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歲女童來初經骨齡超前3年 香味文具與夜燈誘發性早熟
2026 年 8 月 4 日
前些天，有人起訴莫言，說他歪曲歷史，抹黑英雄什麼的。 我在朋友圈裡連著刷到好幾篇文章，都在力挺莫言，痛批這件事。當然，我的朋友圈沒什麼代表性。如果去抖音之類地方看看，力挺起訴者、痛批莫言的說不定更多。至少我逛知乎的時候，就看到很多人在罵莫言，呼籲有人管管這個吃裡扒外的壞蛋。 那幾篇力挺莫言的文章，我大致翻了翻，雖然道理說的都對，但讀完以後，還是不免有種巨大的荒謬感。 都2024年了，還要寫文章爭論這些道理，不該覺得很荒謬嗎？ 這些爭論實在是一點都不新鮮。我小時候就聽到過類似的爭論。比如莫言的《紅高粱》，張藝謀老師翻拍成了電影，獲了一些獎，很多人就在罵。不是一個兩個，真的是很多人在罵。不過他們罵的主要不是莫言，而是張藝謀，說他崇洋媚外，說他抹黑中國，說他別有用心，等等等等。用的詞兒跟現在罵莫言的差不多。當然，也有人寫文章為張藝謀辯護。而他們講的道理，跟我在朋友圈裡刷到的那些文章，也差不多一模一樣。這種爭辯一直持續到了《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再往後基本就塵埃落定了。經過一番折騰後，整個社會似乎漸漸取得了共識：這些電影是好的，那種誅心式的攻擊是錯誤的。 所以，我一直以為大家已經永久性地跨越了痛罵《紅高粱》的階段。那些道理孰對孰錯，早就一清二楚，再也不用啰嗦了。但事實證明，我錯了。 兩次爭論中，罵的理由幾乎一樣，辯護的理由也幾乎一樣，只是時間上隔了三十多年。這還不夠讓我驚愕嗎？ 說起來，這是我的問題。我活在一個巨大的錯覺里。我曾經以為大家達成了很多基本共識，但並沒有。我曾經以為很多常識性的觀念只有歷史價值，但也不是。就像王小波的雜文，我一度覺得寫得很有趣，但是內容都是老生常談而已。我這麼想也並非沒有理由。當時整個社會對王小波的雜文都是一邊倒地讚賞，但並沒引發太大的爭論。四平八穩的常識能引發什麼爭論呢？ 但是，現在如果再爆出《花拉子模信使問題》、《思維的樂趣》《積極的結論》這樣的文章，就很可能引發爭論，很多人就會不認可，甚至會罵。我猜想，以後有些年輕人再讀王小波，甚至可能會受到思想上的震撼：原來還可以這樣思考問題！ 人上了歲數以後，讀書的時候往往是一邊讀，一邊忘，常看常新。我覺得咱們這個社會也有點像上歲數的人，常識會不斷變成冒犯，老生常談會不斷變成先鋒新知。一本書，幾十年前讀起來震撼，幾十年後讀起來再次震撼。一個道理，幾十年前讓人醍醐灌頂，幾十年後再次讓人醍醐灌頂。灌頂當然是好事，但是這些醍醐的保質期未免太長了些。 幾十年甚至可能都說短了，有時候甚至可能上百年。就像現在網上有些年輕人相信西方偽史論，說是西方那些發明，什麼蒸汽機啊，萬有引力理論啊，工業革命啊，都是從《永樂大典》里偷來的。其實類似的說法在清末就有。當時就有人說過，洋人那些東西都是從中國偷去的：力學是從《墨子》那裡偷去的，數學是從《九章算術》里偷去的，天文學是從《天官書》偷取的，等等等等。後來，大家都把這些說法當笑話看，就算有些人客氣些，也不過是說這些人「托古改制」，想要減少洋務運動的阻力。可誰能知道，一百多年後，這些東西又會打包成《永樂大典》，捲土重來呢？ 前一段，張雪峰對文科說了一些很不友好的話。當然，那些話並不正確，我也不贊成。但是我看到有文科生反駁張雪峰說：你說文科無用？當年要不是文科生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你們理科能有這麼大的發展？這個反駁也許是對的，但我還是忍不住覺得詫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麼一條簡簡單單的常識，怎麼還需要當成文科重要的成就呢？理工科學搞出了這麼複雜高深的成就，而文科生說我們也很厲害，我們提出了真理要靠實踐檢驗！這聽上去真是很荒謬。 我並沒有貶低人家的意思。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們就是要不斷發現常識，不斷重申一些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道理，不斷將老生常談談了又談。王小波常讀常新，已經灌過一百次的醍醐隨時準備灌第一百零一次。有人可能會覺得這是原地打轉，但要想保持原地打轉，都需要付出艱巨的努力。這個過程就是西西弗斯推石頭一樣。它考驗的不是智力。這不需要太高的智力，它考驗的是耐心和勇氣。大家都覺得中國式父母嘮叨，但他們再嘮叨也嘮叨不過咱們的常識輸出者。他們必須不停地說，不停地說，把同樣的道理用不同方式說了又說。可是他們真的不能停下來。 這讓我想起《愛麗絲鏡中奇緣》里，紅皇后對愛麗絲說的一句話。她說：「在這個世界上，你必須不停地奔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真是很不容易啊。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押沙龍yashl
01 前幾天我看到連岳老師關於二舅視頻的一段話，有點感慨，因為它想到了另一位作家：王小波。 連岳老師的話是這樣的： 網路圖片 這段話挺奇怪的，有點像邏輯學上所謂的「悖論」。連岳老師也反對「上綱上線」，但是 「凡是不喜歡這個視頻的，上綱上線的，基本都可以視為人民的敵人」，這就像一個糙男拍桌子大罵：「那些歧視女性的人，連娘們都不如！」 這個時候，你就搞不清楚他是男權沙文主義者呢，還是女權主義者，是吧？ 確實是謎一樣的男子。 當然，「二舅「視頻也無非就是一個視頻，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談不到是人民的朋友還是人民的敵人。連岳老師的論斷就讓我想到了王小波的一段話： 去看電影，尤其是國產電影，也有類似的危險；這種危險表現在兩個方面：看了好電影不覺得好，你就不夠好；看了壞電影不覺得壞，你就成了壞蛋——誰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這個風險？ 我不知道連岳老師現在再看王小波這段話，會作何感想。但是在多年前，王小波可是連岳老師的精神導師。 網路圖片 摘自連岳老師的《予人慧命者的王小波》 你看，連岳老師什麼時候下手都比別人要狠。換上一般人，最多說句「醍醐灌頂」、「如夢初醒」之類的話，連岳老師卻直接發現自己就是「一隻蠢豬」。說實話，這有點過分了，不該這麼說自己。 擺脫「一隻蠢豬」狀態的連岳老師曾斷言公務員都是小偷和強盜。（當然，王小波本人斷然不會贊成這樣極端的看法） 網路圖片 摘自連岳老師的《我為什麼說公務員是小偷和強盜？》 （抄這個標題的時候我都有點恐慌） 現在，連岳老師忽然又發現公務員原來是最先進的群體。那麼，連岳老師回過頭來看以前的文章，該怎麼評價自己？會不會有當年讀完王小波後的感受？ 雖說君子可以豹變，但豹變成了習慣，也不是好事。以後思潮一旦變遷，泔水桶一旦轉移，我覺得連岳老師說不定又會豹變。這樣一來，連岳老師萬一垂垂老矣的時候，又來次豹變，回顧自己幾十年的的人生，感慨……那就不好了。 所以說，以後連岳老師萬一被評為文學家，出一套十卷本編年體的《連岳文集》，那麼第三卷和第四卷，第六卷和第七卷，第九卷和第十卷能互相掐死對方。 02 不過，我這篇文章主要不是想說連岳老師，而是想說王小波。 我讀王小波的時候，大約是二十多歲。當時感覺作者既幽默又親切，但是並沒有什麼思想上的顛覆性，讀完了絲毫沒有把自己和豬聯繫起來。 三十歲以後，我就沒怎麼認真讀過王小波。在我看來，王小波的雜文是一種階段性的讀物，就像《麥田裡的守望者》一樣。在青春的時候遇到它們是一種幸運，但是過了那個年齡段，就不需要再讀了。 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王小波雜文里說的都是一些淺得不能再淺的常識。人應該追求智慧和趣味、辯論的時候不能扣大帽子、不要仇恨帶來壞消息的人等等，這都是些極其簡單的道理呀。不需要深刻的思考，不需要淵博的知識，我覺得任何正常人都會同意這些觀點。王小波只是把這些道理說得有趣點，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現在我的想法變了。 我覺得王小波是知識分子里最重要的一類人。很多知識分子可能比王小波想的更深刻，觀察得更敏銳，但是他們都沒有王小波重要。 這個世界需要深刻，需要知識，但是它更需要一些基本的常識。如果大家對一些基本常識達成了共識，都遵守一些並不複雜的規則，那麼就算我們犯錯了，也不會錯得太離譜。 我原來以為常識是不需要多講的東西，但是我錯了。常識需要不斷被重申。無論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代，常識都需要被不斷重申。人是感情動物，隨著情緒的波動，隨時都可能背離這些常識，所以我們需要一代又一代地把常識刻進人們的心裡。不然的話，人們就是會遺忘。 03 王小波的重要性是什麼？ 無數人都知道這些常識，王小波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他說出了這些常識，而是因為他能為這些常識背書。 他用自己有趣的文字、善良的性格、君子的風範為這些常識背了書。他活生生地像大家證明，擁有了這些常識，人可以活得多麼乾淨，多麼有趣，多麼讓人嚮往。 碰到連岳老師發表的那種言論，我會本能地援引王小波的文章來反駁他，就是因為大家都能接受王小波。即便是觀念不同的人，也很難去辱罵王小波那樣的作家。 王小波幽默、溫和、寬容、乾淨，充滿善意地看待世界。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把常識說得讓大家都能夠接受，把這些並不複雜的道理刻入人心。哪怕是乖戾的人，在他面前也會忘掉心中的戾氣。所以，怎麼稱讚王小波都不算高估。他確實非常非常重要。 每個時代都應該有自己的王小波，用貼近時代的語言，去重申那些老生常談的常識。但是很可惜，出現還是不出現，是要看運氣的。並不是每個時代都會產生這樣的人物。在沒有新版王小波的時候，我們只能湊合著援引老版王小波。 也許有些老舊，但又有什麼辦法呢？ 總不能去追隨測不準的人生導師吧？追隨他們太危險了，說不定什麼時候他們就會忽然嘆氣：「我想明白了，前兩年我領你們去的地方是化糞池。抱歉讓你們喝了幾年的糞湯，但現在不會了，這次肯定是雞湯！」 萬一他們又變了呢？ 還是讀讀王小波吧。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押沙龍yashl）
李銀河的幸福感從何而來？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擁有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的社會學家李銀河在微博發表一篇驚世駭俗的短文《我們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幸運的一代人》。文章引述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對中美經濟的比較研究的一份報告認為，若用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來衡量，中國已經高出美國百分之十五。「能親眼見到、親身經歷這個變化，是此前千百萬代中國人沒有過的幸運。本人生於一九五零年代，應當說我們這代人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幸運的一代人。」 除了哈佛報告，李銀河列出的兩大「如此幸運」的論據是：其一，出生於戰亂結束的年代，如今進入古稀之年時，已經僥倖過了七十個和平的年頭。其二，這代人親身見證了中國經濟的劇變，如今可以隨心所欲買到所有生活必需品，享受消費完全不用現金的現代生活方式。所以，「我們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幸運的一代人，這已經成為一個無可更改的事實」。 然而，這兩大論據都大有值得推敲之處。其一，李銀河出生以來的七十年，中國並非沒有戰爭，中國捲入韓戰、台海危機、中印和中越戰爭，戰死官兵多達數十萬人，比八路軍在抗戰中死的人多得多。中共內部的政治運動與殺戮，慘烈程度遠甚於戰爭。毛時代的大饑荒，活活餓死數千萬人，超過中國在二戰中軍民的死亡總人數。和平年代的一九八九年，鄧小平調動野戰軍進北京城屠數萬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當時在北京的李銀河難道如此善忘？ 其二，中國經濟固然發生了劇變，但就連中共總理李克強都承認，六億民眾月收入僅千元，這些人不可能像李銀河所說的那樣「隨心所欲買到所有生活必需品」。而李銀河引用的哈佛報告中的有關數據，源頭都來自中國政府，這些數據當不得真。李克強曾親口對前美國駐華大使雷德說，中國的GDP數據是「人造」的——這算不算是泄露國家機密呢？ 李銀河不是第一次發出此類奇談怪論。二零一零年，薄熙來垮台之前，她在微博上發表短文《薄熙來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文章寫道：「在重慶成功掃黑之後，薄熙來又開始發動反腐，採取獎勵實名舉報的辦法，重慶的吏治將會更加清明起來。」她的結論是：「在我看來，薄熙來的作為說明他是一個真正理想主義的共產黨人。……如果有一批薄熙來這樣的人，共產黨就還有希望。」幾個月後，薄熙來就垮台了，她對此保持沉默。三年後，李銀河又發表一篇題為《從習近平吃包子說開去》的文章，聲情並茂地寫道：「近日，習近平走進一家包子店，吃了幾個包子，自己掏出二十一元錢結了帳。這件事引起普遍好感，對於新一屆領導人要做的事情，大家的信任感與日俱增。」她的結論是：「從習近平吃包子這件小事可以看出，共產黨的官員完全可以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奉公守法沒什麼特殊利益的公務員，現代政治家，而並不一定要成為傳統中國只知道作威作福的大官；共產黨完全可以成為一個現代社會的遵守憲法的執政黨，而並不一定要成為傳統中國專制獨裁式的統治者。」 這兩篇文章自相矛盾，非常有趣。看來，在美國名校獲得博士學位，不一定具有基本的生活和政治常識；與絕頂聰明的作家王小波做了十八年夫妻，也不一定接受了丈夫堅持的自由民主價值觀。李銀河的幸福感，來自於她本人是既得利益階層——其父母是一九三零年代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和「老八路」，後來成為《人民日報》創社元老。她從非一流大學的山西大學畢業，卻能進入國務院研究室，一九八二年拿到公派留學美國的稀缺名額。在所謂改革開放時代，她又能憑藉留美博士學歷，進入中國第一個文科博士流動站——北大博士後流動站，然後進入中國社科院，後來又成為超級暢銷書作家。 你以為自己是老闆，其實是行貨 李銀河為公眾所知，不是因為她的社會學研究，而是因為她是王小波的遺孀；正如張香華被公眾所知，不是因為她是詩人，而是因為她是柏楊的遺孀。張香華決定禁止出版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李銀河成為薄熙來和習近平的粉絲，她們身為「未亡人」，卻自告奮勇地充當已故先生的敵人。 二零零九年，李銀河曾為中共殘暴的計劃生育政策辯護：「一旦取消計劃生育，就像是撤消了禁賽令，家家戶戶又都上了賽道，看誰跑得快，生得多。……我們如果按照中國的資源狀況定一個人口四億的目標，那麼計劃生育就不是危險的使中國衰落的政策，就不必叫停，也不必鼓勵生育。」中國人口要下降到四億，大概只有實行希特勒式的種族滅絕，那就先從少數民族開始，這就是習近平在新疆對維吾爾人做的事情。李銀河的高論發表十多年後，中國快速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消耗殆盡，中共意識到計劃生育政策的危害，開放二胎乃至三胎，似乎是狠狠打臉李銀河。 李銀河以老闆的身份高談闊論，卻不知道她只是行貨。什麼是行貨？王小波在《行貨感和文化相對主義》一文中，從《水滸傳》中神行太保戴宗與宋江間的一段故事講起，宋江被刺配到江州，戴宗是監獄長，居高臨下地說：「你就是我的行貨，我想怎麼弄你就怎麼弄。」王小波由此聯想到自己的身世——上山下鄉時代，被呼來喚去，被指示著干盡荒唐事，十足一個行貨。所謂行貨，其實就是奴隸，人家支配你幹什麼或對你有怎樣的定義，都無須向你解釋或徵得你的同意。 王小波和李銀河都當過知青，知青就是行貨，就是奴隸——毛澤東讓上千萬城市青年奔赴山鄉，不會徵求他們本人的意見，也不在乎他們內心愿意或不願意。王小波從自身的切膚之痛中得出結論：「中國的許多典籍，自孔孟以來，講的全是行貨言論。」中國的諸子百家，大都是研究愚民政策和奴隸哲學。 王小波特別敏感於專制政權對人的捉弄。捉弄，源於不尊重，甚至對人的蔑視，也就是不把人當人看，這在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偉大」傳統。王小波在《人性的逆轉》一文中寫道：「有些人認為這種（知青）經歷是一種崇高的感受，我就斷然反對，而且認為這種想法是病態的……七十年代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個極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輕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犧牲，而且這種犧牲毫無價值。」王小波說，「假如人生活在一種無力改變的痛苦中，就會轉而愛上這種痛苦，把它視為一種快樂」，繼而認定在忍受了那些痛苦、做出了犧牲之後，能產生克服困難的崇高的審美衝動，那就近乎是一種受虐狂的特徵。美化此種經歷，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王小波寫這段話時，大概不會想到他深愛的妻子卻是一個受虐狂。王小波去世多年之後，李銀河在自傳中透露了她對於虐戀的喜愛：「我的性傾向中有很深的虐戀色彩，成因不明，但是感覺是不會錯的。我畢生研究和寫作的衝動全部應當追溯到我對虐戀的喜愛。」由於對虐戀的喜愛，她還寫了一本關於虐戀的性學研究著作《虐戀亞文化》。她後來有一個同性伴侶，彼此虐戀，這是她個人的性取向，她洋洋得意地公開展示，但並無多少討論的價值；真正有討論價值的是，李銀河還有另一個虐戀對象——中國共產黨。 王小波認為，毛時代，乃至整個共產黨統治時代，是一段無理智、無趣、荒唐的年代，它唯一的價值就是告訴人們，什麼樣的時代是最醜陋的時代。他對此做了個簡單而準確的解釋：「就是伽利略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今天的中國，絕對不是李銀河所說的最幸運、最幸福的時代，而是王小波所說的最恐怖、最黑暗的時代。王小波被這樣一個時代吞噬了，李銀河卻為這樣的時代添磚加瓦、塗脂抹粉。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