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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特工

起底被瑞典政府驱逐的中国女记者—中国影响力行动“特工”?

刚刚加入北约的瑞典最近决定将一名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中国记者驱逐出境,且终身不得再次入境瑞典。有专家认为,中国政府的海外大外宣媒体人员只是中共统战和情报网络的冰山一角, 瑞典政府需要及时针对其非法活动进行起诉, 广泛开展监督和公众教育行动,系统性地挫败中共的影响力行动。 根据瑞典媒体报道,这位中国女性大约20年前抵达瑞典,被逮捕时拥有瑞典永久居留权。该记者去年10月被捕,警方称其在过去十年间实施的活动已对瑞典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她与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以及瑞典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人士有接触,带领多个中共政府和企业代表团访问瑞典,还尝试安排他们访问瑞典一些政府部门。 由于案件的敏感性,瑞典政府并未公开涉事人的姓名和构成的具体威胁。但据瑞典媒体《中国新闻》(Kinamedia)披露,这名当事人是《北欧绿色邮报》(Green Post)的社长及主编陈雪霏(Chen Xuefei Axelsson)。 Kinamedia的记者悠野(Jojje Olsson)告诉美国之音,“陈雪霏与中国大使馆密切合作,她在瑞典的中国观察人士中也颇有名气。我可能会称她为中国影响力行动特工。” 对陈雪霏进行过长期研究的瑞典国家中国问题研究中心(Swedish National China Center)分析师埃里卡·斯塔法斯·埃德斯特罗姆(Erika Staffas Edström)告诉美国之音,陈雪霏去年秋天的确被瑞典安全部门拘留,并被下令驱逐出境。 “然而,她仍在瑞典,尚未被驱逐。 4月4日,瑞典政府决定驳回她对根据《特定外国人特别管制法》(LSU)驱逐出境的决定所提出的上诉。” 截至发稿,瑞典司法部和陈雪霏本人尚未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查询,瑞典移民署、瑞典安全局则拒绝提供更多案件细节。 陈雪霏的律师洛伊特里姆·卡德里乌(Leutrim Kadriu)向瑞典电视台表示,她本人并不认为她对瑞典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一回应说,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表示,中方一贯要求本国公民遵守所在国法律,大使馆要求瑞典切实保障在瑞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 媚共、“毛粉”、美化新疆种族灭绝—中共宣传者还是记者? 陈雪霏是瑞典华文媒体圈的知名人物, 还担任中欧对话网创始人、中欧文化协会(CECA)和瑞典专业外国记者协会(PROFOCA)的会长,以及瑞中桥科技文化交流公司(Sweden-China Bridge)总经理。据《北欧绿色邮报》发布的简介,陈雪霏出生于1966年、满族人,曾为中国官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环球时报》工作,她“喜欢高大上,但同情弱者,追求平等,公平正义,善良,是环保主义者,提倡节俭,从不浪费一粒粮食。”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活动主任劳拉‧哈斯(Laura Harth)对美国之音表示,“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称陈雪霏为‘记者’,当然她并没有因为新闻工作而被驱逐。” 哈斯表示,除了公开报道的内容以及陈雪霏和各种中共和中国实体的非常明确的联系,特别是各种统战组织的活动之外,导致她被指定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具体情况, 目前还不为公众所知。但她指出,陈雪霏的案件释放了欧洲政府严肃对待中共海外影响力活动的积极信号。 “然而,据我所知,这是欧洲第一个公开的此类案例,这让人们对欧洲国家的政府产生了一些希望, 即终于认识到需要对抗中共的外国影响力行动(foreign interference operations)所构成的广泛威胁。 ” 在瑞典,陈雪霏安排了一系列粉饰和支持中共政权的活动,例如举办支持中共观点的新疆图片展,展示自己应邀到新疆去拍摄的35幅照片,参会者不乏瑞典企业家、新闻记者和学术研究人员。 陈雪霏自己在报道中写道,“……这次陈雪霏女士精心组织展示了这么多美丽的新疆图片展真是让人豁然开朗,原来新疆是如此这般美丽迷人,通过观看图片,他感受到新疆是安全的、和谐的、美丽的,令人有种冲动和激情想到新疆走一走,去领略她那旖旎的风光,他要说的是新疆的美丽是永恒的。” 在中共统治下,近百万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穆斯林被关进新疆集中营并且遭受了一系列虐待,包括强迫劳动、绝育、强奸、种族灭绝等等。悠野指出,“我认为陈雪霏的这类活动不是正常的记者工作。她安排的文化展览是中国政府对新疆发生的事情的叙事版本,试图改变公众舆论,与中国当局合作。” 他表示,陈雪霏一直积极在瑞典通过各种途径为中共的观点做宣传和辩护。“如果有研讨会甚至是关于中国的电视辩论,有时她会出席并传达北京版本的故事, 比如由瑞典电视台组织的关于人权的辩论。她经常出现并为中国政府的观点辩护。” 在陈雪霏本人撰写的大量文章中,她毫不遮掩对于中共政权和领导人的赞美和依恋。在报告文学《百年家国》中,她写道,“一个党一个国家总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反思中曲折前进。好在这个劲头依然不减。相信未来一定会好的。” 2023年发布的《9月9日纪念毛泽东》一文中,陈雪霏深情地缅怀道,“他不愧为是伟人,去世都选择的是九九重阳。在人们的心目中也是久久不能忘却。”在1976年的文革末期,陈雪霏一家食不果腹,春天要用杨树叶补给,城里的亲戚一个月里总有三到五天要挨饿,但对她来说,毛主席的去世相当于天都塌了,他就是“我们的主宰”、“我们的一切”。 “毛主席总是给很多人以启迪。对与错,他本身就是话题,他做的一切都值得我们思考。是否世界各民族大团结万岁的愿望能够真正实现?应该。否则,地球就太小了。” 陈雪霏对美国对于中国实施的科技出口管控满怀愤懑,将之联系到朝鲜战争的历史,“美国听说华为要自己搞,更是百般刁难和打压,在世界上拉帮结伙对付华为。中国刚解放,尤其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就是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 《北欧绿色邮报》上署名“记者陈雪霏”的“新闻报道”自去年10月后停更,过往文章多聚焦于呈现中共掌权人物的活动和思想,显示出又红又专的特色,比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带领百年大党奋进新征程”、“中国驻瑞典大使崔爱民在瑞媒体发表署名文章《真实的新疆,美好的家园》”、“彭丽媛出席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北欧深圳总商会年会在斯德哥尔摩成功举办”等等。 2022年,她亲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共二十大并在报道中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唱赞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百年大党,党员人数世界第一……习近平已经三次连任总书记。为中国的稳定和增强人民的信心提供了保证。 由瑞典国家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埃德斯特罗姆撰写并于去年七7月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陈雪霏主办的《北欧绿色邮报》的许多内容直接来自与其合作的中国官媒和党媒,以及瑞典境内与中国统战组织有关的人员。报告揭露,瑞典大使馆为《北欧绿色邮报》网站上发表的每篇文章支付1000瑞典克朗,2022年1月至8月,包含中国驻瑞典大使崔爱民名字的文章有44篇。 “保护卫士”的哈斯认为,海外统一战线的关键作用既是扩大中共的影响圈,也是控制海外侨民和压制异议。 “统战人员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充当了中共在海外的长臂,在建立影响力网络方面越成功,就越容易肆无忌惮地进行跨国镇压。” 2020年,瑞典籍的华裔桂敏海因为出售对中共及其最高领导人声誉不利的书籍而被中国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罪名是“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瑞典要求放人,但是遭到北京拒绝。哈斯表示,对比陈雪霏所受到的驱逐,桂敏海遭受的不公判决和刑期体现出中共政权和瑞典民主的巨大差异。 “我只想提醒大家,中国仍在拘留瑞典公民桂敏海,在他与两名瑞典外交官一起乘坐火车时绑架了他,并错误地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因为他的一些出版物伤害了习近平的感情。 关于中国和瑞典,或者中共政权和民主国家之间的差异,你需要了解的一切都在这里。”哈斯说。 中共在瑞典广铺统战和情报网络 瑞典过去也曾采取行动,挫败中国记者的影响力运作和中共情报关系网络。2018年,一名在瑞典的藏人多杰嘉登(Dorjee Gyantsan)涉嫌收集流亡藏人难民和异见人士信息并提供给中国官员,在其中一次活动中获取5万瑞典克朗的报酬,瑞典法院以“非法进行情报工作”判处他入狱22个月。 2009年,已入籍瑞典的巴布尔·梅苏特(Barbur Mehsut)将有关维族活动人士在瑞典、挪威、德国和美国的活动、健康和财务状况,传递给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新闻官周璐璐,以及《人民日报》驻瑞典记者雷达,两人后来遭驱逐出境。 马赫苏特被判刑16个月。 瑞典记者悠野曾追踪桂敏海和新疆棉等敏感事件,被中国拒发签证并频遭中国大使馆威胁。他认为,西方和中国有着不同的“记者”概念:“在中国,大多数记者实际上受雇于中国共产党。因此,记者从事中国影响力行动或情报工作对我来说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受雇于中国政府。” 他指出,欧洲国家很难在保护新闻自由和制止中共影响力运作和情报工作之间,取得非常好的平衡。“但我认为瑞典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必须改变心态,明白中国记者受雇于共产党,也努力鼓动共产党的政治目标,这种情况通常也是通过影响力行动发生的,不仅仅是新闻报告。” 除了陈雪霏的《北欧绿色邮报》,瑞典国家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埃德斯特罗姆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瑞典的华文媒体“北欧中华网”(chineseonline.se)、《北欧时报》(Nordic Chinese Times)、《北欧华人报》(Nordic Chinese Newspaper)和北欧国际新闻中心(Nordic International News Center),与中共统战网络存在着组织联系,通过组织中共官方媒体论坛、赞助旅行和培训记者以及免费提供社论新闻材料来施加影响力。 埃德斯特罗姆建议,瑞典政府机构、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需要增进理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对华侨和侨民媒体施加影响力的战略努力;此外,瑞典政府需要探索制定一项战略,以支持侨民新闻业不受中共影响的目标,包括如何以中文提供更多新闻和社会信息、如何有效接触相关目标人群;最后,瑞典政府需要研究探讨中共以及侨民媒体对于侨民社区造成的潜在影响。 “保护卫士”的哈斯建议,欧洲国家应更加关注和广泛监督中国的外国干涉活动及其行为者,在发生非法活动时依法予以处理,并且针对政治家、企业家、学者、记者等社会阶层,开展关于中共影响行动的信息普及活动。他表示,这些措施也有利于保护中共在欧洲进行跨国镇压的潜在目标群体。 “这些步骤可以有效地在目标社区内建立更多的信任,让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保护,并且在发生针对他们或社区的非法活动时可以安全地向地方当局报告,”他说,“你可以想象,当看到当地政客和执法人员都高兴地在中共统战赞助的活动中摆拍时,他们几乎不会这样做。 ”

中共特工召募欧洲议员 欧洲开始担忧“内部敌人”

英国媒体披露,中共间谍将一名比利时极右翼政客,作为情报资产管理了三年多,此案显示了中共政府如何通过影响力行动来塑造对其有利的政治形势。 中共如何影响西方 据《金融时报》12月15日报导,中共国家安全部间谍机构官员丹尼尔-吴(Daniel Woo),推动比利时前参议员、极右翼政党成员克里曼(Frank Creyelman),影响欧洲对中共镇压香港民主人士和迫害新疆维吾尔人等问题的辩论。 在《金融时报》、《明镜周刊》(Der Spiegel)和《世界报》(Le Monde),英法德三家媒体的联合调查中,从一名西方安全人士处获得的2019年至2022年底的简讯交流,记录了这名中共特工与其比利时线人之间的关系。 这些简讯交流明确详细地揭示了中共情报部门如何试图操纵世界各地的政治辩论,使之对中共政府有利,西方安全机构也在日益关注这一问题。 虽然大多数大国都从事间谍活动,但中共国安部在欧洲的行动,凸显了中共间谍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旨在影响政治讨论的广泛影响行动,横跨渥太华、伦敦和堪培拉。华盛顿也曾多次警告中共政府暗中干预选举。 McGrathNicol公司顾问、《间谍与谎言》(Spies and Lies)一书的作者乔斯克(Alex Joske)说:“中共国安部数十年来一直试图影响政治和全球对中共的讨论。招募和操纵学者、政策制定者、商界领袖,甚至如本案所示,操纵政界人士,是其中的一部分。” 据四个西方国家的情报官员称,丹尼尔-吴在中共国安部的浙江分部活动。西方情报部门还发现他在波兰和罗马尼亚活动。 目前尚不清楚克里曼是如何或何时被招募的。除了2019年去海南岛三亚与中共情报人员会面之外,他与丹尼尔-吴的关系一直是远程进行的。 中共特工与议员简讯交流 中共特工与克里曼之间的一次对话,鲜明地揭示了中共收买低级政客的策略。因为,中共特工提到了过去针对欧盟委员会前秘书长泽尔迈尔(Martin Selmayr)所做的渗透努力,但没有成功。泽尔迈尔曾是布鲁塞尔最有权势的官员之一。 在2021年的一次简讯交流中,特工告诉克里曼,他的任务是攻击一名研究员,因为他曾揭露中共如何在新疆地区拘留了数百万维吾尔人。特工还要求克里曼帮助破坏一个关于台湾问题的会议,两人还讨论了付钱给一个中间人,让他影响一名天主教红衣主教,警告他不要把Covid-19政治化,因为中共正受到国际压力。 克里曼在完成中共特工布置的任务方面似乎收效甚微。例如,2021年6月,在比利时议会宣布维吾尔人面临种族灭绝的决议中,他“试图反对……但没有成功”。 美国前情报官员表示,这些信息带有中共国安部典型的政治影响行动特征。现就职于乔治敦大学的前中情局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师怀尔德(Dennis Wilder)说:“这些信息反映了中共国安部对美国是香港抗议运动背后的‘黑手’的迷恋,对不断寻找机会破坏第三国亲台会议和活动的渴望,以及把诋毁报导新疆侵犯人权事件的人作为必要任务。” 前中情局反情报分析师马蒂斯(Peter Mattis)说,这也说明了中共情报部门的一个特点:国安部如何赋予其地区分支机构自主权,“这一案例表明,中共政府和国安部提供指导,但情报人员和线人共同研究如何实现目标”。 2019年,中共特工请克里曼安排发表一篇文章,回击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克里曼说,他可以付钱给一名自由记者,对方至少要收取2,000欧元。后来,驻布鲁塞尔的记者威尔逊(James Wilson)说,克里曼曾找他写文章,但他礼貌地拒绝了,并说收钱写报导有违他的原则。 在《金融时报》看到的最后一条简讯中,2022年底,德国总理肖茨(Olaf Scholz)即将访华,中共特工请克里曼说服欧洲议会的两名右翼议员公开表示,美英正在破坏欧洲的能源安全。该特工说,“目的是分裂美欧关系。” 接著,中共特工又说,他依靠克里曼说服了欧洲议会的两名议员,他们可以在肖茨访问中国之前发表声明。但随后并没有任何声明发表。 中共特工也多次谈到钱的问题,包括他将支付给克里曼或其他人的报酬。有一次,特工说将用加密货币支付,还教克里曼如何使用一款应用程序来转移加密货币。 中共国安在欧洲投入5,000名特工 军情六处前行动负责人、中国情报专家因克斯特(Nigel Inkster)说,中共国安部的大部分间谍活动都是通过省级部门进行的,而浙江在欧洲的行动中“占首要地位”,由于欧盟委员会和北约等国际组织云集布鲁塞尔,这里被视为有丰富的目标,因此,中共对布鲁塞尔投入了强大的人力和电子收集能力。浙江的国安部估计有5,000名情报人员,通常在三亚与他们的外国“资产”,也就是线人会面。 中共国安部采取的方法是,重点招募或拉拢欧洲大陆同情中共或受益于中共施舍的低级政客。这些低级政客与高级官员建立了联系,定期与他们讨论敏感话题,然后有意无意地与情报和安全局分享他们收集到的信息。 一名前中情局特工说,中共安全部在欧洲也倾向于冒更大的风险,因为它认为被抓的后果没有在美国那么严重。“比利时已成为各种敌对国家情报行动的主要中心,因为那里行动方便”。 比利时首相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12月15日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领导人峰会时被问及这一案件时说:“我觉得这很成问题。” 他说:“这实际上意味著有些人正在从内部破坏我们的繁荣、安全和民主,这些人来自我们国家议会和参议院中的一个政党……。 ……比利时的一名参议员登上了《金融时报》的头版头条,全世界都看到了。” 德克罗最后表示,他知道这件事已经有几个星期了,他感到“震惊”,这表明“极右翼对我们的社会构成威胁”。

被点名为中共搞“政治干预活动” 李贞驹反控MI5

被指控干涉议会,为中共服务的李贞驹(Christine Lee)正在反控军情五处(MI5),以‘讨还清白’。该指控可能让英国纳税人损失数百万英镑。 据《每日邮报》报导,59岁的李贞驹指控MI5给她贴上了“特工标签”,毁了她的生活,为此她发起了一项大胆的法律诉讼,并要求赔偿损失,金额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 去年,她被指控参与“干预议会”,代表中共向英国的政党、议员捐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伯明翰律师主张赔偿的理由是她“不能再去中国、参与政治活动或向英国政党捐款”。 李贞驹坚称自己“不是中共特工”。2022年1月事件发生后,她一直被拘禁在自己价值985,000英镑的家中。 在这一前所未有的法律挑战中,她希望MI5交出多年来收集到的有关她的情报,如果成功,这可能对中共当局来说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李贞驹指责间谍指控让她面临“死亡、卑鄙的种族主义、仇华性虐待以及人身伤害威胁”,而将她的照片公之于众侵犯了她的人权。 李在法律文件中控诉说,她遭受了“相当于软禁的隔离生活,而且非常害怕受到公众攻击”。诉状称:她受到了公众的诽谤,并被社区排斥。MI5发出的干预警报(interference alert)破坏了她的个人和职业声誉,并对她的生意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她的个人和商业银行授信额度已被撤销。 她的儿子威尔克斯(Daniel Wilkes)曾为工党议员加德纳(Barry Gardiner)工作,在其母亲向这位前工党党魁候选人捐赠超过50万英镑的行为受到质疑后,他也向MI5发起诉讼。 李贞驹总共向工党和自由民主党捐赠了超过64万英镑,并游说了480多名议员。李还与前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关系密切,是卡梅伦2010年访华商务代表团中唯一的中国成员。 2019年,她受到唐宁街的欢迎,并接受时任首相梅(Theresa May)颁发的奖项,以表彰她对促进英中关系做出的贡献。 她曾担任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首席法律顾问和中国侨务办公室法律顾问,中国侨务办公室是中共的海外统战机构,受中共统战部监管。 李贞驹的行动引起了MI5的警觉,后者发出警告:李贞驹向内阁部长和前首相示好的举动是在干涉英国民主。虽然不是特务,而是某种更模糊的东西,一个“影响力间谍”,进行“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活动”。 但李贞驹的律师穆曼(Tony Muman)说:“她否认自己是中共特工。” 这位移民律师要求调查权力法庭(Investigatory Powers Tribunal)迫使MI5披露对她的指控细节。 代表MI5的律师辩称,MI5不需要披露任何信息,因为发出警报的目的是保护民主,并声称:“这是安全部门在合法行使权力,以保护英国的议会民主免受外国政治干预。” 预计法庭将在大约四个星期内就MI5是否应移交敏感情报做出裁决。法庭还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一次听证会,以裁定李贞驹的损害赔偿要求。

一澳洲人被控向中国出售情报

4月17日,澳大利亚悉尼法院开庭审理一名澳大利亚商人向中国间谍嫌疑人出售情报案,并对此案指控定罪入狱。  据法庭检察官指控说,嫌疑人Alexander Csergo现年55岁,其罪行发生在2021年2月至2023年4月14日之间。澳方警方指控他向两名中国特工提供一份对方索要的”情资清单资讯”,以换取金钱打赏。 警方称,这两名特工可能是一对夫妇(Ken和Evelyn),他们向Csergo提供金钱,让他收集有关澳大利亚国防、经济和国家安全部署以及与其他国家有关的信息。  据称,他为”Ken”和”Evelyn”编写了多份报告,并为这些报告收取报酬。警方将在法庭上指控”Ken”和”Evelyn”为一个外国情报机构工作,并进行情报收集活动。  澳方检察官Connor McCraith在法庭陈案称:中国所寻求的信息与澳大利亚的锂矿,铁矿以及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之间的AUKUS安全条约有关。AUKUS安全协约于2021年签署。  根据法官在庭审上宣读的起诉书,从事广告、营销和数据分析工作的Alexander Csergo从2021年起与这两名被指控的中国间谍在上海一家咖啡馆有过几次面对面的会谈交换情报与现钱。  这名澳人于上个星期五(4月14日)下午在位于悉尼邦迪的其母亲家中被捕,不得保释。澳大利亚司法对出卖情报间谍罪可被判处15年监禁。 据警方称,Csergo于2002年移居中国,在中国和新加坡的一些公司工作了二十年,客户包括大众汽车中国公司,并从2017年起担任位于上海的数字解决方案公司Conversys的全球创新和转型总裁。  不过,Alexander Csergo的律师Bernard Collaery辩护称,Alexander Csergo只是对中国特工方面提供一些咨询,所涉情报涉及的是公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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