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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

專訪蔡霞:中共政治新謎團 今日中國是「黨天下」還是「習天下」?

習近平上台後,許多評論指出中國從中共「黨天下」成了「習天下」。究竟當今中國是「習天下」還是「黨天下」?自1980年以來,同樣的中共體制卻出了多位風格迥異的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被公認在關鍵時刻站在人民一邊,但是後來都遭到清算。江澤民、胡錦濤雖有抱負,但都無法進行關鍵的改革。 在中共建黨103周年之際,通過對中共近年來五位總書記的分析,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告訴美國之音,中共本質是一個極壞的黨,因此胡趙這樣的領導人僅是鳳毛麟角,而習近平得以完全攬權。蔡霞教授認為未來中國人民的生存、共產黨的生存和習一小伙人維持權力之間將有生死博弈。 「黨的習近平」還是「習近平的黨」? 習近平登台之前,時任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先生曾經預測,「由於未來的領袖習近平和李克強沒什麼政績,還面臨不斷加劇的黨內競爭,他們很可能比前輩更弱勢,不得不更多地依賴集體領導。」 今天應該沒有研究中共政治的人再認為當今的中共是集體領導。但關於中共政治的一個新謎團出現了:中共和習近平究竟是什麼關係?倫敦國王學院劉氏中國研究院主任克里·布朗( Kerry Brown)認為,今天「的確有個獨裁者統治著當代中國,但那是習近平為之服務的中共,而不是他個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一樣,以一種奇怪的方式遭到這個政黨的劫持。」為什麼是黨劫持了習近平?他指出,習仲勛教育習近平,無論黨如何對待你,也要對黨保持信仰,而且,習近平深信,只有中共才能實現中國的偉大復興。 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提出相反的看法。她認為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是「黨天下」的習近平,而二十大之後,則變成了「習天下」的共產黨。她進一步指出,中共實質上已經不復存在,中國是被習近平一小伙人繼續以中共的名義控制著。 「黨天下」養大習近平 「當時,黨內和社會上不少人對黨和國家前途憂心忡忡」。這是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描述他的前任胡錦濤時期的政績,而胡錦濤當時帶病參加二十大為習近平站台,就坐在會議主席台上。此前,解放軍上將王寧曾經說習近平「在緊要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 自由亞洲專欄作者、中共研究專家高新指出,一些國內政治異見人士當時認為因為中共政權合法性資源流失嚴重,安排習近平這樣有特殊政治資源的太子黨成員當接班人,是基於救黨圖存的考量。 「我個人的看法完全不是這樣」,蔡霞教授說。她解釋說,中共高層相信江山必須掌握在「自己的孩子」也就是紅二代的手裡,將來才不會挖祖墳。這就是中共80年代選接班人梯隊的來歷,習近平也就是在此時被挑出來成為共產黨培養的對象。 六四後,黨內再定甄選「三標準」 在中共裡面可以稱作「自己的孩子的」並不只習近平;最後誰成為接班人,這是需要競爭的,除了外界熟知的習近平與薄熙來的競爭外,還有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和前元帥陳毅的兒子陳小魯等人。但最後為何習近平勝出? 《晚年周恩來》一書作者高文謙認為習仲勛扮演了關鍵角色。他生前在黨內口碑好,為人正派開明,支持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特別是在中共批鬥胡耀邦的黨內政治生活會上,習仲勛是唯一一位敢於站出來指責如此作法違犯黨的組織紀律原則的人。 蔡霞告訴美國之音《縱深視角》,在六四事件之後 中共對紅二代接班人梯隊又進行了一次篩選。她相信當時傳出的所謂「三條」是真的。一,要選自己的孩子,二,必須是紅二代廳局級,三,「開槍派」,即支持六四鎮壓。而時任人大第一副委員長習仲勛去天安門廣場和305醫院慰問解放軍,這個「投名狀」事件對習上位「其實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紅二代裡面很優秀的陳小魯這樣的就是因為不符合第三條而被淘汰。 二十大兩件事讓「黨天下」變成「習天下」 蔡霞教授披露說,習近平2012年上位之後,黨內還有多樣化的聲音。在2016年十八屆六中全會討論和修改中共黨內監督條例的時候,習家軍在會議議程外突然提出樹立「習核心」話題,當時就有中央委員站出來說現在強調集體領導,胡錦濤就也已經不是核心,為何現在還要提核心?隨後的2018年修憲和2021年討論中共第三個歷史問題決議時,中共黨內仍然還是有分歧。這些事實說明,當時仍然有人代表中共在發言。 蔡霞教授認為,「黨天下」變成「習天下」的里程碑是中共二十大的兩個事件。第一是習近平下令當眾把胡錦濤強行架出會場,當時會場主席台上的中共要員們「連動都不敢動,連眼珠都不敢轉一下」。其次是在媒體前亮相的新常委完全是習近平過去的秘書和現在的秘書。蔡霞說:「我當時的感覺就是說共產黨已經不存在了」。如果說還有黨這個名字,其實只是頂著這個黨的名字的9000萬人這麼一個政治人群被習近平這個整個黑幫一夥給綁架了。」 獨立時評人蔡慎坤也指出,「二十大徹底告別了改革開放,『兩個確立』意味著習與鄧、江、胡時代完成了切割,習天下呼嘯而至。」 胡耀邦和趙紫陽為何被中共清洗? 今年是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35周年,中外學者4月在紐約舉行了一場「紀念胡趙和八九民運35周年國際研討會」。同樣是中共總書記,同樣是共產黨體制,為什麼習近平遭到批評,而胡耀邦、趙紫陽卻受到紀念? 中國作家戴晴認為,胡耀邦是真心希望改正共產黨的錯誤,「他算是共產黨的好書記,」她說。在胡趙基金會會長張艾枚看來,趙紫陽則認為中國一黨專制沒有出路,他(趙紫陽)曾經說,除了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他不知道中國的民主政治還能往哪轉。 蔡霞教授告訴美國之音,在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位中共總書記身上存在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他們是共產黨的總書記還是人民心目中的好人? 中共裡面有好人,共產黨是個極壞的黨 關於共產黨裡面有「好人」問題是一個長期爭議的話題。原影響力中國網總編輯蘇小玲發表在《紐約時報》的文章說,「共產黨不是傳說中的『洪洞縣』,裡面沒多少好人。這自然也不合事實。」中國政論家胡平曾經撰文討論「為什麼最壞者當政」這一困惑性問題。 蔡霞教授認為,胡趙走到中共總書記的位置上是特定的歷史條件,並且實屬鳳毛麟角。她認為這兩人是中共裡面」公認的好人「,在關鍵時刻選擇跟人民站在一起乃至被中共清洗。蔡霞教授接著指出,雖然共產黨里有好人,「但是共產黨本身是一個不好的黨,極壞的黨。」而且,中共本質決定它容不得好人,哪怕你就是到了總書記的位置上也可以迫害你 ,同樣可以隨時用不正常的手段解除你的職務。 蔡霞比較了在胡趙之後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和胡錦濤。她說一位是老共產黨的遺孤,另一位是黨培養下的共產主義接班人苗子,這兩位中共總書記雖有抱負,但一個不敢踢出臨門一腳,一個被破迫喊出「不折騰」,這是因為他們害怕出了共產黨給他們划出的「邊界」。 習近平與共產黨的生存之爭 既然習近平將「黨天下」變成了「習天下」,這個黨和習近平之間是否存在矛盾?倫敦國王學院劉氏中國研究院主任克里·布朗(Kerry Brown)2022年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曾提出一個看法。他說,在當今中國,黨仍然是關鍵,習近平只是一個合適的領導人。 如果習近平的政策製造社會動蕩,他本人就變成問題所在,進而遭到反對和處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無情的實體,它無情(統治)的時間比習近平要長久得多。 蔡霞教授與布朗教授看法略有不同的是,她認為中共與習近平之間儘管存在矛盾,但當今中國實際是中國人的生存、黨的存在與習一小伙人保持權力大位之間存在生死博弈。 蔡霞教授對《縱深視角》解釋說,三年清零,習近平一小伙不顧人民死活,將整個中國變成一個大監獄,白紙運動就是人民遇到生存危機時刻的反抗,它最終迫使習近平不得不解封,而在黨內,時任總理李克強設法儘可能的發出他的聲音,想把經濟逐漸恢復起來。 中國人民是否相信中共能走向民主改革? 2018年,美國前副總統彭斯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演講中曾經說,「北京仍然口頭上在說『改革開放』,然而鄧小平的這個著名政策已經變得空洞。」他希望「中國領導人仍可以改變路線,回歸幾十年前兩國關係開始時的改革開放精神。」 但是蔡霞教授認為中國人民已經不會再相信共產黨,因為他們看到了即使經過了改革開放40年,中共仍然可以隨意剝奪人民手中的權力。她接著說:「我覺得就是再往下有可能就會推動整個這個國家政治上的鬆動,逐漸的通過動蕩一段時間以後走向民主憲政。」

徵文來稿:三位大陸「80後」,不願忘卻的「六四回憶」

在廣場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親歷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麼樣子?在很多不為人知的地方,它如何啟迪、指引和改變人們的生活?5月16日,「WOMEN我們」發起了《我們都是廣場上的遺孤——「廣場之外」主題徵文》活動。

程曉農:中共拉下「鐵幕」

中國的改革開放方針會發生變化嗎?其實,已經變了,其標誌就是今年三月全國人代會期間,會議結束時慣常的總理記者問答會被取消。這件事發生後,世界各國媒體基本上都是從兩會報道的角度去觀察分析的;然而,從中美冷戰的戰略關係來理解,這件事也可以被理解為,中共在對美冷戰中已經拉下了「鐵幕」。 一、當年趙紫陽打破領導人不接觸記者的慣例 中共安排總書記和總理與記者見面或答記者問,始於趙紫陽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報告中提出的「領導機關活動開放」這個提法。這一新說法與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1986年提出來的政治改革口號有一點相似。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口號是「政治開放」(俄文是гласност,英文譯意為openness),這個口號意味著,鬆動共產黨傳統的「鐵板一塊」式統治。 1987年鄧小平指定趙紫陽從總理改任總書記,十三大通過的趙紫陽對大會的報告里,第五部分是政治體制改革,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 中共的國家體制和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所謂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顧名思義,全國人大的地位高於國務院,國務院受全國人大監督。而在現實政治中,全國人大這個憲法上寫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上面還有一個憲法上沒寫的「國家更高權力機關」,即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一樣,都在中共中央的指揮之下,分工負責,各管一攤;而且,全國人大對國務院工作的監督,只不過是「演戲」而已。 那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分別在中南海的南區和北區辦公,全國人大在人民大會堂南樓辦公。中南海與人民大會堂、釣魚台、玉泉山這幾個地方,平常是完全對外封閉的,連電話系統也是專用的(即39局,電話號碼開頭兩位數是39)。 所謂的「領導機關活動開放」,並不是指上述的中央領導機關對外開放參觀。事實上,從胡耀邦擔任總書記之後,1980年起中南海南區毛澤東文革前的住處豐澤園,早已內部開放供參觀,但參觀票只發給政府機關。豐澤園的西面就是總書記的辦公地點勤政殿,參觀豐澤園的遊客可以走到勤政殿東側小會議室的窗外;遊客們不知道窗內有什麼人,但會議室里開會的人,可以聽到窗外遊客們清晰的聊天聲。 趙紫陽的「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實際上是指政治意義上的總書記、總理與中外記者接觸,為的是借中外媒體記者的報道,讓讀者對中共黨政領導人有一個初步的了解。這個措施打破了此前記者無法直接接觸中共黨政領導人的慣例。 二、總理記者會的由來 作為中共中央這個領導機關活動開放的舉措,十三大閉幕當天,趙紫陽作為新任總書記,首度帶著政治局常委與各國記者見了面;他在記者群里聊天,得到了外國記者的好評。此後,新任總書記與記者的見面會就成了慣例。而全國人大和國務院這兩個領導機關便也要有所安排,以顯示其「活動開放」。因此,1988年4月13日人代會結束時,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召開了新任總理李鵬的記者問答會,四百多名中外記者參加。 從中共建立政權到1986年,人代會開會期間,從來沒有總理召開記者問答會這樣的安排。1988年的第一次總理記者問答會之後的幾年裡,因為六四的關係,有四年沒有舉辦;1993年以後才制度化了,年年都有總理記者問答會。中國媒體對這樣的記者會的稱呼是記者招待會,其實並沒有任何招待,故筆者稱其為記者問答會。另一方面,我之所以強調這是個記者「問答」會,是因為「問答」當中有玄機。 總理記者會並非由總理整場都即興答問,而是一場假戲真作的「劇場演出」。雖然收到記者問答會請柬的外國記者很多,但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跑龍套」的,不管舉多少次手,都是白搭,因為記者會主持人「眼拙」,「看不見」這些「龍套」們。真正能開口提問並得到總理答覆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角兒」。 國內有媒體為總理記者會的「假戲真演」緩頰稱,「1998年朱鎔基讓一身紅裝的鳳凰衛視記者吳小莉提問,之後的總理記者見面會,女記者們都會精心打扮,力求『醒目』獲得提問機會」。其實,女記者們無論怎麼打扮,都是瞎耽誤功夫;誰是「角兒」,人大辦公廳新聞局的記者會「劇本」上有「出場順序」,早就寫得一清二楚了,包括吳小莉的「一身紅裝」,也是寫在「劇本」里的。 就像所有的劇場表演一樣,總理記者會這「劇場演出」,偶爾也有「小穿幫」。有一次,記者會主持人按照腳本念,第幾排那位穿深色西裝的先生請提問,結果是一個身穿白襯衫的外國記者站起來回應。原來,那天天熱,這位記者把西裝脫掉了;而主持人點名之前忘了先看一下,於是,站起來的人所穿衣服跟腳本上寫好的不一樣。如此之「劇場演出」,其中之假,中國記者當然不敢揭穿;外國記者則害怕失去駐京機會,也會十分配合。 很多「跑龍套」的記者認為,中國的總理記者會越辦越開放,會有記者問一些像總理的個人心境之類的問題,然後像溫家寶就引古詩作答,顯得既高雅又輕鬆。其實,那些內容都是腳本里事先寫好的,並非總理出口成章。 三、總理記者會的「劇場演出」 編寫總理記者會的「問答」腳本,始於第一次總理記者問答會,乃出於李鵬的需要。他是陳雲、鄧穎超等人提拔起來的技術官僚,在蘇聯接受過電力工程方面的技術教育;然而,李鵬不但完全不懂市場經濟,連計劃經濟的概念和辭彙都不懂。陳雲安排此人擔任總理,正是看重他不懂經濟的特點,這樣就可以讓陳雲的親信、保守派副總理姚依林實掌經濟大權,從而按照陳雲的意圖,捍衛計劃經濟制度。 由於李鵬比較笨,反應慢,他怕記者自由提問時會答不出來或講錯話,所以記者問答會,就變成了事先安排好的總理與記者一起「登台」的「演出」。此「演出」事先要「綵排」,其具體程序是,會前由外交部新聞司選幾家中共官媒記者和外國記者,事先讓記者把問題交上去;由外交部和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修改好記者提問的問題後,再把改過的問題發回給記者;同時,按照這些中央領導機關事先準備好的問題,給總理準備好回答的腳本。 記者問答會召開時,被指定的記者要坐到事先規定好的某排之特定位置,穿好事先商定顏色的服裝。記者問答會的主持人則按照預先擬定好的提問順序,假裝從許多舉手提問的記者當中,指定某排某位置穿某個顏色西裝的中國或境外記者提問。被內定安排的那個記者被點到之後,就乖乖地照事先被官方修改好的問題來提問。而總理則按照桌子上放著的答問腳本,假裝即興答問。 李鵬之後的總理們可能覺得,自己不像李鵬那麼笨,不願意完全照稿「演」,有時會即興發言,講幾句腳本上沒寫的話。這樣一來,對外國記者來說,新聞就來了;即興講的話里,可能找得到寫新聞的由頭。面對「鐵桶般封閉」的中共高層,外國記者當然非常看重這樣的機會,因為,總理答問中的即興講話,畢竟是一個了解中共高層政治的難得之「窗口」。 四、「最高權力機關」被下屬指揮 如果說,人代會後的總理記者會只是一場假戲真作的「劇場演出」,那人代會本身就更是不折不扣的「劇場演出」了。而全國人大的「劇場演出」過程中,還體現出「權力」的顛倒。 筆者在這裡寫的最高權力機關被顛倒的「權力」,首先是指,少數被上面圈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代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其次,人大常委會委員們其實也沒有權力,指揮他們的,實際上是名義上為他們服務的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因此,實際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是掌握在全國人大下屬的辦公機構手裡的。 每年一度,中共會召開所謂的「兩會」,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委員的大會。全國人大有所謂的參政議政任務,全國政協只不過是陪襯,讓政協委員們發表一點不痛不癢的意見,提一點無傷大雅的建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每年只開一次全體大會,為期約一到兩周,自然無法經常行使其功能;因此,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全國人大的常務委員們,每兩個月左右開一次會,真正經常議論國事的,其實是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名義上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其常務機構是人大常委會;但事實上這兩個機構都不能自我做主,而人大常委會名下的辦公廳,其實才是真正的管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部門。 人大常委會的辦公廳實際上不是聽命於人大常委會委員們的集體意志,而是直接聽命於中共中央。除了中共中央通過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下達人代會或人大常委會按期通過某項法律的指令,國務院分管的業務,從來都是每年人代會時,拿總理工作報告、財政預算決算報告、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最高檢、最高法的報告來,讓人大代表同意而已。 人代會和人大常委會並沒有正式的質詢程序。對這些報告,人大代表開會時,名義上是分組審議,但代表們發言中往往都會說,學習了總理工作報告,有哪些體會。所以,人代會開會必然是沉悶的,外國記者找不到新聞。 從本質上講,全國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會委員們,其實也像總理的記者問答會一樣,從來都是按照辦公廳事先編好的「腳本」,中規中矩地扮演「政治演員」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憲法規定的全國人大這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它不僅是中共手裡的「橡皮圖章」,甚至這些代表們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手裡的「橡皮圖章」。因此,外國媒體就算能採訪到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會委員,也很難獲得什麼有價值的新聞線索。 五、中共拉下「鐵幕」是「刺蝟戰術」 中國每年的人代會,包括總理記者會,既然本來就像一場排練過的「劇場表演」,其實新聞價值不大,那為什麼外國記者還是特別期待呢?因為,總理記者會總算是一個「封閉房子」里唯一的「窗口」,而且一年只開一次。即便外國記者問不出什麼想知道的答案,但至少這「窗口」還會打開;而打開「窗口」本身的象徵意義是,中共或許還不至於取消趙紫陽「提高領導機關活動開放」這個說法。儘管從李鵬開始,這個「開放」就變了味兒,記者們唯一的指望,只能是總理們的即興講話。 然而,今年習近平把這個「窗口」關掉了,這個舉動表明,中共要對外取消極為有限的所謂「透明度」,相當於在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拉下了隔離中國的「鐵幕」,恢復「鐵板一塊」的共產黨統治。趙紫陽當年的「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其本意是為了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任。那這一次習近平為什麼這樣做?因為,中共面對的時勢變了,中共感覺到「透明度」傷到自己了。 中國面對的局勢之變,起源於中共2020年初點燃的中美冷戰。自此,多年的「韜光養晦」結束了,而張牙舞爪、對外樹敵、破壞國際秩序和東亞和平的真面目暴露出來了。這樣,中國的國際關係便日益惡化,不需要、也不可能繼續戴著「熊貓」面具了。 而美國作為中美冷戰中被中共瞄準的假想敵,不得不開始加緊備戰,同時不斷升級對中國的晶片制裁,以便阻止中共提升軍用裝備的高科技能力;美國還在進一步防堵中共繼續盜竊美國的各項技術的明裡暗裡的花招,防範中共的黑客對美國民用供水、供電系統的入侵。 中共領導人、中國軍方以及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知道,美國的這些反制措施就是所謂的「冷戰程序(cold war protocol)〞,是在美蘇冷戰時代的幾十年里積累起來的經驗。對美國來說,重新啟用這套程序,並不複雜;比較難一點的是,如何引導經濟全球化的供應鏈調整布局,實現多元化和分散化,避免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拘束了美國的戰略決策。 從中共派出海軍艦隊到中途島海域挑釁開始,到中共高調宣布,要佔領南海的大部分公海,用作對美髮射洲際核導彈的「深海堡壘」,它自以為得計,是所謂的「東升西降」。其實,這樣的動作,下意識里全都是套用蘇聯當年在蘇美冷戰中玩過的把戲,只是換了個地理空間罷了。 中共顯然對「冷戰程序」非常陌生,它根本就沒想到,點燃冷戰之後,會要面對美國的「冷戰程序」,因此也就毫無準備。一開始,中共是在中美高層外交官的談判桌上厲言訓話;同時又加快航母艦隊的建設,升高武力對抗的態勢。這是毛澤東當年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當中用過的策略。然而,老毛的套路早就過時了,行不通了,其中的道理,我以後再找機會說明。 隨著美國加快「冷戰程序」的實施,中共感覺到了明顯的壓力,於是就本能地採用了國際政治上的「刺蝟戰術」,即「團成一團,以一身刺來防範」,拉下「鐵幕」就是「刺蝟戰術」的典型操作。 六、躲在「鐵幕」的背後 「鐵幕」這個詞是美蘇冷戰時代的歷史名詞;而在亞洲,美蘇冷戰時期對應於鐵幕的名稱是竹幕。所謂的「鐵幕」是一個比喻,它意味著政治上對西方的高度封閉,同時收緊邊境的自由出入,軍事上則與西方展開持續的軍備競賽。鐵幕的真正功能是,蒙住共產黨國家民眾的眼睛和耳朵,捆住他們的腳,蘇聯集團就是這樣來維持統治的。其實,可以講,共產黨國家面對自己點燃的冷戰,它也有「冷戰程序」,那就是拉下「鐵幕」,同時加緊擴軍備戰。因此,冷戰一旦開啟,就不會中止,因為雙方的核威脅始終存在。 二戰後的德國,按照盟軍各國的協議,分別由蘇、美、英、法四國駐軍佔領。當時,蘇聯佔領區建立了共產黨政權,而美、英、法三國佔領區則組建了跨佔領區的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於是就形成了東德和西德兩大塊。德國舊都柏林市也分為東柏林和西柏林,西柏林的周圍被東德所包圍。 本來,這樣的行政劃界並不必然造成東德和西德之間、東柏林和西柏林之間的隔絕,因為戰後在東西德之間、東西柏林之間,邊界是開放的。但很快就有大批住東德的人,因為嚮往西德和西柏林的民主自由,移民到西德和西柏林去了。留在東德的技術和文化精英越來越少,象德國前總理默克爾的父親特地從西德搬到東德去住,那是少數。 為了阻止東德人的逃離,蘇聯當年拉下「鐵幕」的第一個動作就是修築柏林牆。東德修築了柏林牆,再把這樣的邊界隔離設施延伸到東西德之間所有的邊界上。但這仍然擋不住東德人逃往西德,如果去參觀柏林牆博物館,就可以看到,東德人被柏林牆擋住以後,挖空心思,想了各種辦法外逃,有造氣球載人飛過去,有挖地道鑽過去的,還有從界河的水下潛水游過去的。 就這樣,蘇聯集團和西歐國家的邊界上,出現了鐵絲網、地雷帶和機槍自動射擊帶,崗樓林立。這一切全都建在東德邊界靠內的一側,目的是防止東德人外逃。而西德這一側,則沒有圍牆、關卡,更沒有哨兵或地雷陣。我多年前曾接受本台的採訪,並在視頻節目中提供了一些東德邊界和柏林牆的照片。 從此,蘇聯集團的民眾再也不能自由出入了,當局還用電訊干擾西歐的廣播節目,查禁來自西歐的出版物,既封鎖資訊外傳,也防範外部資訊傳入。美蘇冷戰時期,亞洲的共產黨國家與非共產黨國家之間,人員往來和資訊流通也基本上斷絕了。中共雖然保留了一個窗口香港,但民眾除了偷渡,無法進入香港,中國境內也基本上很難獲得外部資訊了。 中共會為了生存而改革開放,但一旦遇到困境,它一定會拉下鐵幕,隔離內外,以圖存活。因此,改革開放並非不可逆的歷史進程,中共拉下「鐵幕」之後,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會越來越疏離,越來越對立。面對一個躲在鐵幕背後龜縮著的紅色政權,國際社會了解它的難度會大大增加,但鐵幕內的政權之存活難度也大大增加了。 當年蘇聯的「鐵幕」圍牆最終是如何破口的?原因之一是,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放棄了冷戰;另一個原因則純屬偶然,東德共產黨當局一時口誤,開放了柏林牆,馬上東德人就衝到西德去狂歡,東德便垮了,然後其他東歐的紅色政權也垮了。鐵幕救得了共產黨政權一時,卻救不了共產黨政權長久,這就是歷史事實。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趙紫陽長孫結婚 地產大亨王石稱讚其引導改革之路

中共改革派的代表、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長孫趙致遠21日在香港舉辦婚禮。中國地產巨頭萬科創辦人王石在微博發布影片祝賀,並向趙紫陽致敬,表示「感謝他帶領我們走出改革之路,同時感念他留給我們無盡懷念的八十年代」。

中共黨內改革派的兩頭真與習近平徹頭徹尾的虛偽

2023年7月13日,92歲高齡的退休中共高官閻明復在北京逝世。海外一些以自由民主為志業的人士紛紛藉助社交媒體表示悼念,光傳媒還為他舉辦了追思會。中國自由民主人士居然悼念中共高官,坊間有很多人對此表示費解和非議。 其實,中國自由民主人士有充分理由將一些中共體制內人士引為同道。我2009年出版《中共黨內的自由主義:從陳獨秀到李慎之》一書,曾系統疏理中共黨內不絕如縷的自由民主力量,反思從中共第一任第一位總書記陳獨秀到21世紀初的「胡趙餘黨」,一批又一批共產黨人在晚年皈依自由主義的生命軌跡和心路歷程。 媒體界學者楊繼繩將這些在晚年回歸或皈依自由主義的共產黨人稱為「兩頭真」人物,這一概念被廣泛接受。這些「兩頭真」人物,經歷人生三部曲:起初帶著青澀真誠為了中國的民主、自由和富強而投身中國共產黨,後來在中共的胡作非為中隨波逐流、喪失真誠、喪失自我,晚年大徹大悟、恢復真誠、甚至於回歸或皈依自由主義。 這些共產黨人在不同程度上回歸或皈依自由主義,需要一系列主客觀條件。客觀條件主要有三個。其一,他們在中共的「革命」歷程中親眼目睹中共所實施的陰謀詭計、所犯下的反人類罪、所進行的破壞、所造成災難、所帶來的倒退;其二,他們親身經歷中共專制政治、領袖獨裁和連續不斷的政治清洗,以及他們本人或親朋好友遭受迫害、家破人亡的痛苦,對獨裁領袖操控的絞肉機深惡痛絕;其三,他們有機會接觸各種「異端思想」,包括被黨斥為「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民主主義和被黨斥為「資產階級思想」 的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主觀條件則是他們良知猶存、思考能力尚在,能夠與變化的環境形成良性互動。 在當代中國湧現的中共「兩頭真」人物,有兩個高光時刻和兩次突破。一個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後痛定思痛而實現政治和思想突破,積極投身「去極權化」和「思想解放」運動,揭露專制暴君毛澤東及中共的罪錯、呼喚改革開放、倡導民主法制(法治),在中共黨內形成包括中共兩任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內的溫和派、開明派和改革派。另一個是在「八九民運」之中和六四屠城之後的政治和思想突破,勇敢地站到中國民眾一邊,支持中國民主運動、反對暴力鎮壓,倡導對話協商、倡導人權自由、倡導憲政法治。 閻明復只是「兩頭真」人物中的普通一員。閻明復一家兩代人全部投身中共,卻在文革中連同其父身陷囹圄、飽受迫害、父母雙亡。他在文革後復出,官至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對中國改革開放頗多貢獻。在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中,閻明復挺身而出,作為中共改革派、特別是總書記趙紫陽的代表,殫精竭慮斡旋於中共最高層與抗議學生及知識界之間,謀求妥協未得其果而受整肅降職。 在六四屠城之後,閻明復所做的主要抗爭是在他出版的回憶錄中借他全家所經歷的苦難和不白之冤申訴中共的罪錯。其他更為傑出的「兩頭真」人物在六四屠城之後站得更高、走得更遠。被軟禁的趙紫陽終生都不低頭屈服,而且留下秘密錄音展示他拋棄一黨專政而擁抱議會民主的堅定立場。李銳、朱厚澤、鮑彤、李昌、李慎之、李普、胡績偉、杜潤生、任仲夷、許家屯、杜導正、謝韜、江平、郭道暉、何家棟、鍾沛璋等一批德高望重或曾經位高權重的資深中共黨人,或者筆耕不輟,有力抨擊毛澤東及專制制度的罪惡、積極傳播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或者奔走呼號,奮力糾正中共的弊端、促進中國的憲政民主轉型。 對比中共「兩頭真」人物,習近平這一類頑固派平庸官僚徹頭徹尾的虛偽顯得特別醜陋不堪。習近平最初加入共產黨,就是一場虛偽的表演。1953年習近平出生於特權環境中,其父習仲勛當時是國務院秘書長,並在幾年後升任副總理。習近平幼年生活上享受高牆之內的高幹家庭特供,教育上被送到為高幹子弟開設的北京八一學校就讀。但是好景不長。1962年習仲勛被指控為陝北幫反黨集團的頭目,借小說《劉志丹》為高崗翻案,被革職查辦,遭受審查、關押、監護前後長達16年之久。 年僅9歲的習近平淪為「黑幫子弟」、「狗崽子」,心靈遭受嚴重創傷。他曾經反抗過,但反抗的失敗塑造了他的終生虛偽。1966年文革之初,他自以為他也有資格投身革命。但他在紅衛兵運動中很快就被收監,關進少年犯管教所。他不堪其辱,潛逃回家,卻被其母齊心送回少管所。齊心此舉不近人情,但她堅定認為這是保護家庭和習近平的明智之舉。延安小朝廷建立之後,有一批來自殷實之家的女青年看好紅朝前景,勇拿青春賭明天,背叛家庭而以小妾身份委身中共革命幹部。齊心是其中佼佼者,深諳以曲求申之道。1944年齊心以18歲幼齡嫁給已婚中年中共綏德地委書記習仲勛,此後親身經歷延安整風以來中共黨內殘酷鬥爭的血腥歷史,早已在世態炎涼中練就了特殊的生存之道。1969年16歲時習近平被送到陝西農村插隊,他進行了又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反抗。他不堪其苦而逃回北京,又被北京公安抓到學習班再次受管教。其母齊心再次對他進行更為深入的勸導,習近平終於徹底認慫,認定反抗是下策,唯有逆來順受、積極加入中共,才有翻身機會。於是他帶著新的願景返回陝西農村,將自己裝扮成一個被徹底改造好的新人,埋頭苦幹,寫了8份入團申請書於1972年加入共青團,寫了10份申請書於1974年加入共產黨。黨終於接受了習近平所表出來的忠誠,習近平也就從此帶著對權力無限崇拜,以獻身於黨、充當黨的馴服工具換取統治人民的特權,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他有意識地將他們父子在中共統治下所遭受的迫害和苦難,當成封官晉爵的政治資本。 1974年入了黨並立即當上大隊黨支部書記的習近平,並不真的要「紮根農村」。1975年他便通過後門入讀與他的能力完全不相符的清華大學化工系高分子基本有機合成專業。1979年畢業後通過後門擔任與他的專業完全不相符的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1982年他再次通過後門空降到河北省正定縣擔任縣委副書記,以便在「以經濟為中心」的大背景下開拓更廣闊的仕途。已經當上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勛還專門寫信給河北省委書記,要求特別關照習近平。當時過分趾高氣昂的習近平在河北官場碰了釘子,從此又學會了韜晦之術,後來在福建、浙江等地當官時以謙卑姿態巴結能夠幫助他仕途高升的上峰及中共元老,終於登頂中共黨魁。 小人得志、入承大寶之後,習近平的虛偽表演也登峰造極。他早就喪失了良知和基本的真誠,不是運用他所得到的權力糾正和廢止給他們父子以及廣大中國人民帶來大災大難的共產主義極權專制制度,而是竭盡全力復辟和鞏固這種邪惡制度,垂死掙扎、倒行逆施、無惡不作。所有大獨裁者都是權迷心竅的魔怪,也都為了鞏固和擴大其權力而編造自欺欺人的宏大敘事和宏偉目標。斯大林的宏大敘事和宏偉目標是建成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強國並將紅旗插遍全球,希特勒的宏大敘事和宏偉目標是建立橫跨歐亞大陸的德意志第三帝國並優化整個人類,毛澤東的宏大敘事和宏偉目標是將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強國、解放第三世界並將紅旗插遍全球。習近平本是平庸小丑,卻也依樣畫葫蘆,在登基之後裝神弄鬼、製造個人崇拜,將他裝扮成實現「中國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並且引領「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民領袖」。 20世紀80年代,「兩頭真」的中共黨內溫和派、開明派和改革派,曾與中國民間的自由民主力量一起共同推動中國朝著開放、自由、民主、法治的方向發展。但是,中共黨內頑固派在政權危機時刻不願順應歷史潮流放棄權力,而是不惜血流成河而大開殺戒,通過六四屠城打斷了中國像蘇聯東歐一樣結束共產主義極權黨國的歷史進程。六四屠城之後,諸多「兩頭真」人物並沒有偃旗息鼓。他們審時度勢,並沒有與中共徹底決裂而當烈士,而是忍辱負重,前赴後繼、堅韌戰鬥而尋機待變。可惜顏色革命遲遲沒有破局、轉型大潮遲遲沒有到來,中共「兩頭真」人物和體制內外諸多自由民主人士英雄無用武之地而不斷被漚爛。歲月無情,隨著鮑彤和閻明復最近相繼離世,本就花果凋零的中共黨「兩頭真」前輩已告別歷史。習近平等極權主義者重新激活極權機制和極權思想,正在肆虐神州大地、戕害中國與世界。已天下蒼生為念的中國仁人志士急需調動體制內外一切潛在的社會力量,聯手結束中共暴政、實現憲政民主轉型。 (全文轉自光傳媒)    

江澤民在中南海站穩腳跟全靠曾慶紅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曾慶紅曾對江澤民有過救命之恩》中已經介紹了江澤民之所以能夠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後取代趙紫陽,全因當時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曾慶紅的鼎力輔佐和及時點撥。當年曾慶紅在上海的關鍵時刻的關鍵作用,等於是挽救了江澤民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江澤民不是在八九年的關鍵時刻被曾慶紅及時提醒,日後不但總書記寶座沒他的份,上海市委書記的位置能夠繼續坐到退休就算幸運了。所以,他江澤民一旦得勢,對曾慶紅如果不感謝「救命之恩」的話,從良心上也說不過去。更何況他江澤民進了中南海之後,更需要曾慶紅的輔佐。 正因為當年與曾慶紅有過這段特殊的經歷,所以有海外報刊的分析文章認為:江澤民一是覺得用曾慶紅放心;同時更覺得曾慶紅其人的政治嗅覺極為靈敏,正是出任中辦主任一職最難得的素質。 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澤民入主中南海之初,鄧小平特別找他和李鵬等人談話,強調黨內核心領導層的團結問題。談話間,鄧小平還特別舉例子說自己當年從四川奉調中央時,連個秘書都不帶,以此說明黨內不能搞幫派。江澤民嘴上喏喏連聲,仍然沒有改變將曾慶紅帶進中南海的主意,以至政界傳出他「不帶紅木帶紅人」的非議。也正是因為對這種非議的顧慮,加之初進中南海時連李鵬都對他頗不服氣,江澤民先是不敢讓曾慶紅在中辦系統「一步到位」,只能先屈就在副主任的位置上。 筆者曾經在《中國民主黨通訊》上讀到過一篇標題為《曾慶紅整肅楊家將內幕》的文章,說是江澤民、曾慶紅真正的蜜月開始於1989年六四事件後。當江澤民被指定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江澤民除了誠惶誠恐,更多的是一種前途莫測的感覺,不僅他的夫人王冶坪為他的北上流淚,他自己也似乎預感到重蹈前兩任總書記覆轍的風險。因此,當江澤民赴任之時,他向楊尚昆、李鵬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帶曾慶紅進北京,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楊尚昆、李鵬答應了他的要求。為什麼江澤民不敢隻身一人進京?為什麼江澤民偏偏要曾慶紅與他共行?為什麼江澤民不帶更獲他信任的黃菊進京?最關鍵的因素有三: 一,胡耀邦、趙紫陽前兩任總書記的下場令江澤民膽怯,他設想入主中南海前途凶多吉少,更何況他一點都不熟悉中南海的情況。相比胡趙,江在黨內的資歷更淺。稍有出錯,可能導致比胡、趙更為悲慘的結局。 二,從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元老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現,國家大權仍然由這些老人掌握。更何況楊尚昆、薄一波仍然參與著中共中央最高事務的決策,擁有舉足輕重的發言權。江澤民深感要處理好、協調好這些老人的關係非常不容易。 三,江澤民入主中南海,可謂無功受祿。主導六四事件決策的「頭號功臣」李鵬沒有獲得晉陞,內心積怨在所難免。如何處理好與氣勢逼人、內心不服的李鵬的關係,令江澤民的確無所適從。還有,喬石、姚依林這兩位政治局常委資格老,權力根基深,人脈資源廣泛,同樣難以對付。 這就迫使江澤民儘可能地利用自身能夠利用的一切資源,來應對難題,處理危機。一人入主中南海,人地兩生疏,沒有人能協商,更沒有人能幫助出主意,可能很快導致政治上的翻船。因此,當江澤民獲悉自己被欽定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他第一個念頭想到的就是曾慶紅。曾慶紅從來以完全平等的姿態與江交談,並且敢於當面糾正甚至否定江的某些想法,這使江對曾刮目相看。江深知曾慶紅政治手腕高超,同時還想倚重曾慶紅家庭的政治資源和曾慶紅本人在北京建立的廣泛的人脈關係。 曾慶紅的政治手腕得益於他父親的熏陶。曾山任內政部長時,曾專門花時間苦讀大量的明朝、清朝檔案,從中體味為官之道。在曾山的熏陶下,並不喜歡讀書的曾慶紅對明清的宮廷秘諱表現出特別的興趣,他閱讀了大量的明清檔案,據說曾慶紅最感興趣的案例是如何在權力鬥爭中保護自己、打擊異己,如何在錯綜複雜的局勢中把握時局,化解矛盾,如何鞏固自己的權力,並在鞏固權力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所有這些,都在曾慶紅後來的政治實踐中應用了。與其說,當年的江澤民選擇曾慶紅是基於一種信任,不如說是為了利用曾慶紅的政治韜略為其所用。同樣的,與其說曾慶紅輔佐江澤民是一種無私的忠誠,不如說曾慶紅只是利用江澤民賦予的一次機會去實踐他的政治夢想。曾慶紅清楚,如果他能夠成就江澤民的大業,日後必有大成。曾慶紅終於找到了那條通向中國最高權力舞台之路。事實證明,曾慶紅與江澤民的合作真可謂天作之合。沒有曾慶紅,江澤民不可能有十三年穩定的統治期。 進入中南海之後,江澤民將大部分業餘時間用來閱讀中外歷史書籍和共產黨的歷史文獻。在研讀和分析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開國元勛的治國、治黨的經驗和教訓時,江澤民發現「文革」後期的外交部長喬冠華之所以受江青等人的利誘,背叛了他在共產黨內最大的恩人周恩來,心理原因之一就是抱怨在周恩來手下長期得不到提拔。 汲取周恩來的教訓,江澤民絕不能讓關鍵時刻為他立了大功的曾慶紅產生政治上的失意之感。正是在這種齊心協心共保紅色江山的「黨性」和「知恩圖報」的「人性」在江澤民心中相互作用的前提下,曾慶紅終於得以平步青雲,熬成中國當代的「鐵帽子王」。 在一九九二年十月閉幕的中共「十四大」上,曾慶紅的名字不但沒有進入中央委員之列,甚至連候補委員都沒有排上。所以,當時一度傳出曾慶紅已經失勢的消息。認為雖說曾慶紅是當年江澤民自上海帶進中南海的「跟班紅人」,但「伴君如伴虎」,侍奉權貴者從來都是仕宦前景與政治風險並存。 誰知當時的江澤民安排自己班底時,完全不按共產黨此前的「慣例」出牌。十四大謝幕兩個月,中共中央突然對外宣布曾慶紅接替溫家寶中辦主任職務,一時間令隨時關注中共高層人事變動的政治評論界如墜煙雲霧裡,搞不明白江澤民葫蘆里到底賣的是什麼葯。而據接近中共高層的人士透露,事實上曾慶紅接替中辦主任職務的計劃早在十四大之前就已經部署好了。而之所以沒有將他安排進十四屆中委,則是江澤民的「計高一籌」。江澤民考慮到了黨內對他帶曾慶紅進京一事早有微詞,同時又由曾慶紅的高幹家庭背景聯想到了鄧小平長子鄧朴方十三大代表落選,陳雲長子陳元十四大代表落選的原因,擔心如果將曾慶紅安排成中委候選人,一旦在無記名投票中被差額下來,再任命他接替中辦主任豈不是不尊重大部分黨代表的意願。而等到十四大過後,突然把不是中央委員的曾慶紅任命為中辦主任,將原主任溫家寶委以農業「重任」,此舉反而會被理解成「正常人事更替」。 十四大的選舉結果一出來,果然證明江澤民的擔心並不是多餘,中委候選人名單中,內定出任政治局委員的蕭秧、內定出任書記處書記的俞正聲及內定接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李克強全部落選;安排進候補委員候選人序列後,蕭秧、俞正聲免強當選,李克強則名落孫山。後來,中共高層只好下令將李克強安排為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 筆者注意到,日前在江澤民的追悼會上,1989年6月與江澤民一同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時任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也有出席。就是這個李瑞環在私下裡評論當時的那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時,把江澤民和喬石都形容成搞不清他們到底是「大智若愚」還是「大愚若智」。而無論我們今天對江澤民是否具有相當的政治智商仍持懷疑,也必須承認他在自己底氣最不足的關鍵時候,選對了管家。早在上海掌管組織工作大權時,曾慶紅「不拘一格降一才」,籠絡了以王滬寧為代表的一批在社會上很有影響力的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得力表現,就已令江澤民刮目相看。而更為江澤民所依重的是,曾慶紅通過自己本身的紅色背景與黨內主要元老及家庭建立的私人聯絡,使他進京後身邊自然聚攏了一批中共元老子女和秘書,特別是軍內的元老子女和秘書。所以,無須江澤民把話挑明,曾慶紅進京幫辦後首先想到的事,就是一步步幫助江澤民營建起自己的組織班底。 眾所周知,因為楊家兄弟的原因,江澤民進京後長期沒有抓到軍權,但卻還是及時通過改組武警部隊,把這支「看家」部隊掌在自己心腹手中。事後,外界只是看到江澤民把自己在上海的親信巴忠炎提升為武警部隊司令,卻沒有注意到同時提升的一個副司令和一個副政委的特殊背景。 當時,葉劍英元帥的公子,當年被稱之為「太子黨」的精神領袖的葉選寧雖然在恢復軍銜制的第一時間即已經獲授少將軍銜,但職務只是解放軍總政聯絡部的副部長。曾慶紅跟江澤民進京之後,其中辦副主任的職務任命還沒有被正式公布,即匆匆先到葉選寧那裡拜了碼頭。此後,葉選寧很快便成了正部長。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鎮壓之前,武警總部的參謀長王文理是從北京衛戍區平調過來的,此人過去長期擔任葉劍英秘書,與葉家關係極深。「六四」後,江澤民把武警部隊的司令、副司令,政委、副政委全部撤光。正是因為葉選寧讓曾慶紅給總書記捎話,時任武警參謀長王文理不但沒撤,反而被江澤民一紙命令,提升為第一副司令員。此舉不但成功地籠絡了對楊家將反感的葉家勢力,同時也給眾多元老的秘書、子女們很大的安慰。 同時,在曾慶紅的鼓動下,當時的江澤民又把原武警總部後勤部的第二政委徐桂寶,直接提升成武警副政委。而此人的背景是前李先念辦公室秘書。 純從邏輯上推理,就不難相信,那些長期在中共政治元老身邊擔任秘書工作的人,在維護和鞏固共產黨政權方面表現出的責任心,不會亞於元老們的後代。而深知這一點的曾慶紅為江澤民出了這個重用元老秘書的辦法,確實令江澤民大開其竅。 而當時的曾慶紅助江澤民在中南海站穩腳跟手另一重要運作,就是拉籠當時的中南海鏢頭楊德中效忠江澤民。 剛進中辦時,曾慶紅還排名在中辦第一副主任楊德中之後。楊氏從華國鋒及汪東興倒台之後,即以「中南海總鏢頭」的身份,除全盤負責中央警衛工作之外,還按照中共慣例,親自負責「一號首長」的警衛任務。雖然從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後改為總書記)開始,中共最高決策權一直是以鄧、陳兩位政治元老「垂簾聽政」的方式,頗似晚清的東、西太后掌控光緒。但表面上還必須稱總書記為黨內一把手。所以,整個上世紀的八十年代里,楊德中先是親自負責胡耀邦,後來又親自負責趙紫陽的警衛工作。而當時直接負責鄧、陳二人警衛工作的,則是楊德中的部下,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孫勇和牟信智。 正像當年毛澤東屍骨未寒,毛的第一寵臣汪東興便親自下手逮捕了毛夫人一樣,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鄧、陳兩元老決定廢黜胡耀邦時,首先是通知了楊德中作好「應變」準備;而決定罷免趙紫陽時,楊德中在趙氏面前的身份立刻由首長的警衛變成了人犯的看守。 正是共產黨內「路線鬥爭」的這段活教材,令江澤民夫人王冶平女士在剛剛聽到丈夫奉命入主中南海的消息之後,不但沒有半點夫貴妻榮的喜悅,反而有大禍即將臨頭之感。 江澤民入主中南海成為「一號首長」後楊德中立刻擔負起了對他的保衛工作。如何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保證此後的楊德中不會由江澤民的警衛變成他的看守,也是曾慶紅首當其衝的任務之一。詳細的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再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十四大前的江澤民總書記當得比趙紫陽還窩囊

嚴格說來,中共政權的所謂「江澤民時代」是從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後才正式開始的。而此前的3年多時間(1989年6月至1992年10月)他江澤民與「太上皇」鄧小平之間因為還隔著一個「攝政王」楊尚昆,總書記的日子過得比他的前任趙紫陽還要委屈、窩囊。 我們夜話中南海專欄刊登和播出的上篇文章《中共十四大前江澤民不堪回首的「兒皇帝「經歷》中回顧了1989年6月24日,江澤民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掌聲中從自己政治局委員的座位上走到過去趙紫陽坐的地方,張嘴冒出的第一句話便是「沒有這個思想準備,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經驗,深感擔子很重,力不從心」。必要的謙虛之外,對自己當時的心理壓力之大,似乎並不想掩飾。與其說是「沒有思想準備」,還不如說是對挽救政權頹勢實在沒有多大信心。而沒有多大信心的原因之一又是「太上皇」鄧小平當時對他並沒有多少信心,故在自己與這個「兒皇帝」之間安插了一個「攝政王」楊尚昆。 說起來,戰爭時期的軍旅經歷幾乎全部是「軍隊政治工作」,建設時期也從來沒有獲授過軍銜的楊尚昆本來只是被鄧小平啟用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正式開始於1982年年9月的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當時產生的那屆中央軍委委員會人選為主席鄧小平、副主席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和楊尚昆。雖然楊的名字排在副主席的最後一名,但他卻又是常務副主席兼中央軍委秘書長。 5年之後,1987年11月召開的十三大上產生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仍然是鄧小平任主席,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任第一副主席。表面上排名在趙紫陽之後的楊尚昆仍然是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十三大開過之後,楊尚昆的胞弟楊白冰被任命為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這一來,本來就對楊尚昆主持軍委工作多有不服的軍內老將簡直就是怨氣衝天。據傳張愛萍(前國防部長)當時曾經議論說:楊尚昆既無軍功,更不懂軍隊現代化,讓他當軍委副主席就荒唐。此人主持軍委工作不能服眾。現在又把楊白冰抬出來主持軍隊政治工作,我看楊尚昆是想讓共產黨的軍隊姓楊。 自此,「楊家將」的說法開始向外流傳。鄧小平則在一次黨內高層會議上主動表示是他提出安排楊白冰主持總政工作的。鄧小平還表示:對此,尚昆同志是有顧慮的。是我鼓勵他不要怕嫌話太多,「內舉不避親」嘛。  當時,鄧小平的這番話曾被寫進中央文件並向下傳達。可見,當年中央軍委內「楊家將」的形成,並非楊尚昆本人的過錯。此其一。其二,當時以張愛萍為代表的一大批老軍頭,之所以對楊家兄弟滿肚子的不服氣,除了看不起他們兄弟二人均為「政委」出身,沒有領兵打仗的經驗,更因為這些老軍頭當時個個不服老,對鄧小平的幹部年輕化政策心有不滿。牢騷不敢發到鄧小平處,只能拿楊尚昆出氣。可見在整個鄧小平時代里,楊尚昆一直是在帶鄧小平受過。 至於「六四」鎮壓問題,其實在八九「動亂」之初,楊尚昆不但非常維護趙紫陽,而且也十分贊同趙紫陽對學潮的軟處理主張。但此後楊尚昆與趙紫陽表現的最大不同,就是楊尚昆在號准鄧小平的政治脈膊後,立刻便全力維護鄧小平的「太上皇」形象。雖然「六四」鎮壓的整個決策過程仍然有太多的待解之謎,但僅僅從已經披露出來的權威信息(比如《許家屯回憶錄》中的相關內容),或者將1989年4至6月間中共官方報道中關於楊尚昆及李鵬的言行作一對比,就應該相信當時的楊尚昆在是否採取鎮壓決策的問題上,還是相對背動的。 回顧1987年的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當時新產生出的以趙紫陽為總書記的政治局常委會包括趙紫陽本人在內一共是5人。但是在1989年六月召開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新產生的政治局常委會成了6人制,即保留下來的李鵬、喬石、姚依林加上新「當選」的江澤民、李瑞環和宋平。 之所以不是奇數制,就是因為還有一個代「太上皇」攝政的楊尚昆的存在。截止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召開,楊尚昆一直都是江澤民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的當然出席者。 從江澤民上台之初的中共對外報道中的領導人排名序列上,即可明顯看出鄧小平的這一用意。趙紫陽實際上已經下台至江澤民正式登基之前的一段時間裡,只要有楊尚昆與李鵬等政治局常委共同露面的機會,楊尚昆的名字從來都是排在最前面,雖然他在黨內的職務僅僅是個政治局委員。而江澤民正式登基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央領導人的排名序列都是江澤民第一、楊尚昆第二,接下來才是李鵬等一干政治局常委。 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1989年10月1日,黨內眾元老與黨政軍在位領導人共同登上天安門城樓「舉國歡慶」的那則新華社統一報道,所有出席者的排列順序依次是:江澤民、鄧小平、楊尚昆、李鵬、陳雲……。楊尚昆的大名不但排在李鵬往下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前面,而且還排在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雲的前面。 曾有一位任職於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人士分析說,雖然他本人並沒有看到,但根據他自己的經驗,鑒於楊尚昆在「六四」鎮壓之後一直到十四大召開一直是政治局常委會議的當然出席者,相信江澤民登基的那次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曾經就楊尚昆這一特殊地位有過一紙內部決議,就象十三屆一中全會就鄧小平在黨內的特殊地位有一紙不對外公開的決議一樣。 正因為如此,1989年6月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閉幕當天,由新華社統一發稿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照片中,除了「調整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個人的單人照片,還特別配發一張集體合影。集體合影由七人組成,楊尚昆居中,包括江澤民在內的六個「調整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列楊尚昆兩邊,照片說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楊尚昆同志合影」。用在黨報上發表領導人集體合影的形式對外表現照片中每個人在黨內的實際地位,又是共產黨政權的一大發明創造。自此,便開始了中共黨史上楊尚昆代「太上皇」攝政的一段特殊時期。 江澤民剛剛上台時,接替還的只是趙紫陽的總書記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職務。3個月後的1989年9月下旬,鄧小平在家中再次召見政治局常委們時,著重討論了自己退休的時間和方式問題。談到退的方式問題時,鄧小平只淡淡地說了一句:「我同楊尚昆同志談過,越簡單越好」。可見,如此最重要的問題,鄧小平當時都是先找楊尚昆商量好計策之後,才再向江澤民等政治局常委們交待的。 1989年10月,鄧小平又同楊尚昆交待說:我現在的身體情況好像還不至於馬上去向馬克思報道,但我不起帶頭作用不行。所以以後很多事情都要靠你了,你現在比過去的擔子要重多了,希望你能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帶好下面的一班人。 如此交待完畢,鄧府管家王瑞林才傳旨將等候在外院的江澤民召進會客室。當鄧小平向江澤民表示要他接任軍委主席時,江澤民當即誠惶誠恐,再三表示推辭。鄧小平說:要你干你就干,推辭的話不要再說。歉虛的話說兩句也行,但也不要多說。你不要擔心,我們這些老同志里,尚昆同志身體最好,他現在出任軍委第一副主席,是能為你把好這個關的。 由以上回顧內容可見,當時的江澤民雖然已經被鄧小平捧為「第三代領導核心」,但實際政治地位和政治權力還不及在他之前的趙紫陽。「六四」事件之前的十三屆一中全會上,雖然是用黨內「共識」的方式,討論決定重大原則問題仍由小平同志拍板,甚至把小平同志必要時可以召集政治局常委會這樣的內容寫進了內部決議,並由此決定了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時時處處都要聽命於鄧小平的政治差遣,隨時都要看著「太上皇」的眼色行事,但當時楊尚昆的權力,僅僅限制在他以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身份代鄧小平主持軍隊工作的層面,並沒有在鄧小平和趙紫陽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之間扮演他日後在鄧小平和江澤民之間的那種「攝政王」角色。 1989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正式通過鄧小平辭去軍委主席的決議後,江澤民在兼任軍委主席的就職演說中,除了把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介紹過的,他江澤民在正式出任總書記職務的四中全會上表示過的一番謙虛再次複述一遍,再三強調「沒有思想準備」,「深感責任重大,力不從心」之外,更強調自己因為「沒有作過軍事工作」,所以「一定要努力學習軍事」。除此而外,還特別謙卑地表示:尚昆同志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劉華清擔任軍委副主席,楊白冰同志擔任軍委秘書長,是他自己做好工作的「有利條件」。 五中全會開過10天後,江澤民的這番講話被新華社發稿,以頭版通欄形式刊登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各大官方報刊上。當時,無論是對楊尚昆不懷惡感,還是對楊家將反感已久的黨內各派,都對江澤民同意把自己的這番「謙虛」表白公之與眾,感覺十分不可理解。特別是把楊白冰也抬舉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更是令人感覺他江澤民完全是在自曝其短。自此,連中共內部人士都把鄧小平向江澤民「交權」的這一戲劇化安排,形容成「太上皇向攝政王『託孤』」。 回想六四鎮壓之前由趙紫陽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雖然同後來的江澤民上台之初一樣,隨時都要受到分別來自鄧小平和陳雲兩方面的左右制衡,但當時他趙紫陽十分明白自己所兼任的「軍委第一副主席」完全是空有其名,所以在鄧小平主動提醒他要過問一下軍隊工作時,他從來都是裝傻充楞。 六四鎮壓之前筆者曾到一位時任中央軍委委員的秘書家裡坐客,該秘書透露說,掛名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趙紫陽從來沒在一次軍委會議上露面。 而到了江澤民登基之後,雖說很快就以黨總書記名義兼掛了一個中央軍委主席的虛名,但因為此時的楊家兄弟在軍中的實權甚至超越了趙紫陽時期(趙紫陽時期楊白冰的職務僅僅是總政主任),連軍委副主席劉華清都時時有插不進手的感覺,更何況他一再自謙地表示「沒有作過軍事工作」的江澤民。 更不如趙紫陽的是,楊尚昆在趙紫陽擔任總書記的時期除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和偶然因為其國家主席的頭銜進行一些純儀禮性的外事應酬,對黨、政系統的工作從來不干涉—-從當時的黨內規矩角度,他也無權干涉。而江澤民入主中南海之後,楊尚昆已經是在手握軍權的同時,還要隨時代太上皇干涉黨務、政務。總而言之,江澤民初入中南海的那兩、三年時間裡,「兒皇帝」的日子還不如當年的趙紫陽過得相對簡單、舒心。 當年海外開始所謂「鄧後中國」大討論中,也有人為了敘述上的方便,把江澤民正式登基那一天定義為「江澤民時代的開始」。事實上連江澤民本人或許都不敢如此自詡。而要把華國鋒倒台之後的中共黨史詳細劃分的話,把胡耀邦倒台之前定義為鄧小平實際主政時期;把趙紫陽出任總書記至「六四」事件這一段定義為鄧小平垂簾聽政時期;把「六四」鎮壓之後至中共十四大召開之日,定義為楊尚昆代鄧小平攝政時期……,應該說最符合實際。 綜上所述,從1989年6月下旬被正式宣布接替趙紫陽總書記職務,,他江澤民便開始了這種「太上皇」鄧小平託孤,「攝政王」楊尚昆弄權的苦日子,忍氣吞聲三年多時間,一直熬到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大召開,局面才徹底改觀。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的人事任免事項中爆出的最大「冷門」並不是胡錦濤的入選,而是楊家兄弟的權位一夜之間便從波峰跌落至谷底。而當時的鄧小平之所以下決心犧牲楊家兄弟,當然是江澤民和李鵬告御狀的結果。而江、李御狀內容中最能夠戳到鄧小平痛處的一條,則是楊尚昆暗中對趙紫陽網開一面。 當時,對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已經越來越缺乏信心的鄧小平,最擔心的就是自己去世之後,黨內會有人在「六四」問題上對他進行政治鞭屍,所以在江、李拿出楊尚昆與趙紫陽之間「政治界線不清」的證據之後,怒不可遏。 把中共政權里當年的「倒楊」事件比喻成「狡兔死,走狗烹」,雖說從字面上對楊家兄弟有不敬之嫌,但性質上絕對是這麼回事。而曾經不被江澤民所包容的喬石、田紀雲、萬里,包括李瑞環在十四大人事換屆後的政治出路,無疑是鄧小平的「高鳥盡,良弓藏」。 自1989年6月江澤民上台之始,如果上述人等全部在反改革惡浪聲中隨波逐流,他鄧小平即使還能作出「九二南巡」舉動,其「北伐」效果也會大大打一筆折扣。「九二南巡」之後,上述人等顯然是高估了鄧小平的政治覺悟,認為大家長這次是要決心恢復「六四」鎮壓之前的黨內、國內政治生態。萬萬沒想到「倒楊」之後江澤民、李鵬二人不但保住了各自的權位,而且還進一步變被動為主動,奪走了喬石手中的政法、黨紀乃至組織大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黨校的主控權;借口兩屆副總理期滿,依「法」令田紀雲離開國務院;借口黨的統戰工作重要,給李瑞環一屆全國政協主席,換走了他手中的輿論宣傳領導權;萬里更是被逼告老還鄉。十四大之後,雖然喬石和李瑞環的政治局常委、田紀雲的政治局委員都被保留,但因為新被分配的實際職務都是「二線」性質,與江澤民、李鵬抗衡的政治本錢皆被大大削弱。 總之,仍由鄧小平親自拍板的十四大高層人事安排的結果,並不是僅僅犧牲了「楊家將」。十四大之後的常委內部分工,政法、黨紀乃至輿論宣傳都歸併到總書記一人手中,決定了江澤民在黨內的政治對立面要想繼續對他行使有效的權力制約,難度大大增加。自此,江澤民才開始成了中共政權黨和軍隊的有名有實的最高領導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鮑彤告別式在八寶山舉行 多名紅二代送花圈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日前去世。11月15日,鮑彤的告別儀式在寶山殯儀館梅廳舉行。包括趙紫陽女兒王雁南、胡耀邦兒子胡德華等各界人士送上花圈,不過有大量異議人士被當局「上崗」不準前往悼念。 美國之音記者葉兵15日在推特發文稱,鮑彤先生告別儀式15日11時在北京八寶山梅廳舉行。鮑老親屬及生前友好近百人到場。當局禁止出席的敏感人物包括高瑜、馬波(老鬼)、張麗娜、郭於華、浦志強、莫少平、尚寶軍等。紅二代送花圈者有王雁南、王志華、胡德華、楊小平、李南央、巴悌忠等。多個花圈輓聯上竟出現某先生、某女士這樣的奇葩落款。 鮑彤先生告別儀式今日11時在北京八寶山梅廳舉行。鮑老親屬及生前友好近百人到場。當局禁止出席的敏感人物包括高瑜、馬波(老鬼)、張麗娜、郭於華、浦志強、莫少平、尚寶軍等。紅二代送花圈者有王雁南、王志華、胡德華、楊小平、李南央、巴悌忠等。多個花圈輓聯上竟出現某先生、某女士這樣的奇葩落款。 pic.twitter.com/uApPMzgkKd — 葉兵 YE BING (@yebingvoa) November 15, 2022 鮑彤好友、知名獨立記者高瑜在推特上發布告別儀式的照片和視頻。她說,「今天(中午)12點之後才准許我發推特,我被兩輛警車堵在家裡,兒子也不讓出去,和警察發生爭吵,說什麼『他去就代表你』。9號有司(當局)和鮑簡、鮑朴商量今天的名單,得到回答『高瑜絕對不可能!』看來『絕對不可能』還株連家屬。今天能到達八寶山的都是沒上崗的,但是郭於華、大熊等鮑老的摯友也都不允許進靈堂送別。 她還說,今天八寶山梅、蘭、竹、菊一排四個告別廳,只有梅廳開放,為鮑彤舉行告別式,其它廳都停業。這種待遇他(鮑彤)在秦城也享受過,他被囚禁的203監區,雖然都是單間,但是姚文元、徐勤先、齊景和(康生秘書)都關在一樓東筒,晚上一起看電視。鮑彤一人被關在二樓西筒,其餘四個監舍都空著。這是優待還是畏懼? 今天八寶山梅、蘭、竹、菊一排四個告別廳,只有梅廳開放,為鮑彤舉行告別式,其他廳都停業。這種待遇他在秦城也享受過,他被囚禁的203監區,雖然都是單間,但是姚文元、徐勤先、齊景和(康生秘書)都關在一樓東筒,晚上一起看電視。鮑彤一人被關在二樓西筒,其餘四個監舍都空著。這是優待還是畏懼? pic.twitter.com/soXALTdvVa — 高瑜 (@gaoyu200812) November 15, 2022 高瑜還發了多條推特說,「這就是被扯下輓聯,被砸成兩截的花籃,送花人被上崗,還要求刪去推文。」「八寶山靈堂外來花圈不能入內,被列入『絕對不可能』的,連花圈也不能署名。」「因為鮑家樓下發生輓聯被撕,花籃被砸,鮑朴囑咐『來前,花和輓聯請照相留念』。」 公開資料顯示,鮑彤是浙江海寧人,1949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6年至1975年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交五七幹校勞動,後歷任江蘇南京市棲霞山化肥廠建設指揮部外事組負責人,全國科學大會籌備辦公室文件簡報組副組長,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辦公室負責人、副主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80年至1987年,鮑彤任國務院總理秘書,兼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鮑彤因支持學生遭到撤職逮捕。1992年3月,鮑彤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開除黨籍;同年7月,因泄露國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項罪名被判囚7年。1996年5月,鮑彤刑滿釋放。 鮑彤出獄後長期受到當局監控,行動自由受到時緊時松的限制,但是沒有中斷對時政的批評。 最近一年來,從國外撥打他的電話一直無法接通。

生前一直被軟禁 趙紫陽政治秘書鮑彤逝世 享年90歲

11月9日,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逝世,享年90歲。1989年學運期間,鮑彤反對中國當局武力鎮壓民主運動,被撤職、逮捕,之後長年生活在軟禁之中。

傳習近平定性胡錦濤事件 胡成為第二個趙紫陽?

中共二十大閉幕已近兩周,習近平前任胡錦濤閉幕式上被趕走一幕太過「驚世駭俗」,產生的衝擊波還在波盪。流傳在海外社交網路的信息顯示,這一話題在坊間,在熟人聚集的飯桌上議論不斷。11月3日開始,網上流傳一份新華社前官員盛世良的聊天記錄,說胡錦濤基本上已經被習近平定性為分裂黨、破壞兩個確立兩個維護、干擾二十大會議,可能被從重處理,或將成為第二個趙紫陽。不過上述消息至今還無法證實。 近日,社交媒體推特上熱傳所謂的一份盛世良的聊天記錄。盛世良是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莫斯科分社原副社長。這份聊天記錄中寫道,胡錦濤基本上已經被定性為分裂黨、破壞兩個確立兩個維護、干擾二十大會議,他要被從重處理,處理過程會牽扯團派眾多人馬,要有一大批人被審查、被關押。聊天記錄寫道,胡錦濤會成為中共建國後又一大冤案,胡錦濤會成為第二個趙紫陽。 盛世良是新華社莫斯科分社付社長 pic.twitter.com/NUXDJG0SLj — fangyan (@fangyan19) November 2, 2022 對於胡錦濤被定性的傳言,有分析認為這是一個假消息,理由是中共已經宣布胡錦濤被帶走是因為身體出了狀況,所以不大可能現在再反口說胡錦濤是因為政治原因離場,習近平如果要處理,一定先處理和自己真刀真槍干過的江曾派系。不過,海外時評人士趙長歌則認為,傳言儘管目前還無法證實,但仍具有一定的參考。這份曝光的聊天記錄有兩個關鍵點,一是對胡錦濤的定性參照趙紫陽,二是團派人馬受牽連,將被清洗。習近平若想處理胡錦濤,一定要是參照標準,而趙紫陽也曾擔任中共總書記。對習近平來說,如何處理胡,要看這張牌怎麼打最好。從重處理胡,可以殺雞儆猴,清理重返毛時代路上的阻礙,或許是習的一個選擇。對於胡錦濤而言,一旦參照趙紫陽定性,胡的最終結局也就明晰了,當年六四後,趙紫陽從1989年到2005年一直被中共軟禁了16年直至去世。 胡錦濤閉幕式上究竟為何被驅逐,至今真相仍然撲朔迷離,或者是一個永久的謎。不過,《華爾街日報》經過對胡錦濤離場畫面逐一分析,得出發生這一幕是習近平授意的結果。《法廣》的評論寫道,歷史就這樣弔詭,江曾當年拚命讓習接班完全沒有預料到後來會如此,一個被認為遭受毛迫害過的,開明的前共產黨領袖的兒子,最後竟然成了毛澤東的精神之子,輔之以現代的數字科學,其對社會的嚴厲控制將遠遠超過他的同黨前輩。二十大胡錦濤被逐的戲劇性場面寓含了很多的意義,這一場面對志得意滿的習近平也是突如其來。有網友稱:胡前總書記離席畫面集暴君、殭屍、凶兆三位一體,有點衝擊一統天下,讓人浮想聯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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