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筆名:肅生
第十八集
送牢飯
一九四六年父親從重慶離開軍官隊之後到了南京,在第一區任民眾自衛總隊副總隊長(總隊長是區長兼任,姓許,後來去了台灣)、保安組組長,直至四九年四月二十三號南京易幟。當時第一區轄地為市區中山北路以東、中山東路以北地區,總統府以及一些重要機關和很多要員的住宅都在這一塊,所以,在第一區保安組工作的地位自是不同,父親說過,他憑自己的證件就可進入總統府。
在保安組裡,有兩個地下黨員,一個姓馮(名字我忘了),一個叫白夏(記住的是讀音),父親一直不知道他們這一特殊身份。南京政權鼎革後的第三天,姓馮的帶著警衛員回辦公室收拾自己的物品時,對父親說了自己是南京市的行政科長(當時的科長即後來的局長)。他們平日里和父親的私交很不錯,母親說他倆常到家裡來打麻將。「鎮反運動」時,他倆證明父親沒有迫害過地下黨,也沒有鎮壓過學生運動,所以被定性為「一般政治歷史問題」。「肅反」時,平涼也派人找到他們核查父親在南京的這段歷史。五八年冬父母從甘肅回來時曾在南京停留了一些天,其間找過姓馮的,可惜他到北京的中央黨校學習去了。父母后來曾不止一次感嘆說,如果當時見到他,他應該知道安徽的實際情況,或許會讓我們留在南京,也就不會遇上安徽的大饑荒而在死亡線上掙扎了。
也就是因為和姓馮的有這樣的過往,父親才被追查而背上了「潛伏特務」的嫌疑,度過了一段牢獄之災。文革中,他應該早就是高級幹部了,自然逃不了被作為「走資派」揪斗。在批鬥中,翻老底查出他在第一區保安組任過職,就又被安上了「潛伏特務」的罪名。他既然是「潛伏特務」,就會有組織,於是審查他的專案組就按照他在保安組的同事的名單一個個追查下去,作為他的上司,父親自然是追查對象的重中之重。審查人員居然在某些檔案材料里查出了父親到了甘肅,又趕到甘肅平涼查到了父親的原工作單位,知道父親回到了和縣,再通過和縣公安局查到父親所在的生產隊,這樣,就把父親從田裡直接帶到了城南公社革委會所在地的沈家山進行審問。
六八年七月一號的中午,父親被捆綁著路過橫江街押往城裡後,直到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才有街道上的人到我家來通知我們父親關押在和縣群眾專政指揮部,並要我們送睡的蓋的和晚飯去。我們隨即找了一張草席、一個剛裝好粗糠的枕頭、一床打著好幾個補丁的床單,燒了一點飯用飯提子裝了,我和姐姐肩扛手提著一道到了城裡,找到了專政指揮部,和相隔了幾天的父親見了面。指揮部里的人還把我們帶去的東西一一作了檢查之後才讓父親收下。這種檢查也就幹了這麼一次,後來也就沒查了。
和縣專政指揮部佔用了原來的縣總工會,在縣城東門,離縣委、縣政府、公安局、人武部都很近。進門是一個蠻大的院子,前半是空場地,後半是一塊一壟壟的菜地,中間是東西各一排房子。東邊一排房子是指揮長、副指揮長、各個機構和專政隊員們的辦公室、值班室,西邊一溜房子是關押專政對象的。
指揮長、副指揮長和隊員們都是各單位抽調的,指揮長、副指揮長原來的工作也不是領導崗位,我記得指揮長是縣氣象站內設的一個科的科長,是個轉業軍人;副指揮長是個女的,是縣機關某單位的普通幹部。他們和那些隊員大概都是因為在革命中表現積極,才被調到這樣一個臨時專政機關的。
專政指揮部和公安局的看守所有著較大的區別。看守所關押的是刑事上犯了罪或待審問的嫌疑人,專政指揮部關的是政治上待審查的對象。裡面關的人也不多,也就幾十人不到百把人的樣子。過了一些天,我和裡面被關的人漸漸熟悉了,很多人能叫出名字,也知道了他們被關押的原因。關的最多的一類是被打倒的走資派,其中有縣委副書記孫賢樹和副縣長譚布真、俞由友、晏道玉等等;一類是「革命」中犯了政治錯誤的人,他們或因私下對文化大革命講了些不同觀點或對領導說了些牢騷怪話,都是問題不算嚴重,構不成犯罪,送不了公安局的人;還有一類極少數的人,是因小偷小摸被當作「壞分子」的人。被關的人或進或出,有的時間短一些,十天半月的有,一兩個月兩三個月的也有。有的被關的時間就比較長了,像那些縣領導,父親進去的時候他們就在了,父親被放回家的時候他們還在繼續關著。
被關押的人分住在幾個房間里,不論過往的身份地位,也不分被關押的緣由,全都是混住。整個房間內都是地鋪,在地上鋪著稻草,每兩個人睡一個被窩筒子,一家帶一床被子,一個做墊被,一個做蓋被。父親始終和譚布真睡在一起。房間和當時普通的辦公用平房一樣,木門木窗上也沒加裝鋼筋柵欄什麼的防止逃跑。房間外面是一個走廊,走廊南邊的盡頭是一個茅廁。這些被關押的人平時就待在房間里,要麼反反覆復地寫著交代,要麼就是集體讀讀報紙學習,改造思想。上午下午各有一次放風,可以在院子後面的菜地四周散步,雨雪天就在走廊上走來走去。有時還被派到菜地里幹活,收的菜就留在伙房裡大家吃。
那段時間伙房裡做飯的主要是孫賢樹、俞由友幾個人,他們雖然累些,但自由度大不少,每天買菜時可以在專政隊員的監視下出大門到菜場上轉一圈。時間長了,那些縣領導對父親了解了,態度都比較友好,經常和父親私下交談,各自談著自己的「案情」和歷史過往。譚布真因和父親睡在一起,兩個人每次寫交代材料都要讓對方幫著看看防止出錯,尤其是防止筆誤造成「政治錯誤」而「罪加一等」,因此他對父親很是了解,還經常向父親請教氣象學知識。我和姐姐送飯去每次都要見到他,我們喊他譚叔叔,他也會笑著和我們說上幾句話。
從父親被關押到縣群眾專政指揮部的當晚,我和姐姐就換著去送牢飯,母親也送過,順便去看看父親,後來就主要是我送了。指揮部里有伙房,被關押的絕大多數人都是交了糧票和錢在裡面打飯吃。我家當時實在太窮,全靠娘仨賣油條每天掙個塊把幾毛的,既沒法每月弄上三十斤左右的糧票,也交不起那十幾塊錢,只能每月交幾斤糧票幾塊錢讓父親在裡面吃早飯,午飯晚飯都是家裡做好送去,我們在家裡吃什麼就送什麼,沒特別單做過。我們送去的飯菜自然比伙房裡的差不少,「牢友」們知道我家的經濟狀況,從來也沒人有什麼看不起父親和我們姐弟的。從我家到指揮部有三四里路,風雨無阻,每天兩趟,我們娘仨給父親送了八個多月的牢飯。夏天的時候,父親的汗衣就在裡面自己洗了,秋冬的時候,因沒有大盆不好洗,我們就趁著送飯把父親換下的衣服帶回家洗。
六九年中國新年後,大概是出了正月吧,一天中午我送飯到了指揮部,到了關押父親的那個房間門口正在四下找著父親。譚叔叔一看到我就立馬從地鋪上爬起來走到我面前,一臉凝重地說:「小蒯,你爸被南京來的人帶走了,應該是那邊要審查。你爸的情況我知道,應該不會有問題。回家和你媽說,不要擔心。」聽了這話,我急忙轉身連走帶跑地回了家,把事情告訴了母親和姐姐,一家人的心不由地又緊張起來,別的倒沒什麼擔心的,就是怕父親在那邊挨打吃虧。
在牽掛中過了二十多天,一天上午專政指揮部的人通知街道上,要他們告訴我們,父親被送回來了,讓我們送飯去。這次是我和姐姐一道送飯去的,看到父親沒什麼受傷的樣子,反而過得白白胖胖的了。父親看到我們姐弟臉上很是開心,隨即就問了句:「你媽還好嗎?」父親邊吃著飯邊說:「沒事了,沒事了,叫你媽放心。」隨後我們又送了不到十天的飯,四月里的一天上午,父親背著被子,手上提著臉盆席子回到了家中。飯後閑坐下來,父親說起了他在南京的境遇。
父親說帶他走並幾次審問他的人應該是姓馮的單位的造反派,具體是哪個單位和他們姓甚名誰的也不說。到了南京七拐八彎地也不知是到了什麼地方,放出來的時候走出那個地方的大門,我回頭看了一下,有一塊牌子上寫著「五四印刷廠」。那些天一直被關在一個倉庫里,裡面放了一張有墊被和蓋被的小木床、一個小桌子和一個板凳。進去後頭幾天還是再寫在保安組的情況交代和同姓馮的這些年有過哪些聯繫,後來幾次審問似乎是在和姓馮的說的某些情況做對證。估計他們也實在是查不出什麼來,就把我送回來了,來去都是他們開的吉普。
此事本來同和縣這邊就沒什麼關聯,所以過了這幾天專政指揮部就通知我回家了。邊說這些父親還邊笑著說,南京的伙食真不錯,早晨有油條饅頭,中午晚上都有葷菜,吃過不少肉,他們也沒要我交錢交糧票。第二天,父親回去拿一些昨天回來帶不下的用品,還特意買了兩包東海煙帶去散給他這九個多月的「牢友」們,算是感謝他們的照顧,和他們正式告別。
血衣和血瓢
67年上半年,城裡不時傳來這塊那塊造反派武鬥的消息,傳聞中不少地方是動槍動炮的,臨近的蕪湖、馬鞍山、安慶的消息更是傳得有鼻子有眼的,一時間人心惶惶。這些消息有的是私下裡傳說的,有不少則是各種傳單上控訴某方、聲援某方的。傳單上的消息多數是省外的,上面的內容對死傷、場景都做了不少記述。城裡的很多家長都約束著子女呆在家裡,尤其是那些在運動中行動積極的更是被家裡人千叮嚀萬囑咐,生怕在外面被人打了或打了人。
和縣雖然緊靠南京、蕪湖,和馬鞍山更是一江之隔,城裡學生、工人中的造反派雖然也分成不同陣營,有什麼「好派」「屁派」,也互相貼大字報進行攻擊,但比較起外地來總體上還算是溫和的。還有一些被稱之為「逍遙派」的人索性遊離於運動之外,不再攪和其中了。這種狀況可能與縣城不大,尤其是城裡回民多,他們多數在本民族之間通婚,很多人家之間都有這樣那樣的親戚關係,一敘起來就抹不開面子了,就算有些爭執,也不至於以命相搏。儘管這樣,和城還是鬧出了兩起流血事件。
約莫是這年的秋天,應該在九、十月,一天大早上的,一個朋友進了我家,神色緊張地掩上門,低聲對我們說,昨晚十點多,軋花廠武鬥了,有人被刀戳了,血衣還鋪在地上。我一聽,不知為什麼,扭頭就對父親說,我去看看。大概是有幾分緊張,也有幾分好奇吧。母親正準備攔著我,我一看父親沒作聲,拉開門就沖了出去。軋花廠過了小南門橋不遠就是,離我家也就不到兩里地,十來分鐘就到了。
在軋花廠大門南邊的圍牆外稀稀拉拉地站著十幾個圍觀的人,地上鋪著兩件上衣,一件是白布襯衣、一件是有些敗色的中山裝,上面都有著一塊塊的血跡,還有幾個洞。旁邊的圍牆上貼著一些似乎是剛糊上去的大字報和大標語,內容依稀記得是什麼「堅決捍衛」、「嚴懲兇手」、「血債血償」之類的東西。我湊近了圍觀的人中,有人低低地說,昨晚廠里有一批人出去和哪個造反隊搞辯論,講著講著就講翻了動起了手,這邊去的人少些,一看勢頭不對就往回跑,跑到廠門口一看大門鎖了,就一個個翻牆頭跳了進去,這個人還沒來得及翻上牆頭就給後面追來的人逮住了,被戳了幾刀。逃進廠里的人大叫著喊廠里的其他人,好多人就衝出來了,那幫人一看不好,掉頭就跑了。
廠里的人一看要出人命,也沒顧上追那幫人,急著把這個人送醫院了。估計那把刀不大,淌了不少血,不過沒戳到臟器,命沒事。我聽著他低低地慢慢地說,說得還似乎就是這麼回事,可能他就是廠里的人吧。這批圍觀的人有些人陸續走了,又有人陸續來了,到我走的時候也沒多少人來看,人們應該是避之猶恐不及吧。這起武鬥的後續我不知道,好像是不了了之了。不過,我有一種感覺,自此以後,和城的各種批鬥、辯論似乎消停了不少。
在這前不久,和縣醫院也有一起因本單位兩個造反派之間的觀點不同造成的流血事件,也算是一次小小的武鬥吧。武鬥的雙方一個是醫生,一個是食堂的炊事員。這天,醫生到食堂打飯,和這個炊事員又就各自的觀點爭論起來,急怒之下,炊事員掄起手中打菜的鐵瓢向醫生的頭上就扣了下去。這打菜的鐵瓢也是炒菜用的,成天在鍋里抄來抄去,那瓢口磨的就像刀口一樣快。這一瓢扣下去,頭皮頓時就炸開了,自然是血流如注。旁邊的人一看,有的急忙把炊事員拖開,有的則扶著醫生去科室包紮。好在人本身就在醫院裡,大約也不需要什麼挂號之類的,清清創口,縫上些針,這事也就過去了。
好在和縣這兩起流血的武鬥當時也沒什麼打回去的後續行動,也就沒有釀成上規模的武鬥。文革中這種傷害也沒人去追究什麼法律、紀律責任,吃了虧的只能自認倒霉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