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萬美元捐款來自紅二代？斯坦福陷入資金爭議
2026 年 6 月 4 日
寫這篇之前我竟然罕見的發了半個小時呆，像是調休後遺症，又像是初看到「3名外地人相約在四川某林場內服毒自殺」後愕然導致的目瞪口呆。天門山4人相約自殺後，這才半個月。 老胡趕緊站出來說到，每個社會都有不完美之處，悲劇過後咱不能過度強調「社會原因」，導致這些悲劇的主要問題，還是心理上的……自殺者絕大多數患有嚴重的心理疾病。 能在某一件事上騎牆，不算一種本事。但能在任何事上兩頭摻和，是一種胡錫進。他居然得出了自殺者大多數有心理疾病的答案，也就欺負欺負別人死無對證了。心理疾病，好端端的一個人為什麼會有心理疾病？這算不算社會原因？ 老胡這類人，也大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喜歡喊歲月靜好。可實際上呢？真正的大多數都在負重前行。教育、醫療、房子，這三座大山壓在98%的人身上，壓的喘不過氣來。 如果人人都能鳥語花香，又怎麼會出現心理疾病？閑得慌？ 網路圖片 這三個人，來自不同地方，最小的23歲，最大的也才30歲。據說最先發現的是周圍的商家，隨後報了警。幾個人的包里還有毒藥。 事情肯定還有些值得調查的東西，比如毒藥從哪裡來，幾個人如何天南地北聚集到一起，又為何相約在這四川的林場之中等等。但這些即便查出來，也無法解釋他們為何自殺了。 死者已逝，或許我們只能說「心理疾病」。 其實這種相約自殺的行為，應當屬於小概率到極點的事件。如果在半個月的時間內，這種小概率事件連續發生，那隻能說帶有同樣「心理疾病」的群體基數增加到了一個我們不得而知的數字。 別覺得無所謂，這種悄悄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人，他們是那群「心理疾病」中對社會危害最小的一批，從本質上而言，他們是善良的，寧願傷害自己，也沒有傷害他人。 簡單點，這樣的自殺事件還會發生嗎？ 答案在每個人心裡或許不同，我覺得如果不研究這類現象，找出問題所在並解決，還會越來越多。 為什麼兩次類似事件中，基本上都是年輕人？我不知道這種現象算不算問題，但十幾二十年寒窗苦讀，比不過戲子一場演出，抵不上網紅兩個視頻，技術型搞研究的叫社畜，開直播賣商品的叫哥，雙方收入天差地別……這樣的壓力和詭譎之下，年輕人不是沒有上進的動力，而是找不到上進的方向。 二三十年前，人們不怎麼擔心教育醫療房子的問題，這些不是什麼大問題，只要踏踏實實的認真工作，都能搞定。 如今，下一代是直接從小學音樂學舞蹈學演戲嗎？是從小教他們開直播賣商品嗎？事實上，已經開始在這樣做了，五六歲的孩子拍視頻養活爹媽，堪稱奇觀。 更關鍵點是，這些行業並非一頭扎進去就能收穫奇蹟，更多人最終浪費了時間和青春，甚至浪費了存款和信心，到頭來一無所有。因為很明顯，極端個例已經裹挾了全部市場，興奮的只有那幾個而已。 江頭未是風波惡，別有人間行路難。很多年輕人天天都在負重前行，壓根就沒多少機會去享受歲月靜好，這才是老胡所謂「心理疾病」的本質吧？更可怕的是，當他們在負重前行的時候，是不是有人在替他們歲月靜好？ 如果上次天門山事件是個例，那麼此次四川林場里的便是個例乘2，當個例乘3的時候，希望老胡不要再站出來說「大部分是心理疾病」了，聊聊他們的「心理疾病」由什麼導致吧！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劍客寫字的地方）
4名青年相約到張家界天門山玻璃橋赴死事件震撼社會，更為震撼的是4位青年赴死背後的故事，這3男一女的年輕人都來自農村，都是在城市打工的失業者。 據悉，這四名死者通過微信群聊的方式，互相傾訴，互相通達，有了赴死的念頭，於是相約共同赴死。跳崖前四人留下了書面遺言，「本人是自殺，與其他人無關。」這四名跳崖者分別來自福建、河南、河北和四川，均為農村戶籍，在外務工，年齡從22歲到33歲不等。可以看到貧窮和失業是他們的共同之處。 處在張家界著名的風景區天門山的玻璃橋，象一條彩帶一樣環遊在懸崖腰際。門票要219元一張，價格不菲。這4 位青年化費了他們人生最後的一畢錢。玻璃橋遊人如織，光滑透明，腳下看不見的深淵令人膽寒。對於遊人來說膽寒是一種生的刺激，頭暈目眩是幸福的感受。對這4位年輕人來說此去是天堂的路，是人生的終點。他們踏在玻璃板上，沒有一絲的猶豫，他們決絕地跨過了欄杆，沒有回一下頭，他們知道縱身一跳，一切都結束了，不再有生的壓力，不再有生的痛苦，無須再為生而掙扎。中國人有一句話：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他們正是懷著這樣決死的覺悟，跨出了欄杆。 中國農民是中國社會的底層，是被中共政權予取予奪的群體，他們最貧窮，被剝奪得最厲害。當年大饑荒死亡4500萬人大多是農民。他們被迫交公糧，保障城市供應，自己卻吃樹皮草根直到餓死。改革開放城市經濟發展起來，農民進城建設起一座座光鮮亮麗的城市，一幢幢高樓大廈，一條條橫貫全國的高速公路，工廠車間一條條流水線都凝結了農民工的血汗。無論哪個企業、工地，農民工都是超時超日地工作，拿最低的薪水，干最苦最累的活，他們象牛馬象機器一樣地工作。他們離開了父老，留下了孩子，他們沒家庭生活，沒有親情。一年一度的返鄉探親，還往往拿不到工資。討薪是不被允許的，被政府視作尋釁挑事。 農民這是一個打在農民身上難以更改的烙印，他們進了城仍然是農民稱為「農民工」，農民工的涵義表明，他們在城市工作，卻不享受城市市民的福利待遇，甚至連孩子也不能在城市上學。而每個農民工每年創造的GDP是2.5萬元，中國有2.25億農民工，創造的GDP是5.4萬億元，但他們得到了什麼。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從企業到城市居民，他們被當作低端人口，任意侮辱損害。當年被遣送死亡的孫志剛事件就是一個例證。如果說當經濟增長時，他們還有一口飯吃，還有幾個錢可以寄回家中，那麼到經濟衰退時，他們連這樣的生活也保不住了，他們被無情地剔了出來。這四個約死的青年就這樣在為城市作出貢獻後，無情地被踢出了城市。有詞：「亡百姓苦，興百姓苦」，正是中國農民命運的寫照。 農民工一當失業，那麼他們是不是可以回鄉生活呢？從今日農村生產凋零，耕地荒蕪，經濟破敗來看他們是沒有辦法生存的。從這4個年輕人的家境來看：死者陳某早早就在外地打工，去年父親得了癌症，高昂的治療費讓家庭陷入困境。死者彭某上面有兩名哥哥，哥哥們成家已經花去了家中所有積蓄，70多歲的老父親身體長年不好。同村的人都知道，彭某家窮，出不起彩禮也買不起縣城的房子，處於婚戀市場的最底端。死者張某父母早年離了婚，家中兄弟六個十分貧窮，弟弟們都沒結婚。劉某是四名跳崖者里年紀最大的一個，家庭條件非常差，母親去世，父親中風，家中還有年邁的奶奶。他曾結過婚，離婚後孩子被判給了前妻。這4個人的家庭本來須要他們打工接濟，現在失業了，一無所有，又如何回得去。 他們是回不了家的人，他們不是幾個人，而是一個正在逐漸增擴的群體。他們失去了生活的來源，失去了生活的勇氣，生活已殘酷地將他們拋棄。世上有千條路萬條路，但放在他們面前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死路。在互連網發達的時下，網上「約死群」應運而生。這4位來自各地素不相識的年輕人不約而同來到了一起。「約死群」寧人毛骨悚然的名字，一個所謂的盛世大國，讓一群本是風華正茂的年輕走到死亡，這是誰之罪？ 有位高校教師，她曾是一名心理救助志願者。她曾潛入「約死群」，那是一個人類生活最為黑暗的地方，沒有半點兒亮光，聊天內容充滿了悲觀的情緒，整個網站瀰漫著死亡的氣息。而這種氣息卻成了赴死者死前的同溫。他們在這裡訴說生活的殘酷與遭遇，訴說生的無趣與艱難，生命沒有快樂只有痛苦，沒有任何留戀之處。在這個群組裡任何正面的的情緒都是另類，都會被踢出群。因為他們不再相信任何說教，生活的不幸告訴他們任何的說教都是謊言。這個群組裡只有悲觀輕生的情緒才會被接納，因為他們有著相同的命運與不幸。約死群常常是這樣：我是你的同類，你有什麼故事？你有什麼心結？請告訴我，讓我們互相溫暖。他們從死亡中找到感情的連接，也許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後的溫暖與感情。這種情緒沉重得讓人透不過氣來。但是這位教師以其難得一見的大愛，通過種種的偽裝取得了群組中的某些人的信任，最終把他們從死亡的邊緣救度出來。但對「約死群」來說畢竟是極個別的少數。再說她救得了他們一時的生死，又如何救得了他們的生機。拯救他們本是政府的責任，但政府完全缺席，缺席的不僅是他們應有的責任，更是他們的道德良心。「約死群」除出尋求死亡的，也有教唆死亡的，並有各式各樣五化百門的死法。這4 位天門山的死者，在生前都服了毒，也許這種方法就是來自約死群中的教唆。教唆死亡應該是嚴重的犯罪，但政府並不在乎這種犯罪，完全是網開一面，就象拐賣婦女兒童一樣。 中國是世界上網路控制最嚴密的國家，大數據，人臉識別技術，任何一個稍有不同政府的觀點，會即刻被搜索出來迅速找到當事人。不管你在中國的任何一個角落，哪怕出國到天涯海角也會被找到。但對於「約死群」這樣的群組，這樣的死亡言論與教唆，中共的網警卻無動於衷。政府主管部門不關心任何上級領導布置以外的工作，上級領導也從來不會對小民的死亡感興趣，象這位教師這樣潛入群內救人，對政府來說是多管閑事，這樣義工性的團隊是中共打壓清理的對象。任何民間善舉在中國都被視為別有用心。這是一個惡當道善難存的國度。 這4位青年，大凡網警們有少許的同情就能挽救於水火之中。赴死有赴死的遺迹可查，旅館，車票都可以找到他們的行蹤，最後一刻他們登記姓名買了門票，可以就此攔下他們。做到這些對政府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他們每時每刻在網路上搜索言論，但對約死不聞不問，不攔不管。中共口口聲聲是人民的父母官，人民的公朴，卻是如此地鐵石心腸。如果他們把對外的大撒幣稍稍拿出一點來救助這些無助的青年，又何至於此。他們的冷血世所罕見。4位青年安息吧！你們生錯了時代，生錯了地方，來生不做中國人。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2023年04月09日 在文檔前沉默良久，不知道如何著筆。「四月最殘忍，從死了的 土地滋生丁香，混雜著 回憶和慾望，讓春雨 挑動著呆鈍的根。」艾略特說「四月最殘忍」，殘忍的是天門山玻璃棧道的懸崖下三個年輕的男孩的屍體和醫院裡也許在太平間叫王婷的女孩的屍體。我寫下這些的時候，他們也許已經化成了灰，風把他們在人間的痕迹已經吹得一點不剩，像他們從沒有來過一樣。網上有限的信息讓我找不到他們何以致死的有用的原因。他們默默無聞地生活過，最終以慘烈的死狀把他們的名字從茫茫人海里拔了出來，讓我們知道：他們，曾經來過！ 昨晚和朋友談起這件事，用了史鐵生的一句話：死亡是遲早的事情，何妨再等等。而這句話放在他們身上是殘忍的。這個世界哪配得上所有人都苟延殘喘？我們可以殘忍地說誰目光短淺，不能放眼天地心地寬，我們還可以說他們太年輕，不知道人生需要磨鍊。網上說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貧窮，我想他們也許更多的是精神的孤獨，甚至孤立，長期努力而得不到生活甜頭的焦慮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猜測，都是我們從這個時代的病症上推測出的不確定的因素。 而死亡，特別是自殺，有時候就是一時興起，一個偶然的突髮狀況，很多人在自殺的過程中後悔。但是這四個人事先服毒了，要決然地死。要多大的悲哀才能讓人毅然決然地死？其實我也有許多瞬間感到人生的虛無，人事的困頓，糾纏，想著也許死了更好呢，反正人生一眼就望到了頭。好在我渡過了一個個這樣危險的瞬間，希望在這樣的絕望之後還是會偷偷光臨，所以苟延殘喘的人也會得到這樣的福利。但是也有人，把絕望濃縮成死亡，用生命摘到了那樣的果實。 如果說他們「目光短淺」，姑且把這當成一個說不過去的理由。但是誰造成了他們短淺的目光呢？是誰沒有為他們搭建起一個健康的心理平台呢？其實我首先想說的就是現代教育，它讓我們的知識越來越多，知識面越來越廣，但是恰恰是對知識，刻薄一點說對學歷的追求把「德」擠到了角落，讓人們在掌握了許多知識後反而不會自處了，沒有「儒」了，人們都急切地想用金錢證明自己的價值，而國家的，市場的經濟運轉又恰恰讓富裕成了一個窄門，不是所有人想進就能進的。所以如我一般的底層人是絕望的。就算如此，如果能夠解決一下絕望的問題，也許還不至於這麼慘。 那一個懸崖，我怎麼看怎麼覺得它像一道人性的殘牆豎立在我們生活的每一處。放眼看，這個時代配不上那些為理想孜孜以求的人，它浮躁，短淺，急匆匆地如同去奔喪，人們停不下來，我們領受的教育也不允許我們停下來。信仰一旦坍塌，不知道怎麼重建，也不知道如何重建，人心的荒漠，卻沒有植樹之人。終於，有人用血肉之軀來祭奠了。可是，他們的死能夠打在幾個人臉上？有個朋友發圈說：他們脫不下長衫。問題是他們都沒有學會如何穿上長衫呢。孔乙己的腐，是藏著傲骨的，我們，他們有什麼呢？ 科技的發達必然會犧牲很多東西。我們昨天直播的時候討論過：如果AI取代了人類怎麼辦？就是說人類感情越來越像程序化，是能夠編寫出來的。我卻覺得這幾乎是無法避免的事情，就看那個「惡」在什麼時候突發而出，改變歷史有時候也只需要動動小指頭。我也喜歡玩抖音，現在太多博主教給人的是：不要相信愛情，不要為了愛情犧牲太多，他們瞧不起戀愛腦。聽起來多麼理性多麼好。但是深層次的悲傷和危機恰恰出現在這裡：我們都不要愛情了，我們該有多粗鄙？「養大我生的，養老生我的」，一聽，多少純潔，不動凡心。就是不知道沒有愛情，他們從何而來，他們的孩子從何而來？ 精神的陷落！可能我杞人憂天了，但是人的精神世界也是波浪形的，不可能像股票一樣一直飆升，我們恰好處在這一輪的谷底。我不知道觸底反彈的機會和時間點在哪裡，但是已經有人在犧牲。而相比於北宋末期，我們面對的問題更多更複雜：環境問題，機器人問題，網路問題，教育問題等等。如果把這些全部壓在一個人肩上，那該如何承受？看起來，科技發達讓我們成為了最幸福的一代人，但是太陽有它的黑子，人心也是。我們現在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僅僅是貧富差距倒容易了，但是需要解決的是為什麼造成了貧富差距？ 為什麼那麼多自媒體把貧窮當成了重要的理由之一？什麼樣的貧窮是能夠承受的，什麼樣的又是無法承受的呢？為什麼孔乙己窮到只能吃一盆茴香豆的時候，依舊能夠穿著長衫，而我們連長衫是什麼都不知道了。 孔乙己是知道茴字的六種寫法的人，我卻不知道。什麼是可貴的，精神！精神直接關聯的是什麼？生活的態度！就是人為什麼而活著。為貧窮而死，應該輕如鴻毛了吧，但是越輕的東西正是要人命的東西。所以在如此豐富的時代，為什麼有人願意拿最輕的東西抵禦它，因為它本身就是潰敗的，是華美的衣服罩住的膿瘡。 但是又能怎麼辦呢，似乎社會發展到這裡了，沒有人能夠阻擋，完全靠個人的自覺性。但是「自覺」，自己都覺察不了自己，自己都不知道如何自處，哪裡來的自覺性呢？拿他們的個體而言，可能貧窮只是一方面，而因為貧窮引起的精神孤獨感，和社會的疏離感更深沉一點。他們活成了一座孤島。如果沒有及時的對孤獨的解釋和引導，很多孤獨是會沉沒的。我們眼睜睜地看著，我們也是這膚淺浮躁荒唐的一部分，我們連哀悼的資格都沒有。 我時常想，最後毀滅我們的可能不是環境，不是科技，不是戰爭，不是瘟疫，而就是我們自己。我們骨子裡的悲觀一旦物化，面臨的就不僅僅是自殺了。我在想：那麼高級的瑪雅文明到底是怎麼毀滅的呢？ 作為這個時代虛妄，浮躁，無知的一份子，我好像只能用苟延殘喘來證明我的勝利了。且讓我們繼續麻木下去，讓每一顆心都吸食到養活自己的精神鴉片。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余秀華）
4月4日13時30分許，4名年輕人在張家界天門山跳崖。經當地公安部門查明，4人為自殺。這幾個年輕人，均在外務工，最小的23歲，最大的也不過34歲。 孤單的老三 彭志軍出事後，徐明也是問了父母，才將新聞里的彭志軍跟自己認識的「老三」聯繫在一起。彭志軍家在河北省邯鄲市的李谷駝村。彭志軍兄弟姐妹四個，在家排行老三，村裡人常年這麼叫他，大名反而有些生疏。2023年4月7日張家界市永定區政府新聞辦公室發布通告稱，4月4日13時30分許，四名遊客從天門山景區山頂西線玻璃棧道出口約10米的位置跳崖，其中三名男子已跳崖身亡，女子被及時攔下，但因跳崖前服毒，緊急送醫搶救後無效死亡。這裡面，就有「老三」。 根據大象新聞的報道，一名逝者的朋友提到，警方向家屬透露，這4名死者通過群聊的方式溝通策劃，其中一名死者是帶頭人。他們以一種決絕的方式離開：在跳崖之前，四人服了毒藥，還從本子上撕下紙寫下遺言，遺書內容很簡單，只有一句話，「本人xxx，具有民事行為能力，本人是自殺，與其他人無關。」這位朋友說，遺書是4月2日寫下的。 李谷駝村村子不小，有2000多人。徐明今年30歲，比彭志軍小三歲，他家離彭志軍家很近，只有幾百米。在徐明的印象里，彭志軍個子不高，不超過一米七，人看起來很瘦，也不愛說話。徐明告訴本刊，在跳崖前，彭志軍已經四年沒有回家。彭志軍的母親在四年前去世，去年是她逝世三周年，「三周年在我們這是個大事，要請親戚和村裡人幾百人，還要請戲班子，兒子女兒是一定要在場的，要上香磕頭。不來就是不孝順。」徐明還記得，當時彭志軍的家人在群里問：誰有老三聯繫方式？沒有人回，家裡人後來還報警了，「過了很久，才聽說他在四川。我們村裡人都在想，他是不是被騙進了傳銷組織。」 在李谷駝村，彭志軍家條件在村裡算是差的。這從房屋就能看出來，整個李谷駝村以二層小樓為主，只有彭志軍家還住在一層平房裡。徐明去過那個家，「村裡家家戶戶都有冰箱、彩電，他家進去後，柜子沒有，電視也沒有。房子沒有做吊頂，還漏水。」 跟村裡大多數同齡人一樣，彭志軍初中沒畢業就出去打工了。「我們那時，高中考不上就直接下工地。」徐明告訴本刊，村裡人基本上去天津一個叫小南河村的地方，那裡有一個勞務市場，有不少人來找建築工，像刮膩子、刷大白等等。他們就住在工地板房，幾平米，四張上下鋪，廁所和洗漱都在外面。 彭志軍的工作是刮膩子，這是最基礎的活，他幹活不算勤快，「有點磨洋工」，「工地上五六十個人，幾個人一組幹活，偷懶也不容易被老闆發現。」彭志軍比較瘦，又不愛說話，存在感也低。建築工是個辛苦又枯燥的活，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六點半上班，一直上到12點左右才能吃飯休息一下，一天得干夠10個小時。活也臟，一天下來，身上抹的都是東西，還孤單，「雖然都是熟人，但不是朋友。」 徐明說自己下班後就會去附近市場逛逛，買點衣服，吃吃飯、喝喝酒，有時也去網吧玩遊戲。小南河有幾百號同村人，他們經常會約著一起吃飯喝酒，彭志軍很少參加，即使來了，也不怎麼說話，「要麼低頭看手機，要麼吃飯，就不回你，給人感覺愛答不理。大家也都不再叫他。」 即使如此，徐明和村裡人還是沒選擇離開，「一個月下來工資有八九千。」徐明很知足。彭志軍是個特例。在徐明的印象里，應該是在2021年秋天左右，他有一次在小南河的街上碰到彭志軍，對方穿個襯衫，外面套著小西服，頭髮是殺馬特造型，乍眼的藍色。徐明跟他打招呼，才知道彭志軍去了理髮店。這在徐明看來，是「奇葩」和難以理解的選擇，「理髮店一個月只有3000左右，村裡沒其他人做這種從高到低的選擇。」徐明說，他當時很為彭志軍著急，他沒結婚，家裡條件也不好，「但我也沒有勸他來工地。」 貧窮的壓力 如果要尋找四個年輕人身上的共同點，貧窮帶來的磨難以及不斷新添的變故或許是他們的共性。四川女孩陳婷今年23歲。出去打工之前，她一直生活在四川內江的一個村子裡。在初中同學孫苗苗的回憶里，陳婷個子很小，人也瘦，和班裡另外兩個女同學被稱為「矮子三劍客」，「一樣的髮型，一樣的身高，都穿著校服。」她膽子又小，遇到老師批評，她不敢像別的同學一樣當面頂撞，只敢背後說一說。孫苗苗說，外表上看來，陳婷並不是內向的人，她很愛笑，笑點低，也愛幫人忙，「經常幫我們買東西」。 陳婷一直成績不好，孫苗苗說，初中時學校為了提高升學率，勸退了不少學生，陳婷就是其中一個。這之後，陳婷的媽媽吳丹給她找了一個學美容的師傅，陳婷跟著學了半年，就出去打工了，「她本來成績就不好，我就想著（她）能夠找個工作養活自己就好。」那時陳婷才16歲，她先後去了內江、成都、廣東等地方。吳丹告訴本刊，陳婷一般半個月到一個月打一次電話給她，「我也不問她在哪個城市打工，我就問她生活好不好，就不管那些。」 作為一個還在苦苦謀生的母親，吳丹其實有些顧不上孩子——家裡只有兩三畝地，七八年前包給了別人，她跟丈夫在縣裡的工廠打工，一年加起來有五六萬的收入。去年，丈夫得了癌症，一直在化療，治療費用是筆不小的開銷。吳丹告訴本刊，陳婷原來在的美容院，工資是底薪加提成，好的情形下，一個月有5000多收入。但有一次給家裡電話，陳婷提到，工資沒有保底了，只有提成，她說自己想要辭職，「她說工資很低了，想換個高一點工資的工作。半個多月前，她辭了原來的工作。」 只比陳婷大三個月的張財睿家裡生活也是不富裕的。十多年前張財睿的父母離了婚。張財睿的父親五十多歲，兄弟六個，他是老四，因為家裡窮，兩個四十多歲的弟弟現在都沒結婚。一個鄰居告訴本刊，他們的村子在福建省德化縣的村子裡，三十多年前開始，村裡人相繼往鎮上搬，「就是集資建房。他們家現在還在山上，幾個兄弟湊錢蓋了房子，一人估計也就一間，磚頭都還露在外面。」 對於出生於1990年的彭志軍來說，生活給予的壓力是更迫切的。村裡人都知道彭志軍結婚難。彭志軍的父親已經70多歲。徐明聽父親提起，彭志軍的父親年輕時很能幹，除了種地之外，還會房屋修補的手藝，年輕時每天騎著摩托三輪帶著喇叭走街串巷，「他挺能受（吃苦）的，我們一般晚上七八點吃完飯，會聽到發動機的聲音，那就是他回來了。」在農村，兒子結婚，房子是「必需品」。彭志軍大哥結婚的時候，父親把自己的房子給了大兒子用作婚房。又靠著操勞和借貸給二兒子蓋了間普通的磚房。 但十多年前，彭志軍父親身體開始出現問題，不能再干零活了，只靠種地，因為家裡窮，老二也沒娶上媳婦，他和二兒子、彭志軍住在一起。徐明說，村裡的年輕人一般20出頭就要結婚。彭志軍大哥比彭志軍大十多歲，結婚時彩禮只有兩三萬。但到了彭志軍要結婚時，彩禮已經翻了好幾番，「現在彩禮要20萬，還得縣城買房，縣城一套房得好幾十萬。」徐明說，現在村裡年輕人一結婚，就開始給兒女攢錢，「村裡結不起婚的，要不是家庭條件差一點，要不就是腦袋不好使。」 徐明也沒結婚，每次回家都有媒婆給他介紹對象，最多的一天，他相了六次親。他還知道有個女孩，一天見過十個。沒有人給彭志軍介紹對象，在農村的婚姻衡量鏈條里，彭志軍各方面都處於最末端——他沒有房子，也沒有正式的工作。「在村裡，他有些抬不起頭。」徐明告訴本刊，沒有失蹤前，在村裡遇到人打招呼，彭志軍表現出來的都是迴避的行為，「他都是低著頭，很緩慢的『嗯』一聲，然後再看你一眼。」 最後一次聯繫 事發當天，劉志永的家人是通過警察才知道劉志永跳崖的事情的。他的堂嫂說，大家都無法相信這是真的，「就在上個月他還請了三四天假，專門從廣東回了趟老家看了父親。」這一次回家，在幾個鄰居的印象里，似乎是劉志永出去務工十多年來，為數不多的幾次回老家——以至於，他們已經不能一眼認出來這位34歲，已臨近中年的老鄉。 劉志永家在河南周口市沈丘縣的一個村子。2018年，沈丘縣才摘掉貧困縣的帽子。這一變化在這個不到2000人的村子裡最明顯的表現是：村子裡終於修好了水泥路，牆上寫上了規整的粉刷字。但對村民來說，種地和務工還是他們主要謀生的手段。 村裡的鄰居告訴本刊，劉志永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兩人都已出嫁。「條件苦」是村裡人對這家人最為直觀的印象：早在20多年前，劉志永的母親就去世了，他的父親多年前中風，行動不太方便，奶奶已經90多歲，兩個人住在一層的老房子里，守著半畝地生活，「他父親雖然身體不好，還是堅持什麼事都自己做，一個人照顧老母親。」 劉志永在十六七歲就出去打工了。在村裡人看來，十幾歲的劉志永，離開家鄉更像一場告別，「他很少回來，結婚都沒在村裡辦婚禮，聽說老婆就是廣東人，說不定是倒插門。」在同村村民劉強印象里，他至少13年沒見過劉志永。劉志永的堂嫂告訴本刊，劉志永平常也不怎麼跟家裡人聯繫。她對他的了解也有限，只知道他和妻子以前在一個工廠打工，後來離了婚，孩子也判給了前妻。後來，他又談了一次戀愛，據說被騙了。上次回家的時候，劉志永跟家人提到想去外面旅遊玩一下，「說情緒有點低落，其他沒多說什麼。」堂嫂說，後來看新聞，劉志永跳崖時候染著紅髮。 陳婷最後一次與家裡聯繫是在4月1日，她告訴母親吳丹，自己已經到了成都，打電話是為了讓她安心。她說自己是去好朋友那裡看工作，她跟朋友租了房子，要一起進廠，「那是她的閨蜜，小學同學，初中也在一個學校。我也沒問她進什麼廠。」現在能看到的有關陳婷生前最後的信息，來自她跳崖的幾分鐘前發的朋友圈，她拍了照片，配文是：「你好世界，再見。」 徐明上一次與彭志軍聯繫還是在前年，當時彭志軍突然加他微信，問能不能向他借一兩百塊錢，說是用作路費。徐明給他轉了100元。他沒有還，徐明也沒有要。徐明記得，剛加微信時，彭志軍還把他屏蔽了，「他的朋友圈背景什麼都沒有，什麼都看不到。感覺他還是挺封閉自己的，自己內心有一個小世界，很少人了解他。」 （實習記者方厚寅、王雅文對本文有貢獻，文中徐明、吳丹、孫苗苗、劉強為化名。全文轉自微信公眾三聯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