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17 06:00 来源: 上报 作者: 彭硕
馆长前不久又去了深圳直播，刚好我在深圳生活的时间非常长，从毕业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深圳，待了十来年。这一次，就结合馆长在深圳的见闻，再加上我自己的经历，来告诉大家深圳的真实情况。
首先必须说明，深圳虽然是超一线发达城市，但同样是在共产党的集权统治之下，所以许多问题和中国其他大城市一样存在。比如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选举，即使是市级或者基层区一级的选举都没有，即使共产党人自己批评高层也会被以「妄议中央」追责；集会、游行、罢工与结社统统不被允许；户籍制度卡住教育与社保福利，外来人口难享同等待遇；住院需先缴押金、不少人住院动辄靠募捐来凑手术费；全市禁止摩托车通行等等。网际网路高墙长期封锁，台湾民众可以自由使用抖音、B站等中国应用，但中国人却上不了台湾和世界都在用的社交或资讯平台，比如说Youtube、Instagram、Twitter、维基百科等，甚至连Google都不能用，因为Google早在2010年就因为不同意中共要对搜索结果进行审查删除就退出了中国大陆，中国人自己开发的Tiktok也不能使用，因为上面有共产党不喜欢的内容。这都直接证明共产党的舆论渗透是单向的、不对等的，也包括馆长可以公开说要去「祖国深圳」，但在中国，谁能公开说要去「祖国台湾」？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不会有真正的新闻，只有洗脑式的宣传。
深圳的亮点我们不会不承认，比如发达的基建设施和高科技产业。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些成就其实是共产党在独裁压榨下，用「低人权优势」换来的。当年中共把私营企业彻底消灭，经济一度被搞死，最后不得不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来救火。为什么四个特区里只有深圳成功？这显然是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共产党所谓的「英明领导」。
以我多年在深圳的亲身经历来看，深圳有这些现象：
1. 留守儿童普遍存在
深圳有庞大的外来务工群体，很多人笑称湖南省的省会是深圳市（实际上是我的家乡长沙市），因为在太多湖南人在深圳打工。这背后是辛酸的「留守儿童」问题，由于中共户籍制度的限制，很多学生无法就读公立学校，父母不得不把孩子留在老家上学给祖辈照顾，自己来深圳打工，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团聚几天。孩子长期缺乏父母陪伴，心理和学习上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深圳的繁荣，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家庭分离和牺牲之上。
2. 劳工环境恶劣
2010年的「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楼事件」，揭开了底层工人高压管理下的绝望；比亚迪也因劳资矛盾屡上新闻，甚至前不久曝光在巴西海外工厂都有类似问题。华为同样因「狼性文化」屡被批评，2019年「251 事件」中，前员工李洪元因离职补偿纠纷被拘押251天，直到检方不起诉才获释。更极端的是，2018年的佳士工人维权事件，当工人试图依法成立工会时，不仅遭遇打压，声援的学生和劳工人士甚至被深圳警方跨省追捕，这一情节几乎与「鸿毛药酒事件」（中国广东医生谭秦东因在网上发帖质疑鸿茅药酒有毒，被内蒙古警方跨省抓捕）如出一辙。与此同时，网际网路和科技行业盛行的996（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工作制。深圳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制造与科技中心之一，其高速发展背后，是工人群体承担的沉重代价，劳动权益保障远未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深圳富士康的「连跳」不同，台湾工人更多通过工会和街头抗议来表达不满，而不是以自杀这种极端方式抗议。这背后反映的是制度与社会环境的差异：台湾虽然也存在劳工环境不好的问题，但民主化进程和工会制度为劳工提供了更多发声和博弈的渠道。
3. 国企与民争利
深圳打造的「雪花啤酒小镇」，表面上是文化消费地标，实际上折射的是国企的过度扩张。以华润集团为例，它不仅做雪花啤酒，还横跨零售、能源、房地产、医药、金融、半导体等六大领域，形成庞大垄断，甚至连瓶装饮用水（怡宝）都做，360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国企不做的。国企凭借政策与资本优势，直接与民营企业竞争，压缩了民营的生存空间。长此以往，许多年轻人干脆放弃创业与民企发展，把考公务员、进国企视为唯一出路，导致「考公热」越来越盛，社会整体的活力反而下降。
4.行政系统腐败横行
深圳历任官员问题频发。两任市长先后落马：2009年许宗衡因受贿被3318万余元（人民币，下同）判死缓，2024年陈如桂因贪1.08亿余元被判无期。 2015年光明新区发生73人死亡的滑坡事故，区一把手非但没被革职，还转任国企董事长，任内公款吃喝一顿晚宴买了16万元的茅台酒，再次引发民愤。市委常委蒋尊玉、数名副市长梁道行、黄敏也先后因贪腐出事。 2023 年的「北极鲶鱼事件」，更揭露了交通局前局长钟庚赐家族的巨额财富，而起因是她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孙女在网络讥讽网友活该辛苦劳作来供养他们，引发网友集体愤怒。中共反腐只是打压异己的手段，房产信息就早联网，但国际通行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中共就是不搞。这些案例表明，公共权力长期被私人化，公共资源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
5.司法系统不独立
与行政腐败并行的，是司法体系缺乏独立性。法院和检察院都隶属共产党党委领导，审判难以摆脱政治干预。一些法官甚至直接参与权钱交易：深圳中院刑庭法官姚辉收受贿赂1500 万余元，副院长廖昭辉同样因权钱交易被查。司法系统内部与律师、企业形成利益链条，严重损害了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在这样的体制下，法律成了权力的附庸，而不是维护公正的工具。
6.科技极权下的高压监控
深圳是中国最早大规模部署「天网工程」的城市之一，人均摄像头数量位居全球前列，几乎让人时时刻刻都处在「老大哥」的凝视之下。人脸识别、大数据、电子支付等技术被全面整合，出行、消费甚至日常的网络聊天都难逃监控。在中国大陆，这套体系早已超越单纯的治安与交通管理功能，而是构建起一种「科技极权」的格局，其首要目的就是维系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7.居住环境恶劣
因为房价高企，深圳住房自有率仅为23%，意味着有77%的人需要租房生活，其中最多人住的是城中村，普通人蜗居在所谓的「握手楼」里面密不透风，即楼与楼之间近得能伸手相碰，甚至有的终日不见阳光。很多房东早年盖楼，现在只收租金当「包租公」「包租婆」，根本不会跟你共情共产党宣扬的所谓「共同富裕」，租客的电价水价常年几倍于市场价，直到近年才强制按市场价收取。大多数外地人只能租房，买房的人也多拿到毛坯房，即交房的时候房子没有任何装修，连墙壁刷白都没有，还要再花钱装修。如今房价下跌，不少中产家庭供不起房贷，出现断供潮，很多家庭陷入债务困境。
8.边缘群体「三和大神」
所谓「三和大神」指的是聚集在深圳龙华区三和人才市场的年轻人，他们靠日结工维持生计。随着产业升级，低技能岗位大幅减少，很多外来务工者失去稳定工作，只能依赖零工过活。高房价和生活成本让他们租不起房，只能长期混迹网吧；社保又和户籍挂钩，缺乏社会保障；家庭支持薄弱、社会关系缺失，使他们更加孤立。久而久之，他们形成「打一两天工，玩几天网吧」的消极生存模式。 近年来，三和人才市场已被搬迁并改名，深圳政府也试图淡化「三和大神」这个群体的存在。但现实是，群体本身并没有消失——在深圳及其他大城市，仍有大量被边缘化的年轻人，继续在「零工经济」中艰难度日。
此外，深圳还有一段「大逃港」的历史。 1950到70年代，数以万计的广东人因为贫困与政治高压冒险偷渡香港，许多人溺亡或被捕。这股潮流凸显了两岸制度的巨大差距，也直接迫使共产党在1980年设立深圳特区，企图用改革来止血。
馆长如果要继续直播看中国，不妨下次去雄安，那是习近平亲自规划的「千年大计」，投入了约上万亿人民币，如今却面临烂尾的风险，他可以亲自感受下权力如果不受制约，花钱起来是多么任性，再问下他自己，他是愿意把自己交的税费花到这些基建工程还是花费到建立全民健保制度？如果他想去北京，外地人开车要先办「进京证」，才能进得去自己的首都，这在台湾人听来可能是笑话。
深圳的高楼和科技确实令人眼花缭乱，我们从来没有否认深圳基建和科技的发达，但深圳的社会制度却像朝鲜平壤一样封闭。馆长不能只看到表面繁华，却忽略了背后的专制压迫。
习近平动辄搞大阅兵，耗费巨资，却从没有公开的审计报告。对普通人而言，那些宏大叙事的壮观场面毫无意义，就像秦始皇的统一大业，普通人穿越到秦朝，最大的可能只是横征暴敛下终日辛苦劳作的庶民，就像今日的深圳，有很多底层成功逆袭的故事，但更多的是艰难生存，劳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普通民众。
经过以上我的补充，你觉得深圳的成功是共产党英明领导，还是民众在高压制度下用血汗换来的结果？
※作者为中国公民，旅美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