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媒記者涉情蒐友台政要被起訴 創捷克首例
2026 年 6 月 4 日
華為雲在陷入虧損傳聞後，被曝出管理混亂與抄襲醜聞。在這樣的背景下，華為雲突於近日進行大規模重組。有知情者稱，此次調整涉及數十個部門的裁撤整合，可能波及上千名員工。有分析稱，華為雲重組不僅出於商業壓力，還可能寫中共的軍工戰略密切相關。 8月25日，陸媒報導，華為雲證實，公司正在進行調整，未來將專註「軟硬協同、架構創新」，重點支持昇騰雲、盤古大模型及昇騰CANN生態的發展。 早在8月22日，華為雲CEO張平安就已宣布，公司多個部門將被整合或裁撤，以縮減成本，將資源集中在AI產業。 有消息人士透露，華為雲去年虧損嚴重，今年的目標是儘快實現盈利，因此必須收縮戰線、聚焦高毛利率業務。 據業內自媒體爆料，此次調整波及產品部、公有雲服務部和研發部等多個核心團隊，涉及數十個下層部門，受影響的人員可能達到上千人。早在今年6月，華為雲便密集下架或停售二十餘款雲產品，凸顯其「止血」意圖。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分析稱，從表面看，華為雲重組為了尋求更高的利潤。但從更深層次來看，華為雲的轉型與中共軍工情報體系密不可分。他說，AI算力與模型未來可以用於衛星通信、戰場圖像識別和電子戰數據融合。華為的重組，背後可能是中共在推動「軍民融合」戰略。 盤古大模型陷抄襲風波 前段時間，華為雲的核心產品盤古大模型陷入「抄襲」風波。 7月初，研究團隊HonestAGI指出，華為的盤古專業混合模型與阿里巴巴通義千問Qwen-2.5模型高度相似，相關係數高達0.927，遠超業界容忍標準。 消息傳出後，引發熱議。對於「抄襲」指控，華為予以否認，但承認部分代碼「參考開源實踐」。 更雪上加霜的是，一名自稱來自華為諾亞方舟實驗室的員工爆料稱，盤古大模型多次「套殼」同行業其他AI產品。還提到，華為的內部管理相當混亂。 華為官方曾一度高調宣稱用「昇騰+盤古」打造AI算力與行業生態，但如今醜聞頻發，以致於華為雲的技術與能力備受外界質疑。 公開數據顯示，中國雲市場份額中，阿里雲佔33%，華為雲約18%，騰訊雲10%。另外，DeepSeek也在快速崛起，行業競爭激烈。 由於受美國出口管制影響，中資雲服務商難以進入歐美高端市場，轉而在中東、非洲、東南亞尋找突破口。專家警告，華為可能以「AI+安全+軍工合作」的組合打包進入發展中國家，但這也引發了數據安全與情報風險的擔憂。 黃大衛提醒，使用華為雲等中資AI服務的海外用戶，必須注意數據主權與隱私問題。他說，中共在《國家情報法》中要求企業配合情報系統，這意味著商用雲端數據可能被軍工系統調用。此外，中國AI平台存在「軍民兩用」的風險，例如安防用的人臉識別技術，也可能直接用於戰場監控。 目前，華為雲正處於轉折點。一方面，虧損壓力和醜聞逼迫其收縮戰線、聚焦AI；另一方面，其背負的國家戰略任務也使其難以完全按照市場邏輯行事。在被美國技術封鎖、國內市場內卷激烈的雙重壓力下，華為雲能否在AI領域突圍，仍是一個未知數。
澳洲證券投資委員會（ASIC）的數據顯示，在截至去年12月31日的6個月里，破產託管申請共有7483個，比前年同期的5088個增加了47.1%，接近整個2023財年的7942個。 上財年共有11,053家企業進入託管，這是2012年以來創下的最高紀錄。 協助企業重組的公司Business Reset的Jarvis Archer告訴澳洲人報：「與疫情前的水平相比，本財年的破產數字高出84%。根據這一趨勢，2025財年的企業破產總數可能高達1.6萬家，遠遠超過去年的紀錄，幾乎是疫情前每年平均數的兩倍。」 維州的破產託管申請增加比例（71%）最大，昆州增加了51.4%；新州雖然只增加了30%，但數量最大，為2906個企業。 截至去年年底，澳洲共有347萬家註冊企業，2023年為323萬家。 由於工資、能源費用、食品價格、酒類消費稅等上漲帶來的成本壓力，再加上消費者精打細算，導致全國的招待服務業商家紛紛關門。 賭場集團星億娛樂集團（Star Entertainment Group）已陷入困境，可用資金預計在年底前用盡，可能很快會成為自2020年維珍澳洲（Virgin Australia）破產以後澳洲最大的破產企業。
被譽為「中國研究聖城」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正被「拆骨」，官方理由說，重組原因是將中心的資料數碼化，並交由大學圖書館管理，真是這麼簡單？自由亞洲電台專訪多位曾經使用該中心的學者，包括中心的首位主任孔傑榮，都質疑中大的說法，加州大學學者宋永毅更指，收到與中聯辦關係密切人士消息，要關閉中心，除去這顆眼中釘。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在1963年成立，當時處於冷戰時期，中國對外封鎖，中心就成為了西方學者研究當代中國最早的大本營。中心的首位主任、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接受本台訪問時表示，他不相信校方指重組是一早已經決定好的解釋。 孔傑榮說：他們的解釋沒有說服力，而且情況顯示他們受到對研究、學者、言論自由和香港日益壓抑氣氛所影響，我特別不滿意這種秘密處理的方式。 「中國研究的聖城」屹立至今半個世紀，直到去年12月，本台收到知情人士報料指，這座聖城要被拆骨重組，12月29日包括中心的聯席主任趙志裕等中大校方代表召開記者會解釋。 趙志裕說：在2018年初，在國際諮詢委員會裡，我們同意了請（中大）圖書館以及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里的主管，參與我們的管理委員會。在那個討論里，大家一直有共識，就是這個工作要馬上進行。 校方強調「重組非一朝一夕的事」，不過消息人士向本台透露，他們最近才獲知重組的消息，據他們了解，已經辭任中心主席的李磊及國際諮詢委員會事前亦未獲通知，李磊其後更參與聯署去信中大，對校方的決定表示失望，並促請校方重新考慮。 長期和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合作的加州教授宋永毅，亦向校方和中心寫了三封請求信，但校方一直置之不理。 宋永毅說：重組是一個借口，實際上骨子裡就是解散。我就得到一個和香港中聯辦關係非常熟悉的人告訴我說，他們要關掉香港中文大學這個中國研究中心了，認為香港中文大學這個中國研究中心，它最主要是起一個橋樑作用，把我們這樣的美國學者和中國大陸的學者牽橋搭線連在一起了，一直是北京的眼中釘，為香港的中共領導仇恨。 宋永毅是使用該中心的海外學者之一，其編纂的《中國當代政治史資料庫》第一到第三部分，先後於2002、2010和2013年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出版。海外的華人學者，例如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拍攝的汶川大地震的紀錄片《劫後天府淚縱橫》，是該中心的收藏品之一。夏明對本台表示，中心「被重組」是中共要將對其不利的資料「逐步消失」，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其中一特色，就是收藏了大量中共的「禁片」。 夏明說：最早它是受到美國政府西方政府非常激烈的支持的，它當然是有情報的功能，這些情報分析到底中共發生甚麼事情了，當時服務中心跟中國研究是緊密相關的，那它是一個情報很重要流轉的一個場所，（中共要）制止這些海外的文獻，尤其是中文文獻，不要成為他們過多收藏，如果他們有收藏的話，怎麼樣如何限制使用。 現居加州的中國問題專家程翔，今年年初撰文慨嘆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背負了美國「文化侵略」的「原罪」。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在香港從事中共研究的人，除了聚集在該中心的前身即「大學服務中心」和香港大學的「亞洲研究中心」，還有與美國中情局（CIA）關係緊切的「友聯研究所」，後者是中情局在香港設立的中共情報收集據點。 大學服務中心則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得到美國卡內基基金會等資助而成立，訪問和記錄大陸因「三面紅旗」逃亡香港的大陸人士，從而了解中國的情況，孔傑榮向本台回憶成立時的困難。 孔傑榮說：與此同時，英國政府開始感到焦慮，他們認為我是中情局特工，因此，我不得不說服他們，我們是一家合法的學術機構。我認為轉捩點是在一次晚餐會上，碰巧我坐在殖民地司的對面，他當然負責政府的外交事務，他謹慎地試探我是甚麼人。明顯地，（最後）我成功了。 1971年之後，中美關係逐步暖化，友聯的角色也就逐步淡化。隨著1979年兩國建交，友聯撤離香港，臨走前，它把多年來的庫存資料無償移交給大學服務中心。 孔傑榮說：當然，在我於中心研究的日子裡，中心並沒有與CIA聯繫，而1964年以後的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人們對這種謠言總是很敏感，我認為要破壞珍貴機構的最好方法，就是散布謠言和謊言。 1988年之後，外間傳出耳語，指大學服務中心接收了來自友聯的資料庫，是CIA通過「學術化的包裝」，在香港延續情報工作。 孔傑榮說：每間大學都有很好的圖書館，把資料整理好、方便閱讀是好事，但這不是一個中心的全部。我後來去了哈佛，建立了東亞法律研究中心，過去30年我們紐約大學擁有東亞法律中心，哈佛一直有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現在，中大就失去了一個這樣的中心。 學術無凈土，中大「中國研究聖城」熄燈，誰之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