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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4 日
剛剛加入北約的瑞典最近決定將一名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中國記者驅逐出境，且終身不得再次入境瑞典。有專家認為，中國政府的海外大外宣媒體人員只是中共統戰和情報網路的冰山一角, 瑞典政府需要及時針對其非法活動進行起訴, 廣泛開展監督和公眾教育行動，系統性地挫敗中共的影響力行動。 根據瑞典媒體報道，這位中國女性大約20年前抵達瑞典，被逮捕時擁有瑞典永久居留權。該記者去年10月被捕，警方稱其在過去十年間實施的活動已對瑞典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她與中國駐瑞典大使館以及瑞典與中國政府關係密切人士有接觸，帶領多個中共政府和企業代表團訪問瑞典，還嘗試安排他們訪問瑞典一些政府部門。 由於案件的敏感性，瑞典政府並未公開涉事人的姓名和構成的具體威脅。但據瑞典媒體《中國新聞》(Kinamedia)披露，這名當事人是《北歐綠色郵報》(Green Post)的社長及主編陳雪霏(Chen Xuefei Axelsson)。 Kinamedia的記者悠野(Jojje Olsson)告訴美國之音，「陳雪霏與中國大使館密切合作，她在瑞典的中國觀察人士中也頗有名氣。我可能會稱她為中國影響力行動特工。」 對陳雪霏進行過長期研究的瑞典國家中國問題研究中心(Swedish National China Center)分析師埃里卡·斯塔法斯·埃德斯特羅姆(Erika Staffas Edström)告訴美國之音，陳雪霏去年秋天的確被瑞典安全部門拘留，並被下令驅逐出境。 「然而，她仍在瑞典，尚未被驅逐。 4月4日，瑞典政府決定駁回她對根據《特定外國人特別管制法》(LSU)驅逐出境的決定所提出的上訴。」 截至發稿，瑞典司法部和陳雪霏本人尚未回復美國之音採訪查詢，瑞典移民署、瑞典安全局則拒絕提供更多案件細節。 陳雪霏的律師洛伊特里姆·卡德里烏(Leutrim Kadriu)向瑞典電視台表示，她本人並不認為她對瑞典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星期一回應說，中國駐瑞典大使館表示，中方一貫要求本國公民遵守所在國法律，大使館要求瑞典切實保障在瑞中國公民的正當合法權益。 媚共、「毛粉」、美化新疆種族滅絕—中共宣傳者還是記者？ 陳雪霏是瑞典華文媒體圈的知名人物, 還擔任中歐對話網創始人、中歐文化協會(CECA)和瑞典專業外國記者協會(PROFOCA)的會長，以及瑞中橋科技文化交流公司(Sweden-China Bridge)總經理。據《北歐綠色郵報》發布的簡介，陳雪霏出生於1966年、滿族人，曾為中國官媒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新華社、《環球時報》工作，她「喜歡高大上，但同情弱者，追求平等，公平正義，善良，是環保主義者，提倡節儉，從不浪費一粒糧食。」 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活動主任勞拉‧哈斯(Laura Harth)對美國之音表示，「就我個人而言，我不會稱陳雪霏為『記者』，當然她並沒有因為新聞工作而被驅逐。」 哈斯表示，除了公開報道的內容以及陳雪霏和各種中共和中國實體的非常明確的聯繫，特別是各種統戰組織的活動之外，導致她被指定為國家安全威脅的具體情況， 目前還不為公眾所知。但她指出，陳雪霏的案件釋放了歐洲政府嚴肅對待中共海外影響力活動的積極信號。 「然而，據我所知，這是歐洲第一個公開的此類案例，這讓人們對歐洲國家的政府產生了一些希望， 即終於認識到需要對抗中共的外國影響力行動(foreign interference operations)所構成的廣泛威脅。 」 在瑞典，陳雪霏安排了一系列粉飾和支持中共政權的活動，例如舉辦支持中共觀點的新疆圖片展，展示自己應邀到新疆去拍攝的35幅照片，參會者不乏瑞典企業家、新聞記者和學術研究人員。 陳雪霏自己在報道中寫道，「……這次陳雪霏女士精心組織展示了這麼多美麗的新疆圖片展真是讓人豁然開朗，原來新疆是如此這般美麗迷人，通過觀看圖片，他感受到新疆是安全的、和諧的、美麗的，令人有種衝動和激情想到新疆走一走，去領略她那旖旎的風光，他要說的是新疆的美麗是永恆的。」 在中共統治下，近百萬維吾爾等少數民族穆斯林被關進新疆集中營並且遭受了一系列虐待，包括強迫勞動、絕育、強姦、種族滅絕等等。悠野指出，「我認為陳雪霏的這類活動不是正常的記者工作。她安排的文化展覽是中國政府對新疆發生的事情的敘事版本，試圖改變公眾輿論，與中國當局合作。」 他表示，陳雪霏一直積極在瑞典通過各種途徑為中共的觀點做宣傳和辯護。「如果有研討會甚至是關於中國的電視辯論，有時她會出席並傳達北京版本的故事， 比如由瑞典電視台組織的關於人權的辯論。她經常出現並為中國政府的觀點辯護。」 在陳雪霏本人撰寫的大量文章中，她毫不遮掩對於中共政權和領導人的讚美和依戀。在報告文學《百年家國》中，她寫道，「一個黨一個國家總是在不斷探索，不斷反思中曲折前進。好在這個勁頭依然不減。相信未來一定會好的。」 2023年發布的《9月9日紀念毛澤東》一文中，陳雪霏深情地緬懷道，「他不愧為是偉人，去世都選擇的是九九重陽。在人們的心目中也是久久不能忘卻。」在1976年的文革末期，陳雪霏一家食不果腹，春天要用楊樹葉補給，城裡的親戚一個月里總有三到五天要挨餓，但對她來說，毛主席的去世相當於天都塌了，他就是「我們的主宰」、「我們的一切」。 「毛主席總是給很多人以啟迪。對與錯，他本身就是話題，他做的一切都值得我們思考。是否世界各民族大團結萬歲的願望能夠真正實現？應該。否則，地球就太小了。」 陳雪霏對美國對於中國實施的科技出口管控滿懷憤懣，將之聯繫到朝鮮戰爭的歷史，「美國聽說華為要自己搞，更是百般刁難和打壓，在世界上拉幫結夥對付華為。中國剛解放，尤其是朝鮮戰爭之後，中國就是面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封鎖。」 《北歐綠色郵報》上署名「記者陳雪霏」的「新聞報道」自去年10月後停更，過往文章多聚焦於呈現中共掌權人物的活動和思想，顯示出又紅又專的特色，比如「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4周年招待會在京舉行」、「習近平帶領百年大黨奮進新征程」、「中國駐瑞典大使崔愛民在瑞媒體發表署名文章《真實的新疆，美好的家園》」、「彭麗媛出席202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女童和婦女教育獎頒獎儀式」、「北歐深圳總商會年會在斯德哥爾摩成功舉辦」等等。 2022年，她親赴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共二十大並在報道中為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唱讚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百年大黨，黨員人數世界第一……習近平已經三次連任總書記。為中國的穩定和增強人民的信心提供了保證。 由瑞典國家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的埃德斯特羅姆撰寫並於去年七7月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陳雪霏主辦的《北歐綠色郵報》的許多內容直接來自與其合作的中國官媒和黨媒，以及瑞典境內與中國統戰組織有關的人員。報告揭露，瑞典大使館為《北歐綠色郵報》網站上發表的每篇文章支付1000瑞典克朗，2022年1月至8月，包含中國駐瑞典大使崔愛民名字的文章有44篇。 「保護衛士」的哈斯認為，海外統一戰線的關鍵作用既是擴大中共的影響圈，也是控制海外僑民和壓制異議。 「統戰人員中的許多人實際上充當了中共在海外的長臂，在建立影響力網路方面越成功，就越容易肆無忌憚地進行跨國鎮壓。」 2020年，瑞典籍的華裔桂敏海因為出售對中共及其最高領導人聲譽不利的書籍而被中國判處有期徒刑十年，罪名是「為境外非法提供情報」。瑞典要求放人，但是遭到北京拒絕。哈斯表示，對比陳雪霏所受到的驅逐，桂敏海遭受的不公判決和刑期體現出中共政權和瑞典民主的巨大差異。 「我只想提醒大家，中國仍在拘留瑞典公民桂敏海，在他與兩名瑞典外交官一起乘坐火車時綁架了他，並錯誤地指控他從事間諜活動，因為他的一些出版物傷害了習近平的感情。 關於中國和瑞典，或者中共政權和民主國家之間的差異，你需要了解的一切都在這裡。」哈斯說。 中共在瑞典廣鋪統戰和情報網路 瑞典過去也曾採取行動，挫敗中國記者的影響力運作和中共情報關係網路。2018年，一名在瑞典的藏人多傑嘉登(Dorjee Gyantsan)涉嫌收集流亡藏人難民和異見人士信息並提供給中國官員，在其中一次活動中獲取5萬瑞典克朗的報酬，瑞典法院以「非法進行情報工作」判處他入獄22個月。 2009年，已入籍瑞典的巴布爾·梅蘇特(Barbur Mehsut)將有關維族活動人士在瑞典、挪威、德國和美國的活動、健康和財務狀況，傳遞給中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的新聞官周璐璐，以及《人民日報》駐瑞典記者雷達，兩人後來遭驅逐出境。 馬赫蘇特被判刑16個月。 瑞典記者悠野曾追蹤桂敏海和新疆棉等敏感事件，被中國拒發籤證並頻遭中國大使館威脅。他認為，西方和中國有著不同的「記者」概念：「在中國，大多數記者實際上受雇於中國共產黨。因此，記者從事中國影響力行動或情報工作對我來說並不奇怪，因為他們受雇於中國政府。」 他指出，歐洲國家很難在保護新聞自由和制止中共影響力運作和情報工作之間，取得非常好的平衡。「但我認為瑞典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政府必須改變心態，明白中國記者受雇於共產黨，也努力鼓動共產黨的政治目標，這種情況通常也是通過影響力行動發生的，不僅僅是新聞報告。」 除了陳雪霏的《北歐綠色郵報》，瑞典國家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的埃德斯特羅姆在研究報告中指出，瑞典的華文媒體「北歐中華網」(chineseonline.se)、《北歐時報》(Nordic Chinese Times)、《北歐華人報》(Nordic Chinese Newspaper)和北歐國際新聞中心(Nordic International News Center)，與中共統戰網路存在著組織聯繫，通過組織中共官方媒體論壇、贊助旅行和培訓記者以及免費提供社論新聞材料來施加影響力。 埃德斯特羅姆建議，瑞典政府機構、地方政府和民間社會需要增進理解，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對華僑和僑民媒體施加影響力的戰略努力；此外，瑞典政府需要探索制定一項戰略，以支持僑民新聞業不受中共影響的目標，包括如何以中文提供更多新聞和社會信息、如何有效接觸相關目標人群；最後，瑞典政府需要研究探討中共以及僑民媒體對於僑民社區造成的潛在影響。 「保護衛士」的哈斯建議，歐洲國家應更加關注和廣泛監督中國的外國干涉活動及其行為者，在發生非法活動時依法予以處理，並且針對政治家、企業家、學者、記者等社會階層，開展關於中共影響行動的信息普及活動。他表示，這些措施也有利於保護中共在歐洲進行跨國鎮壓的潛在目標群體。 「這些步驟可以有效地在目標社區內建立更多的信任，讓他們感到自己的權利受到保護，並且在發生針對他們或社區的非法活動時可以安全地向地方當局報告，」他說，「你可以想像，當看到當地政客和執法人員都高興地在中共統戰贊助的活動中擺拍時，他們幾乎不會這樣做。 」
英國媒體披露，中共間諜將一名比利時極右翼政客，作為情報資產管理了三年多，此案顯示了中共政府如何通過影響力行動來塑造對其有利的政治形勢。 中共如何影響西方 據《金融時報》12月15日報導，中共國家安全部間諜機構官員丹尼爾-吳（Daniel Woo），推動比利時前參議員、極右翼政黨成員克里曼（Frank Creyelman），影響歐洲對中共鎮壓香港民主人士和迫害新疆維吾爾人等問題的辯論。 在《金融時報》、《明鏡周刊》（Der Spiegel）和《世界報》（Le Monde），英法德三家媒體的聯合調查中，從一名西方安全人士處獲得的2019年至2022年底的簡訊交流，記錄了這名中共特工與其比利時線人之間的關係。 這些簡訊交流明確詳細地揭示了中共情報部門如何試圖操縱世界各地的政治辯論，使之對中共政府有利，西方安全機構也在日益關注這一問題。 雖然大多數大國都從事間諜活動，但中共國安部在歐洲的行動，凸顯了中共間諜活動的一個顯著特點：旨在影響政治討論的廣泛影響行動，橫跨渥太華、倫敦和堪培拉。華盛頓也曾多次警告中共政府暗中干預選舉。 McGrathNicol公司顧問、《間諜與謊言》（Spies and Lies）一書的作者喬斯克（Alex Joske）說：「中共國安部數十年來一直試圖影響政治和全球對中共的討論。招募和操縱學者、政策制定者、商界領袖，甚至如本案所示，操縱政界人士，是其中的一部分。」 據四個西方國家的情報官員稱，丹尼爾-吳在中共國安部的浙江分部活動。西方情報部門還發現他在波蘭和羅馬尼亞活動。 目前尚不清楚克里曼是如何或何時被招募的。除了2019年去海南島三亞與中共情報人員會面之外，他與丹尼爾-吳的關係一直是遠程進行的。 中共特工與議員簡訊交流 中共特工與克里曼之間的一次對話，鮮明地揭示了中共收買低級政客的策略。因為，中共特工提到了過去針對歐盟委員會前秘書長澤爾邁爾（Martin Selmayr）所做的滲透努力，但沒有成功。澤爾邁爾曾是布魯塞爾最有權勢的官員之一。 在2021年的一次簡訊交流中，特工告訴克里曼，他的任務是攻擊一名研究員，因為他曾揭露中共如何在新疆地區拘留了數百萬維吾爾人。特工還要求克里曼幫助破壞一個關於台灣問題的會議，兩人還討論了付錢給一個中間人，讓他影響一名天主教紅衣主教，警告他不要把Covid-19政治化，因為中共正受到國際壓力。 克里曼在完成中共特工布置的任務方面似乎收效甚微。例如，2021年6月，在比利時議會宣布維吾爾人面臨種族滅絕的決議中，他「試圖反對……但沒有成功」。 美國前情報官員表示，這些信息帶有中共國安部典型的政治影響行動特徵。現就職於喬治敦大學的前中情局中國問題高級分析師懷爾德（Dennis Wilder）說：「這些信息反映了中共國安部對美國是香港抗議運動背後的『黑手』的迷戀，對不斷尋找機會破壞第三國親台會議和活動的渴望，以及把詆毀報導新疆侵犯人權事件的人作為必要任務。」 前中情局反情報分析師馬蒂斯（Peter Mattis）說，這也說明了中共情報部門的一個特點：國安部如何賦予其地區分支機構自主權，「這一案例表明，中共政府和國安部提供指導，但情報人員和線人共同研究如何實現目標」。 2019年，中共特工請克里曼安排發表一篇文章，回擊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克里曼說，他可以付錢給一名自由記者，對方至少要收取2,000歐元。後來，駐布魯塞爾的記者威爾遜（James Wilson）說，克里曼曾找他寫文章，但他禮貌地拒絕了，並說收錢寫報導有違他的原則。 在《金融時報》看到的最後一條簡訊中，2022年底，德國總理肖茨（Olaf Scholz）即將訪華，中共特工請克里曼說服歐洲議會的兩名右翼議員公開表示，美英正在破壞歐洲的能源安全。該特工說，「目的是分裂美歐關係。」 接著，中共特工又說，他依靠克里曼說服了歐洲議會的兩名議員，他們可以在肖茨訪問中國之前發表聲明。但隨後並沒有任何聲明發表。 中共特工也多次談到錢的問題，包括他將支付給克里曼或其他人的報酬。有一次，特工說將用加密貨幣支付，還教克里曼如何使用一款應用程序來轉移加密貨幣。 中共國安在歐洲投入5,000名特工 軍情六處前行動負責人、中國情報專家因克斯特（Nigel Inkster）說，中共國安部的大部分間諜活動都是通過省級部門進行的，而浙江在歐洲的行動中「占首要地位」，由於歐盟委員會和北約等國際組織雲集布魯塞爾，這裡被視為有豐富的目標，因此，中共對布魯塞爾投入了強大的人力和電子收集能力。浙江的國安部估計有5,000名情報人員，通常在三亞與他們的外國「資產」，也就是線人會面。 中共國安部採取的方法是，重點招募或拉攏歐洲大陸同情中共或受益於中共施捨的低級政客。這些低級政客與高級官員建立了聯繫，定期與他們討論敏感話題，然後有意無意地與情報和安全局分享他們收集到的信息。 一名前中情局特工說，中共安全部在歐洲也傾向於冒更大的風險，因為它認為被抓的後果沒有在美國那麼嚴重。「比利時已成為各種敵對國家情報行動的主要中心，因為那裡行動方便」。 比利時首相德克羅（Alexander De Croo）12月15日在布魯塞爾出席歐盟領導人峰會時被問及這一案件時說：「我覺得這很成問題。」 他說：「這實際上意味著有些人正在從內部破壞我們的繁榮、安全和民主，這些人來自我們國家議會和參議院中的一個政黨……。 ……比利時的一名參議員登上了《金融時報》的頭版頭條，全世界都看到了。」 德克羅最後表示，他知道這件事已經有幾個星期了，他感到「震驚」，這表明「極右翼對我們的社會構成威脅」。
被指控干涉議會，為中共服務的李貞駒(Christine Lee)正在反控軍情五處（MI5），以『討還清白』。該指控可能讓英國納稅人損失數百萬英鎊。 據《每日郵報》報導，59歲的李貞駒指控MI5給她貼上了「特工標籤」，毀了她的生活，為此她發起了一項大膽的法律訴訟，並要求賠償損失，金額可能高達數百萬美元。 去年，她被指控參與「干預議會」，代表中共向英國的政黨、議員捐款。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伯明翰律師主張賠償的理由是她「不能再去中國、參與政治活動或向英國政黨捐款」。 李貞駒堅稱自己「不是中共特工」。2022年1月事件發生後，她一直被拘禁在自己價值985,000英鎊的家中。 在這一前所未有的法律挑戰中，她希望MI5交出多年來收集到的有關她的情報，如果成功，這可能對中共當局來說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李貞駒指責間諜指控讓她面臨「死亡、卑鄙的種族主義、仇華性虐待以及人身傷害威脅」，而將她的照片公之於眾侵犯了她的人權。 李在法律文件中控訴說，她遭受了「相當於軟禁的隔離生活，而且非常害怕受到公眾攻擊」。訴狀稱：她受到了公眾的誹謗，並被社區排斥。MI5發出的干預警報（interference alert）破壞了她的個人和職業聲譽，並對她的生意造成了不可逆轉的損害，她的個人和商業銀行授信額度已被撤銷。 她的兒子威爾克斯(Daniel Wilkes)曾為工黨議員加德納(Barry Gardiner)工作，在其母親向這位前工黨黨魁候選人捐贈超過50萬英鎊的行為受到質疑後，他也向MI5發起訴訟。 李貞駒總共向工黨和自由民主黨捐贈了超過64萬英鎊，並遊說了480多名議員。李還與前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關係密切，是卡梅倫2010年訪華商務代表團中唯一的中國成員。 2019年，她受到唐寧街的歡迎，並接受時任首相梅（Theresa May）頒發的獎項，以表彰她對促進英中關係做出的貢獻。 她曾擔任中國駐倫敦大使館的首席法律顧問和中國僑務辦公室法律顧問，中國僑務辦公室是中共的海外統戰機構，受中共統戰部監管。 李貞駒的行動引起了MI5的警覺，後者發出警告：李貞駒向內閣部長和前首相示好的舉動是在干涉英國民主。雖然不是特務，而是某種更模糊的東西，一個「影響力間諜」，進行「代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力活動」。 但李貞駒的律師穆曼（Tony Muman）說：「她否認自己是中共特工。」 這位移民律師要求調查權力法庭（Investigatory Powers Tribunal）迫使MI5披露對她的指控細節。 代表MI5的律師辯稱，MI5不需要披露任何信息，因為發出警報的目的是保護民主，並聲稱：「這是安全部門在合法行使權力，以保護英國的議會民主免受外國政治干預。」 預計法庭將在大約四個星期內就MI5是否應移交敏感情報做出裁決。法庭還將於今年晚些時候舉行一次聽證會，以裁定李貞駒的損害賠償要求。
4月17日，澳大利亞悉尼法院開庭審理一名澳大利亞商人向中國間諜嫌疑人出售情報案，並對此案指控定罪入獄。 據法庭檢察官指控說，嫌疑人Alexander Csergo現年55歲，其罪行發生在2021年2月至2023年4月14日之間。澳方警方指控他向兩名中國特工提供一份對方索要的”情資清單資訊”，以換取金錢打賞。 警方稱，這兩名特工可能是一對夫婦（Ken和Evelyn），他們向Csergo提供金錢，讓他收集有關澳大利亞國防、經濟和國家安全部署以及與其他國家有關的信息。 據稱，他為”Ken”和”Evelyn”編寫了多份報告，並為這些報告收取報酬。警方將在法庭上指控”Ken”和”Evelyn”為一個外國情報機構工作，並進行情報收集活動。 澳方檢察官Connor McCraith在法庭陳案稱：中國所尋求的信息與澳大利亞的鋰礦，鐵礦以及澳大利亞、美國和英國之間的AUKUS安全條約有關。AUKUS安全協約於2021年簽署。 根據法官在庭審上宣讀的起訴書，從事廣告、營銷和數據分析工作的Alexander Csergo從2021年起與這兩名被指控的中國間諜在上海一家咖啡館有過幾次面對面的會談交換情報與現錢。 這名澳人於上個星期五（4月14日）下午在位於悉尼邦迪的其母親家中被捕，不得保釋。澳大利亞司法對出賣情報間諜罪可被判處15年監禁。 據警方稱，Csergo於2002年移居中國，在中國和新加坡的一些公司工作了二十年，客戶包括大眾汽車中國公司，並從2017年起擔任位於上海的數字解決方案公司Conversys的全球創新和轉型總裁。 不過，Alexander Csergo的律師Bernard Collaery辯護稱，Alexander Csergo只是對中國特工方面提供一些諮詢，所涉情報涉及的是公共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