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曾在中国最大的财经传媒集团供职20多年、担任新闻中心记者部主任的资深媒体人泽西，日前向新唐人电视台披露了中共管控舆论以及官媒新闻造假的诸多黑幕。 泽西撰写的财经深度报导和评论文章超过百万字，他根据长年的经验与观察，将中国媒体生态划分为四大板块：传统媒体、互联网媒体（各大官媒的官网）、各大民营的新闻网站、自媒体。 传统媒体及互联网媒体 泽西表示，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之类的，主要是由各级党的宣传部门管控，采取纵向形式，从上往下一级压一级，然后从下向上一级对一级负责。 泽西透露，如此长期施压的管控机制导致每个记者、编辑都会自我审查。全国只有新华社可以做一些敏感话题，写成内参，不对外公布。但中共有太多的敏感话题。 “比如说中共的七个不准讲，不准讲普世价值，不准讲新闻自由，不准讲公民社会，不准讲公民利益，不准讲党的历史错误，不准讲权贵资产阶级，也不准讲司法独立。谁报导谁倒楣，不仅自己倒楣，还会殃及单位的负责人。 “那么还有像六四事件、像法轮功、像新疆问题，像西藏独立、达赖喇嘛、像台湾独立、像香港民主运动等等，这些都是不能讲的。还有一些话题也是不能报导的，比如说维权话题、上访话题、医患冲突话题、还有一些恶性事件话题、灾难话题等等。”他说。 泽西说，他曾接手一桩大型房地产的纠纷案件，事实清楚，证据也充分，花了很多时间采访，最终仍被总编否定了，理由是牵涉到很多领导干部。 再者是新闻造假泛滥成灾，他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视察基层为例，指出在他视察前一两个月就必须清场，央视画面出现的群众“都是精挑细选的群众演员，都是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央视还会威胁这些群众演员，“比如说如果你不配合，如果你出了偏差，你到处乱讲，那你全家就会怎样怎样，就是典型的一种流氓黑社会的一种做法”。 各大民营的新闻网站 泽西表示，各大民营的新闻网站也受到“网信办”严格管控。“网信办它会找网站老板的麻烦，所以老板就会给所有的编辑打招呼，开会下指令。这其实呢，等于也是有准组织的形式来管控的”。 自媒体 泽西表示，自媒体板块相对来说比较自由，表面没有管理机构，但微信公司有审查机制，听网信办的指令，“所以动不动就封号，封群。我本人就被封过四五次，我算是比较少的，比较幸运的，我有几个朋友啊，都被封号了20多次”。 自媒体板块虽看似相对自由，但因为直接牵涉到个人，民众受影响也最直接。 泽西提到，“我还有一个朋友就因为在微信群里说习近平上台不合宪法，说他不是通过选举的，违宪的，结果呢就被逮捕了，被判了八个月的刑期，据他说呢，他还是走运的，正好碰到一起跟他同类型的一个人，别人找了关系，一同判了八个月，一开始呢说他要判四年的，他放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吃过饭的，那个人呢已经被折磨的不成样子了。那么据不完全统计啊，近年来涉及言论被关押的，全中国有二三十万人，有的人至今还被关押在监狱里，这就是，中国的舆论环境。” 他说，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坚持职业操守的媒体已经是凤毛麟角。而媒体人不得不迎合官方意志，昧著良心，做选择性报导。 “哪怕是你面对一百件新闻，九十九件都是负面的，都是真实发生的事，他们都会充耳不闻，他们只挑选了一个所谓的正能量的新闻，来歌颂中共。可以说在中共的统治下，做新闻是一件很耻辱的职业。”泽西说。
美国民间组织香港自由委员基金会（CFHK）日前发布有关香港宗教自由恶化的报告，指中共在香港进行“宗教中国化”运动，利用教育洗脑、威吓神职人员与信徒，导致社会性自我审查。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该报告指出，近年中共的多项举措表明其控制香港宗教的决心，譬如：宗教团体学校在内的所有学校须在校园升起象征无神论的中共五星旗，伦理与宗教科的学生教科书中包含赞美中共与拥抱学生为中国人身分的祷文，并将国家安全教育与爱国主义及社会主义的价値观引入课程。 此外，香港天主教教区主动压制有关中共迫害宗教的信息，并淡化对中国天主教徒权利的关注。报告提及教区从其网路平台删除一位香港教区神父的电视访谈片段，内容涉及中共的宗教迫害与香港宗教自由恶化的问题，又从“教区全人发展委员会”的工作范围介绍中，删除其对中国事务和民主人权的关注。 教会还警告神职人员讲道时须避免敏感话题。有神父因讲道时讨论政府而接获投诉。一名基督教牧师因触犯国安法遭定罪被判入狱13个月，以及有越来越多的宗教领袖与信徒受到法律起诉，包括在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国安官司中提及向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的捐款。 报告同时指，中共在香港进行“宗教中国化”运动，重点专注于推动香港的穆斯林社群支持其发展计划，并美化中共对新疆穆斯林的人权侵犯。中共正伙同香港立法会议员、部分宗教团体及官媒，在香港推动建立宗教监管机构，以控制信徒的宗教信仰和实践。 报告呼吁美国政府与其他民主国家，针对中共在香港及其他地方侵犯宗教自由及打压宗教社群的行为，在现有的法律下采取行动，继续监察香港宗教自由的状况，并建议在与香港和中共进行的外交对话中，重点呼吁保障香港宗教自由与释放良心政治犯。 这份题为《敌意接管：中共与香港宗教群体》（Hostile Takeover: The CCP and Hong Kong’s Religious Communities）的报告访问了香港和海外的目击者，包括：神职人员、宗教信仰学者和专家、教育工作者，以及来自不同宗教的信徒，详述香港宗教自由恶化的情况。
香港TVB（无线电视）新闻部主管袁志伟日前亲领该台颁发的“荣誉大奖”，感谢管理层“从来都没有干预过新闻部的运作”。TVB前记者指，TVB新闻已沦为官方喉舌，“干预新闻的未必来自高层，主管的自我审查、中联办干涉亦足够了”。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TVB助理总经理（新闻及资讯）袁志伟在该台服务47年，1月14日被该台颁发“万千光辉荣誉大奖”。袁志伟赴澳门领奖，称这是首次有新闻部员工获得此奖，“亦从未想过新闻部的人可在此场合获奖”。 绰号“花哥”的袁志伟多次感谢公司管理层，称“TVB老板和最高管理层，是从来都没有干预过我们新闻部的运作，亦都没有影响过我们新闻报导方向和内容”。 报导说，TVB新闻部员工向来绝少参与其他部门的影视娱乐节目，即使TVB新闻策划主任兼资讯专题节目主持及监制方东升，去年以《寻人记II》获得最佳资讯及专题节目及最佳男主持时，也没有现身领奖。 前TVB记者质疑袁“无干预论” 慨叹昔日“大台”沦落 TVB前资深记者、网媒《ReNews》负责人林彦邦认为，袁志伟作为新闻工作者现身领奖“不应该”。 林彦邦说：“他本身作为一名理应独立于其他部门运作的新闻部负责人，在娱乐化节目中获取类似终身成就奖的奖项，就令人对于该部门本身是否能够独立于商业、政治考虑，有很大问题。” 对于袁志伟称TVB新闻未被干预，林彦邦质疑说，“我理解是，是否根本不需要人干预呢？很多时自我审查，是不用别人打电话来提示，而是自己‘识做’，会否这才是事实？早由2003年，已有多个新闻部的人曾表达过、听闻过收过中联办的电话，可能TVB高层没干预新闻部，那中联办呢？” 与袁志伟共事过的前民主党主席刘慧卿也不认同袁志伟的获奖言论，她表示，“不认同，这亦不是甚么专业的新闻奖，非业界乐见的”，慨叹昔日风光的“大台”沦落至此。 刘慧卿说：“TVB被人骂CCTVB（即中国中央电视台的CCTV与无线电视的TVB结合而成），很多街坊跟我说不看TVB。对于新闻人，是期望他们独立、无畏无惧，不是一味怕得罪北京、有钱人。为何市民有那么多怨言？我认为他要检讨一下……很多记者都离开了，这是很不好的。” 袁志伟的新闻专业备受争议，却官运亨通。 1991年9月，TVB派袁志伟和李汶静在“六四事件”后独家专访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李鹏，当时袁志伟笑容满面、恭敬地与对方握手，而李汶静则拒应上头指示发问，并在与李鹏握手时，有意侧脸不看对方，成为香港新闻史上的经典画面之一。 袁志伟专访李鹏后，2004年起掌管无线新闻部迄今。不过，他屡被社会和时任TVB记者质疑自我审查报导和筛选访问对象，包括：2014年“占中”期间，下令删走“七警事件”中，警方对示威者“拳打脚踢”的记者旁述和字幕，引起新闻部数十名员工联署抗议；以及被指责对“反送中”运动报导偏颇，新闻方针倾向亲北京，沦为官方喉舌，被坊间戏称为“CCTVB”，甚至发起抵制行动。
台湾大选1月13日投票，是民主阵营今年度首场选举，备受国际关注，选前已有数百名外媒记者抵台采访，惟选举现场不见港媒踪影。 台湾外交部日前表示，近期有300多名外媒记者向中选会提出采访证的申请。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昔日非常重视台湾大选的香港媒体，这次“冷处理”台湾大选新闻。据了解，香港电台与有线电视今年不会派人到台采访，其他媒体还在规划中，或在选举前夕才会派人采访，与国际主流媒体的处理大相迳庭。 曾到台湾采访大选的香港记者陈先生表示，四年前的台湾大选，香港媒体早在大选前几个月，就安排人手规划报导，上届大选有“韩流”热（韩国瑜热潮），他们兵分多路采访、直播，今年却很少看到香港的主流媒体报导台湾选举的消息，也没有看到记者在造势大会上直播，感到很可惜。 陈先生：“台湾大选对香港新闻界是一件大事，大部分的主流传媒也会派人去台湾当地采访。以往基本上在采访区，有三分之一记者也是来自香港。现在减少了报导，我觉得是可惜的，因为香港跟台湾的关系，无论是地理上或是政治上也很密切。所以减少了报导，我觉得对香港社会和新闻界也是损失。” 港媒配合官方求稳的政治需要 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认为，港媒低调处理台湾大选，与政治因素和台港关系的改变有关。香港被全面管治后，媒体的口径跟官方保持一致，若得不到官方鼓励，港媒不敢像昔日那样地高调报导台湾大选。 刘锐绍：“北京也好，香港也好，官方不想鼓励很多人关心台湾的选举，尤其是大选。因为高调报导台湾的选举，反过来会令到自己的形象更差，都需要直接下命令，只要给一个信号，很多听话的传媒就自动会选择，越是靠近官方的媒体，越是不会主动去报导台湾选举，免得给官方用有色的眼睛去看。” 时事评论员桑普表示，香港媒体可能害怕踩到国安法红线，也怕中国大陆民众与香港人看到台湾选举的情况，会燃起他们对民主的渴望，增加官方在经济低迷下的维稳难度。 桑普说：“这个对于现在中国经济低迷、外资撤离等等的情况，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他们很清楚大家心里面都有一团火在心中，把台湾的民主信息跟气氛传播，产生吸引力的作用，那他很怕这个。尤其香港经过反送中后，他觉得现在已是由治及兴，他不希望你再接受台湾大选的讯息，承受不了引起香港人对民主思潮的复活的后果，这种情况他们是非常担心。”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认为，港媒“冷处理”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的台湾大选，是严重的专业错失。 杜耀明说：“没有了以香港角度报导的大选新闻，对市民来说是很大的知情权缺失。从新闻专业的角度看，大家均知道这次台湾总统大选对全球和两岸关系的重要性，知道是有很重要的新闻价值，却不派人来采访或冷处理，是明显的自我审查。我不知道现在的香港媒体和新闻人，是为了什么还在做新闻？” 杜耀明表示，中国的媒体也有做台湾大选的报导，港媒的管理层应该考虑如何调整角色，平衡知情权和政治风险，而不是面对重要的新闻题材，为了逃避风险选择视而不见。
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何明修在香港《明报》的专栏，近日突遭无理由的终止。分析指，何明修写作的题材与角度已犯北京大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媒体姓党”的压力入侵香港，港媒自我审查求自保。 何明修12月2日在FB发文并附上《明报》发给他的一封很直白的电邮，通知其专栏已被终止，没有说明原因，“我们决定终止这个专栏，最后一篇交稿日期为12月20日。这几年台港两地都经历了不少事，很多都是一开始时未能预见，谢谢你一路包容和体谅。请多多保重。” 他在《明报》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11月27日刊出。 何明修在贴文中说，《明报》编辑宣称反台独，但不会在台湾的中央政府机构上加括号（“行政院”），或是将“国立台湾大学”写成“台湾大学”，只有一次要求他将“党国体制”加上括号。 不过，他提及此前有一篇文章标题为“台湾独立书店的多元化”，硬是被《明报》改成“独立书店在台经营”，事先没有问他，“反正就是看到前面那四个字，就吓到魂飞魄散，仿佛碰触到了国安法的禁忌。” 曾公开介绍“反送中”和“雨伞运动”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何明修过去在台湾演讲和在学校授课时，曾公开介绍香港“反送中”运动和“雨伞运动”，并批评港警在“反送中”期间的暴力程度不输共军。 何明修说：“因为现在不用动用解放军，用香港警察也可以做到血腥镇压，所以不用讲有没有再一个‘六四’，不用解放军、坦克车，香港的警察就可以做到这种大规模伤亡的镇压。” 评论：题材和角度已犯北京大忌 台湾的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表示，何明修发表的文章，表面上虽未触及所谓的“台独”以及相关红线，但其实在题材和角度方面已犯了北京的大忌。 赖荣伟说：“何老师的文章就是偏政治社会学，简单来讲他就是站在一个人权的立场。他写过香港的民主运动，他也写过台湾的民主运动，而且他是站在捍卫劳工、捍卫基层民众、捍卫学生、捍卫公民的角度，这些东西完全就是中国的禁忌。” 评论：港媒自我审查自保 他指，习近平强调媒体就是要“姓党”，在此政治气氛下，媒体害怕触犯国安法，突然被以任何理由遭到盘查，因此会自我审查求自保。“所以编辑在自我审查标准会比较紧缩，一方面可以说是效忠，也可以说是为了这家企业能够在香港存活，反正就是不要得罪当朝的天子。” 何明修经常发表香港社会运动研究文章，近期发表“金钱的运动意义：香港民主运动中的资金动员”论文，探讨“资金动员”对香港“反送中”的重要性、因运动而衍生的“黄色经济圈”，以及金钱在整场社会运动中的象征意义和道德考量。
港男梁俱铭持有多本从英国邮寄到香港的《羊村》绘本，近日遭起诉一项“输入煽动刊物”罪。此案引发外界忧虑港人日后订购海外书籍时，恐有机会误堕法网。有香港书商坦言，担心被冠上“莫须有”罪名，在进口台湾书籍时都会自我审查。 港警国安处与香港海关今年3月拘捕2名涉嫌“管有煽动刊物”男子，指称他们藏有18本从英国邮寄到香港的《羊村》绘本。时隔半年，其中一名38岁男子近日遭起诉一项“输入煽动刊物”罪。 “输入煽动刊物罪”为《刑事罪行条例》罪行。这是港区国安法实施后、以及香港主权移交后，当局首次引用有关罪名作出提控。有不具名的法律界人士甚至不讳言，这可能更是该法例首度被引用。 忧被冠“莫须有”罪名 港书商自我审查进口书 案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忧心港人日后订购海外书籍，存在被港府以“输入煽动刊物罪”控告的风险。 自由亚洲电台9月13日报导，在香港专卖台湾书的网店“Misy Baby”老板Anna 9月12日表示，她每星期都会从台湾引入1000至2000本书，多为儿童绘本，坦言“现时甚么事情都莫须有”，因此购书时会更审慎，也会筛选以确保内容不涉“敏感题材”。 而对于以往替客户代购其他类别的书籍，Anna说，现在她不会代购了，“在台湾的出版社都有提醒我，如果真的要卖，叫我不要公开，他们都很明白这件事”。 作家：港府“禁书”界线模糊 令人无所适从 移居英国的香港前区议员兼作家张正皓（笔名：白告）表示，如果有哪些书不能输入，应该提供书籍名单，“现在界线的模糊情况是，其实连图书馆、学校，都不知道哪些书可以，哪些书不行，要大家自己思考。不要说《羊村》很明显不可以，甚至很多作品，教科书题材被下架都有可能，不论立场都很难适应”。 曾在英国筹办“香港书展”的张正皓表示，他与不同书店的店主接触过，知道有港人到英国买书或将书邮寄回港。他认为，现时港人购入海外书籍确有风险，但表示“如果有人买，都会照卖”，不会因为“禁书”界线模糊而自我审查。 不过，张正皓也说，他不建议港人购买被视为“禁书”的书，认为留在香港安全最重要。 张正皓指，相关书籍在香港被禁，除了使香港出版、言论自由受损，也使香港流失很多作家，近年就有很多作家离开香港，转往台湾出版。
中国COVID-19疫后经济复苏乏力，市场充斥通货紧缩、资本外逃等讯息。业界分析师、智库人员、大学研究人员等7名经济领域专家透露，接获指示要求避免发表经济趋势负面言论。 业界分析师、智库人员、大学研究人员等7名经济领域专家对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表示，接获雇主告知，某些话题禁止公开讨论，要求避免对于中国经济通货紧缩、资本外逃等议题发表负面言论。 金融时报6日报导引述智库学者、券商经济学家意见表示，现在积极报导经济新闻面临著压力，为了增强公众信心，监管机构不想在公开场合听到有关经济负面评论；一名央行顾问说，“他们希望我们从积极的角度解读坏消息”。 一名分析师说，经济研究专业人士的自我审查正在日益加强，投资者在难以获得可靠数据的市场上往往依赖这些专业人士，这凸显了北京对于讯息流动的控制加大。 位于香港的东方资本（Orient Capital Research）董事总经理柯里尔（Andrew Collier）说，任何国家都会担心经济放缓，中国喜欢在世界面前摆出勇敢面孔且领导层特别注重形象，“将这3个因素放在一起，就会导致经济非常不透明”。 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从去年10月开始至今年6月连续9个月呈现负成长；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微幅波动，6月年增率为零成长，外界频指中国经济恐已陷入通货紧缩。 花旗集团经济学家认为，由于消费需求疲弱，扣除波动性食品、能源成本后的核心商品价格已经进入“通货紧缩区”；中国官方则否认这个情况，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付凌晖日前说，通货紧缩在中国不存在、也不会存在。 金融时报引述上海一家大型金融机构经济学家意见表示，当地电视媒体明确表示，仅能容忍正面评论。这名经济学家说，去年谈论通货紧缩或其他经济风险没有问题，现在这样的评论不会出现在电视上，即使是预先录制的采访。 有分析师指出，北京对于负面评论加强控制，以提振市场信心，信心对于推动经济复苏非常重要，目前明显信心不足。 报导强调，这种压力促使许多经济学家在研究报告或投资者电话会议中避免谈论敏感话题、字汇，或改采用委婉说法，例如用“通胀（通膨）疲软”取代通货紧缩。
今年的香港书展7月19日起在湾仔会展举行7天，备受瞩目的“名作家演讲系列”，讲者以大陆作家占多数，当中不乏爱国人士。评论指，即使部分作家是大陆的自由派人士，在港区国安法下亦难以畅所欲言。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名作家讲座系列”由香港书展与《明报》及《亚洲周刊》合办，一直是书展不可或缺的文化活动，每年吸引大批读者入场一睹文坛巨匠风采。 今届香港书展有来自两岸及香港的15位作家参与“名作家演讲系列”，大陆作家包括余华、马伯庸、罗振宇、许知远 、陈春成、许子东、张隆溪、庞贝等；台湾作家有黄山料、管中闵和杨渡；香港部分有张翠容、黄裕舜、翁静晶以及沈西城。 亲中传媒为香港书展造势。《香港商报》形容，“全球最大的书展将在香港盛开”；《大公文汇》重点介绍了余华、马伯庸、许知远三位作家的来头及作品。 在港演讲 大陆自由派作家恐自我审查 香港著名作家、时事评论员陶杰表示，在这批大陆作家中，有不少是自由派人士，如余华、许知远等，惟他们恐怕会自我审查，而未能畅所欲言。 陶杰说，这些自由派人士来到本来是“一国两制”的香港，说话可以大胆一点，但又怕说话出事后回大陆会惹麻烦；其次是，怕在香港说话，会有港区国安法的限制；第三是，如有本地人问一些大胆的问题，又会怕那个人是否为“引蛇出动”，是真读者，抑或暗探、卧底。 公共图书馆下架“敏感”书 香港书展已“变调” 陶杰认为，当局故意邀请这些“自由派作家”赴港演讲，希望为书展“点缀升平”，但“已经太迟”，现时书展已经“变调”。 他认为，港媒大公、文汇的宣传没有用，质疑其敢不敢说这些作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我看它是故意让这些人来港，但我想太迟了”，现时很多香港出版社已经没有参加书展；第二是，阅读风气大为减少，受香港公共图书馆下架“敏感”书籍的影响，参展商自我审查，那些人觉得书展比以前大为失色。 陶杰指，过往香港作家或主持都会与讲者对话交流，有一股文青气氛，惟现时香港已经“变调”，出席书展的人变得零落，亦难以带动港人认识这批大陆作家。 昔香港书展“百花齐放” 今届香港书展邀请的15位作家有8位来自大陆，而上一届书展的14位作家，大陆作家只占3位，其馀7位为香港作家，4位为台湾及日本。 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系列”2005年起举行，主题多元，不少讲者为港人熟悉，可谓“百花齐放”。2019年主题为“科幻及推理文学”，大会邀请到香港科幻小说巨擘、已故作家倪匡演讲；2018年主题为“爱情文学”，有台湾作家龙应台、几米等。
迪士尼是童心未泯的美国人所创造出的全球奇迹，从电视到电影，它不只充满娱乐性，还经常兼具教育和鼓舞人心功能，它所标榜的企业精神，更让自己仿若进步主义的觉醒者。近期它和佛罗里达州政府之间关于特许经营权的官司，就被形容成是进步的迪士尼，力抗保守的州长德桑蒂斯（DeSantis）。 事件起因德桑蒂斯任内通过了“禁止校园（幼稚园到三年级）教授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内容”法案（《教育父母权利法》Florida’s Parental Rights in Education Act,），迪士尼随后便发表公开信，反对这部所谓“不要说同性恋（Don’t Say Gay）”法，明显和州长持相反意见。 年初，德桑蒂斯再签署一项法案，打算直接收回迪士尼位在佛州（奥兰多）长期享有的园区特许经营权。迪士尼首席执行长鲍勃·艾格（Bob Iger）于是指控这是德桑蒂斯对迪士尼“不要说同性恋”言论的报复。 迪士尼一方自然援引了美国用以保障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认为不应该有任何一家公司因为政治观点遭到惩罚。而迪士尼为表现自己捍卫企业价值的勇气，当德桑蒂斯宣布可能在迪士尼乐园附近盖监狱以及另外征收道路费后，立刻于加州迪士尼园区举办了场盛大的LGBTQ活动，显现出一家企业对政治打击的无畏无惧。 总之，迪士尼相信自己始终是在引领（或呼应）美国大众走向更多元、包容的世界。 但若想将迪士尼标举的“进步价值”移师中国，问题就又复杂多了。且就在迪士尼力抗德桑蒂斯时，大家对它过去多次向“C级审查（C即China）”低头的经验，也还记忆犹新。 包括当初为何需要在电影《奇异博士》中，将原著漫画里的“藏族老魔法师”改为凯特尔白人？为什么远赴新疆拍摄《花木兰》时，完全无视已广为人知的“中共新疆再教育营事件”，片尾甚至还要感谢新疆官方协助拍摄？美国笔会曾提出一份综合描述美国电影制作人“如何避免激怒中国官员方针”，为什么迪士尼刚好首当其冲？以及质疑今天“不提台湾、不提中国少数民族、不反对中国政治主张”，是否也是迪士尼创作的审酌尺度？ 身为全球娱乐业巨擘，迪士尼“预想北京审查员在想什么，然后自我审查”的模式，曾为美国电影制作开了不少先例，甚而为美国之外的影业“树立了标准”，包括遇到中国，利润往往可置于原则之上。 直到去年《奇异博士》2上映，片中因为出现“法轮功”字样，未能登陆中国戏院，该片仍能在全球开出好票房，而这是否就代表迪士尼将不再对中国式审查让步？ 今年四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Members of a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针对美国影业的中国因素举办了听证。与会的迪士尼执行长艾格在答复其“中国市场法则”时曾说：“（迪士尼）高阶主管们试图要在中国审查文化和政治要求（与迪士尼电影内容）之间取得平衡。我们承认这之中存在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且我们并不都是正确的…” 可以听得出来，迪士尼的“中国市场法则”仍处于模棱两可、语焉不详。今天，中共透过“市场准入”操作以推进它地缘政治目的手段，对美国诸多企业还是奏效的，即便如迪士尼这样庞大的企业体，也会陷入中国市场给出的两难，尤其迪士尼贩售的不只是一项商品、一个物件，还有基于美国言论自由下的文化、艺术创作，它和中国审查文化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平衡？而这样的平衡，实际成本效益又该如何计算拿捏？更何况中国式的内容审查经常是隐晦不明，多是有求于它者自行领略。就像《奇异博士》2是因为“法轮功”字样才未获准在中国上映，到今天也都还停留在“合理的推测”。 作为不少人童年回忆的遗产，迪士尼尽管经常建构出某种价值观套路，却能经由随后新的作品再打破它，包括王子拯救公主、白人优于有色人种、二元性向框架等等…有多少人长大后也都跟著迪士尼从那些刻板印象中一起“觉醒”了。只是，假若以艾格在上述听证的发言，去对照他因捍卫企业价值而杠上德桑蒂斯，等于是一边苦思著自己产品该如何取得和中国式审查的平衡，一边手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倡言企业言论自由，这就又让人看到一家跨国大企业的双面性格。而倘若迪士尼对中国式审查存在任何妥协退让，它今天如此高调力抗德桑蒂斯，各界又会做何评价？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获香港电影发展局资助的《正义回廊》，日前遭立法会议员批评“矮化警队”，当局应引入罚则。有影评人形容说，这是白色恐怖，想用钱驱使电影人自我审查，使香港失去创作自由。 综合香港01及香港大纪元报导，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陈颖欣周二（22日）在立法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推动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发展以及大湾区文化艺术合作”时，指称有“反中乱港”分子渗透文化界，不点名地指近期一部正在上映、取得香港电影发展局资助逾200万的电影，有不同情节“矮化警队”，要求当局设立罚则及KPI（绩效指标），加强文化界对中国大陆法制的认识。 陈颖欣称，若当局继续资助“反中乱港”电影，就不能“说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回应称，绝不容有资助项目违反香港法例及国安法，如有电影涉及违法内容，或考虑撤回资助，但未具体回应指是什么电影。 曾在油管批《正义回廊》“黄” 虽然陈颖欣及刘震都未点明是哪一部电影，不过，香港电影发展局10月18日公告指，该局辖下的“电影制作融资计划”向本地电影《正义回廊》资助250万。该局主席王英伟更在公告中赞扬演员表现出色，能牵动观众情绪。 此外，陈颖欣日前在其YouTube频道评论指，《正义回廊》“用政府钱揼（攻击）政府”，当初一看演员阵容“都知道是‘黄’”，入场看完后就“99%认为班底是‘黄’”，认为戏中有情节“矮化警队”；当局在2019年12月反修例社运期间批出250万元予《正义回廊》拍摄，不明白为何。 民主党成员呼吁勿扼杀创作 看过《正义回廊》的民主党民政政策发言人朱子洛认为，不应随意将电影情节与“反中乱港、矮化警队”等扯上关系，甚至拉到“国安”层次，如此会窒碍香港的创意产业发展。 他说，“相信没有人会因为看完《无间道》后，就觉得警察都是坏人。况且任何一支警队，难道会完全没有个别人员有不当行为？新闻有时也报导有警察犯罪，难道就应该为了‘不要矮化警队’而不报导吗？” 影评人：建制派营造白色恐怖破坏香港电影 影评人林兆彬批评，建制派想威吓电影发展基金评审，或其它基金的评审，不要用公帑资助有批评政府信息的电影，形容这是白色恐怖，使香港失去创作自由、破坏香港电影。 林兆彬认为，《正义回廊》的部分对白确有讽刺警方的意味，甚至令人联想到“反送中”运动；但整体而言，此电影是在“说好香港故事，重建观众对香港法治的信心”。 林兆彬表示，现时香港电影界“连参展金马奖都惊被报复”，电检处也不准放映某些电影，“已经是打压创作自由，现在是想用钱去驱使电影人自我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