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笔名:肃生
第十八集
送牢饭
一九四六年父亲从重庆离开军官队之后到了南京,在第一区任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长是区长兼任,姓许,后来去了台湾)、保安组组长,直至四九年四月二十三号南京易帜。当时第一区辖地为市区中山北路以东、中山东路以北地区,总统府以及一些重要机关和很多要员的住宅都在这一块,所以,在第一区保安组工作的地位自是不同,父亲说过,他凭自己的证件就可进入总统府。
在保安组里,有两个地下党员,一个姓冯(名字我忘了),一个叫白夏(记住的是读音),父亲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一特殊身份。南京政权鼎革后的第三天,姓冯的带着警卫员回办公室收拾自己的物品时,对父亲说了自己是南京市的行政科长(当时的科长即后来的局长)。他们平日里和父亲的私交很不错,母亲说他俩常到家里来打麻将。“镇反运动”时,他俩证明父亲没有迫害过地下党,也没有镇压过学生运动,所以被定性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肃反”时,平凉也派人找到他们核查父亲在南京的这段历史。五八年冬父母从甘肃回来时曾在南京停留了一些天,其间找过姓冯的,可惜他到北京的中央党校学习去了。父母后来曾不止一次感叹说,如果当时见到他,他应该知道安徽的实际情况,或许会让我们留在南京,也就不会遇上安徽的大饥荒而在死亡线上挣扎了。
也就是因为和姓冯的有这样的过往,父亲才被追查而背上了“潜伏特务”的嫌疑,度过了一段牢狱之灾。文革中,他应该早就是高级干部了,自然逃不了被作为“走资派”揪斗。在批斗中,翻老底查出他在第一区保安组任过职,就又被安上了“潜伏特务”的罪名。他既然是“潜伏特务”,就会有组织,于是审查他的专案组就按照他在保安组的同事的名单一个个追查下去,作为他的上司,父亲自然是追查对象的重中之重。审查人员居然在某些档案材料里查出了父亲到了甘肃,又赶到甘肃平凉查到了父亲的原工作单位,知道父亲回到了和县,再通过和县公安局查到父亲所在的生产队,这样,就把父亲从田里直接带到了城南公社革委会所在地的沈家山进行审问。
六八年七月一号的中午,父亲被捆绑着路过横江街押往城里后,直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才有街道上的人到我家来通知我们父亲关押在和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并要我们送睡的盖的和晚饭去。我们随即找了一张草席、一个刚装好粗糠的枕头、一床打着好几个补丁的床单,烧了一点饭用饭提子装了,我和姐姐肩扛手提着一道到了城里,找到了专政指挥部,和相隔了几天的父亲见了面。指挥部里的人还把我们带去的东西一一作了检查之后才让父亲收下。这种检查也就干了这么一次,后来也就没查了。
和县专政指挥部占用了原来的县总工会,在县城东门,离县委、县政府、公安局、人武部都很近。进门是一个蛮大的院子,前半是空场地,后半是一块一垄垄的菜地,中间是东西各一排房子。东边一排房子是指挥长、副指挥长、各个机构和专政队员们的办公室、值班室,西边一溜房子是关押专政对象的。
指挥长、副指挥长和队员们都是各单位抽调的,指挥长、副指挥长原来的工作也不是领导岗位,我记得指挥长是县气象站内设的一个科的科长,是个转业军人;副指挥长是个女的,是县机关某单位的普通干部。他们和那些队员大概都是因为在革命中表现积极,才被调到这样一个临时专政机关的。
专政指挥部和公安局的看守所有着较大的区别。看守所关押的是刑事上犯了罪或待审问的嫌疑人,专政指挥部关的是政治上待审查的对象。里面关的人也不多,也就几十人不到百把人的样子。过了一些天,我和里面被关的人渐渐熟悉了,很多人能叫出名字,也知道了他们被关押的原因。关的最多的一类是被打倒的走资派,其中有县委副书记孙贤树和副县长谭布真、俞由友、晏道玉等等;一类是“革命”中犯了政治错误的人,他们或因私下对文化大革命讲了些不同观点或对领导说了些牢骚怪话,都是问题不算严重,构不成犯罪,送不了公安局的人;还有一类极少数的人,是因小偷小摸被当作“坏分子”的人。被关的人或进或出,有的时间短一些,十天半月的有,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也有。有的被关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像那些县领导,父亲进去的时候他们就在了,父亲被放回家的时候他们还在继续关着。
被关押的人分住在几个房间里,不论过往的身份地位,也不分被关押的缘由,全都是混住。整个房间内都是地铺,在地上铺着稻草,每两个人睡一个被窝筒子,一家带一床被子,一个做垫被,一个做盖被。父亲始终和谭布真睡在一起。房间和当时普通的办公用平房一样,木门木窗上也没加装钢筋栅栏什么的防止逃跑。房间外面是一个走廊,走廊南边的尽头是一个茅厕。这些被关押的人平时就待在房间里,要么反反复复地写着交代,要么就是集体读读报纸学习,改造思想。上午下午各有一次放风,可以在院子后面的菜地四周散步,雨雪天就在走廊上走来走去。有时还被派到菜地里干活,收的菜就留在伙房里大家吃。
那段时间伙房里做饭的主要是孙贤树、俞由友几个人,他们虽然累些,但自由度大不少,每天买菜时可以在专政队员的监视下出大门到菜场上转一圈。时间长了,那些县领导对父亲了解了,态度都比较友好,经常和父亲私下交谈,各自谈着自己的“案情”和历史过往。谭布真因和父亲睡在一起,两个人每次写交代材料都要让对方帮着看看防止出错,尤其是防止笔误造成“政治错误”而“罪加一等”,因此他对父亲很是了解,还经常向父亲请教气象学知识。我和姐姐送饭去每次都要见到他,我们喊他谭叔叔,他也会笑着和我们说上几句话。
从父亲被关押到县群众专政指挥部的当晚,我和姐姐就换着去送牢饭,母亲也送过,顺便去看看父亲,后来就主要是我送了。指挥部里有伙房,被关押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交了粮票和钱在里面打饭吃。我家当时实在太穷,全靠娘仨卖油条每天挣个块把几毛的,既没法每月弄上三十斤左右的粮票,也交不起那十几块钱,只能每月交几斤粮票几块钱让父亲在里面吃早饭,午饭晚饭都是家里做好送去,我们在家里吃什么就送什么,没特别单做过。我们送去的饭菜自然比伙房里的差不少,“牢友”们知道我家的经济状况,从来也没人有什么看不起父亲和我们姐弟的。从我家到指挥部有三四里路,风雨无阻,每天两趟,我们娘仨给父亲送了八个多月的牢饭。夏天的时候,父亲的汗衣就在里面自己洗了,秋冬的时候,因没有大盆不好洗,我们就趁着送饭把父亲换下的衣服带回家洗。
六九年中国新年后,大概是出了正月吧,一天中午我送饭到了指挥部,到了关押父亲的那个房间门口正在四下找着父亲。谭叔叔一看到我就立马从地铺上爬起来走到我面前,一脸凝重地说:“小蒯,你爸被南京来的人带走了,应该是那边要审查。你爸的情况我知道,应该不会有问题。回家和你妈说,不要担心。”听了这话,我急忙转身连走带跑地回了家,把事情告诉了母亲和姐姐,一家人的心不由地又紧张起来,别的倒没什么担心的,就是怕父亲在那边挨打吃亏。
在牵挂中过了二十多天,一天上午专政指挥部的人通知街道上,要他们告诉我们,父亲被送回来了,让我们送饭去。这次是我和姐姐一道送饭去的,看到父亲没什么受伤的样子,反而过得白白胖胖的了。父亲看到我们姐弟脸上很是开心,随即就问了句:“你妈还好吗?”父亲边吃着饭边说:“没事了,没事了,叫你妈放心。”随后我们又送了不到十天的饭,四月里的一天上午,父亲背着被子,手上提着脸盆席子回到了家中。饭后闲坐下来,父亲说起了他在南京的境遇。
父亲说带他走并几次审问他的人应该是姓冯的单位的造反派,具体是哪个单位和他们姓甚名谁的也不说。到了南京七拐八弯地也不知是到了什么地方,放出来的时候走出那个地方的大门,我回头看了一下,有一块牌子上写着“五四印刷厂”。那些天一直被关在一个仓库里,里面放了一张有垫被和盖被的小木床、一个小桌子和一个板凳。进去后头几天还是再写在保安组的情况交代和同姓冯的这些年有过哪些联系,后来几次审问似乎是在和姓冯的说的某些情况做对证。估计他们也实在是查不出什么来,就把我送回来了,来去都是他们开的吉普。
此事本来同和县这边就没什么关联,所以过了这几天专政指挥部就通知我回家了。边说这些父亲还边笑着说,南京的伙食真不错,早晨有油条馒头,中午晚上都有荤菜,吃过不少肉,他们也没要我交钱交粮票。第二天,父亲回去拿一些昨天回来带不下的用品,还特意买了两包东海烟带去散给他这九个多月的“牢友”们,算是感谢他们的照顾,和他们正式告别。
血衣和血瓢
67年上半年,城里不时传来这块那块造反派武斗的消息,传闻中不少地方是动枪动炮的,临近的芜湖、马鞍山、安庆的消息更是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一时间人心惶惶。这些消息有的是私下里传说的,有不少则是各种传单上控诉某方、声援某方的。传单上的消息多数是省外的,上面的内容对死伤、场景都做了不少记述。城里的很多家长都约束着子女呆在家里,尤其是那些在运动中行动积极的更是被家里人千叮咛万嘱咐,生怕在外面被人打了或打了人。
和县虽然紧靠南京、芜湖,和马鞍山更是一江之隔,城里学生、工人中的造反派虽然也分成不同阵营,有什么“好派”“屁派”,也互相贴大字报进行攻击,但比较起外地来总体上还算是温和的。还有一些被称之为“逍遥派”的人索性游离于运动之外,不再搅和其中了。这种状况可能与县城不大,尤其是城里回民多,他们多数在本民族之间通婚,很多人家之间都有这样那样的亲戚关系,一叙起来就抹不开面子了,就算有些争执,也不至于以命相搏。尽管这样,和城还是闹出了两起流血事件。
约莫是这年的秋天,应该在九、十月,一天大早上的,一个朋友进了我家,神色紧张地掩上门,低声对我们说,昨晚十点多,轧花厂武斗了,有人被刀戳了,血衣还铺在地上。我一听,不知为什么,扭头就对父亲说,我去看看。大概是有几分紧张,也有几分好奇吧。母亲正准备拦着我,我一看父亲没作声,拉开门就冲了出去。轧花厂过了小南门桥不远就是,离我家也就不到两里地,十来分钟就到了。
在轧花厂大门南边的围墙外稀稀拉拉地站着十几个围观的人,地上铺着两件上衣,一件是白布衬衣、一件是有些败色的中山装,上面都有着一块块的血迹,还有几个洞。旁边的围墙上贴着一些似乎是刚糊上去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内容依稀记得是什么“坚决捍卫”、“严惩凶手”、“血债血偿”之类的东西。我凑近了围观的人中,有人低低地说,昨晚厂里有一批人出去和哪个造反队搞辩论,讲着讲着就讲翻了动起了手,这边去的人少些,一看势头不对就往回跑,跑到厂门口一看大门锁了,就一个个翻墙头跳了进去,这个人还没来得及翻上墙头就给后面追来的人逮住了,被戳了几刀。逃进厂里的人大叫着喊厂里的其他人,好多人就冲出来了,那帮人一看不好,掉头就跑了。
厂里的人一看要出人命,也没顾上追那帮人,急着把这个人送医院了。估计那把刀不大,淌了不少血,不过没戳到脏器,命没事。我听着他低低地慢慢地说,说得还似乎就是这么回事,可能他就是厂里的人吧。这批围观的人有些人陆续走了,又有人陆续来了,到我走的时候也没多少人来看,人们应该是避之犹恐不及吧。这起武斗的后续我不知道,好像是不了了之了。不过,我有一种感觉,自此以后,和城的各种批斗、辩论似乎消停了不少。
在这前不久,和县医院也有一起因本单位两个造反派之间的观点不同造成的流血事件,也算是一次小小的武斗吧。武斗的双方一个是医生,一个是食堂的炊事员。这天,医生到食堂打饭,和这个炊事员又就各自的观点争论起来,急怒之下,炊事员抡起手中打菜的铁瓢向医生的头上就扣了下去。这打菜的铁瓢也是炒菜用的,成天在锅里抄来抄去,那瓢口磨的就像刀口一样快。这一瓢扣下去,头皮顿时就炸开了,自然是血流如注。旁边的人一看,有的急忙把炊事员拖开,有的则扶着医生去科室包扎。好在人本身就在医院里,大约也不需要什么挂号之类的,清清创口,缝上些针,这事也就过去了。
好在和县这两起流血的武斗当时也没什么打回去的后续行动,也就没有酿成上规模的武斗。文革中这种伤害也没人去追究什么法律、纪律责任,吃了亏的只能自认倒霉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