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馳《功夫女足》兩天票房超5億 破9項紀錄
2026 年 7 月 13 日
30年前，也就是1994年，中國共產黨前領袖毛澤東的醫生李志綏在美國出版了《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這本書揭示了毛澤東隱秘不為人知的一面，在當時引發全球關注。在當時的中國乃至全世界，人們的一個廣泛的共識是，中國和中共未來不太可能再出現毛澤東那樣的獨裁者了。然而，不到20年過後，中國的現任領導人習近平正展現出一種不是毛澤東、勝似毛澤東的姿態。於是，《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便有了一種它當初出版時人們看不到的意義——為人們理解宣稱要效仿毛澤東的習近平提供了重要而有趣的參考。 初讀《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認知 1994年，美國蘭登書屋出版了李志綏醫生記錄其在毛澤東身邊工作20多年的回憶錄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這本書的中文版的名稱是《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任政論雜誌《北京之春》主編的學者胡平，長期研究哲學和中國政治，熟讀有關中國政治的文獻。胡平如此回憶他當年第一次讀到《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的感覺： 「第一個感覺就是這本書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視角，又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別人都看不到的毛澤東。這麼就豐富和加深了我們對毛澤東的認知，也印證了我們的一些認知。舉個例子，李志綏在他的回憶錄里就寫道，以我的後見之明來說，假如當初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沒有涉及毛，那麼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提早10年在1957年，而不是在1966年發生。 「這個見解和我的見解不謀而合。我原來也是認為，毛澤東在57年發動整風號召，人們給(中國共產)黨提意見，並不是一開始就打定主意要放長線釣大魚引蛇出洞，而是錯誤估計形勢。他號召大家給黨提意見，他本來想的是大家就會響應偉大領袖號召，批判各級當權派，擁護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就像文化大革命那個樣子。 「不料，整風一開始各種批評紛紛而來，不但批評了各級當權派，連他這個老和尚也在批評之列。這樣他就受不了了。他就翻臉，然後就搞了一場反右，把整風變成了反右。在這一點上，李志綏醫生這本書給我們提供了很重要的、別人都不可能知道的事實，那就是，作為醫生，他注意到了在57年的5月中旬，也就是毛澤東剛剛把這個整風變成反右的時候，毛澤東那個時候的情緒很不好，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精神抑鬱，還得了感冒，把他叫回來。毛的睡眠更不規律。 「他(李志綏的)這個特殊的觀察角度，從毛澤東當年的身體的狀況、情緒的狀況，讓我們知道了毛澤東反右的一個真實的情況。這就是這本書獨特的一個價值。」 說到習近平聲言並竭力效仿毛澤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中國文學與語言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的見解是： 「習近平當然希望做一個毛澤東，他本來沒有多大的其他的知識資源，教育水平、文化水平不高，也沒有到外國旅行過。所以，他上來的時候就覺得，我得做d點什麼事情，他就有一種焦慮。然後，他唯一的一種知識、資源是回到毛澤東。我覺得是他有意識地去模仿。 「當然，他表面上有很多方面是模仿，一直到喊口號。我記得大概是1967年，林彪勸中國老百姓全國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後來，大概兩三年前，我注意到習近平用了完全一樣的字句，只是替換成習主席而不是毛主席。 「所以在這個層面上，他當然能夠模仿毛澤東。但是更深刻地去重演年毛澤東時代的那種氣氛，那種社會，那完全是不同的一個問題，我覺得相當不一樣。當然相同的是，老百姓的很多人有過分熱情的極端的共產主義或者民族主義，這種年輕人的思想是相同的。但更深的一層面上，我覺得是相當不同，因為現在網路來了。當然共產黨也控制網路，但是無論如何，中國的社會有了網路以後，就跟毛澤東時期的社會是很不一樣了。毛澤東時期的老百姓都是單獨的，只能考慮他自己，他不知道別人跟他相同的想法，想法是有也不知道，所以有一種單孤氣氛，現在有網路，有很多集體的思想，包括可以說是從下往上的一種自發的意識。現在這種老百姓跟毛主席的老百姓相當不同。 「所以，習近平想能夠做一個小毛澤東嗎？我覺得很難。第一是社會那麼不同，第二是他本人就沒有毛澤東那麼狡猾。這兩個人狡猾是一樣狡猾，可是毛澤東畢竟更能幹。毛澤東是個很特殊的一個人。習近平除了他勾心鬥角的那種能力之外，沒有毛澤東的那種腦子。」 毛時代與習時代的宮廷政治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長期研究現代中國政治。他從頭至尾參與了李志綏大夫的這本書的出版。 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正式出版時，黎安友為這本書寫了一篇序言，指出這本書在世界歷史上堪稱獨一無二，因為古往今來人們一直沒有見過一個獨裁暴君的長期陪伴者寫出這樣的一本詳細呈現暴君日常生活和言行的書，而暴君的這種生活和言行通常是對外秘而不宣的。 黎安友在序言中寫道：「心理病態在(毛澤東的)宮廷政治的氛圍中蔓延，毛澤東的控制越徹底，他就越害怕別人試圖控制他，他們煞費苦心竭盡全力試圖取悅他，反倒使他感覺他們更可疑。」在黎安友看來，如今習近平的宮廷政治比毛澤東的宮廷政治有過之而無不及。」 黎安友說：「一個人手裡有那麼多的權力的話，就會引起各種心理的問題。他自己的心理的問題是，他如果定下一個接班人的話，他會害怕接班人可能會著急取代他。所以，毛時代先有劉少奇為他的接班人。後來他(毛)搞垮劉少奇。後來又有林彪，習近平到現在為止是迴避這個問題，所以他沒有一個接班人。他沒有接班人的理由可能是害怕。 「如果有一個接班人的話，反對他的人會集中在這個接班人的周圍，可能會使他倒台。所以，(心理病態)這個問題是存在。」 胡平認為，當今習近平時代的宮廷政治比毛時代的更險惡，這是一個明擺著的事實。 他說：「毫無疑問，中國的宮廷政治這種狀態依然存在，而且可以說比以前更嚴重。你想，毛澤東從1949年掌權以來發動歷次的運動，包括後來的廬山會議，包括文革，清除清洗了一批又一批的各級官員，包括他自己指定的兩個接班人，他的權力是越來越集中，越來越大。 「但是與此同時，他也越來越感到不安全，因為他清洗的敵人越多，他打倒的人越多，他就給自己樹立敵人越多。因此他越來越感到周圍的人誰都不可信，誰都想害他。於是他就陷入這麼一種恐懼，這麼一種病態。 「習近平的情況就跟他一樣。習近平上台以來，先是以反腐敗的名義搞大清洗，先後清洗了黨內高層，包括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這一系列的高層的人物。在他上台的整整十來年的過程中間，他清洗的中國高級官員之多，尤其是軍隊將領之多前所未有。 「在這種情況下，你怎麼能指望習近平會感到安全呢？尤其是在二十大之後，他周圍的人按說都是自己提拔的人了，要說江澤民派胡錦濤派也就是（先前早就被清洗的）徐才厚、郭伯雄了。可是。習近平依然清洗了一批又一批。當年毛澤東雖然對很多人都不信任，他至少對他周邊的汪東興那個人的忠心是從不懷疑的。可是你看現在的習近平，就連所謂中央警衛團、現在叫中央警衛局，他連對這些人全都不放心，換了一個又一個。還有幾個居然就離奇地就死掉了。」 認識當今中國，李志綏的書有何意義 李志綏醫生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講了毛澤東的許多令人顫慄的不對外公開的言行。其中有那件事情對世人理解今天的中國及其統治者習近平最富有教育價值？作為政治科學教授，黎安友的見解是： 「可能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如果權力過分的集中，是不是意味著人敢說真話，或者他們怕說真話？一個民主制度雖然有很多問題，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真話，因為在很多方面，在政治、在反對黨、在媒體能有很多人敢說真話。但假如是一個威權專制體制，如果沒有人敢說真話，領導沒有也沒有可靠的信息去決定政策。 「另外一個方面也非常有意思。這就是政治權力跟生活的關係。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一個人在他的手裡有很多權力的話，他是不是會濫用這個權力去，把別人當作工具。毛是這樣。他在生活中也表現出他對別人的總的態度就是把別人當作工具，不是把別人看為獨立的有價值的一個存在。」 胡平認為，讀李志綏的書，了解毛澤東時代，對認識習近平時代以意義重大。他說： 「李志綏講的事情很多。其中他講到假如在大躍進初期，毛澤東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他未必就不願意去制止那場大災難，大饑荒；當然，如果毛澤東知道事情當年大躍進不是大豐收，不是畝產超萬斤等等，他雖然是獨裁暴君，他從主觀上也不願意中國老百姓死了。 「但是問題就在這裡。他的高壓統治本身就造成了謊言系統，而他自己就被謊言所包圍。而當他發現問題的時候，再去糾正別人，事就會很嚴重，因為糾正錯誤就直接威脅到他自己的權威。這麼一來，暴君就寧可將錯就錯一錯到底了。 「我們知道《三國演義》里就這麼一個例子。袁紹剛愎自用，在官渡之戰不聽謀士田豐的建言，還把田豐關到大牢里，後來果然被曹操打敗了。戰敗的消息傳來，獄卒就告訴田豐說：你看，主公沒聽你的話，結果打了敗仗了，而這一下你就大概有望復起了。田豐說，不是這樣，如果主公打了勝仗，我可能還能活命；主公打敗了，那我肯定會死。結果袁紹回來就殺了田豐，毛澤東就是這個情況。他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到了58年下半年，到了59年上半年就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大饑荒，就已經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 「但是他不喜歡講真話的人。當他發現糾正一種錯誤可能會削弱他的權威的時候，他就不去糾正錯誤，而是要堅持錯誤，將錯就錯或者更厲害。我想，這就是共產專制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這一點在你的書裡頭，可以說是披露得淋漓盡致，對於我們理解習近平的統治我想有也有相當的啟發意義。」 在絕望無奈之中除了躺平還能做什麼 當今中國盛行「躺平」之說，也很多人也選擇躺平。似乎顯示了現在很多中國人對習近平的統治感到既絕望，又無奈，就像李志綏在他的書中所描寫的毛澤東統治末年一樣。這種局面使許多人想知道，在應對眼下這種既絕望又無奈的局面的時候，中國人除了選擇逃避或選擇詛咒之外，還有什麼別的更好的方式？ 在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教授黎安友說： 「我作為外國人，我不好給中國人任何的建議。但我們如果看89民運也好，(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解體也好，最近在委內瑞拉和孟加拉國發生的事情也好，都有一個教訓，就是說，如果很多人大多數人的心理發展到某一個地步，早晚會發生一個危機。就是說，人如果不可能再忍耐的話，早晚會發生一個內部的危機，大家會早晚會出來反對(當權者)。 「與此同時，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這種情況會發生。所以在還沒有到那個時候的話，應該採取一個怎麼樣的態度呢？一個是像劉曉波，或者是像(捷克斯洛伐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那樣要盡量生活在真實中(即盡量不欺騙自己)，盡量依照真實生活。我自己的說法是，大概我沒有資格告訴中國人怎樣生活。」 學者胡平認為，當今中國政治雖然令很多人感到無奈，但現狀與絕望之間還有一定的空間。他說： 「躺平本身就是一種反抗，是在民眾一方面普遍感到反感、表示拒絕，但同時又沒有又沒有力量去進行正面的、積極的反抗，人們就會採取這種所謂躺平的方式，也就是所謂磨洋工的方式。這個毛時代，我們就看到這種反抗的方式。這其實學術上也有專門的詞，就叫弱者的反抗。 「而且現在畢竟和過去不一樣了。過去還是完全公有制計劃經濟，這使得下面的人，一般工農兵你想努力都不給你的機會，因為你再怎麼努力，也不能改善你自己的處境。而現在中國有了民營企業這麼一個一定的空間。在這一方面，一些部門很多人僅僅是為了改善自己生存，需要比較努力。因此，現在這種磨洋工的程度，這種廣泛性和毛時代晚期畢竟還是有這麼一個區別。 「這種狀況，這種狀態，這種磨洋工，它實際上是在繼續積蓄不滿。它總會找到自己的出口的。」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自30年前出版以來已經成為研究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經典文獻。但在中國，這本有助於了解中共政權的過去、認識中共政權的現在的書一直是禁書。
在中共建政後的毛澤東當權時期，中國經歷了一系列深刻而痛苦的政治運動。這些運動不僅改變了國家的發展軌跡，也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創傷。本文通過多位親歷者回憶這段歷史中的悲劇片段，展示他們的反思和對中國未來的期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1949年10月1日，當時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布：「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然而，這一新生共和國隨即進入了長達27年的政治社會動蕩風暴。 時間倒回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發表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開幕詞，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不斷升級的政治運動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宣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成為人們表達歷經艱難困故苦獲得新生的無比自豪、自信、自強話語。 但是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執政近27年（1949-1976年）間，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1949年的土地改革運動，鬥了地主、鬥富農；緊接著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肅反，反右運動等等。 1959年到61年的大躍進，更演變成餓殍遍野的大饑荒。中共黨史第二卷提到，「1960年，中國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但並沒有公布具體的死亡人口總數。中共原領導人趙紫陽的幕僚、曾任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的陳一諮秘密報告，當時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300萬人至4600萬人。 然而，中國人民的苦難還沒結束。1966年，毛澤東又發動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最終演變成大規模社會動亂，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 個人記憶與社會創傷 今年78歲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孝正回憶說，他高中畢業那一年，《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北京各學校停課。他被送到黑龍江「北大荒」，在那裡度過10年農民生活。他說，當年前後掀起56場運動，第一場運動就是批判電影《武訓傳》。 武訓是「乞聖」，通過乞討辦了幾所大學：「毛澤東的惡就在這，最開始批判中國文化。文化從教育開始，就把2000萬中國學齡青年送去農村，我是第一批。1968年，我就下鄉到了黑龍江，俗稱 『北大荒』。有一話說『豬狗不知嫌他臟，把他扔到北大荒』，我種了10年的地，就是農民。」 周孝正認為，根本沒有所謂「二次文革」的概念，因為一次文革到現在都還沒結束：「毛澤東的像還在天安門掛著，就證明所謂一次文革就沒結束。」 何三坡目睹紅衛兵暴行 1964年出生的詩人何三坡對本台描述自己童年目睹紅衛兵批鬥「黑五類」，以及學校里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歌頌活動。他說：「6歲進了鎮上的小學，正值文革早期，翻開語文課的第一頁是『毛主席萬歲』，第二頁是『共產黨萬歲』，第三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萬歲』，簡直是謊話連篇。毛澤東的巨幅畫像被高掛在學校，高掛在公社，也高掛在各家各戶的屋子裡，每時每刻都在俯視我們。」 何三坡表示，當時學校經常不上課，幾百個孩子被校長帶到公社廣場參加批鬥大會，縣城來的警察、軍人和公社領導坐在台上，一個個面目猙獰，大聲宣布「地富反壞右」這些所謂黑五類的各種罪行。高音喇叭聲震天動地，那些遭受批鬥的人被五花大綁、垂頭喪氣地站在烈日里，汗如雨下。每個黑五類身邊站著兩個背著步槍、咬牙切齒的民兵，緊緊抓住他們的胳膊，隨時會對他們拳打腳踢：「對一個孩子來說，這些暴力場景實在太過驚心動魄。因此，我始終認為，經歷文革的一代人都會留下根深蒂固的心理疾病。」 何三坡還記得，當時每個學生都不能閑著，被老師們分成各種宣傳隊，不分晝夜去各村各鎮搞文藝表演，歌頌「毛主席」，歌頌共產黨，歌頌社會主義，歌頌在集體勞動中一個個捨生忘死的人：「即使在偉大的喬治·奧威爾的作品中，你也不可能見識到這樣的場景。整個國家就是一所瘋人院，成人們完全陷入了一種嗑藥後的瘋癲狀態，每天都有各種荒唐鬧劇在反覆上演。」 「文革是人類歷史上最誇張、最漫長又最恐怖的噩夢，」何三坡下了這樣的註解。 文革打醒對中共存有幻想的知識階層 旅居海外的內蒙古政府原法律顧問室執行主任杜文說，他認識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科學家，某次吃飯時突然聲淚俱下說，當天是女兒的忌日。這名科學家當年受到中共的宣傳號召，回中國支援建設學校。科學家拿著女兒的照片批評毛澤東太邪惡，他在文革被批鬥，連女兒都被害死。他感嘆英年早逝的女兒不僅年輕貌美，在內蒙古呼和浩特三中學校成績總是拿第一。 「毛摧毀了中國的知識精英階層，摧毀中國經濟基礎。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無窮無盡，製造了無數無辜者的苦難。所有對共產黨那些充滿幻想的人都給打醒了，」他說。 文革導致無數人受迫害 關於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數」，據傳葉劍英在1978年12月曾說，文革10年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不過，此版本並未被證實。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估算，文革導致100多萬人被迫害致死；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教授蘇揚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國農村至少有75萬到150萬人被迫害致死；同樣數目的人被毆打致殘；至少3600萬人經歷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 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功與過 該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定位？1980年8月21日，鄧小平接受義大利記者法拉奇採訪，讀過文革書籍的法拉奇對毛澤東評價存疑，詢問中共當局把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是否符合歷史事實？ 鄧小平回應，必須清楚區別毛澤東的錯誤和「四人幫」的罪行，兩者性質是不同的。毛澤東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做了非常好的事，是在1950年代後期犯了錯誤，「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了許多不幸……」。鄧小平繼續說道，要對毛澤東一生的功過作出客觀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曾任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的張國祚撰文寫道，如何評價毛澤東已經不僅僅是給毛澤東以歷史定位的問題，而是直接關係到中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向何處去的根本性戰略選擇問題。 鄧小平以私有制挖毛「祖墳」 杜文說，他的一位老師曾是鄧小平身邊秘書之一，這位老師以在中南海的第一視角觀察鄧小平，揭露一段秘辛：「鄧是非常恨毛澤東，恨不得把他鞭屍」，但是鄧小平當時頭腦相當清醒，他告訴身邊的人，當時很多中國人被毛洗腦，絕大多數都是對毛極其崇拜。不論多恨毛，如果貿然否定毛，會將整個國家引入動亂、徹底分裂。 杜文：「如何能真正否定毛，就想到挖他祖墳，並不是毛澤東家的祖墳、而是公有制，這是毛的核心政治理念。這些共產黨政治經濟學的人認為，只要允許老百姓財產私有，那麼社會主義就不存在了。」也因此，鄧小平「打左燈、向右走」，一方面為了穩定毛派，對其錯誤「三七開」；同時向右走，這才有了後來在「西單民主牆」的問題。但是，到了六四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又變成了毛澤東。 「我的老師說，在鄧小平身邊感覺到被虐待者成了加害者，現在習近平也是這樣。一生都被改變，家破人亡，最後他成了自己憎恨的對象，」杜文表示。 從人民到公民 未來之思考 「九零後」作家童天遙認為，她這一代人在娛樂喧囂中成長，對政治偶像崇拜已微乎其微。但她強調，沒有普遍關心公共事務就不會誕生民主：「我這一代人成長的歲月里，對政治人物的偶像崇拜已經微乎其微。」今年將滿30歲的中國作家童天遙以年輕人角度分析，他們是在喧囂的娛樂生活中，迴避對政治生活的認識。但這種迴避是無效的，因為真正的文明建立於對政治生活普遍的關心，政治既可以保護每個人的利益不受侵蝕，同時也可以迅速和徹底地摧毀人們的人生。」 她觀察，祖父、母親歷過文革和大饑荒，但是祖父輩從未有機會反思災難是何以籠罩了他們的青年時代。他們接受的教育讓他們輕易地從歷史中脫離出來，正如這代年輕人已經從歷史中脫離出來一樣：「無論是毛澤東還是任何一位政治偶像，他們都將一代人摁進了歷史的塵土裡，使之被時代的創傷和瘋癲終身扣留。」 童天遙提到一位西方教授說，「當你成為政客粉絲的那天，就是作為公民失敗的那天。」她認為，在中國國土上不能只談人民而不談公民，人民是一個象徵性的集體概念，公民才意味著享有政治權利的獨立個體。回顧歷史，是讓中國人有機會從人民變為公民，而沒有日常的公民意識，就不會誕生日常的民主。她在考慮，「今天的中國人是否準備好成為一個世界公民？」
曾在節目中公開表示中國「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可能特別大」的大陸知名導演馮小剛，12月31日在微博發表「新年寄語」，被解讀為話中有話，有網民回應說，「馮導作為過來人，這是在教授現在的年輕人如何在文革中活下去的經驗」。 時序邁入2024年，中共黨魁習近平發表了「新年賀詞」，稱2023年「經歷了風雨洗禮，大家記住了一年的不易」。中國目前的形勢嚴峻到何種程度，從馮小剛的「新年寄語」中可見一斑。 馮小剛12月31日在微博的貼文中說，他是應新浪微博之邀寫下新年寄語。他寫道：「2024年，別的咱們說了不算也管不了，咱就祈求國泰民安吧，咱就都與人為善吧，善良也許不能讓你發財，但社會的整體善意會在你倒楣的時候獲得些許的關懷和同情。隨和點，人得有朋友，不能逮誰跟誰掐，得跟全村全公司的百分之九十的人交朋友而不是為敵。」 大陸導演馮小剛「新年寄語」。（微博擷圖） 「2023年，縱有一萬個不如意，我們仍應該感恩生活在和平的環境里……我們頂多也就是手裡的錢緊了，碗里的肉少了，出門玩從北海道縮減為林蔭道了。」 馮小剛寫的幾句話，讓人十足感受到中國經濟近年直線下滑，讓升斗小民苦不堪言。但中共仍在自我吹噓經濟「全面向好」，但又矛盾地出動國安部清零所謂的「唱衰中國經濟」言論。 社交媒體平台「微博財經」、「微博股票」去年12月14日通知博主「發博請務必注意言論尺度，切勿發布任何唱衰中國經濟的言論」。甚至中共國安部已將唱衰中國經濟視為「危害國家安全」。這種狀況前所未有。 馮小剛說：「人得往好處想，往亮堂的地方走，日子是需要曬太陽的；人心也是，陽光一點，必然會招人待見，心裡陰暗最終反噬的還是自己，恨別人不死不如把自己活好。」 網民解讀馮小剛「新年寄語」 對於馮小剛的「新年寄語」，網民解讀為「話中有話」「馮小剛厲害了」「也是個爺們兒」「對包子的認識入木三分」；還有網民說，「人要往亮堂的地方走，也算是說了句實話。有共匪這種陰暗下流的組織，中國好不了。所以移民的人越來越多，走線的人越來越多。」 海外社交平台X（原名推特）則是有網民問：「馮小剛在影射誰？」隨後有網民回應： 「暗諷現在的環境」。 「馮導作為過來人，這是在教授現在的年輕人如何在文革中活下去的經驗」。 「現在國內有錢沒跑的，心裡最慌，一怕打仗，家產分分鐘被充公買了炮彈；二怕亂世，住著豪宅開著名車就相當於腦門上寫著『來搶我啊』；三怕文革，名人說錯話輕則封殺斷了財路，重則入監沒了自由。馮的話處處透露著對盛世的擔憂」。 「是不是已經肉身在外了？這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了啊！不然敢這麼大膽！」 中國再來一次文革 「一定把你弄死，讓你翻不了案」 中共2012年8至9月在中國各地發起反日示威活動，部分城市的示威遊行演變成針對日企、日貨的打砸燒搶、暴力騷亂。去年，網傳馮小剛在香港鳳凰衛視受訪的一段視頻，他感慨地說：「我始終認為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可能特別大，而且再來文化大革命可不是像過去，給你掛一個牌子、撅著你、斗你，這次一定把你弄死，讓你翻不了案。」 他還表示，他不斷地在各種飯局警告身邊的有錢人：「現在是『抗日』，將來就會轉成『抗富』……衝到你們別墅區里，把你的家砸了，把你的東西拿走了。」
中共中央自1994年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開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成為每年最重要經濟政策會議，都是由總書記親自召開，所以中國官場就開玩笑說：「簡單人不看、看的人不簡單」，今年特殊的是習近平開到一半就急著出訪越南，可見匆促與主導權在越南這一邊，因此習近平回程就順便到廣西調研，讓缺席經濟工作會議有更豐富的行程。 在廣西視察時，在糖料蔗基地，走過甘蔗園，突然停下來，在甘蔗上摸了一下。離開之後，這幾顆甘蔗樹就圍起紅龍柱，開始收費，一人20元人民幣，供大家拍照，網上社交平台民眾開始流傳「習大大摸過的甘蔗」旁照片。學習習近平的姿勢，左手碰著甘蔗，宛如與習近平握到手一樣露出興奮神情的珍貴照。因為人數太多，甘蔗已經被摸到發亮，更出動保安戒備。 場景與文化大革命時的芒果崇拜一樣，1968年8月，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進行，當時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長Mian Arshad Hussain訪問中國（一說芒果出身地是印度），贈送一籃當地的芒果特產給毛澤東。同時工人宣傳隊鎮壓清華大學紅衛兵，因此毛澤東為了獎勵這工人勝利，就把芒果送給他們。工廠工人還舉行一個盛大芒果歡迎儀式，唱誦著毛語錄，每個工人摸一下就很興奮，最後芒果摸到爛，只好切丁煮湯，每個人喝一口還是很興奮，最後用蠟包著芒果，還有用金子打造芒果供奉著，寫著毛主席萬壽無疆。 獨裁者個人崇拜，透過毛澤東加持的芒果，芒果代表毛澤東對工人的支持，芒果是毛澤東直接下令送來的。對工人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收到看得見摸得著的來自毛主席的物品，十分難得可貴。毛澤東透過個人崇拜，讓人民愛毛澤東遠遠超過愛中國。 獨裁的個人崇拜與馬屁文化是息息相關，中共一大紀念館展示都是歷史的文物，但其中有一件展物，是習近平端詳過的茶杯也被公開展示，介紹該展品為「習近平總書記瞻仰中共一大會址時端詳過的茶杯」。中宣部不斷展示習近平年輕時向農民學習，在下鄉插隊住過窯洞放過羊，扛兩百斤麥子，走十里山路不換肩等造神運動。 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有其天生的領袖魅力，但習近平缺乏魅力的領導人，除了強調中國民族偉大復興等口號以外，需要透過操作才能達到個人崇拜，因此藉由外物，搭配馬屁文化，營造習近平是受人民愛戴，形塑是人民自發與發自內心的。畢竟習近平離中國人民很遠，人民只能藉由習近平摸過個甘蔗，感受與習近平近距離接觸，這些操作與獨裁國家或毛澤東時代沒有不同。 （※作者為淡江大學外交系中國大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全文轉自上報）
本月19日，紐約時報中文網上刊登出標題為《中國不能抹去文革十年》的文章，因為文章內容中有一句「習近平自己就是文革的受害者——據稱他被自己的母親出賣，被流放到貧窮的農村」，幾家轉載此文的中文網站都將標題擴展為《習近平自己就是受害者 中國不能抹去文革十年》。 文章刊出後，有讀者是在認同習近平是「文革的受害者」的前提下，解釋他為什麼要引領中國「抹去文革十年」，諸如「通常家暴下長大的孩子，成年以後會有暴力傾向」；「跟舊時多年的媳婦熬成婆是一個道理，被虐後就想著怎麼去虐別人，並以此為榮為樂」：「正是因為是受害者，才要加害於別人啊。只有我受過苦，你們開開心心，那我的苦不是白吃了」，等等。 同時，更有讀者持相反觀點。比如一則評論的內容是：「紐時實在太low 。連個上過學的人都沒有嗎？習近平能有今天，就是文革的受益者好不好？！沒有文革能有今天嗎？這根本就不是政治觀點的問題，這是最普通的邏輯。」。 再比如一則網名「Timberwolf 」者發表的評論內容：老毛說過『感謝日本侵略中國『因為日本侵華給老毛鋪就了上位之路，所以你不能說老毛是日本侵華的受害者。同理，習近平把自己的文革經歷作為資產鋪就了上位之路，所以習是文革得利者而不是受害者。這也說明了為什麼習要一意孤行推行文革。「 關於習近平到底是文革的受益者還是受害者，在網上能夠讀到眾家之言。一篇署名彭小明的文章《習近平文革經歷考》的引言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學統編教材已經將有關文革歷史的敘述作了根本性修改，涉及毛澤東錯誤的文革動機，把錯誤一詞刪去。並且把這場持續十一年、禍患全國城鄉各族人民的浩劫，改稱為艱辛探索跌宕起伏的曲折發展的一段時期。這種輕描淡寫的筆觸已經完全不同於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歷史決議關於文革是「一場由毛澤東錯誤地發動和領導的浩劫」的歷史結論。在文革受害者尚還健在的今天，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黨政領導集團已經公然改削教科書，否定歷史性決議，習近平的頭腦里到底有什麼文革印象？當年全國各族人民在苦難中煎熬掙扎，他和他的筆杆子頭腦中的文革則是另一回事。國內外各種吹捧習近平生活經歷的文章鋪天蓋地，我們不妨去偽存真，做一番嚴謹的篩選和分析。 關於習近平父親習仲勛早在「文革」爆發之前的1962年已經遭到政治整肅的那段歷史，這裡不作詳述。習仲勛在 1962年離開副總理職位，內部處分，仍保留公職，沒有被逮捕關押，而且被周恩來一再叮囑「不要想不開（自殺）」。他被安排到中央黨校西宮所「學習」（接受審查）。習近平母親齊心本來就在黨校工作，實際上夫婦同在黨校。 接下來就是「文革」開始，從個人和家庭的角度來說，當年的習仲勛習近平一家確實也是經受了很大的波折和壓抑。但是從整個中國和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來比較，尤其是跟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跟彭陸羅楊反黨集團案比較，習仲勛案的處置又相對溫和。胡風案牽涉２１００人，逮捕９２人，多人死於監獄和勞改營，多人瘋癲，僅極少數人生還；彭陸羅楊全都關押秦城監獄，九死一生，毛死之後才出獄。 而習仲勛因「利用小說進行反黨「被毛澤東拋棄時，文革還沒有爆發。文革前夕，習仲勛調往洛陽，反而是有幸躲過了北京浩劫。。當時，劉少奇本人關押病死，王光美長期監禁，長子自殺，其餘子女均受迫害，彭德懷、陶鑄關押多年病死……,不勝枚舉。而習仲勛沒有判刑入獄，保留了高幹身份，遊街、批鬥、僅僅聾了一隻耳朵，相比之下，尚屬幸運。 當時的習仲勛被下放洛陽，全家都沒有跟隨。彭小明的文章中分析說：1953年出生的習近平因為年齒尚幼，文革之前的所有慘烈政治運動他基本不會有印象。與之同齡的青少年一般應有一點三年特大饑荒的飢餓難耐食不果腹的印象，但是當時北京和各省市高幹家庭都有相應的營養特供。 文革從橫掃牛鬼蛇神（打擊地富反壞右）轉入打擊走資派的時候，習家也遭受衝擊。不過，相比較而言，當時沒有跟隨習仲勛去洛陽的家屬們遭受的這次衝擊並不嚴重。按照彭小明文章的分析，因為時間已晚於「掃四舊「的瘋狂高潮，高潮中約有十萬家庭被闔家趕出街巷，押解農村落戶。而習近平一家遠非如此凄慘；他們被安排搬入了中央黨校，到習近平母親工作的的地方居住。在黨校裡面當然已經沒有高幹宿舍的電話和秘書、警衛員，但是衣食住行還是基本正常的。比起老舍、陳夢家等名人、一些資本家和小業主家庭，紅衛兵用皮帶打人、用開水燙人，許多人當場被打死等的悲慘下場，習近平一家尚屬幸運。 筆者非常認同彭小明文章中「習近平一家尚屬幸運」的結論。當然，這個「幸運「是相對而言。比如相對鄧小平的長公子鄧朴方被造反派逼迫跳樓致死，比如相比於劉少奇夫人及子女們所遭受的非人待遇……。 關於「文革「中習近平的」入獄「經歷。彭小明的文章根據「習近平傳記「的介紹，說是習近平曾經受過文革打擊。例如曾經被關押，出逃以後，母親齊心竟也不敢收留，主動將他送返關押地點，而且還在批鬥大會上掛牌批鬥。 彭小明認為：現實的可能只是，習近平本人也有參與聯動的過激行動，高呼反對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口號，堅持血統論的某些言論，高幹子弟要掌權，紅色恐怖萬歲，乃至跟造反派學生發生肢體衝突……。畢竟當時抓捕聯動的對象全部是高幹家庭的子弟，毫無劣跡的人。當時的習近平的過激言行，他的母親齊心應該是知曉的，所以他逃回家裡，母親也不敢收留，仍把他送回關押地點。 而從習近平2017年在中共十七大上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儲君地位明顯之後，中國內地官媒也在宣傳文章中描述過他在「文革「中經歷的」困境「，大致內容是：自1962年起，習近平由於受父親習仲勛冤案的牽連，遭到歧視。父親蒙冤時，習近平才10歲，也被打成黑幫子女。習近平15歲時，還被關押在北京少年犯罪管教所黑幫子女學習班。「文革」中，習近平受過批鬥，挨過飢餓，流浪過，被關押過……。 同樣也是這家《紐約時報》，早在2015年的時候就刊登過一篇描述習近平「文革遭遇」的文章，題目是《從文革浩劫中走出來的習近平》。 文中吹捧說：北京——文化大革命那場浩劫爆發時，他還是個身材瘦小的13歲少年，說起話來語氣溫和，熱愛古典詩詞。兩年後，在武鬥成風的紅衛兵肆虐的北京城裡漂泊沉浮的過程中，習近平變得堅強起來，成了一個在逆境中生存的鬥士。 紐約時報的這篇文章援引了2000年習近平還是福建副省長期間發表的一篇訪談內容，習近平回憶自己當年因為不甘受欺負而被造反派揪出來，「都以為我是頭」，他說。 紐約時報當時的這篇文章中還說道：到了1968年底，習近平的反抗之舉已足以讓上面下令把他送去被打倒的官員子女待的少管所。不過，毛主席不久之後發出指示，讓城市青年上山下鄉，使他免去了遭到關押的命運。 紐約時報的這段描述大致上合乎習近平進中央工作之前幾次對採訪者敘述過的內容。那就是他在「下鄉插隊「之前只是被造反派弄去審問過，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關押「。 至於習近平當年「曾經被關押「的經歷，起因也不是他參加過當時的所謂紅衛兵組織」聯動「，搞過」打砸搶「，而是他被迫下鄉插隊不久逃回北京被當成」盲流「關進了」收容所「。而所謂」母親齊心也不敢收留「也是拍馬屁者的演義。 事實是，當時所有被逼上山下鄉的」城市知識青年「臨行前都是要被註銷城市戶口的，也就是說，當時的習近平從踏上「熱烈歡送北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西去列車開始，他的北京城市戶口就已經變成了陝西延安地區的農村戶口了。如此一來，無論是他習近平還是其他被迫「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回到原來所在城市裡搞不好就會被當地公安當成「盲流」關進收容所一段時間後，集中遣送「原籍」。這裡的「籍」是指的「戶籍」，即本人當時的戶口所在地。 按照中共官方頒布習近平的公開簡歷，他到陝西梁家河插隊的初始時間是1969年1月，離開那裡的時間是1975年10月，滿打滿算是六年十個月。湊了一個整，便有了這所謂」七年梁家河歲月「的官方正式說法，習近平自己也親口說過「當年同我們農民兄弟朝夕相處的那二千四百多個日日夜」。 但習近平當上總書記之後說這話時，顯然是忘記了2000年他還在福建任職時接受記者採訪親口說出的如下 一段話：在上山下鄉時，我年齡小，又是被形勢所迫下去的，沒有長期觀念，別人下去天天上山幹活，我卻很隨意，老百姓對我印象很不好。幾個月後我回到北京又被關進「學習班」，半年後被放出來，見到我老革命的姨父和姨姨，他們說現在城市也不容易，你們在這兒（北京）幹什麼?天天讓人家當作流竄人口?當時在國慶節經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後，又不讓我們回去，先關在派出所，一進去就四、五個月。而且關進去不是讓你白坐著，還要讓你乾重體力活，海淀街一帶的下水管，都是我們埋的……. 習近平這裡說的「國慶節「，應該是1969年的國慶節。計算一下，習近平是在1969年年中左右從陝北流放地「倒流」回北京家中的，這「流竄「回京後的兩次被」專政「時間相加已經是十一個月，也就是說他是在1970年年初至年中期間才又被迫返回陝西梁家河。就算這兩次被「專政」之間在北京見到自己姨父的過程只有一天，忽略不計，那麼6年零10個月減去十一個月，他習近平真正的」知青歲月「事實上還不滿六年。 更需要強調的是，習近平當從北京返回梁家河之後不久，也許是返回梁家河之前，他的老革命的姨父姨母已經向他透露了1970年六月中共中央轉發的《關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報告指出：經過三年來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已經具備了招生條件，計劃於本年下半年開始招生。招生辦法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複審相結合，也就是說，進大學不需要經過考試了。按照彭小明的文章《習近平文革經歷考》的說法，當時習近平的母親齊心寫信給梁家河黨支部，請求幫助習近平追求進步。這一封「媽媽來信」是日後習近平得到推薦照顧的早期鋪墊。既為照顧習近平打了招呼，又不像其他知青的幹部父母搞口頭或書面的強索特權那樣難聽難看。在習家恢複名譽之前做到了恰到好處，不疾不徐。生產隊黨支部和公社黨委的小幹部們無不受寵若驚，覺得習近平非同一般知青。從此，爭取上大學也成了習近平的重要動力。 「文革「研究權威人士宋永毅先生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說：一個人對一場政治運動的態度，常常是要總體來看，即要看他在這個政治運動中間是得利多，還是受損多。就習近平來說，他是得利多，受損少。習近平在「文革」初期，就讀的是八一學校，北京的八一學校，是軍隊幹部子女的學校，這個學校有兩個特點，一是紈絝子弟多，一些高幹子弟在那裡不好好讀書，習近平是因為功課差才送進去的。 他和薄熙來不一樣，薄熙來讀的是北京四中，是全中國最好的中學，是考進去的。所以為什麼薄熙來看不起習近平，因為八一學校大家是靠父母關係進去的，不通過擇優錄取的考試。 宋永毅先生說：「文化大革命」中他習近平得了什麼利呢？「文革」開始不久，習近平下了鄉，下了鄉以後他在那裡當了農村的支部書記，很快以「工農兵「身份被推薦進了清華。進了清華以後基本上一帆風順。按照習近平的水平，能進清華嗎？「文革」前八一學校的畢業生很少能考進清華的。 這裡需要定補充的是，薄煕來不但文革前進入男四中是考進去的，「文革」結束後，薄煕來也是靠高考成績進入北京大學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把今日的中國帶迴文革式的中國，人們又得面對「洗腦」的問題。何謂洗腦？本來，一個人的腦袋影響另一個人的腦袋是正常的，影響一群人的思想也無可厚非。人群里交換意見，互相影響，是健康的活動，也是民主社會的基礎。所謂的groupthink（群體思維）也不一定是洗腦。Groupthink常常只是趕時髦，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感而配合主流思想。 「洗腦」的意思是一個站在眾人上面的權威，為了自己的某種利益，往下強加概念和價值觀，懲罰出軌者。前蘇聯和東歐是明顯的例子。斯大林說作家是「靈魂的工程師」，前提是政治權威能塑造人的思想。納粹化的德國，波爾波特的柬埔寨也是例子。歷史上有許多例子。古今中外的邪教也很會洗腦。 中國共產黨的洗腦工程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而且侵入人們的意識比蘇聯的還厲害，甚至能夠比肩邪教。 洗腦的途徑和手法有兩類：吸引人的和嚇唬人的。吸引類常常是預測一個美好的未來：元代的紅巾起義，清代的白蓮教起義都預測彌勒佛的到來，洪秀全的太平天國保證信徒死後會上天堂，馬列主義預告理想共產社會會實現，習近平的中國夢宣布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來臨。這些諾言儘管多麼不同但有兩點是相同的：1）獎勵要等到將來 2）必須服從的指示是現在的。 嚇唬人的工具還更多，更有效。你不服從，我們給你警告。你不聽警告，懲罰就來，你越不聽懲罰越厲害：侮辱，隔離，監督，竊聽，軟禁，解僱，威脅家人，綁架，失蹤，毆打，坐監，勞改，酷刑，一直到死刑。這些懲罰都不是秘密。人人事先都清楚，都有理由怕。洗腦的關鍵不是懲罰本身，是對懲罰的恐懼。 恐懼對思維的影響是最大的。 在信息時代里，與害相輔相成的一個很重要的洗腦工具是愚民措施。到加州大學來念書的中國大陸本科生很多不知道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殺是怎麼回事，沒聽說過劉賓雁是誰，對今日在新疆的危害人類罪根本沒意識到。應該說是不允許意識到。 但畢竟，人腦是很複雜的東西，有很多層面。外在的權威，從上往下洗，究竟能洗百分多少？沒洗的層面還在那兒。不一定十分正常，甚至矛盾分裂，可是還在那兒。 今日的許多中國人有意識分裂現象。這也能理解。在當前的環境里，意識分裂是很正常的現象。比如晚上跟朋友吃飯喝酒，講故事說笑話罵習近平是「習禁評」，不亦樂乎，但第二天上班做國家機器的零件。意識分裂是很明顯的，而不只是老百姓或知識分子這樣，國家幹部，一直到高級幹部的位置，恐怕也常常分裂。 從自己的經驗里，我就能舉不少例子。比如，大約是2002年，清華大學派了一位副校長和一位漢辦主任到普林斯頓大學訪問，研究學術交流的前景。我和普大的幾位高級官員跟他們在「教授俱樂部」吃了一頓雅緻的午餐以後，兩個客人問能否到我自己的辦公室去進一步談語言教學問題，是否能夠安排普大本科生到清華來進修。我當然同意。談了可能半個鐘頭以後，有一位說要上廁所，問我在哪兒。我說出門向左，右側第二個門就是。 他走了。剛一出門，第二位客人問我「有沒有天安門文件？」說的是我前一年和黎安友合編的極其「敏感」的The Tiananmen Papers。我書架子上有幾本，拿了一本準備送給他，打開準備簽字，他心急地說「不必不必，有信封嗎？」我拿了個大信封，把書塞在裡面，遞給他。 過幾分鐘，上過廁所的朋友回來了。要是這位去了，那位留了，會不會發生同樣的事情？不知道。但我相信兩個人的腦子都「有層面」。 毫無疑問，在今天的中國社會裡，甚至在海外華人社會裡，意識分層面現象相當明顯。外面的表層是洗腦工程的產品，外表底下很可能藏著一些別的念頭和價值觀。但我們不能說那層外表只是假的，騙人的東西。從洗腦制度的角度來看，外表常常最重要的層面。外表標誌你服不服從外面的權威。下面舉兩個例子說明。 張愛玲的小說「赤地之戀」里，有一位年輕婦女在一場批鬥會上受到很嚴厲的謾罵之後，悄悄離去，在暗地裡痛哭。別人發現她，指責她剛才接受群眾的批評是裝的。她反應快，登時說，不，群眾那麼關心我，那樣鼓勵我進步，哭的是感恩淚。這麼一句聰明話能幫她逃脫困境罵？能，但並不是因為別人看不穿她的謊言，而是因為她說這句話等同於說「我向組織低頭，我接受我的卑下地位」。在洗腦者的角度看來，這句話就夠了。表層比內心重要。你服從我是我的目標，你自己怎麼想是次要的。 第二個例子是我的一個很好的中國朋友，住在海外，跟我合寫了一篇文章，到出版時，他問能否用筆名？我沒意見，出版社也答應，可是我不明白為什麼需要筆名。我們合寫這篇文章並不是秘密。很多人已經知道，難道北京的有關部門蒙在鼓裡嗎？朋友解釋，筆名的關鍵作用不是保密而是跟對方保持一種默契。你知道我在批評你，我知道你不喜歡我的批評，你知道我知道你不喜歡，等等。誰不騙誰。但我不用真名挑戰你，撕破你的臉皮。我「考慮」你，也希望你考慮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照舊允許我回國。這個例子也夠清楚，官方的主要目標是控制一個人的外表，內心如何是另一個問題。 與其說是「洗腦」倒不如說是「洗嘴」。 雖說習近平把中國帶迴文革式的社會，可是毛跟習的洗腦工程還是不同的。毛的更徹底。偉大舵手對年輕紅衛兵說「炮打司令部」，「靈魂深處幹革命」真點燃了他們火熱的內心。當然，毛時代里也有很多外表和內心不同的例子，但到了習時代，幾乎一切都在外表。我請問，今天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點燃了多少內心的熱火？從外面看，毛和習都達到了「思想統一」的目標，但相對地來說，毛的成就是更實質的，習統一的是語言表層。 劉曉波2002年寫了一篇「法輪功與人權意識的普及」 的散文，把毛時代的「強迫統一」和02年對待法輪功的強迫統一作比較。表面上看是一樣的：報紙上，電視上，學校里，會議里罵法輪功是完全一樣的，甚至用詞一模一樣，讓曉波聯想到文革的語言。但進一步想，他意識到02年與文革有一點是很不一樣的。在毛時代里，喊瘋狂口號的人一般都相信自己喊的內容。思想統一是真統一。但02 年的統一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而說的配套話。話起作用就行，信不信是次要的。必要的話，向自己的良心說謊也都可以。在文章結尾曉波問：哪種「統一」是更可怕的？思想的統一？還是對良心說謊的統一？然後他更進一步地問：哪種政權更可怕？要求思想一致的政權？還是要求人們對良心說謊的政權？ 有沒有辦法逃脫中國共產黨的洗腦制度？我說有。這個龐大的工程，儘管存在了幾十年，還沒有能徹底消除人們的正常認識和正常價值觀。人的基本價值觀是人性的產物，不容易改變。中共踐踏了人性幾十年沒能把它撲滅。在我看來，精神分裂不是最糟糕的局面。精神要是沒分兩個層面，那就更糟了。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共為紀念建黨一百周年，最近推出黨史新編。這本二十八萬字的書，貫徹習近平「不以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也不以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混亂邏輯，全面肯定中共百年歷史，看來中共真是史上最偉大的政黨了。從頭到尾，沒有犯一點錯，有錯也是試錯，試過錯不再試，也就變成沒有錯。 在這個邏輯之下，文革當然也沒有錯。 不久前，有陶斯亮者（文革時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的女兒），參加了葉劍英家族的一次大集會，幾乎所有的紅色後代都出席了，陶斯亮為這次聚會寫了一篇文章，為紅色後代唱了一番讚歌，但因此卻惹來另一些紅色後代的不滿。陶斯亮夾在中間不好做人，終於刪掉稿子完事。 陶鑄當年一度風頭很勁，從廣東第一把手，一躍而成全國第四把手，可惜沒「闊」上一年半載就被打倒，打倒還不算，還被迫害到患癌，失治而死。陶斯亮與老毛﹑林彪這些文革始作俑者的後代，再加上劉少奇﹑鄧小平等文革受害者後代一起，紅色家族濟濟一堂，果真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嗎? 近年來在習近平的「英明」領導下，文革正以迅猛的氣勢在中國大陸復活，網上已經有不少視頻，拍到大陸中小學生在跳忠字舞，唱紅歌，叫囂征服世界。政府對極少數異見人士實行大圍剿，網路審查無遠勿屆，文化創作上禁區重設，全國上下一片肅殺空氣。 習近平復活文革，是基於他對未來大陸相當悲觀的預測。國際環境急速惡化，必定影響國內經濟，科技被圍堵，與世界發展脫節，外貿更因為外部環境惡劣而必定走低。多年來積累的經濟發展不平衡諸多困素，一時間都集中在一起爆發，再加上人口紅利吃到盡頭，總之放眼國內外，滿眼都是壞消息。 面對預後兇險的判斷，習近平最近在視察廣西時，在湘江戰役紀念館發出「向死而生」的悲鳴，就是不但要準備過苦日子，還要準備過兇險的日子。為應付社會動蕩，只有把社會打造成更加專制﹑更加封閉﹑更加嚴酷，才能保全中共自己。 習近平老爸習仲勛也是文革受害者，習近平文革中也受衝擊，還要上山下鄉。他父親文革後，是痛定思痛比較深刻的一位中共高幹，也是最早倡議改革開放的一個政壇老人。習近平沒有跟著老爸的路子走，是因為他處在最高位置上，要保住中共紅色江山，唯有走迴文革。 習近平以老毛第二自居，一心想做世界革命領袖，改變世界歷史。他缺乏自知之明，野心大於能力，抱負流於空想。他上台後幾年，帶引中共走到今日這個惡劣的環境，證明他的思想和謀略都不足以承擔重任。他有權術，但權術可以保權力，不能為人民謀福祉。 最近溫家寶在澳門發表一篇文章，流露對當前中共處境的憂心，這在中共體制內是很不尋常的一種表現，是一種不和諧聲音。溫家寶發表文章的目的，有跳船的意味，公開表示他不認同習近平的極左路線。 習近平把中共搞到今日這種惡劣的境地，黨內老人當然不會滿意，但改革數十年，中國這塊肥肉已被紅色家族瓜分得差不多，各人的勢力範圍都已劃定，稍不小心失去平衡，就可能引起黨內激烈鬥爭，釀成大禍。因此，紅色家族都被綁在一架馬車上，互相依存，也等於互相保護，習近平駕車狂奔，車上的人即使心驚肉跳，也不敢跳車，一跳就有翻車的危險。 再說，有哪一個紅色家族沒有一點貪腐的把柄被習抓在手上？任何人敢亂說亂動，一旦被習針對，就可能被「繩之以法」，抄沒家財，身陷囹圄，永世不得超生。 因此，沒有人膽敢挑戰習的權威，各人守著自己的家業，全黨一起挨下去，且看會有什麼事發生。 今日要挽救中共，挽救中國，唯有出來一個大國手刮骨療毒，取習近平而代之，但遍觀朝廷內外，再找不到一個有擔當有本事有魄力的人，站出來登高一呼，扭轉乾坤了。因此中共與中國，都只有在這架馬車上狂奔下去，直至車毀人亡。 文革一定會重來，不但文革，中共終究會將大陸打造成一個軍國主義大國，美中之間必有一戰，世界必有一次大災劫。世界只有在一次大災劫後才能重生（如果沒有毀滅的話），這是我們的宿命，大家都坐穩了，系好安全帶，準備未來的大動蕩。 希望我看錯了，我只是依書直說，文革也回魂，世上就沒什麼事不會發生。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