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想念孫惠書阿姨?（抗日戰爭名將孫連仲長女），我五歲就認識她了。她和媽媽同是女十三中的語文老師，同一個教研組的。她們倆都是生了四個孩子，還都是上面一個女兒下面三個兒子。
媽媽生兒子有奶奶、外婆、保姆照顧。孫阿姨對我說：「你媽媽生毛伢吃了多少只雞啊！」語氣流露羨慕嫉妒。我告訴媽媽，媽媽說：「是嗎？」 寬厚地笑了。
從小就聽媽媽講孫阿姨的故事，說她是勇敢的女少年英雄，14歲就往日本鬼子司令部扔炸彈。
每次見到風姿綽約的孫阿姨，我都多看她兩眼。
她的比我小一歲的女兒援援繼承了母親窈窕身段和美貌。（援援的故事我在拙作「美女如雲」里有介紹）
孫阿姨在80年代初期介紹我參加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國民黨員。並受到張廉雲女士（抗戰民族英雄張自忠的女兒）的格外栽培。
在全世界慶祝反法西斯勝利、中國慶祝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首次在Google 上發現孫阿姨這篇口述歷史，特此推薦給大家，紀念當年抗戰的先烈與英雄。
陶洛誦寫於2025年8月31日。
以下是孫惠書的口述歷史全文：
口述孫連仲上將千金–抗日殺奸團女成員孫惠書
我叫孫惠書，1923年9月14日出生在河北雄縣，父親便是後來被稱為「抗日名將」的孫連仲。父親一共有兩房太太，大太太蘇兆蘭生子二人，分別是孫湘德、孫惠書；二太太羅玉鳳生有同父異母的弟妹六個：孫鵬九、孫鵬程、孫鵬萬、孫少茹、孫幼茹、孫小茹。
在我很小的時候便跟隨母親搬遷至天津，住在英法租界交界處的一幢樓房內，1937年「盧溝橋事變」時，我正在英租界的耀華中學讀初中二年級，哥哥孫湘德就讀於北平匯文中學讀高中。戰事爆發後就回家也在耀華讀書，但是他是在特班就讀，所謂「特班」，是中國地界被日侵略者佔領，租界內的學生大增，課室容納不下，只好分上、下午和晚上上課，特班就是這麼產生的。
因為父親是軍人，總是轉戰南北，哥哥雖然大我三歲，但我們十分友愛。我對哥哥也很崇敬，見了面就說笑玩鬧，那時候表哥李生泉也從老家來，與哥哥同讀耀華特班。
加入「抗日殺奸團」
我在天津的住家樓房算上地下共有四層，最高一層只有一間屋子，外面是個大涼台，通常是夏天晚飯後，大家才會去陽台乘涼，秋冬之季誰也不去四樓。 一九三七年年底，哥哥與表哥常常不在家中，問他們也不說，神神秘秘的，於是我就長了心眼想弄明白。
有一天我悄悄地跑上四樓那間獨屋，進門就看見房間里堆著一些紙張、油印機、蠟紙等物，哥哥和表哥在裡面不知道忙活什麼，他們見我進來便告訴我：「這是油印抗日的傳單、雜誌等等材料」，然後遞我一本訂好的薄薄冊子，那封面印著醒目的兩個藝術體大字–「怒吼」，我瞬間就明白了哥哥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發現瞞不住我，便囑咐我不要聲張，並介紹我參加「抗日殺奸團」，讓我找幾個要好的、有愛國心的同學一起參加，於是我就將平常處的比較好的馮健美、張同珍（後來祝宗梁的妻子）、夏志德拉進了抗團。
那時我們四個人的關係就跟現在的閨蜜死黨一樣親密無間，抗戰爆發後，我們四個人更是團結無間。天津淪陷後，學校課程中加了日文課，我們便帶頭曠課，以此方式作為抵抗和反教育。在入抗團之前，我們四人就曾商量以後找機會到抗日前線去救護傷員，為抗戰效力，還買了護理的書，在張同珍的家裡用繃帶實際操作演練。
加入抗團後，哥哥給我們介紹了抗團的得力幹將孫大成（後改名為孫若愚），認識以後，孫大成便開始約我們個別談話，談話的內容不外呼是抗日是危險的，要有無畏的犧牲精神等語。於是，我們四個人便由孫大成領導，他是大組長，張同珍則是我們四個人的小組長。
後來孫大成帶領我們參加了宣誓會，那天我們跟著他騎車走到一個根本不知何處的，一個有玻璃大窗的大屋子裡，屋子裡有許多不認識的青年人，大家聚集在一起宣誓，宣誓的誓詞是「抗日殺奸，復仇雪恥，同心一德，克敵致果。」
哥哥幫我們介紹入抗團後，也算圓了我們抗日報國的夢。
但是哥哥在抗團沒呆多久就去了後方成都投考了軍校17期，不過他在天津抗團的數月中，還是英勇地做了不少抗日殺奸的工作。他每次行動後回家都興奮地告訴我：「今天炸了日商的電影院了。」、「今天我們拿大棒子騎著車，打了小流氓，警告他們國難當頭，不要醉生夢死。」等等。
一天，天黑不久，哥哥騎著自行車匆匆趕回來，只見他臉色煞白，握著他的手還有些顫抖。我問他怎麼啦？他說他們剛乾掉了一個大漢奸，那個漢奸參加完酒宴，一出門就被哥哥和祝宗梁用槍幹掉了！
難怪會這麼緊張，原來是第一次殺漢奸，說白了就是殺人！
可笑的是，第二天媒體一報道便有人傳開了，說開槍的人臉特別白，現在日本人正在滿城「逮白臉」呢！
參加抗團第一次任務
不久，孫大成給我們四人安排了一項任務。
為了抗日行動便於開展，孫大成讓我們分別調查法租界的地理分布情況，比如大街小巷的排布，何處通大道，何處死胡同等，並讓我們畫個圖示給他。
這可難壞了我們四人，那麼大的法租界怎麼調查？幸好我家住在法國公園後面，我常常穿過公園回家，想起公園內有個玻璃框架布告牌，裡面鑲著法租界的地圖。一天傍黑，我們四人就跑到公園外面，由四人中個子最小的同珍鑽進鐵欄杆，我們三個分別在不同的方向放哨。同珍用準備好的玻璃刀划了幾刀，但玻璃並未落下，同珍急了，用拳頭砸碎玻璃，將地圖扯下，再又從鐵欄杆鑽出。這時便聽到巡捕大聲喊：「什麼人？」於是我們四人散開，從不同道路跑回我家，回到家將同珍的手包紮好，把破碎的地圖粘起來，第一次任務便在有驚無險中完成了。
往後我們又認識了曾澈和李如鵬，他倆年齡在二十歲以上，是抗團的領導，還認識了袁漢俊、祝宗梁等，他們與我哥都是十八歲左右的高中生。
袁漢俊，又名袁志清，是工商學院的學生，浙江人，為人沉默寡言，性格剛烈，但做事卻很謹慎。他在抗團掌管許多事，比如購買物品、保管、運輸等。我和他經常合作，比如每次有什麼需要，他總是非常隱蔽地通知我，遇到時也不說話，把一個小包塞在我書包內，騎上車就走，我就緊跟著他。那時年幼，再加上剛學會騎自行車，摔了許多次，但不敢聲張。跟著漢俊走的次數多了，了解他的做事風格，也有了默契，每次到了地點，他拿起「小包」就走，頭也不回，然後我再慢慢騎車回家。
袁漢俊家住法租界菜市場附近，他每天中午從工商學院放學回家必經一個十字路口，我中午放學回家也需經此路口，我倆經常在此處相遇。只要有事，他便示意我到路邊僻靜處說幾句話，大半是在何處幾點鐘等他之類的。如無事，常常是四目相望一下，就分道而行。
關於沈棟
沈棟一度是抗團最重要的成員，也是抗團的領導人之一。我剛加入抗團的時候就聽說沈棟的大名，他是南開中學的高中生，大家都說他神出鬼沒，辦法特別多，參加過多次行動，使我們這四個幼稚的女孩崇拜莫名。
雖然如此，他還是不慎被英租界工部局逮捕。
沈棟體格強壯，性機警，但有些憨勁。自他被捕就裝作身體不好，每天放風時，他就去練練院中高牆附近的雙杠，每次他都表現得笨拙不堪，一上雙杠就故意摔下來，押他的巡捕都譏笑於他的笨態，也自此對他練雙杠就有所勿略。
一天又放風時，沈棟趁監視者不注意，站在雙杠上飛身翻上牆頭，從丈八高的磚牆跳下，拔腿就跑。在槍聲中逃脫成功。
孫大成告訴我們這個好消息時，我們四個人都高興異常，紛紛要求孫大成帶我們去看他，大成擔心他的住處泄露，一直拒絕，但經不住我們誠摯懇求，大成帶著我們到英租界極偏遠的一個小屋去見他。記得沈棟當天穿一件黑衣服，面孔黑黑的，見到我們他笑容可掬地站起來，我們很激動，為這位英雄深深鞠了一大躬。
因為他是因雙杠而逃生的，自此他的綽號便為「杠子」，後來他到成都就讀金陵大學，為抗團夥伴們回到後方的聯絡者，直到全國49年後在四川因肺結核而辭世。
定時炸彈
1940年的除夕到來時，我分到一項任務：為了上海燈紅酒綠的十里洋場放置定時炸彈，警告他們國難當頭，別再花天酒地，應投身到抗日的潮流中去。
記得當時所安排的舞場皆在法租界管轄區內，那天與我合作的是宋顯勇，因為抗團的人事組織是不能橫向聯繫，只能縱向聯繫，所以我和宋顯勇在合作前從未相識。
那天的宋顯勇西裝革履，高高的身材頗似個公子哥，那時我已十七歲，也盡其量打扮地亭亭玉立。孫若愚分配我們去的舞場在法租界內，並告訴我們，各舞廳起爆時間統一為晚上九時半。現在想起來也挺好笑的，因為缺少調查，當我倆進入舞場後，現場冷冷清清，座位都空著。宋顯勇說這炸給誰聽響啊？能起什麼做用？於是在他的提議下，我們決定改去日本人管轄的百樂門舞廳。但是想要去百樂門舞廳得經過日本人設置的關卡，他們在馬路中間布滿鐵絲網，只留個進出口，日本憲兵在那裡逐個檢查。
當時宋顯勇手中提一個漂亮講究的蛋糕盒(內有定時炸彈)，我則挽著他的手臂，假裝是情侶。日本人搜身的時候，宋顯勇將藏有定時炸彈的蛋糕高高托起，日本人在我們身上自然是沒搜出什麼來，於是我們順利通過。
大約將近十點鐘的時候，我們到了百樂門大舞廳，舞場內仍是舞伴稀稀，我們仍覺失望，坐在大廳外休息處的長椅上想對策。這時來了似是軍官的日本人坐在我身旁，顯勇看看錶，碰了我一下，意思是不能再等了。我也回之一笑，點了一下頭，顯勇就悄悄在盒子上撥弄了時間，然後將蛋糕盒子人不知鬼不覺地放在椅子下面。
我倆離開了百樂門，順利回到法租界指定的集合地點時，法租界的警報器已響過很久，其他行動小組同學已回來了。若愚見到我們，似是鬆了口氣，聽了我們得意洋洋的述說，他綳著臉，似是高興又生氣的說：「你們不服從指揮，自作主張出租界，本是險事。租界的舞場炸過以後，如日本憲兵消息靈通，你們斷過不了關卡，你們怎麼能如此大膽不顧安危呢。」為此，若愚宣布我違反紀律，象徵性地罰站五分鐘以示警戒。
後來報紙有載百樂門一日本軍官被炸傷，還把我們倆誇張成江洋大盜一般，實在令人可笑。
再說若愚，我離開後他仍留在上海，又發展了不少人，做了不少工作，後來他終於遭難。據說他有一天在上海某個樓內，和錢致倫製造定時炸彈，他們先拿一塊炸藥放在電車軌道上，電車過後居然沒響！失望之餘，若愚拿著鉛筆不經意地往炸藥上一敲，結果炸彈爆炸了，二人同時受傷，若愚則失去了左邊手臂，致倫傷及眼和胸部等處。
他們在昏迷中，血淋淋地被法租界巡捕逮捕，先送進醫院療傷，後押解到日本憲兵隊。在憲兵隊他倆死不招認，咬著說是去看朋友，不知那是炸藥等語。他們受到各種酷刑：如鼻孔中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他們被折磨地死去活來，但始終未說出一人一事，最後被認識的人保釋出獄。
孫若愚在內戰時去了台灣。據我所知他是唯一的一名與台灣軍統有關係的人。其他抗團青年，在抗日戰爭時期，有的投考軍校、有的入空軍、有的去了遠征軍、有的在昆明、城固（在陝西）、成都讀大學。直至抗日戰爭勝利後，抗團也就解散了，從未受軍統的任何牽制。可是在如火如荼的戰爭年代，卻有不少青年犧牲了，他們的愛國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刺殺大漢奸程錫庚
程錫庚是當年日本侵華時天津的儲備銀行經理，是個大漢奸。早在行動以前，大成就約健美和我去了某處樓上的一間屋子裡，屋中有一單人床和一張大書桌，上面擺滿了各樣器材、電線等物，還擺著十分耀眼的新手槍。祝宗梁坐在書桌前正在倒騰什麼，孫大成拿起一把左輪手槍讓我倆試試開槍，我拿起左輪手槍，感覺很重，怎麼也端不平，用兩個手握住也勾不動扳機，健美也比我好不了多少。那時我只不過十五歲，宗梁和大成失望地說：如果是女孩子去打漢奸，影響會更大，可惜你們不行。
一天周末，有消息傳來說程錫庚去了英租界的大光明電影院看電影，於是我們分成三小組行動起來。我們分頭騎車趕到，我和袁漢俊一起在三樓，準備和健美用身上帶的炸炮為現場製造混亂做準備，便於行動後離開。
當時的大光明影院沒有一樓，進門就上幾階樓梯，再拐上去有個休息處，進門就是正式影廳了，再上去便是三樓，就是影院的樓上座位。因為不知道程錫庚坐在何處，於是電影開始時，祝宗梁就請影院的工作人員在銀幕的一側打出「程經理外找」的字幕。據說程當時看到字幕就站起來了，但被他旁邊的太太按下去。說也巧，坐在程後面隔一排的就是祝宗梁，於是槍響了，程錫庚當場斃命。
這時袁漢俊和我也立即衝出來，從三樓往下跑。漢俊的任務是保護宗梁，我還要扔炸炮製造混亂。誰知那自製的圓滾滾大炸炮摔出去居然沒響，我顧不得其他，馬上用力踩，踩了好幾次也沒響，我只好放棄往外走。
想不到的是，大光明影院是英商所辦，這裡的票價比一般的影院貴出不少，看電影的外國人自然也不少。槍響後，立即有白人站起，呼喊大家不要動，保持冷靜！所以當時並沒有亂擠亂跑的情景。當我衝下二樓轉到與地面中間的拐角四方處時，見一個年輕的外國人，手腳趴在地上，身邊全是血跡，我從他身上匆匆邁過去，心裡很慌。
當我跑到影院出口時，見那巡捕（中國人）滑剌剌地拉搶栓，但他們只是拉槍栓，並沒有對我們動手，我猜想他們也是有意放我離開。我騎車回到指定地點時，警報器才嗚嗚地響起來，因我在影院三樓，又是踩炸炮耽誤時間，所以最後一個到達。大家見我安全了以後才放下心，我當時看到宗梁的手破了，說是被那外國人攔腰抱住，二人掙扎著從樓梯滾下，此時漢俊趕到，給那管閑事的白人一槍，宗梁才得以脫身，二人搏鬥時宗梁被那人咬了一口。
殺程事件以後，天津抗團起了大變化。因涉及外國人的命案，引起了國際交涉，於是，所有參加程案的夥伴（加上沈棟）都乘船到香港轉重慶。我本來也想一起走，但被母親和伯父攔阻，仍滯留天津。這年天津發大水，水淹至我家二層樓，等水退下，母親才帶著我，在世交朋友許大純兄的幫助下，離開了天津去重慶。這時天津抗日活動也因英、法工部局的加緊防範，行動困難，逐漸轉到了北平。
程案以後，漢俊去重慶大學讀土木工程系，我隨母親離津去重慶時轉道香港，等待飛往重慶去找父親。在香港的半年時間，漢俊與我是常常通信，他在信中還說他身在讀書，心仍在抗日的話。1941年的後半年，袁漢俊放棄學業，從重慶來到成都，和往日的抗團同志一起來家裡來看我。看到往日熟悉的夥伴出現在眼前，高興之情，無以言狀。但漢俊仍是不多言語，只告訴我他要去北平，再以行動打擊侵略者和漢奸。我說你差一年就大學畢業了，畢業後再回去不好？他只笑了笑沒說話。沒幾天他返回重慶，自此再也無漢俊的消息，後來就傳來了他犧牲的噩耗。我和他生死之別已60多年，這麼多年來，我心中常常想念起他。
抗戰勝利時我在成都，勝利消息傳來時，成都百姓高興壞了，很多人不管人不認識都相擁而慶，很多人哭得一塌糊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