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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傍晚,天津医院(原天津骨科医院)发生血案。一名患者持刀无差别袭击医护人员,6人被刺,其中两人死亡、一人重伤。目前该案件被官方严密封锁,引发公众不满。有民众直言“越压越传”。 据悉,该名患者是在傍晚时分带刀潜入天津医院,他绕过安检,闯入骨科病区行凶。 知情人王强(化名)透露,当时一共有6位医护人员遇袭,其中一位医生的头骨被劈开,深度有四五厘米,另一位医护人员的腹部被一通乱刺,现场非常混乱。” 王强称,行凶者见人就捅,伤亡惨重。保安在行凶者亮刀后迅速逃离,最终是带罪犯到医院的特警出面将其制服。 其中一名遇难者是44岁的骆巍,根据公开资料,骆巍是天津市天津医院数字骨科技术临床应用中心党支部书记、科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 据称,其中一名受害医生腹部受创严重,无法止血,只能到天津多家医院紧急调用A型血,以致天津血库A型血告急,多家医院与A型血有关的手术全部暂停。天津多所医院,包括天津一中心医院、总医院及三中心医院在内的医护人员紧急赶赴天津医院支援。 对于保安未能阻止行凶,王强表达理解,但同时予以批评。他说,一个月两三千的工资,谁愿意拿命去拼?但至少可以报警或组织防护应对吧! 王强还提到,事发后,相关信息被迅速封锁,很多发布相关信息的公众号,被要求删除相关内容。但他称,现场目击者众多,加上事件的恶性程度极高,想封也封不住。 4月29日,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称,封锁信息一事并非医院所为,而是中共当局(包括现场卫健委人员)直接下令不许对外发布,疑似与即将在天津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有关。 据悉,中国作为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将于今年秋季在天津举办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筹备工作自3月13日开始,由天津市主要领导主持。 尽管事件被严密封锁,但社交平台上的悼念声仍不断涌现。不少网友通过点蜡烛、发黄花等方式表达哀思,但相关内容很快就会被删除。 有天津影视博主仅用“真的痛心”配图,就被平台封禁账号。有博文只发了一句“天津医院发生了什么?为何微博热搜如此异常?”即被下架。 为了绕开审查,网友们通过变换措辞继续发声。例如,有人将“天津医院”改称为“天津反帝医院”,以此规避敏感词,获得不少点赞。有网友戏称,“我刚出门就听见俩老大爷在路口讨论这事,真是越压,就传得越广。” 医生群体对该事反应强烈。辽宁一位医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热搜没了,弱弱地问一句,天津医院砍人的事你们知道吗?”天津医科大学研究生“大力不爱玩”发文质问:“谁来保护医生?他们又是谁的丈夫、妻子、孩子?”还有一名医生的女友透露,警方已前往各大医院取证,每家医院都被记录。 虽然有很多医护人员对该事件表达震惊与愤怒,但也有部分患者在留言中透露自己对医院的不满,认为行凶者可能是“被逼到极点”。 一位署名“霖霖”的患者称,自己也曾在该院骨科接受髋关节手术,花费高达20万元,术前医生承诺“一个月能走,三四个月能恢复如常”,但手术后连基本的行走都困难,最终瘫痪。 另一位孙先生表示,2018年其妻在该院接受腰椎微创手术,术后复发两次,医院建议再做开放性手术,最终选择保守治疗才恢复健康。他还批评该院安排混乱,“假期让病人回家,等上班再住院。” 王强对此表示理解,他说,不同家庭的承受能力不同,有人花20万治不好也不会走极端,那是因为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对一些人来说,几万就是全部,甚至是最后一根稻草。 王强推测行凶者可能长期失业、无收入、精神长期受压。他说,“他可能是豁出去了,不打算活,才会下如此狠手。但医生何其无辜?他招谁惹谁了?” 不少网友在讨论中指出,中国医保制度存在严重短板,激化患者与医护之间的矛盾。有声音呼吁社会正视问题,理解医生并非故意失职,治疗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 但也有人提出改革建议,比如设立“医患双向黑名单”机制,允许医生和患者都拥有选择权,以减少不信任与误解,建立更健康的医患关系,避免悲剧发生。
澳大利亚安全工作局(Safe Work Australia)的最新数据揭示了最容易及最不易受到精神创伤的职业,其中建筑业工人心理问题风险最高。 据信使邮报报导,建筑工包括木匠、瓦工、水管工、油漆工、地板装修工、玻璃工、抹灰工和瓦工,这些工种因工作而罹患心理疾病的风险最高,2020-21年度共有1636项索赔,相当于约每227名工人就有一人因心理创伤向雇主索取赔偿。 交易员、救护车人员、货运员和货架填充员因工作而受到精神创伤的可能性比其他工种高25倍。 心理伤害在医疗和福利支持工作者中也很常见,如救护车工作者、护理人员、注册护士、牙科卫生员和原住民卫生工作者(平均约每230人有一项索赔)。 货运员和货架填充员亦易受到心理伤害,一年共计1005项索赔,平均每234名工人有一项索赔。 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CEDA)高级经济学家Cassandra Winzar说,建筑业位居榜首并不奇怪,但这个行业的雇主正在采取改善行动。 她解释道:“建筑工经常在困难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对每天的工作没有控制,他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这与那些做文职工作、居家办公的人不同。” Winzar表示,另有一些文化因素,技工和建筑工可能更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 澳大利亚安全工作局的数据还显示,2020-21年酒店业工作者是最不可能因工作而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职业,只有56次因心理创伤索赔,相当于每5573人中有一次索赔。 其他心理负担最轻的职业包括清洁工和洗衣店工(55次索赔,或约每5136人有一次索赔)、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人员(69次索赔,或每5013人有一次索赔)以及农民和农场经理(38次索赔,或每4331人有一次索赔)。 CEDA的心理健康和工作场所报告预测,2030年澳洲与心理健康有关的索赔数量可能会增加一倍或两倍。调查估计,精神疾病每年导致丧失生产力和影响工作出勤的损失多达400亿澳元。 安联工人赔偿机构(Allianz Workers’ Compensation)的数据显示,2021-22财年,因心理问题休假的总天数为26,600天,比Covid-19疫情前的2018-19财年增加了19%。 根据澳大利亚安全工作局的数据,2020-21财年因心理伤害而申请赔偿的案件数创下纪录,达14244件,比五年前增加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