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名暉:超過20%青年失業下的「大閱兵」

2025年9月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右)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二戰結束80周年閱兵式上,在檢閱部隊前接受軍禮。 (Photo by Greg Baker / AFP) (Photo by 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2025-09-06 06:00  來源: 上報  作者: 湯名暉

2025年9月3日,中國在北京舉行閱兵式,以最新式飛彈、戰機和無人機等尖端武器展現軍事肌肉,營造出一幅團結強大的強國形象。這場 「九三閱兵」 所傳遞的強勢信號,實則掩蓋了中國國內日益明顯的社會與經濟裂縫。

這類閱兵不僅是軍事實力的展示,更是政治宣傳的一環,意在將國內矛盾遮蓋在民族主義的光環之下。中共藉由閱兵紀念歷史、強調大國崛起,試圖鞏固執政正當性,卻難以否認國內潛伏的諸多危機。

強大閱兵的幻象掩蓋什麼?

當前中國正面臨青年失業、房地產泡沫與地方債務等經濟困境。官方統計顯示,16–24歲城市青年失業率在2023年6月飆升至創紀錄的21.3%。情況嚴峻到國家統計局竟在8月宣布停止發布青年失業數據,借詞要「優化」統計方法,這一罕見舉措引發中國社交媒體上大量批評。

房地產市場方面,大型開發商頻臨破產邊緣,樓市交易與新開工面積大幅下滑。中國長年以來積累的房地產泡沫正在破滅,房地產相關產業估計佔GDP近29%,其急劇下行對經濟造成巨大拖累。房價雖暫時受到政府支撐,但遲早回落將帶來更多壞帳和損失。

在盛大閱兵的背後,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隨房地產降溫而雪上加霜,地方債規模約佔GDP的三分之一,且主要以賣地收入為擔保來源。若將隱性債務計算在內,中國地方政府實際債務可能高達GDP的93%,且還在持續攀升。

由於中央財權高度集中,地方過度依賴土地融資,一旦房市低迷,地方財政陷入困境就難以避免。北京雖已開始通過銀行體系和財政工具進行紓困,但長期而言,這種由土地財政驅動的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支撐軍費增長更加重財政負擔。

經濟數據的低迷背後是社會信心的滑落與制度性缺陷。消費不振、企業投資意願低迷,反映出中國民眾對前景缺乏信心。更深層次看,中國經濟長期依賴高投資和債務驅動增長,導致產能過剩與債務累積,而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縮減進一步加劇增長困難,生育政策也挽回不了「獨生子世代」的窘境。

長期以來,中國金融體系缺乏透明度,民眾和企業之間信用不足,致使借貸困難、欺詐頻發。北京推行的社會信用體系,某種程度上正是為了彌補這種信任赤字。然而,以威權方式強化社會管控,又進一步削弱了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形成惡性循環。許多富裕階層和年輕專業人士對國家前途感到不安,出現了移民潮和資本外流的趨勢。

據布魯金斯學會觀察,中國近年來經曆數十年未見的人才與資金外流,「潤學(run學)」思潮興起,預計2024年將有超過1.5萬名高凈值人士選擇移民,其中多數以美國為首選目的地,即使川普當政也阻擋不了。這種「用腳投票」的現象,凸顯出對中國未來走向缺乏信心的社會心態。

在盛大閱兵的背後,中國地方政府債務正隨房地產降溫而雪上加霜。

2025年9月3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紀念抗戰勝利暨二戰結束80周年閱兵式上,裝甲車和士兵的身影清晰可見。 (Photo by 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躺平」與犬儒文化蔓延

在經濟壓力與社會流動性降低的夾擊下,中國年輕世代的 「躺平」 和 犬儒主義 心態廣為蔓延,成為習近平時代一道諷刺的風景。所謂「躺平」,指年輕人以消極怠工、降低物質慾望的方式抵制高壓競爭和過勞文化。這股風潮源於對現實的不滿與無力感,許多大學生和白領在面臨狹窄的上升通道和沉重壓力時,選擇退出激烈競爭、追求極簡生活。

「躺平」實質是一種無言的反抗,當中共號召青年「持續奮鬥」時,年輕一代卻以放棄進取來對抗過勞且看不到前途的現狀,何況所謂的「祖國統一」,更在視野之外。這種悄然盛行的消極主義令當局深感不安。官媒接連抨擊「躺平」是「不光彩」「有害的雞湯」,認為年輕人選擇躺平「既不公正也可恥」。政府甚至封殺網路上的相關討論和商品,以遏制這種風氣擴散。

與「躺平」相伴的,是更為瀰漫的犬儒文化。許多中國青年對政治和社會變革抱持冷嘲熱諷的態度,對未來失去信念。2022年底蔓延全國的「白紙抗議」雖一度展現出年輕世代對嚴厲管控的不滿,但隨著清零政策鬆動和當局打壓,抗議激情很快退潮,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普遍的厭世與消沉情緒。

在高失業率、房價高企和社會流動停滯的現實下,「擺爛」心態也開始流行,轉而以解嘲方式面對看似無解的人生難題。有人將這形容為「生存但無法生活」,每天只是機械般工作、存錢,周而復始,缺乏實現自我價值與享受生活的機會。這種對現狀的無奈與不滿,並未轉化為對體制挑戰的明確訴求,反而演變為對任何改變可能性的懷疑與漠然。

許多年輕人認為自己命運早已被規劃,對改變現狀的渴望因內心的疏離而消減。這種遍布社會的厭世情緒,無疑對中國提振內需、推動創新的國策形成潛在掣肘。當「內卷」與「擺爛」成為網路熱詞,中共試圖號召全民實現「中國夢」的宏大敘事就難以真正深入人心,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也將失靈,因為黨的戰線不是年輕人的戰場。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當局對此頗為警惕。習近平強調年輕人應該「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官方媒體則不斷宣傳奮鬥奮發的青春榜樣,試圖扭轉頹廢風氣。然而,在高房價、就業難和社會不公等結構性問題未解決前,這種宣傳收效甚微。

相反,過度強調政治忠誠和輿論管控,進一步壓縮了社會釋放真實不滿的渠道,也使民眾對政府公信力產生懷疑。信任赤字已成為中國治理體系的一大隱憂,而青年世代的犬儒化更使這一問題雪上加霜。

內部脆弱性對中國持久作戰能力的制約

上述經濟與社會脆弱性不僅是中國內政難題,也限制北京對外擴張與持久作戰的能力。儘管解放軍在閱兵場上看似兵強馬壯,但維繫一場長期高強度衝突對中國而言將是巨大的挑戰。

美國蘭德公司早在2016年的戰略評估中即指出,若中美爆髮長期戰爭,中國經濟遭受的損害將遠甚於美國,戰事拖延可能使中國GDP衰減達25–35%,並引發內部政治分歧。

相較之下,美國的經濟損失預估僅為5–10%。對中國而言,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將極大削弱其經濟基礎,動搖中共執政的社會穩定根基。社會上的躺平與擺爛氛圍,在青年世代蔓延至軍中也已不是新聞,消極的社會氛圍已影響到士氣。

蘭德公司的最新研究也強調了中國在持續衝突 中的幾項致命弱點:對國內不穩定的恐懼、衝突升級風險對經濟的衝擊、國際聲譽損失,以及 遠征作戰和盟友支援能力的不足。

首先,中南海高度戒備軍事行動引發國內反彈的可能性。無論是對台動武還是海外用兵,大量傷亡或軍事失敗 都可能引發民眾質疑和恐慌,特別是在社會矛盾本就累積的情況下。過往經驗顯示,中共對士兵傷亡極為敏感,因害怕激起國內反戰情緒而嚴控資訊。

在資訊時代,戰爭負面消息難以完全封鎖,一旦傳播開來,可能激化社會對立、動搖政權威信。近期下台的中共黨政軍要員,其中不乏內心質疑當前的政治目標,因此與美國接觸,從而埋下出事的伏筆。

其次,戰事升級與持久化的風險讓北京投鼠忌器。戰爭若超出預期拖長,不但可能將美日等強權更深地捲入,也會使中國面臨貿易凍結等經濟重創。隨著衝突持續,國際反應 也會越來越不利於中國,外交孤立加深,戰爭合法性飽受質疑,國內輿論即使收緊,也將成為其他權力挑戰者的機會。

再者,解放軍在遠程投送與境外維穩上能力有限。儘管中國大幅提升海軍和空軍現代化水平,但在遠海作戰、海外基地建設和聯合作戰經驗上仍相對薄弱。這意味著中國難以在遠離本土的戰場長期維持高強度軍事存在,一旦供給線受阻或盟友支援不足,持續作戰能力將迅速衰減。

此外,海外動武還可能損及中國多年苦心經營的國際形象和外交關係。北京一直試圖塑造「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宣稱奉行和平崛起;但若對外訴諸武力,不僅違背其官方敘事,還可能導致周邊國家聯合自衛,從而讓中國陷入更不利的國際戰略態勢。

中國內部經濟與社會的脆弱性,嚴重製約了其對外大規模、長時間用兵的條件。像是真正能投入戰場的少數民族,並沒有太高的文化水平操作高科技戰爭的裝備,有學養者大多有能力避免讓自身遠走高飛。這種 「表強里弱」 的現實,為台灣及國際盟友在戰略上牽制中國提供可乘之機。

中共領導高層也深知這些掣肘。北京在對外政策上往往一方面咄咄逼人、對台灣展現軍力示威,另一方面又謹慎避免擦槍走火,其內在計算正是避免陷入無法承受的消耗戰,對外強硬不乏安定內部的目的。中國對台威懾雖猛烈,但實際用兵前會三思其國力持久度和內部穩定度,這種矛盾心理正是台灣可以運用的空間。

台灣的戰略機會

中國社會與經濟脆弱性的曝光,為台灣和民主同盟國家提供戰略反制與敘事主導的契機。當北京極力渲染民族復興與制度自信時,台灣可巧妙運用外交話術與國際倡議,將聚光燈投向中國內部的結構性問題,削弱中共對外話語權的正當性。

對外大力揭示中國內部矛盾,台灣可在國際場合和媒體作出有理有據的發言強調:「一個青年失業率超過20%、需靠隱瞞數據來粉飾太平的政權,何談真正的穩定繁榮?」。又或者指出:「一個地方債台高築、房地產泡沫岌岌可危的國家,其對外擴張能力和模式輸出是否可持續?」。

這類言論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數據和事實支撐。當北京試圖以經濟奇蹟和社會穩定自我標榜時,台灣可以翔實地拆穿神話,透過在國際場合反覆強調中國模式內在不可持續,引導「中國自身治理存缺陷、崛起恐難持久」的敘事。

國家實力不僅取決于軍機與飛彈的數量,還取決於經濟社會的健康度與治理模式的可持續性。中國試圖以崛起大國的姿態贏得各國認同,台灣則可以對外敘事和揭露中國問題增取時間,同時加快國防投資和取得美國更多的授權,發展長程且足以動搖中國社會內部的長程武器。

台灣的戰略牽制並非要動搖中國人民的生活,而是要展現另一種生活世界的可能性。當更多國家民眾和媒體意識到中國內部問題叢生,對北京對外言辭的疑問和警惕也會增加,從而削弱中國對外敘事的說服力,為台灣爭取強化軍備的時間與輸入選擇。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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