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17 06:00  來源: 上報  作者: 彭碩

館長前不久又去了深圳直播，剛好我在深圳生活的時間非常長，從畢業後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深圳，待了十來年。這一次，就結合館長在深圳的見聞，再加上我自己的經歷，來告訴大家深圳的真實情況。

首先必須說明，深圳雖然是超一線發達城市，但同樣是在共產黨的集權統治之下，所以許多問題和中國其他大城市一樣存在。比如沒有言論自由；沒有選舉，即使是市級或者基層區一級的選舉都沒有，即使共產黨人自己批評高層也會被以「妄議中央」追責；集會、遊行、罷工與結社統統不被允許；戶籍制度卡住教育與社保福利，外來人口難享同等待遇；住院需先繳押金、不少人住院動輒靠募捐來湊手術費；全市禁止摩托車通行等等。網際網路高牆長期封鎖，台灣民眾可以自由使用抖音、B站等中國應用，但中國人卻上不了台灣和世界都在用的社交或資訊平台，比如說Youtube、Instagram、Twitter、維基百科等，甚至連Google都不能用，因為Google早在2010年就因為不同意中共要對搜索結果進行審查刪除就退出了中國大陸，中國人自己開發的Tiktok也不能使用，因為上面有共產黨不喜歡的內容。這都直接證明共產黨的輿論滲透是單向的、不對等的，也包括館長可以公開說要去「祖國深圳」，但在中國，誰能公開說要去「祖國台灣」？在一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地方，不會有真正的新聞，只有洗腦式的宣傳。

深圳的亮點我們不會不承認，比如發達的基建設施和高科技產業。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這些成就其實是共產黨在獨裁壓榨下，用「低人權優勢」換來的。當年中共把私營企業徹底消滅，經濟一度被搞死，最後不得不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特區來救火。為什麼四個特區里只有深圳成功？這顯然是多方面因素疊加的結果，而不是因為共產黨所謂的「英明領導」。

以我多年在深圳的親身經歷來看，深圳有這些現象：

1. 留守兒童普遍存在

深圳有龐大的外來務工群體，很多人笑稱湖南省的省會是深圳市（實際上是我的家鄉長沙市），因為在太多湖南人在深圳打工。這背後是辛酸的「留守兒童」問題，由於中共戶籍制度的限制，很多學生無法就讀公立學校，父母不得不把孩子留在老家上學給祖輩照顧，自己來深圳打工，每年只有過年的時候團聚幾天。孩子長期缺乏父母陪伴，心理和學習上都會受到很大影響。深圳的繁榮，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家庭分離和犧牲之上。

2. 勞工環境惡劣

2010年的「富士康員工連環跳樓事件」，揭開了底層工人高壓管理下的絕望；比亞迪也因勞資矛盾屢上新聞，甚至前不久曝光在巴西海外工廠都有類似問題。華為同樣因「狼性文化」屢被批評，2019年「251 事件」中，前員工李洪元因離職補償糾紛被拘押251天，直到檢方不起訴才獲釋。更極端的是，2018年的佳士工人維權事件，當工人試圖依法成立工會時，不僅遭遇打壓，聲援的學生和勞工人士甚至被深圳警方跨省追捕，這一情節幾乎與「鴻毛藥酒事件」（中國廣東醫生譚秦東因在網上發帖質疑鴻茅藥酒有毒，被內蒙古警方跨省抓捕）如出一轍。與此同時，網際網路和科技行業盛行的996（早9點上班、晚9點下班、一周工作6天）工作制。深圳作為中國最發達的製造與科技中心之一，其高速發展背後，是工人群體承擔的沉重代價，勞動權益保障遠未跟上經濟發展的速度。與深圳富士康的「連跳」不同，台灣工人更多通過工會和街頭抗議來表達不滿，而不是以自殺這種極端方式抗議。這背後反映的是制度與社會環境的差異：台灣雖然也存在勞工環境不好的問題，但民主化進程和工會制度為勞工提供了更多發聲和博弈的渠道。

3. 國企與民爭利

深圳打造的「雪花啤酒小鎮」，表面上是文化消費地標，實際上折射的是國企的過度擴張。以華潤集團為例，它不僅做雪花啤酒，還橫跨零售、能源、房地產、醫藥、金融、半導體等六大領域，形成龐大壟斷，甚至連瓶裝飲用水（怡寶）都做，360行只有你想不到，沒有國企不做的。國企憑藉政策與資本優勢，直接與民營企業競爭，壓縮了民營的生存空間。長此以往，許多年輕人乾脆放棄創業與民企發展，把考公務員、進國企視為唯一出路，導致「考公熱」越來越盛，社會整體的活力反而下降。

4.行政系統腐敗橫行

深圳歷任官員問題頻發。兩任市長先後落馬：2009年許宗衡因受賄被3318萬餘元（人民幣，下同）判死緩，2024年陳如桂因貪1.08億餘元被判無期。 2015年光明新區發生73人死亡的滑坡事故，區一把手非但沒被革職，還轉任國企董事長，任內公款吃喝一頓晚宴買了16萬元的茅台酒，再次引發民憤。市委常委蔣尊玉、數名副市長梁道行、黃敏也先後因貪腐出事。 2023 年的「北極鯰魚事件」，更揭露了交通局前局長鍾庚賜家族的巨額財富，而起因是她在澳大利亞留學的孫女在網路譏諷網友活該辛苦勞作來供養他們，引髮網友集體憤怒。中共反腐只是打壓異己的手段，房產信息就早聯網，但國際通行的官員財產公開制度，中共就是不搞。這些案例表明，公共權力長期被私人化，公共資源成為少數人謀利的工具。

5.司法系統不獨立

與行政腐敗並行的，是司法體系缺乏獨立性。法院和檢察院都隸屬共產黨黨委領導，審判難以擺脫政治干預。一些法官甚至直接參与權錢交易：深圳中院刑庭法官姚輝收受賄賂1500 萬餘元，副院長廖昭輝同樣因權錢交易被查。司法系統內部與律師、企業形成利益鏈條，嚴重損害了社會對法律的信任。在這樣的體制下，法律成了權力的附庸，而不是維護公正的工具。

6.科技極權下的高壓監控

深圳是中國最早大規模部署「天網工程」的城市之一，人均攝像頭數量位居全球前列，幾乎讓人時時刻刻都處在「老大哥」的凝視之下。人臉識別、大數據、電子支付等技術被全面整合，出行、消費甚至日常的網路聊天都難逃監控。在中國大陸，這套體系早已超越單純的治安與交通管理功能，而是構建起一種「科技極權」的格局，其首要目的就是維繫共產黨的獨裁統治。

7.居住環境惡劣

因為房價高企，深圳住房自有率僅為23%，意味著有77%的人需要租房生活，其中最多人住的是城中村，普通人蝸居在所謂的「握手樓」裡面密不透風，即樓與樓之間近得能伸手相碰，甚至有的終日不見陽光。很多房東早年蓋樓，現在只收租金當「包租公」「包租婆」，根本不會跟你共情共產黨宣揚的所謂「共同富裕」，租客的電價水價常年幾倍於市場價，直到近年才強制按市場價收取。大多數外地人只能租房，買房的人也多拿到毛坯房，即交房的時候房子沒有任何裝修，連牆壁刷白都沒有，還要再花錢裝修。如今房價下跌，不少中產家庭供不起房貸，出現斷供潮，很多家庭陷入債務困境。

8.邊緣群體「三和大神」

所謂「三和大神」指的是聚集在深圳龍華區三和人才市場的年輕人，他們靠日結工維持生計。隨著產業升級，低技能崗位大幅減少，很多外來務工者失去穩定工作，只能依賴零工過活。高房價和生活成本讓他們租不起房，只能長期混跡網吧；社保又和戶籍掛鉤，缺乏社會保障；家庭支持薄弱、社會關係缺失，使他們更加孤立。久而久之，他們形成「打一兩天工，玩幾天網吧」的消極生存模式。 近年來，三和人才市場已被搬遷並改名，深圳政府也試圖淡化「三和大神」這個群體的存在。但現實是，群體本身並沒有消失——在深圳及其他大城市，仍有大量被邊緣化的年輕人，繼續在「零工經濟」中艱難度日。

此外，深圳還有一段「大逃港」的歷史。 1950到70年代，數以萬計的廣東人因為貧困與政治高壓冒險偷渡香港，許多人溺亡或被捕。這股潮流凸顯了兩岸制度的巨大差距，也直接迫使共產黨在1980年設立深圳特區，企圖用改革來止血。

館長如果要繼續直播看中國，不妨下次去雄安，那是習近平親自規劃的「千年大計」，投入了約上萬億人民幣，如今卻面臨爛尾的風險，他可以親自感受下權力如果不受制約，花錢起來是多麼任性，再問下他自己，他是願意把自己交的稅費花到這些基建工程還是花費到建立全民健保制度？如果他想去北京，外地人開車要先辦「進京證」，才能進得去自己的首都，這在台灣人聽來可能是笑話。

深圳的高樓和科技確實令人眼花繚亂，我們從來沒有否認深圳基建和科技的發達，但深圳的社會制度卻像朝鮮平壤一樣封閉。館長不能只看到表面繁華，卻忽略了背後的專制壓迫。

習近平動輒搞大閱兵，耗費巨資，卻從沒有公開的審計報告。對普通人而言，那些宏大敘事的壯觀場面毫無意義，就像秦始皇的統一大業，普通人穿越到秦朝，最大的可能只是橫徵暴斂下終日辛苦勞作的庶民，就像今日的深圳，有很多底層成功逆襲的故事，但更多的是艱難生存，勞工權益得不到保障的普通民眾。

經過以上我的補充，你覺得深圳的成功是共產黨英明領導，還是民眾在高壓制度下用血汗換來的結果？

※作者為中國公民，旅美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