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問誰是中華民國20世紀英文造詣最高的作家，林語堂先生必然榜上有名。
他曾在1940、1950年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其英文著作《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在1935年四個月間印了七版，登上暢銷書排行榜，美國作家賽珍珠稱讚它為「關於中國最完備、最重要的一本書」（見林太乙《林語堂傳》第十二章）；其另一英文著作《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8年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榜上，連續高居第一名長達52週；1975年世界筆會第四十屆大會上，他被推舉為國際筆會副會長，成為亞洲作家中獲此職位的第三人。
提及林語堂的人格魅力，很多人都會想到幽默；此外，他的獨立敢言亦值得欽佩。林先生在《八十自敘》第十二章〈論美國〉中寫道：
「小心謹慎的批評家為討人人高興而所不敢言者，我卻敢寫。同時，我創出一種風格，這種風格的秘訣就是把讀者引為知己，向他說真心話，就猶如對老朋友暢所欲言毫不避諱什麼一樣。所有我寫的書都有這個特點，自有其魔力。這種風格能使讀者跟自己接近。」
國民黨和共產黨他都批評過，最終在1949年選擇支持國民黨，其政治傾向總體而言是反共。他的英文政論同樣精彩，尤其是對共產黨的評論，時見精闢之語，令人拍案叫絕。故精選並翻譯其部分政論與紀實段落，與諸位共賞。
《枕戈待旦》
林語堂於1943年9月22日離開美國邁阿密，返回中國。他將自己在中國的經歷與見聞整理成文，翌年於美國出版《枕戈待旦》（The Vigil of a Nation）。此書可信度很高，是有助研究抗日戰爭期間中國的珍貴史料。
關於寫作此書的原因，林語堂在序中表示，中國與美國的合作將是必要的，然而美國人對中國人卻知之甚少。他回國走遍七個省份，記錄自己從中國內部親眼看到的情況與感受，希望能幫助讀者更深入地了解中國人及其面臨的問題。
評中共文化立場
林語堂抵達重慶後，會見了蔣介石、孔祥熙、吳國楨、陳佈雷、陳立夫等政要。他與陳立夫談話長達三小時，討論國民黨與共產黨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禮俗及道德方面的思想衝突。林語堂回憶道：
「我們談到國民黨與共產黨在思想領域中的這場衝突。除了政治衝突外，兩者間還存在巨大的思想衝突，一道根本而尖銳的裂痕，一條深邃且難以跨越的鴻溝。在我看來，這種思想上的分歧更為根本。它植根於國民黨與共產黨在一個問題上的對立態度：中國傳統文化究竟必須加以保存和挽救，還是應當連根拔除並完全拋棄。」（見The Vigil of a Nation, William Heinemann, 1946, pp. 57-58）
他接著舉例說，顧頡剛、馮友蘭、朱自清等學者主張中國傳統文化或人生哲學值得捍衛，認為中國的歷史並非全是腐敗及剝削，卻遭中共《新華日報》持續攻擊：
Chinese scholars, like Ku Chikang, Feng Yulan, Chu Tseching, and others, who suggest that the past national culture or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life is worth defending and that all Chinese history is not just a stinking pot of corrup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the masses, have been under constant attack by the Hsin Hwa Jih Pao, the Communist daily published in Chungking.
此外，林語堂亦不滿中共按照馬克思主義對一些歷史事件與人物的詮釋。他舉例稱，19世紀太平天國的軍隊以肆意掠奪及屠城而聞名，17世紀的李自成臭名昭著，他們竟被稱為「代表群眾」鬥爭的「革命家」（詳見The Vigil of a Nation, p. 58）。
在一次大學演講中，林語堂建議想要深入了解儒家思想的學者應當研究《易經》，然而中共極端到將他這一溫和平常的觀點視為邪說。林先生寫道：
「在中央大學演講時，我說五經之一的《易經》蘊含儒家最深的人事哲理，但往往被忽視，對儒家感興趣的學者應當研究此書。在任何正常國家，這類學術觀點都不會引人注意，最多只會在少數學者中引起一點微小的漣漪。但《新華日報》卻小題大作，說我在鼓吹『所有青年都應該學《易經》』。共產黨覺得這是一種罪大惡極、會危害青年道德的異端邪說，就好像有人建議把《摩爾·弗蘭德斯》（Moll Flanders）發給美國學童閱讀一樣。他們的批評就是這種水準。」（The Vigil of a Nation, pp. 59-60）
林先生認為，中國內部正上演著一場儒家與馬克思主義的較量，相信最終儒家會獲勝：
There is a bout going on now inside China between Master Kung and Karl Marx, and my bet is that Master Kung will win.
他分析道：「到目前為止，爭論的參與者甚至尚未意識到，這場爭論其實是孔子的人文主義與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唯物主義之間的對立。這種對中國傳統的全面挑戰，以及除了群眾革命之外對一切歷史價值的否定，解釋了為什麼將共產主義當成革命信條，對中國青年具有吸引力。哪個國家的年輕人不喜歡被認為是『進步的』以及推翻這個或那個事物呢？但這也解釋了將共產主義視為民族信條的根本弱點。如果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完備的生活方式，它就能行得通；如果不是，它就會留下道德思想的真空，使人類對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本能需求無法得到滿足。這一點將由時間判定，而非言語。我可以想像，二十年後，那些狂熱的共產主義倡導者將變得同樣親近儒家，同樣渴望在自己的民族與歷史傳統中找到根。」（The Vigil of a Nation, p. 59）
林語堂不滿中共極端反傳統的文化立場，堅信儒家必將勝過馬克思主義，非一時感性，實因他已洞察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它與人文主義背道而馳。馬克思主義主破壞而乏仁愛，重物質而輕精神，以階級鬥爭為動力。而儒家重道德，倡導仁、義、禮、信、孝、悌，以和為貴。馬克思主義在亂世容易迷惑人心，尤其是年輕人；但亂世終會結束，迨天下太平，當偃武修文，行黃老孔孟之道，若再奉行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異於倒行逆施。欲求家庭與社會人際關係之和睦，及精神生活之健康豐富，終需求諸仁義禮樂、孝悌忠信、修心養性。所以，林語堂引導大家思考馬克思主義是否會留下道德真空，是否不能滿足家庭與社會生活需求，並預測反傳統的激進分子終將改變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是相當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