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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体系

西澳急诊等待时间全国最长 医疗体系“病态”

需要紧急就诊的西澳人在急诊室等待的时间比澳洲其他地方都要长。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描绘了西澳“病态”医疗体系的严峻,这已成为一个关键的选举问题。

“救救产科”:当一个产科医生在会上哭了

对于妇产科专家段涛来说,看着产科逐渐萎缩,是一个有点绝望的过程。 他是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教授,从事产科三十多年,今年2月末,他在微博上发出一篇“救救产科”的文章,“如果不改变现状,产科整个学科可能真的就塌方了。” 网络图片 “救救产科”的呼吁背后,是“二胎政策”实行后第7年,中国少了的近1000万分娩量,和不断被系统挤压出逃,或者说,无处可逃的产科科室和产科医生。 过去一年,“关闭”“分流”“失业”和产科高频地绑在一起,媒体用“产科关停潮”形容产科正在经历的漫长冬天。2022年,全国关闭了十几家医院产科,2023年,在产科关停的名单上,又增添了浙江嘉兴平湖市中医院、广州新造医院、浙江温州苍南县中医院、广西来宾市武宣县禄新镇中心卫生院、江苏新沂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名字,2024年刚刚过去三个月,据不完全统计,就已经先后有3家医院发出产科停诊公告。 段涛的微博有上千条留言。很多人在这里宣泄着怀孕生子过程中的痛苦和被过度医疗的不满,“先把产妇当个人看再谈生孩子吧,又是没指标不给剖腹产,又是禁止喂奶粉,自己身体自己都不能做主。”也有人觉得段涛是在催生,“产科学科塌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人生如果生了孩子就真的塌方了。” 网络图片 我们把这些声音念给段涛时,他平静地说了一句“正常”,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多元声音的一部分,他理解这些多元的观点并愿意承担因为呼吁发声而带来的压力。 在交谈中,他和我们聊到了他所亲历的产科从繁盛到衰败的过程、当下的艰难处境,以及那些产科医生作为个体痛苦但可能依旧是徒劳的挣扎。 以下是他的讲述: “整个科室都没了” 前些天,上海浦东新区的一些产科主任们在一起开会,让我讲讲产科转型的事儿。会上,一个二十多年的产科主任,说着说着,哭了,说她们医院的产科,最近被关了。医院在重新装修,院长对产科一直不是很满意,趁着装修这个时间,产科就关了,整个科室都没了。 听到那个产科主任说那些的时候,我很难受。产科虽然不受待见,但大多数在那个会上的产科医生,都还挺爱产科的,他们一辈子做产科,也不会做别的。 产科关了,这群只会做产科的人,咋办呢? 其实产科的困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去年开始,和很多产科主任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唉声叹气的。2016年的分娩量,是1786万,去年的时候,公开报道的分娩量,是902万,少了将近1000万。 网络图片 床位是在放开生育之后,政府出面要求医院加出来的,现在分娩量少了,床还在。但这些床创造不出更多的价值,产科门诊诊室的数量和产科床位数量,在一天天变得更少。 对于这个24小时不眠的科室来说,一个孕妇在深夜中突然分娩,意味着至少要配着两个产房医生、一个麻醉医生、一个新生儿科医生、两到三个护士。 在医院,院长每天都要算账,产科的收费这么低,成本这么高,麻烦这么大,从各项指标来看,都不划算,哪个正常的院长,会愿意产科做大做强呢? 这两年,和很多产科主任交流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普遍的困惑,产科越来越沦为医院里“老少边穷”的科室,不被重视,不受待见,工作累,待遇低,留不住人,尤其是年轻人。 一般来说,医院发的固定的收入,只占医生收入的10%到20%,百分之八九十的收入,得靠自己挣出来。但现在业务量降了一半,还指望能拿奖金?收入少了一大半,不扣钱就不错了。 即使你想招人,人家总会想去一个朝阳行业吧,大家都要吃饭要结婚买房成家吧?这么苦、这么累、这么多麻烦,还没有钱,你又不是雷锋,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会去选择产科? 留不住年轻人的科室,是没有未来的。越来越少的人愿意选择产科。病人量越少之后,新的产科医生越学不到东西,他们能接触到的临床案例,正在急剧萎缩。 网络图片 对于年轻的产科医生来说,病人量越少,越学不到东西,遇到挑战的时候,越容易出事,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闭经指数” 我母亲是产科医生,我是在产房里,跑来跑去长大的。 当时很厉害的妇产科专家是山东大学医学院教授江森,那时的住院医生和进修医生,好多都听过他讲过“妊高征”。那时,科室里还没有投影仪和电脑,没有讲稿,就靠一支粉笔,江森教授可以洋洋洒洒讲两个晚上。俄文、日文、英文脱口而出,典故出处了然于胸,不仅是疾病,还讲疾病的历史和故事,还有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应该有的东西。 我们这批六零后做产科的医生,也算是赶上了一些黄金时代。刚起步时,大家也都看不起产科。但那时候,分娩量是一年比一年多,愿意做产科的人也多,好像慢慢也得到了一些国际同行的认可。 网络图片 产科分娩量最高潮的时候,是2016年的时候。社会笼罩在一种亢奋的“全面二孩”的氛围里,一个北京的朋友怀孕了,建卡建不上,急得团团转,去了几家医院,都不行,打电话给我,让我找北京的医院问问。 那时,一个同事也来找我,说想要“限卡”,“限卡”就是限制新的孕妇在我们院建卡做产检。同事说要“限卡”时,我有点纠结。 结果,去现场一看,很震惊。孕妇生完孩子,直接睡在走廊,床位就紧张成这样。当时一天要接待100多个孩子,那不得跟打仗一样。 纪录片《生门》里的场景,也发生在现实里,科室里的电话随时可能响起,“没有床了,你懂我意思吗?”“板凳都没有了,走廊都只能坐着。” 网络图片 甚至在那时候,有一个神秘的指数,在我们医院流行,叫“闭经指数”。 我们医院那时候有90多个产科医生。年轻的住院医生要轮岗,一轮到产科,月经都不来了,一回到妇科,就都正常了,工作压力就疯狂成这样。 那年,我们一妇婴的分娩量,飙到3.4万例,在全国来看,都是很高的。还好,我们当年“踩了刹车”,要不,超过4万的分娩量,是非常可怕的超负荷的数字。 这些可怕疯狂的数字,也会增加医疗事故的隐患。我心一横,那就限吧。但这一“限卡”可倒好,还被人投诉到上面去了,有次开人代会,产科建卡的事儿,还被拎到了会上。 大家开玩笑说,这是市委书记第一次讲产科。在当时,上到政府到下到百姓,都非常关注产科。正常情况下,院长们都希望多做妇科,妇科比产科的麻烦少,收入还高。而且即使医院想扩大某科室的床位,卫健委也未必允许。那一年,政府迅速做了决定,要求医院增加产科床位。 不仅从妇科这边挪过去了一部分床位和医生,也投了钱,专门支持产科。 系统性的困境 然而生孩子很快从一床难求变成一个人的“包场”。 大厅里加的床被陆续撤走,病房由八人间改成两人间,再接着,两排病房只有一排会被使用,再然后,两人间也开始住不满了,现在有的时候,产房变成了一个人的“包场”。 前两天,我看好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说现在生孩子,产房里,就自己一个人,包括手术室,包括病房,就自己一个人。 实际上分娩量下降的趋势从2017 年的时候,就开始了。经历了2016年亢奋的小高峰。之后,就一年不如一年,每年跌个10%左右,到2023年是902万。 疫情结束了,生育潮并没有来,龙年到了,生育潮也没有来,和生肖属相比,年轻人更信星座。单纯的龙年,不会有那么多的增量。 产科还有一个存在很久的历史问题,就是收费标准。 解放前,还没有公立医院的时候,生孩子,都是接生婆来。穷人要生孩子,富人也要生孩子,解放之后,大家去定接生的价格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是平均的支付能力。 网络图片 当时,中国的出生人口有 60% 是在县级,或者是更下面的医院,你给它定个高的价,怎么能支付得起呢?历史收费就已经很低了,哪怕后面再增加一倍,从50涨到100,不还是很低么? 辅助生殖(一种采用医疗辅助手段使不育夫妇妊娠的技术)和产科的收费,是两个极端。辅助生殖一开始进中国的时候,所有的药材、耗材都是要进口的,收费价格都是按照国际标准来收的,一开始就收得很高。你又不用值夜班,风险又不高,即使做失败了,没成功,也还可以收几万块钱,你愿不愿意去? 但产科医生的收入,是和这个收费标准挂钩的。你不涨价,产科医生的收入,就永远上不去,永远留不住人。涨价了,老百姓不满意,本来大家就不愿意生,接生的价格再往上提,就更不愿意生了。这就是一个悖论。 对于公立医院的院长来说,悬在头上的另一把“刀”,是国考指标。国考设计的初衷是对的,鼓励三甲医院,能多看一些疑难杂症,多做一些手术,反映收治病例疑难复杂程度的CMI指数越高,四级手术(风险高、过程复杂、难度大、资源消耗多或涉及重大伦理风险的手术)越多。 很多地方,会拿“国考”结果,来考核院长,你不行,就把你换掉。但抱歉,对于以保障母婴安全为第一准则的产科,它天然是CMI指数的敌人。预防做得好,并发症就少,不需要手术,更别提CMI指数。 在CMI指数之外,还有一个妇幼保健体系提出的指标,和CMI指数正好是相反的。它希望产科要保证母婴安全,降低孕产妇的发病率、死亡率和并发症的发生率。概括下来,就是鼓励顺产。 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怪现象,顺产越多,越符合妇幼司的要求,但却越在“国考”上亏。那么,到底该听谁的? 为了满足“国考”,很多医院,就开始卷“手术”,对于产科来说,就是鼓励剖宫产,能自己生的,不能自己生的,都要到”剖宫产”一游。指标好看了,但孕产妇遭殃了。 网络图片 对于院长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医保控费的政策。控费的核心是降费。比如,一个城市某个区域里,顺产、剖腹产费用平均数是啥,然后要求每年的费用的平均数要下降。本来,产科的利润就低,再往下降的空间很小很小。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医院觉得产科不划算,就把产科关掉了。 但有些医院,为什么没关呢?是因为有些时候,上面觉得,作为一个综合医院,是要有产科这个科室的,有些地方,上面管得不紧的,关也就关了。 大家不是没想过办法自救。开一些新的营收项目,比如说像产后康复这种,好歹先自己养活自己。 但类似自救的努力,很快就会被现实弹回来。想开项目,得先有钱购买设备,申请资金的这个环节,就先会被卡住。为啥?审批通过之前,院里会先考核你的营收和盈利,在第一步,就会被pass。 网络图片 对于产科医生来说,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困境,不是靠我们自己就能改变的。为啥大家会觉得无奈,就是你明明知道有问题,但你却改变不了。 对于年轻的产科医生来说,他不做产科,还可以做妇科,对于年纪大、还只会做产科的人,就很难很难了。 上两天有媒体报道,一个三甲医院的产科科室关停之后,医院让她去泌尿外科继续上班,但她干了两个星期,就辞职了,因为“适应不了,心里别扭,上班就哭”。 在这样一个形势下,产科医生的转型非常困难,大家都在紧缩,产科医生越来越不被需要了。虽然目前还没影响到正常的产科医疗,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产科更多地关停下去,产妇的就医半径会明显地增加,就医慢慢变得越来越不方便。 “救救产科”的那篇文章发出之后,好多人觉得我是在催生。 我不是在催生,我是痛心产科已经跌到冰点,我不想我们在冰窟窿深处的时候,再想起来去解决,那时候就已经太晚了。 如果真的有一天,没有了产科,没有人愿意做产科医生,谁来帮我们接生?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一次荒谬的官僚主义甩锅:疫情吃紧,却选择关掉医院

据西安市卫健委发布最新通知,本轮疫情发生后,西安高新医院、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因未能履行救死扶伤职责,社会影响恶劣。经过研究,对这2家医院停业整顿3个月,期满整改合格后重新开诊。 网友对此基本持一边倒态度,处罚重了! 处理的理由,是两所医院都在西安这一轮的“疫情遭遇战”中,发生了医疗责任事故:一位怀孕8个月,马上就要见到宝宝的准妈妈流产,一位突发心绞痛的父亲,因错过最佳救治时间不幸去世。 这位孕妇,到了高新医院,因为手持的核酸检测证明已经逾期4个小时,医院按照规定而不敢接收。那位父亲突发心绞痛,被保安以来自中风险地区为由拒接。 两条生命,就在医院门口,因为缺乏医疗救助而消失,板子首先当然应该打在医院身上,应该进行处罚。 但与此同时,医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违背“献身人道服务”誓言的决定,更是应该值得追问的问题。 两位病患之所以被拒收,是医院方根据防控政策的要求做出的决定。当时诸多网友都在网上反应了被医院拒收的情况,这两件事,绝对不是孤例。 网友“A有雨有晴天”爆料,在去年12月29日早上起来,她发现见红,其丈夫立刻联系120,结果120打不通。随后,其丈夫经过各方联系,最终在警察的帮助下,成功将她送到陕西省人民医院。但是,人民医院说其属于封控区,不能接诊,让他们去能康医院,去了能康医院后,也不让其就诊。跟院长协商无果,最后又送到新长安妇产科医院。期间,这名孕妇一直在流血。最终,孩子也没能保住。 网络图片 有网友提到:4岁多小孩急性阑尾炎痛了两三天了,最后痛得没有声音了,医院就是不敢做手术,必须要排除新冠,要防疫,求都没有用,最后主刀医生看孩子实在不行了,亲自出马做了,割出来都烂穿孔了,我们做父母的不知道有多痛心! 网络图片 有位研究生,12月26日发了高烧,连续找了多家医院都被拒收,最后找了市郊一家医院才获救,期间一直高烧不退,他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网络图片 这么多的事例说明,不可能只有这两家医院是误解了政策,而是决策层面出问题了。这么庞大的一个城市,按下暂停键之后,没有针对具体情况实施精准施策,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样在疫情期间,其他城市类似的事情就很少发生。 人民日报也发声批评了西安的做法。中央高层为之震怒,严厉批评了西安。孙春兰指出,疫情防控本身是为了人民的健康、为了护佑每一个生命。医疗机构的首要职责是提供医疗服务,因此防疫期间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将患者一拒了之。 对于西安的看病难,她表示“十分痛心”,并且明确要求,要根据不同患者的就医需求进行分类救治,对急危重症患者,不论有没有核酸证明,在医护人员做好防护的前提下,都要第一时间收治: 对透析患者、放化疗等肿瘤患者以及孕产妇、新生儿等急需就医的,要设置定点医院,保障连续的医疗服务;对慢性病人的用药问题,要适当延长处方用量,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送药上门。 每个区都要安排定点医院负责接诊,由社区安排专门的车辆,给予通行证,开通绿色通道,点对点接送病人到医院。 有关医疗机构也要设置必要的急诊抢救、手术和病房缓冲区,先救人,排除新冠后再转入普通病房。 大领导很生气,小领导很慌张。1月6日,西安市政府新闻办召开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刘顺智站起身来,向全市人民深深鞠躬,以示道歉。 他说,在这里,我代表市卫生健康委对这位患者深深地道歉,对疫情期间特殊人群就医通道不顺畅、工作要求落不到位表示深深的道歉。 都说某些人官僚风气厉害,这句话就十分厉害。大家仔细品品,这话里有话,十分精准的传递出官僚们“甩锅”的绝活:就医通道不畅、工作要求落不到位等等,把矛头指向了医院,是执行层面的问题,跟政策制定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都是他们的错!来了个乾坤大挪移。 甩完锅之后,紧接着就对两家医疗机构进行了处罚。 西安高新医院:1.停业整顿3个月,期满整改合格后重新开诊;2.给予警告;3.责成西安高新医院追究医院负责人责任,总经理停职,免去门诊部主任、产科主任、医务部副主任职务。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1.停业整顿3个月,期满整改合格后重新开诊;2.给予警告;3.责成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追究医院负责人责任,免去医院法人代表、董事长职务,主管副院长停职,门诊部护士长停职;4.全市通报批评,约谈该院主要负责人,并责成该院做好家属安抚工作。 网上随便查查:两家都是高水平的医院,都有丰富的医疗资源。高新医院编制床位760张,最大床位数为1500张,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床位5037张。两家医院,一年内接纳的患者超过千万人次,停业三个月,至少就是几百万人次。影响面太大了! 两家大型和超大型的医院,说关门就关门了。医院是为病患服务的,医院关门了,附近的病患应该去哪儿看病?本就紧张的医疗资源生生自断手脚。这相当于政策制定者犯的错误,要执行层面的医生和接受服务的患者一起承担责任,而医疗主管部门的领导,只需要鞠个躬就完事了。 医院当天的值班人员当然有错,但现在正是出于抗疫的紧要关头,极度缺乏有专业技能的人员和包括床位在内的医疗资源,应当允许犯错的医护人员戴罪立功。那么多其他的医生,他们更加没有错啊!更应当让他们发挥作用。更多的患者,则更加无辜,忽然之间,家门口的大医院关了门,上哪儿说理去? 再考虑到西安还接收了不少来自市外的医疗支援队伍,医疗资源并没有丰富到这种可以随意挥霍的程度。 两家民营医院惨遭关停,是因为柿子专门找软的捏。当初有着同样拒收病患案底的医院,并不止这两家,其中也包括一些公立的大医院,比如发生在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的老人心绞痛事件,中间病患家人还找了一批大医院,都未被收容,最后回到国际医学中心,因抢救不及时而去世。这其他的医院,难道就不应当受到处罚吗? 网络图片 目前,社会上对民营经济传播着一种极为不友善的风气,这可能是两家民营医院当了“背锅侠”的原因所在。遇到问题,直接往市场化的民营经济身上一推,煽动起民粹情绪,把民营妖魔化,这一手已经被有关人员玩得非常熟练了。两家被处罚的医院,倒霉就倒霉在是民营二字。上头没有婆婆护着,不叫你背锅叫谁背锅? 发生这种不幸,医院确实有责任。但这并不仅仅是医院的责任,如果要处罚,当地卫健委领导应当接受与医院方同等的处罚。能一个漂亮的鞠躬,就顺利实现甩锅大逃亡。 今天不顾疫情还在持续,不顾老百姓看病的需要,不顾医疗资源紧张的现实,而贸然关停两家总计接近7000个床位的医院,犯的毛病,其实跟当初要求医院拒收病患一样,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回归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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