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9年釋放武漢病毒起，中共在道義上已經死亡，各國索賠、制裁、脫鉤，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都說不作不死，多行不義必自斃，然而老鼠的生命是頑強的，它依然在謊言和暴政中活著，人類卻無奈地接受與病毒共存。更邪惡的是，中共玩病毒上癮，只要宣稱某地發現新冠陽性，立馬就封片、封區、封城，從此防疫清零永無寧日，誠如老外的感嘆：「武漢病毒在中國活的最有尊嚴，最像病毒。」老百姓再愚蠢，同一套把戲玩多了，也慢慢看出其中的門道，說白了，那不是為了清零病毒，只是中共管控社會的一種口實，他們想封哪裡，就宣稱哪裡發現病毒，沒有病毒就人為釋放病毒，由此帶來的次生災害，人道災難無窮無盡，這種沒有道德底線的政治清零，把老百姓折騰慘了。
6月4日那天，王愛英心臟病發作，打電話給吳衛國，吳衛國一面打120要救護車，一面駕車去王愛英家，王愛英孤身一人起不了床，她需要住院吸氧，搶救，沒人照顧是萬萬不行的，但一群朝陽大媽封堵在小區門口，她們只執行上邊封控的命令，人的死活她們不管，吳衛國憋著一肚子氣跟他們講道理：「封控為了什麼，不就是保護人嘛，如今病人生命垂危，我進小區是搶救心臟病人。」
朝陽大媽：「你說心臟病就心臟病了，你有政府蓋章的通行證嗎？你有醫院的證明嗎？」朝陽大媽跟他胡攪蠻纏。
吳衛國耐著性子說：「人命關天是常識，你們得有起碼的良心！」他盼望喚醒人的良知。
朝陽大媽：「有大良心小良心，對全體人民健康負責，是最大的良心，你那小良心不好使，沒有領導批條子你別想進去。」朝陽大媽用集體主義價值觀懟得義正詞嚴。
「他媽個X的，就這一點小權利，你們都玩出花樣來……」吳衛國憤憤地罵道。
「嘴裡乾淨點，敢鬧事抓你尋釁滋事罪，你信不信？」朝陽大爺也擼袖子趕來助陣。
閻王好見，小鬼難纏，封控激活的群眾專政，儼然文革再世，望著他們手臂上的紅袖章，吳衛國心裡奔騰著一萬匹草泥馬，卻一點辦法沒有，他只好用手機不停呼叫救護車，得到的回答卻是「救護車繁忙，請耐心等待。」叫不到救護車，王愛英又不接手機，吳衛國感到凶多吉少，他急得一頭火星子，懟天懟地懟空氣，懟朝陽大媽，懟朝陽大爺，懟惡狗，懟流氓，他懟的越狠，朝陽大媽愈幸災樂禍，愈有一種權利挾持的優越感，3個小時以後救護車到達，王愛英已經死亡，身體都冰涼了。
封控期間，外地親友不能進京，王愛英的後事是吳衛國料理的。多年以來，王愛英雖然病病歪歪，但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吳衛國從來沒想到她會突然離世，毫無徵兆地離開自己，送走多年的知己，他的心裡空落落的，一個人走進王愛英住了40多年，時間膠囊一樣破舊的公寓，眼前總顯現著王愛英的影子，失去主人的房間異常安靜，凌亂落寞的廚房，落滿灰塵的松下電視，東芝冰箱，外殼陳舊變形的三菱空調，以及牆壁上王愛英兒子的黑白照片，似乎都在訴說主人的不幸，吳衛國感到無邊的壓抑，心情沉重得喘不過氣來，他慢慢坐在沙發上，又拿出王愛英留下的紙條：
「衛國，1.6萬元在信封里，請幫我送給仍在抗爭的香港年輕人。不要為我難過，我幸運地找到了快樂而有意義的人生……」
「哎吆歪——」吳衛國忽然聽到王愛英尖利，京味兒十足的口頭禪，眼前又看到她苦著臉，頭髮糟亂，眼窩塌陷，顴骨突出的面龐，甚至看到她骨瘦如柴的頎長的身影，卻唯獨看不到她笑的模樣，吳衛國知道自己出現了幻聽幻覺，文革中打打殺殺，天天都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吳衛國想不起她笑的模樣，中年「六·四」兒子遇難，老年失去香港外孫，她更是沒有了笑容，吳衛國眼前晃動的，總是那張倔強的苦瓜臉，這樣的日子，人皆不堪其憂，她卻說人生「快樂」，這和吳衛國的感受完全不同，他有點讀不懂王愛英的遺言。
六·四之後，王愛英問遍兒子所有的同學，吳衛國陪著她找遍北京所有的醫院，查看了無數的屍體和傷員，然而他的兒子人間蒸發，從此再沒有消息，王愛英整日以淚洗面，突發心臟病病倒了。之後，中共秋後算賬，人人過關接受審查，王愛英成為審查重點，好心說客勸她說假話矇混過關，王愛英卻拉長苦瓜臉，倔強地說：「我的兒子至今沒有下落，我活要見人，死要見屍，這是掩蓋不了的。」
好心說客著急說：「沒有下落不一定是死了，死了也不一定死在六·四，你不說，我們不查就得勒！」
王愛英說：「我兒子6月3日去天安門廣場絕食，他是正大光明去的，死也要死得光明磊落。」
好心說客有些急眼：「哎吆歪——」他也學著王愛英的口頭禪：「你這人怎麼一根筋，知道六部口坦克碾壓學生的事嗎？有男生為救女生雙腿被坦克軋斷，如今成為殘疾人，這是救命之恩呀，但被他從坦克履帶下救出來的女生，不但不領情，還矢口否認有這回事兒，你看看人家女學生多麼精明，這才是活明白了的中國人，你怎麼連女學生都不如，別人推都推不掉的事兒，你為什麼往自己身上攬？」
王愛英說：「我不是女學生，那是我的兒子，我是他的母親，我的兒子不能死的不明不白，做母親的有責任為他討還公道。」
好心說客心理崩潰，不得不說出實情：「打開天窗說亮話，不是我願意跟你談話，是組織安排我跟你談話，你承認兒子死在六·四，就是承認他是暴徒，你是要負連帶責任的。」
王愛英說：「我的兒子還不滿20歲，他是大學生，他主張反腐敗反官倒，主張和平理性，他的主張和我黨政治改革的目標是一致的。」
好心說客急赤白咧地說：「那是你說的，政府現在叫他們暴徒，抓住是要判刑的，家長也要受牽連。」
王愛英說：「和平年代，動用國家軍隊，大規模屠殺和平請願的學生和保護學生的北京市民，這是最嚴重的國家犯罪，殺人的劊子手總有一天會得到應有的審判。」
好心說客徹底失望，說：「哎吆歪——我沒法和你談了，你不改變這些想法，只有等著開除黨籍。」
王愛英的苦瓜臉拉的更長，愈發倔強地說：「開除黨籍是我的榮耀，加入這個黨是我一生的恥辱。」
話說到這個份兒上，已無迴旋餘地，好心的單位領導極為尷尬，最後不得不以心臟病為理由，為她辦理病退手續，保留工資，算是對紅二代的一份照顧。
病退以後，王愛英結識了許多在六·四屠殺中失去兒女的母親，她們遭遇相同，心情相通，她們不向國家暴政低頭，把對兒女的思念，轉化為與邪惡抗爭的動力，她們相互聯絡，互通消息，互相鼓舞互相支撐，走遍全國尋找六·四死難者家屬，到最高法院聯名起訴李鵬政府，提出「真相，賠償，追責」的法律訴求，她們向國際人權組織介紹六·四屠殺真相，堅持每年六·四悼念死難者，她們感動了世界，被稱為天安門母親，她們秉承兒女生前「和平理性，民主自由」的理念，拒絕遺忘，走上了艱難、漫長的維權之路，此後吳衛國再也沒有見過她笑的模樣。
「六·四」屠殺以後，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一口咬定：「軍隊在天安門沒有開槍，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談論天安門屠殺的人，被當做散布謠言抓捕，拉到CCTV電視認罪，以此恐嚇全國人民，大規模屠殺之後是大規模的掩蓋，中國從此開啟「不問你信不信，只問你服不服」的禁言模式。謊言、愚民、恐怖、暴力四位一體，國人從此又生活在恐懼之中。而編造一個謊言，則必須用更多的謊言去圓這個謊，血腥的事實逼迫中共睜著眼睛說瞎話，從此開始更加拙劣的謊言治國：說謊——圓謊——再說謊；一人說謊，多人說謊，組團說謊，政府用謊言欺騙人民，人民自我審查，打著墨線說話欺騙政府，說謊成為國人生存的本能，中國成為全民說謊，無人不謊，無處不謊，謊言綿綿無絕期的國家，而六·四死難人數，則成為這個國家最高的機密。
吳衛國在整理王愛英遺物時，發現了一組新的數字：有學者估計死3700~4000人；學生領袖說死6000人；英國政府公開解密文件死亡10000人；美國政府公開解密文件死亡12000人；清場部隊流露出來的統計數字是31978人：其中學生10974人，市民7992人，不明身份人員11865人，軍人113人。清場部隊還透露出具體的死亡地點：頤和園12人，北京大學17人，清華大學23人，軍事博物館5781人，紀念碑南2588人，紀念碑北4633人，木樨地11人，南池子933人，金水橋289人，崇文門29人，長安街從復興門至建國門9531人，燕京飯店一帶27人，民族飯店門口57人，西單113人，前門大街53人，午門812人，大會堂一側3569人，建國門外19人，二環建國門至朝陽門33人，大會堂北側271人，北京飯店21人，萬壽路39人，西單至新華門329人，紅廟地區17人，醫院內837人，逃進辦公區被殺1918人，其他16人。
王愛英的文件中還記載著：當年在六部口碾壓學生的坦克，隸屬於天津警備區坦克一師，那天，該師8輛坦克由團長羅剛（北京人）帶領，從天安門廣場出發，追逐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一共有3輛坦克碾壓了學生，沖在最前面，壓死人最多的坦克車號為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