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9年释放武汉病毒起，中共在道义上已经死亡，各国索赔、制裁、脱钩，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都说不作不死，多行不义必自毙，然而老鼠的生命是顽强的，它依然在谎言和暴政中活着，人类却无奈地接受与病毒共存。更邪恶的是，中共玩病毒上瘾，只要宣称某地发现新冠阳性，立马就封片、封区、封城，从此防疫清零永无宁日，诚如老外的感叹：“武汉病毒在中国活的最有尊严，最像病毒。”老百姓再愚蠢，同一套把戏玩多了，也慢慢看出其中的门道，说白了，那不是为了清零病毒，只是中共管控社会的一种口实，他们想封哪里，就宣称哪里发现病毒，没有病毒就人为释放病毒，由此带来的次生灾害，人道灾难无穷无尽，这种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清零，把老百姓折腾惨了。
6月4日那天，王爱英心脏病发作，打电话给吴卫国，吴卫国一面打120要救护车，一面驾车去王爱英家，王爱英孤身一人起不了床，她需要住院吸氧，抢救，没人照顾是万万不行的，但一群朝阳大妈封堵在小区门口，她们只执行上边封控的命令，人的死活她们不管，吴卫国憋着一肚子气跟他们讲道理：“封控为了什么，不就是保护人嘛，如今病人生命垂危，我进小区是抢救心脏病人。”
朝阳大妈：“你说心脏病就心脏病了，你有政府盖章的通行证吗？你有医院的证明吗？”朝阳大妈跟他胡搅蛮缠。
吴卫国耐着性子说：“人命关天是常识，你们得有起码的良心！”他盼望唤醒人的良知。
朝阳大妈：“有大良心小良心，对全体人民健康负责，是最大的良心，你那小良心不好使，没有领导批条子你别想进去。”朝阳大妈用集体主义价值观怼得义正词严。
“他妈个X的，就这一点小权利，你们都玩出花样来……”吴卫国愤愤地骂道。
“嘴里干净点，敢闹事抓你寻衅滋事罪，你信不信？”朝阳大爷也撸袖子赶来助阵。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封控激活的群众专政，俨然文革再世，望着他们手臂上的红袖章，吴卫国心里奔腾着一万匹草泥马，却一点办法没有，他只好用手机不停呼叫救护车，得到的回答却是“救护车繁忙，请耐心等待。”叫不到救护车，王爱英又不接手机，吴卫国感到凶多吉少，他急得一头火星子，怼天怼地怼空气，怼朝阳大妈，怼朝阳大爷，怼恶狗，怼流氓，他怼的越狠，朝阳大妈愈幸灾乐祸，愈有一种权利挟持的优越感，3个小时以后救护车到达，王爱英已经死亡，身体都冰凉了。
封控期间，外地亲友不能进京，王爱英的后事是吴卫国料理的。多年以来，王爱英虽然病病歪歪，但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吴卫国从来没想到她会突然离世，毫无征兆地离开自己，送走多年的知己，他的心里空落落的，一个人走进王爱英住了40多年，时间胶囊一样破旧的公寓，眼前总显现着王爱英的影子，失去主人的房间异常安静，凌乱落寞的厨房，落满灰尘的松下电视，东芝冰箱，外壳陈旧变形的三菱空调，以及墙壁上王爱英儿子的黑白照片，似乎都在诉说主人的不幸，吴卫国感到无边的压抑，心情沉重得喘不过气来，他慢慢坐在沙发上，又拿出王爱英留下的纸条：
“卫国，1.6万元在信封里，请帮我送给仍在抗争的香港年轻人。不要为我难过，我幸运地找到了快乐而有意义的人生……”
“哎吆歪——”吴卫国忽然听到王爱英尖利，京味儿十足的口头禅，眼前又看到她苦着脸，头发糟乱，眼窝塌陷，颧骨突出的面庞，甚至看到她骨瘦如柴的颀长的身影，却唯独看不到她笑的模样，吴卫国知道自己出现了幻听幻觉，文革中打打杀杀，天天都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吴卫国想不起她笑的模样，中年“六·四”儿子遇难，老年失去香港外孙，她更是没有了笑容，吴卫国眼前晃动的，总是那张倔强的苦瓜脸，这样的日子，人皆不堪其忧，她却说人生“快乐”，这和吴卫国的感受完全不同，他有点读不懂王爱英的遗言。
六·四之后，王爱英问遍儿子所有的同学，吴卫国陪着她找遍北京所有的医院，查看了无数的尸体和伤员，然而他的儿子人间蒸发，从此再没有消息，王爱英整日以泪洗面，突发心脏病病倒了。之后，中共秋后算账，人人过关接受审查，王爱英成为审查重点，好心说客劝她说假话蒙混过关，王爱英却拉长苦瓜脸，倔强地说：“我的儿子至今没有下落，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是掩盖不了的。”
好心说客着急说：“没有下落不一定是死了，死了也不一定死在六·四，你不说，我们不查就得勒！”
王爱英说：“我儿子6月3日去天安门广场绝食，他是正大光明去的，死也要死得光明磊落。”
好心说客有些急眼：“哎吆歪——”他也学着王爱英的口头禅：“你这人怎么一根筋，知道六部口坦克碾压学生的事吗？有男生为救女生双腿被坦克轧断，如今成为残疾人，这是救命之恩呀，但被他从坦克履带下救出来的女生，不但不领情，还矢口否认有这回事儿，你看看人家女学生多么精明，这才是活明白了的中国人，你怎么连女学生都不如，别人推都推不掉的事儿，你为什么往自己身上揽？”
王爱英说：“我不是女学生，那是我的儿子，我是他的母亲，我的儿子不能死的不明不白，做母亲的有责任为他讨还公道。”
好心说客心理崩溃，不得不说出实情：“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是我愿意跟你谈话，是组织安排我跟你谈话，你承认儿子死在六·四，就是承认他是暴徒，你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王爱英说：“我的儿子还不满20岁，他是大学生，他主张反腐败反官倒，主张和平理性，他的主张和我党政治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
好心说客急赤白咧地说：“那是你说的，政府现在叫他们暴徒，抓住是要判刑的，家长也要受牵连。”
王爱英说：“和平年代，动用国家军队，大规模屠杀和平请愿的学生和保护学生的北京市民，这是最严重的国家犯罪，杀人的刽子手总有一天会得到应有的审判。”
好心说客彻底失望，说：“哎吆歪——我没法和你谈了，你不改变这些想法，只有等着开除党籍。”
王爱英的苦瓜脸拉的更长，愈发倔强地说：“开除党籍是我的荣耀，加入这个党是我一生的耻辱。”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已无回旋余地，好心的单位领导极为尴尬，最后不得不以心脏病为理由，为她办理病退手续，保留工资，算是对红二代的一份照顾。
病退以后，王爱英结识了许多在六·四屠杀中失去儿女的母亲，她们遭遇相同，心情相通，她们不向国家暴政低头，把对儿女的思念，转化为与邪恶抗争的动力，她们相互联络，互通消息，互相鼓舞互相支撑，走遍全国寻找六·四死难者家属，到最高法院联名起诉李鹏政府，提出“真相，赔偿，追责”的法律诉求，她们向国际人权组织介绍六·四屠杀真相，坚持每年六·四悼念死难者，她们感动了世界，被称为天安门母亲，她们秉承儿女生前“和平理性，民主自由”的理念，拒绝遗忘，走上了艰难、漫长的维权之路，此后吴卫国再也没有见过她笑的模样。
“六·四”屠杀以后，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一口咬定：“军队在天安门没有开枪，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谈论天安门屠杀的人，被当做散布谣言抓捕，拉到CCTV电视认罪，以此恐吓全国人民，大规模屠杀之后是大规模的掩盖，中国从此开启“不问你信不信，只问你服不服”的禁言模式。谎言、愚民、恐怖、暴力四位一体，国人从此又生活在恐惧之中。而编造一个谎言，则必须用更多的谎言去圆这个谎，血腥的事实逼迫中共睁着眼睛说瞎话，从此开始更加拙劣的谎言治国：说谎——圆谎——再说谎；一人说谎，多人说谎，组团说谎，政府用谎言欺骗人民，人民自我审查，打着墨线说话欺骗政府，说谎成为国人生存的本能，中国成为全民说谎，无人不谎，无处不谎，谎言绵绵无绝期的国家，而六·四死难人数，则成为这个国家最高的机密。
吴卫国在整理王爱英遗物时，发现了一组新的数字：有学者估计死3700~4000人；学生领袖说死6000人；英国政府公开解密文件死亡10000人；美国政府公开解密文件死亡12000人；清场部队流露出来的统计数字是31978人：其中学生10974人，市民7992人，不明身份人员11865人，军人113人。清场部队还透露出具体的死亡地点：颐和园12人，北京大学17人，清华大学23人，军事博物馆5781人，纪念碑南2588人，纪念碑北4633人，木樨地11人，南池子933人，金水桥289人，崇文门29人，长安街从复兴门至建国门9531人，燕京饭店一带27人，民族饭店门口57人，西单113人，前门大街53人，午门812人，大会堂一侧3569人，建国门外19人，二环建国门至朝阳门33人，大会堂北侧271人，北京饭店21人，万寿路39人，西单至新华门329人，红庙地区17人，医院内837人，逃进办公区被杀1918人，其他16人。
王爱英的文件中还记载着：当年在六部口碾压学生的坦克，隶属于天津警备区坦克一师，那天，该师8辆坦克由团长罗刚（北京人）带领，从天安门广场出发，追逐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一共有3辆坦克碾压了学生，冲在最前面，压死人最多的坦克车号为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