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专制与腐败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必然性的关系。 纳粹德国是20世纪最为典型的专制国家，其统治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首先，专制体制必然导致权力的高度集中，而权力集中又会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 在纳粹德国，权力不仅高度集中于希特勒一个人，而且还集中在他的核心集团手中，形成了一个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结构。 网络图片 比如希特勒身边的大红人戈林，希特勒甚至曾经许诺，他死了就由戈林当元首。有了这种地位，戈林也就成了纳粹德国最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 戈林喜好艺术和名画，战后统计，他拥有的世界级名画就多达1500余幅，估值超过当时的2亿美元（合现在的美元币值约30多亿）。 喜好打猎的戈林，拥有至少六座私人狩猎庄园，以及包含镀金手枪在内的的豪华军械库。 网络图片 纳粹党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因为他们攫取权力的方式就充满了腐败。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通过《授权法》等一系列法律，逐步剥夺了议会和司法的权力，将国家机器的各个层面都牢牢抓到纳粹党的手中。 网络图片 帝国议会遭纵火后移至克罗尔歌剧院开议，希特勒在台上演说推动法案。 在此之前，其实德国有着复杂的议会和权力制衡体系，而且也尝试过制衡希特勒，但都被希特勒通过修改法律一步步破坏殆尽。德国高层精英眼睁睁看着国家制度沦为希特勒一个人的舞台。 权力的绝对集中，导致内部监督和制衡机制的缺失，进一步使得纳粹高层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腐败行为也更是难以被揭露和制裁。德国民众一直笃信国家很清明，国家全是为了他们好，但直到纳粹倒台后，才知道那些惊人的腐败内幕。 这些腐败的形式，经常都是赤裸裸的。经济部长冯克在其六十大寿时，收到了52万马克的礼金。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其50岁生日那天，则收到了100万马克礼金。 100万马克是多少钱？当时德国人平均年收入大约只有1800马克。也就是说一个德国人500年的收入，不过是人家一个生日礼物罢了。 网络图片 正如其他国家的腐败一样，这些权贵的腐败数额，对普通人来说绝对是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除了权贵，纳粹的中下层干部也都是受益者。权贵吃肉他们喝汤，所以他们才坚决捍卫这套体制。 在希特勒上台后，追随他的那些纳粹党人也鸡犬升天，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帮助希特勒打下江山的老党员们被大量安排到政府公共部门，仅纳粹德国的邮局，就至少接纳了三万多“老战士”，享受体制内的优越待遇。 希特勒曾下过多次命令，用巨额拨款给纳粹“老战士”们以优厚的待遇。他明白，这些人是他的统治基本盘和打手。 但凡纳粹的“体制内人士”，都待遇优越，享受着高工资、高退休金、各种补贴和福利。然而与此同时，德国老百姓却在工厂里为微薄的工资而挣扎，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他们的辛勤劳作，其实就是在供养纳粹统治集团。 网络图片 其实贿赂之类的腐败行为，都不算什么，纳粹权贵富可敌国的财富，主要来自于他们对大型企业利益的垄断。 国企在纳粹德国成了私企——因为有大量的利益直接输送到权贵手中；私企却成了事实上的国企——因为权贵可以用权力寻租的方式，变相掠夺私企的利润和财富。 比如德国重工业界就与纳粹党的权贵们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著名的“钢铁托拉斯”和“化学卡特尔”等大型垄断企业集团，用贿赂和腐败之类的手段获取政府的巨额合同。 纳粹德国也有很多“白手套”——在政商关系越来越紧密之后，那些站在前台的企业家纷纷成为高级官员的代言人，官员则通过这些企业的回扣和分红获取惊人的财富。 戈林就直接或间接拥有400多家各类企业，那些企业家都成了他的“白手套“。对戈林这样的权贵来说，收受贿赂已经是无聊的小游戏，企业利润的直接输送，才是他真正的收入来源。 网络图片 这些结构性的腐败行为，不仅造成财富流失，而且严重破坏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纳粹德国的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疯狂的工业机器，但民众的生活却一路下坡。 其次，纳粹党还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言论限制，压制社会的批评声音和反对力量，为腐败行为提供保护。这样民众就无从知道腐败的真相，一直误以为纳粹党是纯洁而美好的。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是宣传口最重要的人物。他利用控制下的媒体和各种宣传机器，对德国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控制，任何反对意见都会被视为对德国和纳粹党的背叛而遭到严厉的惩罚。 网络图片 在高压之下，民众被逐渐剥夺了表达反对意见和监督政府行为的权利，社会的正常反馈机制也被摧毁。这样一来，腐败行为自然得不到曝光和遏制。 腐败有时候也会被揭发，比如纳粹党自己为了体现“公正透明”，惩处一些腐败分子作为党纯洁的明证。但这种针对个别人的处罚，根本没法限制纳粹党内大规模、成体系的腐败机制。 这是因为，腐败已经成为纳粹党必须依赖的组织模式。自下而上的贿赂升官手段，以及官员之间成体系的贪腐网络，让“不腐败就无法运转”成为纳粹党必须依赖的生存机制。 讽刺的是，纳粹的腐败行为还总是披上“民族利益”或“国家安全”的外衣，捆绑着民族主义情绪。这就使得很多高层腐败者不仅不会被追责，反而因为其“忠诚”得到更大的权力和财富。 在这种民族主义的宣传下，民众也追捧纳粹党高层们，将他们视为国家英雄，却不知道他们背后的腐败行为在掠夺民众的利益。 网络图片 总之，纳粹德国对于展现专制政权如何不可避免地滋生腐败，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 权力的集中化，再加上缺乏监督机制、宣传机器的意识形态灌输、限制言论，这一切结合起来，让腐败现象泛滥至国家的各个层级、各个角落。 由此可见，制衡腐败最关键的还是第三方的监督力量。 在一个没有权力制衡、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体制下，腐败注定会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痼疾。纳粹德国的教训，对全世界都是一个警醒。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倪刃
习近平总爱出些个奇葩警句，这可能是当党支部书记喊口号喊出的毛病。前些日子的奇葩警句是“全过程民主”。民主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成体系的规矩，和过程有什么关系呢？不全的过程又和您老有什么关系呢？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不仅人类社会，就是群居的动物也有一定的规矩。没有规矩就无法维护群体的秩序等等，就会被自然界淘汰。老猴子惩罚调皮捣蛋的小猴子，不是为了好玩儿，而是群体生存的需要。人类从原始社会以来，群体越来越大，规矩也就越来越复杂。同样需要用强制力来维持，于是就产生了国家和法律。 两三个世纪以来流行的一套理想，就是公仆和服务论。可是没有一个实践中的国家是服务行业，也没有一个掌权者是什么公仆。这一套理想往往是被政治野心家们用来忽悠人民的甜言蜜语，用来掩盖他们背后的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 既然国家和法律是用来强制维护秩序的机构，那它维护的是什么呢？像老猴子一样，是维护集体生存的保障和个体生存的权利。这里存在两个标准。你危害了集体生存的保障就要受到惩罚。你危害了个体生存的权利就失去了合法性，应该被推翻。所以，秩序和人权是两个最主要的基本原则，没有必须服从某个势力的四项基本原则。衡量制度好坏的标准，就是在最大限度保障人权的前提下，维护了良好的秩序。 而民主制度的设计，第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保障人权，包括人们的财产权。以此来衡量那个维护秩序的政府是否合法。而且每隔几年合法地推翻一次，使人民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以此制约政府走在正确合法的道路上。 而历史上和今天存在的暴政之所以被认定为暴政，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以集体安全的名义压制和减少人权保障，甚至剥夺人民的财产。本来是为了维护人民权利和安全的政府，用其一原则取消了另一个原则，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国家的权力取消了人民的权利。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暴政，都是在这个借口下产生的。人民已经对此产生了麻木。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从西方引进了极端专制的共产主义体制。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权的保障一扫而光，实行苏俄式的农奴制，剥夺了大多数人民的基本人权。所以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或者革命，首先一条的原则，就是建立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包括对财产权的保障。 现代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不是渔猎采集时代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就是个人的财产。人权的各种自由选项，都建立在财产权的基础之上。所以保障个人自由必须包括保障个人财产权。中国共产党剥夺人们的自由，也是从剥夺人们的财产权开始的。虽然他们的共产主义实验失败了，从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了，但却始终没有放弃剥夺人民的财产权，拒绝保障包括农民土地权利在内的个人财产。这是他们维护专制统治的最后挣扎。 综上所述。根据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极端专制政体的现实，中国将来改革或者革命创造的民主体制，必须是从特别注重个人权利和财产开始。纠正共产党给中国社会和人民造成的创伤，树立人权保障的观念和习惯，并把这个人权观落实在法律实践中。这就是最适合现代中国的民主。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中共专制下的中国，有一个群体：他们遭受迫害的时间最早，受迫害所持续的时间最长，受害的人数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他们的苦难也被遗忘得最彻底。——这个群体就是地主和富农。 地主富农是中共专制下最大的受害群体。我们还必须提到地富的子女。尽管在毛时代，家庭出身歧视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其间仍有轻重之分。身在农村的地富子女无疑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有些地方，地富子女在老的地富死去后被“接班顶替”，沦为专政物件，其悲惨固不待言，就是在其他地方，地富子女也是准专政物件。各种好事，如升学、招工、参军、提干，统统没有他们的份。他们和别的农民相比，同工而不同酬，犯同样的过错则罪加一等。在婚姻问题上更是备受歧视，尤其是男性，有多少地富家的小伙子，又结实又能干，却老是娶不著媳妇，只好长期打光棍。在各种二代中·，地富二代身处最下层。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最先富起来的人，竟然有很大一批就是地主富农的后代。 上海学者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里写道，他沿著黄河考察，发现，在农村，先富起来的人，主要是地富后代。 曹锦清写道：“乡村地主之子代，或孙代，在集体化时期，政治上受到全面压制。在农村改革开放浪潮中，这些绝了政治爬升之望的地主子孙在工商领域里率先致富者往往而有。其中致富者与他们的那个阶级出身的人数比起来，有一个相当高的比例。我在江浙一带调查时已发现这一现象，如今在北方农村再次听到这一情况。这在全国范围内是不是一个十分有趣且普遍的现象呢？如果是一个普遍现象，就必然存在一个普遍性的原因；这或许是这一阶级的子孙对改变自己曾十分低下的社会地位，有著更强烈的冲动。改革开放虽向一切人提供了人身自由与经济机会，但他们更早、也更强烈地利用这一机会。二是这一阶级的子孙在城市里有较多的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缺少可资利用的城市社会关系资源的村民，单凭自己的努力，是难以在工商领域内发迹的，这是一个普通农民都懂得的道理。”（第72页） 我们知道，中共第一部描写土改的红色经典是作家周立波写于1948年的《暴风骤雨》。这部小说描写了东北一个叫做元茂屯的村子的土改全过程。半个多世纪后的2004年，两位纪录片导演蒋樾和段锦川，到小说《暴风骤雨》的原型黑龙江尚志县元宝屯，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在第二年《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推出。纪录片讲述了元宝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有一处，画外音说：“从1984年开始，元宝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重新分配给了农民。经过20年的发展，当年那些地主富农的后代，将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买，又将土地重新慢慢归拢起来，形成了产粮大户。”在纪录片里，元宝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张宝金说：现在干得好的那些大户，还是原先那些成份不好的（即地富），干的是最好的。剩下一般的，还是中农成份的，也有咱贫下中农，可是比较少。（转引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郭建教授《五部〈暴风骤雨〉中的土地改革》，《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下卷，第467页。宋永毅主编，香港田园书屋，2019年） 西方学术界也注意到这一现象。 2020年9月17日，《经济学人》发表文章称地主后代收复失地。文章说，毛泽东带领下的革命狂潮，中国的地主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之一，历经1949年建国前后多次群众斗争几至体无完肤。然而根据一份由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学者所共同进行的工作研究报告指出，当年地主的后代很大部分已经“收复失地”，重享他们家族在解放之前的特权。相对于其他家庭，他们大多都有较好的教育和富有。他们的价值观以及取向，均与1949年之前社会地位低微的后代们有所分别。社会的不公似乎对他们影响不大，他们较有生意头脑，更支持市场经济，更倾向于个人主义以及相信勤奋可致富。 这群学者对旧社会上层的后代很快地收复失地有如下的解释，他们的亲属在海外帮助他们收藏了一笔财富，但更重要者就是这些家庭在大陆国内仍然维系了一个有力的网路。报告指出，这群得以翻身的后代，大多都出身于一个强力的家族架构，尤其是农村背景的。研究指出，尽管他们的长辈历经毛泽东翻天覆地的年代，但上一代的高层次想法和概念，却灌输给下一代。因此之故，毛泽东逝世才45年，一度被斗得死去活来的上层阶级，得以再度夺取社会金字塔的顶层。 2022年6月9日《经济学人》再次发文，说“中国革命前的精英们的孙子们异常富有”。文章说，在毛时代进行了历史上最彻底的改革，地主的土地被拿走分给贫穷的农民，数十万地主被杀害。在很长一段时期，地主的后代接受教育的机会比一般人少，收入比一般人低。但是后来发生了逆转。根据一个国际学术团体收集的资料，后来，老精英们的后代接受的教育比一般人多，收入比一般人高，甚至比共产党员的收入还高。研究人员发现，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的后代相比，老牌精英的孙子们更有进取心，工作时间更长。虽然精英阶层的资本在70年前被摧毁，但他们的社会资本却经久不衰。 我当过知青，我也问过当过知青的一些朋友，在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后来是哪些人富起来了。回答几乎一样，都说是地主后代富起来的占很高比例。其实用不著我们现在去询问，就凭当年我们的印象我们几乎就可以推断，那些地主后代多半——当然不是全部——会是先富起来的一批，因为在当年我们就发现他们多半比别人更勤劳更能干。 为什么深受压迫的地主后代能够收复失地？按照曹锦清和BBC报导中学者的分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较好的家庭教育，一是有较好的社会关系。 我认为这两个原因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先说家庭教育，在毛时代，有几个地主敢在家里实行自己那一套的教育？有几个地主在子女面前还有家长的威信？再说社会关系，较好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只有地主家才有，也不是家家地主都有。就是有较好社会关系的地主家庭，由于在毛时代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关系是被压抑因而很淡薄很疏离，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未必马上就变得很热络很有力，因此对地主后代的帮助也是有限的。 在我看来，地主后代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基因遗传的力量。中共统治中国这几十年，好比做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实验，其时间之长，样本之多，边界条件之确定，都使得其结果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地主后代这个群体，受到了长达30年的打压，外部环境之恶劣超过任何其他群体。然而一旦他们获得了和其他群体同等的机会，便立刻脱颖而出。这证明了基因遗传的力量。 文革初期，老红卫兵提出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被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批为反动的血统论。一时间声名狼藉。如今有不少人说，现在看来，这副对联其实没错啊。不对，这副对联确实是错的。因为这副对联强调的并不是先天的遗传，而是后天的影响。因为革命和反动是政治理念的问题，而政治理念，如同宗教信仰，都是后天形成的，不是先天遗传的。现在爱说红色基因，但我们知道，红色不是基因，没有红色基因。人的智力、人的性格，是可以遗传的，但人的政治观点或宗教信仰是不可能遗传的。“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说的是父与子在性格、智力上的相似，说的是人的性格、智力，如同人的体貌，可以遗传，但不是说政治理念或宗教信仰可以遗传。这一点是需要说明的。 （※作者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全文转自光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