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言聊天室：宗教信仰與文學創作
2026 年 5 月 31 日
對於婦產科專家段濤來說，看著產科逐漸萎縮，是一個有點絕望的過程。 他是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的教授，從事產科三十多年，今年2月末，他在微博上發出一篇「救救產科」的文章，「如果不改變現狀，產科整個學科可能真的就塌方了。」 網路圖片 「救救產科」的呼籲背後，是「二胎政策」實行後第7年，中國少了的近1000萬分娩量，和不斷被系統擠壓出逃，或者說，無處可逃的產科科室和產科醫生。 過去一年，「關閉」「分流」「失業」和產科高頻地綁在一起，媒體用「產科關停潮」形容產科正在經歷的漫長冬天。2022年，全國關閉了十幾家醫院產科，2023年，在產科關停的名單上，又增添了浙江嘉興平湖市中醫院、廣州新造醫院、浙江溫州蒼南縣中醫院、廣西來賓市武宣縣祿新鎮中心衛生院、江蘇新沂市婦幼保健計劃生育服務中心的名字，2024年剛剛過去三個月，據不完全統計，就已經先後有3家醫院發出產科停診公告。 段濤的微博有上千條留言。很多人在這裡宣洩著懷孕生子過程中的痛苦和被過度醫療的不滿，「先把產婦當個人看再談生孩子吧，又是沒指標不給剖腹產，又是禁止餵奶粉，自己身體自己都不能做主。」也有人覺得段濤是在催生，「產科學科塌方跟我有什麼關係，我的人生如果生了孩子就真的塌方了。」 網路圖片 我們把這些聲音念給段濤時，他平靜地說了一句「正常」，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多元聲音的一部分，他理解這些多元的觀點並願意承擔因為呼籲發聲而帶來的壓力。 在交談中，他和我們聊到了他所親歷的產科從繁盛到衰敗的過程、當下的艱難處境，以及那些產科醫生作為個體痛苦但可能依舊是徒勞的掙扎。 以下是他的講述： 「整個科室都沒了」 前些天，上海浦東新區的一些產科主任們在一起開會，讓我講講產科轉型的事兒。會上，一個二十多年的產科主任，說著說著，哭了，說她們醫院的產科，最近被關了。醫院在重新裝修，院長對產科一直不是很滿意，趁著裝修這個時間，產科就關了，整個科室都沒了。 聽到那個產科主任說那些的時候，我很難受。產科雖然不受待見，但大多數在那個會上的產科醫生，都還挺愛產科的，他們一輩子做產科，也不會做別的。 產科關了，這群只會做產科的人，咋辦呢？ 其實產科的困境，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從去年開始，和很多產科主任開會的時候，大家都唉聲嘆氣的。2016年的分娩量，是1786萬，去年的時候，公開報道的分娩量，是902萬，少了將近1000萬。 網路圖片 床位是在放開生育之後，政府出面要求醫院加出來的，現在分娩量少了，床還在。但這些床創造不出更多的價值，產科門診診室的數量和產科床位數量，在一天天變得更少。 對於這個24小時不眠的科室來說，一個孕婦在深夜中突然分娩，意味著至少要配著兩個產房醫生、一個麻醉醫生、一個新生兒科醫生、兩到三個護士。 在醫院，院長每天都要算賬，產科的收費這麼低，成本這麼高，麻煩這麼大，從各項指標來看，都不划算，哪個正常的院長，會願意產科做大做強呢？ 這兩年，和很多產科主任交流的時候，大家有一個普遍的困惑，產科越來越淪為醫院裡「老少邊窮」的科室，不被重視，不受待見，工作累，待遇低，留不住人，尤其是年輕人。 一般來說，醫院發的固定的收入，只佔醫生收入的10%到20%，百分之八九十的收入，得靠自己掙出來。但現在業務量降了一半，還指望能拿獎金？收入少了一大半，不扣錢就不錯了。 即使你想招人，人家總會想去一個朝陽行業吧，大家都要吃飯要結婚買房成家吧？這麼苦、這麼累、這麼多麻煩，還沒有錢，你又不是雷鋒，一個正常的人，怎麼會去選擇產科？ 留不住年輕人的科室，是沒有未來的。越來越少的人願意選擇產科。病人量越少之後，新的產科醫生越學不到東西，他們能接觸到的臨床案例，正在急劇萎縮。 網路圖片 對於年輕的產科醫生來說，病人量越少，越學不到東西，遇到挑戰的時候，越容易出事，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閉經指數」 我母親是產科醫生，我是在產房裡，跑來跑去長大的。 當時很厲害的婦產科專家是山東大學醫學院教授江森，那時的住院醫生和進修醫生，好多都聽過他講過「妊高征」。那時，科室里還沒有投影儀和電腦，沒有講稿，就靠一支粉筆，江森教授可以洋洋洒洒講兩個晚上。俄文、日文、英文脫口而出，典故出處瞭然於胸，不僅是疾病，還講疾病的歷史和故事，還有自己的觀點。這是一個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身上應該有的東西。 我們這批六零後做產科的醫生，也算是趕上了一些黃金時代。剛起步時，大家也都看不起產科。但那時候，分娩量是一年比一年多，願意做產科的人也多，好像慢慢也得到了一些國際同行的認可。 網路圖片 產科分娩量最高潮的時候，是2016年的時候。社會籠罩在一種亢奮的「全面二孩」的氛圍里，一個北京的朋友懷孕了，建卡建不上，急得團團轉，去了幾家醫院，都不行，打電話給我，讓我找北京的醫院問問。 那時，一個同事也來找我，說想要「限卡」，「限卡」就是限制新的孕婦在我們院建卡做產檢。同事說要「限卡」時，我有點糾結。 結果，去現場一看，很震驚。孕婦生完孩子，直接睡在走廊，床位就緊張成這樣。當時一天要接待100多個孩子，那不得跟打仗一樣。 紀錄片《生門》里的場景，也發生在現實里，科室里的電話隨時可能響起，「沒有床了，你懂我意思嗎？」「板凳都沒有了，走廊都只能坐著。」 網路圖片 甚至在那時候，有一個神秘的指數，在我們醫院流行，叫「閉經指數」。 我們醫院那時候有90多個產科醫生。年輕的住院醫生要輪崗，一輪到產科，月經都不來了，一回到婦科，就都正常了，工作壓力就瘋狂成這樣。 那年，我們一婦嬰的分娩量，飆到3.4萬例，在全國來看，都是很高的。還好，我們當年「踩了剎車」，要不，超過4萬的分娩量，是非常可怕的超負荷的數字。 這些可怕瘋狂的數字，也會增加醫療事故的隱患。我心一橫，那就限吧。但這一「限卡」可倒好，還被人投訴到上面去了，有次開人代會，產科建卡的事兒，還被拎到了會上。 大家開玩笑說，這是市委書記第一次講產科。在當時，上到政府到下到百姓，都非常關注產科。正常情況下，院長們都希望多做婦科，婦科比產科的麻煩少，收入還高。而且即使醫院想擴大某科室的床位，衛健委也未必允許。那一年，政府迅速做了決定，要求醫院增加產科床位。 不僅從婦科這邊挪過去了一部分床位和醫生，也投了錢，專門支持產科。 系統性的困境 然而生孩子很快從一床難求變成一個人的「包場」。 大廳里加的床被陸續撤走，病房由八人間改成兩人間，再接著，兩排病房只有一排會被使用，再然後，兩人間也開始住不滿了，現在有的時候，產房變成了一個人的「包場」。 前兩天，我看好多人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說現在生孩子，產房裡，就自己一個人，包括手術室，包括病房，就自己一個人。 實際上分娩量下降的趨勢從2017 年的時候，就開始了。經歷了2016年亢奮的小高峰。之後，就一年不如一年，每年跌個10%左右，到2023年是902萬。 疫情結束了，生育潮並沒有來，龍年到了，生育潮也沒有來，和生肖屬相比，年輕人更信星座。單純的龍年，不會有那麼多的增量。 產科還有一個存在很久的歷史問題，就是收費標準。 解放前，還沒有公立醫院的時候，生孩子，都是接生婆來。窮人要生孩子，富人也要生孩子，解放之後，大家去定接生的價格的時候，需要考慮到的，是平均的支付能力。 網路圖片 當時，中國的出生人口有 60% 是在縣級，或者是更下面的醫院，你給它定個高的價，怎麼能支付得起呢？歷史收費就已經很低了，哪怕後面再增加一倍，從50漲到100，不還是很低么？ 輔助生殖（一種採用醫療輔助手段使不育夫婦妊娠的技術）和產科的收費，是兩個極端。輔助生殖一開始進中國的時候，所有的藥材、耗材都是要進口的，收費價格都是按照國際標準來收的，一開始就收得很高。你又不用值夜班，風險又不高，即使做失敗了，沒成功，也還可以收幾萬塊錢，你願不願意去？ 但產科醫生的收入，是和這個收費標準掛鉤的。你不漲價，產科醫生的收入，就永遠上不去，永遠留不住人。漲價了，老百姓不滿意，本來大家就不願意生，接生的價格再往上提，就更不願意生了。這就是一個悖論。 對於公立醫院的院長來說，懸在頭上的另一把「刀」，是國考指標。國考設計的初衷是對的，鼓勵三甲醫院，能多看一些疑難雜症，多做一些手術，反映收治病例疑難複雜程度的CMI指數越高，四級手術（風險高、過程複雜、難度大、資源消耗多或涉及重大倫理風險的手術）越多。 很多地方，會拿「國考」結果，來考核院長，你不行，就把你換掉。但抱歉，對於以保障母嬰安全為第一準則的產科，它天然是CMI指數的敵人。預防做得好，併發症就少，不需要手術，更別提CMI指數。 在CMI指數之外，還有一個婦幼保健體系提出的指標，和CMI指數正好是相反的。它希望產科要保證母嬰安全，降低孕產婦的發病率、死亡率和併發症的發生率。概括下來，就是鼓勵順產。 於是，形成了這樣一個怪現象，順產越多，越符合婦幼司的要求，但卻越在「國考」上虧。那麼，到底該聽誰的？ 為了滿足「國考」，很多醫院，就開始卷「手術」，對於產科來說，就是鼓勵剖宮產，能自己生的，不能自己生的，都要到」剖宮產」一游。指標好看了，但孕產婦遭殃了。 網路圖片 對於院長來說，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醫保控費的政策。控費的核心是降費。比如，一個城市某個區域里，順產、剖腹產費用平均數是啥，然後要求每年的費用的平均數要下降。本來，產科的利潤就低，再往下降的空間很小很小。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醫院覺得產科不划算，就把產科關掉了。 但有些醫院，為什麼沒關呢？是因為有些時候，上面覺得，作為一個綜合醫院，是要有產科這個科室的，有些地方，上面管得不緊的，關也就關了。 大家不是沒想過辦法自救。開一些新的營收項目，比如說像產後康復這種，好歹先自己養活自己。 但類似自救的努力，很快就會被現實彈回來。想開項目，得先有錢購買設備，申請資金的這個環節，就先會被卡住。為啥？審批通過之前，院里會先考核你的營收和盈利，在第一步，就會被pass。 網路圖片 對於產科醫生來說，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困境，不是靠我們自己就能改變的。為啥大家會覺得無奈，就是你明明知道有問題，但你卻改變不了。 對於年輕的產科醫生來說，他不做產科，還可以做婦科，對於年紀大、還只會做產科的人，就很難很難了。 上兩天有媒體報道，一個三甲醫院的產科科室關停之後，醫院讓她去泌尿外科繼續上班，但她幹了兩個星期，就辭職了，因為「適應不了，心裡彆扭，上班就哭」。 在這樣一個形勢下，產科醫生的轉型非常困難，大家都在緊縮，產科醫生越來越不被需要了。雖然目前還沒影響到正常的產科醫療，但一個現實的問題是，產科更多地關停下去，產婦的就醫半徑會明顯地增加，就醫慢慢變得越來越不方便。 「救救產科」的那篇文章發出之後，好多人覺得我是在催生。 我不是在催生，我是痛心產科已經跌到冰點，我不想我們在冰窟窿深處的時候，再想起來去解決，那時候就已經太晚了。 如果真的有一天，沒有了產科，沒有人願意做產科醫生，誰來幫我們接生？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穀雨實驗室-騰訊新聞
據西安市衛健委發布最新通知，本輪疫情發生後，西安高新醫院、西安國際醫學中心醫院，因未能履行救死扶傷職責，社會影響惡劣。經過研究，對這2家醫院停業整頓3個月，期滿整改合格後重新開診。 網友對此基本持一邊倒態度，處罰重了！ 處理的理由，是兩所醫院都在西安這一輪的「疫情遭遇戰」中，發生了醫療責任事故：一位懷孕8個月，馬上就要見到寶寶的准媽媽流產，一位突發心絞痛的父親，因錯過最佳救治時間不幸去世。 這位孕婦，到了高新醫院，因為手持的核酸檢測證明已經逾期4個小時，醫院按照規定而不敢接收。那位父親突發心絞痛，被保安以來自中風險地區為由拒接。 兩條生命，就在醫院門口，因為缺乏醫療救助而消失，板子首先當然應該打在醫院身上，應該進行處罰。 但與此同時，醫院為什麼會做出這樣違背「獻身人道服務」誓言的決定，更是應該值得追問的問題。 兩位病患之所以被拒收，是醫院方根據防控政策的要求做出的決定。當時諸多網友都在網上反應了被醫院拒收的情況，這兩件事，絕對不是孤例。 網友「A有雨有晴天」爆料，在去年12月29日早上起來，她發現見紅，其丈夫立刻聯繫120，結果120打不通。隨後，其丈夫經過各方聯繫，最終在警察的幫助下，成功將她送到陝西省人民醫院。但是，人民醫院說其屬於封控區，不能接診，讓他們去能康醫院，去了能康醫院後，也不讓其就診。跟院長協商無果，最後又送到新長安婦產科醫院。期間，這名孕婦一直在流血。最終，孩子也沒能保住。 網路圖片 有網友提到：4歲多小孩急性闌尾炎痛了兩三天了，最後痛得沒有聲音了，醫院就是不敢做手術，必須要排除新冠，要防疫，求都沒有用，最後主刀醫生看孩子實在不行了，親自出馬做了，割出來都爛穿孔了，我們做父母的不知道有多痛心！ 網路圖片 有位研究生，12月26日發了高燒，連續找了多家醫院都被拒收，最後找了市郊一家醫院才獲救，期間一直高燒不退，他以為自己就要死了。 網路圖片 這麼多的事例說明，不可能只有這兩家醫院是誤解了政策，而是決策層面出問題了。這麼龐大的一個城市，按下暫停鍵之後，沒有針對具體情況實施精準施策，導致了這種情況的發生。同樣在疫情期間，其他城市類似的事情就很少發生。 人民日報也發聲批評了西安的做法。中央高層為之震怒，嚴厲批評了西安。孫春蘭指出，疫情防控本身是為了人民的健康、為了護佑每一個生命。醫療機構的首要職責是提供醫療服務，因此防疫期間決不能以任何借口將患者一拒了之。 對於西安的看病難，她表示「十分痛心」，並且明確要求，要根據不同患者的就醫需求進行分類救治，對急危重症患者，不論有沒有核酸證明，在醫護人員做好防護的前提下，都要第一時間收治： 對透析患者、放化療等腫瘤患者以及孕產婦、新生兒等急需就醫的，要設置定點醫院，保障連續的醫療服務；對慢性病人的用藥問題，要適當延長處方用量，通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送葯上門。 每個區都要安排定點醫院負責接診，由社區安排專門的車輛，給予通行證，開通綠色通道，點對點接送病人到醫院。 有關醫療機構也要設置必要的急診搶救、手術和病房緩衝區，先救人，排除新冠後再轉入普通病房。 大領導很生氣，小領導很慌張。1月6日，西安市政府新聞辦召開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市衛生健康委主任劉順智站起身來，向全市人民深深鞠躬，以示道歉。 他說，在這裡，我代表市衛生健康委對這位患者深深地道歉，對疫情期間特殊人群就醫通道不順暢、工作要求落不到位表示深深的道歉。 都說某些人官僚風氣厲害，這句話就十分厲害。大家仔細品品，這話裡有話，十分精準的傳遞出官僚們「甩鍋」的絕活：就醫通道不暢、工作要求落不到位等等，把矛頭指向了醫院，是執行層面的問題，跟政策制定是半毛錢關係都沒有，都是他們的錯！來了個乾坤大挪移。 甩完鍋之後，緊接著就對兩家醫療機構進行了處罰。 西安高新醫院：1.停業整頓3個月，期滿整改合格後重新開診；2.給予警告；3.責成西安高新醫院追究醫院負責人責任，總經理停職，免去門診部主任、產科主任、醫務部副主任職務。 西安國際醫學中心：1.停業整頓3個月，期滿整改合格後重新開診；2.給予警告；3.責成西安國際醫學中心醫院追究醫院負責人責任，免去醫院法人代表、董事長職務，主管副院長停職，門診部護士長停職；4.全市通報批評，約談該院主要負責人，並責成該院做好家屬安撫工作。 網上隨便查查：兩家都是高水平的醫院，都有豐富的醫療資源。高新醫院編製床位760張，最大床位數為1500張，西安國際醫學中心床位5037張。兩家醫院，一年內接納的患者超過千萬人次，停業三個月，至少就是幾百萬人次。影響面太大了！ 兩家大型和超大型的醫院，說關門就關門了。醫院是為病患服務的，醫院關門了，附近的病患應該去哪兒看病？本就緊張的醫療資源生生自斷手腳。這相當於政策制定者犯的錯誤，要執行層面的醫生和接受服務的患者一起承擔責任，而醫療主管部門的領導，只需要鞠個躬就完事了。 醫院當天的值班人員當然有錯，但現在正是出於抗疫的緊要關頭，極度缺乏有專業技能的人員和包括床位在內的醫療資源，應當允許犯錯的醫護人員戴罪立功。那麼多其他的醫生，他們更加沒有錯啊！更應當讓他們發揮作用。更多的患者，則更加無辜，忽然之間，家門口的大醫院關了門，上哪兒說理去？ 再考慮到西安還接收了不少來自市外的醫療支援隊伍，醫療資源並沒有豐富到這種可以隨意揮霍的程度。 兩家民營醫院慘遭關停，是因為柿子專門找軟的捏。當初有著同樣拒收病患案底的醫院，並不止這兩家，其中也包括一些公立的大醫院，比如發生在西安國際醫學中心醫院的老人心絞痛事件，中間病患家人還找了一批大醫院，都未被收容，最後回到國際醫學中心，因搶救不及時而去世。這其他的醫院，難道就不應當受到處罰嗎？ 網路圖片 目前，社會上對民營經濟傳播著一種極為不友善的風氣，這可能是兩家民營醫院當了「背鍋俠」的原因所在。遇到問題，直接往市場化的民營經濟身上一推，煽動起民粹情緒，把民營妖魔化，這一手已經被有關人員玩得非常熟練了。兩家被處罰的醫院，倒霉就倒霉在是民營二字。上頭沒有婆婆護著，不叫你背鍋叫誰背鍋？ 發生這種不幸，醫院確實有責任。但這並不僅僅是醫院的責任，如果要處罰，當地衛健委領導應當接受與醫院方同等的處罰。能一個漂亮的鞠躬，就順利實現甩鍋大逃亡。 今天不顧疫情還在持續，不顧老百姓看病的需要，不顧醫療資源緊張的現實，而貿然關停兩家總計接近7000個床位的醫院，犯的毛病，其實跟當初要求醫院拒收病患一樣，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回歸常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