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 > 醫護人員
4月28日傍晚,天津醫院(原天津骨科醫院)發生血案。一名患者持刀無差別襲擊醫護人員,6人被刺,其中兩人死亡、一人重傷。目前該案件被官方嚴密封鎖,引發公眾不滿。有民眾直言「越壓越傳」。 據悉,該名患者是在傍晚時分帶刀潛入天津醫院,他繞過安檢,闖入骨科病區行兇。 知情人王強(化名)透露,當時一共有6位醫護人員遇襲,其中一位醫生的頭骨被劈開,深度有四五厘米,另一位醫護人員的腹部被一通亂刺,現場非常混亂。」 王強稱,行兇者見人就捅,傷亡慘重。保安在行兇者亮刀後迅速逃離,最終是帶罪犯到醫院的特警出面將其制服。 其中一名遇難者是44歲的駱巍,根據公開資料,駱巍是天津市天津醫院數字骨科技術臨床應用中心黨支部書記、科主任,醫學博士、副主任醫師。 據稱,其中一名受害醫生腹部受創嚴重,無法止血,只能到天津多家醫院緊急調用A型血,以致天津血庫A型血告急,多家醫院與A型血有關的手術全部暫停。天津多所醫院,包括天津一中心醫院、總醫院及三中心醫院在內的醫護人員緊急趕赴天津醫院支援。 對於保安未能阻止行兇,王強表達理解,但同時予以批評。他說,一個月兩三千的工資,誰願意拿命去拼?但至少可以報警或組織防護應對吧! 王強還提到,事發後,相關信息被迅速封鎖,很多發布相關信息的公眾號,被要求刪除相關內容。但他稱,現場目擊者眾多,加上事件的惡性程度極高,想封也封不住。 4月29日,有網友在評論區留言稱,封鎖信息一事並非醫院所為,而是中共當局(包括現場衛健委人員)直接下令不許對外發布,疑似與即將在天津召開的上合組織峰會有關。 據悉,中國作為上合組織輪值主席國,將於今年秋季在天津舉辦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25次會議。籌備工作自3月13日開始,由天津市主要領導主持。 儘管事件被嚴密封鎖,但社交平台上的悼念聲仍不斷湧現。不少網友通過點蠟燭、發黃花等方式表達哀思,但相關內容很快就會被刪除。 有天津影視博主僅用「真的痛心」配圖,就被平台封禁賬號。有博文只發了一句「天津醫院發生了什麼?為何微博熱搜如此異常?」即被下架。 為了繞開審查,網友們通過變換措辭繼續發聲。例如,有人將「天津醫院」改稱為「天津反帝醫院」,以此規避敏感詞,獲得不少點贊。有網友戲稱,「我剛出門就聽見倆老大爺在路口討論這事,真是越壓,就傳得越廣。」 醫生群體對該事反應強烈。遼寧一位醫生在社交平台上發文:「熱搜沒了,弱弱地問一句,天津醫院砍人的事你們知道嗎?」天津醫科大學研究生「大力不愛玩」發文質問:「誰來保護醫生?他們又是誰的丈夫、妻子、孩子?」還有一名醫生的女友透露,警方已前往各大醫院取證,每家醫院都被記錄。 雖然有很多醫護人員對該事件表達震驚與憤怒,但也有部分患者在留言中透露自己對醫院的不滿,認為行兇者可能是「被逼到極點」。 一位署名「霖霖」的患者稱,自己也曾在該院骨科接受髖關節手術,花費高達20萬元,術前醫生承諾「一個月能走,三四個月能恢復如常」,但手術後連基本的行走都困難,最終癱瘓。 另一位孫先生表示,2018年其妻在該院接受腰椎微創手術,術後複發兩次,醫院建議再做開放性手術,最終選擇保守治療才恢復健康。他還批評該院安排混亂,「假期讓病人回家,等上班再住院。」 王強對此表示理解,他說,不同家庭的承受能力不同,有人花20萬治不好也不會走極端,那是因為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但對一些人來說,幾萬就是全部,甚至是最後一根稻草。 王強推測行兇者可能長期失業、無收入、精神長期受壓。他說,「他可能是豁出去了,不打算活,才會下如此狠手。但醫生何其無辜?他招誰惹誰了?」 不少網友在討論中指出,中國醫保制度存在嚴重短板,激化患者與醫護之間的矛盾。有聲音呼籲社會正視問題,理解醫生並非故意失職,治療結果受多種因素影響。 但也有人提出改革建議,比如設立「醫患雙向黑名單」機制,允許醫生和患者都擁有選擇權,以減少不信任與誤解,建立更健康的醫患關係,避免悲劇發生。
澳大利亞安全工作局(Safe Work Australia)的最新數據揭示了最容易及最不易受到精神創傷的職業,其中建築業工人心理問題風險最高。 據信使郵報報導,建築工包括木匠、瓦工、水管工、油漆工、地板裝修工、玻璃工、抹灰工和瓦工,這些工種因工作而罹患心理疾病的風險最高,2020-21年度共有1636項索賠,相當於約每227名工人就有一人因心理創傷向僱主索取賠償。 交易員、救護車人員、貨運員和貨架填充員因工作而受到精神創傷的可能性比其他工種高25倍。 心理傷害在醫療和福利支持工作者中也很常見,如救護車工作者、護理人員、註冊護士、牙科衛生員和原住民衛生工作者(平均約每230人有一項索賠)。 貨運員和貨架填充員亦易受到心理傷害,一年共計1005項索賠,平均每234名工人有一項索賠。 澳大利亞經濟發展委員會(CEDA)高級經濟學家Cassandra Winzar說,建築業位居榜首並不奇怪,但這個行業的僱主正在採取改善行動。 她解釋道:「建築工經常在困難的條件下長時間工作,對每天的工作沒有控制,他們承受著很大的壓力。」 「這與那些做文職工作、居家辦公的人不同。」 Winzar表示,另有一些文化因素,技工和建築工可能更不願意說出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 澳大利亞安全工作局的數據還顯示,2020-21年酒店業工作者是最不可能因工作而出現心理健康問題的職業,只有56次因心理創傷索賠,相當於每5573人中有一次索賠。 其他心理負擔最輕的職業包括清潔工和洗衣店工(55次索賠,或約每5136人有一次索賠)、信息和通信技術專業人員(69次索賠,或每5013人有一次索賠)以及農民和農場經理(38次索賠,或每4331人有一次索賠)。 CEDA的心理健康和工作場所報告預測,2030年澳洲與心理健康有關的索賠數量可能會增加一倍或兩倍。調查估計,精神疾病每年導致喪失生產力和影響工作出勤的損失多達400億澳元。 安聯工人賠償機構(Allianz Workers』 Compensation)的數據顯示,2021-22財年,因心理問題休假的總天數為26,600天,比Covid-19疫情前的2018-19財年增加了19%。 根據澳大利亞安全工作局的數據,2020-21財年因心理傷害而申請賠償的案件數創下紀錄,達14244件,比五年前增加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