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高考進入倒計時 學生太焦慮 催生「吸氧熱」
2026 年 6 月 5 日
專制與腐敗之間的聯繫，是一種必然性的關係。 納粹德國是20世紀最為典型的專制國家，其統治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為腐敗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首先，專制體制必然導致權力的高度集中，而權力集中又會必然導致嚴重的腐敗。 在納粹德國，權力不僅高度集中於希特勒一個人，而且還集中在他的核心集團手中，形成了一個幾乎不受任何制約的權力結構。 網路圖片 比如希特勒身邊的大紅人戈林，希特勒甚至曾經許諾，他死了就由戈林當元首。有了這種地位，戈林也就成了納粹德國最臭名昭著的腐敗分子。 戈林喜好藝術和名畫，戰後統計，他擁有的世界級名畫就多達1500餘幅，估值超過當時的2億美元（合現在的美元幣值約30多億）。 喜好打獵的戈林，擁有至少六座私人狩獵莊園，以及包含鍍金手槍在內的的豪華軍械庫。 網路圖片 納粹黨從一開始就是腐敗的，因為他們攫取權力的方式就充滿了腐敗。 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後，通過《授權法》等一系列法律，逐步剝奪了議會和司法的權力，將國家機器的各個層面都牢牢抓到納粹黨的手中。 網路圖片 帝國議會遭縱火後移至克羅爾歌劇院開議，希特勒在台上演說推動法案。 在此之前，其實德國有著複雜的議會和權力制衡體系，而且也嘗試過制衡希特勒，但都被希特勒通過修改法律一步步破壞殆盡。德國高層精英眼睜睜看著國家制度淪為希特勒一個人的舞台。 權力的絕對集中，導致內部監督和制衡機制的缺失，進一步使得納粹高層決策過程缺乏透明度，腐敗行為也更是難以被揭露和制裁。德國民眾一直篤信國家很清明，國家全是為了他們好，但直到納粹倒台後，才知道那些驚人的腐敗內幕。 這些腐敗的形式，經常都是赤裸裸的。經濟部長馮克在其六十大壽時，收到了52萬馬克的禮金。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在其50歲生日那天，則收到了100萬馬克禮金。 100萬馬克是多少錢？當時德國人平均年收入大約只有1800馬克。也就是說一個德國人500年的收入，不過是人家一個生日禮物罷了。 網路圖片 正如其他國家的腐敗一樣，這些權貴的腐敗數額，對普通人來說絕對是難以想像的天文數字。 除了權貴，納粹的中下層幹部也都是受益者。權貴吃肉他們喝湯，所以他們才堅決捍衛這套體制。 在希特勒上台後，追隨他的那些納粹黨人也雞犬升天，成了既得利益集團。這些幫助希特勒打下江山的老黨員們被大量安排到政府公共部門，僅納粹德國的郵局，就至少接納了三萬多「老戰士」，享受體制內的優越待遇。 希特勒曾下過多次命令，用巨額撥款給納粹「老戰士」們以優厚的待遇。他明白，這些人是他的統治基本盤和打手。 但凡納粹的「體制內人士」，都待遇優越，享受著高工資、高退休金、各種補貼和福利。然而與此同時，德國老百姓卻在工廠里為微薄的工資而掙扎，只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他們的辛勤勞作，其實就是在供養納粹統治集團。 網路圖片 其實賄賂之類的腐敗行為，都不算什麼，納粹權貴富可敵國的財富，主要來自於他們對大型企業利益的壟斷。 國企在納粹德國成了私企——因為有大量的利益直接輸送到權貴手中；私企卻成了事實上的國企——因為權貴可以用權力尋租的方式，變相掠奪私企的利潤和財富。 比如德國重工業界就與納粹黨的權貴們之間形成了緊密的利益共同體，著名的「鋼鐵托拉斯」和「化學卡特爾」等大型壟斷企業集團，用賄賂和腐敗之類的手段獲取政府的巨額合同。 納粹德國也有很多「白手套」——在政商關係越來越緊密之後，那些站在前台的企業家紛紛成為高級官員的代言人，官員則通過這些企業的回扣和分紅獲取驚人的財富。 戈林就直接或間接擁有400多家各類企業，那些企業家都成了他的「白手套「。對戈林這樣的權貴來說，收受賄賂已經是無聊的小遊戲，企業利潤的直接輸送，才是他真正的收入來源。 網路圖片 這些結構性的腐敗行為，不僅造成財富流失，而且嚴重破壞了經濟的健康發展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讓納粹德國的經濟越來越成為一個瘋狂的工業機器，但民眾的生活卻一路下坡。 其次，納粹黨還通過意識形態的灌輸和言論限制，壓制社會的批評聲音和反對力量，為腐敗行為提供保護。這樣民眾就無從知道腐敗的真相，一直誤以為納粹黨是純潔而美好的。 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就是宣傳口最重要的人物。他利用控制下的媒體和各種宣傳機器，對德國民眾進行大規模的思想控制，任何反對意見都會被視為對德國和納粹黨的背叛而遭到嚴厲的懲罰。 網路圖片 在高壓之下，民眾被逐漸剝奪了表達反對意見和監督政府行為的權利，社會的正常反饋機制也被摧毀。這樣一來，腐敗行為自然得不到曝光和遏制。 腐敗有時候也會被揭發，比如納粹黨自己為了體現「公正透明」，懲處一些腐敗分子作為黨純潔的明證。但這種針對個別人的處罰，根本沒法限制納粹黨內大規模、成體系的腐敗機制。 這是因為，腐敗已經成為納粹黨必須依賴的組織模式。自下而上的賄賂陞官手段，以及官員之間成體系的貪腐網路，讓「不腐敗就無法運轉」成為納粹黨必須依賴的生存機制。 諷刺的是，納粹的腐敗行為還總是披上「民族利益」或「國家安全」的外衣，捆綁著民族主義情緒。這就使得很多高層腐敗者不僅不會被追責，反而因為其「忠誠」得到更大的權力和財富。 在這種民族主義的宣傳下，民眾也追捧納粹黨高層們，將他們視為國家英雄，卻不知道他們背後的腐敗行為在掠奪民眾的利益。 網路圖片 總之，納粹德國對於展現專制政權如何不可避免地滋生腐敗，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 權力的集中化，再加上缺乏監督機制、宣傳機器的意識形態灌輸、限制言論，這一切結合起來，讓腐敗現象泛濫至國家的各個層級、各個角落。 由此可見，制衡腐敗最關鍵的還是第三方的監督力量。 在一個沒有權力制衡、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的體制下，腐敗註定會成為一種制度性的痼疾。納粹德國的教訓，對全世界都是一個警醒。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 倪刃
習近平總愛出些個奇葩警句，這可能是當黨支部書記喊口號喊出的毛病。前些日子的奇葩警句是「全過程民主」。民主是一種社會制度，一種成體系的規矩，和過程有什麼關係呢？不全的過程又和您老有什麼關係呢？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不僅人類社會，就是群居的動物也有一定的規矩。沒有規矩就無法維護群體的秩序等等，就會被自然界淘汰。老猴子懲罰調皮搗蛋的小猴子，不是為了好玩兒，而是群體生存的需要。人類從原始社會以來，群體越來越大，規矩也就越來越複雜。同樣需要用強制力來維持，於是就產生了國家和法律。 兩三個世紀以來流行的一套理想，就是公僕和服務論。可是沒有一個實踐中的國家是服務行業，也沒有一個掌權者是什麼公僕。這一套理想往往是被政治野心家們用來忽悠人民的甜言蜜語，用來掩蓋他們背後的不可告人的陰謀詭計。 既然國家和法律是用來強制維護秩序的機構，那它維護的是什麼呢？像老猴子一樣，是維護集體生存的保障和個體生存的權利。這裡存在兩個標準。你危害了集體生存的保障就要受到懲罰。你危害了個體生存的權利就失去了合法性，應該被推翻。所以，秩序和人權是兩個最主要的基本原則，沒有必須服從某個勢力的四項基本原則。衡量制度好壞的標準，就是在最大限度保障人權的前提下，維護了良好的秩序。 而民主制度的設計，第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保障人權，包括人們的財產權。以此來衡量那個維護秩序的政府是否合法。而且每隔幾年合法地推翻一次，使人民有重新選擇的機會，以此制約政府走在正確合法的道路上。 而歷史上和今天存在的暴政之所以被認定為暴政，最基本的條件就是以集體安全的名義壓制和減少人權保障，甚至剝奪人民的財產。本來是為了維護人民權利和安全的政府，用其一原則取消了另一個原則，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國家的權力取消了人民的權利。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暴政，都是在這個借口下產生的。人民已經對此產生了麻木。 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從西方引進了極端專制的共產主義體制。把中國傳統文化中對人權的保障一掃而光，實行蘇俄式的農奴制，剝奪了大多數人民的基本人權。所以在中國進行民主改革或者革命，首先一條的原則，就是建立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保障，包括對財產權的保障。 現代人類的生存環境，已經不是漁獵採集時代了。人們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就是個人的財產。人權的各種自由選項，都建立在財產權的基礎之上。所以保障個人自由必須包括保障個人財產權。中國共產黨剝奪人們的自由，也是從剝奪人們的財產權開始的。雖然他們的共產主義實驗失敗了，從八十年代開始改革開放了，但卻始終沒有放棄剝奪人民的財產權，拒絕保障包括農民土地權利在內的個人財產。這是他們維護專制統治的最後掙扎。 綜上所述。根據中國共產黨創造的極端專制政體的現實，中國將來改革或者革命創造的民主體制，必須是從特別注重個人權利和財產開始。糾正共產黨給中國社會和人民造成的創傷，樹立人權保障的觀念和習慣，並把這個人權觀落實在法律實踐中。這就是最適合現代中國的民主。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中共專制下的中國，有一個群體：他們遭受迫害的時間最早，受迫害所持續的時間最長，受害的人數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沒有得到平反，更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他們的苦難也被遺忘得最徹底。——這個群體就是地主和富農。 地主富農是中共專制下最大的受害群體。我們還必須提到地富的子女。儘管在毛時代，家庭出身歧視是一個普遍現象，但其間仍有輕重之分。身在農村的地富子女無疑是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有些地方，地富子女在老的地富死去後被「接班頂替」，淪為專政物件，其悲慘固不待言，就是在其他地方，地富子女也是准專政物件。各種好事，如升學、招工、參軍、提干，統統沒有他們的份。他們和別的農民相比，同工而不同酬，犯同樣的過錯則罪加一等。在婚姻問題上更是備受歧視，尤其是男性，有多少地富家的小夥子，又結實又能幹，卻老是娶不著媳婦，只好長期打光棍。在各種二代中·，地富二代身處最下層。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在改革開放後的農村，最先富起來的人，竟然有很大一批就是地主富農的後代。 上海學者曹錦清在《黃河邊的中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里寫道，他沿著黃河考察，發現，在農村，先富起來的人，主要是地富後代。 曹錦清寫道：「鄉村地主之子代，或孫代，在集體化時期，政治上受到全面壓制。在農村改革開放浪潮中，這些絕了政治爬升之望的地主子孫在工商領域裡率先致富者往往而有。其中致富者與他們的那個階級出身的人數比起來，有一個相當高的比例。我在江浙一帶調查時已發現這一現象，如今在北方農村再次聽到這一情況。這在全國範圍內是不是一個十分有趣且普遍的現象呢？如果是一個普遍現象，就必然存在一個普遍性的原因；這或許是這一階級的子孫對改變自己曾十分低下的社會地位，有著更強烈的衝動。改革開放雖向一切人提供了人身自由與經濟機會，但他們更早、也更強烈地利用這一機會。二是這一階級的子孫在城市裡有較多的可資利用的社會關係。缺少可資利用的城市社會關係資源的村民，單憑自己的努力，是難以在工商領域內發跡的，這是一個普通農民都懂得的道理。」（第72頁） 我們知道，中共第一部描寫土改的紅色經典是作家周立波寫於1948年的《暴風驟雨》。這部小說描寫了東北一個叫做元茂屯的村子的土改全過程。半個多世紀後的2004年，兩位紀錄片導演蔣樾和段錦川，到小說《暴風驟雨》的原型黑龍江尚志縣元寶屯，拍攝了一部紀錄片，在第二年《雲之南》紀錄片影像展推出。紀錄片講述了元寶屯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變遷。有一處，畫外音說：「從1984年開始，元寶村實行了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重新分配給了農民。經過20年的發展，當年那些地主富農的後代，將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買，又將土地重新慢慢歸攏起來，形成了產糧大戶。」在紀錄片里，元寶村現任黨支部書記張寶金說：現在幹得好的那些大戶，還是原先那些成份不好的（即地富），乾的是最好的。剩下一般的，還是中農成份的，也有咱貧下中農，可是比較少。（轉引自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郭建教授《五部〈暴風驟雨〉中的土地改革》，《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下卷，第467頁。宋永毅主編，香港田園書屋，2019年） 西方學術界也注意到這一現象。 2020年9月17日，《經濟學人》發表文章稱地主後代收復失地。文章說，毛澤東帶領下的革命狂潮，中國的地主是無產階級的主要敵人之一，歷經1949年建國前後多次群眾鬥爭幾至體無完膚。然而根據一份由美國、英國和中國的學者所共同進行的工作研究報告指出，當年地主的後代很大部分已經「收復失地」，重享他們家族在解放之前的特權。相對於其他家庭，他們大多都有較好的教育和富有。他們的價值觀以及取向，均與1949年之前社會地位低微的後代們有所分別。社會的不公似乎對他們影響不大，他們較有生意頭腦，更支持市場經濟，更傾向於個人主義以及相信勤奮可致富。 這群學者對舊社會上層的後代很快地收復失地有如下的解釋，他們的親屬在海外幫助他們收藏了一筆財富，但更重要者就是這些家庭在大陸國內仍然維繫了一個有力的網路。報告指出，這群得以翻身的後代，大多都出身於一個強力的家族架構，尤其是農村背景的。研究指出，儘管他們的長輩歷經毛澤東翻天覆地的年代，但上一代的高層次想法和概念，卻灌輸給下一代。因此之故，毛澤東逝世才45年，一度被斗得死去活來的上層階級，得以再度奪取社會金字塔的頂層。 2022年6月9日《經濟學人》再次發文，說「中國革命前的精英們的孫子們異常富有」。文章說，在毛時代進行了歷史上最徹底的改革，地主的土地被拿走分給貧窮的農民，數十萬地主被殺害。在很長一段時期，地主的後代接受教育的機會比一般人少，收入比一般人低。但是後來發生了逆轉。根據一個國際學術團體收集的資料，後來，老精英們的後代接受的教育比一般人多，收入比一般人高，甚至比共產黨員的收入還高。研究人員發現，與那些社會地位較低的人的後代相比，老牌精英的孫子們更有進取心，工作時間更長。雖然精英階層的資本在70年前被摧毀，但他們的社會資本卻經久不衰。 我當過知青，我也問過當過知青的一些朋友，在當年插隊落戶的地方，後來是哪些人富起來了。回答幾乎一樣，都說是地主後代富起來的占很高比例。其實用不著我們現在去詢問，就憑當年我們的印象我們幾乎就可以推斷，那些地主後代多半——當然不是全部——會是先富起來的一批，因為在當年我們就發現他們多半比別人更勤勞更能幹。 為什麼深受壓迫的地主後代能夠收復失地？按照曹錦清和BBC報導中學者的分析，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有較好的家庭教育，一是有較好的社會關係。 我認為這兩個原因缺乏足夠的解釋力。先說家庭教育，在毛時代，有幾個地主敢在家裡實行自己那一套的教育？有幾個地主在子女面前還有家長的威信？再說社會關係，較好的社會關係並不是只有地主家才有，也不是家家地主都有。就是有較好社會關係的地主家庭，由於在毛時代的政治環境下，這種關係是被壓抑因而很淡薄很疏離，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後未必馬上就變得很熱絡很有力，因此對地主後代的幫助也是有限的。 在我看來，地主後代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的程度上，應歸功於基因遺傳的力量。中共統治中國這幾十年，好比做了一場空前規模的大實驗，其時間之長，樣本之多，邊界條件之確定，都使得其結果具有無可爭議的權威性。地主後代這個群體，受到了長達30年的打壓，外部環境之惡劣超過任何其他群體。然而一旦他們獲得了和其他群體同等的機會，便立刻脫穎而出。這證明了基因遺傳的力量。 文革初期，老紅衛兵提出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被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批為反動的血統論。一時間聲名狼藉。如今有不少人說，現在看來，這副對聯其實沒錯啊。不對，這副對聯確實是錯的。因為這副對聯強調的並不是先天的遺傳，而是後天的影響。因為革命和反動是政治理念的問題，而政治理念，如同宗教信仰，都是後天形成的，不是先天遺傳的。現在愛說紅色基因，但我們知道，紅色不是基因，沒有紅色基因。人的智力、人的性格，是可以遺傳的，但人的政治觀點或宗教信仰是不可能遺傳的。「有其父必有其子」這句話，說的是父與子在性格、智力上的相似，說的是人的性格、智力，如同人的體貌，可以遺傳，但不是說政治理念或宗教信仰可以遺傳。這一點是需要說明的。 （※作者為《北京之春》榮譽主編，全文轉自光傳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