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門店收到「一路走好」花圈 現場肢體衝突視頻熱傳
2026 年 6 月 24 日
依据安徽省委专题会定下的基调，滁州全椒县的水污染事故问责次第展开。县委书记最早解职，而在第二批公宣免职名单中，县生态环境局局长窦平、局办主任杨仁义、及县水利局党组成员杨俊未能幸免，后面三位合力奠定了央视节目的监督性质。 现在来看这次水污染事件，使用超脱一点的视角恰逢其时，因为这次舆论事件体现了好几个类型的“交界处”，跳开一点看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比如，行走在新闻与宣传模糊地带的央视角色，受访官员公私身份的展露，以及滁河上下游皖苏两省的微妙互动。 如果有个事后复盘，全椒甚或滁州负责接待央视的人恐怕既后悔又庆幸。后悔的是未能给窦局、杨主任、杨俊他们以适当提醒，就让他们仨暴露在镜头前遭到锤打。庆幸的可能是，未让市本级的职能部门受访，得以让央视节目抓小放大。 当然，事后以舆情专家身份点拨本次污染事件的官员言行，分析得失，给出“这样才算正确”的对策，并不算什么本事。因为要害在于，对窦平等县科级干部来说，他们没把央视当外人看，把央视来客当作兄弟看，说了一些掏心窝的话。 以水污染这种揭丑报道来说，假如不是央视的名号，换上澎湃、红星、九派这些媒体记者去，只怕连窦平他们的人影都见不到。就像此前本号分析过的那样，所谓“舆论监督”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体制内专有用词，它在全椒水污染报道资格上体现无遗。 后来的舆论风暴证实，窦平的“以茅台比喻污水论”、杨俊的“临退休不多问论”对整件事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他们的本色言论犹如催化剂，是舆论监督操盘手最渴望获得的东西，是被监督被舆论的顶级燃料，他们就那样慷慨地奉献给央视来客了。 从理论上讲，窦平杨俊他们无法拒绝央视的到访，但从实际出发，他们其实可以称病不出，避免成为节目中人的。抛开采访必要性不谈，让这几个人最终品尝苦楚的，一是未经过真媒体围追堵截的锤炼，二是对具体场景下的央视真面目缺乏认识。 从省里的调查结果看，水污染发生于5月5日，半个月后因错误处置，受污滁河开始溢出安徽省界，进入南京。不管怎么算，在接受央视面访时，窦杨他们都清楚水污染的事，但他们“天真地”认为掩耳盗铃是管用的，这等媒介素养基本为零。 有意思的官场心理学问题是，面对镜头或强辩或扮无辜状，为什么这几个官员可以当作无事发生一样谈笑风生？他们是否完全不清楚央视播出他们撒谎的后果？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是将自个当作同僚的铺路石，明知央视来者不善，也不得不跳下去？ 一些分析人士以全椒县官员在央视节目中的表现为例，来反推、教导官员应该怎样应对媒体，列出一二三四的应对法，这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很大欺骗性的舆论命题。因为将央视混同于新闻媒体是不诚实的，假装看不到官员心目中的央视象征物则是不厚道的。 本次水污染事件的关键动作，是安徽省水利厅直辖的驷马山引江管理处开闸提水，进而导致本已围堵的污染水体进入滁河，一发不可收拾。按照央视表述，全椒县政府5月20 日向市水利局发出协调函，22日襄河口开闸放水。 舆论集中关注的是窦平杨俊等人的雷人言论，炮轰他们的不作为，实际上反而忽略了本次水污染事故中的关键问题，也就是在省级水利枢纽事关重大的操作权限——这不仅涉及滁州全椒职能部门如何划分责任，也涉及苏皖两省某些微妙关系。 将污染水体从上游全椒带入南京境内的滁河，是长江下游的著名支流，有约四分之一长度在江苏境内，上游污染最终要下游承担。而为了强化联合治理的效果，2018年苏皖两省专门就滁河签订了跨省“对赌”协议，正式名称是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资料显示，当滁河年度水质达到二类及以上时，江苏补偿安徽4000万元，达到三类时，江苏补偿安徽2000万元；年度水质为四类时，安徽补偿江苏2000万元，为五类及以下时，安徽补偿江苏3000万元；月度水质达三类及以上时，安徽省按月补助滁州300万元。 根据生态环境部反馈水质数据，2019年、2020年滁河陈浅断面年度水质均为三类，江苏如约向安徽拨付生态补偿金，后者再拨付给滁州使用。最近几年是否如常执行跨省协议，未搜索相关讯息，但2023年12月，两省将这一机制扩大到长江流域皖苏段，有新闻记载。 由此推测，全椒县水污染在实体上将污染扩散到江苏，有可能拖累两省的“对赌”协议。从江苏的角度看这次几乎是人为事故，对于跨省合作中风险管理的权限只怕也是有苦难言。设想一下，若驷马山提水决定能过两省水利厅，污染影响面会否受控？ 自然，这还是一种假设，毕竟对赌协议是省际协调的产物，它无法突破各省的权力边界。但这次水污染事故，暴露了协议涵盖的利益部门及执行者，到底抱着怎样一种工作心态与责任意识。当责任官员的退休时间都能让边界变得难得糊涂时，事故能全然杜绝吗？ 值得一提的是，在央视介入之前，全椒县居民就水污染问题打12345，得到的是一个百分百的敷衍回复。回复短信中所留的电话联系人，否认发过这条信息，可见，官办信息机制受限于官僚化与形式主义，对危机的响应效率可见一斑。 所以，在解读这起跨省的全椒水污染事件时，窦局他们如何以松弛感取得群嘲，确实是一个搅动舆论风暴的触发点，群嘲既正当又有力。但深究起来，群嘲不能触及的各种权力界面，以及它们那些幽暗的交界处，只怕才是至今保存完好的风暴源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
河南突发大水，中原一片汪洋泽国，千百万民众受难。是天灾，更是人祸。中外舆论，最大的焦点，集中到郑州京广隧道和地铁五号线惨祸，到底有多少人死亡？以及惨祸背后的黑幕有多深？ 为了遮掩真相，维稳优先，中共军警特全面出动。警察出动，首先在京广隧道拉起警戒线，不准民众靠近，不准民众拍照；军队出动，第83集团军“杨根思”部队开进郑州，名为挖掘京广隧道，实为封锁京广隧道，并随时准备镇压民变；特务出动，一则监控民众，防止民众抗议，二则到处跟踪、围攻外国记者，企图让国际媒体无法获得一手资料和真实信息。 人们记忆犹新，去年武汉爆发大瘟疫，习近平摆出问责姿态，先后撤换了湖北省委书记、省长、武汉市委书记、市长。那么，今年如何？河南出了大事，郑州闹出天大人祸，河南省委书记、省长、郑州市委书记、市长，是否遭到问责？他们是否应该下台谢罪？ 然而，迄今的事态发展，人们对此保持怀疑。因为，眼下，河南省和郑州市的一把手都是习家军人物，即习近平的亲信、心腹。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今年五月底才从山西省委书记任上调过去，早年在浙江是习近平的部下，属于习家军中嫡系的“之江新军”。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近两年从杭州市长任上调过去，也因长期在浙江为官，是习近平的部下，同样属于习家军中嫡系的“之江新军”。 去年，习近平之所以对湖北和武汉的官员动刀，并非因为他们失职（那场大瘟疫的爆发和隐瞒，毕竟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并非习家军，而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乃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亲信、心腹、长期重用的左右手。当时，习近平与王岐山之间的权力斗争趋于白热化，习近平利用自己手中掌控的组织大权，趁机拉下王岐山的旧部。蒋超良自此去向不明，仿如人间蒸发。 今年，河南大水，人祸远大于天灾。事因已经很清楚，诸如京广隧道和地铁五号线惨祸的发生，并非因为暴雨，而是因为泄洪，即常庄水库偷偷泄洪，竟没有预警和知会民众。这个可怕行为的决策人，就是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同时，他为追求经济产值、保持所谓政绩，还愚蠢决策：保持主要交通干道畅通。这就导致，地铁未能及时停运，京广隧道依然运行。徐立毅是直接责任人，楼阳生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他是河南省一把手，所谓父母官。 习近平要不要查办他们？如果习近平不查办他们，中共内部，还有没有相应的机制可以查办他们？或者说，中共高层，还有没有制衡的力量？谁能问责、追责习家军？ 习近平调这两个习家军人物飞降最大的人口大省河南省当一把手，而仅由当地人当二把手（河南省长王凯、郑州市长侯红），就是对当地河南人的歧视。这就犹如中共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种族歧视政策：只有汉人才能当一把手（自治区党委书记），当地少数民族只能当二把手（自治区主席）。 重用楼阳生和徐立毅，习近平或许还有一个图谋，让他们在明年的中共二十大再上一层楼：让楼阳生跻身政治局，让徐立毅当上中央委员。如今，河南大水，对河南人民而言，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对习家军来说，则是另一场灾难，即他们权力布局的灾难。 习近平以权力傲慢而知名于世。但是，这一回，他陷入两难：如果追责这两名习家军人物，那么，他会自感威信扫地，习家军实力遭削弱；如果他拒不追责这两名习家军人物，那么，他将陷入国内外舆论风暴，并招致党内进一步憎恨。无论如何，因河南大水，习近平和习家军的又一个把柄落到党内反习势力手中，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的权力较量中，反习势力增添了筹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