史某很嚴肅地拒絕了，他雖殺過人，但不會做這種下流的事。後來他得到神的保佑，彷彿有人推他，逃出火災。類似這樣的傳說，姑不論是否相信，它們確實有助中國人的道德底線維持在一定水平。 現代民主國家有契約精神（Contractual Spirit），中國以前也非常重視守信，但中共把道德破壞了。季札就是「信」的典範，他想將寶劍送給徐君，嘴上沒說。後來徐君死了，季札將寶劍送到他墓邊，說：「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史記·吳太伯世家》）他在心裡答應的，即使人家去世了，也要兌現。守信的人還有許多，如季布、郭伋、宋濂等，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把「信」的價值觀延續下來。 有人說，簽合同後履行，現在多數人也能做到「信」。我說，由外界壓力與獎懲催生的行為，不是修出來的；真正的美德是無條件的，只求對得起良心，是每日修身的成果。現在中國許多人雖暫時不做壞事，但考慮的基點是利益會否受損。社會上大多數人守法，看著好，實際上心不純，有點漏洞就會鑽，深藏的道德危機最可怕。而在古時，很多人寧死也要堅守原則，如子路結纓而死，他認為君子應始終戴冠，就算有生命危險也要綁好帽帶。又如張柳朔報恩，王生不計私仇，願意推薦他做柏人的長官，所以當戰爭爆發時，張柳朔死守柏人。例子還有很多。 其實中西方文明可以找到許多合流之處。17、18世紀的歐洲人曾對中國思想、道德、文化、藝術產生濃厚興趣，如伏爾泰與萊布尼茲均對中國的道德觀表達讚揚。賴希魏因（Adolf Reichwein）《中國與歐洲》（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指出，1687年，首部孔子譯作問世，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將時人的注意力引向郭納爵（Ignatius da Costa）的《孔子》，「至此，18世紀學術界未曾分離的三大主題首次交匯：中國、孔子、政治道德。該著作對孔子十分敬仰，這位耶穌會士稱其為『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的至智導師與聖賢』。」法文中有個詞「chinoiserie」，即用於形容對中國的狂熱。余英時《歷史與思想》提到一點，值得思考，他說現在西方人反而能欣賞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的優點，而中國人卻對這些優點鄙棄不顧。 我認為，大陸人以後要真正意義上實現中西合璧，內化東西方精神層面的精髓。中國古籍並非無用，某天儘管你忘記書中的原話，卻發現自己在提升，或許這就是內化了。   結語 在道德、信仰慘遭摧殘的土地上，很難只依賴新制度與法律走向復興。所以，應當重新重視士與修身對整個社會的意義。無論東西方，都要注重民主的「質」。 華盛頓曾說，在促進政治繁榮的所有性情與習慣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持力量。麥迪遜（James Madison）亦指出，制度安排是輔助性的預防措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必須有一個共識，即防止多數人暴政的第一道防護線是人民自己的良好品德和涵養。將來中共解體後，中國人也一定會面臨這個問題，道德和信仰的重建將必然是重中之重。重建信仰不等於建宗教、國教，可以是每個公民都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較高的道德標準，將守護整個社會的公正、自由、法治視為自己的責任，對非正義之事絲毫無法忍受。 希望以後大陸的民主是優質的、延綿不絕的真民主。覺醒不必等到未來，現在就可以從倒共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