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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3 日
依據安徽省委專題會定下的基調，滁州全椒縣的水污染事故問責次第展開。縣委書記最早解職，而在第二批公宣免職名單中，縣生態環境局局長竇平、局辦主任楊仁義、及縣水利局黨組成員楊俊未能倖免，後面三位合力奠定了央視節目的監督性質。 現在來看這次水污染事件，使用超脫一點的視角恰逢其時，因為這次輿論事件體現了好幾個類型的「交界處」，跳開一點看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比如，行走在新聞與宣傳模糊地帶的央視角色，受訪官員公私身份的展露，以及滁河上下游皖蘇兩省的微妙互動。 如果有個事後復盤，全椒甚或滁州負責接待央視的人恐怕既後悔又慶幸。後悔的是未能給竇局、楊主任、楊俊他們以適當提醒，就讓他們仨暴露在鏡頭前遭到錘打。慶幸的可能是，未讓市本級的職能部門受訪，得以讓央視節目抓小放大。 當然，事後以輿情專家身份點撥本次污染事件的官員言行，分析得失，給出「這樣才算正確」的對策，並不算什麼本事。因為要害在於，對竇平等縣科級幹部來說，他們沒把央視當外人看，把央視來客當作兄弟看，說了一些掏心窩的話。 以水污染這種揭醜報道來說，假如不是央視的名號，換上澎湃、紅星、九派這些媒體記者去，只怕連竇平他們的人影都見不到。就像此前本號分析過的那樣，所謂「輿論監督」其實是一個典型的體制內專有用詞，它在全椒水污染報道資格上體現無遺。 後來的輿論風暴證實，竇平的「以茅台比喻污水論」、楊俊的「臨退休不多問論」對整件事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他們的本色言論猶如催化劑，是輿論監督操盤手最渴望獲得的東西，是被監督被輿論的頂級燃料，他們就那樣慷慨地奉獻給央視來客了。 從理論上講，竇平楊俊他們無法拒絕央視的到訪，但從實際出發，他們其實可以稱病不出，避免成為節目中人的。拋開採訪必要性不談，讓這幾個人最終品嘗苦楚的，一是未經過真媒體圍追堵截的錘鍊，二是對具體場景下的央視真面目缺乏認識。 從省里的調查結果看，水污染髮生於5月5日，半個月後因錯誤處置，受污滁河開始溢出安徽省界，進入南京。不管怎麼算，在接受央視面訪時，竇楊他們都清楚水污染的事，但他們「天真地」認為掩耳盜鈴是管用的，這等媒介素養基本為零。 有意思的官場心理學問題是，面對鏡頭或強辯或扮無辜狀，為什麼這幾個官員可以當作無事發生一樣談笑風生？他們是否完全不清楚央視播出他們撒謊的後果？有沒有一種可能，他們是將自個當作同僚的鋪路石，明知央視來者不善，也不得不跳下去？ 一些分析人士以全椒縣官員在央視節目中的表現為例，來反推、教導官員應該怎樣應對媒體，列出一二三四的應對法，這本身就是一個帶有很大欺騙性的輿論命題。因為將央視混同於新聞媒體是不誠實的，假裝看不到官員心目中的央視象徵物則是不厚道的。 本次水污染事件的關鍵動作，是安徽省水利廳直轄的駟馬山引江管理處開閘提水，進而導致本已圍堵的污染水體進入滁河，一發不可收拾。按照央視表述，全椒縣政府5月20 日向市水利局發出協調函，22日襄河口開閘放水。 輿論集中關注的是竇平楊俊等人的雷人言論，炮轟他們的不作為，實際上反而忽略了本次水污染事故中的關鍵問題，也就是在省級水利樞紐事關重大的操作許可權——這不僅涉及滁州全椒職能部門如何劃分責任，也涉及蘇皖兩省某些微妙關係。 將污染水體從上游全椒帶入南京境內的滁河，是長江下游的著名支流，有約四分之一長度在江蘇境內，上游污染最終要下游承擔。而為了強化聯合治理的效果，2018年蘇皖兩省專門就滁河簽訂了跨省「對賭」協議，正式名稱是上下游橫向生態補償機制。 資料顯示，當滁河年度水質達到二類及以上時，江蘇補償安徽4000萬元，達到三類時，江蘇補償安徽2000萬元；年度水質為四類時，安徽補償江蘇2000萬元，為五類及以下時，安徽補償江蘇3000萬元；月度水質達三類及以上時，安徽省按月補助滁州300萬元。 根據生態環境部反饋水質數據，2019年、2020年滁河陳淺斷面年度水質均為三類，江蘇如約向安徽撥付生態補償金，後者再撥付給滁州使用。最近幾年是否如常執行跨省協議，未搜索相關訊息，但2023年12月，兩省將這一機制擴大到長江流域皖蘇段，有新聞記載。 由此推測，全椒縣水污染在實體上將污染擴散到江蘇，有可能拖累兩省的「對賭」協議。從江蘇的角度看這次幾乎是人為事故，對於跨省合作中風險管理的許可權只怕也是有苦難言。設想一下，若駟馬山提水決定能過兩省水利廳，污染影響面會否受控？ 自然，這還是一種假設，畢竟對賭協議是省際協調的產物，它無法突破各省的權力邊界。但這次水污染事故，暴露了協議涵蓋的利益部門及執行者，到底抱著怎樣一種工作心態與責任意識。當責任官員的退休時間都能讓邊界變得難得糊塗時，事故能全然杜絕嗎？ 值得一提的是，在央視介入之前，全椒縣居民就水污染問題打12345，得到的是一個百分百的敷衍回復。回復簡訊中所留的電話聯繫人，否認發過這條信息，可見，官辦信息機制受限於官僚化與形式主義，對危機的響應效率可見一斑。 所以，在解讀這起跨省的全椒水污染事件時，竇局他們如何以鬆弛感取得群嘲，確實是一個攪動輿論風暴的觸發點，群嘲既正當又有力。但深究起來，群嘲不能觸及的各種權力界面，以及它們那些幽暗的交界處，只怕才是至今保存完好的風暴源頭。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舊聞評論
河南突發大水，中原一片汪洋澤國，千百萬民眾受難。是天災，更是人禍。中外輿論，最大的焦點，集中到鄭州京廣隧道和地鐵五號線慘禍，到底有多少人死亡？以及慘禍背後的黑幕有多深？ 為了遮掩真相，維穩優先，中共軍警特全面出動。警察出動，首先在京廣隧道拉起警戒線，不準民眾靠近，不準民眾拍照；軍隊出動，第83集團軍「楊根思」部隊開進鄭州，名為挖掘京廣隧道，實為封鎖京廣隧道，並隨時準備鎮壓民變；特務出動，一則監控民眾，防止民眾抗議，二則到處跟蹤、圍攻外國記者，企圖讓國際媒體無法獲得一手資料和真實信息。 人們記憶猶新，去年武漢爆發大瘟疫，習近平擺出問責姿態，先後撤換了湖北省委書記、省長、武漢市委書記、市長。那麼，今年如何？河南出了大事，鄭州鬧出天大人禍，河南省委書記、省長、鄭州市委書記、市長，是否遭到問責？他們是否應該下台謝罪？ 然而，迄今的事態發展，人們對此保持懷疑。因為，眼下，河南省和鄭州市的一把手都是習家軍人物，即習近平的親信、心腹。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今年五月底才從山西省委書記任上調過去，早年在浙江是習近平的部下，屬於習家軍中嫡系的「之江新軍」。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近兩年從杭州市長任上調過去，也因長期在浙江為官，是習近平的部下，同樣屬於習家軍中嫡系的「之江新軍」。 去年，習近平之所以對湖北和武漢的官員動刀，並非因為他們失職（那場大瘟疫的爆發和隱瞞，畢竟是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結果），而是因為，他們並非習家軍，而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乃是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的親信、心腹、長期重用的左右手。當時，習近平與王岐山之間的權力鬥爭趨於白熱化，習近平利用自己手中掌控的組織大權，趁機拉下王岐山的舊部。蔣超良自此去向不明，仿如人間蒸發。 今年，河南大水，人禍遠大於天災。事因已經很清楚，諸如京廣隧道和地鐵五號線慘禍的發生，並非因為暴雨，而是因為泄洪，即常庄水庫偷偷泄洪，竟沒有預警和知會民眾。這個可怕行為的決策人，就是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同時，他為追求經濟產值、保持所謂政績，還愚蠢決策：保持主要交通幹道暢通。這就導致，地鐵未能及時停運，京廣隧道依然運行。徐立毅是直接責任人，樓陽生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畢竟，他是河南省一把手，所謂父母官。 習近平要不要查辦他們？如果習近平不查辦他們，中共內部，還有沒有相應的機制可以查辦他們？或者說，中共高層，還有沒有制衡的力量？誰能問責、追責習家軍？ 習近平調這兩個習家軍人物飛降最大的人口大省河南省當一把手，而僅由當地人當二把手（河南省長王凱、鄭州市長侯紅），就是對當地河南人的歧視。這就猶如中共長期在少數民族地區實施的種族歧視政策：只有漢人才能當一把手（自治區黨委書記），當地少數民族只能當二把手（自治區主席）。 重用樓陽生和徐立毅，習近平或許還有一個圖謀，讓他們在明年的中共二十大再上一層樓：讓樓陽生躋身政治局，讓徐立毅當上中央委員。如今，河南大水，對河南人民而言，是一場空前的災難；對習家軍來說，則是另一場災難，即他們權力布局的災難。 習近平以權力傲慢而知名於世。但是，這一回，他陷入兩難：如果追責這兩名習家軍人物，那麼，他會自感威信掃地，習家軍實力遭削弱；如果他拒不追責這兩名習家軍人物，那麼，他將陷入國內外輿論風暴，並招致黨內進一步憎恨。無論如何，因河南大水，習近平和習家軍的又一個把柄落到黨內反習勢力手中，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的權力較量中，反習勢力增添了籌碼。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