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雜文小集：權力按鈕
2026 年 7 月 11 日
曾在中國最大的財經傳媒集團供職20多年、擔任新聞中心記者部主任的資深媒體人澤西，日前向新唐人電視台披露了中共管控輿論以及官媒新聞造假的諸多黑幕。 澤西撰寫的財經深度報導和評論文章超過百萬字，他根據長年的經驗與觀察，將中國媒體生態劃分為四大板塊：傳統媒體、互聯網媒體（各大官媒的官網）、各大民營的新聞網站、自媒體。 傳統媒體及互聯網媒體 澤西表示，傳統媒體如報紙雜誌電視廣播之類的，主要是由各級黨的宣傳部門管控，採取縱向形式，從上往下一級壓一級，然後從下向上一級對一級負責。 澤西透露，如此長期施壓的管控機制導致每個記者、編輯都會自我審查。全國只有新華社可以做一些敏感話題，寫成內參，不對外公布。但中共有太多的敏感話題。 「比如說中共的七個不準講，不準講普世價值，不準講新聞自由，不準講公民社會，不準講公民利益，不準講黨的歷史錯誤，不準講權貴資產階級，也不準講司法獨立。誰報導誰倒楣，不僅自己倒楣，還會殃及單位的負責人。 「那麼還有像六四事件、像法輪功、像新疆問題，像西藏獨立、達賴喇嘛、像台灣獨立、像香港民主運動等等，這些都是不能講的。還有一些話題也是不能報導的，比如說維權話題、上訪話題、醫患衝突話題、還有一些惡性事件話題、災難話題等等。」他說。 澤西說，他曾接手一樁大型房地產的糾紛案件，事實清楚，證據也充分，花了很多時間採訪，最終仍被總編否定了，理由是牽涉到很多領導幹部。 再者是新聞造假泛濫成災，他以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視察基層為例，指出在他視察前一兩個月就必須清場，央視畫面出現的群眾「都是精挑細選的群眾演員，都是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央視還會威脅這些群眾演員，「比如說如果你不配合，如果你出了偏差，你到處亂講，那你全家就會怎樣怎樣，就是典型的一種流氓黑社會的一種做法」。 各大民營的新聞網站 澤西表示，各大民營的新聞網站也受到「網信辦」嚴格管控。「網信辦它會找網站老闆的麻煩，所以老闆就會給所有的編輯打招呼，開會下指令。這其實呢，等於也是有準組織的形式來管控的」。 自媒體 澤西表示，自媒體板塊相對來說比較自由，表面沒有管理機構，但微信公司有審查機制，聽網信辦的指令，「所以動不動就封號，封群。我本人就被封過四五次，我算是比較少的，比較幸運的，我有幾個朋友啊，都被封號了20多次」。 自媒體板塊雖看似相對自由，但因為直接牽涉到個人，民眾受影響也最直接。 澤西提到，「我還有一個朋友就因為在微信群里說習近平上台不合憲法，說他不是通過選舉的，違憲的，結果呢就被逮捕了，被判了八個月的刑期，據他說呢，他還是走運的，正好碰到一起跟他同類型的一個人，別人找了關係，一同判了八個月，一開始呢說他要判四年的，他放出來的時候呢，我們一起吃過飯的，那個人呢已經被折磨的不成樣子了。那麼據不完全統計啊，近年來涉及言論被關押的，全中國有二三十萬人，有的人至今還被關押在監獄裡，這就是，中國的輿論環境。」 他說，在這樣的環境下，能堅持職業操守的媒體已經是鳳毛麟角。而媒體人不得不迎合官方意志，昧著良心，做選擇性報導。 「哪怕是你面對一百件新聞，九十九件都是負面的，都是真實發生的事，他們都會充耳不聞，他們只挑選了一個所謂的正能量的新聞，來歌頌中共。可以說在中共的統治下，做新聞是一件很恥辱的職業。」澤西說。
美國民間組織香港自由委員基金會（CFHK）日前發布有關香港宗教自由惡化的報告，指中共在香港進行「宗教中國化」運動，利用教育洗腦、威嚇神職人員與信徒，導致社會性自我審查。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該報告指出，近年中共的多項舉措表明其控制香港宗教的決心，譬如：宗教團體學校在內的所有學校須在校園升起象徵無神論的中共五星旗，倫理與宗教科的學生教科書中包含讚美中共與擁抱學生為中國人身分的禱文，並將國家安全教育與愛國主義及社會主義的價値觀引入課程。 此外，香港天主教教區主動壓制有關中共迫害宗教的信息，並淡化對中國天主教徒權利的關注。報告提及教區從其網路平台刪除一位香港教區神父的電視訪談片段，內容涉及中共的宗教迫害與香港宗教自由惡化的問題，又從「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的工作範圍介紹中，刪除其對中國事務和民主人權的關注。 教會還警告神職人員講道時須避免敏感話題。有神父因講道時討論政府而接獲投訴。一名基督教牧師因觸犯國安法遭定罪被判入獄13個月，以及有越來越多的宗教領袖與信徒受到法律起訴，包括在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的國安官司中提及向香港榮休樞機主教陳日君的捐款。 報告同時指，中共在香港進行「宗教中國化」運動，重點專註於推動香港的穆斯林社群支持其發展計劃，並美化中共對新疆穆斯林的人權侵犯。中共正夥同香港立法會議員、部分宗教團體及官媒，在香港推動建立宗教監管機構，以控制信徒的宗教信仰和實踐。 報告呼籲美國政府與其他民主國家，針對中共在香港及其他地方侵犯宗教自由及打壓宗教社群的行為，在現有的法律下採取行動，繼續監察香港宗教自由的狀況，並建議在與香港和中共進行的外交對話中，重點呼籲保障香港宗教自由與釋放良心政治犯。 這份題為《敵意接管：中共與香港宗教群體》（Hostile Takeover: The CCP and Hong Kong』s Religious Communities）的報告訪問了香港和海外的目擊者，包括：神職人員、宗教信仰學者和專家、教育工作者，以及來自不同宗教的信徒，詳述香港宗教自由惡化的情況。
香港TVB（無線電視）新聞部主管袁志偉日前親領該台頒發的「榮譽大獎」，感謝管理層「從來都沒有干預過新聞部的運作」。TVB前記者指，TVB新聞已淪為官方喉舌，「干預新聞的未必來自高層，主管的自我審查、中聯辦干涉亦足夠了」。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TVB助理總經理（新聞及資訊）袁志偉在該台服務47年，1月14日被該台頒發「萬千光輝榮譽大獎」。袁志偉赴澳門領獎，稱這是首次有新聞部員工獲得此獎，「亦從未想過新聞部的人可在此場合獲獎」。 綽號「花哥」的袁志偉多次感謝公司管理層，稱「TVB老闆和最高管理層，是從來都沒有干預過我們新聞部的運作，亦都沒有影響過我們新聞報導方向和內容」。 報導說，TVB新聞部員工向來絕少參與其他部門的影視娛樂節目，即使TVB新聞策劃主任兼資訊專題節目主持及監製方東升，去年以《尋人記II》獲得最佳資訊及專題節目及最佳男主持時，也沒有現身領獎。 前TVB記者質疑袁「無干預論」 慨嘆昔日「大台」淪落 TVB前資深記者、網媒《ReNews》負責人林彥邦認為，袁志偉作為新聞工作者現身領獎「不應該」。 林彥邦說：「他本身作為一名理應獨立於其他部門運作的新聞部負責人，在娛樂化節目中獲取類似終身成就獎的獎項，就令人對於該部門本身是否能夠獨立於商業、政治考慮，有很大問題。」 對於袁志偉稱TVB新聞未被干預，林彥邦質疑說，「我理解是，是否根本不需要人干預呢？很多時自我審查，是不用別人打電話來提示，而是自己『識做』，會否這才是事實？早由2003年，已有多個新聞部的人曾表達過、聽聞過收過中聯辦的電話，可能TVB高層沒幹預新聞部，那中聯辦呢？」 與袁志偉共事過的前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也不認同袁志偉的獲獎言論，她表示，「不認同，這亦不是甚麼專業的新聞獎，非業界樂見的」，慨嘆昔日風光的「大台」淪落至此。 劉慧卿說：「TVB被人罵CCTVB（即中國中央電視台的CCTV與無線電視的TVB結合而成），很多街坊跟我說不看TVB。對於新聞人，是期望他們獨立、無畏無懼，不是一味怕得罪北京、有錢人。為何市民有那麼多怨言？我認為他要檢討一下……很多記者都離開了，這是很不好的。」 袁志偉的新聞專業備受爭議，卻官運亨通。 1991年9月，TVB派袁志偉和李汶靜在「六四事件」後獨家專訪時任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當時袁志偉笑容滿面、恭敬地與對方握手，而李汶靜則拒應上頭指示發問，並在與李鵬握手時，有意側臉不看對方，成為香港新聞史上的經典畫面之一。 袁志偉專訪李鵬後，2004年起掌管無線新聞部迄今。不過，他屢被社會和時任TVB記者質疑自我審查報導和篩選訪問對象，包括：2014年「佔中」期間，下令刪走「七警事件」中，警方對示威者「拳打腳踢」的記者旁述和字幕，引起新聞部數十名員工聯署抗議；以及被指責對「反送中」運動報導偏頗，新聞方針傾向親北京，淪為官方喉舌，被坊間戲稱為「CCTVB」，甚至發起抵制行動。
台灣大選1月13日投票，是民主陣營今年度首場選舉，備受國際關注，選前已有數百名外媒記者抵台採訪，惟選舉現場不見港媒蹤影。 台灣外交部日前表示，近期有300多名外媒記者向中選會提出採訪證的申請。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昔日非常重視台灣大選的香港媒體，這次「冷處理」台灣大選新聞。據了解，香港電台與有線電視今年不會派人到台採訪，其他媒體還在規劃中，或在選舉前夕才會派人採訪，與國際主流媒體的處理大相逕庭。 曾到台灣採訪大選的香港記者陳先生表示，四年前的台灣大選，香港媒體早在大選前幾個月，就安排人手規劃報導，上屆大選有「韓流」熱（韓國瑜熱潮），他們兵分多路採訪、直播，今年卻很少看到香港的主流媒體報導台灣選舉的消息，也沒有看到記者在造勢大會上直播，感到很可惜。 陳先生：「台灣大選對香港新聞界是一件大事，大部分的主流傳媒也會派人去台灣當地採訪。以往基本上在採訪區，有三分之一記者也是來自香港。現在減少了報導，我覺得是可惜的，因為香港跟台灣的關係，無論是地理上或是政治上也很密切。所以減少了報導，我覺得對香港社會和新聞界也是損失。」 港媒配合官方求穩的政治需要 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認為，港媒低調處理台灣大選，與政治因素和台港關係的改變有關。香港被全面管治後，媒體的口徑跟官方保持一致，若得不到官方鼓勵，港媒不敢像昔日那樣地高調報導台灣大選。 劉銳紹：「北京也好，香港也好，官方不想鼓勵很多人關心台灣的選舉，尤其是大選。因為高調報導台灣的選舉，反過來會令到自己的形象更差，都需要直接下命令，只要給一個信號，很多聽話的傳媒就自動會選擇，越是靠近官方的媒體，越是不會主動去報導台灣選舉，免得給官方用有色的眼睛去看。」 時事評論員桑普表示，香港媒體可能害怕踩到國安法紅線，也怕中國大陸民眾與香港人看到台灣選舉的情況，會燃起他們對民主的渴望，增加官方在經濟低迷下的維穩難度。 桑普說：「這個對於現在中國經濟低迷、外資撤離等等的情況，是非常大的一個衝擊，他們很清楚大家心裏面都有一團火在心中，把台灣的民主信息跟氣氛傳播，產生吸引力的作用，那他很怕這個。尤其香港經過反送中後，他覺得現在已是由治及興，他不希望你再接受台灣大選的訊息，承受不了引起香港人對民主思潮的復活的後果，這種情況他們是非常擔心。」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認為，港媒「冷處理」被視為全球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的台灣大選，是嚴重的專業錯失。 杜耀明說：「沒有了以香港角度報導的大選新聞，對市民來說是很大的知情權缺失。從新聞專業的角度看，大家均知道這次台灣總統大選對全球和兩岸關係的重要性，知道是有很重要的新聞價值，卻不派人來採訪或冷處理，是明顯的自我審查。我不知道現在的香港媒體和新聞人，是為了什麼還在做新聞？」 杜耀明表示，中國的媒體也有做台灣大選的報導，港媒的管理層應該考慮如何調整角色，平衡知情權和政治風險，而不是面對重要的新聞題材，為了逃避風險選擇視而不見。
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何明修在香港《明報》的專欄，近日突遭無理由的終止。分析指，何明修寫作的題材與角度已犯北京大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媒體姓黨」的壓力入侵香港，港媒自我審查求自保。 何明修12月2日在FB發文並附上《明報》發給他的一封很直白的電郵，通知其專欄已被終止，沒有說明原因，「我們決定終止這個專欄，最後一篇交稿日期為12月20日。這幾年台港兩地都經歷了不少事，很多都是一開始時未能預見，謝謝你一路包容和體諒。請多多保重。」 他在《明報》的最後一篇專欄文章11月27日刊出。 何明修在貼文中說，《明報》編輯宣稱反台獨，但不會在台灣的中央政府機構上加括弧（「行政院」），或是將「國立台灣大學」寫成「台灣大學」，只有一次要求他將「黨國體制」加上括弧。 不過，他提及此前有一篇文章標題為「台灣獨立書店的多元化」，硬是被《明報》改成「獨立書店在台經營」，事先沒有問他，「反正就是看到前面那四個字，就嚇到魂飛魄散，彷彿碰觸到了國安法的禁忌。」 曾公開介紹「反送中」和「雨傘運動」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何明修過去在台灣演講和在學校授課時，曾公開介紹香港「反送中」運動和「雨傘運動」，並批評港警在「反送中」期間的暴力程度不輸共軍。 何明修說：「因為現在不用動用解放軍，用香港警察也可以做到血腥鎮壓，所以不用講有沒有再一個『六四』，不用解放軍、坦克車，香港的警察就可以做到這種大規模傷亡的鎮壓。」 評論：題材和角度已犯北京大忌 台灣的龍華科技大學助理教授賴榮偉表示，何明修發表的文章，表面上雖未觸及所謂的「台獨」以及相關紅線，但其實在題材和角度方面已犯了北京的大忌。 賴榮偉說：「何老師的文章就是偏政治社會學，簡單來講他就是站在一個人權的立場。他寫過香港的民主運動，他也寫過台灣的民主運動，而且他是站在捍衛勞工、捍衛基層民眾、捍衛學生、捍衛公民的角度，這些東西完全就是中國的禁忌。」 評論：港媒自我審查自保 他指，習近平強調媒體就是要「姓黨」，在此政治氣氛下，媒體害怕觸犯國安法，突然被以任何理由遭到盤查，因此會自我審查求自保。「所以編輯在自我審查標準會比較緊縮，一方面可以說是效忠，也可以說是為了這家企業能夠在香港存活，反正就是不要得罪當朝的天子。」 何明修經常發表香港社會運動研究文章，近期發表「金錢的運動意義：香港民主運動中的資金動員」論文，探討「資金動員」對香港「反送中」的重要性、因運動而衍生的「黃色經濟圈」，以及金錢在整場社會運動中的象徵意義和道德考量。
港男梁俱銘持有多本從英國郵寄到香港的《羊村》繪本，近日遭起訴一項「輸入煽動刊物」罪。此案引發外界憂慮港人日後訂購海外書籍時，恐有機會誤墮法網。有香港書商坦言，擔心被冠上「莫須有」罪名，在進口台灣書籍時都會自我審查。 港警國安處與香港海關今年3月拘捕2名涉嫌「管有煽動刊物」男子，指稱他們藏有18本從英國郵寄到香港的《羊村》繪本。時隔半年，其中一名38歲男子近日遭起訴一項「輸入煽動刊物」罪。 「輸入煽動刊物罪」為《刑事罪行條例》罪行。這是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以及香港主權移交後，當局首次引用有關罪名作出提控。有不具名的法律界人士甚至不諱言，這可能更是該法例首度被引用。 憂被冠「莫須有」罪名 港書商自我審查進口書 案件引起公眾高度關注，憂心港人日後訂購海外書籍，存在被港府以「輸入煽動刊物罪」控告的風險。 自由亞洲電台9月13日報導，在香港專賣台灣書的網店「Misy Baby」老闆Anna 9月12日表示，她每星期都會從台灣引入1000至2000本書，多為兒童繪本，坦言「現時甚麼事情都莫須有」，因此購書時會更審慎，也會篩選以確保內容不涉「敏感題材」。 而對於以往替客戶代購其他類別的書籍，Anna說，現在她不會代購了，「在台灣的出版社都有提醒我，如果真的要賣，叫我不要公開，他們都很明白這件事」。 作家：港府「禁書」界線模糊 令人無所適從 移居英國的香港前區議員兼作家張正皓（筆名：白告）表示，如果有哪些書不能輸入，應該提供書籍名單，「現在界線的模糊情況是，其實連圖書館、學校，都不知道哪些書可以，哪些書不行，要大家自己思考。不要說《羊村》很明顯不可以，甚至很多作品，教科書題材被下架都有可能，不論立場都很難適應」。 曾在英國籌辦「香港書展」的張正皓表示，他與不同書店的店主接觸過，知道有港人到英國買書或將書郵寄回港。他認為，現時港人購入海外書籍確有風險，但表示「如果有人買，都會照賣」，不會因為「禁書」界線模糊而自我審查。 不過，張正皓也說，他不建議港人購買被視為「禁書」的書，認為留在香港安全最重要。 張正皓指，相關書籍在香港被禁，除了使香港出版、言論自由受損，也使香港流失很多作家，近年就有很多作家離開香港，轉往台灣出版。
中國COVID-19疫後經濟復甦乏力，市場充斥通貨緊縮、資本外逃等訊息。業界分析師、智庫人員、大學研究人員等7名經濟領域專家透露，接獲指示要求避免發表經濟趨勢負面言論。 業界分析師、智庫人員、大學研究人員等7名經濟領域專家對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表示，接獲僱主告知，某些話題禁止公開討論，要求避免對於中國經濟通貨緊縮、資本外逃等議題發表負面言論。 金融時報6日報導引述智庫學者、券商經濟學家意見表示，現在積極報導經濟新聞面臨著壓力，為了增強公眾信心，監管機構不想在公開場合聽到有關經濟負面評論；一名央行顧問說，「他們希望我們從積極的角度解讀壞消息」。 一名分析師說，經濟研究專業人士的自我審查正在日益加強，投資者在難以獲得可靠數據的市場上往往依賴這些專業人士，這凸顯了北京對於訊息流動的控制加大。 位於香港的東方資本（Orient Capital Research）董事總經理柯里爾（Andrew Collier）說，任何國家都會擔心經濟放緩，中國喜歡在世界面前擺出勇敢面孔且領導層特別注重形象，「將這3個因素放在一起，就會導致經濟非常不透明」。 中國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從去年10月開始至今年6月連續9個月呈現負成長；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微幅波動，6月年增率為零成長，外界頻指中國經濟恐已陷入通貨緊縮。 花旗集團經濟學家認為，由於消費需求疲弱，扣除波動性食品、能源成本後的核心商品價格已經進入「通貨緊縮區」；中國官方則否認這個情況，中國國家統計局發言人付凌暉日前說，通貨緊縮在中國不存在、也不會存在。 金融時報引述上海一家大型金融機構經濟學家意見表示，當地電視媒體明確表示，僅能容忍正面評論。這名經濟學家說，去年談論通貨緊縮或其他經濟風險沒有問題，現在這樣的評論不會出現在電視上，即使是預先錄製的採訪。 有分析師指出，北京對於負面評論加強控制，以提振市場信心，信心對於推動經濟復甦非常重要，目前明顯信心不足。 報導強調，這種壓力促使許多經濟學家在研究報告或投資者電話會議中避免談論敏感話題、字彙，或改採用委婉說法，例如用「通脹（通膨）疲軟」取代通貨緊縮。
今年的香港書展7月19日起在灣仔會展舉行7天，備受矚目的「名作家演講系列」，講者以大陸作家占多數，當中不乏愛國人士。評論指，即使部分作家是大陸的自由派人士，在港區國安法下亦難以暢所欲言。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名作家講座系列」由香港書展與《明報》及《亞洲周刊》合辦，一直是書展不可或缺的文化活動，每年吸引大批讀者入場一睹文壇巨匠風采。 今屆香港書展有來自兩岸及香港的15位作家參與「名作家演講系列」，大陸作家包括余華、馬伯庸、羅振宇、許知遠 、陳春成、許子東、張隆溪、龐貝等；台灣作家有黃山料、管中閔和楊渡；香港部分有張翠容、黃裕舜、翁靜晶以及沈西城。 親中傳媒為香港書展造勢。《香港商報》形容，「全球最大的書展將在香港盛開」；《大公文匯》重點介紹了余華、馬伯庸、許知遠三位作家的來頭及作品。 在港演講 大陸自由派作家恐自我審查 香港著名作家、時事評論員陶傑表示，在這批大陸作家中，有不少是自由派人士，如余華、許知遠等，惟他們恐怕會自我審查，而未能暢所欲言。 陶傑說，這些自由派人士來到本來是「一國兩制」的香港，說話可以大膽一點，但又怕說話出事後回大陸會惹麻煩；其次是，怕在香港說話，會有港區國安法的限制；第三是，如有本地人問一些大膽的問題，又會怕那個人是否為「引蛇出動」，是真讀者，抑或暗探、卧底。 公共圖書館下架「敏感」書 香港書展已「變調」 陶傑認為，當局故意邀請這些「自由派作家」赴港演講，希望為書展「點綴昇平」，但「已經太遲」，現時書展已經「變調」。 他認為，港媒大公、文匯的宣傳沒有用，質疑其敢不敢說這些作家是自由派知識分子，「我看它是故意讓這些人來港，但我想太遲了」，現時很多香港出版社已經沒有參加書展；第二是，閱讀風氣大為減少，受香港公共圖書館下架「敏感」書籍的影響，參展商自我審查，那些人覺得書展比以前大為失色。 陶傑指，過往香港作家或主持都會與講者對話交流，有一股文青氣氛，惟現時香港已經「變調」，出席書展的人變得零落，亦難以帶動港人認識這批大陸作家。 昔香港書展「百花齊放」 今屆香港書展邀請的15位作家有8位來自大陸，而上一屆書展的14位作家，大陸作家只佔3位，其餘7位為香港作家，4位為台灣及日本。 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系列」2005年起舉行，主題多元，不少講者為港人熟悉，可謂「百花齊放」。2019年主題為「科幻及推理文學」，大會邀請到香港科幻小說巨擘、已故作家倪匡演講；2018年主題為「愛情文學」，有台灣作家龍應台、幾米等。
迪士尼是童心未泯的美國人所創造出的全球奇蹟，從電視到電影，它不只充滿娛樂性，還經常兼具教育和鼓舞人心功能，它所標榜的企業精神，更讓自己仿若進步主義的覺醒者。近期它和佛羅里達州政府之間關於特許經營權的官司，就被形容成是進步的迪士尼，力抗保守的州長德桑蒂斯（DeSantis）。 事件起因德桑蒂斯任內通過了「禁止校園（幼稚園到三年級）教授性取向和性別認同內容」法案（《教育父母權利法》Florida’s Parental Rights in Education Act,），迪士尼隨後便發表公開信，反對這部所謂「不要說同性戀（Don』t Say Gay）」法，明顯和州長持相反意見。 年初，德桑蒂斯再簽署一項法案，打算直接收回迪士尼位在佛州（奧蘭多）長期享有的園區特許經營權。迪士尼首席執行長鮑勃·艾格（Bob Iger）於是指控這是德桑蒂斯對迪士尼「不要說同性戀」言論的報復。 迪士尼一方自然援引了美國用以保障言論自由的憲法第一修正案，認為不應該有任何一家公司因為政治觀點遭到懲罰。而迪士尼為表現自己捍衛企業價值的勇氣，當德桑蒂斯宣布可能在迪士尼樂園附近蓋監獄以及另外徵收道路費後，立刻於加州迪士尼園區舉辦了場盛大的LGBTQ活動，顯現出一家企業對政治打擊的無畏無懼。 總之，迪士尼相信自己始終是在引領（或呼應）美國大眾走向更多元、包容的世界。 但若想將迪士尼標舉的「進步價值」移師中國，問題就又複雜多了。且就在迪士尼力抗德桑蒂斯時，大家對它過去多次向「C級審查（C即China）」低頭的經驗，也還記憶猶新。 包括當初為何需要在電影《奇異博士》中，將原著漫畫里的「藏族老魔法師」改為凱特爾白人？為什麼遠赴新疆拍攝《花木蘭》時，完全無視已廣為人知的「中共新疆再教育營事件」，片尾甚至還要感謝新疆官方協助拍攝？美國筆會曾提出一份綜合描述美國電影製作人「如何避免激怒中國官員方針」，為什麼迪士尼剛好首當其衝？以及質疑今天「不提台灣、不提中國少數民族、不反對中國政治主張」，是否也是迪士尼創作的審酌尺度？ 身為全球娛樂業巨擘，迪士尼「預想北京審查員在想什麼，然後自我審查」的模式，曾為美國電影製作開了不少先例，甚而為美國之外的影業「樹立了標準」，包括遇到中國，利潤往往可置於原則之上。 直到去年《奇異博士》2上映，片中因為出現「法輪功」字樣，未能登陸中國戲院，該片仍能在全球開出好票房，而這是否就代表迪士尼將不再對中國式審查讓步？ 今年四月，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Members of a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針對美國影業的中國因素舉辦了聽證。與會的迪士尼執行長艾格在答覆其「中國市場法則」時曾說：「（迪士尼）高階主管們試圖要在中國審查文化和政治要求（與迪士尼電影內容）之間取得平衡。我們承認這之中存在不同的價值判斷，而且我們並不都是正確的…」 可以聽得出來，迪士尼的「中國市場法則」仍處於模稜兩可、語焉不詳。今天，中共透過「市場准入」操作以推進它地緣政治目的手段，對美國諸多企業還是奏效的，即便如迪士尼這樣龐大的企業體，也會陷入中國市場給出的兩難，尤其迪士尼販售的不只是一項商品、一個物件，還有基於美國言論自由下的文化、藝術創作，它和中國審查文化究竟能夠達到什麼樣的平衡？而這樣的平衡，實際成本效益又該如何計算拿捏？更何況中國式的內容審查經常是隱晦不明，多是有求於它者自行領略。就像《奇異博士》2是因為「法輪功」字樣才未獲准在中國上映，到今天也都還停留在「合理的推測」。 作為不少人童年回憶的遺產，迪士尼儘管經常建構出某種價值觀套路，卻能經由隨後新的作品再打破它，包括王子拯救公主、白人優於有色人種、二元性向框架等等…有多少人長大後也都跟著迪士尼從那些刻板印象中一起「覺醒」了。只是，假若以艾格在上述聽證的發言，去對照他因捍衛企業價值而杠上德桑蒂斯，等於是一邊苦思著自己產品該如何取得和中國式審查的平衡，一邊手持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倡言企業言論自由，這就又讓人看到一家跨國大企業的雙面性格。而倘若迪士尼對中國式審查存在任何妥協退讓，它今天如此高調力抗德桑蒂斯，各界又會做何評價？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獲香港電影發展局資助的《正義迴廊》，日前遭立法會議員批評「矮化警隊」，當局應引入罰則。有影評人形容說，這是白色恐怖，想用錢驅使電影人自我審查，使香港失去創作自由。 綜合香港01及香港大紀元報導，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穎欣周二（22日）在立法會「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討論「推動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發展以及大灣區文化藝術合作」時，指稱有「反中亂港」分子滲透文化界，不點名地指近期一部正在上映、取得香港電影發展局資助逾200萬的電影，有不同情節「矮化警隊」，要求當局設立罰則及KPI（績效指標），加強文化界對中國大陸法制的認識。 陳穎欣稱，若當局繼續資助「反中亂港」電影，就不能「說好中國故事、香港故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副局長劉震回應稱，絕不容有資助項目違反香港法例及國安法，如有電影涉及違法內容，或考慮撤回資助，但未具體回應指是什麼電影。 曾在油管批《正義迴廊》「黃」 雖然陳穎欣及劉震都未點明是哪一部電影，不過，香港電影發展局10月18日公告指，該局轄下的「電影製作融資計劃」向本地電影《正義迴廊》資助250萬。該局主席王英偉更在公告中讚揚演員表現出色，能牽動觀眾情緒。 此外，陳穎欣日前在其YouTube頻道評論指，《正義迴廊》「用政府錢揼（攻擊）政府」，當初一看演員陣容「都知道是『黃』」，入場看完後就「99%認為班底是『黃』」，認為戲中有情節「矮化警隊」；當局在2019年12月反修例社運期間批出250萬元予《正義迴廊》拍攝，不明白為何。 民主黨成員呼籲勿扼殺創作 看過《正義迴廊》的民主黨民政政策發言人朱子洛認為，不應隨意將電影情節與「反中亂港、矮化警隊」等扯上關係，甚至拉到「國安」層次，如此會窒礙香港的創意產業發展。 他說，「相信沒有人會因為看完《無間道》後，就覺得警察都是壞人。況且任何一支警隊，難道會完全沒有個別人員有不當行為？新聞有時也報導有警察犯罪，難道就應該為了『不要矮化警隊』而不報導嗎？」 影評人：建制派營造白色恐怖破壞香港電影 影評人林兆彬批評，建制派想威嚇電影發展基金評審，或其它基金的評審，不要用公帑資助有批評政府信息的電影，形容這是白色恐怖，使香港失去創作自由、破壞香港電影。 林兆彬認為，《正義迴廊》的部分對白確有諷刺警方的意味，甚至令人聯想到「反送中」運動；但整體而言，此電影是在「說好香港故事，重建觀眾對香港法治的信心」。 林兆彬表示，現時香港電影界「連參展金馬獎都驚被報復」，電檢處也不準放映某些電影，「已經是打壓創作自由，現在是想用錢去驅使電影人自我審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