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

（接上期） 1958年3月-9月月陸良事件。雲南省曲靖地區陸良縣，從2月到9月，全縣發生腫病33319人次，佔總人口的13%，因腫病死亡5203人，占發病人數的15.6%，佔總人口的2.04% 1958年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其中說，1959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6月22日，毛澤東對此件批示說：「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鋼的產量就達到英國了。」 1958年6月19日晚，毛澤東在北京住地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領導人，毛問冶金部長王鶴壽：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1958年鋼產指標為 1100萬噸（對外公布是1070萬噸）。從此全國掀起了大辦鋼鐵的群眾運動。加上其它戰線直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鍊鋼鐵的人數超過了一億。 1958年六、七月間，上海市奉賢縣在「掃除殘餘反革命」和「反擊富裕中農進攻」的口號下，發生了亂關、亂斗的現象。到1958年深耕深翻、興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戰三十晝夜」，「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等口號，在全縣範圍內普遍發生了捆綁吊打，亂罰、亂斗、亂關等現象。造成了960人非正常死亡。 1958年7月1日，陳伯達在《紅旗》雜誌第三期上發表了《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向全國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7月16日，他又在《紅旗》第四期上發表了《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一文，傳達了毛澤東關於辦人民公社的思想：把工、農、商、學、兵（民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他參觀了台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萬斤的玉米，3萬至5萬斤的穀子，30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15000斤籽棉的豐產後，讚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來兩次參觀河南省的「小麥豐收展覽會」，他除了肯定河南的高產衛星以外，還大力稱讚河南的公共食堂。 1958年8月6日，毛澤東視察河南省七里營人民公社時說：「看來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8月9日，毛澤東視察山東省時，對譚啟龍等當地領導人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 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裡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中，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 1958年8月4日，毛澤東視察徐水。8月6日，陳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這裡來搞「共產主義試點」。《人民日報》大力宣傳徐水的試點吸引了全國各地的32萬人到徐水參觀。中共中央領導人幾乎都到徐水參觀過。從此全國颳起了共產主義風。11月6日，毛澤東在《山東范縣提出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共產風更加強勁。 1958年8月29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一些時間。」決議最後豪邁地宣布：「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當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到1958年9月29日止，全國農村實現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27個省市自治區，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個，加入的農戶112174651戶，佔總農戶的90.4%，其中有12個省達100%。到10月底，農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個，參加的農戶占農戶總的99.1%。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毛澤東視察湖北、安徽、江蘇、上海等地。在安徽視察時，他聽說該省舒茶人民公社實行了吃飯不要錢時說，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認為應該提倡。 1958年9月27日，劉少奇在南京向黨員幹部的講話中說：「江蘇省有300多萬人鍊鋼鐵，大多是從農村調去的。他們搭起棚子就干，情緒很高，不扯皮，不鬧待遇，也不鬧什麼勞動保險。江蘇省只有50萬產業工人，現在鍊鋼鐵的有300萬。哪個大呢？是300萬大。這就為我們創造了一種新的勞動制度。鍊鋼鐵可以這麼做，是不是開紗廠也可以這麼做？機械廠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比如，這個廠要兩千名工人，請你們哪兩個縣調兩千工人。共產主義勞動是沒有報酬的，因為你橫豎有飯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個報酬，而且是沒有定額的。」 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報道：劉少奇在江蘇省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問鄉黨委書記：「秋後，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連忙接上來說：「大家一聽說吃飯不要錢，都高興得跳了起來。」少奇說：「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 1958年夏秋以來，《人民日報》經常在一版顯著地位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糧食高產「衛星」。先是夏收小麥創高產的新聞 ： 6月8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5 畝小麥平均畝產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2357斤；湖北襄陽，700萬畝小麥畝產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3530斤； 6月15日，一版頭條眉題：豐收凱歌震天響億萬人民笑開顏 主題：河南小麥產量躍增一倍多副題：「觀潮派」「算帳派」應及時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雙樓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輝縣田莊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鋒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國，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達木海撥2797米的一個農場畝產8585斤6兩。 秋收開始，《人民日報》又開始報道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一輪浮誇競賽： 7月12日，福建閩侯城門鄉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閩侯連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陽，9195斤； 7月31日，湖北應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長風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樅陽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國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兩； 9月5日，廣東北部山區連縣，60437斤 1958年6月16日，當人們對高產衛星產生懷疑的時候，在全國享有很高聲望的物理學家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他寫道：「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 1958年8月4日毛澤東視察河北省徐水縣，高興地說：「你們全縣31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要求幹部不要只考慮怎麼多打糧食。「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呢！」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辦好公共食堂》的社論。1958年夏秋以來，毛澤東多次讚揚公共食堂。全國各地城鄉紛紛成立公共食堂。12月10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批印《三國志•魏志》中的《張魯傳》，他在批語中說：「張魯行五斗米道，置義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飯不要錢，大受群眾歡迎。」12月7日，另有一則批示中說：「道路上飯鋪里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 1958年10月26日，雲南省祿勸縣大松樹新村煤礦發生了以李光榮為首的「中國人民起義軍」的反革命暴亂案。次日，暴亂首犯及骨幹均被民兵擒獲。28日，平叛工作組到達出事地點，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傷致殘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嚴重擴大化問題。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第一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1958年11月25日晚，雲南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4個區、20個鄉，發生「土匪暴亂」。他們提出「反對三化」、「反對公共食堂、反對託兒所」「反對日夜苦戰」的口號。公安部隊組織力量即時圍殲。 1958年11月21-27日，武昌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強調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提出經濟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實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殘餘，如商品、貨幣、按勞分配，我們還要利用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 1958年11月28-12月10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 1958年12月6日，中共雲南省德宏地委《關於少數民族外逃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從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邊沿縣總人口的14%。 1959年1月山東「館陶事件」暴露。自1959年1月份以來，館陶縣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狀態迅速發展。社員四處覓食，到處逃荒。不能遠出者就近拾凍地瓜、凍羅卜度日。生產停頓。餓死多人，慘不忍睹。 1959年1月27日，中共廣東省委送上《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 1959年2月，《經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認為「目前農村所謂糧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徵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真地做好當前的糧食工作。」 這兩個報告都提出了「反瞞產私分」的經驗。2月22日、28日，毛澤東先後對這個報告作了長篇批示。全國掀起了反瞞產私分的運動。 1959年2月27-3月5日，第二次鄭州會議。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話，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堅持按勞分配，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兩種傾向。重申價值規律、等價交換，揭示共產風就是無償佔有別人的成果。 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決定對「一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許可權。通過《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就包產問題、密值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的問題這六個方面，糾正了偏激的看法。 1959年3月，山東「濟寧事件」暴露。從1958年冬到1959年春，這個地區的農民除了挖麥苗、剝樹皮吃以外，把枕頭裡的糠也扒出來吃了。全區水腫病發病人數曾達67萬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年4月6日，國務院秘書廳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月9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毛澤東於4月17日作了批示：一、將這兩個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內送到15省委第一書記手中，請他們迅速處理；二，給15省在京開會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實際上，從1958年年底開始，農村不斷出現餓死人的情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當作「暫時的緊急危機」，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徵購。 1959年4月18日至25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批准了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確定的1959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將這些高指標正式公布。 1959年進入第二季度，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嚴重後果進一步暴露。農業方面，當年夏季作物播種面積比上年減少20%。夏收糧食、油料大幅度減產。蔬菜、肉類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業方面，鋼鐵生產上不去。由於「以鋼為綱」，其他工業部門特別是輕工業被擠占，人民日用品生產下降，許多商品庫存減少，到處供應緊張。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業的緊急指示》，第四條中提出要迅速扭轉養豬頭數大量減少的局面，集體餵養和社員私人餵養並重，對私人養豬要給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顧。同一天，中共中央還下發了《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鴨鵝問題》。 1959年5月11日，陳雲向中央政治局建議：1959年的鋼產量應降為1300萬噸，獲得批准。 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央關於自留地等問題的指示稿》，再一次允許社員私人餵養家禽家畜問題。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廬山會議」。 第一階段是「神仙會」，主要是反左氣氛。7月14日，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著重指出大躍進以來的一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澤東在彭德懷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這個標題，批示：「印各同志參考」。7月23日，毛澤東召開大會發表講話，向彭德懷發起反擊。8月2日至16日，在廬山舉行了八屆八中全會。大會小會展開了對彭、黃、張、周的鬥爭。最後，會議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決議正式肯定「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 1959年8月中至年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全國有上千萬的幹部遭到批判。195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頒布的一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不僅停止實施，還當做右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颳了起來。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徵購任務相結合，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加劇了饑荒。 195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糧食和市場情況的報告，報告謊稱糧食緊張的問題已得到了徹底解決，保證完成糧食徵購任務，市場好轉等，毛澤東十分重視，在上面作了長篇批示，把反右傾鬥爭和糧食問題聯繫起來。 1959年10月，山西壽陽發動「挖糧集資」運動。從發動到1960年 1月被制止，經歷三個月時間，據運動後統計，全縣 283個管理區中，有 259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 435個生產隊中，有 11159戶被抄家搜查， 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 349人之多。後稱「壽陽事件」。 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河南省信陽地區因飢餓而死亡的農民超過一百萬人。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陽事件」。 1959年冬到1960年春，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全縣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被稱為「通渭問題」。 1959年，國家出口糧食415.75萬噸「貿易糧」，創出口糧食最高紀錄。這些「貿易糧」相當於500萬噸原糧。這一年進口糧食摺合原糧只有0.2萬噸。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 1960年1月到8月，廣東省羅定縣發生了大批餓死人的事件，稱為「羅定事件」。佔全縣一半左右的公社，約27萬人的地區，發生了極其嚴重的浮腫、瘦弱死亡情況。據全縣1-8月統計，死亡達17000多人，佔全縣總人口的2.62%。 1960年春，貴州省遵義農民成批成批餓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絕，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現象也有發生。成為驚動北京的「遵義事件」。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認為，1960年將是一個大躍進年。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從基本隊有制過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設想。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40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著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這個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的氣氛中召開的，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標。會後，全國又開始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場等。一些原來確定減縮的基本建設項目重新上馬，高指標，浮誇風，命令風和共產風又嚴重泛濫起來。 1960年3月4日，毛澤東中共中央對貴州省委的《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作了批示。3月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要求「全國仿行，不要例外」。貴州省委的報告用「群眾的話」的話歌頌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辦好食堂有依靠，飯熱菜香吃得飽，社員勁頭高又高」，還主張取消自留地。此時，貴州省的農民正在大批飢死。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布文件，向全國各地推薦了「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河南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1959年底全國公共食堂情況」三個材料。毛澤東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請你們對這個極端重要的公共食堂問題，在今年一年內，認真大抓兩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學習貴州、河南等省那樣作出科學的總結，普遍推行。」 1960年3月24-25日，毛澤東在天津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上討論了十七個問題，如：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問題，今年全國80%的人在食堂里吃飯；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問題，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鋼鐵要依靠「小洋群」，還要搞「小土鐵路」、「小洋鐵路」；農業發展綱要提前完成的問題等。天津會議還是堅持「三面紅旗」，但反對刮共產風。 1960年3月25日，餓死多人的「中寧事件」被揭露，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工作組進駐中寧，接管了縣委，在全縣範圍內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算原縣委錯誤的鬥爭。 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京舉行，通過了《1956年至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和《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的決議》。《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定要繼續躍進 一定能繼續躍進》。 1960年春青黃不接之際，各地農民大量餓死。這是大饑荒期間餓死人最多的時候。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開縣滿月公社發生了萬全堂暴動。道首劉志善帶領300多名道徒搶走公社民兵槍支18條，子彈1200多發，洗劫百貨商店、供銷社，佔領國有林場，打死、打傷黨員幹部4人，綁架幹部16人。搗毀大量救災物資。1961年7月，反革命集團「工農民主黨」首犯徐世清盜竊「五四」式手槍5支，子彈50發，在眉山、邛崍、新津等地搶劫糧庫和運糧汽車。 1960年6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暴動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1960年6月10日-18日，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14日的講話中提出降低計劃指標，提出鋼鐵要講質量、品種、規模，把這個放在第一位，數量放在第二位。會議期間他寫下了《十年總結》，開始反省前幾年經濟建設中高指標的錯誤。 1960年7月6日，中共中央提倡大搞代食品，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量生產小球藻》。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工作會議，在討論中蘇關係問題的同時，研究了國內經濟問題，會議通過《關於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和《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在這次會議上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600個合同（專家合同343個，科技合同257個），並通知中國政府，他們決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在華專家1390名，並終止派遣專家900多人。這些合同與農業無關。 1960年7月30日，《齊燕銘同志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11月9日發文指出：「中央認為，這個報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見，原則上也適用於全國各地區，現把它摘要轉發，希望各地參照執行。」 1960年8月，主管計劃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躍進」難以為繼，提出了「整頓、鞏固、提高」的方針，後周恩來改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成為八字方針。但由於認識不一，八字方針此時還無法貫徹。 196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發出《關於確保完成糧食調運計劃的指示》。  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省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的指示》。9月10日，中共中央專門召開「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問題電話會議」。 1960年10月23-26日，毛澤東召集華北、中南、東北、西南四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開會，聽取他們關於農業的彙報。主要討論如何糾正「共產風」的問題。會上討論了問題暴露得較早的河南和山東兩省的問題。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彙報了信陽事件。信陽事件的材料，10月26日送到毛澤東手裡。毛澤東認為信陽事件的原因是農村基層政權沒有掌握在共產黨手裡，是「民主革命不徹底」。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農業十二條》)。這個文件主要是糾左，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但「十二條」還堅持辦公共食堂。 1960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代食品會議，譚震林副總理在這個會議上的報告，號召全國開展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11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接著，各地組織成千上萬的人上山下水，尋找各種代食品。代食品為緩解飢餓起了一點作用，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農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數。 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看了關於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的報告，寫信給周恩來，信中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點，對農村形勢作出了嚴峻的判斷。他說，有三分之一地區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196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財貿書記會議「關於堅決做好秋冬糧食工作的討論紀要」》 1960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抓緊糧食調運的通知》。 1960年12月24日晚，宣威暴亂。雲南省宣威縣阿都公社發生了暴亂，波及增平、翠華、兩個公社。暴亂涉及13個管理區的37個生產隊，共417人。暴亂分子提出的口號：「實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戶，不交公糧，不賣餘糧」、「解散公共食堂，糧食分到戶，隨便吃飯」、「恢復自由市場，不要糧票、布票、飯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還各」等。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議除子討論國際共運的問題以外，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和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 1960年，中國出口糧食272.04萬噸。這些「貿易糧」摺合原糧326萬噸，相當於一千萬人一年的口糧。當年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這一年進口糧食只有6.63萬噸。1960年大量餓死人後，1961年進口糧食580.97萬噸。出口糧食減少到135.5萬噸。 1961年1月14日-18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當時的提法是「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在已有勝利的基礎上，採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但由於認識上不一致，真正的調整是在1961後下半年開始的。 1961年1月18日，毛澤東提出1961年要成為一個調查年。20日，毛派出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率三個組分別去浙江、廣東、湖南去做調查研究。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 1961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 1961年3月28日，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召開省委常委會，確定在全省搞「責任田」。為了減少搞包產到戶的阻力和猜疑，1961年4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安徽省試行包工包產責任制情況的報告》。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都搞起了責任田。這是當年拯救農民最有效的辦法。 1961年4月19日晚，經毛澤東同意，以胡喬木為首的中央調查組在韶山大坪大隊陳家灣召開社員大會，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員皆大歡喜。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323號，以《中央批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為題，向全國轉發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這是第一個主張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報告。 1961年5月21日-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上討論毛澤東提出的四個問題：調查研究，群眾路線，退賠，平反。會上討論和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這個文件強調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社員的口糧一律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從此，公共食堂在中國消失。 1961年8月23-9月16日，第二次廬山會議。會議討論糧食問題、市場問題、兩年計劃和工業問題、工業企業管理問題等。毛澤東在會上認為：經濟形勢1961年到了谷底，從此天天向上。 1961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有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上，專門落實糧食徵購及上調問題。會上鄧小平說糧食就是兩個問題：第一，今年的數無非60億，搞得好70億。主要是30天的工作。這30天抓住，就抓到了，這30天抓不到，就嗚呼哀哉。總想減，不努力完成任務，說不過去。這是這兩年的一個思想狀態，整風要首先整這一條。廬山會議確定的任務一定要完成，不能講價錢。 1961年12月9日，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北京市委擬了一份報告：《關於在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和一部分負責幹部副食品供應問題的請示》，12月17日中共中央同意這份報告，並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北京市即可照此辦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參照這一辦法執行。」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召開。劉少奇在會上代表黨中央初步總結了1958年以來黨在經濟建設上的缺點和錯誤，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 […]

（接上期） 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面鋪開，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終於爆發。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開了討論「四清」的工作會議，制定《二十三條》。在會議期間的12月20日，召開了一次「很小規模」的常委擴大會議，一向對毛澤東百依百順的劉少奇，在這次會上卻和毛澤東爭執起來。王光美、劉源的書中介紹了這場爭論： 劉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說：地富是後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就是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 劉少奇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毛澤東激動地說：「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麼『四清』『四不清』運動，什麼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麼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什麼社會裡都能整；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都能用。沒能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麼主義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堅持己見，請教式地問：「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要消亡了，怎麼可能有什麼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 劉少奇不再問了。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點誰的名，誰就要被打倒。  毛澤東對這次爭論十分在意。幾天以後的12月26日，是他的71歲生日，他在人民大會堂用自己的稿費擺了幾桌菜。毛澤東和幾位勞動模範及科學家在一桌，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在另一桌。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通常是談笑風生的，這次卻一臉嚴肅。他一開始就講，今天沒有叫我的子女們來，因為他們對革命沒做什麼工作。隨後他批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提法，說：什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的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出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  1965年1月28日，還是在討論「四清」工作的這次會上，鄧小平主持了一次會議，他以為是中央書記處召開的一般彙報會，會前，鄧出於好意地對毛澤東說：「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參加。」毛澤東誤解了鄧的好意，他一手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手拿著《中國共產黨黨章》，走進了會場。他說 「一個不叫我開會（指鄧小平），一個不叫我講話（指劉少奇），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毛說的「（劉少奇）不讓他講話」是怎麼回事？陳伯達晚年向他兒子陳曉農談了當時的情況： 在討論「二十三條」的中央會議上，毛主席先發言，剛講了不多幾句，劉少奇就插話。插話說幾句不就行了么，總還要讓人家講完嘛。可劉少奇卻自己一直說了下去。毛主席就沒有機會再講。第二天開會，毛主席就拿來了黨章，說黨章規定，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有發言權。參加會議的人一聽就明白他是說劉少奇不讓他發言。  劉少奇的這種做法令人不解，陳伯達也不理解。可見兩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劉源的書中寫道：「毛澤東不能容忍對他的權威哪怕最輕微的挑戰，平等的討論意味著蔑視他的權威，稍受頂撞，便勃然大怒。他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澤東在1970年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他是1965年1月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確定要打倒劉少奇的。 1966年5月16日以後，文化大革命開始。由於北京市委已被定為「黑市委」，以它的名義派出的「四清」工作組立即撤出。延慶縣的「四清」運動中途停頓，我們參加工作隊的學生也撤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其它各省的情況也大體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果然打倒了劉少奇。當然不只是用一個小指頭，而是發動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把文化大革命歸結為毛、劉之間的權力鬥爭，歸結為毛的個人性格和品質，是過於膚淺的；但是，毛對劉的猜疑、不滿，是其中的一個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領導人的更換有一套正常機制，但在專制制度下，在最高領導人周圍總是充滿諂媚和陰謀，領導人的更迭總是伴隨著殘酷和血腥。坐在權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爐上一樣（曹操說過讓他當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爐上）。熟悉中國專制歷史的毛澤東，自然會對周圍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五、從批判「修正主義」走向「原教旨主義」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在中國建成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共產黨不僅要求自己的黨員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也用這個理想教育所有的中國人。但是，在建設共產主義的實踐中，這個理想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現實的衝擊。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就出現了不同的意見：是堅持純而又純的共產主義，還是根據現實作某些修正？是快一點建成社會主義，還是根據實際情況逐步推進？中共「八大」的決議實際是理想對現實的讓步。毛澤東在八大三次會議上不經中央討論推翻了「八大」的決議，接著提出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加快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速度，從而造成了三年大饑荒。三年大饑荒的根源在於用極權制度、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快速推行共產主義理想。 大饑荒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內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派別：一派面向實際，從共產主義理想退回現實，做現實需要做的事，可以稱為「務實派」；另一派還是堅持共產主義理想，用不停的政治鬥爭來推動這一理想的實現，可以稱為「理想派」。當然，這是一種簡單化的劃分，陣線也不十分清晰。務實派在務實過程中由於理想的情結，使他們在做違背理想的事時，總有一種理虧感，因而不事張揚；理想派由於理想總是遭到現實的無情碰撞，在維護理想時，總有一種階級鬥爭的危機感和敵對情結。在中國這個政治條件和話語條件下，務實派在政治上處於劣勢，但是，在理想派把經濟搞亂了以後，總得由務實派來收拾局面。在收拾局面的過程中，務實派更加偏離理想，使得理想派認為他們更加危險。在毛澤東手中，對付務實派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修正主義。 在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的同時，開展了批判「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最早產生於19世紀九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愛德華•伯恩施坦是當時的代表人物。1893年7月底恩格斯立遺囑時，把全部手稿和書信遺贈伯恩施坦和倍倍爾，並把伯恩施坦作為遺囑執行人之一。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後，他根據19世紀末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和議會民主發展新情況，從1896年10月～1898年6月，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題目，在《新時代》發表6篇文章，修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1899年3月出版《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從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3個方面，全面系統地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他自詡為「修正主義分子」，說明當時「修正主義」並沒有貶義。持這種思想的「第二國際」批評俄國的十月革命，批評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因此，「第二國際」就受到列寧的批判，從列寧開始，「修正主義」就成了貶義詞。 批判「修正主義」除了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以外，與毛澤東企圖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也不無關係。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中國成為亞洲一支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為中國奠定了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初步的工業基礎，而波、匈事件 的「圓滿解決」則有賴於中共領導人的出面相助。所有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澤東本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毛澤東此時已經開始從領導者的角度來考慮這個陣營的問題了。正是在這樣的心情下，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澤東第二次來到莫斯科。 與1950年訪問蘇聯的情形完全不同，這一次，毛澤東在莫斯科出盡了風頭：在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大會上，只有當毛澤東講話時，全場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期間，所有發言者都是站在講台上按照本黨中央通過的講稿作報告，只有毛澤東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發表講話。在會下，毛澤東儼然是莫斯科半個主人，遊說於東歐各黨領導人之間，努力化解他們與蘇共的矛盾，並反覆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以蘇聯為首」。如果說過去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當然領導者，那麼在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與赫魯曉夫似乎平起平坐了。  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全面揭露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毛澤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推倒了壓在他頭上的這尊神，提高了他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憂的是批判斯大林也會危及他毛澤東，因為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所以，最後定的調子是斯大林「功大於過」。毛澤東反對赫魯曉夫丟掉「列寧主義這把刀子」，也反對全部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實際上，丟掉了「兩把刀子」就會危及當時中國的社會制度。「丟掉兩把刀子」是修正主義最為根本的罪狀。 當毛澤東在做國際共運領袖夢的時候，有一件事情卻被蘇共搶了先機，即赫魯曉夫在倡導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方針時，提出了15年超過美國的口號。毛澤東不甘落後，在11月18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談到了在「東風壓倒西風」的大好形勢下中國的奮鬥目標：「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1958年8月，毛澤東又說：「要破除迷信，美國算不了什麼。用不了一二十年，蘇聯可以變成兩個美國，我們可以變成四個美國」。有學者分析，毛澤東搞大躍進，除了國內的原因外，還有國際共運的原因。他想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當時他說「以蘇聯為首」只是一種策略。  然而，蘇共領導人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持批評態度。自蘇共20大以來儘管兩黨有分歧，但導致毛澤東決心向莫斯科公開宣戰的原因，是蘇聯領導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懷疑、蔑視和批評。但毛澤東對蘇共放出的第一炮卻集中在「和平共處」、「和平過渡」上。196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中共中央組織發、表了三篇文章，即《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的列寧的道路前進》和中宣部長陸定一在紀念大會上的報告《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這三篇文章系統闡述了中共中央對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戰爭與和平、帝國主義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評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矛頭直指蘇共中央。5月下旬，毛澤東又分別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和丹麥共產黨主席耶斯佩森談話，正式表明中共不贊成和平共處、和平過渡，指責蘇聯和東歐各黨放棄了階級觀點，甚至點名批評赫魯曉夫，批評「戴維營精神」，還表示「將來要算算賬」。  對蘇共和赫魯曉夫的激烈批評，不可能不引起回應。1960年6月24日，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會談。彭真率中共代表團參加了會談。會談前夕，蘇共代表團突然散發蘇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書，對中共進行全面攻擊。在會議中，赫魯曉夫又帶頭批評中國黨的方針政策。 從此，中共中央的反修鬥爭態度更加堅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把蘇共領導人也說成是修正主義者。「蘇修」就成了中國人口頭上一個常用語。在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以後，「修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是相通的兩個概念。毛澤東曾說彭德懷是修正主義者。以後又把這頂帽子扣在劉少奇頭上。自20世紀60年代初起，毛澤東把「反修防修」作為一項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 1963年可以說是「反修年」。為了打好這一仗，中共中央組織了一個「中央反修領導小組」，由總書記鄧小平任組長，組員有康生、吳冷西、姚臻、熊復、王力、范若愚、吳江。這個小組的任務就是寫反修文章。他們住在釣魚台國賓館，從1963年9月到1964年3月，共寫了9篇指名道姓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文章（簡稱「九評」）。「九評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激昂的戰鬥音調一遍又一遍地向全國廣播，在中國深入人心。「九評」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推到了極左。現在看來，批判修正主義的指導思想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在1958年就在中國開始實踐，大躍進失敗，文化大革命又更加瘋狂地實踐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在中國南方一個小國也大行其道。這就是波爾布特領導的柬埔寨。這是毛澤東輸出革命的一項重大「成果」。 波爾布特所領導的組織成立於1960年，但長期不公布名稱，國外稱之為「紅色高棉」，1977年9月他訪問北京時公布黨的名稱為柬埔寨共產黨。柬埔寨共產黨宣稱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完全一樣。波爾布特多次秘密訪問北京，自稱是毛澤東的學生。 波爾布特的作法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受到稱讚。毛澤東對他這位得意門生的作法非常滿意，他稱讚波爾布特：你們幹得好，我們想干而沒有干成的事，你們干成了。  然而，柬埔寨共產黨執政幾年，全國人口死亡三分之一。毛澤東稱讚波爾布特的時候還不知道這個惡果。 自「大躍進」以來，中國的「理想派」和「務實派」的鬥爭經過多次反覆，裂痕越來越深，鬥爭逐漸加劇，最終釀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張推向了極端，也推向了毀滅。到20世紀末，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這面旗幟已經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輝。為了挽救危機，在毛澤東逝世以後，「務實派」把中國推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卻進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機：多數中國人、甚至中國共產黨內相當多的人，不相信共產主義。當理想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時，執政者不敢對這個理想提出質疑。因為放棄共產主義旗幟，共產黨就失去執政的合法性。唯一的辦法是，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未來而加以擱置。 把強加於全體人民的理想擱置起來，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執政集團不再用某一種理想來塑造國家的未來、規範人民的行為，而是面向實際，做一個有效的社會管理者。這是社會的重大進步。但是，作為社會管理者的執政集團，它的管理許可權應當是民眾授予的有限權力，對它管理效果的評價應當是民眾的實際體驗，而不是某種先驗的標準。因此，管理權的授予和管理效果的評價，只能通過民眾的選票來表達。顯然，這樣的制度是民主制度。 如果情況不是這樣，而是共產主義理想被擱置以後，把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當成最高目標，也就是把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作為最高目標，那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一個政權把保護執政集團的利益作為執政的第一要務，就不能服眾，就沒有希望。 從鄧小平以後的政治實踐和發展趨勢來看，中國應當是前者，而不是後者。 但是，我們不能太樂觀。勒龐說過：「讓觀念在群眾的頭腦里紮根需要很長時間，而根除它所需要的時間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觀念而言，群體總是落後於博學之士和哲學家好幾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他們執政的那些基本觀念中混雜著錯誤，然而，由於這些觀念的影響力依然十分強大，他們也不得不根據自己已經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則進行統治。」 因此，現代民主制度在中國建立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我們不能消極等待，我們要在各自的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資源，努力推進民主的進程。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制度的轉變不能過於激進，不能過於急切。近百年來，中國人吃激進的誇太多了，教訓十分深刻。激進的作法可能使社會失控。一旦激進的民主主義和無政主義者的過激行動使軟弱的政權失去控制社會的能力，專制者就會應運而生。因為專制是結束社會混亂、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無政府狀態的老百姓，就像歡迎救世主一樣歡迎專制者。所以，反對專制制度過激、過急的那一群，可能恰恰是摧生新的專制制度的那一群。 有關大饑荒的大事記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開始確立。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華北局寫了一個《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報告，主張引導互助組走向更高一級形式。劉少奇認為山西省委的提出的「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毛澤東支持山西省委的看法，批評了劉少奇的看法。在此期間，毛澤東還支持高崗在東北搞農業集體經濟的作法。 1953年3月26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要求各地有領導地大量發展勞動互助組，在有基礎的地區，有重點地發展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1953年全國有近半數的農戶參加了互助組，組織起來的合作社也比1952年增加了三倍多。 1953年10月2日晚，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陳雲的彙報，就解決糧食困難問題採納了陳雲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的建議。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決議規定，「所有收購量和供應量，收購標準和供應標準，收購價格和供應價格等，都必須由中央統一規定或經中央批准」。 195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同意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目前食油的產銷情況和處理辦法的報告》，作出《關於在全國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 1953年11月19日，政務院第194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銷售的命令》，11月23日公布，從12月初開始，除西藏、台灣外，全國城鄉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 1954年12月27日新華社報道，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發展到40多萬個。部分農民抵觸情緒嚴重。 1955年3月，鄧子恢到到浙江對合作社進行整頓和鞏固。浙江的農業合作社由53144個，減為37507個。 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譏諷怕農業社發展快了是「小腳女人」。他嚴厲批評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收縮農業社，他強調， 「在發展問題上，目前不是冒進的問題。」 1955年8月25日，國務院發布《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正式實行「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發布《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規定對非農業人口一律實行居民口糧分等定量供應，工商業用糧實行按戶定量供應，牲畜飼料用糧食實行分類定量供應。 1955年9月，毛澤東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12月出版。他為這本書寫了序言和104條按語，對合作化和其他許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給予尖銳的批評。序言中說：「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1967年，糧食和許多其它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5年12月5日下午，劉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指示。劉少奇傳達的大意是：毛主席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按常規走路，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這是保守路線。我們有不少同志正在走這條保守路線。客觀事物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衝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 在這個會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聽了傳達之後，表示擁護毛澤東的看法，他說：「新大陸早已存在，我們發現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糧食總產量1萬億斤的精神，修改原來擬定的各項計劃指標。 1956年1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審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對這個綱要作了說明 。「說明」指出，到196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1萬億斤。 1956年1月，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都講到，美國那點東西，1億噸鋼，幾百個氫彈，算不了什麼，中國要超過它，第一步是接近它。國務院各部唯恐緊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到1967年）指標。1956年1月4日，以國家計委的名義，把這個高指標的計劃，報送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1956年2月6日，由於指標越來越高，周恩來感到壓力很大。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決定在計劃和財政會議上，把指標「壓一壓」。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登出由劉少奇、陸定一、胡喬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論，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這篇社論的重點是批評急躁情緒。這篇社論是「反冒進」的標誌性文件。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八大」政治報告認為： 「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1956年，農業集體化在幾個月內快速完成。年底，96.3%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87.8%的 農戶參加了高級社。原來預計18年完成的農業集體化，7年就完成了。 1956年，在全國範圍內完成了對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7年，就工業而言，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公私合營三者合計占工業總產值的99.1%，再加上農業集體化，私有經濟基本被消滅。計劃經濟體制從此全面確立，國家壟斷了一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城鄉居民的一切生活資料都由政府按國家確定的定量供應。 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發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縣在33個鎮中有29個鄉鎮先後農民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退社，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鬧事後，在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有116個，部分垮台的有55個。 1957年在城市開展反右派鬥爭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一，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第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係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題。就上述問題開展大辯論，弄清大是大非。一大批「有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民遭受打擊。 195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處理了廣西餓死人事件，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省委書記郝中士等12人受到撤職等處分，《人民日報》18日發表社論《堅持同漠視民命的官僚主義作鬥爭》。改組後的廣西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再勵、常委王夢周、委員廖原、駱明、王浩、候補委員廖聯原等陳漫遠、郝中士鳴不平，認為餓死人是合作化與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果，中央在農村工作中「犯了路線錯誤」，後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體中央委員作了《做革命的進派》的高調講話。他把「反冒進」的人說成是「促退委員會」，並且和右派章羅聯盟掛上鉤。批評了經濟建設中的反冒進以後，他輕而易舉地推翻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他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的主要矛盾。」 「八大決議上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個提法是不對的。」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說：「赫魯曉夫告訴我們，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 1957年12月2日，在中國工會第8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辭，公開宣布了毛澤東的這一設想，從而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 1957年冬到1958年春，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大搞農田水利建設。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沒有力量辦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將小社合併為大社的想法。毛澤東曾一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1957年反右派鬥爭，60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從而堵塞了一切言路。再加上輿論壟斷，與政府不同的意見不能發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封鎖群眾信息來源的同時，也封鎖了自己的信息，從此，他們聽不到真實情況，聽不到對錯誤政策的批評。 1958年1月11日到22日，南寧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毛澤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6億人一泄氣就不得了。」周恩來作了檢討。他說，反冒進是帶有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 會後，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 1958年3月9日到3月26日，成都會議。會上，毛澤東「思如泉湧，氣若長虹，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周恩來再一次就反冒進作檢查，還說毛澤東是「真理的代表。」這個會議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 1958年4月7日，中央正式批發《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要求各省、自治區儘快使本地區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一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 5年到10年縮短為5年到7年。 這個文件下達不久，一個聲勢浩大的辦地方工業的高潮在全國形成，各地力爭在 5年左右，使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6月到8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各地出現了盲目建廠，亂上工業項目的熱潮。 1958年4月20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5月5日，改名為嵖岈山人民公。這是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 1958年5月5日到5月23日在北京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會議作出決議：一致同意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創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1958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總路線的旗幟插遍全國》，其中強調「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要「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提到消滅家庭和建立公共食堂。他說：「我有這麼一個設想：要建立很多託兒所、公共食堂，辦很多服務性行業。」要「把煮飯變成了集體的事業，變成為大生產、大經濟。」他還談到消滅家庭的問題。 （未完待續）  

（接上期） 批判「翻案風」的重點是彭德懷。他6月上交「八萬言書」以後，8月22日，在北戴河會議結束前兩天，他再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信，重申不存在反黨小集團篡黨和同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的問題。彭德懷兩次上書，被認為是向黨新的進攻。8月5日，毛澤東說：「59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9月1日，毛又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彭德懷寫信，把過去說的統統推翻。」 9月3日，在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上，毛澤東召開小範圍會議，布置把彭德懷的兩封信拿到各小組會上討論，一直到全會結束，小組發言，大會發言，都有批判彭德懷的內容。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譚政、鄧華、甘泗淇、洪學智也都受到批判，他們都被迫作了檢討。 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專案組，審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三人，這個專案組以賀龍為主任。  在批判彭德懷翻案風的過程中，同時圍繞小說《劉志丹》批判了習仲勛等人。劉志丹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有了這塊根據地，紅軍長徵才有了落腳點。創建這塊根據地並能活到建國以後的有高崗、習仲勛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的新秩序」，毛澤東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拋棄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高崗站在毛澤東這一邊，積極搞農業集體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準備作為接班人取代劉少奇 。毛私下同高崗談了不少對劉少奇不滿的話。因此高崗反對劉少奇，並把毛和他談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當時力量對比下，高崗沒有斗過劉少奇，也使毛被動。1954年，毛就把高崗拋了出來作為替罪羊，而且和高崗沒有任何關係的饒凁石捆在一起稱為「高饒事件」。在這場鬥爭中，高崗被打成反黨分子憤而自殺身死。 《劉志丹》的作者是劉志丹弟弟劉景范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說第五稿印成樣書送審。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他也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幹部，看到樣書後不同意發表，一面打電話讓《工人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停止連載，一面告訴康生。康生看後說這部小說「帶有政治傾向性問題」，要求中共中央書記處處理。9月8日，在西南組會上，閻紅彥首先提出《劉志丹》問題，他說：在當前形勢下，各路人馬都藉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志丹》是習仲勛同志主持寫的，「是利用劉志丹來宣傳高崗」。康生接著提出：「現在的中心問題，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總72號」簡報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轟動 。批判「翻案風」又多了一個靶子。實際上，習仲勛只是審閱過書稿，提出過修意見，而且反對寫高崗。但是在批判「翻案風」時，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幾位陝北根據地的幹部打成了「反黨集團」。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念了這個條子，並且說：「凡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9月27日，全會決定成立審查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等人的專案審查委員會，以康生為主任。  北戴河會議最為關鍵的是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他在會上關於階級鬥爭一系列的講話，最後通過八屆十中全會公報表述如下：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死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佔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的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的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種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毛澤東還說：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劉少奇或是懾於毛澤東的權威，或是出於其它考慮，他對毛澤東的關於階級鬥爭的提法立即緊跟和附和，有些言論，甚至比毛澤東還要激進。他那裡知道，這些話，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正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雛形，也正是為劉少奇設下的墳墓。 1962年10月後，各省紛紛按照毛澤東的新調門，向北京提供各地階級鬥爭尖銳、資本主義嚴重複辟的材料。四川、山東將困難時期出現的「反動兒歌」的資料搜集完畢，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階級鬥爭蓋子」的經驗問世，4月，河北邢台經驗上報。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平地掀起，接著就是「四清運動」。 四、從「民主革命補課」到「四清運動」 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毛澤東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決定在全國城鄉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大規模的階級鬥爭。農村的運動，則以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為主要內容，簡稱「四清」。 為了指導農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後制定了三個文件：1963年5月的《關於目前農村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1963年9月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物規定（草案）》（簡稱《後十條》），1965年初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這三個文件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一個比一個嚴峻。《二十三條》又將「四清」的內容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比原來的範圍更廣，層次更高，在城鄉同時進行。 《後十條》是在《前十條》的基礎上修訂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劉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強調整個運動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組領導，把基層幹部撇在一邊，由工作組對他們進行清理。在全國各地都派出了龐大的「四清」工作隊伍。在校的大學生和部分軍隊幹部都進入了「四清」工作隊。當時我也作為北京市委工作隊的一員，赴延慶縣大柏老公社團山大隊搞了8個月的「四清」。我參加「四清」時，《二十三條》已下達，這個文件強調「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下鄉以前先接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教育，使得我們每一個人「階級鬥爭的弦綳得很緊」，總想在村裡查出一個「反革命集團」，設想村支部書記是一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農村搞「四清」本來是出自毛澤東對農村形勢的估計：「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因此要在農村搞「民主革命補課」，把失去的權力奪回來。「民主革命不徹底」這個說法，通常以為是毛澤東1960年12月對「信陽事件」的批示中提出來的，實際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鄲的一個報告中就出現過。 當時劉少奇對河北省農村問題很關心，「民主革命不徹底」可能是劉少奇先提出來的。在農村搞一場階級鬥爭，把「政權不在我們手裡」的的地方奪回權力，這是毛劉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劉在「四清」中出現了分歧，最終導致二人決裂。從表面看，他們二人的分歧表現在對「四清」打擊目標、鬥爭性質上和具體操作實施等方面，從深處看，很可能是毛澤東不能容忍劉少奇權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劉少奇對他不夠尊重。 研究「四清」運動，不能迴避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原來定為一類隊（即最好的隊）。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這個大隊「蹲點」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任「四清」工作隊副隊長。他們進村時，不是採用毛澤東一貫提倡的「開調查會」的方式，而是像進了敵占區搞秘密活動一樣，紮根串聯，訪貧問苦。通過五個月的「蹲點」，她發現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一個反革命兩面政權」，黨支部書記吳臣是一個「鑽進黨內的壞分子」，「國民黨分子」。 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開的一次會上講了她在桃園搞「四清」的經驗，受到一些人的鼓勵。 毛澤東在「大躍進」中受挫，劉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勢，他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形勢，有時忘乎所以。6月到8月，他帶著夫人王光美在十多個省市以「桃園經驗」為題作巡迴報告。8月1日劉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對中央黨、政、軍機的負責幹部作了一個大報告。這次報告給他帶來了無窮的後患。參加會議的李新記述了當時的情景：在劉少奇沒有登場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一會兒，周總理引著劉少奇走到台中央」，「劉少奇開始講了，雖然桌上分明有擴音器，但他並未坐下來，而是背著雙手，在台上走來走去地講」。劉在講了一通幹部蹲點的必要性、重要性後，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學習，他說：『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還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說到這兒，劉看了周總理一下，然後又對大家說：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他的講話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寫道：退出會場時，他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什麼？這不是『聽訓』嗎」？」 「走出大會堂，在下台階時，我前面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罵得很難聽，特別是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面來吹捧『臭婆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一笑。」 劉少奇在講話中不僅吹捧王光美，還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王力在他的回憶中有記述：「他說對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條主義，調查會方式過時了，不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進書記處、政治局.彭真要轉發這個報告，要陳伯達同我把這個報告整理一下。我們把不合適的地方整掉了。後來突然少右同志說這個報告不發了，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在毛主席處開會，毛主席強調王光美的報告不發了。當時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說李雪峰不贊成這個報告。毛主席還說白區是有人才的，白區工作正確的代表是李雪峰。」 「本來桃園經驗（王光美報告）毛主席已批轉，要發下去的。可是劉少奇8月1日作報告後，江青到毛主席那裡哭，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  9月1日，在劉少奇的推動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轉發了「桃園經驗」，轉按語中，強調「桃園經驗的的「普遍意義」。  10月12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了《批轉李雪峰同志給劉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對右傾」的意見，強調要及時提出反對「怕左不怕右、寧右勿左」的問題，並提出了對已經「爛掉了」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它機構，應當進行「奪權」鬥爭。 10月24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問題的指示》轉發了天津市委的《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小站「四清」工作組是陳伯達領導的，參加這個工作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紀等高級幹部。這個報告說天津南郊小站地區的政權是由「三個反革命集團」建立的「反革命兩面政權」。劉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奪權」經驗。 11月12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在問題嚴重的地區貧協行使權力的批示》（即「後十條」），這個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拋開原來的領導班子由「貧農、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來實行領導。等等。 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中，以轉發《桃園經驗》和《小站報告》影響最大，事後證明，這是「四清」工作組製造的冤案。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使「四清、運動向左傾錯誤發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錯案。不僅一村一社，還在貴州省搞「四清」，把「桃園經驗」推廣到貴州省。 1964年8月24日，劉少奇在昆明給雲南、貴州兩省地、市、州委書記做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告，王光美也做了關於「桃園經驗」的報告。劉少奇雖然沒去貴州，但貴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園經驗」的指導下進行的。劉少奇在昆明的報告中，點名批評了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所以，貴州省的「四清」運動非同小可。 貴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體換班子。1964年10月，中央改組貴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書記、錢瑛代理第二書記、陳剛代理第三書記。去昆明開會的領導們帶回兩大本文件：劉少奇的講話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從10月開始，在兩個月的時間裡，在全省的省、地，州、市、縣開展了「奪權鬥爭」，從省委到地、縣委，到所有相當於縣級的機關、單位的領導班子「一鍋端」，一律奪權」。在一兩個月時間內，，貴州的大批幹部有的停職，革職，有的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有的甚至逮捕，關進監牢」。  這大概就是毛澤東在1966年8月5日《我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說的「1964的形左實右」的來由。 但是，從王光美35年以後的著文說，這些不全是劉少奇的錯，毛澤東也脫不了干係。1963年11月，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五個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澤東彙報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邊。」王光美並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頭彙報了「四清」工作的情況，整理出來後即《桃園經驗》。毛澤東看了《桃園經驗》很欣賞，將這份報告批轉全國，以示推廣，並讓王光美到處作報告，還讓劉少奇根據桃園經驗修改《前十條》。  王光美在書里只講毛澤東很欣賞《桃園經驗》，並由毛批轉全國，這也不完全符合事實。首先是劉少奇很欣賞《桃園經驗》。1963年8月19日，劉少奇親自致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信中說：「王光美同志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志們。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記錄稿上修改了兩次，我也看了並修改一次，現在中央擬了一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由於是推薦自己夫人的報告，劉少奇這封信先是抬出「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後面又不倫不類地一連用四個「中央」，看來措辭很艱難。毛澤東8月27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 劉少奇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作出過於嚴重的估計，是符合毛澤東當時的看法的。1960年12月，毛澤東就認為大規模地餓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徹底」，即「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沒有肅清。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造成了農民大量死亡。解決的辦法就是「民主革命補課」，即進一步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河南省委和信陽地委根據這個精神積極行動。1960年12月22日，信陽地委就送上報告。報告說「民主革命補課的群眾運動高潮已經出現」。報告介紹了「民主革命補課」的做法：「像土改一樣大搞整風運動。這既是民主革命補課，又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採取革命的方法，堅持階級路線和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奪取領導權。」「組織社員代表會，一切權力歸代表會，充分發揮代表會的作用。」「組織處理要堅持初步處理和最後處理『兩步走』的做法，貫徹執行狠、准、穩的方針。」「建立與健全『司令部』，組織強大的整風隊伍。」「把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生活安排密切結合起來。」1960年12月31日，毛澤東批示：「這是一個好文件，全國三類社都應照此執行」。 從信陽地委的報告看，信陽等地的「民主革命補課」，和後來四清運動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為三類，問題最嚴重的為三類。三類社有多少？毛澤東有時說有20% ，但更多的時候說「有三分之一」。 毛澤東在1960年就有這種「三分之一」的判斷。1960年11月15日，他在一個報告上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的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 他要通過「民主革命補課」的辦法把權力從「國民黨殘餘」的手中奪過來。 從1960年到1961年，針對農村幹部中出現的問題，全國各省都召開「六級幹部會」，農村大搞「整風整社」。通過這種政治運動的方式，對1958年以來的「五風」進行清算。1960年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後發出《關於山東六級幹部大會情況的批示》、《關於反對官僚主義指示》以後，全國已有一部分地區在農村中初步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 「三反」運動所展開的鬥爭，正是兩條道路的鬥爭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1960年5月21日，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提供的廣東「三反」經驗將打擊矛頭針對社隊基層幹部，其主題與方法和幾年後的「四清」運動極為相似：運動的對象是農村基層幹部；運動的重點是清理賬目、幹部退賠；鬥爭的指導思想是以黨的階級路線來開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幹部，等。陶鑄的報告獲得毛澤東賞識，1960年6月14日，毛在批示中說「廣東省委提出的問題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辦法是正確的，可供各地參考」。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在這個會議上，毛澤東把農村幹部分為六類：第一類，五類分子，地主階級復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類，本來是好的，變壞了，被人家拉過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類，死官僚主義分子，死也不改，共產風一直在刮，黨的話不聽，不能說是我們的人，是敵人；第四類，頭腦不清，是糊塗人；第五類，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類，頭腦清楚，事情辦得好。毛澤東說，前三類屬於敵我矛盾，後三類是好人。對於前三類，一定要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  六級幹部會和「整風整社」中清算出來的問題是駭人聽聞的。本書有關一些省的章節中記述了不少駭人聽聞的事實。但是，有一個問題無法回答：為什麼農村幹部這麼肆無忌憚地摧殘農民？這本來應當從極權制度中尋找答案，從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從1958年的政治氣氛中找答案。在這種制度環境和政治環境下，好人也會幹壞事，本來素質很差的農村幹部更是肆無忌憚了。但是，毛澤東等用階級鬥爭的思維來分析，認為幹壞事的都是階級敵人，而這些階級敵人又是前政權（國民黨政府）的殘餘分子。為什麼殘餘分子還存在？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所以，「整風整社」實際就是「民主革命補課」。這樣，就把大饑荒的責任推到已經失去大陸政權的國民黨身上了。 1960年12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局第一書記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座談，12月25日，四川省委副書記廖志高寫信給省長李大章。這封信先是轉述了毛澤東將農村幹部分為「六種人」的意見，接著寫道： 主席講，恐怕90%是好人（後三種人）。請大家研究，前三種人10%是否恰當？要求大家具體分析，因為落後社中也有好隊好人，而且壞人的性質不完全一樣。另外是由於人為的原因把工作搞壞了，把生產搞糟了，究竟佔多大面，要各省在這次會上研究。 談到有些壞人絕了群眾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眾圍起來不準走，不準群眾扯野菜等情況時，主席講：這種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彙報到落後地區，不是刮共產風而是刮國民黨風時，主席說：國民黨還沒有死亡，不僅台灣如此，大陸上也是如此。又講，這些人是假共產黨之名，行國民黨之實。 彙報到農村整風時，主席講，城市也必須整風，並且同意農村先整、城市整風放後的意見。主席講同意小平的意見，整風要先分是非，後分敵我，這樣就能幫助好人過關，就不會亂。當井泉同志彙報到有右傾倒退的問題時，主席講，不僅有封建主義的問題，還有資本主義的問題。又講，必須把壞人搞掉，共產風要糾，把東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級所有制建立起來，讓群眾放心。 主席還講，凡有壞人的地方，必須像通海口一樣，派大批確實得力的幹部去打殲滅戰，搞徹底，搞透，不透必須返工，試點務必搞好。爛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來的力量（工作團）去搞。同時也必須靠本身的70%的基本群眾。  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風」的典型。這裡運動進展的情況及時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中共中央在一個介紹通海口這個案例文件 中說，省委組織的工作隊於1960年12月20日進村。工作隊一進村，就像土改時一樣，採取依靠貧農、紮根串連的辦法，組織一支純潔的貧農隊伍。生產隊成立貧農代表會，小隊成立貧農小組，讓他們起來和「五風」作鬥爭。 據群眾揭露，這裡的「五風」問題十分嚴重。幹部可以隨便打人、罵人、捆人、吊人，罰款、罰跪、罰曬、罰凍、扣工分、扣口糧、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鬥爭、反省、「剝皮」、「充軍」、「照相」、「辯論」、奪飯碗、關黑牢、戴高帽、遊街示眾。官路管理區總支副書記楊遠輝，用上述辦法親手處罰過142人，有12戶被逼外逃。 這個公社各級幹部有31%的人有貪污行為，有30%的人挪用公款，有38%的人超支借錢。多吃多佔更為普遍。在社員忍飢挨餓的時候，兩年來全公社各級幹部多吃多佔有數可查的，有糧食36000多斤，豬肉4100多斤，油626斤，蛋431斤。他們「要魚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資供應緊張的情況下，一些憑證供應的短缺商品都被幹部佔了。 由於幹部的種種惡行，社員把幹部稱之為「土皇帝」、「活閻王」、「新惡霸」、「新地主」、「新保長」。 工作隊認為，這裡的「五風」問題，除極少數小隊屬敵我性質矛盾以外，絕大部分生產隊和小隊屬人民內部矛盾。 工作隊所說的敵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敵對階級「血統」的壞幹部，通常的說法是「打進來」的，沒有敵對階級「血統」的壞幹部，被說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壞分子（即「打進來」的）和蛻化變質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權的生產隊和小隊，一律對這些人殘酷鬥爭，奪回領導權。 對於人民內部矛盾則採取另一種辦法。對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開大會批判；對錯誤較小的幹部，開小會批判。大會小會相結合，讓群眾把話說完，把氣出盡。並讓幹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員賠禮道歉。 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轉湖北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這個報告時加的按語說：「凡五風嚴重，但不是敵人占統治地位的公社，都應當採取通海口公社整風的辦法進行整頓。」 1961年的「整風整社」是「四清」運動的前奏。「整風整社」是怎樣演變成四清運動呢？不用演變。有些地方的「整風整社」和三四年以後的「四清」運動毫無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龍江省的向陽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龍江省合江地區富錦縣（80年代劃歸佳木斯市，90年代縣改市，由省直轄）向陽川人民公社。這是富錦縣委的重點社，是有名的「糧食囤」，地多，地肥，人強，馬壯。但是，自1958年以來，由於「五風」橫行，勞動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產急劇下降，群眾生活水平急劇惡化。1960年同1958年比較，耕地面積減少了21%，勞動力減少了24.7%，大牲畜減少了30.5%，糧食產量減少了71%，商品糧減少了84%，社員收入減少了94.7%。對不聽話的社員，百般打擊陷害，有多名社員被幹部逼得走投無路而自殺身亡。改變階級成份、打成「五類分子」就是陷害社員的主要手段之一。從1958年以來，全社共有300多個貧下中農被劃成「五類分子」，白天監督勞動，晚間審訊鬥爭，有不少人被打成殘廢。給幹部提意見的被趕出屯。兩年來，僅馬鞍山和六合兩個管理區，被趕出屯的貧下中農就有60多戶。 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錦縣委聯合組織了工作組，到向陽川人民公社進行「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組的報告認為，「這是一個被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三類社。」「經過一場複雜尖銳的階級鬥爭，徹底解決了敵我矛盾問題。」經東北局農委工作組複查，同意工作組的意見。1961年2月15日，東北局農委工作組和黑龍江省委工作組寫的《向陽川人民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報告》 中詳細了幾個月的「整風整社」的情況。 在公社黨委的13名委員當中，有6人被定為「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死官僚主義分子」。工作組認為，全公社15個管理區，就有五個被「地富反壞分子」、「日本小特務」、「蛻化變質分子」把持。 「日本小特務」是指在「偽滿州國」期間，可能為日本人干過不大的事，但無確實的證據。 在社員吃不飽的情況下，向陽川人民公社的幹部大吃大喝，利用權力姦汙女社員。馬山管理區的幹部1960年就吃了12頭豬，4000斤大米白面，喝了200多斤酒。糧食管理員胡勤堂拿社裡的糧食餵了11條狗，專門殺狗肉吃。 這份報告寫道：「整風整社」工作組進入公社後，遇到「三不清」：敵我不清，好人壞人不清，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動向不清。他們找當地幹部多次談話，也沒有發現問題。後來，工作組跳出幹部圈子，訪貧問苦，發現積極分子，找「根子」，終於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積極分子。工作組以積極分子為核心，召開貧下中農座談會，讓大家對幹部問題進行大鳴大放。根據大鳴大放揭露出來的問題，對幹部普遍進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歷史，查社會關係，查行動表現。開始大鳴大放中，社員怕報復，不敢講話。工作組向群眾表決心，不徹底解決問題不走。這樣，土地改革時的場面又出現了，像當年鬥爭地主一樣鬥爭壞幹部。最後把「印把子」從敵人手中奪回來了，交給了真的貧下中農。群眾把這次「整風整社」稱為「第二次翻身」，「撥開烏雲見青天」，「感謝毛主席派來的親兵」。 這個報告還講述了，在這場鬥爭中，一些「階級敵人」如何拉攏四清工作隊員、工作隊員如何拒腐蝕的故事。 據本書作者參加「四清」運動的經歷，無論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還是黑龍江的向陽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風整社的的做法、用語和「四清工作隊」基本一樣。所發生的故事和「四清」時基本一樣。《桃園經驗》、《小站報告》中的訪貧問苦、紮根串連的方式，揪出一個個反革命集團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風整社」中就有了。 1963年春夏之後，飢餓基本解除，全國經濟形勢開始好轉。現在該是搞階級鬥爭的大好時機了。抓階級鬥爭正是共產黨幹部的強項，面對大有作為的時機，他們一個個摩拳擦掌，心情亢奮。於是，四清運動在全國迅速鋪開。在《二十三條》制訂以前，劉少奇是全國「四清」運動的總指揮。隨著《二十三條》的制訂，劉少奇就失去了全盤指揮「四清」的權力開始削弱。 （未完待續）  

（接上期） 報告經過修改，1月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澤東看過後，表示「贊成這個方向」。1月25日，劉少奇在懷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這個報告。26日下午，毛澤東決定，這個報告作為書面文件發給大家，27日下午開會，由劉少奇作口頭報告。 劉熬了一個通宵寫了提綱，提綱在大會前經毛澤東和其他常委傳閱同意。下午2時開會，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報告。報告長達3個小時，其中有些內容是毛澤東最不愛聽的。 第一，認為「大躍進」不僅沒有進，反而倒退了許多，造成了一個大馬鞍形。講話還對當前經濟困難作了較嚴重的估計。講話指出，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因為1959年、1960年、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減產了，減產的數量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統計減少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也難以上升……這種形勢對於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以前，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躍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 第二，指出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是「三份天災，七分人禍」。一是天災，連續三年自然災害；還有一條是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對群眾加以說明。我到湖南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 第三，成績和錯誤的比例用「三七開」代替了毛澤東的「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過去我們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作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方還可以這樣講（毛插話，這種地方少），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如果根本不承認有缺點和錯誤，或者只是枝枝節節、吞吞吐吐地承認一些，又掩蓋一些，而不是實事求是地翻箱倒櫃地承認曾經有過的和還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經驗就無從總結，也無從學習，壞事就不能變為好事。這種人勢必陷入被動…… 第四，認為對這幾年的錯誤，首先要負責任的是中央。關於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缺點和錯誤的責任，我們在書面報告中講過，首先要負責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負責任的是省、市、自治區一級黨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級黨委。有些事情是經過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應當負起責任。 第五，認為「三面紅旗」還要經過實踐考驗。「三面紅旗」是一次試驗，是否正確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看不那麼清楚，但是經過五年、十年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能進一步作出結論。  劉少奇在講話中，毛澤東有不少插話。當劉少奇說到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許多缺點和錯誤，餓了兩年飯，毛澤東插話：「有不少的人害過浮腫病。」毛澤東只承認「有不少的人害過浮腫病」，不承認餓死人。更不承認大量餓死人。而劉少奇對餓死人看得很重。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口頭講話顯然是不滿意的。事隔多年之後的1967年2月3日，毛在同阿爾巴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的談話中說：「多年來，我們黨內鬥爭是沒有公開化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那時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或幾十年，中國就有可能變顏色。這篇講話當時沒有發表，不過那時已經看出一些問題。」 毛澤東當時看出了一些什麼問題？可能是從劉少奇的報告中看到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的問題。 七千人大會原計劃在劉少奇作完報告後於1月30日或31日結束，可是29日下午代表們反映話還沒有說完，還有一肚子氣。毛澤東說「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 ，會議接著開下去。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他十分堅決地、充分地、並且以空前的高調肯定了「三面紅旗」，還說大饑荒的原因是「特大的自然災害、連續的自然災害，有些地方受到毀滅性的自然災害」。說「我們工作上也有一些錯誤，可這只是工作上的錯誤，而不是路線上的錯誤。」他不僅把毛澤東在三年大饑荒中的責任洗刷得一乾二淨，還對毛澤東極力神化。他說： 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就會走得少，今天的困難就會小得多。 我個人幾十年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感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的幾十年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林彪講話時正是毛澤東主持會議。毛澤東聽了這些話，一定會有一種「患難逢知己」的感覺。他當時就說：「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話，關於黨的路線，關於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  3月20日，毛澤東看到了林彪整理的講話稿以後，立即批給田家英和羅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30日上午，毛澤東親臨大會講話。講話沒有正面講大饑荒問題，卻大講民主集中制。這是毛澤東闡述民主集中制最全面的一次講話，似乎這幾年出了問題是民主集中制原則遭到破壞的結果。毛澤東把「民主」和「集中」兩個對立的東西結合起來，強調「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集中製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破壞呢？因為集中是有制度保證的，而民主卻沒有制度保證，它只是領導人的恩賜。民主是對當權者的約束。約束總是不舒服的。作為個人，總是對上要求民主，對下要求集中。民主集中制的實質就是集中，它本來就是專制制度的一張遮羞布。在這次講話中雖然也講民主，但更強調集中。他說： 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會變成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從林彪和恩來在這次會上的發言可知，毛澤東講集中，還是要集中到他那裡。正如林彪說的「要使毛主席的意見受到尊重」，也正如周恩來所說的「現在要加強集中統一，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 毛澤東這篇講話雖然沒有對劉少奇沒有正面回擊，但還是用大量篇幅對「三面紅旗」作了論證。這表明他對劉少奇說的「『三面紅旗』還要經過實踐考驗」的話不能容忍。 七千人大會對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起了促進作用，會上也對中央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評，但始終守住兩道防線：一是對「三面紅旗」完全肯定；二是對廬山會議的案不能翻。 七千人大會決議向各省傳達以後，基層幹部不滿意，在學習討論這些文件時，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意見。甘肅省在討論中，省委黨校的幹部說：「硬說成績是主要的是思想僵化，是粉飾太平。我國六億人有五億人搞飯吃，還沒有糧食，怎能說成績是主要的呢？」「過去覺得甘肅問題嚴重，現在才知道問題有普遍性。甘肅、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問題，其損失三五十年也消除不了。」省衛生廳的一個同志說：「幾年來不僅沒有成績，反而把事情搞壞了，不僅物質上搞壞了，政治道德上也搞壞了。」省財貿辦公室的同志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不僅區域廣，而且時間長，因此，不能說中央的指導思想沒有問題。」《甘肅日報》印刷廠的同志說：「聽了報告後好像中央沒有錯，主要錯誤是下邊執行中的錯誤，感到中央對缺點錯誤檢查不夠，從根本上找問題少，從下面找問題多。」有人在發言中直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中央有幾次會議和一些文件不妥當，對下面影響很大。如，北戴河會議說共產主義看來為時已經不長了。還提出苦戰三年鋼產量達到五千萬噸。」「說中央政策完全對，我有懷疑。敦煌縣搞成一個人民公社，說這與一大二公無關；大辦鋼鐵要指標翻一番，秋收作物爛在地里，甘肅如此，河北也如此，這不是一個地方的問題。」省糧食廳解仙清同志說：「毛主席說過糧食多得吃不了。這沒有調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一樣，晚年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輕工辦公室主任杜西林說：「我聽到老百姓罵毛主席，說主席聽奸臣的話，不聽忠臣的話，還說：毛主席鑽到哪個洞里去了，下面發生這麼多問題，他知道不知道？」黨群系統的幹部說：「甘肅餓死人，毛主席不會不知道。全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 這樣的簡報各省都有。毛澤東看了這些簡報會有什麼想法？他感到有一股力量，有一股使他畏懼的力量，如果不強力反擊，他的地位就很危險。 七千人大會顯現出中共高層的嚴重分歧，分歧的核心是對「三面紅旗」的看法：是全面肯定，還是持懷疑態度。具體分歧有以下幾點：第一，大饑荒產生的原因：是天災還是人禍？劉少奇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即主要是人禍。毛澤東有時也說過人禍，但他主要是指局部地區，即「三分之一」地區。第二，對大饑荒的嚴重程度和對幾年以來形勢的估計。劉少奇對大饑荒的嚴重程度的估計遠重於毛，對形勢的估計沒有毛那麼樂觀。第三，對大饑荒責任的看法，劉少奇、彭真等，比較看重毛澤東的責任；而林彪、周恩來等，為毛澤東開脫和洗刷。 危難之中見真情。在毛澤東最困難的時候，誰支持他，誰反對他，他是會深深地記在心裡的。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再一次看清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對四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依靠誰、打倒誰」心裡初步有了底。 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進一步觸怒毛澤東 不少文獻說七千人大會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實際上，這次會上，明顯地加深了中共高層的裂痕。一散會，毛澤東就去武漢了。劉少奇又召開了「西樓會議」，研究克服困難的辦法。 「西樓會議」是1962年2月21日召開的，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址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 西樓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比七千人大會更嚴峻。陳雲2月26日的講話中把嚴峻形勢歸納為五個方面：其一，農業近幾年有很大幅度的減產；其二，已經擺開的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的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當時的工農業不相適應；其三，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其四，城市鈔票大量向農村轉移，出現了嚴重的投機倒把現象；其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劉少奇說，七千人大會上「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後的3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 西樓會議以及2月26日的國務院擴大會議和3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了一整套進一步調整經濟、克服困難的辦法。3月14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彙報。毛同意常委多數人的意見，也贊成劉提議的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認為不能把形勢看得「一團漆黑」，還說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議。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西樓會議、國務院擴大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形成的文件，落實調整經濟計劃的部署。 鑒於前三年調整不力，當時一些幹部又怕把困難估計過重而犯錯誤，劉少奇在講話中認為「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基礎不鞏固，在困難情況下，政治形勢可能轉壞。」他強調：「我看對困難估計過分些，危險性不大……我們多年就是因為估計不夠，而陷於被動。共產黨人的革命氣慨，應該是充分估計困難。」 毛澤東曾要求他們不要把形勢說得「一團漆黑」，劉卻一再要求要充分估計困難。是不是劉有意和毛作對呢？不是。 在中國當時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下，財政統收統支，重要物資統收統配。「愛哭的孩子多吃奶」，為了從中央財政治和中央統配物資中多分一塊蛋糕，各地經濟業務部門總是向中央業務部門叫困難。就是省委第一書記，在毛澤東面前說形勢大好，但向中央業務部門要東西，也是寸步不讓的。例如，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在毛澤東面前說糧食夠吃，但為了減少四川省的徵購任務，曾和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多次討價還價（見本書「天府飢魂」一章）。所以，主管實際工作的中央領導人，總覺得困難很大。毛澤東不管這些具體事，聽的都是各省第一把手的意見，感受到困難的壓力比劉少奇、周恩來要小一些。「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到上海、山東、杭州、武漢等地，徵詢過一些領導幹部的意見，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  對形勢的估計不同，採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雲的意見，採取了比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其一，擺脫大躍進的思想束縛和十年經濟發展規劃原定的框框，把工作基點放在恢復上，爭取三到五年把國民經濟由大躍進的狀態調整到協調、持續、穩定的狀態；其二，下決心減少城市人口。1961年已經減少了1000萬，1962年再減少1000萬。其三，壓縮基本建設投資，降低生產建設的高指標；其四，恢復農業生產，搞好市場供應；其五，抑制通貨膨脹。更重要的是，對近幾年受過批評和處分的所謂右傾黨員甄別平反，「五月會議」上鄧小平發言說：要來個一攬子解決，統統摘帽子。 鄧子恢主張適當地擴大自留地。對各地的包產到戶，實際也是採取默認的態度。 1959年春天，採取了一些「退回去」的措施，廬山會議後全都否定了，這一次「退夠」的措施，毛澤東會同意嗎？對一貫主張「冒進是馬列主義」、「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要積極平衡，不要消極平衡」的毛澤東來說，他能容忍劉少奇等人的調整嗎？劉少奇心裡沒底，還是要請示毛主席。 1962年7月，毛澤東從炎熱的南方回到涼爽的北京。陳雲立即拜見毛澤東，系統地談了各位常委都贊成的意見。毛澤東當時只問了幾個問題，未置可否。陳雲感覺毛不反對這些意見，只是在考慮。毛很快通知劉少奇見面。毛正在游泳。劉少奇趕到游泳池，毛澤東遊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子里發出質問：「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 劉少奇一驚，似乎覺得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澤東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在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 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泄而出，劉也要一吐為快：「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劉少奇平靜下來向毛陳述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毛澤東也平靜下來，同意經濟調整繼續搞下去。劉少奇回來感到壓力很大，但經濟調整能夠堅持，總算松下來，以為雷霆已過。  2003年9月25日，曾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在他家中向本書作者談了一件與此有關的事。西樓會義後不久，陳雲到了上海。讓陳國棟、周伯萍等四人到上海交代任務，陳雲說：你們到一些省去看看，農村真實情況如何。不要打中央的牌子，不要省里幹部陪同（除了引路的以外），不發表意見，只是用眼睛看。周伯萍到了湖北省糧食產區，看到的情況是，集體的大田幾乎荒蕪，而自留地里糧食作物長勢非常好。農民是靠自留地吃飯的。他們到上海向陳雲談了所看到的情形。陳雲說：「看來是農業集體化是搞壞了。但這個問題現在不好說，政治風險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農業集體化了。」陳雲告誡他們幾人回北京以後什麼也不要說。還是陳雲親自向毛談了一個小時。也就是七月陳雲向毛彙報的那些事。  並沒有像劉少奇預計的那樣雷霆已過。一旦度過了難關，毛澤東就重新發難。1966年8月5日，毛澤東親自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清算了「1962年的右傾」這筆賬。 毛澤東之所以對1962年的調整耿耿於懷，是因為他把與他不同的看法視為階級鬥爭，視為要推翻他。這種看法終於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來了。 三、八屆十中全會祭起「階級鬥爭」的殺手鐧 對於1958年以來三年「大躍進」所造成的困難和經濟形勢的估計，在中國共產黨的上層有著不同的看法。毛澤東總是低估大躍進所造成的困難，對當時的形勢的估計也較為樂觀。持毛澤東這種看法的有柯慶施、林彪等後來被稱為左派的幹部。而以「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為代表的一批幹部則對困難的估計比較嚴重，對形勢的估計比較嚴峻。當然，這種不同的估計，造成了制定政策的出發點也會不同。 在解決困難第一線工作的陳雲對這種不同的估計深有感受。他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上說：「對於困難的程度，克服困難的快慢，在高級幹部中看法並不完全一致。」「農業恢復的速度是快還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計。」「不要掩蓋這種不一致。」 如前所述，這種對形勢的不同估計，有著工作崗位不同的原因。當然也和各種不同人的思維方式有關。不管怎樣，對形勢不同的估計，是一種正常現象。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通過民主討論或投票方式來決定政策。在專制制度下，處於最高權力地位的人，就感到自己的意見不好貫徹。而對1958年以來困難估計嚴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紅旗」的重要根據。毛澤東對此憂心忡忡。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採取了的一些「倒退」措施，增加了自留地，開放了自由市場，有些地方比中共中央的政策退得更遠。如包產到戶大面積推行。廬山會議以後的反右傾，把這些壓回去了。由於飢餓，到1961年，又大面積推行起包產到戶。1962年年中，全國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已超過總數的20%，安徽達80%，甘肅、浙江、四川一帶地、縣超過70%。  1961年到1962年鄧子恢就曾多次主張農業生產責任制。在「五月會議」上及其前後，鄧子恢曾在多種場合發表過主張包產到戶的講話。如4月11日，他在廣西桂林聽取地區負責人彙報時說：「單庄獨戶，離村莊遠的就包產到戶，或者讓他們單幹吧。這樣有好處，不要有顧慮，怕說單幹，怕說右傾，什麼都要實事求是。」 1962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華東局關於安徽省「責任田」的彙報。中共中央華東局持嚴厲批評的態度。但出席這個會議的人，支持和批評的各佔一半。鄧子恢認為安徽省的「責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錯誤。鄧小平發言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採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志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或以試試看。」7月7日，鄧小平在接見共青團七屆三中全會代表時主張使包產到戶合法化，也說過「劉伯承同志經常講的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陳雲7月向毛彙報時，也講過重新讓農民分田的事。如本書前面所說的，正是這些「倒退」才是走出饑荒、減少死亡最為有效的措施。但這和畢竟和共產黨的理想相悖，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在當時毛澤東的憂慮中，還有一股「翻案風」，其中主要是彭德懷翻案。「七千人大會」決定給這幾年被錯誤批判的黨員幹部甄別平反。但有一個界限，對廬山會議上打成反黨集團的人不能平反。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1月27日的口頭講話中，特別講到彭德懷問題。後來收入《劉少奇選集》時，刪去了這一段話。這段話大約1100字左右，其主要內容是：廬山會議上反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反黨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開展這場鬥爭，不是因為彭德懷寫了那封信。信中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廬山會議其所以要開展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是高饒集團的餘孽，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他們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的顛覆活動有關。他陰謀篡黨。等等。  彭德懷沒有參加七千人大會。會後他得知劉少奇的這些誣陷之詞以後，倍感委曲，不得不奮起為自己申辯。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寫作，他於1962年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送上了一個長達8萬字的申訴材料（後被稱之為「八萬言書」）。這個「八萬言書」不僅否定了劉少奇上述誣陷，還把廬山會議以及其後對他批判和結論從根本上否定了。彭德懷翻案，這是毛澤東很不愉快的事。 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其它方面也一改過去緊張的狀況，開始出現鬆動和寬鬆。如對冤假錯案大規模的甄別平反，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讓步，對民主黨派有所尊重，等。在這些鬆動中，出現了一些「過頭」情況，使毛不快。如1962年3月的廣州會議上，周恩來、陳毅等講了一些尊重知識分子的話，陳毅還提出了「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 周、陳的「脫帽加冕」引起了上層的不同看法。主管意識形態的陸定一強烈反對「脫帽加冕」的說法。直到1979年，陸定一才在這個問題上認錯，說：「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當時是「左的，所以是錯誤的。」  大躍進失敗以後，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認為，內憂已經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1962年2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是以《黨內通訊》的形式送上去的。這封信有五點內容：1）對外政策有必要採取和緩的方針，他不同意說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才有和平共處的世界和平；2）要儘可能避免中蘇關係公開破裂。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主動做好鞏固和加強中蘇友好同盟的工作；3）我們對美帝也應採取較為緩和的態度。要避免朝鮮式戰爭，不能因為別國提出要求，再派軍隊去那裡參戰；4）中國和印度的關係要打開目前的僵局，要高舉中印友好、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旗幟，通過談判解決中印爭端；5）支援各國人民革命必須「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裝鬥爭不是爭取民族獨立的唯一道路，不能公開號召別國人民起來革命，不干涉別國內政。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裁軍大會，中國派出了以茅盾為團長的代表團。代表團出發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團的活動方針，起草了代表團團長的講話稿。大會快結束時，有幾個非洲國家的代表團對中國代表團的表現和講話不滿意。毛澤東接到反映這個情況的電報後批評說：這樣做「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康生乘機到處說：中國代表團的錯誤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並鼓動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到毛澤東那裡告王稼祥的狀。毛聽了劉寧一的彙報後掰著手指頭說：「這是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要和，對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要和，對以印度為首的各國反動派要和，這叫三和。對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運動的援助要少。」 與此同時，有人把國內的一些調整措施歸納為「三自一包」（自由種植，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三自一包」 「三和一少」統稱為資本主義復辟的綱領。 「七千人大會」及這以後以後發生的種種事情，使毛澤東十分不快。他身在南方，卻密切注視北京。他感到劉少奇主持下的中央，從經濟到政治，從內政到外交，都正在偏離他的路線。使毛澤東引以警惕的是，劉少奇講話中還流露出的一股「秋後算賬」的意味。1962年3月，劉召見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談話，要求公安部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傷害無辜群眾的教訓。劉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劉的這番話使毛聯想到赫魯夫對斯大林的清算。毛澤東對北京所發生的一切，看在眼裡，記在心頭，醞釀著反擊復辟。 從統購統銷到農業集體化；從城市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到反右鬥爭；這一系政策嚴重侵犯了廣大群眾的利益，因此，在實施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始終有一股反對力量。在強大的國家機器的高壓下，這股反對力量只是一股潛流。身居權力最高層的毛澤東，是會感受到這股潛流的壓力的。1958年以後，幾千萬人餓死，這是一樁非同小可在大事。「三面紅旗」造成如此嚴重的惡果，使黨內對「三面紅旗」持懷疑或反對意見的力量成了對毛澤東的離心力，而且離心力有日益強大之勢。七千人大會以後，黨內對毛澤東的離心力和社會上歷來存在的的潛流有合流之勢。毛澤東感覺到，他身邊有一股強大的反對力量在聚集，一股與他敵對的力量在聚集。一貫奉行「鬥爭哲學」的毛澤東，隨時準備挑起新的鬥爭。 他選擇了八屆十中全會這個機會。 八屆十中全會是在北京召開的。正式會議只開了4天（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但預備會開了29天（8月26日至9月23日），預備會之前還開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7月25日至8月24日）。八屆十中全會的調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定下來的。 7月25日開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原定討論農業、糧食、商業和國家支援農業問題。8月6日，毛澤東沒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 。他又在8月9日、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的六次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講他的觀點。會議主題就轉為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 「黑暗風」是指「西樓會議」、「五月會議」以及前後與其相似的對形勢的估計。毛澤東在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多次講話說：「有些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8月5日）「現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8月6日）「1960年下半年以來，大家只講黑暗，不講光明，已經兩年了。」「說壓力，那你先壓我嘛！你壓了我幾年了嘛！你們講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越講越沒有前途了。說集體沒有優越性，這不是壓我？壓力總是有的。」（8月9日）「現在不贊成總路線、三面紅旗的人，把形勢說得一片黑暗。」（8月11日）「有那麼一些人，沒有幹勁了，怎麼辦？他們鼓單幹之勁，鼓黑暗之勁，鼓講缺點錯誤之勁。講光明、講成績、講集體經濟，他們就沒勁了，怎麼辦？」（8月15日）「講困難、講黑暗已經兩年多了，講光明不合法了。」（8月20日） 從毛澤東的這些言論來看，他根本沒有接受大躍進以來的教訓。1958年冬以後他雖然也做了一些糾正錯誤的工作，但對這幾年的「倒退」措施一直耿耿於懷。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引出了一些人的追隨。劉少奇不得不對「五月會議」進行解釋和自我批評。 這次會上對「單幹風」的批判是很嚴厲的。8月5日毛澤東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8月6日，毛澤東講話強調：「是到社會主義，還是到資本主義？農村合作化還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8月9日，毛澤東插話說：「單幹從何而來？在我們黨內有相當數量的小資產階級成分，包括許多農民，其中大部分是貧農和下中農，有一部分富裕中農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農，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識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或者是資產階級子弟。另外還有封建官僚反動階級出身的。黨內有些人變壞了，貪污腐化，討小老婆，搞單幹，招牌還是共產黨，而且是支部書記。這些人很明顯，把群眾當奴隸。有些同志馬克思主義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樣，有的化得不夠。我們黨內有相當多的同志，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精神準備。」8月12日，毛澤東在一個文件批示上嚴厲批評了鄧子恢：「動搖了，對形勢看法幾乎是一片黑暗，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這是與他在1955年夏季會議以前一貫不願搞合作社；對於搞起來了的合作社，下令砍了幾十萬個，毫無愛惜之心；而在這以前則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謂『好行小惠，言不及義』，是相聯繫的。」「他沒有聯繫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還是站在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因而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的錯誤。」 一些高級領導人也揭發批判了鄧子恢。隨後，撤銷了鄧子恢擔任部長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給了他一個「國家計委副主任」的虛職。 （未完待續）  

（接上期） 第十四個問題：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應當是怎樣的？ 答：首先將根本剝奪相互競爭的個人對工業和一切生產部門的管理權。一切生產部門將由整個社會來管理，也就是說，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總的計劃和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這樣，競爭將被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消滅，而為聯合所代替。因為個人管理工業的必然後果就是私有制，因為競爭不過是個別私有者管理工業的一種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業的個體經營和競爭密切聯繫著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須廢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產工具和按共同協議來分配產品，即所謂財產共有。廢除私有制甚至是工業發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的最簡明扼要的說法。所以共產主義者提出廢除私有製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確的。 現在由於大工業的發展：第一，有了資本和規模空前的生產力，並且具備了能在短時期內無限提高生產力的手段；第二，生產力集中在少數資產者手裡，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愈來愈多地變成了無產者，並且資產者的財富愈是增加，無產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慘和難以忍受；第三，這種強大的容易增長的生產力的發展，已經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的範圍，以致經常引起社會制度極其劇烈的震動。因此，現在廢除私有制不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 這些，正是中國共產黨人認為所有制越「公」越好、越「純」越好的理論根源。「一大二公」的思想源遠流長，並非中國共產黨人的獨創。新中國建立以來，動用了各種輿論工具宣傳全民所有制的理想，批判私有制的罪惡。成千上萬的人把消滅私有制當作自己終其一生的奮鬥目標――這麼美好的理想當然早一點實現比晚一點實現好。從這裡可以找到毛澤東追求「一大二公」的思想根源。 近代實踐證明，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國有財富的執掌者必然成為國家的主人。國有人的經濟不僅低效率，而且是和專制制度相匹配的。消滅了私有制，必然為專制制度奠定基礎。 這個理想的第二項內容就是消滅商品生產，實行計劃經濟。 消滅了私有制以後怎麼辦呢？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實行計劃經濟。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情況下，生產是盲目的，無政府的。這就不可能自覺地實現各個產業之間、各種產品之間所需要的比例關係。只有通過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才能達到平衡。消滅私有制以後人們就可以自覺地進行計劃，自覺地保持比例關係，經濟危機就會消除。 一旦社會佔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 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件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會也無需給產品規定價值……各種消費品的效用（它們被相互衡量並和製造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相比較）最後決定這一計劃。人們可以非常簡單地處理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  沒有一個使千百萬人在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中最嚴格遵守的統一標準的有計劃的國家組織，社會主義就無從設想。 計劃要『具有立法的職能』，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決定，『應具有立法的性質』。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後，就可以取消商品生產，不需要價值規律來配置資源，而是實行全面的經濟計劃。「全部國家經濟機構將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幾萬萬人遵照一個指令工作的大機器」。  後來的實踐證明，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缺陷是，在資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觀判斷來代替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人不可能準確、及時地認清市場變化並及時對經濟活動做出正確、及時的指導。所謂計劃指導，實際是一連串的錯誤指導。在不斷的錯誤指導中，巨額投資付諸東流，大量的財富被浪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每一個勞動者，每一家企業，都是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必須按一個指令運轉。因此，首創精神被壓抑，進取心和奮鬥精神被挫傷，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被扼殺。停滯、匱乏和貧困也就必然。 既然全社會按照一個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長官的指示就是命令，計劃就是法律，不同的意見就會被當作「雜音」和「雜訊」加以消滅。所以，計劃經濟體制和民主不相容，和計劃經濟體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極權制度。 這個理想的第三項內容就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 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是指「消費資料」，因為生產資料已經公有了，沒有分配問題。 他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一份消費資料。…….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  人類從資本主義只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即過渡到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我們黨看得更遠些：社會主義必然會漸漸成長為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公式。  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排除了其它分配形式。如按資分配。因此，把拿利息當作剝削。中國在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資本家把工廠交給了國家而拿很少的「定息」。但是即使如此，後來也被當成剝削的根據而一直受到政治歧視。 按勞分配，誰來分配？實踐的結果是：分配者成了主人，接受分配的人成了奴隸。分配者可以隨時剝奪接受分配者的生存資源。幹部在公共食堂里隨意對農民「扣飯」，就是分配者控制和奴役接受分配者最典型的一例。 消滅了私有制，實現了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國民經濟就能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經濟危機將終止，剝削、階級和階級的對立將消除，商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隨之消除，人們將從金錢的奴隸變成社會的主人，赤裸裸的金錢關係將變成平等的互助關係。這就是共產黨人的理想。然而，這個美好的理想一經實踐，就出現了和他們初衷相反的結果。 這個理想的第四項內容，也是實現這一理想的手段，是通過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推翻資產階級以後怎麼辦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說： 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 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 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至無產階級專政； 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根本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在國家成了無產階級的國家的時候，在它成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施用暴力的機器的時候，我們就要完全地和無條件地主張堅強的政權和集中制。  馬克思主義者設想，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在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當時他們沒有說這個「過渡時期」有多長。從蘇聯和中國的實踐來看，這個「過渡時期」很長很長。共產黨執政時期全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既然是無產階級專政，那麼，為了實現「全體一致地嘻笑怒罵」，「對意識形態的全面專政」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實踐證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領袖專政。專政對象並不是什麼「階級敵人」，而是不願意效忠領袖的人。 由於從古代的集體主義思想到近代的社會主義思想，都是針對人的魔鬼性的，都針對社會不平等種種社會弊端的。因此，自古以來，這種思想體系就有廣泛的社會基礎。處於下層的百姓是它的忠實信眾，一些同情下層群眾的知識分子，也極力宣揚它。從康有為到李大釗，都主張「大同」和「共產」。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種思想基礎上建立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這個美好的理想，以各種通俗的或深奧的形式，向各種年齡、各種不同文化水平、各種不同身份的人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灌輸。雖然在實踐中，有些理想暫時不能實現，但作為未來的奮鬥目標是不能動搖的，中國共產黨還把對這種信仰是不是堅定，作為考察黨員、任用幹部的重要條件。 這樣，共產主義信仰就成了1500萬共產黨員的集體信仰，還通過政權的強制，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都信奉這個集體信仰。中國共產黨一直教育它的黨員：馬克思主義既是科學，又是信仰。其實，科學和信仰是不相容的兩回事。信仰通常中堅定的，而科學是要不斷地發展和揚棄。信仰是心靈的，而科學需要實驗去驗證。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是信仰，它就失去了科學性。 人類不能沒有信仰。只要你不對人們進行強制，不剝奪每一個人的自由選擇權，不管什麼樣的信仰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共產主義信仰變成了全民信奉的集體信仰，並且用政權強制所有的人、動用全國資源實踐這個集體信仰，必定會帶來巨大的災難。 「一個人如果只崇拜某個神，他還算不上有虔誠的信仰，只有當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資源、一切自願的服務行為、發自肺腑的幻想熱情，全部獻給一項事業或一個人，將其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為的目標和準繩時，才能夠說他是一個虔誠的人。」 共產黨的輿論控制系統，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這個目標，一大批人成了共產主義虔誠的信徒。尤其是那些單純幼稚的青年和文化低下的人們，對共產主義懷有強烈的宗教感情。 從古今中外的教派鬥爭中我們得知，凡是懷有極端宗教偏執的人們，通常會用火與劍去清除那異教徒。在政教合一的國度里，必然如此。於是就出現了大躍進年代（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大規模的殘酷迫害。 三、中國為什麼走上了極權主義 最早將社會主義一詞譯作中文的是黎昌庶的《西洋雜誌》，1877年黎昌庶隨郭嵩燾出使英法，接著又轉任德國和西班牙的使館參贊。《西洋雜誌》是他對歐洲的了解。這本書中兩次提到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將Socialist一詞譯成「平會」，「會」是「會黨」的意思，即當時中國民間結社。他將社會主義理解為一個「平」字，與中國「均貧富」的傳統思想有關。稍後，西方傳教士的一些中文著作對馬克思的一些片斷介紹中，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救貧」、「均富」、「富民」的安民學說。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連載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泰、中國人蔡爾康節譯的英國哲學家基德（梁啟超譯為頡德）的《社會進化論》，將譯著命名為《大同學》，用中國的「大同」思想來理解、介紹社會主義。１９０２年１０月，梁啟超發表的《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一文中提及到「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馬克思。提到馬克思的「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強者所壓伏」 。不過，他認為馬克思這種抑強濟弱的思想，中國古已有之。他把王莽改制的作法也與此並列，還說：「中國古代井田制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腳點。」 孫中山、朱執信、宋教仁、廖仲愷都曾著文介紹過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他們稱讚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認識各異，也不打算在中國實踐。宋教仁認為共產主義實際是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孫中山等人本來是想把中國建成一個憲政國家，但當時相當多的人把那場革命當作一場種族革命。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旗幟上，「驅除韃虜」放在第一位。「排滿」是觸發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占國民絕大多數的漢人，既對清廷腐敗不滿，更恨它是「異族」統治。反對「異族」統治是宋、明以來的主流傳統。 當年在武漢三鎮經歷過這場革命的老人回憶，當時不叫「辛亥革命」，而稱「興漢滅旗」，即振興漢人，消滅旗人。當時殺戮了不少旗人。我的家鄉距武漢只有100多公里，我在童年時（當時距辛亥革命僅30多年）多次聽到這樣一個傳說：為了區別漢人和旗人，有些革命軍抓住俘虜就讓他念「六百六十六」，念出「陸伯陸司陸」的就放人。如果念出「溜百溜十溜」，最後一個「溜」字還沒出口，就已人頭落地。 1912 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頒發《遜位詔》，有人在明陵舉案祭奠，以政權歸漢來慰告朱家王朝在天之靈。在許多人心目中，「異族」統治已經結束，其他便無關緊要了。用胡漢民的話來說是：「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  這樣狹隘的革命成功以後，就很難有制度創新了。大清帝國的旗號換上了中華民國的旗號，清帝國的專制制度以及它的小農經濟基礎和官僚代理體制，以及清帝國的種種社會問題，幾乎都原封不動地保留在中華民國的旗號之下。帝國的根基和靈魂並未隨著滿清的倒台而消失。中國進入了專制帝國崩潰後軍閥混戰的局面。 在混亂中，中國的知識精英們不斷地尋找救國之路。二十世紀之初，達爾文主義、三民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國家主義等源於西方的種種學說紛紛在中國登場，各自對中國的歷史和現狀進行解釋，開出各自的藥方，爭取各自的信徒。 本來，英美等國家的思想、制度，也就是我上面所說人類文明的第二條線，那時已經介紹到中國。當時，由華盛頓、傑弗遜等建立起來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以自由競爭為特點的市場經濟制度，在不少國家已經成為現實。正如陳獨秀在晚年（1940年）所說的，這套制度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了的」。  為什麼中國沒有選擇西方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卻從蘇聯那裡接過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上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之路呢？這不是少數精英的選擇，而是歷史的機緣。 首先，西方思想是和毒品鴉片同時進入中國的，是靠洋槍和大炮打開國門的，是與割地、賠款的恥辱和圓明園的廢墟相聯繫的。這些，勢必在中國人中產生了強烈的抵觸情緒。毛澤東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 近幾年來，余英時等學者提出了與毛澤東這個看法不同的見解， 但是，中國和西方之間，國家利益的衝突，不同文明的衝突必然會發生的。在西方野蠻性的市場擴張和兩種文明衝突中，強者一方採取了令人遺憾的血腥、殘暴、掠奪手段，當時的中國人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危機。在外強入侵面前，勢必民族獨立壓倒制度創新、主權壓倒人權、集體主義壓倒個人主義。 其次，中國專制制度統治的時間過長，在中國沒有像西方產業革命以後的那種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在英國，16世紀資本主義就有相當的發展。而中國，專制制度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民間經濟沒有發展的餘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中國出現比歐洲晚了一兩百年。1872年，中國向西方學習的第一個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成立。1883年出現了股份制。1883年至1887年，只有39家股份制企業。這些企業多數是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批准的，重要的企業是由皇帝批准的。但是，這些企業都窒息在封建專制制度之中。在封建專制條件下，資本主義不可能發展起來，也不可能出現民主制度的主體階層――中產階層。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因。儒家文化「重農抑商」，把商人視為「四民之末」，市場經濟是重商經濟；儒家文化強調「修身」，西方文化強調個人自由。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國傳統文化不易吸收英美文化，而便於吸收馬克思主義。吸收英美文化更重要的阻礙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王權主義作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主體，影響著人們的政治意識。在廣大底層群眾中，形成了的「非參與意識」。人們畏懼王權，又崇拜王權，只能伏在君主腳下當順民。在王權的束縛下，個人沒有獨立的人格意識，沒有對於自身權利的自覺。政治是極少數人的事，大多數人甘心作王權統治下的良民。長期的專制制度造就了這種政治文化土壤，這種土壤又培育著專制政治。 可以想見，這樣的文化土壤，對西方民主制度有一種自然的排斥。而來自蘇聯的集體主義，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有著較多的親合力。 第四，20世紀初，資本主義世界本身並沒有很大的吸引力，世界大戰，經濟危機，工人失業，貧富懸殊。當時，蘇聯和美國比較，顯出了更多的優越性。1929年經濟危機時，不少西方知識分子也讚揚蘇聯的制度。這種情形，對正在選擇制度的中國顯然會發生影響。 對於長期抑鬱在儒家文化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馬克思主義無疑是一股沁人心肺的新鮮空氣。它那廣闊的視野、深邃的思想和嚴密的邏輯，使他們看到了遠比儒家學說所描繪的更加明晰、更加精確、更加可信的圖景。這個圖景不僅有理想的魅力，有扶貧濟困的正義之光，還給除統治者以下的各個階層以巨大的利益誘惑。僅這些就會吸引眾多的人為之奮鬥終生。 按照列寧的學說，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薄弱環節，一個落後的國家，可以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再利用政權的力量，用計劃經濟的手段，可以集中國力實現超越式發展，可以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先進國家行列。當時對蘇聯建設成就的宣傳資料已經為這一理論提供了實踐的佐證。這種前景，對於處於落後挨打的中華民族來說，具有多麼大的吸引力！ 對於馬克思主義關於用暴力革命手段摧毀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多次農民起義的成功實踐中找到了可行的證據。毛澤東把農民起義當作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動力，把太平天國這個近似邪教的組織當作中國近代革命的先驅。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然而，炮聲送來的馬克思主義是蘇聯式的。當時馬克思主義的歐洲流派稱為「第二國際」（現代為北歐的社會民主黨），主張非暴力革命，主張民主制度，主張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逐漸演生出社會主義。列寧稱他們為「修正主義」，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暴力革命，主張建立有嚴密組織、有鐵的紀律的、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政黨，主張用暴力剝奪有產者，取得政權以後，用行政強制推行經濟的超越式發展，用暴力鎮壓反對者。因此，從蘇聯引進來的「主義」，更是帶有專制的血腥。在中國農業社會中成長起來的毛澤東，又把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翻譯成具有中國鄉土氣息的思想體系。這種中國鄉土氣息不僅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而是承襲了中國農業社會的一些價值觀，用農民起義的方式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用秦始皇的政治體制推行無產階級專政。 於是，王權思想藉助馬克思主義的軀殼在中國還魂。「五四」運動，倡導民主、科學、人權，結果事與願違，引進的卻是反民主、反人權的思想。中國仁人志士追求的美好的理想最終成了這樣一個結果：蘇聯的專制主義和中國王權思想的疊加。 於是，人類文明的第二條線與中國社會擦肩而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了中國的「國教」，毛澤東的極權制度在中國確立。三年大饑荒以及其它種種「人禍」接踵而來。 這一切，都是在似乎合理的歷史邏輯中發生的。 第二十八章 大饑荒對中國政治的影響 中國在20世紀後半葉發生的大事，似乎有這樣一個邏輯鏈條：沒有反右鬥爭，就沒有「三面紅旗」；沒有「三面紅旗」，就不會有大饑荒；沒有大饑荒，就沒有反右傾運動，就沒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極端，就沒有經濟體制改革。 1962年初，面對幾千萬人餓死、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局面，中國高層的不同意見又一次浮出水面。如果說廬山會議毛澤東的主要對手是彭德懷，那麼，現在毛澤東的主要對手則是劉少奇。毛、劉之間的鬥爭從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一直持續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一、在七千人大會上高層出現分歧 劉少奇在1958年緊跟毛澤東，說了很多比毛澤東還要狂熱的話。他是什麼時候開始轉變認識的？我曾就此問題請教於劉少奇的秘書姚力文。姚回答說，可能是1961年回家鄉調查，也可能更早一些。他1959年秋後就看到了生產力的大破壞，那時他對形勢應當是清醒的，也許是懾於毛澤東的權威，也許是為了「黨的團結」，也許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還是和毛澤東唱一樣的調子。 然而，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他唱出了和毛澤不一樣的調子。 1961年1月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由於人們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措施沒有得到切實貫徹，整個經濟狀況仍很嚴峻。在這種情況下，11月12日，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五級幹部會議，統一思想，克服困難。根據政治局會議精神，事後，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起草大會的報告。1961年11月22日，劉少奇看完報告初稿後，找到起草小組提出修改意見。劉說，還是1959年廬山會議講的兩句話，一是成績講夠，二是缺點講透。具體意見主要有：（一）過去四年的缺點、要擺開講，有多少講多少，放開講，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葯，要使人出一身汗，這才能夠接受教訓。（二）這幾年出現的問題，中央要負主要責任，要在報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評，否則下面不服。（三）關於分散主義，要列舉表現事實，各省都有這樣的事實。（四）這幾年的錯誤同黨內過火鬥爭，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只反右不反「左」、後來又在黨內普遍進行反右傾有很大關係。黨內民主不夠，使許多錯誤不能及時改正。  這個報告是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主持下起草的。經過多次修改後逐漸清晰起來。 1962年1月8日和9日，劉少奇分兩次（先送第一、二部分，後送第三部分）將報告的第一稿呈送給毛澤東。9日23時，又把第二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送給毛澤東（第三部分還沒有改完）。但這時距開會只有一天。毛9日一夜未眠，看完了前兩部分。10日上午10時毛作了批示，建議會議推遲3天作報告。在這三天討論農村基本核算位和別的問題。但毛澤東又改變了主意，他說第三部分不看了，整個報告就不要先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印發大會，分組討論三天，請大家評論，根據大家意見作修改，然後交政治局討論通過後成為正式報告。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原定為三級（中央、大局、省、地），後來毛澤東建議擴大為五級，即增加縣級和相當於縣級的工礦企業領導人。參加會議的有7118人，所以通稱「七千人大會」 會議於1月11日正式開幕。以小組會議形式討論劉少奇的報告稿（即上述報告）。討論最初集中於「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的問題。當時，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中央領導人都把國家計劃以外的經濟活動都當作「分散主義」加以反對。陳雲說：「什麼叫計劃經濟，就是要集中統一。半計劃就是無計劃。」 七千人大會開始就把反分散主義作為重點。但地方的代表們對分散主義有不同意見。他們的意見是：「工業中有分散主義，農村中則是集中過多，不是分散主義。而工業中的分散主義也有多種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則就恢復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氣，而是泄氣了。」  由分散主義討論到大躍進以來缺點和錯誤產生的原因，爭論越來越激烈。 討論中談到「三面紅旗」的問題時，大多數代表認為，「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反右傾以後，多數人都是這麼說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代表說，「三面紅旗」抽象地說是正確的，到了具體問題就不好說了。比如，這幾年「大躍進」了，為什麼卻出現了糧食、市場緊張？西北地區的代表對「三面紅旗」提出了八個方面的質疑  代表們對劉少的報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見，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慶施則從左的角度對稿子十分不滿，說「越看越沒勁」。毛澤東提出成立新的報告起草委員會。毛澤東說：「看來，這個稿子有些不是文字問題，而是原則問題。草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強調，委員會內可以充分討論，有意見都可以提，「三不主義」――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但是問題決定之後就要遵守。 起草委員會由劉少奇牽頭，由21人組成：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陳伯達、柯慶施、李井泉、宋任窮、烏蘭夫、陶鑄、劉瀾濤、王任重等。 在討論這幾年的缺點錯誤的責任時，起草委員會出現了爭論。1月18日，彭真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講到這裡，鄧小平插話說：毛主席說過，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佔多少的問題。不怕說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好處，得不到教訓。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賬。 周恩來從維護毛澤東的方面提出了問題，他說：講責任方面，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著我們。主觀上的錯誤，要著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當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得跟頭更大，要「中風」……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力挽狂瀾。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這是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 周恩來發言不久，陳伯達發言，說彭真關於毛主席的講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中央不能集權。農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亂搞一氣，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趕緊解釋：我的意思是，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未完待續）

（接上期） 八、約束人們行為的無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為有形制度和無形制度。前面說的都是屬於有形制度。無形制度是指兩個方面的結合，一是思想灌輸所形成的價值體系；二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特別是政治文化傳統。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對人們行為的規範力，常常超過有形制度。 毛澤東所建立的價值體系是由共產主義理想、階級鬥爭學說、永不停息的鬥爭哲學、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犧牲個人保證集體的道德觀等一系列的思想觀念構成的。信仰、哲學、政治學、經濟學、道德觀等構成了一整套價值體系。這一價值體系是通過所有的輿論工具長期灌輸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成為判斷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 幾千年形成的以王權思想為特徵的文化傳統，其積澱比新形成的價值體系還要深厚。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君主是至高無上的。中國古代雖然有「民為貴，君為輕」的說法，但從根本上說，重民，愛民不是目的，它是維護君權的一種手段，君主才是目的。 君主是全社會的宗法大家長，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亂興亡的決定因素，是全社會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認識的最高裁決者。君即父，父即君，君尊臣卑，忠孝一體。臣民必須自覺認同為子為臣的卑賤地位和工具屬性，恪守本分，盡心從事。王權主義與人格平等、個人尊嚴、個性獨立是對立的，依附、盲從、奴性是王權主義的產物。 這種以王權為特徵的文化傳統，經過幾千年的實行，已經深入到中國民間，深入到人們的思想深處，它在隨時隨地在起作用。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內容和共產黨的價值體系相溝通，成為集體主義的思想基礎。例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傳統思想中，把「仁」理解為「犧牲小我為大我」，把「義」理解為「共產主義」，就會產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人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在迫害臨近的時候，人們以欺騙求自保，以出賣朋友而換取自己的安全。在每一級權力階梯上的人都具有兩面性：在上級面前是奴才，在下級面前是主人。在這個權力金字塔上，高層的意志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這是錯誤的政策產生並順利推行的條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的錯誤會得到一級又一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放大」。 這裡只有正反饋，沒有糾錯機制。權力的鞭子加上天堂的誘惑，使幹部們失去了理智，變成了瘋子、騙子，變成了用鞭子驅趕著奴隸的惡棍。 無形制度不僅約束每一個人的行為，還形成一種廣泛的社會心理。這種社會心理是極權制度的社會根源之一。捷克前總統、著名學者哈維爾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談到崩潰的道德環境時，我是指我們每一個人。因為我們全都順從了這個制度，都把它當作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維持了它的運轉。換言之，我們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對這個制度的存在負有責任，沒有什麼人只是一個受害者。是我們所有人製造了這部機器。」 九、極權制度的超穩定性 專制制度首先壓制的是地方豪強、社會能人。這樣，使豪強不能欺壓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財富。在專制制度下，處於社會最頂層的少數人可以任意消費和處置國家財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雖然可以按行政級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許官員以外的豪強存在，不允許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這樣，可以實現高官以外的社會公正。高官的特權是國家機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與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輿論還不斷地宣傳官員們如何「廉潔奉公」。老百姓雖然受專制的高壓，但心裡不平的情緒很少。 在專制制度下，剝奪和保障是並存的。中央政權剝奪了老百姓的勞動成果，但給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多數群眾雖然處於半飢半飽、衣衫襤褸的狀態，但可以維持生命。生了病，也可以得到簡單的醫療。如果年景好，經濟情況好一些，群眾生活可以略有改善。由於信息單一，老百姓不知道國外的情況，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雖然自己生活水平極度低下，但情緒上還滿足，沒有更多的奢求。如果沒有更大的壓迫，就不會有造反的要求。西方國家的一些自由主義者，過高估計了專制制度下群眾的反抗情緒。在2003年的美伊戰爭中，美國人以為他們的大兵一到，伊人民就歡迎解放者。實際情況與美國人的期望相反，不僅沒有大批的叛變者，也沒有外逃的難民，而叛變者恰恰是接近薩達姆的上層人物。 極權制度使多數人利益受損，但很難有人出來為多數人的利益而挑戰當局。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論證了這個思想：如果個人行動使整個集團增加利益，則可以假設個人付出成本與集體收益等價。但付出此成本的個人卻只能獲得集體收益中的極少份額。集團利益屬於所有的人，集團越大，成員越趨向於搭便車而坐享其成。以致於「經濟人」都不會為集團的共同利益採取行動，進而產生「集體行動的困境」。由於迫害，所謂「理性人」都不敢對暴政有任何微詞。於是，前所未有的強大專制出現了。每個人都服從於權力的意志，無疑，它比以往任何一個政權強大。  極權制度的超穩定性是因為政權以外的民間力量難以推翻它，這一點，在本書「大饑荒年代的社會震動和社會控制」一章中已有闡述。 十、這個制度缺乏糾錯機制  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難避免犯錯誤。 首先是他聽不到不同的聲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辦好。一個人的腦袋代替了千百萬人的腦袋，難免出現決策錯誤。他做出錯事以後不僅沒有人敢批評，還要阿諛奉承，小錯會鑄成大錯，局部錯誤會演成全局錯誤。 更為重要的是，專制制度下的高層領導者常常受騙。他們得到的信息很多是假的。用假的信息作決策，哪有不犯錯誤的？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壟斷了一切信息，控制了一切輿論。他主觀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觀上也就封鎖了自己的耳目。在這個制度下，信息只能縱向傳播，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由於利害的誘導，下級總是反映對自己升遷有利的信息，只反映上級愛聽的信息。最高領導人就是根據這些假信息作出決策的。1958年糧食「放衛星」的假信息，使毛澤東考慮「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並提出了「少種、高產、多收」的指導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撂荒。 從1958年冬到1960年初，農村餓死人的情況大量出現。由於得到不全面、確切的信息，在毛澤東認為，這類情況是個別的、暫時的困難，不應妨礙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廬山會議繼續反右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動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40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著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會議更號召：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緊接著，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興辦起人民公社。 1960年春夏，在饑荒進一步全面加劇的情況下，毛澤東從省委書記那裡得到的還是好消息。1960年2月24日，貴州已出現嚴重的餓死人現象，中共貴州省委卻向毛彙報：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佔總數80%。毛又予以讚揚，說貴州的經驗「是一個科學的總結」。在全國推廣了貴州省辦公共食堂的經驗。 1960年3月，由張平化任第一書記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報告了興修水利改造農田的大量喜訊，還說「群眾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較好。」 2月27日、3月21日，在由舒同任第一書記的山東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對於社員的生活安排問題……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雖然也承認該省存在水腫、餓死人現象，但卻把壞事當作好事彙報，報告認為全省「當前形勢無限好」 ，還總結形勢無限好的幾大表現。 3月5日，黑龍江省委的報告說「大多數食堂辦得很好，一般都有菜園子，大多數養了豬，一部分培養了雞……」3月5日，由吳芝圃任第一書記的河南省委向毛澤東報喜訊：河南全省人口88%已入食堂，辦得好的的食堂佔總數66%。吳芝圃且聲稱該省創造的三級書記進食堂，搞「試驗田」的措施，鞏固了社會主義的食堂陣地。 在此期間，中共中央辦公廳根據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八個省市的彙報整理的報告說：「目前大多數食堂是辦得好的。」  為什麼最高領導人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曾對我說：你站在天壇圜丘的園心大喊一聲，一會兒迴音從四面傳來。你聽到的聲音還是你自己的聲音。天壇這個地方就象徵我們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最高統治者聽到的聲音都是自己的回聲。換言之，他發出什麼信息，下面就會送來同類的信息。他不可能聽到與他意志不一致的聲音。 毛澤東有時相信一些謊言，有時對有些謊言將信將疑，但也沒有辦法。據毛的秘書葉子龍回憶，開始，毛澤東對「放衛星」的報道是相信的，對於糧食「放衛星」的浮誇報道，毛澤東都逐篇認真閱讀，在一些地方還用紅鉛筆划了杠杠。 後來，對大躍進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毛澤東看到了。他視察很多地方，儘管事先地方幹部做了這樣那樣的「準備」，毛澤東對一些放衛星、說假話是有所察覺的。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到天津新立村參觀稻田，公社領導人說這塊地畝產10萬斤。毛澤東不信，他指著一位市領導說：「你在吹牛。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種過地的，你沒種過地吧，這靠不住，10萬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來么！」那位領導說：「他們用電燈為水稻照明，用鼓風機往裡吹風。他們讓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澤東說：「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毛澤東對聽不到真話也很苦惱。有一次他當著葉子龍的面，像是自言自語地說：「他們為什麼不說真話？到底為什麼？」 據葉子龍回憶：「早在1958年1月份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就說過要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聽到的不完全是實話。」毛澤東找人了解情況，但聽到的是一片好好好，沒人講問題。 為了擺脫假話的困擾，1961年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親自搞調查研究。毛讓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分三個組搞調查，田去四川，胡去湖南，陳去浙江。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40多天，周恩來去河北，陳雲去青浦，朱去四川。沒有這些調查就不可能做出解散公共食堂的決定。 在這個制度下的領導人不僅容易犯錯誤，而且缺乏糾錯機制。沒有糾錯機制的制度是最危險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糾錯機制。而極權制度出現錯誤後，只有最高統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糾正錯誤；或者通過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改組領導機構，才能改弦更張。 在是否出現錯誤和糾正錯誤方面，制度的重要性遠遠超過領導者的個人素質。壞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減少損失，但全局的損失難以發現和糾正。在大饑荒期間，由於主事的領導人素質不同，各省死人嚴重程度不同，但全國還是餓死幾千萬。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壞人主事，也會造成損失，但容易發現和糾正。壞人會很快會失去權力。 第二十七章 集體信仰――共產主義宗教 1958年，「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的口號鋪天蓋地，共產主義的狂潮席捲神州。一時，中國的多數人被共產主義理想所振奮。正是在這美好理想的旗幟下，鑄成了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但是，這共產主義的狂潮不是空穴來風，不是少數人一時的瘋狂。它源遠流長，它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的極端化。為了探索這一理想的來龍去脈，我們不妨從它的源流說起。 一、對千古難題的探索 人是萬物之靈，又是一種非常複雜的高級動物，他自私、貪婪、殘忍、淫蕩，而且無休無盡，在這些惡劣的方面遠遠超過其它高級動物。但人有同情心，有關愛心，有自尊心，有思辨能力，這是其它高等動物不能企及的。所以，有人說人類「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的說法是：「人半是天使，半是野獸」)。人是群居的，有社會性。作為「魔鬼」的人經常和其社會性相衝突，而作為「天使」的人使他們和諧相處。為了維護其社會性，使其不至於相互殘殺而自滅，人類的精英們一直想方設法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一面，因而出現了種種宗教，種種學說。然而，在這種種宗教、種種學說之間的相互鬥爭中，人類的魔鬼性表演得更加淋漓盡致，那些執行抑制人類魔鬼性的精英們，自己常常變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1958-1961年三年間，這種執行者的魔鬼性達到了空前的地步。 人類是智能高度發達的動物，正是智能的創造性才使人類社會從茹毛飲血發展為現代文明。儘管人類的創造是在社會中相互啟發、相互激勵和相互合作中發展的，但作為創造性的本源還是每一個人的腦力和體力。但是，人的創造性衝動常常與其魔鬼性相伴生。如果在抑制人類的魔鬼性的過程中，同時把個人的創造性抑制了，人類社會就會出現停頓的危機。計劃經濟制度和與它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就證明了這一點。所以，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發揮其創造性，成了千古難題。 人是社會動物，如果沒有社會，單個的人是無法生存的。和上一個難題相關的另一個難題是，如何把成千上萬既具有創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組織起來和諧相處？即如何組織社會生活？組織社會生活需要權威，需要在一些共同的問題上眾多的意志服從共同的意志。然而，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一旦形成，它就有可能成為「依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馬克思語）。控制眾人的權威如果得不到控制，力量過於強大，就會變成力量強大的魔鬼。毛澤東組織社會的方式就是運用秦始皇遺留下來的「控制者不受控制」的制度，它使得大大小小的權威變成了大大小小的惡魔，大饑荒年代表現得最為突出。怎樣防止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變成壓迫人類的惡魔？這也是人們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難題。 人類社會對上述千古難題經歷了漫長的探索。在長達數千年時間內，人類依靠超乎眾人之上的最高權威力量來壓制人性惡劣的一面。這個最高權威有的在人類之上，如上帝以及種種神；有的在人類之中，如「承受天命」的皇帝。通常是二者的結合。但控制最高權威、防止他不變為魔鬼的難題直到現代才在部分國家中得到解決。 與服從權威相適應的理念是崇尚集體主義，壓抑個人主義。崇尚集體、壓抑個體的思想在孔子和柏拉圖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淵源。孔子的「克己復禮」，就是要求人們剋制個人的私慾，把自己的行為限制在「禮」的規範之中。漢字中有一個「公」字，這個字是由「八」和「厶」組成的。「厶」即古「私」字，《說文解字》說：「公，平分也，從八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私為公。」 中國的「公」是和個人相背的，是表示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中國很早就有「天下為公」的說法，其本來意義是「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 儒家經典之一的《禮記.禮運第九》從「天下為公」出發，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姦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天下為公」，「大同」，是中國人幾千年夢寐以求的社會政治理想。 人類面臨相同的問題，在交通極不發達的遠古，相隔萬里的異域也會有相似的探索。和孔子遠隔萬里的柏拉圖認為：「部分為了整體而存在，但整體並不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體而被創造，而整體的被創造並非為了你。」他認為，如果你不能為了整體而犧牲自己的利益，那麼你就是自私的。 柏拉圖承認的首要準則是集體利益，個人利益處於次要地位。因此，柏拉圖主張「共有財產」。在同一書中，他寫道： 妻子們、孩子們及其所有的奴隸們都有他們的一份共有財產。在我們的生活當中要儘可能地根除各種形式的私人或個人行為。只要這點能做到，即便是自然造化為私人或個人的，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大家的共有財產。就像我們的眼睛、耳朵和手可以視、聽和行動–好似它們不是屬於個人而是屬於社會一樣。所有的人被格式化，讓他們能最大限度地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讓他們甚至在相同的時間內，對相同的事情感到歡喜或悲傷。所有這些法律因把國家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而更加完善。 為了實現「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柏拉圖主張控制輿論，主張對文藝作品的檢查制度。他甚至認為：「治理者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時不得不使用一些假話和欺騙。」  在中國，幾千年來，是王權支配一切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裡，王權是至上的，是無限的，沒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被統治的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個人都是國王的臣下和奴婢。王權思想就是專制思想。這種專制思想，由秦始皇構建的完整的制度而實體化。這種制度將所有的人都「格式化」了，實現了「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所謂「格式化」，就是消滅了個性。 人類社會發展到近代，距今幾百年前，對上述千古難題的探索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是由於個人主義的興起，工商文明的發展，從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梁啟超敏感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引述了頡德（即英國哲學家基德，著有《社會進化論》）的話：「今之德國，有最佔優勢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即馬克思最早漢語譯名）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尼採的早期漢語譯名）之個人主義。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強者所壓伏；尼志埃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少數之優者為多數劣者所鉗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 這「持之的故，言之面理」的兩種理論，使得人類對千古難題的探索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和實踐路線： 第一條線：集體主義-行政整合-公有制-計劃經濟-專制政治-封閉社會； 第二條線：個人主義-契約整合-私有制-市場經濟-民主政治-開放社會。 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兩條平行線。這兩條平行線不能交叉，卻相互感應，在感應中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對方積極因素。 在這兩條平行線之間，因專製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個廣闊的過渡地帶。這兩條平等線的極端把對方當成勢不兩立的異端加以攻擊，兩個極端還不停地爭奪中間地帶。數百年來，這兩條線是不斷地磨擦、碰撞、互補、融合。但從總的趨勢來看，隨著社會的發展，人的個性不斷得到解放，自由主義不斷得到張揚。 個人主義是與集體主義相對立的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和利己主義、自私自利不是一個概念，利己主義是和利他主義相對應的。個人主義可以和利他主義相結合，用利他主義來抑制人類的魔鬼性。而利他主義也是出於人類的同情心和關愛心。個人主義與利他主義相結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聖經》上說，「愛你的鄰人」，不要「愛你的部落」），也是產生於西方文明並促進西方文明的一切道德學說的核心。波普爾認為，「在人類道德的發展歷程中，還沒有其它跟它一樣如此有力的思想。」 波普爾批評柏拉圖「簡單地把所有的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等同起來，把所有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划上等號。」這就為集體主義穿上了無私的外衣，為個人主義披上了自私的臟外套。 個人主義由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了基本原則，在文藝復興時期得到了發展，此後成長和發展為西方文明。也就是說，個人主義是西方文明社會政治生活的基礎。「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徵，就是把人當作人來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範圍內承認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縱然這個範圍可能被限制得很狹隘，也就是相信人應該發展自己的天賦與愛好。」 無緣無故地壓制別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錯誤的。基督教徒會說，其錯誤就在於違背了上帝對人的設計。 個人主義的美德是：尊重和寬容別人和他人的意見；獨立精神；敢冒風險；有首創精神；自力更生；堅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隨波逐流；為維護自己的意見不受上級左右（剛直不阿）；對弱者的關懷；尊重別人的隱私，對別人的善意懷有信任；不干涉別人的事務；寬容異端；對權力和權威的適度懷疑……這些美德減少了社會交往中的磨擦。 個人主義道德觀認為，道德只能在個人能負責任的範圍內才是真正的道德。在個人不能負責的範圍，個人沒有權力作決定，談不上惡和善，沒有機會獲得道德評價。任何人沒有權力以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博取無私的美名。不是對上級而是對自己的良心負責，不是用強力威逼出來的善行，自己決定在自己認為必要的情況下，為他人做出犧牲，自己對這個決定的後果負完全責任，這才是真正的道德。  「個人自由是和整個社會都必須完全地、永久地從屬於某個單一目的的至上性這一觀念水火不容。自由社會絕不能從屬於某個單一目的，這條規則的唯一例外就是戰爭和它暫時性的災難。」 從17世紀到19世紀，由於商業的發展，歐洲那種有嚴格組織的壓抑個性的等級制度，在劇烈的社會震蕩過程中，逐漸轉變成一種新制度。在這種新制度下，個人從束縛他的種種習慣和成規中解放出來，個人能夠創造自己的生活，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商業規範逐漸代替了等級規範，自由競爭逐漸代替了行政壟斷，契約整合逐漸代替了行政整合。一旦除去了自由運用人類天才的阻礙，人類很快就能滿足不斷擴大的慾望。個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結果是科學技術的大進步，生產力的大發展。「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如是說。  資本主義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是民主政治制度。這種制度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每一個人的自由。保護個人的生活自由和財產的自決權是國家的目的。政府的權力不能無限擴張，必須限制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這種制度不承認有「內聖外王」的超人，卻承認任何一個人都有魔鬼和天使的兩面。因此，不能把管理社會的全權交給任何一個人，也不能交給一個不受外力制衡的獨立的組織。任何權力都要受到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相互制衡。這些都是為了防止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變成壓迫人類的惡魔。 如上所述，人類是群居的，是有社會性的。除了協調人性以外，還有一個如何組織社會生活的問題。在組織社會生活中，也出現了種種不同的模式，這些模式極而言之分為兩類：一是自由民主制度，二是專制獨裁製度。在二者之間，因民主和專制的程度不同，有著種種不同的情況。專制獨裁製度通常是以代表大眾利益的面目出現的。專制獨裁製度的統治者總是宣稱自己代表全民利益。 從人的生理本源上看，專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來源於人的動物性。看一看某些具有社會性動物的情況就可以知道，它們的領袖取得權力靠的是強力征服，維護權力靠的是強力鎮壓。其征服和鎮壓是極其殘酷、極其血腥的。猴群如此，蜂群和蟻群也是如此。隨著人類的進化，人性的成份逐漸增多，動物性成份逐漸減少。政權更迭方式和執政手段逐漸人性化。專制制度逐漸被民主制度取代。 二、共產主義探源 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危機。馬克思對這些危機的概括大體是符合實際的：一是貧富懸殊，工人階級貧困化，造成了尖銳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二是個別資本家佔有巨額的生產資料和完全放任的自由經濟造成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從而引發社會周期性的動蕩；三是人和人的關係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關係。謊言和真理，淚水和微笑，良心和尊嚴都可以變成商品出賣。金錢淹沒了真理、正義和道德，埋葬了融洽與和諧。這些危機造成不停息的社會動蕩，造成不停息的衝突和戰爭。 對於這些弊端，自從資本主義出現那天起，文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都用各自不同的理論武器進行了深刻而尖銳的批判。然而，他們批判資本主義的理論源泉大都來自古已有之的集體主義思想。 因此，與個人主義相對立的集體主義思想，在其發展中找到了新的社會實踐依據。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柏拉圖，它的現代形式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其中一些天才人物作出了重要貢獻。 1516年，英國人托馬斯•莫爾（1478-1533）出版了《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有益且有趣的金書》，這就是以後人們簡稱為《烏托邦》的傳世之作。這本不到10萬字的小冊子，使托馬斯•莫爾名垂千古。莫爾在這本小冊子里，描繪了一個理想的島國，在那裡廢除了私有制度，一切財產、甚至包括個人消費品都屬於全民所有。為了杜絕私有觀念的產生，住宅也要每隔10年抽籤調換一次。金錢被取消，沒有金錢流通。那麼黃金幹什麼用呢？「糞桶和尿盆，都是金銀鑄成的」，「奴隸身上的鏈銬也是金的或銀的」。「可恥的罪犯都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圈，還有一項金冠」，「金銀變成了可恥的標記」。主要生產部門是農業和手工業，人人參加勞動。產品按需分配，設立公共食堂。但保留著奴隸。《烏托邦》的問世形成了一個的思想流派，成了空想社會主義的起源。  1602年，義大利人托馬佐•康帕內拉（1568-1639）發表了《太陽城》。這是他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27年的囚禁中寫成的著作之一。在「太陽城」里，居民建立了公社制度，由公社組織生產和分配。在那裡，沒有貧富之分，沒有私有財產，一切產品都由公社的公職人員分配，人人都能從公社裡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沒有商品，沒有貨幣。由祭司掌握政權。居民在集體食堂里用餐，食譜由醫生安排。勞動是全民的義務，人人熱愛勞動，勞動光榮。「太陽城」比烏托邦前進了一步，在那裡沒有僕人，沒有奴隸。  18世紀末，法國人格拉古•巴貝夫（1760-1797）提出了國民公社。國民公社實行財產公有制。原國家的財產、私人的財產、耕地和未開墾的土地等等，一律歸國民公社所有。參加國民公社以自願為原則，依靠公社的優越性，使私有者放棄財產加入公社。人人無條件地參加勞動。福利由大家享受，平均分配。為防止盲目生產和產品過剩，一切都按計划進行。  19世紀初期，英國人羅伯特•歐文（1771-1858），法國人聖西門（1760-1825），法國人夏爾•傅立葉（1772-1837）使社會主義理想進一步發展。馬克思把他們稱之為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提出工業資產和其它資本實行公有制，並且建立計劃化社會。  所有的社會主義學說都認定私有財產是萬惡之源，都主張消滅私有制，有的主張取消商品、貨幣，採取直接分配。馬克思繼承了在他以前的社會主義學說並加以發展。人們說馬克思把社會主義理想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從哪些方面變成了科學呢？恩格斯說： 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再被看作某個天才頭腦的偶然發現，而被看作兩個歷史地產生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鬥爭的必然產物。它的任務不再是想出一個儘可能完善的社會制度，而是研究必然產生的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鬥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並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衝突的手段。 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餘價值揭破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馬克思。由於這些發現，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科學……  由此看來，馬克思把空想變成科學，是指兩個方面：一是對為什麼要實現社會主義作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明；二是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指出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即通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最終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裡，馬克思全盤接受了從莫爾到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滅私有制，消滅商品經濟，消滅貨幣。連他的關於「用黃金修建廁所」的說法也是來自莫爾的《烏托邦》。他對這些核心內容並沒有進行多少科學的分析。例如這些設想是否可行，怎樣實行，實行以後會有什麼樣的後果等，他都沒有進行科學分析。但是馬克思和空想社會主義者還是不同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理應如此」，馬克思認為「必然如此」。前者是理想的天堂，後者是歷史的邏輯。馬克思用德國人特有的嚴密的邏輯把這一理想妝扮起來，使社會主義由賞心悅目之花變成了歷史必然之果。 這個合乎邏輯的理想的首要任務就是：消滅私有制。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得消滅私有制。「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未完待續）

（接上期） 二、國家壟斷一切經濟資源，嚴密控制一切經濟生活 哈耶克說：「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如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它們之間的不同在於他們想要引導社會努力所要達到的目標性質不同。但他們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不同，則在於他們都想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這個單一目標，而拒絕承認個人目的至高無上的自主領域。」  怎樣「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共產主義的「這個單一目標」呢？這就得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國共產黨人建立的正是這樣的經濟體制。這個體制完全剝奪了個人的自主領域。 在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生產資料收歸集體，農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一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大面積，怎麼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幹部沒有權力決定。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 在城市，工商業都由國家直接經營管理，各類物資全由國家控制。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的1957年，全民所有制工業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佔53.8%，集體所有制工業佔19%，公私合營工業佔26.3%，私人工業佔0.1%，城鎮個體工業佔0.8%。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全民所有制商業佔62.1%，集體所有制商業16.4%，公私合營商業佔16%，個體商業只佔2.7%，農民對非農業居民零售額為2.8%。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資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買賣，全都由國家計劃調撥。只有國家計劃，沒有市場。個人不可能在「國家分配」以外的渠道買到任何物資。工廠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用什麼樣的方式生產，全都由國家下達計劃。工廠建一個廁所也得層層報批，蓋上幾十個圖章才能動工。財政統收統支，產品統購包銷，外貿統進統出，職工統招統配，工資全國統一制定級別、統一時間調整。 經濟建設的重大決策集中到中央。其中，毛澤東的個人意見份量最重。例如，中國的很多經濟指標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在這樣經濟制度下，全部國家經濟機構是一架大機器，是一架使幾萬萬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機器。在這架大機器里，控制中樞（中共中央）一方面集中老百姓的勞動成果，由中樞支配，一方面對老百姓的生活資料實行各種形式的配給制。中國當時的制度不僅剝奪了老百姓獲取食物的權利，也剝奪了百姓通過自己的勞動創造食物的權力。 要使最高當局的經濟指令暢通無阻，就必須實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要使最高當局的指令不受干擾，就得清除「噪音」和「雜音」，實行輿論一律。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切 中國的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在中國共產黨手裡。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嚴密組織。1958年「大躍進」時，中國共產黨有1500萬黨員。在「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約束下，所有的黨員必須信奉一個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有的黨員必須執行一條路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所有的黨員必須尊崇一個領袖–毛澤東。由於中國是共產黨一黨專政，所以，不僅共產黨員這樣做，也要求全民這樣做。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它是一個 「組織嚴密的、有鐵的紀律的黨」。黨內奉行「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黨內不同意見很難發表，對黨的領導人的權力制衡力量很微弱。這種「組織嚴密的、有鐵的紀律的黨」，和秦始皇建立的專制制度結合起來，就成為最高領導人實行專斷的工具，成為極權政治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在城市按部門或單位建立組織，在農村按屬地建立組織。這些組織與各級政府相平行（實際是凌駕在各同級國家行政機構之上），都設立了黨委會，基層組織為黨支部。名義上，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實行代表大會制度，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實際上，黨的主席凌駕於代表大會之上。他的意志就是黨的意志，各級黨代會只不過議事機構和表決機器。中央委員會內又產生政治局，政治局內又設常務委員會。政治局常委是掌握實權的領導機構，而政治局常委又在中共中央主席的領導之下。黨中央主席有最後決定權。黨的地方各級領導機關名義上是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由它產生的委員會，實際上地方黨委主要負責人及常委均由上一級任命。在幹部任命等一切重大問題上，黨的第一把手有絕對的權力。地方黨委會內也設常委，執掌日常實際權力。 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的特徵是，一是它在新中國建立後一直處於獨立的執政地位。按照黨的理論，共產黨執政一直到國家消亡、共產主義實現為止。二是黨的機構全部國家化了。黨的專職幹部就是國家幹部，他們的工資由國家財政開支，黨的活動經費也由國家財政支出。 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但實際上只有集中沒有民主，民主只不過是集中的手段。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以後，黨外再沒有人敢於批評共產黨。1959年黨內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以後，黨內也不敢批評領導人，不敢批評黨的政策。各級都是一元化，一言堂，各級黨委書記都成了家長，毛澤東是全黨最大的家長。黨的各級領導人既缺乏黨外監督，又缺乏黨內監督。從1957年以後，黨內特權開始嚴重發展。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內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來解決，即通過協商、討論，少數服從多數。在通常情況下，不同看法靠毛澤東「一錘定音」。而對重大問題的爭論是靠「路線鬥爭」來解決的。所謂「路線鬥爭」，就是不同意見雙方互不讓步，最終是一批人戰勝另一批人。執行「錯誤路線」的一批人下台，堅持「正確路線」的一批人上台。這種路線鬥爭是很殘酷的，有時是「你死我活」的，因為路線鬥爭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自從毛澤東有著絕對權力以後，路線鬥爭常常成為他用來打擊異己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的唯一政治集團。中國雖然也有其它黨派，但這些黨派都不以取得執政地位為目的，都以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原則。它們和中國共產黨不是平等競爭的關係，而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它們被稱之為「參政黨」。這些民主黨派的第一把手是中國共產黨派進去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在有的民主黨派內還設立中國共產黨的「黨組」，作為該黨派的領導核心。從經濟上，是靠共產黨用國家財政撥款養活的。民主黨派的幹部也由中共中央統戰部任命。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的民主黨派都不是政黨，只是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為共產黨服務的社會團體。 在帝王社會，農民起義推翻了一個皇帝，又用一個新皇帝來代替它。在政黨社會，推翻了一個一黨專政，又一個新的一黨專政來代替它。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結果呢？還是一黨專政。只不過是用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取代了國民黨一黨專政。這兩個黨在建立之初，都曾得到過蘇聯共產黨的幫助，都從蘇聯共產黨那裡吸取了組織經驗，都是奉行「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原則。 四、用槍杆子保衛權力 軍隊是這個高度集權的國家機器的支柱。高度集權制度是靠軍隊來維持的。這支軍隊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從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這支軍隊共殲滅蔣介石掌握的國民黨軍807萬人，實現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 這是一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龐大軍隊。在解放戰爭的第三年度末，即1948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有400萬人。到1950年7月，又增加到500萬人。1951年，人數為歷史上最多，即611萬人。朝鮮戰爭以後，還一直維持在400萬人以上。一直到1985年6月，鄧小平決定裁軍100萬，人數降低到330萬人。 除了這支龐大的常備軍以外，一旦戰爭需要還可以隨時召集數以千萬計的預備役軍人。 這是一支由多兵種合成的強大軍隊。不僅有陸軍，還有空軍、海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八十年代撤消）、防化兵和戰略導彈部隊。這支多兵種高度合成化的部隊，其火力、防護力、突擊力、機動力和快速反應能力都相當強大。 這是一支由龐大的軍事科研隊伍支撐的部隊。全國有數以百計的國防科研機構、100多所軍事院校和國防科研機構，幾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優秀人才。 這是一支由整個國家的重工業為後盾的軍隊。毛澤東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出於備戰的需要。一旦需要，機械工業、化學工業、電子工業、汽車拖拉機工業很快就可以轉為軍事工業。毛澤東時代的很多武器裝備都是在民用工廠里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生產的。即動員民用工廠的力量、用民用工廠的資源生產武器，毛澤東時代的軍費不包括「軍工動員」的費用。 這支強大的軍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澤東手裡。在毛澤東帝國，是「黨指揮槍」。黨指揮搶，不是一項空洞的原則，不僅是靠軍官們對黨的忠誠，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來保證的。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統帥全軍。軍事委員會主席由黨中央主席兼任。軍委主席對重大問題有最後決定權。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都是中央軍委的成員。軍隊的主要幹部都由中央軍委任命。各級軍隊都有黨的組織，支部建在連上。軍事幹部都是同級黨委的成員。部隊的重大事情都由黨委討論、批准。從上到下，黨組織無處不在，無處不起領導作用。這些是「黨指揮槍」的重要組織保證。同時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使每一個戰士都知道「黨指揮槍」的原則。此外，毛澤東還吸收了中國歷代的監軍制的經驗，並進行了完善，從而形成了一整套嚴密的監軍辦法： 一、兵無常帥，帥無常兵。軍官調動頻繁。這樣，上級軍官和下級軍官之間，軍官和戰士之間，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關係。這就防止軍隊變成個別軍官的私家軍隊。在一支軍隊內部也不可能進行對抗中央的密謀。 二、帶兵的不能調兵，調兵的不能帶兵。軍長和軍長以下的各級帶兵的軍官，不能帶領自己的部隊移動。作戰部隊一個營的移動需要中央軍委批准。生產經營部隊一個團的移動要經過總參謀部批准。另一方面，有調兵權的人，不經批准，不能自已到一個部隊里去帶兵。調兵權和帶兵權分離，使每一支軍隊只能在劃定的駐防範圍內活動，不可能進行中央給定以外的軍事行動。 三、不能一個人單獨調兵，軍隊調動由集體決定。中央軍委調兵不是一個人說了算，而是集體研究，集體決定。當然，中央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 四、軍餉和裝備由中央統一供給，不能就地籌餉。過去軍閥割據，其中一個原因是軍閥在自己管轄的地盤裡籌餉，他可以在轄地內成為自給自足的獨立王國，地盤大，軍餉就充足，就可以進一步擴充軍隊。因此就有軍閥間爭奪地盤的軍閥混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餉由總後勤部統一供給，一律「吃皇糧」。軍隊自己不能就地籌餉。 五、駐軍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權分離，地方行政長官和軍事長官分離。在軍閥時代，地方軍政合一，軍事長官就是行政長官。他們既憑藉自己的軍事實力和中央分庭抗禮，又憑藉自己的行政職務，對百姓發號施令。毛澤東時代，地方長官沒有軍事力量，只能聽命於中央；軍事長官沒有行政權力，不能號令百姓。中央對軍事長官和行政長官分別控制，並讓二者相互監督。這樣，地方實行軍事割據就無可能。雖然地方黨委的主要負責人兼任當地駐軍政委、當地駐軍主要負責人參加駐地黨委，但這只是一種相互溝通，軍事工作和地方工作還是涇渭分明。 六、「雙長制」，即同一部隊有兩個一把手。軍長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兩人都對上級黨委負責。二人有相互制衡作用。他們很難齊心協力進行謀反。 七、司、政、後分立，軍隊里的作戰指揮、幹部和考核任免、後勤保障分別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後勤部分別負責。三者都服從同級黨委領導，同時接受上一級對口部門的業務指導。 八、強幹弱枝。在軍隊部署上，首都附近的軍事力量大於任何一個地區的軍事力量。萬一個別地方出現問題，中央可以憑藉具有壓倒優勢的首都軍事力量討伐叛逆。駐首都以外的部隊（包括軍事首長）帶一支槍進入首都要經過批准。空、海軍的飛機不能飛越首都上空。 由於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所以，說是黨指揮槍，實際上是軍委主席指揮槍，也就是毛澤東指揮槍，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拿著槍來指揮黨，再通過黨控制全民。過去毛澤東靠「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現在，毛澤東用槍杆子來保衛自己的權力。 五、名為民主實為專制的政體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北京市3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隆重集會。毛澤東站在天安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共和國實行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呢？毛澤東在和蔣介石的鬥爭中他曾多次提出過民主政治的口號，多次提出要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 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他對民主的態度比過去顯得不同了。1949年8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採用民主集中制，而不採用資產階級議會制……不必搞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等。」他把人類創造的現代政治制度――「議會制」和權力制衡的「三權分立」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從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澤東把國家組成分為國體和政體兩個問題。他說，「國體是國家的階級性質。國體問題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問題，即國家政權的階級支配問題。」 在中國應當由那個階級來專政呢？在1940年2月，他主張「各個階級聯合專政」。到1949年6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即「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到了晚年，又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當然，這三種提法有其一致的方面。關鍵在於對「人民」的解釋上。如果把「人民」解釋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各個階級的聯合專政。如果強調在這個聯合中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則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人民」的範圍越來越小了，除了地、富、反、壞、右以外，在城市把知識分子當成資產階級，在農村連富裕中農也受打擊。實際上還是少數人對多數人專政。毛澤東曾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敵人」並沒有嚴格而明確的法律界定。從毛澤東到一個村支部書記，都可以把反對自己的人說成「敵人」，從而變成專政對象。 人民代表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這就是它的「政體」。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也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最高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除了有權修改憲法、制定法律、行使立法權外，擁有產生並監督國家領導工作人員的權力。國家主席、副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國務院總理，經國家主席提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選舉產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有權決定國家生活中的各種重大問題，如審查和批准國民經經濟計劃和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情況報告，審查和批准國家的預算和預算執行情況報告，批准省、市自治區區劃，決定戰爭與和平等。 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有國家元首制度。按照1954年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對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外國使節，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召開最高國務會議，擔任最高國務會議主席。但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必須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結合起來才能行使某些元首職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元首實際是國家主席和人大常委組成的集體。第一屆人大屆滿以後，毛澤東再不願意當國家主席，1958年，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後，就不設國家主席了。以後，由於毛澤東自己不願意當國家主席，又不讓別人當國家主席，1975年和1978年的《憲法》就規定不設國家主席。《憲法》上的條款也得遵命毛澤東的個人意願。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中有「共和」兩字。孟德斯鳩把國家政體分為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專制政體三種。他認為，共和政體是全體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權力的政體；君主政體是由單獨一個人遵照法律執政的政體；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一個人按自己的意志來執政的政體。從《憲法》的規定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的，不是專制的。 中國當時只有兩部法律，一部是《憲法》，一部是《婚姻法》。毛澤東（特別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憲法》而不顧，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1958年8月21日下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說： 法律這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一套，還是馬青天那一套好。…（劉少奇插話：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辦事參考。南寧會議、八大二次會議，北戴河會議的決定，大家去辦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雙反」，報紙一登，全國展開。）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軍隊靠軍法治人，治不了，實際是1400人的大會 (指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 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治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每個決議案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治安條例也靠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成為社會輿論，都自覺了，就可以到共產主義了。我們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  他說的「我們那一套」是指中國共產黨那一套，「我們這一套」否定了「他們那一套」。「決議」是指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的「決議」大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黨大還是國家大？黨大。劉少奇反對法治，贊成人治。最後他還是被人治所害：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度，就被置之於死地。這是後話。 西方現代國家是議會政治，中國則是「會議政治」。所謂「會議政治」，就是通過會議來決定一切重大事情，中國共產黨會議的「決議」高於法律。然而，什麼時候開會，會議討論什麼內容，用什麼形式討論，會議開多長時間，參加會議的人是沒有決定權的，有關會議的一切完全聽從最高領導人的意見。會議是貫徹最高領導人意志的工具，會議的「決議」實際是最高領導人的意志的文字表達。會議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議會政治」和「會議政治」雖然只是調換了一個字的排列順序，卻發生了本質變化：「議會政治」是民主政治，「會議政治」是專制政治。 中國共產黨成千上萬個黨支部，深入到每一個工廠、車間、田頭、地角和所有的機關、學校、居民委員會。在每一個基層單位和各級政權機構，黨組織都凌駕於行政領導之上，凌駕於人民代表大會之上，實施絕對領導。「工農商學兵，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而各級黨組織，第一把手又凌駕於組織之上。書記當家，委員們對書記如眾星拱月。行政領導人對書記也只能俯首聽命。名義上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實際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高度集中於黨，而黨權又高度集中於主要領導人的手中。 這樣一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就形同虛設。《憲法》賦予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也是一紙空文。《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實際上最高權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選國家主席、副主席，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實際上，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決定了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國民經濟計劃，而這個計劃是中國共產黨內事先反覆討論過了的；《憲法》規定設立國防委員會，實際上這是一個虛設機構，軍隊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掌握；《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實際上是由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不過是一枚橡皮圖章而已。 在秦始皇的制度根基上嫁接列寧、斯大林制度，就被稱為「革命政權」，反對這個政權的當然也是「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要受到嚴厲懲處。 六、極其嚴密的思想控制 與黨權、政權、軍權、經濟權高度集中相適應的是輿論高度集中，高度統一，「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實現了「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抓緊「兩杆子」：槍杆子，筆杆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這兩杆子。「筆杆子」就是一切輿論工具，抓緊「筆杆子」就是掌握動員資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筆杆子」和槍杆子並列，可見其對思想控制的重視程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就用共產主義思想作為全國的統一思想，要求全國人民完全地、永遠地服從共產主義這個目標。讓每個人都知道，為全人類的最高理想的實現，犧牲小我，顧全大我是必要的、光榮的、高尚的，不願做出犧牲是可恥的。關於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的學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後一個比前一個進步，後一個必然取代前一個，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寫進了中小學教科書，實現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個人利益，個人生命在歷史規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為此，一方面不讓知識分子發表與共產主義不同的言論，另一方面對廣大群眾強力灌輸共產主義。一切輿論工具，一切圖書，一切講壇，一切會議，都灌輸共產主義理想，批判與之不同的思想。廣大群眾，特別是無知青年，只能聽到一種聲音，只知道一種理論，使他們思想十分「純潔」，他們的「愛憎」分明而強烈。這些「純潔」的青年實際是共產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又是排斥、打擊非共產主義思想的真誠、堅定、強大力量，在政治運動中他們是狂熱分子，是製造過激行為的主力。共產主義理想是以「大我」消滅「小我」、以強權剝奪個性的最有說服力的、最合法的工具，是推行「一大二公」最有力的動員工具。為什麼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共產風」颳了一陣又一陣，這是多年共產主義灌輸的結果。 當時只有兩張全國發行的大報，一張是中共中央主辦的《人民日報》，另一張就是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光明日報》。這兩張報紙除了風格略有差異以外，指導思想完全一樣。各省在省委直接領導下有一張報紙，除了省委審定的地方新聞以外，其它內容和《人民日報》沒有不同。各家報紙的社長、總編輯全都是上級黨委任命的。發什麼，不發什麼，全由上級黨組織決定。黨報的編輯記者要遵守黨的宣傳紀律。為了避免犯錯誤，各省報紙的夜班編輯在每晚確定版面時都要打電話和《人民日報》夜班編輯「對錶」，以求「版面語言」的一致。在相當多情況下，同一天全國所有的報紙的第一版的稿件、標題、排版幾乎完全一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新華社也絕對是中共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雖然選題是上級定的，但稿件還要送審。審稿者要考慮的方面雖然很多，但是，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的共產主義信仰，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是降低還是提高領導人的威信，是決定稿件能否發表的最為根本的原則。外國的真實情況，工作中的負面情況，不讓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聽境外電台的廣播，除了國家設立強大的干擾電台以外，還以「偷聽敵台」的罪名逮捕、判刑。偷聽「美國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時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機，有收音機也不讓有短波。 當時中國也有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如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選題、研究的指導思想、研究成果的發表，都由黨的官員決定。研究人員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獨立地研究，不能對真理進行追根問底的探討。對官方意見的注釋、論證，對官方錯誤的辯護，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唯一目標。當時也有一些學術刊物，如《哲學研究》、《經濟研究》等，但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黨政官員手中，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宣傳工具。 全國各地圖書館，一些與中共中央意見不一致的書刊都拿下了書架，有的封存，有的銷毀。文化藝術被當作革命事業這架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當時的文藝作品絕大部分是歌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神化領袖、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是文藝工作者的主要任務。如果說，報刊從輿論上、社會科學從理論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的話，那麼，文藝則從情感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動員人們忠於毛澤東。中國的文藝在神化領袖方面起了其它輿論工具無可比擬的作用，中國的文藝是造神文藝。 毛澤東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態度講到秦始皇「焚書坑儒」，認為秦始皇只「坑」了幾百人，而「我們」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這是實話實說。所以，新中國建立之初，幾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學者專家都自覺地或被迫地放棄了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沒有這樣做、並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陳寅恪等極少數人。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中，又對思想界進行了整肅，近60萬不服從統一思想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分子」。一場一場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鬥爭，更加強了思想的「統一」。 在那個時代，全國的一切宣傳機器、一切文化教育，都為同一目標服務，都集中地朝一個方向影響每一個人。全國上下，真正做到了輿論一律。一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從而實現了全體人民的思想「一體化」，實現了「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那時，全國只有一個思想家，只有一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一」。 在政教合一的情況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誰的權力最大，誰就是真理的化身。沒有人敢發表不同的意見，甚至沒有人敢獨立思考。大批無知者相信毛澤會把人們引向共產主義的天堂。大批幹部自認為是「為人類最美好的理想而奮鬥」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無暇進行說服的情況下，他們對不順從者施暴是理所當然的。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人們視毛澤東的思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一的價值，造就了眾多的真誠的信奉者。所以，在三年大饑荒期間，人為造成這麼大的災難，而農民卻認為毛主席是英明的，中央是正確的，只是下面幹部沒搞好。 七、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 中國在帝王時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說法，但是，由於交通不便，鞭長莫及，還有王法不行的荒蠻之地。在毛澤東時代，藉助現代的交通和通訊，真正實現了昔日帝王的夢想。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一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各地的官員們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一旦出現政治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脫之地。本書介紹了一些省份在三年饑荒時的情況，讀者會看到，各地的情況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這裡。 當時中國的社會是同構同體的金字塔的社會結構。在城市，是市――區――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居民組――居民。在任何一個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一個城市相同的結構和相對應的層次和角色。在農村，是省――地――縣――公社――大隊――小隊――社員。在任何一個鄉村都可以找到與另一個遙遠的鄉村相對應的層次角色。在廣東省的一個生產隊和遠在千里之外的黑龍江省的某一個生產隊是一個相似形。廣東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和黑龍江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沒有多大差別。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使社會結構穩定，社會成員角色簡單，社會成員的行為特徵同一化。政府機構金字塔，城市結構金字塔，農村結構金字塔，交織成網路，構成金字塔體系。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被局限在這一網路的不同層級一個個網眼中。社會成員不能流動，社會成員之間也沒有交換關係。這種社會結構便於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成員的個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錯誤的政策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會通行無阻，不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錯誤效應還會層層放大。 在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里，沒有「化外」之民。著名女作家章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時，她父親章伯鈞對她說：「你一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為寇也要活下去！」章詒和悲哀地說：「哪有草啊！」在這樣的社會結構里，饑民連逃荒都沒有去處。 （未完待續）

（接上期） 4、刑事案件增多 個案調查報告顯示，四川省瀘縣治安情況混亂，個別嚴重的生產隊、管理區，連夜裡開會都開不起來。如楊九公社自1961年1月6日到10日5天當中，連續發生搶劫偷盜案件17起。該村二朗管區三隊社員楊雲章在10日晚就被持棍棒進家搶走6隻鵝、12個雞蛋、3隻羊。又如曹市公社從1960年12月底以來，發生搶劫偷盜案件104起。據政法部門統計，1961年春一周內，全縣69個公社中，有36個公社發生了搶劫偷盜案件。  過去中國是不公布犯罪統計資料的，1987年才在有關部門中逐年公布，並且將以往的犯罪統計補充公布。從公布的刑事案件數據中，可以看到，正常年景刑事立案數21萬起左右，在飢餓最為嚴重的1960年和1961年，刑事立案數大幅度上升。 刑事立案數大幅度上升的現象，一方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但也與司法部門的指導思想不當有關。甘肅省《民勤縣誌》記載：「1959年-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中，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人們大量外逃和死亡，為了生存，一些社員宰殺牲畜、偷盜糧食。期間，法院審判工作由於受左的影響，將這些行為當作破壞活動進行打擊。1959年受理各種案件種類刑事案件492件，佔總案數的55.8%。」 這本縣誌的說法也符合其它地方的情況。 中國公安大學研究社會治安的教授張慶五當年曾在公安部工作，他對本書作者說，當年所發生的所謂刑事案件，大多是饑民為了生存偷竊或搶劫食物。所以，在刑事案件中，盜竊案最多，殺人案很少。從吉林省的一份統計資料證實，在最困難的時候，兇殺、縱火、詐騙等案件與常年差不多，強姦案大幅下降，而盜竊案和殘害牲畜案（殺了吃了）大幅上升。這和張慶五教授的看法一致。 表格  二、沒有發生大規模社會震動的原因 在三年大饑荒期間，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衝突和社會震動，其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有效的社會控制，而這些社會控制的手段都是來自極權制度。 1、大規模的鎮反肅反  1950年7月23日，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名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在這些政令發出以後，各地大規模地開展了鎮壓和肅清反革命的群眾運動。在這場大規模的鎮反運動中，共捕了260萬人（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38萬人），殺了71.2萬人，關了129萬人，管制了120萬人。  以後這種懲治反革命的政令持續不斷： 1951年6月22日，公安部公布《關於沒收反革命罪犯財產的規定》； 1952年7月17日，公安部公布《管制反革命分子暫行羅法》； 1955年4月21日，國務院第九次會議通過關於加強鎮壓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的鬥爭的決議； 1957年8月9日，國務院第56次會議通過關於處理國家機關、企業、學校在肅反運動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工齡和工資問題的規定； 1957年9月20日到11月27日，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罪證展覽在北京展出，開展了關於肅反的大宣傳。 1958年6月24日到8月16日，第九次全國公安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強調加強對「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區」的肅反力度。 中央政府每一次指示，都會在各省、地、縣掀起一次肅清反革命的高潮。從廣東省鎮反可見一斑。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名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發表以後，1950年10月，廣州市軍管會就頒布了《關於特務分子登記自新的布告》，限令所有國民黨特務在10月11日之前，前往公安部門登記自新。廣州市的鎮反由此拉開序幕。葉曙明先生寫了一篇題為《1951年：廣東鎮反實錄》長文，現摘引部分內容如下。 直到1951年3月為止，在省、市機關及鐵路自首登記的特務共有1013人；另有反動黨團分子登記，在市機關有10669人；鐵路系統職工總人數9000人，其中已登記的反動黨團分子就有5054人……從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新生的人民政府已把3437名反革命分子投入大牢（不包括治安案件在內，其中廣州市1263人），殺了1465人（其中廣州市67人）。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中共中央、中南局要求儘快完成兩廣的剿匪和鎮反。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要求堅決糾正鎮反中「寬大無邊」的偏向。毛澤東多次指示中南軍區、華南分局和廣東軍區領導，國民党進攻廈門、汕頭的可能性很大，廣東、福建要加強剿匪，大膽處決一批罪大惡極的惡霸匪首。「廣東必需有計劃地處決幾千個重要反動分子」（毛澤東《關於對反革命分子判刑問題的電報》）， 1951年1月22日）。廣東決心急起直追。至1951年1月上半月以前，再逮捕了1340人（不完全統計，其中廣州市300人），殺了1308人，在押15322人（剿匪中的俘虜未計，其中廣州市3322人）。中央派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親自到廣東坐鎮督戰。1月下旬以後，廣東再加快捕殺的進度。為了提高效率，決定把殺人批准權，下放到地委一級。據廣東省公安廳2月份的公布，從11月會議之後，至翌年2月，「根據初步統計，全省處決反革命分子2831名（其中軍區1406，地方1425），破案180件。另外僅潮汕、珠江、西江三個區和汕頭湛江二市的統計，已抓7270名，現在全省統計共押犯人40486名，其中公安系統28575名，法院11911名。」但距離完成「處決幾千個重要反動分子」的任務尚遠。 2月17日，毛澤東在一封給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信中，對兩廣在剿匪和鎮反中的「寬大無邊」政策，再次提出嚴厲批評……隨著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的批准和公布，廣東各地，再次掀起鎮反高潮，成批鎮壓反革命分子。並定下指標，在大城市須按0.5‰比例殺，在農村須按1‰比例殺。 按3月份一個月統計，全省處決反革命分子8039名，超過了解放後至1951年2月的14個月內所處決的總和（5218名）。現在（截至3月份）全省共已處決13257名，關押49281名。  通過遊街、舉行宣判大會、街頭布告、動員、上門宣講，以及詩歌、小說、電影等等形式的鋪天蓋地的宣傳，形成全民鎮反的高潮。 4月25日，廣州市舉行了有3萬人參加的各界人民控訴反革命罪行大會，當場判處198名反革命分子死刑。會後三天之內，政府收到群眾投寄的擁護信和檢舉反革命分子信件，竟多達3萬多封。 3月以後，雷霆萬鈞，高潮疊涌，各地都有不同規模的公審大會、控訴大會。在報紙上，人們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報道：「我檢舉了我的爺爺」，「我不承認他是我的父親，我要控訴他」，「我的丈夫是特務，現在人民政府槍決了他，我很歡喜」。 廣東的情況不是個別的。朝鮮戰爭開始以後，為了糾正一些地方對反革命分子處理「過寬」的傾向，根據政務院和最高法院《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東北地區迅速大規模地逮捕了匪特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處決近千人。 廣西接到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後，扣押了各類反革命分子8萬多人，其中一批人被處決。  建國初的徹底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後，五十年代中期又進行了多次肅反。在1955-1957年，全國在機關、企事業單位、工廠進行了三次肅反運動。大躍進期間，公安部門還強化了各單位、機關、企事業單位和農、林基層單位的治安保衛系統，基本達到了「無一死角」。在熱火朝天的大躍進形勢下，中共中央對公安工作發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國「每一個角落都打掃一下」，其具體方法就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進一步展開內部肅反和社會鎮反運動。大躍進運動展開後，遵照中央的指示，江蘇省又在全省公私合營工礦企業、手工業合作社等其它基層單位共141萬人口中進行第四次肅反。「這一次肅反任務比第一、二、三批的總和要大一倍以上」。由於肅反任務過於繁重，就批判「肅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傾保守思想，從而「促進了肅反運動的大躍進」。在這次肅反期間，全省共收到檢舉材料40多萬件，對地富反壞份子普遍地開展了一次審查評議工作。1958年3月，江蘇省在鎮江、常州召開了各地、市、縣的肅反現場會議。6月下旬，南京大學進行「肅反補課」。在大躍進的形勢下，第四次肅反進展尤其順利，江蘇全省「搜出各種反動證件三萬一千餘件」，給一些「翹尾巴」的地富反壞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強大的國家威權的震懾下，全省有25000 名「反、壞份子」投案自首，或補充交代了問題。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躍進期間新建、擴建單位共77萬人中繼續開展肅反運動，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結束。經過這次肅反運動，實現了「三見底」：「反革命組織見底，外來人口、長期外出回歸人員政治情況見底，現行破壞事故見底。」大躍進期間，公安力量的地位得到明顯的突出。1959年，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城市基層的領導，南京各公安派出所支部與街道支部合併為街道黨委，多數黨委書記由原派出所長擔任，公安部門與所轄地段的所有單位建立了經常的工作聯繫，對城市社會的控制已全面滲入到每一個角落。  連續不斷的鎮反、肅反運動，使社會反抗力量大為削弱，沒有人敢當反抗的帶頭人。吉林省人民檢察院黨組的一份報告分析說：「由於幾年來鎮壓反革命鬥爭取得了巨大成就，加上各級政治機關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抓緊了打擊現行、挖掘殘餘、大搞改造、加強預防等工作，給敵人連續不斷的沉重打擊。所有這些，促使全省敵我鬥爭形勢進一步趨向緩和，反革命雖然還有，但比過去更少、更弱和更加分化孤立了。」  2、利用專政工具連續嚴厲打擊  大躍進以來，專政機關也對專政工作實行了大躍進，任何反政府的言論和行為以及犯罪嫌疑都被及時發現和嚴厲打擊。1958年6月24日到8月16日，第九次全國公安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對肅反鬥爭進行了總結，還作出了《關於徹底肅清山區、結合部、水上、落後地區漏網外逃反革命分子和流竄犯的決議》，加強了肅反和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區的清理力度。根據全國第九次公安會議的決議，各省紛紛行動。 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冬到1959年6月，吉林省共挖出殘餘反革命分子9058名，反動會道門骨幹943名；捉住流竄犯677名。還揭發出隱瞞成份逃避管制、改造的地富分子4959名。此外，還清查出嫌疑分子11145名。戰役中收到群眾檢舉揭發材料26839件，其中有價值的16538件。在群眾壓力和黨的政策的感召下，有2232名反革命、流竄犯投案自首。1960年7月，吉林省將「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區」的批捕人犯的許可權下放到縣委和省、地委工作組，從而進一步加強了打擊力度 。據本書作者黨握的資料，吉林的情況具有普遍性。1958-1960年，安徽天長縣法院帶著蓋好公章的空白判決書下鄉，遇到被認為表現不好的人，隨時判決，宣布管制。公安、檢察機關和公社幹部亦可隨時填寫空白判決書，甚至出現少數口頭判決現象。 1958-1961年間，雲南省楚雄自治州共打擊現行反革命5813人， 在1958年共打擊各種壞分子10549名，其中死刑37人，逮捕3238人，勞動教養702人，被打擊的壞分子大約佔總人口0.7%。 這些被打擊的對象，有相當一部分是冤假錯案。 除了常規打擊以外，各地還集中組織力量，進行突擊性的打擊。根據中共中央東北局的統一部署，1961年12月13日到19日，吉林省在城市、鐵路沿線的集鎮，集中力量統一領導，採取突然襲擊的方法，對盜竊和投機倒把活動，進行了一次規模較大的圍剿。這次行動，全省組織了2萬多名幹部參加，檢查了12487個重點場所和部位。全省共發現盜竊、投機倒把分子和可疑、嫌疑分子共9905名，其中集中審查8733名，拘留審查1172名。清查處理了7713名。其中逮捕了39名，勞動教養79名，強制勞動143名，行政拘留315名。其它屬一般問題，轉交有關部門或經過批評教育後放回。由於廣泛發群眾，群眾檢舉各種犯罪線索1萬多件，扭送違法犯罪分子52名。在強大的聲勢下，7天中坦白自首的盜竊、投機倒把、走私分子2000多名，坦白出來的集團有21個。 1961年四川崇慶縣開展了7天的突擊「治安運動」，對909名有小偷小摸行為的人進行鬥爭，造成打死和被打者自殺事件12起。  為了防止敵捕亂殺，有的省對捕人、殺人有控制數字。但是，1960年，感到原定的捕人、殺人的指標不夠。如，1960年吉林省捕人的控制數為5000人，殺人控制數字為80人。到6月底，全省已捕2575人（其中，反革命分子714人，其它犯罪分子1861人）占控制數字的51.5%；殺53人，占控制數字的66.25%。吉林省政法委黨組給省委的報告說：「據目前情況來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更加深入，特別是改造落後地區、三反運動和城市調查摸底工作的全面展開，必然會有許多敵人被揭發暴露出來，捕人、殺人也就會相應地增多……為了爭取主動，領導心中有數，必須將捕人、殺人的控制數加以調整。我們的意見是，捕人控制數由5000人增加到6500-7000人；殺人控制數由80人增加到160人。」 吉林是一個饑荒不算嚴重的省份，殺人的指標成倍突破，一些饑荒嚴重的省份，捕人、殺人就更多一些。 除了加強打擊以外，大躍進一開始，各地基層政權對「敵對勢力」加強了控制。《墊江縣誌》記載：「從1959年起，採取由黨員、團員、民兵、治保員組成『包夾小組』，把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監管起來；實行一月一訓話、季度一考評、年終總評的制度。根據表現好壞，摘『帽子』或戴上『帽子』，由縣人民委員會批准，予以宣布。」 四川省墊江縣的作法具有普遍性。 3、嚴密的組織、嚴格的戶籍制度和食品供應  中國的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在中國共產黨手裡。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嚴密組織。1958年「大躍進」時，中國共產黨有1500萬黨員。在「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約束下，所有的黨員都必須聽從黨的意志，並帶動和監督他周圍的群眾執行黨的意志。黨組織的控制深入到每一個鄉村、每一個車間、每一所學校、每一家商店，每一個連隊。共產黨還領導著共青團、工會、婦聯、少年先鋒隊等「群眾組織」，在中國，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共產黨所控制的組織裡面工作、學習和生活。每一個人都只能從組織里得到生活資料，只能從組織那裡得到信息。每一個人的行為和思想都受到組織的控制。很少有人發表與政府不一致的言論，反政府是極其個別的極端行為。 流民失控最容易造成社會動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十分注意減少流民、控制流民。自1953年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而這些票證只能在居住所在地領取。1958年1 月，國務院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規定由公安部門主管全國公民的戶口登記工作。各級公安部門將加強戶口管理作為公安工作的重要內容。通過對戶口的控制，公安部門對每一個居民的情況了如指掌。戶籍制度極其嚴密，離開戶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當地政府開具的證明文件，並帶上糧票、油票和其它票證，到了目的地以後，拿證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記才能住宿，用自己帶來的糧票、油票才能吃飯。農民除了參加農業勞動以外，不能外出做工。農民離村需要向隊長請假。由於把農民緊緊捆在土地上，社會上基本沒有流民。 大饑荒出現以後，饑民逃荒開始增多，但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嚴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農民外逃，另一方面，對逃荒農民嚴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竄犯」的名義加以拘留、拷打、遊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披露，1960年流動人口曾經達到600萬，1961年1月-8月，全國收容207萬人，1962年1月-8月全國共收容140萬人，全年估計收容近200萬人。 1961年11月2日，吉林省政法工作負責人徐守身在省委召開的整頓城市治安秩序的電話會議上講話 說：最近中央公安部、內務部召開了會議，研究了收容自流人口和整頓城市的治安秩序問題。因此，吉林省8個市在11月都要行動起來，到年底要求見效，到春節要求見大效。為了實現這個要求，必須採取以下措施： 一是堅決制止流動人口。首先要堵住外流的口子，教育農民不要外流。第二是鐵路要卡緊，火車上要嚴格執行憑票上車、憑票就餐制度。凡是流入城市、鐵路沿線的流動人口，一律收容起來，有一個收一個。有家可歸、自己願意回去的，就遣送回鄉；實在不願意走或有困難的，也可以安置到農村。對遣送不歸或假籍貫的人，要集中勞動，邊勞動，邊審查，邊教育，邊處理。 二是認真解決城市閑散人口。經過整頓以後，戶口工作要加強起來。城市戶籍警一般只管500戶，力量不足的要補充。戶籍警按幹部待遇，並且不得輕易調動。對旅店、飯店、澡堂等複雜場所控制要嚴，防止壞人混入。立即停止對外售票的舞廳。 三是加強交通要道的治安工作。此外，各工廠、企業、機關、學校，要整頓內部秩序，加強紀律，建立制度，堵塞漏洞。 徐守身還說，要有計劃地大張旗鼓地鎮壓一批反革命分子。中央公安部指示，各個大城市都要選擇典型案件殺幾個，中等城市、農村也要殺一點。殺人要開萬人大會，會上要有市長講話，當場宣判，立即執行，張貼布告，做到家喻戶曉，以收殺一儆百之效。 4、意識形態的嚴密控制  那時，真理的旗幟掌握在共產黨手裡。經過半個世紀的戰亂和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新生政權得到人民的信賴，人們相信中國共產黨能把大家引向美好的共產主義，不少人願意為這個偉大的理想作出犧牲。自己挨了餓，家裡餓死了人，還認為這是個別現象，為了共產主義偉大理想，作出這樣的犧牲也是應該的。 所有報刊，所有會議，所有的課堂和講壇，都千篇一律地宣傳政府的聲音，發布對政府有利的信息。黨支部、共青團、民兵、婦聯、工會、學校，都向群眾灌輸中共中央的意志，抵制和消滅一切與中央聲音不一致的「雜音」。全國的一切宣傳機器、一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一個方向影響每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全國上下，真正做到了輿論一律，實現了全體人民的思想「一體化」。 強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們馴服，新聞封鎖使人愚昧。餓死上百萬人的「信陽事件」、餓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問題」，不僅當時鄰近地區不知有其事，甚到幾十年後還嚴加保密。處理這些重大事件的辦法是，把全局問題當作個別問題來處理，把一個地方餓死人當作「一個指頭」，在承認「一個指頭」的同時，大講「九個指頭」的成績。誰要否定「九個指頭」，誰就是否定「三面紅旗」。用空洞的「全國形勢一派大好」淡化人們實實在在的飢餓，壓制人們對飢餓的不滿。 5、饑民的反抗在萌芽狀態即被消滅，不可能發展壯大 在古代，饑民沒有辦法生存時就嘯聚山林，揭竿而起。毛澤東早年建立「革命根據地」，和中央政權對抗。在現代社會，這些已成為不可重複的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民間力量很難藉助武力來推翻它。這是因為：第一，沒有領袖。中國歷代農民起義，起骨幹作用的還是地方豪強和中小地主。由於土改、鎮壓反革命和歷次政治運動，農村的強人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既然豪強不存，農民起義也就沒有領導精英。第二，沒有財富。在中國共產黨掌權以前，可以通過剝奪民間富豪為造反提供經濟手段，新中國成立以後，一切財富全由國家控制，民間再沒有可剝奪的地主富豪。第三，沒有可以與政府抗衡的武器。政府掌握了現代化武器和現代交通、通訊工具，而民間不能擁有任何武器。任何嘯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內。對任何邊遠地區的「根據地」，政府軍都可以藉助現代交通，迅速到達。第四，沒有組織。沒有結社自由，一旦出現政治組織，很快就被撲滅。無組織的群眾難以對付有組織的政府和軍隊。在現代極權制度下，民間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既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澤東的井岡山。現代極權制度只有在社會矛盾積累到相當尖銳的程度，靠領導集團內部瓦解，靠宮廷政變來更換領導集團。民間的反抗和騷亂只能是上層權力更迭的外因。 在1958年-1962年間，政府擁有400萬人以上的強大軍隊。這支軍隊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它既應對外患，更是為了應對內亂。民間反對者不可能聚集與政府軍相抗衡的力量。為了維持這支軍隊，為了提高這支軍隊的裝備水平，軍費支出在國家財政總支出中一直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見表25-2。 表格 1950年-1952年是朝鮮戰爭期間，國防費用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特別大，最高達41.1%。以後比例下降了。但是，國家建立了初步的工業體系以後，這個表中列出的費用不是國防戰備費用的全部。中國很多武器是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由民用工廠生產的。當時各省市都設有「國防工業辦公室」，負責「軍工動員」任務的落實。此外，一些重要的軍事科研項目由非軍事研究單位承擔，很多普通院校承擔了軍事院校的科研項目和培養人才的任務。「兩彈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來自國防經費。從表25-3中可以看出，大饑荒年代軍費開支是最低的。但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還在8.9%-13.6%之間。 6、懲罰農村基層幹部，消減農民的不滿情緒 餓死人最多的地方通常是幹部作風最為惡劣的地方，也是「五風」颳得最嚴重的地方。中共中央通過全國性的糾正「五風」運動，處理了一大批農村基層幹部。處理這些基層幹部的借口是「民主革命不徹底」，說這些被處理的基層幹部本來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這為受害的農民出了一口氣，緩和了矛盾，讓農民感到「中央是英明的，只是地方幹部不好」。而這些壞幹部又都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這就把共產黨的過錯推到已經下台的國民黨身上了。這些情況在本書上冊介紹各省情況時有比較詳細的敘述，這裡不再重複。 第二十六章 大饑荒的制度背景 為什麼像糧食「高產衛星」那麼離奇的謊言沒人揭穿？ 為什麼數千萬的饑民瀕臨死亡得不到救助？ 為什麼造成餓死人的路線、政策一直持續三年？ 為什麼農村基層幹部能如此殘忍地摧殘農民？ 為什麼餓死的大多是生產糧食的農民？ 為什麼餓死幾千萬人絕世慘案能夠密而不宜、一直隱瞞半個世紀？ 這些問題只能從制度中找答案。 產生大饑荒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造成中國這場大饑荒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呢？是以中國傳統的王權主義加上斯大林的專制主義為特徵的極權制度，即藉助秦始皇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一、毛澤東是中國最後一個皇帝 1973年8月5日，毛召見江青，令其手記七律一首，這首詩是批評郭沫若《十批》 的。 勸君少罵秦始皇， 焚坑事業待商量； 祖龍雖死魂猶在， 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 莫從子厚返文王。  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就是帝王專制史。毛澤東沒有擺脫幾千年帝王專制的強大慣性，在他的頭腦里，王權思想還有重要地位。他這裡說《封建論》作者「唐人」是指唐代的柳宗元，字子厚。在秦以前的分封制，封建領主在他的封地上有很大的獨立性，中央政權不能全面控制，有「尾大不掉」的情況。秦始皇廢封建設郡縣。柳宗元在《封建論》一文中，認為秦始皇最先實行的郡邑制優於周代的分封制。柳宗元從權力集中的角度來評判優劣的。郡邑制把全國的一切權力都集中於皇帝手中，地方官員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員的去留完全由皇帝決定，「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秦始皇創建的行政制度沿襲了兩千多年。 多年來，人們用「封建社會」來描述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制度，歷史學家劉澤華先生的《中國的王權主義》一書，使這個認識加深了一步：自秦始皇以後，中國不是封建主義，而是王權主義。 實際上，和毛澤東對應的不僅僅是王權主義，而是極權主義。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也有人譯成全權主義。它是20世紀二十年代出現的一個政治術語，是墨索里尼最早發明的，墨索里尼強調「一切從屬於國家，不許脫離國家，不許反對國家」。極權主義以強有力的中央統治為特徵，試圖通過強制和鎮壓，對個人生活各方面進行控制和指導。極權主義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對人民的整個生活實行無孔不入的統治。極權主義為了實現國家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按國家領導人的認識水平和偏好制定的，他們認為這個目標是為了「最大多數人最大的利益」，只有他才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的利益」的代表），不惜一切代價，傾全力以達到目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在極權制度下是被允許的，有時是必要的，它因無限忠於國家的意識形態而變得合理。在王朝時代，由於交通、通訊的落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不過是一個理想，國家的權力很難經常深入到版圖的每一點上。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技術和組織手段，國家的權力深入到一切邊遠的鄉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毛澤東這一代領導人奉行的是共產主義，共產黨人的理想是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他們描繪出了人類最美好制度的圖景。為什麼他們所建成的制度和原來的理想大相徑庭呢？哈耶克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這本書中，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深刻的回答。我不再重複他這本書的內容，我只是想說，我並不懷疑開創者的真誠。他們中很多人也許是想救民於水火的仁人志士。但是，他們宣傳共產主義理想的時候、開始用這個理想建造這個制度的時候，不會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人的認識是有限的。 制度是人和人的關係，也是個人和整體的關係。通過制度把單個人的活動連接成整體。但是，連接整體以後所導致的結果，任何個人憑著有限的知識和觀察，是不能預知的。這像數學中的「有限」和「無限」的概念一樣，在「有限」中得出的正確結論放在「無限」中有時是不正確的。這是一。 制度是千百萬人共同建造的，但是，建造的過程並不是完全遵循建造者的意願，它要因襲原有制度的遺產（現代語言稱為「路徑依賴」），它還要受到種種外力的影響。一種「理想的」制度建成以後，建造者會驚奇地發現：「竣工驗收」的成果和「設計圖紙」大相徑庭。這是二。 第三，從理論上說，制度是為人服務的。但是，一旦制度建立起來以後，人們都要受到這個制度約束。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制度本身的力量（制度的邏輯力，制度的慣性力）又迫使制度的執行者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做出這些事情的後果是與制度建造者的最初願望有時是相悖的。 哈耶克說：「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 中國人經歷的情況正是如此。 毛澤東身處高位以後，在中國王權文化傳統浸潤中，在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框架里，把早年自己曾宣揚的民主拋到九霄雲外，儼然以帝王自居。 2000年的一天，曾任毛澤東的秘書的李銳，在與他的老朋友在一個飯桌上（當時本書作者也在這個飯桌上）說，在延安，毛澤東曾戲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麼不同？師哲按照書本知識說了個一二三，毛澤東哈哈大笑，說：「其實是一樣的！」 毛澤東這個理解不足為怪。他是在中國農業社會成長起來的，沒有接受過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對農民起義改朝換代情有獨鍾，在他眼裡，總統和皇帝都是君臨天下，都是統率萬民，當然沒有什麼不同。 1981年11月14日，在討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草案時，朱德的秘書陳友群提供一個情況：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節的口號中，最後兩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審定時，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一條。「毛主席萬歲！」這個幾億人呼喊了幾十年的口號竟然是毛澤東自己要別人喊的。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其實也好理解：要「君臨天下」就得有人山呼萬歲，在專制社會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法國大作家兼哲學家安德烈.馬爾羅曾在1972年向身為美國總統的尼克松介紹毛澤東：「有一次我問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的繼承人。毛說，當然我是他們的繼承人。」 經過幾十年的奮鬥，毛澤東這一代人藉助「分久必合」、「久亂必治」的歷史契機，把歷經半個世紀戰亂的國家整合起來了。他們在中國皇權文化的土壤上構築了一個金字塔式權力結構。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強有力的思想控制，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這些相輔相成，形成了一個十分穩定的、高度集中的權力金字塔。毛澤東身處金字塔的頂端，牢固地掌握了這個權力結構之柄。這個「柄」就是軍隊和黨的控制權。有了這個權柄，他就比任何人強大，他就成了全國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思想權威。民眾的個體在這個權力結構里微不足道，他們只能為全國唯一的目標――共產主義獻出一切。 這個金字塔結構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來的，是經過兩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儘管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但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 中國最後一個皇帝不是袁世凱，而是毛澤東。毛澤東實際是現代中國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歷代皇帝更加強大，統治更加嚴密。歷代帝王可以像法皇路易十四那樣說「朕即國家」，毛澤東的許可權遠遠超過了他們，他可以說「朕即社會」。在毛澤東以下的各級領導機關，主要領導人都是毛澤東的臣下，但在他自己領導範圍內像毛澤東一樣行使權威。他們也是一個個土皇帝。 （未完待續）

（接上期） 商品供應全面緊張。自1958年以來，市場上商品短缺現象逐漸嚴重，從吃的、穿的到一切日用品都嚴重供不應求。1960年商品短缺狀況進一步加劇，不得不在全國範圍內減少糧食、棉布、食油的定量標準。1961年商品供應緊張的情況更為嚴重，食鹽、火柴、鍋、碗、盆、筷之類日常用品都買不到。但是，商業部門的商品庫存總額卻增加35%，其中，日用品庫存總額增加近70%。這些庫存商品都是質次價高、不適銷、不對路的冷背殘次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以後的清倉中報廢了。 這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結果。貨幣流通過多，商品供應不足，應當物價上漲。但中國的物價受到行政管制，對占人民生活開支的60%的生活必需品，國家不讓漲價，它們是列入國家控制的18類商品。但越管制，商品越不足。不過，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供應的平價消費品還是漲了15%，為了回籠貨幣，還開放了一些高價商品。1962年一度放開了集市貿易，集市貿易價格大幅度上漲，比計劃內的價格高出很多。詳見表24-6。有人分析，計劃內商品漲價、高價商品的影響、集市貿易價格的帶動三項因素加在一起，整個價格上漲了30%，有的地區上漲了40%。  表格  職工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除了糧食定量減少以外，副食品供應也大幅度減少：食用油減少47.6%，豬肉減少80.6%，有些副食品連定量供應也不能保證。以當時生活水平最高的八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瀋陽、武漢、廣州、重慶、西安）1961年居民消費水平為例，全年每人消費豬牛羊肉：重慶最高，每人5斤，上海3.6斤，北京、武漢2斤，天津、廣州1.7斤，西安1.3斤，瀋陽0.6斤。全年每人消費雞蛋：天津、廣州、瀋陽無貨供應，其它城市平均每人每年不到半斤。全年每人消費食糖：廣州最高，為12斤，上海、北京3.5斤，重慶2.8斤，天津、武漢、瀋陽1.3-1.8斤，西安不到7兩。 職工工資也下降。1961年，國有制單位職工的年工資平均為537元，比1957年下降低15.7%；如果扣除物價因素，比1957年下降28.7%。根據全國大、中、小13個城市、526戶職工家庭收支情況調查，1961年上半年，職工家庭每人平均貨幣收入為17.07元，扣除物價因素，每人平均實際收入只有15.53元，比1957年減少了1.87元。  由於商品供應全面緊張，商品「走後門」的情況十分嚴重。如果沒有私人關係，就是手持國家發的供應票證也買不到東西。有了私人關係，就可以買到超過票證供應量的商品，商品的質量也比正常渠道買的要好。能夠「走後門」的主要是幹部。當然，一些掌握商品供應人員的親戚朋友也會沾光。「走後門」賣出的商品有時比正常供應的商品還要多。河北省唐山市節日的副食品供應量，「走後門」賣出去的比實有人數定量供應量多10%。在商品供應本來十分緊張的情況下，「走後門」猖獗，普通百姓更買不到東西了。所以，群眾對商品走後門的情況非常憤慨。1961年，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召開了反對商品「走後門」的專門會議，中共中央在這個會議的《關於反對商品「走後門」會議情況的報告》報告上批示：「在全民所制企業中反對商品『走後門』的鬥爭，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階級鬥爭在經濟戰線上的反映」。到1962年3月底，在27個省市自治區中（不包括西藏），有21個開展了反對商品「走後門」的群眾運動，有3個省進行反對商品「走後門」的教育，有3個省把反對商品「走後門」作為整風運動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內容之一。1962年4月16日，國務院財貿辦和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聯合向中共中央上報了《關於反對商品走後門運動情況報告》， 這個報告在肯定運動成績的同時，指出「有些地方只反下，不反上，下反上走，邊反邊走，有些不合理的『內部供應辦法』還沒有取消。」 實際上，只要商品供應緊，只要權力至上，走後門的現象不可能停止。 五、被迫調整，一步三折  面對國民經濟的困境，在1960年7月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不得不年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所謂調整，實際就是從前兩年過激的政策中退回去。不過，在這次會上，調整的目的還是為了保證完成鋼鐵生產任務。 北戴河會議期間及稍後，國家計委黨組根據中央的決議，醞釀提出對工業進行調整、鞏固、提高的初步設想。8月底，國家計委黨組向國務院彙報1961年的計劃指標時談了他們的設想，周恩來總理補充了「充實」兩字，從而形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個字。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在轉發《國家計委黨組關於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報告》的批語中指出：「1961年，我們要使各項生產建設事業在發展中得到調整、鞏固、充實和提高。」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這八個字，但當時尚未當作一個時期的工作方針明確起來。由於思想認識尚不明確，組織行動不及時，所以1960年下半年調整工作並未實際貫徹下去。中央對1960年的高指標也未提出修改。眼見鋼鐵生產月月完不成計劃，中共中央還於8月和12月兩次發出緊急指示，作為政治任務，要求保證完成當年1860萬噸鋼的生產計劃。這一年雖然經過拼消耗、拼設備，勉強把鋼鐵生產任務完成了，而農業卻大幅度地減產，結果造成了工農業比例的更大失調。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作為方針確定下來，是在1961年1月中旬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決定的。全會第一次正式向全黨和全國宣布：必須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當時的提法是，「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在已有勝利的基礎上，採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 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之後，在調整方針的貫徹過程中，中共中央制定了若干具體政策和措施，首先制定和修改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調整農村生產關係。同時，壓縮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和基本建設的規模，充實和加強農業和輕工業戰線；壓縮城鎮人口，精簡職工隊伍；壓縮黨政機關和社會集團的購買力；提高農副產品的價格，等等。 這些措施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八屆九中全會還抱著「十個指頭」成績和「一個指頭」缺點的看法，不承認大躍進對國民經濟造成的的嚴重後果，調整工作還是在肯定「大躍進」「已有的勝利的基礎上」來進行的。因此，當時確定的1961年的主要工業指標，如要求鋼的產量達到1，900萬噸，比上年增長1.6%；原煤產量43，100萬噸，比上年增長2.6%；糧食產量要求達到4，100億斤，比上年增長10.8%。發展速度比「大躍進」的速度是大大降下來了，但仍然要求在上年過高的水平上有所發展，而實際執行的結果同人們的主觀願望相反。1961年上半年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戰線都在全面下跌，不僅距離完成計劃甚遠，而且大大低於上一年同期的水平。夏收的糧食產量也沒有達到計劃規定的指標。 在這種情況下，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認真研究了工業狀況。會議對當時工業生產中的混亂和被動局面有了較深的了解，9月15日向全黨發出了《中央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在這一指示中承認，八字方針雖然提出一年多，但由於情況不明，認識不足，經驗不夠，一直沒有按照實際情況降低指標，以致調整工作沒有能夠有效地進行，喪失了一年多的時機。現在再也不能猶豫了，必須以最大的決心，把工業生產指標和基本建設規模降到確實可靠的水平上。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從全局出發，在應當後退的地方堅決後退，而且要退夠。廬山會議確定了具體降低鋼、鐵、煤、電等重工業產品的生產指標，縮短基本建設規模的指標。又對40種急需的輕工業和手工業產品及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提出具體的發展指標。這次會議提出「退夠了再前進」的思想是符合實際的，但經濟調整工作仍然不能越過「肯定『三面紅旗』成績」的障礙。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發言時，毛澤東插話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沒有什麼了不得」。隨後他又形象地說，「現在退到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了」。 因此，「退」的決心還不大，這一年計劃指標還是很高，始終沒有放下大躍進的架子，結果，調整後的計劃也沒有完成，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下降30.9%，國民收入比上年下降29.7%主要工農業產品，除糧食略有增長以外，多數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吃穿用的緊張局面還在發展。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大家對經濟形勢講了一些真話。初步總結了「大躍進」的教訓。但是，在對經濟困難程度的估計以及如何克服困難的步措施上，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領導核心間和高級幹部中，存在著不同的認識。一部分人能夠實事求是地承認國民經的嚴重局面，主張採取堅決有效的調整措施，扭轉危局。另一部分人不願意承認工作中犯了錯誤，把困難主要歸之於農業遭到的自然災害，認為只要農業有了好收成，困難就過去了。他們留戀「大躍進」，不僅不肯下馬收攤子，還認為政策的後退是右傾，並且隨時準備反「右傾」。 真正實現「退夠」還是「西樓會議」。七千人大會結束後的第14天，1962年2月21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後稱「西樓會議」。這次會議上，陳雲分析了經濟形勢的嚴峻情況，提出了克服困難的六點措施。西樓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統管經濟工作，由陳雲任組長。5月7日到10日劉少奇又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這次會議，進一步統一了調整國民經濟的認識，特別是在精簡職工和城市人口、切實加強農業這兩件事上下定了決心。進一步調低了1962年的各項經濟指標，明確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具體方案。在這次會議以後，對國民經濟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減少城鎮人口，精減職工。城鎮人口在1961年已經減少1000多萬人（其中減少職工873萬人）的基礎上，1962年又減少1000萬人（其中職工850萬人）。1961年、1962年兩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人以上。 精簡工作1963年還繼續進行。從1961年1月，到1963年，三年共減少職工1940萬人。如果減去同期安排就業的大中專學生等，凈減職工1744萬人。其中，下鄉參加農業生產的有1300多萬人。精簡職工相應帶來城鎮人口減少，截至1963年6月，共減少城鎮人口2600萬人左右。  （2）壓縮基本建設規模，縮短基建戰線。1960年基建投資完成384億元，1961年減到123億元，1962年計劃減到46億元，後來實際完成56億元加上自籌完成67億元。這樣，積累率就從1960年的39.6%降到1961年的19.2%，1962年進一步降到10.4%。基本建設的大中型項目，從1960年的1815個減到1961年的1409個，1962年進一步減至1003個，許多工程下馬。 （3）縮短重工業戰線，實行某些必要的關、停、並、轉。首先是壓縮鋼鐵指標。1960年鋼產量1866萬噸，1961年壓到870萬噸，1962年最初的計劃是750噸，後來調整為600萬噸，實際完成667萬噸。煤炭，1960年實際產量39700萬噸，1961年完成27800萬噸，1962年計劃25100萬噸，後來調整為23900萬噸，實際完成22000萬噸。關、停、並、轉，1961年已經開始。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全民所有制企業，1961年已經比1960年減少25000個，主要是大躍進時期發展起來的地方小企業。1962年繼續減少了18000，兩年合計減少了43700個，相當於1960年96000個的44.8%。 （4）加強對農業的支援，大力發展農業。首先，是精簡職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那些徒勞無益的水利建設，農村勞動力1960年只有17017萬人，1961至1962年兩年，增加到21278萬人。其次，減少糧食徵購量。為了解決國內糧食供應不足，僅1961年和1962年兩年，凈進口糧食160多億斤。第三，加強工業對農業的支援，向農業增撥鋼材、木材、毛竹，滿足農村製造小農具需要。到1962年，農村鐵制小農具基本上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1961和1962年，集中力量修理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及運輸工具。第四，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對農民實行退賠。1961年糧食價格提高25%，幾年來由國家財政共向農民退賠20億元。 （5）對一些急需的工業進行了充實。在輕紡工業方面，除了恢復傳統手工業和一般輕工業產品外，還發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學纖維工業。在重工業方面，特別是保證了石油工業的發展。原油產量1960年520萬噸，1962年575萬噸，化纖1960年10600噸，1962年13600噸，1965年達到50100噸。  （6）整頓了經濟秩序，整頓了管理。在經濟管理方面，進行了一些必要的集中。同時，在工業、農業、手工業、商業、財政、銀行、計劃各個方面，都制定了許多新的規章制度。 （7）穩定市場，回籠貨幣，消滅財政赤字。首先是大力壓縮財政支出，特別是基本建設和各項事業支出；其次，清倉查庫，處理庫存積壓，包括機關招待所的物資；第三，在堅決穩住18類基本生活必須品價格的基礎上，對部分商品實行高價政策，如糖果，糕點，飯館，自行車，尼龍襪子等。第四，堅決打擊投機倒把。開頭，自由市場上許多產品的價格，比國營的價格要高几倍甚至十幾倍。經過採取上述措施，很快回籠了幾十億貨幣，自由市場價格就下來了。 經濟調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全民所有制」條件下，說是「全民」所有，實際無人負責，工程下馬以後，很多地方對停建、緩建工程撒手不管，造成了很大損失。1961年9、10月，建築工程部派了幾個工作組，到瀋陽、天津、太原、西安、蘭州、長沙等城市，對停建緩建的項目進行了調查，向中共中央送上了調查報告。 報告稱，截至1961年9月的不完全統計，上述六個城市先後停建的工程共1035項，建築面積334.4萬平方米，約佔開工工程的一半左右。其中，只搞了基礎的有95.4萬平米，占停建工程的28.5%；主體工程進行了一半的約有132.9萬平米，佔38.6%；主體工程基本完成的有74.6萬平米，佔22.3%；只剩下少量裝修工程的有31.4萬米，佔10.6%。到工作組檢查的時候，許多工程基礎下沉，柱子歪斜，屋面漏水，門窗玻璃丟的丟，壞的壞，甚至房倒屋塌，造成傷亡事故。天津東郊電廠、天津西郊電廠的主廠房和天津鋼廠的粗軋車間，都是只挖了槽，打了基礎樁，就停下來了，這些基礎槽，都被雨水灌滿，槽幫遭到嚴重破壞。瀋陽市籌建的小洋水泥廠工程，主要廠房已建成，機械設備也基本安裝起來，由於地下防水工程沒有做，地下水滲出，深達3米，把安裝在地下室的機電設備全部淹沒。商業部蘭州石油倉庫的宿舍工程，磚牆即將砌完，停工以後，由於沒有搞好排水，四面牆基全泡在水裡。太原藝術學院新建的2600平米的食堂工程，只等掛瓦，就停了工。1961年8月底，一陣大風把屋頂刮掉，颳倒了牆，壓死了3人，傷了兩人。 停建以後，工地上的大量建築材料保管不善，造成了很大浪費。據瀋陽、天津、甘肅等四地的不完全統計，共留下鋼材10285噸，木材10900立方米，水泥12650噸，以及大量的地方建築材料。這些材料不僅獃滯積壓，而且很多損壞變質。天津炭黑廠工程進場的白灰138噸，大部分被風颳走。 有些設備，露天放置，無人管理，損壞嚴重。瀋陽市磚瓦廠一套隧道窯，停建以後，兩台鼓風機放在野外，全部生鏽，200多個爐篦全部銹爛，不能使用。瀋陽合成氨廠七台大型設備也是露天堆放，任其風吹雨淋。天津東郊電廠第一期10萬千瓦的進口發電設備和第二期的10萬千瓦的國內設備，先後進廠，一無倉庫，二無遮蓋，在車站、馬路以及施工現場，到處亂擺亂放，普遍生鏽。 許多停建工程下馬以後，多佔的土地沒有及時退還，任其荒蕪。凡是工程下馬之處，都能看到殘垣斷壁，荒草萋萋。 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上級一聲令下，說停就停。很多本來可以利用的工程，功虧一匱。瀋陽地區1960年砍掉的中央和省屬工程中，有13項已經基本完成，只需用很少的材料和人工，抹抹灰，上上油，裝上玻璃，就可以竣工使用，但由於「一刀切」，這些工程無人收尾。 不管代價多麼大，以上措施對於糾正過激的政策，還是取得了明顯效果。到1965年，國民經濟逐漸恢復到正常狀態。 但是，這樣大步倒退，雖然穩住了經濟，但毛澤東從心底里是不滿意的，國民經濟稍有轉機，他就想反右，1962年夏秋經濟形勢剛有轉機。毛澤東等人卻認為形勢本來不錯，主張實行大調整的人把形勢看得過於嚴重了，犯了所謂右傾錯誤，颳了「黑暗風」。於是在8、9月間相繼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就又發動批「右傾」，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為新一輪政治鬥爭埋下了殺機。 第二十五章 大饑荒年代的社會震動和社會控制 中國歷史上的大饑荒通常會引發的農民的大反抗，造成劇烈的社會動蕩。有的會引起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從而實現王朝更迭。20世紀六十年代的大饑荒的規模是空前的，死人是中國歷史上最多的，為什麼沒有引發重大的社會震蕩？這是一個需要認真探討的歷史之謎。 一、大饑荒年代的社會治安  在1958-1962年間，由於苛政害民、饑民遍地，群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加劇，據陝西省興平縣、寶雞市和西安市雁塔區三個地方統計，1960年發生的116起「反動標語」和信件中，有50%是針對糧食問題的。 大饑荒期間，中國的社會治安狀況惡化，局部地區出現了小規模的騷亂和暴動，邊民大量外逃，刑事案件增加。但是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動蕩。 1、騷亂和暴動  騷亂和暴動較多地發生在少數民族地區，中原漢族地區相對少一些。這是因為，政府對中原漢族地區的控制比少數地區更為嚴密，民間沒有武器，沒有非政府組織；有些少數民族性格驃悍好鬥，並有槍支武器，有些地方頭人還能夠起一定的領導和組織作用。20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經常出現民族騷亂和暴動。民族騷亂和暴動的原因比較複雜，不全是「大躍進」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認，農業合作化中的過激政策、大躍進中的失誤，群眾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騷亂和暴動的重要誘因。對這些騷亂和暴動，政府諱莫如深，報紙上通常不作報道，現將散見在地方志里的一些資料摘錄如下，供讀者參考。 在本書「大饑荒中的雲南」一章中介紹了「麗江小涼山暴亂」、「富寧縣瑤族騷亂」、「維西縣伏擊事件」、「歸化寺武裝衝突」、「金平縣崇崗公社老街管理區鐵匠寨事件」、「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事件」 、「宣威事件」等暴亂。其中「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事件」 和「宣威事件」規模最大。這裡不再複述。 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街老館裡，本書作者調閱了幾十本1990年代編修的地方志，從中看到了以下記載： 1958年4月18日，以「反共救國軍」總司令韓乙奴為首的200餘名匪徒，脅迫群眾4000多人，率先在青海省循化縣發起武裝叛亂，隨之牧業區部分地區也出現了反革命武裝叛亂。 這場叛亂歷經五年才得以平息。「從1958年4月到1962年3月，為期5年共進行大小戰鬥3639次（其中部隊作戰2811次，地方幹部和民兵作戰828次），斃敵1.6萬人，傷敵4876人，俘獲4.68萬人次，招降5.88萬人次。繳獲無座力炮4門、高射機槍4挺和其它大量武器。」 1958年3月18日晚，甘肅省卓尼縣錄竹全區發生武裝叛，上迭區（今迭部縣）扎尕那、北山地區也相繼發生叛亂。  1958年7月，雲南省在鶴慶、永勝、賓川三縣結合部的四角山發生土匪騷亂。  1958年8月15日，甘肅省廣河、東鄉發生大規模的叛亂。「在馬國忠等人的策划下，廣河、東鄉等縣相繼發生反革命武裝叛亂，他們呼喊反動口號、搗毀政府、殺害幹部、搶劫銀行、破壞公路及通信線路等。8月下旬，蘭州部隊在民兵的協助下，及時平叛，9月中旬叛亂平息。在平叛中，有擴大化問題。」  1958年10月26日，雲南省祿勸縣大松樹新村煤礦發生了以李光榮為首的「中國人民起義軍」的反革命暴亂案。次日，暴亂首犯及骨幹均被民兵擒獲。28日，平叛工作組到達出事地點，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傷致殘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嚴重擴大化問題。  1958年四川省榮昌縣破獲「歸根堂」、「乾元堂」、「萬全黨」等反動會道門的復辟活動。  1958年雲南牟定縣有人對大躍進不滿，打死公安人員，攻打區公所。  1958年廣東陽山縣發生暴亂。  1958年廣東連南和連山兩縣的瑤族地區發生暴亂。  1958年12月27日，雲南省金平縣崇崗公社老街管理區發生暴亂。  1958年和1959年廣東翁源縣兩度發生暴亂。  1958年廣西百色縣發生暴亂。  1959年安徽岳西縣發生暴亂。  1959年4月16，雲南省建水縣岔科公社白雲村發生暴亂。生產隊長李萬成被殺，奪走民兵槍支14支。4月26日平息。  1959年青海省海西州發生部落叛亂。  1959年湖北保康縣有人自稱皇帝，糾集200多農民企圖暴動。  1958年，貴州省黔東南州共破獲反革命案件24起。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天柱縣的「自由中國民主同盟西南聯合反共戰鬥軍」反革命暴亂案、黎平縣的中黃農場勞改犯預謀叛國投敵反革命集團案、歸養反革命集團預謀暴亂案和岑懂「四一」反革命集團復活預謀暴亂案。四案共逮捕首犯、主犯35名。1959年這個州共破獲反革命集團案19起。1960年10月這個州鎮遠縣破獲「中國自由民主黨」預謀暴亂案。1961年1月，在錦屏、劍河、黎平三縣結合部的青山介地區破獲「中國邊區游擊總指揮部」反革命預謀暴亂案。  1960年6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全縣不足10萬人卻餓死了4萬人。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因為他們家裡的孩子也餓死了。手無寸鐵的農民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開縣滿月公社發生了萬全堂暴動。道首劉志善帶領300多名道徒搶走公社民兵槍支18條，子彈1200多發，洗劫百貨商店、供銷社，佔領國有林場，打死、打傷黨員幹部4人，綁架幹部16人。搗毀大量救災物資。1961年7月，反革命集團「工農民主黨」首犯徐世清盜竊「五四」式手槍5支，子彈50發，在眉山、邛崍、新津等地搶劫糧庫和運糧汽車。  1960年12月20日，甘肅省鎮原縣屯字公社發生「救國起義為民五極軍第一師」反革命暴亂。  1960年10月28日，湖南公安廳、株州市公安局和鳳凰縣公安局在鳳凰縣的臘爾山、沱江鎮抓獲以吳求富、龍紹海為首的「中國民主救星黨」陰謀暴亂案，抓獲40多人。  1960年12月，雲南省宣威發生「反革命暴亂。  1960年12月，河北省邯鄲市破獲「新星會」陰謀暴亂案。首犯閻普真（女）利用「疫病」流行的機會，成立武裝組織「仁義軍」。12月13日閻普真帶領95名道徒人企圖佔領河北省永年縣老城。被公安部門全部抓獲。  1961年4月，四川省劍河縣公安局破獲太擁公社展模管理區反革命集團「中國英雄黨」案，首要分子被逮捕法辦。1962年8月，劍河縣公安局與三穗縣公安局配合，捕獲涉及劍河縣南明、大洋、磻溪、平岑和三穗縣瓦寨、順洞等地的反革命集團「中國人民反共救國軍政司令部」全部成員。  1961年四川省墊江縣在西山蝦蟆灣一帶破獲預謀反革命組織「中國國民革命軍」，捕獲頭目5名。  1961年7月，吉林省公安部門破獲「中國民主黨」現行反革命集團。首犯趙革東是原懷德縣委宣傳部長。  1962年11月10日，雲南省南華縣沙橋、五街地區發生反革命武裝土匪暴亂，11月22日平息。  1963年，甘肅省嘉峪關市嘉峪關公社黃草營大隊發生反革命武裝叛亂。  四川省阿壩地區從1956年到1961年元月少數民族上層發動的武裝叛亂持續不斷。  1962年雲南鎮沅縣發生30餘人的暴亂。  在地方志里（特別是各地的「公安志」）這樣的記載很多，本書不再一一列舉。讀者如有興趣可以到圖書館裡翻閱。 絕大部分暴亂的規模都不大。有些所謂的反革命暴亂並沒有政治動機，只是為了填飽肚皮。有些地方官員把正常的反映意見行為，或者是有些偏激的行為成為反革命暴亂。例如在1957年12月雲南通海一名共產黨員聯名向上級寫意見書，反映該鄉缺糧情況，並且發動800多人在意見書上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騷亂」，14人遭冤獄，到1979年才平反。  2、邊民外逃  在苛政、飢餓和幹部惡劣作風的壓迫下，邊疆的居民大量外逃。我所掌握的資料中得知，大規模的邊民外逃有三處。 一是西南邊界。雲南省沿邊一帶州縣發生人口外逃，總數達8萬人 ，從現存材料上看，外逃人員超過了此數。僅德宏州外逃人員就有近6萬人。在本書《大饑荒中的雲南》一章中已有介紹，此處不再贅述。 二是廣東深圳，從1958年以來就出現了成批的人逃往香港，但逃港高潮不是發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發生在1961年和1962年，這是因為，這時國家實行大量精簡城鎮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強制回農村。有了城鎮人口帶頭逃港，農民逃港也就更多了。參與這次偷渡外流的有11萬多人，其中6萬人越境到了香港。從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當遣返4萬人，留在香港的大約有2萬人。（詳見本書《嶺南風雲》一章） 三是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1962年春夏，6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前蘇聯。 3、哄搶糧食 饑民哄搶糧食的事件很多地方的檔案館有資料記錄。哄搶糧食多發生在鐵路沿線，成群結隊的饑民哄搶運糧列車。哄搶糧庫的情況也有發生。  張掖地委1961年1月7日晚向省委的報告 說，武威車站自運糧一開始，群眾就成群結隊地到車站偷糧，1月5日，白天約有五六百人，晚上約有200多名青年人，到車站偷糧、偷煤，共偷去青稞90多包，約18000多斤。駐車站炮兵團警衛戰士阻攔不住，有的向戰士擲石頭，逼迫戰士後退。有的喊話說：「你們不敢開槍打我們。」有的一個人糾纏戰士，其他人去偷。據了解，當時警衛戰士已架起了機槍，以阻攔群眾。下午，到車站的群眾已增加到1000人左右，縣委常委黃進忠，從炮兵團又調兩個排。同時，抽了部、局長10多人，到車站附近的生產隊了解情況，教育群眾，安排社員生活。張掖地委得知情況後立即撤回新調去的兩個排戰士，不準打罵群眾，不準拘留，絕對不準開槍，對遠道而來吃不上飯的給他們做飯吃，說服他們回去。這天下午6時張掖地委喬生瑞向省委電話報告說，警衛人員架了一挺機槍，又從炮兵團抽了兩個排的戰士。 中共酒泉市委1961年1月11日、14日連續向省委的報告 說，從1月5日到8日，先後三天有400多名群眾成群結隊地抬上梯子，拿著口袋，手持木棒、刀子、鐵銑等到麵粉廠搶糧。有的是搭上梯子越過牆去硬要，硬拿，有的在牆上挖洞進去偷，還有一些人在公路上趁天黑攔劫拉糧的皮車，用刀子將裝糧的口袋割破，一涌而上，搶到糧就走。5日曾鳴槍驅散，但後兩天有人繼續搶糧。對鳴槍行為酒泉市委向地委和省委作了檢查。 省委天水工作組和中共天水地委1961年1月23日聯向省委的報告 說，最近以來，鐵路沿線社會秩序十分混亂，列車被搶被偷事件不斷發生，繼續蔓延，日益嚴重，損失非常驚人。北道車站檢查組去年12月份檢查了進站列車338次，發現有142組列車被盜。另據統計，1960年10月到1961年1月22日，共發生列車被盜事件420次。其中，1961年1月的20天中就發生184次。被盜地區由小到大，由站到線，逐步蔓延發展，偷盜人數由單個發展到三五成群、結夥作案，由小量地偷竊糧食到大宗地見什麼偷什麼，由黑夜秘密偷盜到白天公開搶奪。 一些地方志記載了一些群眾哄搶糧食的事件： 1960年12月安徽蕪湖專區發生大小搶糧事件180起，據查清的96起統計， 搶走糧食3.6萬斤，1961年初全省又發生搶糧事件65起，搶走糧食萬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搶糧事件發生。搶糧事件主要發生在群眾生活困難大的地區。據淮南等13個縣22起搶糧事件調查，參與者5495人。  甘肅省在1961年1月間發生哄搶糧食事件 五六百起，損失糧食百萬斤以上，牲畜近萬頭，還有大批百貨，使交通陷於癱瘓。  1961年在張掖市發生3000多人搶國家糧庫哄搶糧食事件。  1961年甘肅安西縣發生群眾砸開國家糧食倉庫搶糧食事件。  貴州省雷山縣在1960年發生多次哄搶國家糧庫事件。  貴州黎平縣1960年12月-1961年1月期間發生4000多群眾因缺糧而哄搶國家和集體糧食事件。  廣東省潮州市也發生哄搶集體糧食事件。  （未完待續）

（接上期） 二、以鋼為綱 搞亂全局 「以鋼為綱」的指導思想及全民大辦鋼鐵的作法，搞亂了國民經濟全局。對國民經濟影響最大，危害最深。 1957年鋼產量535萬噸，1958年計劃620萬噸。如果不搞大躍進，實現700萬噸是完全可能的，但要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是不可能的事。 表格 毛澤東早就把大話說出去了。1957年11月，毛澤東率團訪蘇期間，得知赫魯曉夫計劃蘇聯15年趕上美國後，於11月18日，就在64個黨的會議上發言，提出了中國用15年鋼產量等方面趕上英國的目標。毛澤東金口一出，就成為全國上下鐵打不動的任務。 1958年3月初，冶金部長王鶴壽組織治金部黨組「務了8天虛」向毛澤東提出了鋼鐵「十年趕上英國、二十年或稍多一點時間趕上美國」的報告。這比毛澤東在莫斯科提出所目標又提前了5年，毛十分高興，多次表揚了這個報告，還說這個報告是「一首抒情詩」。  1958年2月3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經委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屆人大五次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鋼產量為624.8萬噸的指標，比上一年增長16.7%。但是，這個指標被認為太低。 1958年4月14日，又把指標提高到771萬噸，比上年增長44.1%。但這個指標還是認為太低。 1958年5月30日，政治局會議又把鋼產計劃提高到800萬-850萬噸。比上年增長49.5%-58.9%。這個指標還是認為太低。 5 月底，中央政治局第48次擴大會議時，華東局柯慶施提出爭取明年華東區鋼的生產能力達到 800萬噸。這被認為「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建議指標。」隨後，各大協作區紛紛召開鋼鐵規劃會議，各自提出明年鋼產指標：華東800萬噸，華北600萬噸，西南310萬噸，東北1100萬噸，西北150萬噸，並預計到1962年將達到八九千萬噸。 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其中說，1959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6月22日，毛澤東將此件印發給軍委會議各同志，將題目改為《兩年超過英國》，毛澤東批示說： 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就鋼的產量達到英國了。  在這種氣氛之下，6月19日晚上在中南海開各大區協作會議以前，毛澤東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領導人，冶金部長王鶴壽也參加了，毛問他：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6月19號才決定搞一千一。 1958年鋼產指標為 1100萬噸（對外公布是1070萬噸）就是這樣的確定下來的。這麼重大的事情就在游泳池邊三言兩語決定了。 但是，從6月19日到8月中旬，鋼鐵完成任務的情況不理想，8月16日，在北戴河會議召開的那一天，毛澤東提出書記挂帥，全黨全民辦鋼鐵工業的方針。在北戴河會議的前幾天，毛澤東聽取了鋼鐵生產情況的彙報以後，給陳雲打電話，作了8點指示，其中談到要有鐵的紀律，沒有完成生產和調撥計劃的，分別情況給予警告、記過（小過、中過、大過）、撤職留任、留黨察看、撤職、開除黨籍的處分（這些處分措施後來寫進了北戴河會議的文件中）。並讓陳雲把各省工業書記召到北戴河開一次會議。8月21日，陳雲向參加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人傳達了毛的指示，並提議，要發動群眾搞「土爐子」，說「土爐子」在中國的命運還有一個時期。薄一波插話說，對土爐子要有信心，100個土爐子有一個出鐵那就很好。 從此，「小、土、群」（小爐子，土爐子，遍地成群）在中國大地到處風行，危害極深。一向被人們譽為講究科學、頭腦冷靜的陳雲也出此下策，可能當時人們頭腦熱到什麼程度。在北戴河的工業書記會上，按月落實了鋼鐵的生產進度，還按地區分配了鋼鐵生產任務，連幾乎沒有鋼鐵工業的廣西，也必須生產20萬噸生鐵，其它省市的任務就更重了。北戴河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公報。全民的大鍊鋼鐵運動迅速展開。 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在8月30日的總結報告中說： 死與活的問題。不是死人之「死」，是統死統活的問題，世界上沒「死」是不行的。1100萬噸鋼，少一噸也不行，這是「死」的。明年2500萬到2700萬噸，爭取3000萬噸，其中2500萬噸是「死」的，是「死鋼」，另外200萬-250萬噸是「活」的，歸地方支配。  北戴河會議的精神傳達下去已經9月份了。在剩下兩三個月時間內，還要完成600多萬噸的任務，才能實現全年的1070萬噸。按常規這是不可能的，只好發動全民蠻幹。9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立即行動起來，完成把鋼鐵產量翻一番的偉大任務》。9月5日，《人民日報》再發社論：《全力保證鋼鐵生產》，號召與鋼鐵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部門「停車讓路」。這一「停車讓路」，使各頂工作停頓，各個部門為鋼鐵行業作出犧牲，造成的損失是無法計算的。當時，1070萬噸這個數字用巨字寫在全國各地的牆壁上，「為鋼鐵元帥升帳」 「為鋼鐵元帥讓路」的宣傳品遍及各地。全國上下，不分工農商學兵，不分男女，都為「1070」而奮鬥。工廠，農村，學校，機關，都搭起了爐子，找來礦石，不分晝夜地大鍊鋼鐵。9月4日的電話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傳達說：「主席提出，明年糧食再翻一番，今年1100萬噸鋼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敗。」彭真說：「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鋼鐵有一個大躍進，因為9月是要命的一個月。」9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又召開電話會議，要求到9月30日，要達到日產鋼6萬噸，鐵10萬噸。 9月，全國參加大鍊鋼鐵的人數由8月份的幾百萬人增加到5000萬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爐60多萬座。10月，達6000多萬人，最高達9000萬人。加上其它戰線直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鍊鋼鐵的人數超過了一億。 為了配合大辦鋼鐵，還大辦地質，全國上千萬人上山找礦；大辦煤炭，到處設法挖煤，僅小煤窯就開挖了10萬多個；大辦運輸，組成了數以千萬計的運輸大軍，各行各業，男女老少，既有現代化的運輸車輛，又有牛車馬車和肩挑背馱。 這上億人的大辦鋼鐵的大軍中，絕大多數人不僅從來沒有煉過鋼鐵，連高爐也沒有見過。對他們能不能煉出鋼來，是有人懷疑的。懷疑是要受到批評的。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報》在介紹湖南邵陽專區的經驗中說：「他們組織全民大辯論，駁倒『農民煉不出鐵來』的』『懷疑論』、『條件論』等右傾保守思想，在全區組織了萬餘名幹部、93萬群眾投入煉鐵運動。沒有礦，他們說，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礦來。」 「全民大辦鋼鐵」，的確到了全民的程度。中南海也架起了鍊鋼爐，建立了小型鋼鐵廠，毛澤東的生活秘書葉子龍被任命為廠長。葉子龍對鋼鐵生產一竅不通。毛澤東還到這個「鋼鐵廠」視察，聽取葉子龍彙報。 在中南海的帶動下，中央機關和各省委機關也都架起了煉鐵爐： 在國家計委在三里河的辦公樓的院子里鍊鋼爐火衝天，把鐵絲網剪成一段一段去煉鐵，煉出幾塊鐵疙瘩，還綁上紅布報喜，把有用的鐵煉成無用的鐵。  文化部也成立了鍊鋼指揮部，副部長、著名戲劇家夏衍擔任鍊鋼總指揮，倒是頗有戲劇性。 外交部也在院里築起了小土爐，燃起了熊熊烈火。 連手無縛雞之力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在她家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煉鐵爐，秘書、司機、炊事員一齊上陣，孫夫人也親自動手，也在努力為「1070」作貢獻。 中央命令一下，到地方就變成了荒唐的行動。河南省遂平縣提出了口號：「建百廠，設萬爐，日產千噸」。後來以發展到：「社社建爐，鄉鄉建廠，三天準備三天建，五天投入生產，日產萬噸鋼」。為了找礦報礦，他們提出：「向深山進軍，向高山要寶，白天山河一片人，黑夜山河一片明，撒下天羅地網，圍剿山中寶藏，不漏一個山頭，為找到6000萬噸鐵礦石而奮鬥！」礦石還沒有找到，遂平縣嵖岈山公社就接受到縣裡分配的鋼鐵生產指標，10月14日，公社就把鋼鐵生產指標到各大隊。經過千辛萬苦，人們終於在歪尖山下紅石崖發現了鐵礦，品位很低。但人們已經顧不得品位高低了，瘋了一樣到紅石崖挖礦石。幾天時間，紅石崖、柴王台的山野里，就建起了一座座煉鐵爐子，8萬鋼鐵大軍聚集在這裡，全縣建立了三個戰區、42個營，174個連隊，開始了大鍊鋼鐵的戰鬥。原來這裡滿山遍野是樹林，林子里有老虎、豹子、野豬，這一大鍊鋼鐵，樹全砍光了。縣委還嫌進度太慢，高爐太少，要求村村建高爐，幾戶建小爐。建爐的磚從哪裡來？扒房子。先扒沒人住的，夫妻雙雙上占戰區去了，房子空了，拆了再說。據統計，在大鍊鋼鐵期間， 嵖岈山公社共扒房屋1653間。煤燒完了，樹砍光了，可鋼鐵指標還是上不去，急壞了公社書記陳炳寅。後來公社黨委決定「六找、七查」：床下找，牆上找，牆內找，大人小孩一起找，找光，找凈，不放過一根鐵釘。查古老山寨，挖古炮；查古廟古寺，找大鐘香爐；查武舉人後代，挖古代兵器；查地富分子，挖埋藏鐵器；查光，查凈，家家不能有鐵鍋。一夜間，千家萬戶沒有鍋，古廟寺院再沒有鐘聲，石磨石碾挖去了鐵軸，門沒有鐵鼻。這一夜，嵖岈山公社共繳「廢鐵」71786斤，全部投進了煉鐵爐里。  全國各地都像嵖岈山公社一樣，機關、學校、公社、商店，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鋼鐵生產指標，搜集各種鐵件，化成鐵錠，向上級交差。老百姓真正成了「手無寸鐵」。 當時，我所在湖北省浠水一中也為「1070」而奮鬥。在熱火朝天的大鍊鋼鐵運動中，青年學生們是很真誠的。浠水縣，既沒有鐵礦，也不產煤。我們這些中學生到四十里外的蘭溪港去挑從外地運來礦石和煤炭。那時我們熱情很高，雖然體重只有七八十斤，卻挑了上百斤的擔子。學校請人在校園後面的空地上搭了一個很大的土爐子，請木匠做了一個很大的風箱。拉風箱是四個人，他們以同一節奏，以跑步的速度前進，後退，前進，後退，不到幾分鐘就滿身大汗。因此組織了幾個小組，十幾分鐘就輪換一次。物理老師，化學老師也在爐子邊忙碌著。忙了幾天，沒見出鐵。有人說，必須用鐵做「引子」，新煉的鐵水才會出來。於是，畢業班陳武安、范炳文、雷伯軒、侯耀等同學把學校上下課報時的大鐵鐘砸了，投進爐子里。不久，紅紅的鐵水果然出來了，大家歡呼「總路線萬歲！三面紅旗萬歲！」鐵水流進模型里鑄出了幾塊「鋼錠」，還不等完全冷卻，就給它紮上紅綢，敲鑼打鼓地抬到縣委會去報喜。大家心情非常激動，認為在「1070」中也有我們的一份貢獻。當時只有50多萬人口的浠水縣，組織了13萬多人的「大兵團」砍樹燒炭，建鍊鋼爐168個，煉鐵爐2846個，在城關、蘭溪兩地各建鋼鐵廠一個，職工上千人。據當時上報共鍊鋼9.34噸，鐵3078噸，實際多為廢渣。 這13萬砍樹燒炭的「大兵團」使全縣所有的山林都變成一片光禿。 像農業上大放高產衛星一樣，各地也大放鋼鐵的高產衛星。《人民日報》在鼓吹鋼鐵生產「放衛星」中，又一次大顯身手，除了發表大量的新聞報道以外，還在一版顯蓍位置不停地發表社論： 9月15日，《人民日報》社論《緊緊地抓，狠狠地抓》中介紹，9月14日，貴州省首放衛星，宣布生產生鐵14000噸，提前完成了9月份的9000噸生產計劃。 9月17日，《祝河南大捷》的社論中說，僅在9月15日這一天，全省就產鐵18939.2噸，日產千噸以上的縣出現了8個，其中禹縣日產生鐵高達4396噸。 10月1日，《衛星齊上天，躍進再躍進》的社論中說，9月29日，是中央確定放衛星的日子。這一天，各種衛星一齊上天，全國鋼的日產量近6萬噸，鐵的日產量近30萬噸，出現了9個日產生鐵超過萬噸的省，73個日產生鐵超過千噸的縣，出現了兩個日產5千噸鋼、一個日產4千噸鋼的省。 10月18日，《祝廣西大捷》的社論中介紹，毫無鋼鐵生產基礎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反而後來居上，接連放了幾顆特大的衛星。其中，環江縣日產生鐵6300多噸。 10月26日，《「鋼鐵生產周」勝利以後》的社論中說，10月15日到21日，中央確定的「鋼鐵生產高產周」，在這一周內，鋼鐵平均日產量比以前14天的平均日產量增加了85%，生鐵的平均日產量比以前增加了303%。其中鋼的最高日產量曾達到10萬多噸，生鐵最高日產量達到37萬多噸。 12月23日，《人民日報》以套紅通欄標題報道：《一0七0噸鋼――黨的偉大號召實現》。消息說，據治金工業部12月19日統計，全國已生產鋼1073萬噸。以後的報道說，到12月31日，全年累計產鋼1108萬噸。 《人民日報》提供的這些鋼鐵產量的數字，和它提供的糧食產量的數字一樣，完全是天方夜談。但是，對這些謊言不容懷疑，誰懷疑，誰就要倒霉。時任中央工業部副部長的高揚到河南了解大鍊鋼鐵的情況，他發現「小、土、群」煉鐵爐煉出的根本不是鐵，只是一些熏得烏黑的石頭。高揚當即對禹縣委書記刁文指出，這裡有嚴重的弄虛作假現象，上報的數字90%與實際不符。高揚還向中央工業部和中央監委寫了報告。但是，他一回到北京就受到批評，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人民日報》的這些假話比賽的惡果不僅是數字的浮誇，而是成天以中共中央的權威使荒唐更加擴大，逼迫人們在錯誤的路上走得更遠。1958年同時兼任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兩家權威新聞單位第一把手的吳冷西，在37年以後的1995年，出版了《憶毛主席》的小冊子，其中反省道： 我主持的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也隨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嚀，開始還是比較謹慎，但到了6月份，農業上的生產「衛星」開始放了，接著是鋼鐵「衛星」、煤炭「衛星」也陸續出現了，大躍進形成高潮，浮誇風到處泛濫。對人民公社，開始還只限於典型報道，後來從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颳起一股共產風。雖然不能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應對1958年的浮誇風和共產風負有主要責任，但我主持這兩個單位的宣傳工作在這期間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仍深感內疚。  吳冷西在1958年的行為是制度的必然，他像所有的人一樣，逃不過制度的約束。所以，人們不能過多地追究他的責任。但是，他對於造成他犯錯誤的制度是戀戀不捨的，以致於在1978年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中，公然出面強烈反對。在《憶毛主席》這本小冊子中，雖然講了一些真話，但還處處還流露出對那種制度的留戀，流露出他當年能伴隨毛澤東左右的得意之情。 不講科學的蠻幹，必然受到科學的懲罰。1958年四季度和1959年一季度，各鋼廠調入的生鐵，合格率不到一半。有的小高爐處產的生鐵含硫量超過2%、3%，有的高達6%。生鐵質量太低，用這種生鐵作原料的大鋼廠產品質量也下降。鞍鋼1958年四季度一級鋼在全部鋼產量中的比重，由原來的93%下降到50%以下，1959年初的幾個月，鞍鋼每天有3000多噸鐵水不能煉成鋼，只能鑄成鐵塊。不僅質量差，成本也上升。原來生鐵的調撥價每噸150元，小高爐生鐵的成本多數為250-300元，為了鼓勵群眾煉鐵的積極性，從1958年9月起，小高爐生鐵的調撥價提高到200元，虧損部分由國家財政補貼。僅這項補貼就占當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大鍊鋼鐵只折騰了幾個月時間，但給中國人留下的創傷是多少年也無法醫治的。大量農業勞動力成了鋼鐵大軍，使糧食爛在田裡沒人收穫。在大鍊鋼鐵第一線，一度「放開肚皮吃飯，甩開膀子大幹」，吃掉了很多糧食，是造成1959年春天饑荒的原因之一。大鍊鋼鐵還擠掉了輕工業，造成了日用品市場供應緊張。礦產資源遭到破壞，茂密的森林破砍光，古城牆的千年磚塊拆下來砌了煉鐵爐，價值連城的金屬文物都化成了鐵水。 但是，「以鋼為綱」的方針並沒有就此結束，1958年10月，在第七次全國計劃會議上提出1959年「為生產3000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後來到武昌會議上定為2000萬噸，對外公布1800百萬噸。以後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會議上降到1650萬噸。年末實際完成1387萬噸。1960年鋼產量的指標又定為1800萬噸。國家經委年初就提出「開門紅、滿堂紅、月月紅、紅到底」的口號。七月份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為了反擊「蘇修」，咬著牙要「爭氣鋼」，要給毛主席爭氣，給我們國家爭氣。你赫魯曉夫欺侮我們，我們要幹個樣子給你看。鋼產量不是搞1800萬噸，而是要搞2000萬噸。就這樣使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失調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誰為這場災難負責？現在幾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把責任推給了毛澤東。當然，作為國家第一把手，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是「始作俑者」。但是，僅停留在這個層面上，是膚淺的。在當時那個制度，沒有民主決策機制，沒有制度性的糾錯機制，沒有暢通的信息傳送渠道，如果把別人放在毛澤東的位置，也會犯同樣的錯誤。 三、工業躍進 盲目建廠 在1958年1月召開的南寧會議上，中共中央提出在5年到10年內，各省的地方工業產值都要超過當地農業產值。3月成都會議，又進一步提出發展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的方針，通過了《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4月7日，中央正式批發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區儘快使本地區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一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 5年到10年縮短為5年到7年。 這個文件下達不久，一個聲勢浩大的辦地方工業的高潮在全國形成，從省、市、縣到鄉、社紛紛提出大辦工業的躍進計劃，都要求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6月到8日初，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先後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由於糧食高產「喜訊」頻傳，1958年8月17日到30日召開的北戴河會議認為，中國的農業和糧食問題已經基本解決，1958年全國每人佔有糧食的平均數已經達1000斤左右，省一級領導今後的工作重心應當由農業轉到工業上去。會議公報指出：「農業戰線的偉大勝利要求工業戰線迅速地趕上去，而且省一級黨委有可能把注意力的重心轉發移到工業方面來」。這個會議估計，「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將提前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傳大社會主義國家，並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  宏偉的設想使各級幹部亢奮。為了實現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目標，各地出現了盲目建廠，亂上工業項目的熱潮。工業落後的西部省――甘肅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建廠1000多個；3月到5月，建廠3500個；5月到6月，全省廠礦數猛增到220000個。其中，省辦的2500多個，縣辦的15000多個，社辦的185000多個。全省出現了10多個萬廠縣，20多個千廠鄉，50多個百廠社。 河北省定縣，在一個多月時間內，就建起了1530個中、小型工廠，平均每天35個工廠投入生產。 只有13萬人口的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布特哈旗，到5月底就建成了廠礦307座。根據各鄉鎮提出的數字，全旗1958年新建廠礦可達1267座。 這些數字顯然帶有浮誇的成份，不可信以為真，但盲目建廠的情況是真實的。不過，全民大辦工業為以後縣鄉以下的「五小」工業播下了種子，成為1980年代鄉鎮企業的起點之一。然而，這種代價是十分昂貴的。 為了追求產量和產值，新建煤井尚未投產，就追加了煤產量任務，這些增加的任務還得靠原有的礦井完成。中央直屬煤礦在1959年時92%的產量依靠原有礦井提供。由於高指標的壓力，這些礦井的採掘比嚴重失調，工作面大量減少，設備破壞。據國家礦山小組1962年調查，在煤炭部屬的508處礦井中，生產能力破壞嚴重和簡易投產的有179處、設計能力7484萬噸，占設計總能力的44%。其中採掘關係不正常的礦井佔77%，因此從1960年4、5月份開始，產量就不得不逐月下降。  由於通過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辦工業，把過去一套管理制度都衝垮了，企業管理混亂，經濟效果顯著下降，成本提高，品種減少，產品質量下降。重點煤礦煤炭灰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為21%，1960年提高到24%；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12%。虧損額直線上升，到1961年達到105億元。其中工業虧損46.5億元。  由於以鋼為綱，只顧發展重工業，忽視了輕工業，輕重工業的比重1957年的53：47下降到1960年的33：67。 自行車、電池、火柴、日用陶瓷、鐵鍋、甚至女人用的發卡等小商品嚴重供不應求，影響群眾生活。輕工產品的質量也很差，老百姓稱質量差的日用工業品為「躍進牌」。 要大上工業，就得擴大基本建設規模。基本建設投資：1957年138億元，1958年267億元，1959年345億元，1960年384億元。從1958年到1960年，三年基本建設投資共996億元，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基本建設總投資還多81%。平均每年投資332億元，比1957年高出1.4倍。 機械、煤炭、電力、化工、建材等重工業部門，上了一大批重點項目，超過了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1958年，全國施工的大中型項目有1587個，1959年1361個，1961年1815個，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五年施工的大中型項目只有1384個。小型項目更是遍地開花，不計其數。基本建設投資效果很差，建設周期長，建成投產少，許多建成項目因設備不配套，不能充分發揮效益。 由於基本建設規模太大，儘管擠了農業、輕工業、文教衛生和人民生活，仍然難以為繼，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極大緊張。從國民收入分配看，1958年至1960年三年共增加國民收入312億元，而同期基本建設投資總額就增加了246億元，佔新增國民收入的80%，其中1960年國民收入減少2億元，基本建設投資還增加了39億元。基本建設材料的增長速度低於基本建設投資的增長速度。三年中「三材」的平均增長速度：鋼材為38.8%，木材為14.8%，水泥為31.7%，而基本建設投資增速為40.7%。在編製1959年計劃時物資無法平衡，就留了50元物資缺口，致使許多項目開工後不是無物資就是無資金，長期不能投產。從人力看，儘管基建職工人數增加很多，三年增加了421萬人，但仍到處喊人不夠。不少項目不得不半途停建，僅停建項目，全國損失約150億元。  表格 為了籌集基本建設投資，就擴大國民收入的積累率。國民收入即全社會創造的財富，一部分用於當年消費，一部分用於積累，積累主要用於工業建設，以圖進一步發展。積累過多，消費必然減少，群眾生活水平必然下降。這就是所謂「勒緊褲腰帶搞建設」。如果真正有效果，「勒」幾年也是可以的，但事與願違。1958年到1961年的國民收入中，用於積累的部分共佔39.1%，積累率大大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24.2%。高積累、高投入，卻是低效果。每百元積累增加的國民收入，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平均35元，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僅有1元。  「大上快上」工業，就必須大量進口機器設備。要進口設備，就得增加出口，換回外匯。而當時出口的主要是農副產品（主要是食品），1959年和1960年出口商品中，農副產品和農副產品加工品占出口商品總額的比重，1959年為76.3%，1960年為73.3%。見表24-4。出口商品都從農民口邊擠出來的。 表格   「大上快上」工業，不僅基本建設項目大增，城鎮人口也急劇增加。1958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各地的招工計劃經省、市確定後即可執行，不必經中央批准。招工權力下放以後，各地放手大招工，有的甚至在車站設立招工點。職工人數從1957年的3101萬人，增加到1960年的5969萬人，三年增加2868萬人，增長92.2%。與此相應的是城鎮人口增加。1957年，城鎮人口總數為9949萬人，以後連續三年猛增。1958年為10721萬人，1959年為12371萬人，1960年達13073萬人。三年共增加3124萬人，增長31.4%。 其中從農村遷入城鎮的大約有2218萬人。 城鎮人口急劇增加，吃商品糧的人口大幅度上升，糧食徵購指標不得不提高，加劇了農村的饑荒。 在人們的印象中，認為大慶油田是在大饑荒年代開發出來的，認為這是工業大躍進的亮點。實際上，大慶油田的地質勘探始於1954年初，經過幾年艱辛的努力，於1959年9月國慶10周年前夕射孔試油成功。大慶油田並不是大躍進的成果。 四、全面躍進，全面緊張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於市場不能起配置資源的作用，為了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完全靠宏觀經濟領導部門對國民經濟進行綜合平衡：積累與消費的平衡，供給與需求的平衡，工業與農業的平衡，重工業與輕工業平衡，相關產業間的平衡，等等，如果這些方面失去了平衡，就是比例失調。這樣，有的部門生產能力閑置，有的部門生產能力不足，就會造成嚴重的浪費。此外還有物資平衡，財政平衡，外匯平衡等，這些也是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 但是，在大躍進期間，由於按主觀意志行事，搞亂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相互關係，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由於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些失調又不能靠市場配置資源去自動地平衡，就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後果。 財政金融全面困難。從1958年到1960年，財政收入年年增加，1960年的財政收入竟比1957年增長了84%，當年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達到47%，大大突破了中國財政收入一向只佔國民收入30%多一點的比例。這表明國家財政集中了過多的社會財富。國家財政集中得過多，其資金又主要用於基本建設，就擠了人民的消費。基本建設投資效益又很差，就直接損害了人民的利益。財政集中過多的情況是不可能持久的，加上在財政收入中還有不少虛假部分，因此，財政收入很快銳減。在1960年81.8億的赤字的基礎上，1961年財政收入比1960年減少37.8%，1962年又減少11.9%。財政的虛假收入，銀行的虛假存款，掩蓋了財政赤字。據有關部門事後估計，大躍進造成的財政赤字，大約180億元。 在市場經濟國家，民間財富大於國家財富，這個赤字不算大；但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這個赤字已經相當危險。何況當時的財政總收入才300多億元，180億元的赤字，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是相當大的。 財政不平衡，只能靠多印票子來解決。1961年，全國市場貨幣流通量比1957年增加了一倍多，但是，同期的工農業總產值只增長14.7%。貨幣流通量大大超過了商品流通的需要。社會購買力同商品可供量的差額，1960年達74.8億元，1961年仍有26.9億元。 每一貨幣流通量擁有的商品庫存量（包括一部分沒有用的質次價高的在內）由1957年的5.2元降到1961年的4.1元。 1962年2月26日，陳雲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說：「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現在的通貨膨脹，雖然根本不同於國民黨垮台前那種惡性通貨膨脹，但是，毫無疑義，也是一種通貨膨脹……這幾年挖了商業庫存，漲了物價，動用了很大一部分黃金、白銀和外匯儲備，在對外貿易上還欠了債，並且多發了六七十億元票子來彌補財政赤字，這些，都是通貨膨脹的表現。  表格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