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育儿日记（1980—1987）（二十六）
2026 年 6 月 26 日
写这篇之前我竟然罕见的发了半个小时呆，像是调休后遗症，又像是初看到“3名外地人相约在四川某林场内服毒自杀”后愕然导致的目瞪口呆。天门山4人相约自杀后，这才半个月。 老胡赶紧站出来说到，每个社会都有不完美之处，悲剧过后咱不能过度强调“社会原因”，导致这些悲剧的主要问题，还是心理上的……自杀者绝大多数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能在某一件事上骑墙，不算一种本事。但能在任何事上两头掺和，是一种胡锡进。他居然得出了自杀者大多数有心理疾病的答案，也就欺负欺负别人死无对证了。心理疾病，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会有心理疾病？这算不算社会原因？ 老胡这类人，也大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喜欢喊岁月静好。可实际上呢？真正的大多数都在负重前行。教育、医疗、房子，这三座大山压在98%的人身上，压的喘不过气来。 如果人人都能鸟语花香，又怎么会出现心理疾病？闲得慌？ 网络图片 这三个人，来自不同地方，最小的23岁，最大的也才30岁。据说最先发现的是周围的商家，随后报了警。几个人的包里还有毒药。 事情肯定还有些值得调查的东西，比如毒药从哪里来，几个人如何天南地北聚集到一起，又为何相约在这四川的林场之中等等。但这些即便查出来，也无法解释他们为何自杀了。 死者已逝，或许我们只能说“心理疾病”。 其实这种相约自杀的行为，应当属于小概率到极点的事件。如果在半个月的时间内，这种小概率事件连续发生，那只能说带有同样“心理疾病”的群体基数增加到了一个我们不得而知的数字。 别觉得无所谓，这种悄悄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他们是那群“心理疾病”中对社会危害最小的一批，从本质上而言，他们是善良的，宁愿伤害自己，也没有伤害他人。 简单点，这样的自杀事件还会发生吗？ 答案在每个人心里或许不同，我觉得如果不研究这类现象，找出问题所在并解决，还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两次类似事件中，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我不知道这种现象算不算问题，但十几二十年寒窗苦读，比不过戏子一场演出，抵不上网红两个视频，技术型搞研究的叫社畜，开直播卖商品的叫哥，双方收入天差地别……这样的压力和诡谲之下，年轻人不是没有上进的动力，而是找不到上进的方向。 二三十年前，人们不怎么担心教育医疗房子的问题，这些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踏踏实实的认真工作，都能搞定。 如今，下一代是直接从小学音乐学舞蹈学演戏吗？是从小教他们开直播卖商品吗？事实上，已经开始在这样做了，五六岁的孩子拍视频养活爹妈，堪称奇观。 更关键点是，这些行业并非一头扎进去就能收获奇迹，更多人最终浪费了时间和青春，甚至浪费了存款和信心，到头来一无所有。因为很明显，极端个例已经裹挟了全部市场，兴奋的只有那几个而已。 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很多年轻人天天都在负重前行，压根就没多少机会去享受岁月静好，这才是老胡所谓“心理疾病”的本质吧？更可怕的是，当他们在负重前行的时候，是不是有人在替他们岁月静好？ 如果上次天门山事件是个例，那么此次四川林场里的便是个例乘2，当个例乘3的时候，希望老胡不要再站出来说“大部分是心理疾病”了，聊聊他们的“心理疾病”由什么导致吧！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剑客写字的地方）
4名青年相约到张家界天门山玻璃桥赴死事件震撼社会，更为震撼的是4位青年赴死背后的故事，这3男一女的年轻人都来自农村，都是在城市打工的失业者。 据悉，这四名死者通过微信群聊的方式，互相倾诉，互相通达，有了赴死的念头，于是相约共同赴死。跳崖前四人留下了书面遗言，“本人是自杀，与其他人无关。”这四名跳崖者分别来自福建、河南、河北和四川，均为农村户籍，在外务工，年龄从22岁到33岁不等。可以看到贫穷和失业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处在张家界著名的风景区天门山的玻璃桥，象一条彩带一样环游在悬崖腰际。门票要219元一张，价格不菲。这4 位青年化费了他们人生最后的一毕钱。玻璃桥游人如织，光滑透明，脚下看不见的深渊令人胆寒。对于游人来说胆寒是一种生的刺激，头晕目眩是幸福的感受。对这4位年轻人来说此去是天堂的路，是人生的终点。他们踏在玻璃板上，没有一丝的犹豫，他们决绝地跨过了栏杆，没有回一下头，他们知道纵身一跳，一切都结束了，不再有生的压力，不再有生的痛苦，无须再为生而挣扎。中国人有一句话：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他们正是怀着这样决死的觉悟，跨出了栏杆。 中国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底层，是被中共政权予取予夺的群体，他们最贫穷，被剥夺得最厉害。当年大饥荒死亡4500万人大多是农民。他们被迫交公粮，保障城市供应，自己却吃树皮草根直到饿死。改革开放城市经济发展起来，农民进城建设起一座座光鲜亮丽的城市，一幢幢高楼大厦，一条条横贯全国的高速公路，工厂车间一条条流水线都凝结了农民工的血汗。无论哪个企业、工地，农民工都是超时超日地工作，拿最低的薪水，干最苦最累的活，他们象牛马象机器一样地工作。他们离开了父老，留下了孩子，他们没家庭生活，没有亲情。一年一度的返乡探亲，还往往拿不到工资。讨薪是不被允许的，被政府视作寻衅挑事。 农民这是一个打在农民身上难以更改的烙印，他们进了城仍然是农民称为“农民工”，农民工的涵义表明，他们在城市工作，却不享受城市市民的福利待遇，甚至连孩子也不能在城市上学。而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GDP是2.5万元，中国有2.25亿农民工，创造的GDP是5.4万亿元，但他们得到了什么。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企业到城市居民，他们被当作低端人口，任意侮辱损害。当年被遣送死亡的孙志刚事件就是一个例证。如果说当经济增长时，他们还有一口饭吃，还有几个钱可以寄回家中，那么到经济衰退时，他们连这样的生活也保不住了，他们被无情地剔了出来。这四个约死的青年就这样在为城市作出贡献后，无情地被踢出了城市。有词：“亡百姓苦，兴百姓苦”，正是中国农民命运的写照。 农民工一当失业，那么他们是不是可以回乡生活呢？从今日农村生产凋零，耕地荒芜，经济破败来看他们是没有办法生存的。从这4个年轻人的家境来看：死者陈某早早就在外地打工，去年父亲得了癌症，高昂的治疗费让家庭陷入困境。死者彭某上面有两名哥哥，哥哥们成家已经花去了家中所有积蓄，70多岁的老父亲身体长年不好。同村的人都知道，彭某家穷，出不起彩礼也买不起县城的房子，处于婚恋市场的最底端。死者张某父母早年离了婚，家中兄弟六个十分贫穷，弟弟们都没结婚。刘某是四名跳崖者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家庭条件非常差，母亲去世，父亲中风，家中还有年迈的奶奶。他曾结过婚，离婚后孩子被判给了前妻。这4个人的家庭本来须要他们打工接济，现在失业了，一无所有，又如何回得去。 他们是回不了家的人，他们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正在逐渐增扩的群体。他们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失去了生活的勇气，生活已残酷地将他们抛弃。世上有千条路万条路，但放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路。在互连网发达的时下，网上“约死群”应运而生。这4位来自各地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不约而同来到了一起。“约死群”宁人毛骨悚然的名字，一个所谓的盛世大国，让一群本是风华正茂的年轻走到死亡，这是谁之罪？ 有位高校教师，她曾是一名心理救助志愿者。她曾潜入“约死群”，那是一个人类生活最为黑暗的地方，没有半点儿亮光，聊天内容充满了悲观的情绪，整个网站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这种气息却成了赴死者死前的同温。他们在这里诉说生活的残酷与遭遇，诉说生的无趣与艰难，生命没有快乐只有痛苦，没有任何留恋之处。在这个群组里任何正面的的情绪都是另类，都会被踢出群。因为他们不再相信任何说教，生活的不幸告诉他们任何的说教都是谎言。这个群组里只有悲观轻生的情绪才会被接纳，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命运与不幸。约死群常常是这样：我是你的同类，你有什么故事？你有什么心结？请告诉我，让我们互相温暖。他们从死亡中找到感情的连接，也许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温暖与感情。这种情绪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但是这位教师以其难得一见的大爱，通过种种的伪装取得了群组中的某些人的信任，最终把他们从死亡的边缘救度出来。但对“约死群”来说毕竟是极个别的少数。再说她救得了他们一时的生死，又如何救得了他们的生机。拯救他们本是政府的责任，但政府完全缺席，缺席的不仅是他们应有的责任，更是他们的道德良心。“约死群”除出寻求死亡的，也有教唆死亡的，并有各式各样五化百门的死法。这4 位天门山的死者，在生前都服了毒，也许这种方法就是来自约死群中的教唆。教唆死亡应该是严重的犯罪，但政府并不在乎这种犯罪，完全是网开一面，就象拐卖妇女儿童一样。 中国是世界上网络控制最严密的国家，大数据，人脸识别技术，任何一个稍有不同政府的观点，会即刻被搜索出来迅速找到当事人。不管你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哪怕出国到天涯海角也会被找到。但对于“约死群”这样的群组，这样的死亡言论与教唆，中共的网警却无动于衷。政府主管部门不关心任何上级领导布置以外的工作，上级领导也从来不会对小民的死亡感兴趣，象这位教师这样潜入群内救人，对政府来说是多管闲事，这样义工性的团队是中共打压清理的对象。任何民间善举在中国都被视为别有用心。这是一个恶当道善难存的国度。 这4位青年，大凡网警们有少许的同情就能挽救于水火之中。赴死有赴死的遗迹可查，旅馆，车票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行踪，最后一刻他们登记姓名买了门票，可以就此拦下他们。做到这些对政府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他们每时每刻在网络上搜索言论，但对约死不闻不问，不拦不管。中共口口声声是人民的父母官，人民的公朴，却是如此地铁石心肠。如果他们把对外的大撒币稍稍拿出一点来救助这些无助的青年，又何至于此。他们的冷血世所罕见。4位青年安息吧！你们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地方，来生不做中国人。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2023年04月09日 在文档前沉默良久，不知道如何着笔。“四月最残忍，从死了的 土地滋生丁香，混杂着 回忆和欲望，让春雨 挑动着呆钝的根。”艾略特说“四月最残忍”，残忍的是天门山玻璃栈道的悬崖下三个年轻的男孩的尸体和医院里也许在太平间叫王婷的女孩的尸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他们也许已经化成了灰，风把他们在人间的痕迹已经吹得一点不剩，像他们从没有来过一样。网上有限的信息让我找不到他们何以致死的有用的原因。他们默默无闻地生活过，最终以惨烈的死状把他们的名字从茫茫人海里拔了出来，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来过！ 昨晚和朋友谈起这件事，用了史铁生的一句话：死亡是迟早的事情，何妨再等等。而这句话放在他们身上是残忍的。这个世界哪配得上所有人都苟延残喘？我们可以残忍地说谁目光短浅，不能放眼天地心地宽，我们还可以说他们太年轻，不知道人生需要磨炼。网上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贫穷，我想他们也许更多的是精神的孤独，甚至孤立，长期努力而得不到生活甜头的焦虑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猜测，都是我们从这个时代的病症上推测出的不确定的因素。 而死亡，特别是自杀，有时候就是一时兴起，一个偶然的突发状况，很多人在自杀的过程中后悔。但是这四个人事先服毒了，要决然地死。要多大的悲哀才能让人毅然决然地死？其实我也有许多瞬间感到人生的虚无，人事的困顿，纠缠，想着也许死了更好呢，反正人生一眼就望到了头。好在我渡过了一个个这样危险的瞬间，希望在这样的绝望之后还是会偷偷光临，所以苟延残喘的人也会得到这样的福利。但是也有人，把绝望浓缩成死亡，用生命摘到了那样的果实。 如果说他们“目光短浅”，姑且把这当成一个说不过去的理由。但是谁造成了他们短浅的目光呢？是谁没有为他们搭建起一个健康的心理平台呢？其实我首先想说的就是现代教育，它让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知识面越来越广，但是恰恰是对知识，刻薄一点说对学历的追求把“德”挤到了角落，让人们在掌握了许多知识后反而不会自处了，没有“儒”了，人们都急切地想用金钱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国家的，市场的经济运转又恰恰让富裕成了一个窄门，不是所有人想进就能进的。所以如我一般的底层人是绝望的。就算如此，如果能够解决一下绝望的问题，也许还不至于这么惨。 那一个悬崖，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它像一道人性的残墙竖立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处。放眼看，这个时代配不上那些为理想孜孜以求的人，它浮躁，短浅，急匆匆地如同去奔丧，人们停不下来，我们领受的教育也不允许我们停下来。信仰一旦坍塌，不知道怎么重建，也不知道如何重建，人心的荒漠，却没有植树之人。终于，有人用血肉之躯来祭奠了。可是，他们的死能够打在几个人脸上？有个朋友发圈说：他们脱不下长衫。问题是他们都没有学会如何穿上长衫呢。孔乙己的腐，是藏着傲骨的，我们，他们有什么呢？ 科技的发达必然会牺牲很多东西。我们昨天直播的时候讨论过：如果AI取代了人类怎么办？就是说人类感情越来越像程序化，是能够编写出来的。我却觉得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就看那个“恶”在什么时候突发而出，改变历史有时候也只需要动动小指头。我也喜欢玩抖音，现在太多博主教给人的是：不要相信爱情，不要为了爱情牺牲太多，他们瞧不起恋爱脑。听起来多么理性多么好。但是深层次的悲伤和危机恰恰出现在这里：我们都不要爱情了，我们该有多粗鄙？“养大我生的，养老生我的”，一听，多少纯洁，不动凡心。就是不知道没有爱情，他们从何而来，他们的孩子从何而来？ 精神的陷落！可能我杞人忧天了，但是人的精神世界也是波浪形的，不可能像股票一样一直飙升，我们恰好处在这一轮的谷底。我不知道触底反弹的机会和时间点在哪里，但是已经有人在牺牲。而相比于北宋末期，我们面对的问题更多更复杂：环境问题，机器人问题，网络问题，教育问题等等。如果把这些全部压在一个人肩上，那该如何承受？看起来，科技发达让我们成为了最幸福的一代人，但是太阳有它的黑子，人心也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仅仅是贫富差距倒容易了，但是需要解决的是为什么造成了贫富差距？ 为什么那么多自媒体把贫穷当成了重要的理由之一？什么样的贫穷是能够承受的，什么样的又是无法承受的呢？为什么孔乙己穷到只能吃一盆茴香豆的时候，依旧能够穿着长衫，而我们连长衫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孔乙己是知道茴字的六种写法的人，我却不知道。什么是可贵的，精神！精神直接关联的是什么？生活的态度！就是人为什么而活着。为贫穷而死，应该轻如鸿毛了吧，但是越轻的东西正是要人命的东西。所以在如此丰富的时代，为什么有人愿意拿最轻的东西抵御它，因为它本身就是溃败的，是华美的衣服罩住的脓疮。 但是又能怎么办呢，似乎社会发展到这里了，没有人能够阻挡，完全靠个人的自觉性。但是“自觉”，自己都觉察不了自己，自己都不知道如何自处，哪里来的自觉性呢？拿他们的个体而言，可能贫穷只是一方面，而因为贫穷引起的精神孤独感，和社会的疏离感更深沉一点。他们活成了一座孤岛。如果没有及时的对孤独的解释和引导，很多孤独是会沉没的。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也是这肤浅浮躁荒唐的一部分，我们连哀悼的资格都没有。 我时常想，最后毁灭我们的可能不是环境，不是科技，不是战争，不是瘟疫，而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骨子里的悲观一旦物化，面临的就不仅仅是自杀了。我在想：那么高级的玛雅文明到底是怎么毁灭的呢？ 作为这个时代虚妄，浮躁，无知的一份子，我好像只能用苟延残喘来证明我的胜利了。且让我们继续麻木下去，让每一颗心都吸食到养活自己的精神鸦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余秀华）
4月4日13时30分许，4名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跳崖。经当地公安部门查明，4人为自杀。这几个年轻人，均在外务工，最小的23岁，最大的也不过34岁。 孤单的老三 彭志军出事后，徐明也是问了父母，才将新闻里的彭志军跟自己认识的“老三”联系在一起。彭志军家在河北省邯郸市的李谷驼村。彭志军兄弟姐妹四个，在家排行老三，村里人常年这么叫他，大名反而有些生疏。2023年4月7日张家界市永定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告称，4月4日13时30分许，四名游客从天门山景区山顶西线玻璃栈道出口约10米的位置跳崖，其中三名男子已跳崖身亡，女子被及时拦下，但因跳崖前服毒，紧急送医抢救后无效死亡。这里面，就有“老三”。 根据大象新闻的报道，一名逝者的朋友提到，警方向家属透露，这4名死者通过群聊的方式沟通策划，其中一名死者是带头人。他们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在跳崖之前，四人服了毒药，还从本子上撕下纸写下遗言，遗书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本人xxx，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是自杀，与其他人无关。”这位朋友说，遗书是4月2日写下的。 李谷驼村村子不小，有2000多人。徐明今年30岁，比彭志军小三岁，他家离彭志军家很近，只有几百米。在徐明的印象里，彭志军个子不高，不超过一米七，人看起来很瘦，也不爱说话。徐明告诉本刊，在跳崖前，彭志军已经四年没有回家。彭志军的母亲在四年前去世，去年是她逝世三周年，“三周年在我们这是个大事，要请亲戚和村里人几百人，还要请戏班子，儿子女儿是一定要在场的，要上香磕头。不来就是不孝顺。”徐明还记得，当时彭志军的家人在群里问：谁有老三联系方式？没有人回，家里人后来还报警了，“过了很久，才听说他在四川。我们村里人都在想，他是不是被骗进了传销组织。” 在李谷驼村，彭志军家条件在村里算是差的。这从房屋就能看出来，整个李谷驼村以二层小楼为主，只有彭志军家还住在一层平房里。徐明去过那个家，“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冰箱、彩电，他家进去后，柜子没有，电视也没有。房子没有做吊顶，还漏水。” 跟村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彭志军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我们那时，高中考不上就直接下工地。”徐明告诉本刊，村里人基本上去天津一个叫小南河村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劳务市场，有不少人来找建筑工，像刮腻子、刷大白等等。他们就住在工地板房，几平米，四张上下铺，厕所和洗漱都在外面。 彭志军的工作是刮腻子，这是最基础的活，他干活不算勤快，“有点磨洋工”，“工地上五六十个人，几个人一组干活，偷懒也不容易被老板发现。”彭志军比较瘦，又不爱说话，存在感也低。建筑工是个辛苦又枯燥的活，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上班，一直上到12点左右才能吃饭休息一下，一天得干够10个小时。活也脏，一天下来，身上抹的都是东西，还孤单，“虽然都是熟人，但不是朋友。” 徐明说自己下班后就会去附近市场逛逛，买点衣服，吃吃饭、喝喝酒，有时也去网吧玩游戏。小南河有几百号同村人，他们经常会约着一起吃饭喝酒，彭志军很少参加，即使来了，也不怎么说话，“要么低头看手机，要么吃饭，就不回你，给人感觉爱答不理。大家也都不再叫他。” 即使如此，徐明和村里人还是没选择离开，“一个月下来工资有八九千。”徐明很知足。彭志军是个特例。在徐明的印象里，应该是在2021年秋天左右，他有一次在小南河的街上碰到彭志军，对方穿个衬衫，外面套着小西服，头发是杀马特造型，乍眼的蓝色。徐明跟他打招呼，才知道彭志军去了理发店。这在徐明看来，是“奇葩”和难以理解的选择，“理发店一个月只有3000左右，村里没其他人做这种从高到低的选择。”徐明说，他当时很为彭志军着急，他没结婚，家里条件也不好，“但我也没有劝他来工地。” 贫穷的压力 如果要寻找四个年轻人身上的共同点，贫穷带来的磨难以及不断新添的变故或许是他们的共性。四川女孩陈婷今年23岁。出去打工之前，她一直生活在四川内江的一个村子里。在初中同学孙苗苗的回忆里，陈婷个子很小，人也瘦，和班里另外两个女同学被称为“矮子三剑客”，“一样的发型，一样的身高，都穿着校服。”她胆子又小，遇到老师批评，她不敢像别的同学一样当面顶撞，只敢背后说一说。孙苗苗说，外表上看来，陈婷并不是内向的人，她很爱笑，笑点低，也爱帮人忙，“经常帮我们买东西”。 陈婷一直成绩不好，孙苗苗说，初中时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劝退了不少学生，陈婷就是其中一个。这之后，陈婷的妈妈吴丹给她找了一个学美容的师傅，陈婷跟着学了半年，就出去打工了，“她本来成绩就不好，我就想着（她）能够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就好。”那时陈婷才16岁，她先后去了内江、成都、广东等地方。吴丹告诉本刊，陈婷一般半个月到一个月打一次电话给她，“我也不问她在哪个城市打工，我就问她生活好不好，就不管那些。” 作为一个还在苦苦谋生的母亲，吴丹其实有些顾不上孩子——家里只有两三亩地，七八年前包给了别人，她跟丈夫在县里的工厂打工，一年加起来有五六万的收入。去年，丈夫得了癌症，一直在化疗，治疗费用是笔不小的开销。吴丹告诉本刊，陈婷原来在的美容院，工资是底薪加提成，好的情形下，一个月有5000多收入。但有一次给家里电话，陈婷提到，工资没有保底了，只有提成，她说自己想要辞职，“她说工资很低了，想换个高一点工资的工作。半个多月前，她辞了原来的工作。” 只比陈婷大三个月的张财睿家里生活也是不富裕的。十多年前张财睿的父母离了婚。张财睿的父亲五十多岁，兄弟六个，他是老四，因为家里穷，两个四十多岁的弟弟现在都没结婚。一个邻居告诉本刊，他们的村子在福建省德化县的村子里，三十多年前开始，村里人相继往镇上搬，“就是集资建房。他们家现在还在山上，几个兄弟凑钱盖了房子，一人估计也就一间，砖头都还露在外面。” 对于出生于1990年的彭志军来说，生活给予的压力是更迫切的。村里人都知道彭志军结婚难。彭志军的父亲已经70多岁。徐明听父亲提起，彭志军的父亲年轻时很能干，除了种地之外，还会房屋修补的手艺，年轻时每天骑着摩托三轮带着喇叭走街串巷，“他挺能受（吃苦）的，我们一般晚上七八点吃完饭，会听到发动机的声音，那就是他回来了。”在农村，儿子结婚，房子是“必需品”。彭志军大哥结婚的时候，父亲把自己的房子给了大儿子用作婚房。又靠着操劳和借贷给二儿子盖了间普通的砖房。 但十多年前，彭志军父亲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不能再干零活了，只靠种地，因为家里穷，老二也没娶上媳妇，他和二儿子、彭志军住在一起。徐明说，村里的年轻人一般20出头就要结婚。彭志军大哥比彭志军大十多岁，结婚时彩礼只有两三万。但到了彭志军要结婚时，彩礼已经翻了好几番，“现在彩礼要20万，还得县城买房，县城一套房得好几十万。”徐明说，现在村里年轻人一结婚，就开始给儿女攒钱，“村里结不起婚的，要不是家庭条件差一点，要不就是脑袋不好使。” 徐明也没结婚，每次回家都有媒婆给他介绍对象，最多的一天，他相了六次亲。他还知道有个女孩，一天见过十个。没有人给彭志军介绍对象，在农村的婚姻衡量链条里，彭志军各方面都处于最末端——他没有房子，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在村里，他有些抬不起头。”徐明告诉本刊，没有失踪前，在村里遇到人打招呼，彭志军表现出来的都是回避的行为，“他都是低着头，很缓慢的‘嗯’一声，然后再看你一眼。” 最后一次联系 事发当天，刘志永的家人是通过警察才知道刘志永跳崖的事情的。他的堂嫂说，大家都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就在上个月他还请了三四天假，专门从广东回了趟老家看了父亲。”这一次回家，在几个邻居的印象里，似乎是刘志永出去务工十多年来，为数不多的几次回老家——以至于，他们已经不能一眼认出来这位34岁，已临近中年的老乡。 刘志永家在河南周口市沈丘县的一个村子。2018年，沈丘县才摘掉贫困县的帽子。这一变化在这个不到2000人的村子里最明显的表现是：村子里终于修好了水泥路，墙上写上了规整的粉刷字。但对村民来说，种地和务工还是他们主要谋生的手段。 村里的邻居告诉本刊，刘志永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两人都已出嫁。“条件苦”是村里人对这家人最为直观的印象：早在20多年前，刘志永的母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多年前中风，行动不太方便，奶奶已经90多岁，两个人住在一层的老房子里，守着半亩地生活，“他父亲虽然身体不好，还是坚持什么事都自己做，一个人照顾老母亲。” 刘志永在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在村里人看来，十几岁的刘志永，离开家乡更像一场告别，“他很少回来，结婚都没在村里办婚礼，听说老婆就是广东人，说不定是倒插门。”在同村村民刘强印象里，他至少13年没见过刘志永。刘志永的堂嫂告诉本刊，刘志永平常也不怎么跟家里人联系。她对他的了解也有限，只知道他和妻子以前在一个工厂打工，后来离了婚，孩子也判给了前妻。后来，他又谈了一次恋爱，据说被骗了。上次回家的时候，刘志永跟家人提到想去外面旅游玩一下，“说情绪有点低落，其他没多说什么。”堂嫂说，后来看新闻，刘志永跳崖时候染着红发。 陈婷最后一次与家里联系是在4月1日，她告诉母亲吴丹，自己已经到了成都，打电话是为了让她安心。她说自己是去好朋友那里看工作，她跟朋友租了房子，要一起进厂，“那是她的闺蜜，小学同学，初中也在一个学校。我也没问她进什么厂。”现在能看到的有关陈婷生前最后的信息，来自她跳崖的几分钟前发的朋友圈，她拍了照片，配文是：“你好世界，再见。” 徐明上一次与彭志军联系还是在前年，当时彭志军突然加他微信，问能不能向他借一两百块钱，说是用作路费。徐明给他转了100元。他没有还，徐明也没有要。徐明记得，刚加微信时，彭志军还把他屏蔽了，“他的朋友圈背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看不到。感觉他还是挺封闭自己的，自己内心有一个小世界，很少人了解他。” （实习记者方厚寅、王雅文对本文有贡献，文中徐明、吴丹、孙苗苗、刘强为化名。全文转自微信公众三联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