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亞法：悼南澳哥李偉樑
2026 年 7 月 14 日
網路闢謠這門手藝，上海算是祖師爺，如今蘇州也得了真傳，技術愈發爐火純青。 近日，有一些自媒體發布文章和視頻，對大量外資企業已經或準備撤出蘇州表示關注，表達擔憂。作為外資製造業企業集聚的高地與重鎮，蘇州的變化對中國宏觀經濟影響深遠，更牽動人們日益敏感的神經。 真有外資企業在撤離嗎？哪些外企撤離了？比例佔多大？因為什麼原因撤離？出於對自己工作和收入的關心，人們迫切想要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也迫切期待政府採取果斷措施改善局面。 於是，蘇州行動了，蘇州闢謠了…… 網路圖片 雖然闢謠一件眾所周知的事情本身很難理喻，但不得不說，蘇州闢謠的水平還是相當高的。 網路圖片 你們不是說外資企業在撤離蘇州嗎？我拿實際的數據來打臉： 你看，我們蘇州現在有外資企業24639戶，比上個月多了35戶，比去年底多了1000戶。短期在增長，長期也在增長，你們吃飽了沒事幹少傳點謠言吧！ 這次闢謠，絕對是高手在操盤！ 闢謠，有三重境界： 闢謠境界第一重，主打一個你愛信不信 由權威部門出面，通常是地方政府或者是公安機關等主管單位發一個闢謠通告，說某某事情不實。具體哪裡不實呢？不說。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呢？也不說。反正我們權威，反正只有我們掌握信息，我說不實就是不實。 「你愛信不信」的闢謠，力度很大，但效果就幾乎沒有。謠言之所以有快速傳播的空間，反映的是公眾對真相的極度渴求，不提供真相的單純闢謠無法滿足公眾的信息需求，自然也無法平息謠言。 闢謠境界第二重，主打一個摳細枝末節 這類闢謠通常會抓住複雜傳言中某個微不足道的錯誤細節來作文章，通過否定細節來把整個傳言定性為謠言。 例如有傳言說「喜羊羊昨晚拿著80公分的大砍刀殺了灰太狼」，某地出來闢謠說12月22日我市不存在有人拿80公分砍刀殺狼的事件，請大家不信謠不傳謠。然而真相是，兇殺事件發生在12月23日凌晨2點，砍刀長度是75公分，這樣一來，「昨晚」的確是不嚴謹，「80公分」的確是不準確，可這個說法能算謠言嗎？ 「摳細枝末節」的闢謠，剛開始在上海流行的時候還能唬到一些人，現在大家普遍識破了這個套路，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闢謠境界第三重，拿光鮮一面的真實信息來遮掩全貌 這類闢謠是最有迷惑性的，是第二重境界的升級版本。它會直面事件核心，給人一種不迴避問題的自信感覺，並且會給出具體的真實信息，看起來非常坦誠。 上面蘇州對外資撤離的闢謠就來到了第三重境界。首先，它直接面對問題的核心，就是外資企業在蘇州的現狀與過去一段時間的變化情況，然後，它用市場監管的數據回應了公眾的需求，給出了外資企業在冊數量的權威數據。 然而，外資企業在冊數量就是全部的真相了嗎？不是的。 當人們討論外資撤離的時候，第一個直觀的感受是企業裁員和產線停產。一家工廠關閉了八成的生產線，裁撤了八成的員工，把相應崗位和產能轉到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算不算產能撤離？ 當人們討論外資撤離的時候，第二個直觀的感受產業龍頭企業和大型企業的變動。某個地區撤走了一家年產值50億的工廠，新開了5家年產值的1000萬的工廠，算不算巨頭撤離？ 當人們討論外資撤離的時候，第三個直觀的感受是實際利用外資的變化。某個地區以前每年能有數十億美元的外資直接投資，現在只有千萬美元級別的投資，算不算資金撤離？ 當然，以上各方面的數據蘇州在闢謠時都沒有提供，我也沒有膽量私自去調查發布，所以，我並不知道蘇州外資企業實際在崗人數變化，蘇州外資企業實際產值變化，蘇州大型外資企業數量變化，蘇州實際利用外資變化…… 網路圖片 蘇州外資真實情況如何，你猜？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基本常識
網路闢謠這門手藝，上海算是祖師爺，如今蘇州也得了真傳，技術愈發爐火純青。 近日，有一些自媒體發布文章和視頻，對大量外資企業已經或準備撤出蘇州表示關注，表達擔憂。作為外資製造業企業集聚的高地與重鎮，蘇州的變化對中國宏觀經濟影響深遠，更牽動人們日益敏感的神經。 真有外資企業在撤離嗎？哪些外企撤離了？比例佔多大？因為什麼原因撤離？出於對自己工作和收入的關心，人們迫切想要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也迫切期待政府採取果斷措施改善局面。 於是，蘇州行動了，蘇州闢謠了…… 網路圖片 雖然闢謠一件眾所周知的事情本身很難理喻，但不得不說，蘇州闢謠的水平還是相當高的。 網路圖片 你們不是說外資企業在撤離蘇州嗎？我拿實際的數據來打臉： 你看，我們蘇州現在有外資企業24639戶，比上個月多了35戶，比去年底多了1000戶。短期在增長，長期也在增長，你們吃飽了沒事幹少傳點謠言吧！ 這次闢謠，絕對是高手在操盤！ 闢謠，有三重境界： 闢謠境界第一重，主打一個你愛信不信 由權威部門出面，通常是地方政府或者是公安機關等主管單位發一個闢謠通告，說某某事情不實。具體哪裡不實呢？不說。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呢？也不說。反正我們權威，反正只有我們掌握信息，我說不實就是不實。 「你愛信不信」的闢謠，力度很大，但效果就幾乎沒有。謠言之所以有快速傳播的空間，反映的是公眾對真相的極度渴求，不提供真相的單純闢謠無法滿足公眾的信息需求，自然也無法平息謠言。 闢謠境界第二重，主打一個摳細枝末節 這類闢謠通常會抓住複雜傳言中某個微不足道的錯誤細節來作文章，通過否定細節來把整個傳言定性為謠言。 例如有傳言說「喜羊羊昨晚拿著80公分的大砍刀殺了灰太狼」，某地出來闢謠說12月22日我市不存在有人拿80公分砍刀殺狼的事件，請大家不信謠不傳謠。然而真相是，兇殺事件發生在12月23日凌晨2點，砍刀長度是75公分，這樣一來，「昨晚」的確是不嚴謹，「80公分」的確是不準確，可這個說法能算謠言嗎？ 「摳細枝末節」的闢謠，剛開始在上海流行的時候還能唬到一些人，現在大家普遍識破了這個套路，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闢謠境界第三重，拿光鮮一面的真實信息來遮掩全貌 這類闢謠是最有迷惑性的，是第二重境界的升級版本。它會直面事件核心，給人一種不迴避問題的自信感覺，並且會給出具體的真實信息，看起來非常坦誠。 上面蘇州對外資撤離的闢謠就來到了第三重境界。首先，它直接面對問題的核心，就是外資企業在蘇州的現狀與過去一段時間的變化情況，然後，它用市場監管的數據回應了公眾的需求，給出了外資企業在冊數量的權威數據。 然而，外資企業在冊數量就是全部的真相了嗎？不是的。 當人們討論外資撤離的時候，第一個直觀的感受是企業裁員和產線停產。一家工廠關閉了八成的生產線，裁撤了八成的員工，把相應崗位和產能轉到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算不算產能撤離？ 當人們討論外資撤離的時候，第二個直觀的感受產業龍頭企業和大型企業的變動。某個地區撤走了一家年產值50億的工廠，新開了5家年產值的1000萬的工廠，算不算巨頭撤離？ 當人們討論外資撤離的時候，第三個直觀的感受是實際利用外資的變化。某個地區以前每年能有數十億美元的外資直接投資，現在只有千萬美元級別的投資，算不算資金撤離？ 當然，以上各方面的數據蘇州在闢謠時都沒有提供，我也沒有膽量私自去調查發布，所以，我並不知道蘇州外資企業實際在崗人數變化，蘇州外資企業實際產值變化，蘇州大型外資企業數量變化，蘇州實際利用外資變化…… 網路圖片 蘇州外資真實情況如何，你猜？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基本常識
香港總商會近日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該會44.3%的受訪成員企業看淡2025年的香港經濟，看好的只有18.3%，另有25.1%維持不變。 根據調查，有31.1%的受訪公司預期來年業務有所增長，45.2%預料業務維持不變；在招聘意向方面，只有26%受訪企業計畫增聘人手，49.8%會維持人手不變，另有17.4%計畫裁員。 相對於香港，受訪成員企業更看好大灣區（不包括香港）的投資；在區內有業務的受訪公司中，34%表示將在未來1年增加投資，只有5.4%受訪企業表示會減少在大灣區的投資。 調查也顯示，商會成員看好海外地區前景，分別有38.6%和25.9%的受訪企業計畫增加對東協和中東市場的投資。
香港總商會近日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該會44.3%的受訪成員企業看淡2025年的香港經濟，看好的只有18.3%，另有25.1%維持不變。 根據調查，有31.1%的受訪公司預期來年業務有所增長，45.2%預料業務維持不變；在招聘意向方面，只有26%受訪企業計畫增聘人手，49.8%會維持人手不變，另有17.4%計畫裁員。 相對於香港，受訪成員企業更看好大灣區（不包括香港）的投資；在區內有業務的受訪公司中，34%表示將在未來1年增加投資，只有5.4%受訪企業表示會減少在大灣區的投資。 調查也顯示，商會成員看好海外地區前景，分別有38.6%和25.9%的受訪企業計畫增加對東協和中東市場的投資。
縱觀人類歷史，大國的崩潰往往不是在某個時刻突然發生，而是由一系列內部矛盾和外部壓力累積而成。 就像螞蟻或者老鼠逐步啃咬摧毀了堤壩，那些隱秘的矛盾跡象，在漫長的時間內逐漸蠶食國家的根基，最終導致危機發生、社會解體。大國走向崩潰，不得不面臨整個社會的重構，長期積累的問題，終於造成無法挽回的痛苦。 以羅馬帝國的衰落為例，可以發現，大國崩潰的歷程和原因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經濟失衡，引發經濟方面難以挽救的痼疾； 政治失控，中央集權的長期控制反而造成了最終的失控； 外部壓力加劇，成為壓垮大國的外部因素； 文化與觀念的滯後，造成整個社會的腐朽與墮落。 ROMAN 羅馬帝國的經濟衰亡 羅馬的經濟嚴重依賴奴隸制度，奴隸只需要最低限度的生存資料，也不需要任何福利和國家財政的回饋，卻能高強度完成工作，並且聽任國家的任何指揮。奴隸還會生小奴隸，世代成為勞力。 所以，對羅馬帝國經濟模式來說，大量奴隸的存在是最基本的前提。 在帝國發展前期，奴隸越來越多；但隨著帝國的不斷擴張，能夠被征服並提供奴隸的地區逐漸減少，導致勞動力驟減。 因為過度依賴壓榨奴隸，導致羅馬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效率止步不前。同時，過度的稅收負擔加重了平民的貧困，大量農民被迫離開土地，湧入城市尋找生計，形成龐大的無產階層，增加了社會負擔。 這些無產階層得不到足夠的就業機會，成為不穩定因素。 有投票權的中產階級公民的衰落和貴族對底層奴隸的日益依賴，是羅馬經濟衰落的重要原因。 此外，羅馬的經濟模式一直高度依賴外部環境，因為內生增長的動力不足，導致它的經濟越來越依賴外圍。當時，羅馬高度依賴歐洲和環地中海地區乃至中東的貿易，貿易路線一旦遇到阻礙，就會給經濟帶來大麻煩。 這是因為，羅馬的食利階層日益腐朽、貪得無厭，對內的經濟壓榨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欲壑，因此就必須加大對外部市場的依賴，以維持該階層的利益。 然而，當外部經濟擴張空間日益狹小、從而止步，羅馬的經濟便開始喪失活力。貨幣貶值、貿易萎縮和高昂的負債，使得國家難以維持龐大的行政管理與軍事支出。 但與此同時，龐大的食利階層卻在繼續膨脹，毫無收斂之意。 在經濟好的時候，對外貿易和內生經濟可以供養食利階層，但經濟差的時候，食利階層的吸血就成了一個巨大的負擔，導致國家迅速走向財政崩潰，再反過來影響經濟。 ROMAN 羅馬帝國的政治衰亡 羅馬帝國早期，共和制度保證了政府的相對清廉與透明。 但到了羅馬中後期，元老院和貴族們逐漸蛻化為既得利益集團，政治腐敗橫行，中央集權跋扈。與此同時，皇位繼承缺乏穩定的制度，導致宮廷內鬥不斷，政局開始不穩。 到了羅馬晚期，軍人干政嚴重，一切以軍事先行。元老院權力式微，國家治理進一步陷入了專制的陰影之下。 3世紀「軍營皇帝」時期（235—284年），羅馬經歷了近五十年的內亂，短短期間更換了數十位皇帝。政治的不穩定導致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下降，各地逐步形成割據。 帝國晚期，外敵的壓力成為壓垮羅馬的直接原因。 北方日耳曼部落（今天德國地區）的遷徙與侵犯，嚴重威脅了帝國的邊疆安全，而內部的財政崩潰和軍隊的士氣低落，使羅馬無力應對外部壓力。 外部壓力也對羅馬的經濟形成了很大壓力，一些既往的貿易通道被切斷，經濟收入來源進一步收縮。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羅馬城這座「永恆之都」，象徵著羅馬帝國的真正崩潰。 總的來說，羅馬帝國的衰落是內憂（經濟和政治腐朽失控）與外患（外族介入）聚合的結果。它顯現了大國崩潰的漸進性和複雜性。 ROMAN 羅馬帝國的文化腐朽 羅馬帝國的衰亡不僅是經濟、政治和軍事問題的後果，文化腐朽同樣是導致它逐步走向滅亡的重要因素。 文化的腐朽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貫穿於社會的方方面面。 羅馬共和國時期，社會崇尚的是「樸素、節儉、榮譽」的美德，這些價值觀支撐了羅馬從一個城邦發展為龐大的帝國。 然而，隨著帝國的擴張和財富的積累，統治階層的價值觀逐漸發生了變化，從重視責任和義務轉向追求享樂與奢華。 統治階層的享樂主義，又間接導致了民眾的大規模「躺平」，因為羅馬公民總是能看到統治階層的腐敗與糜爛，於是奮鬥也開始逐漸變得沒有意義，民間也充斥著及時行樂的思維。 戰爭文化的崛起也是羅馬中後期的一種特點。社會開始崇拜戰爭、呼喚戰爭，與此同時卻是對內部社會治理的不重視，似乎只要解決了外部問題，一切就能迎刃而解。 羅馬後期，社會風氣也在走向衰敗。道德滑坡，人們開始變得自私自利、缺乏原則，正直的公民日益受到排擠，狡詐和道德低下者佔了上風。 羅馬後期的公共事務和私生活中，都充斥著腐敗和形式主義。政府則只會一味通過高壓統治維持秩序，導致底層文化的進一步崩壞。 究其根源，還是上層的奢靡和腐敗加劇了社會不平等，也讓民眾對統治階層失去信任，社會的信任紐帶逐漸瓦解。 另外，羅馬帝國早期曾是文化輝煌的時代，其建築、文學和哲學作品至今影響深遠。然而，到了帝國晚期，文化創新也逐步乏力，流行的大多都是一些「靡靡之音」般的頹廢平庸作品，學術和藝術逐漸流向形式，甚至背離了羅馬傳統。 精神與智力方面失去活力，往往被忽視作為大國崩潰的跡象，但其實相當重要。因為精神生活體現的是一個國家國民真正的氣象和內在意志，而內在意志的頹靡，帶來的一定是整個國家走向死氣沉沉。 現代國家的好處是信息來源更豐富、糾偏措施更多，所以上層精英們可以從歷史中汲取教訓，認識到崩潰的跡象，並且及時糾偏。 一個國家如果想要長期維持繁榮與活力，必須明確認識到其真正的內部矛盾並且嘗試去解決，要徹底調整經濟結構、改革政治體系、促進文化繁榮，並積极參与國際合作。 正確認識自己並且還要有魄力作為，是一個國家避免歷史悲劇重演的關鍵所在。如果一味沉浸於自大的迷夢，缺乏勇氣去解決內部的深層次矛盾，那麼就難免走向衰敗。 歷史如鏡，警鐘長鳴。大國的興衰不僅是權力的輪迴，更是人類社會前行中的深刻啟迪。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黑噪音
縱觀人類歷史，大國的崩潰往往不是在某個時刻突然發生，而是由一系列內部矛盾和外部壓力累積而成。 就像螞蟻或者老鼠逐步啃咬摧毀了堤壩，那些隱秘的矛盾跡象，在漫長的時間內逐漸蠶食國家的根基，最終導致危機發生、社會解體。大國走向崩潰，不得不面臨整個社會的重構，長期積累的問題，終於造成無法挽回的痛苦。 以羅馬帝國的衰落為例，可以發現，大國崩潰的歷程和原因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經濟失衡，引發經濟方面難以挽救的痼疾； 政治失控，中央集權的長期控制反而造成了最終的失控； 外部壓力加劇，成為壓垮大國的外部因素； 文化與觀念的滯後，造成整個社會的腐朽與墮落。 ROMAN 羅馬帝國的經濟衰亡 羅馬的經濟嚴重依賴奴隸制度，奴隸只需要最低限度的生存資料，也不需要任何福利和國家財政的回饋，卻能高強度完成工作，並且聽任國家的任何指揮。奴隸還會生小奴隸，世代成為勞力。 所以，對羅馬帝國經濟模式來說，大量奴隸的存在是最基本的前提。 在帝國發展前期，奴隸越來越多；但隨著帝國的不斷擴張，能夠被征服並提供奴隸的地區逐漸減少，導致勞動力驟減。 因為過度依賴壓榨奴隸，導致羅馬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效率止步不前。同時，過度的稅收負擔加重了平民的貧困，大量農民被迫離開土地，湧入城市尋找生計，形成龐大的無產階層，增加了社會負擔。 這些無產階層得不到足夠的就業機會，成為不穩定因素。 有投票權的中產階級公民的衰落和貴族對底層奴隸的日益依賴，是羅馬經濟衰落的重要原因。 此外，羅馬的經濟模式一直高度依賴外部環境，因為內生增長的動力不足，導致它的經濟越來越依賴外圍。當時，羅馬高度依賴歐洲和環地中海地區乃至中東的貿易，貿易路線一旦遇到阻礙，就會給經濟帶來大麻煩。 這是因為，羅馬的食利階層日益腐朽、貪得無厭，對內的經濟壓榨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欲壑，因此就必須加大對外部市場的依賴，以維持該階層的利益。 然而，當外部經濟擴張空間日益狹小、從而止步，羅馬的經濟便開始喪失活力。貨幣貶值、貿易萎縮和高昂的負債，使得國家難以維持龐大的行政管理與軍事支出。 但與此同時，龐大的食利階層卻在繼續膨脹，毫無收斂之意。 在經濟好的時候，對外貿易和內生經濟可以供養食利階層，但經濟差的時候，食利階層的吸血就成了一個巨大的負擔，導致國家迅速走向財政崩潰，再反過來影響經濟。 ROMAN 羅馬帝國的政治衰亡 羅馬帝國早期，共和制度保證了政府的相對清廉與透明。 但到了羅馬中後期，元老院和貴族們逐漸蛻化為既得利益集團，政治腐敗橫行，中央集權跋扈。與此同時，皇位繼承缺乏穩定的制度，導致宮廷內鬥不斷，政局開始不穩。 到了羅馬晚期，軍人干政嚴重，一切以軍事先行。元老院權力式微，國家治理進一步陷入了專制的陰影之下。 3世紀「軍營皇帝」時期（235—284年），羅馬經歷了近五十年的內亂，短短期間更換了數十位皇帝。政治的不穩定導致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下降，各地逐步形成割據。 帝國晚期，外敵的壓力成為壓垮羅馬的直接原因。 北方日耳曼部落（今天德國地區）的遷徙與侵犯，嚴重威脅了帝國的邊疆安全，而內部的財政崩潰和軍隊的士氣低落，使羅馬無力應對外部壓力。 外部壓力也對羅馬的經濟形成了很大壓力，一些既往的貿易通道被切斷，經濟收入來源進一步收縮。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羅馬城這座「永恆之都」，象徵著羅馬帝國的真正崩潰。 總的來說，羅馬帝國的衰落是內憂（經濟和政治腐朽失控）與外患（外族介入）聚合的結果。它顯現了大國崩潰的漸進性和複雜性。 ROMAN 羅馬帝國的文化腐朽 羅馬帝國的衰亡不僅是經濟、政治和軍事問題的後果，文化腐朽同樣是導致它逐步走向滅亡的重要因素。 文化的腐朽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貫穿於社會的方方面面。 羅馬共和國時期，社會崇尚的是「樸素、節儉、榮譽」的美德，這些價值觀支撐了羅馬從一個城邦發展為龐大的帝國。 然而，隨著帝國的擴張和財富的積累，統治階層的價值觀逐漸發生了變化，從重視責任和義務轉向追求享樂與奢華。 統治階層的享樂主義，又間接導致了民眾的大規模「躺平」，因為羅馬公民總是能看到統治階層的腐敗與糜爛，於是奮鬥也開始逐漸變得沒有意義，民間也充斥著及時行樂的思維。 戰爭文化的崛起也是羅馬中後期的一種特點。社會開始崇拜戰爭、呼喚戰爭，與此同時卻是對內部社會治理的不重視，似乎只要解決了外部問題，一切就能迎刃而解。 羅馬後期，社會風氣也在走向衰敗。道德滑坡，人們開始變得自私自利、缺乏原則，正直的公民日益受到排擠，狡詐和道德低下者佔了上風。 羅馬後期的公共事務和私生活中，都充斥著腐敗和形式主義。政府則只會一味通過高壓統治維持秩序，導致底層文化的進一步崩壞。 究其根源，還是上層的奢靡和腐敗加劇了社會不平等，也讓民眾對統治階層失去信任，社會的信任紐帶逐漸瓦解。 另外，羅馬帝國早期曾是文化輝煌的時代，其建築、文學和哲學作品至今影響深遠。然而，到了帝國晚期，文化創新也逐步乏力，流行的大多都是一些「靡靡之音」般的頹廢平庸作品，學術和藝術逐漸流向形式，甚至背離了羅馬傳統。 精神與智力方面失去活力，往往被忽視作為大國崩潰的跡象，但其實相當重要。因為精神生活體現的是一個國家國民真正的氣象和內在意志，而內在意志的頹靡，帶來的一定是整個國家走向死氣沉沉。 現代國家的好處是信息來源更豐富、糾偏措施更多，所以上層精英們可以從歷史中汲取教訓，認識到崩潰的跡象，並且及時糾偏。 一個國家如果想要長期維持繁榮與活力，必須明確認識到其真正的內部矛盾並且嘗試去解決，要徹底調整經濟結構、改革政治體系、促進文化繁榮，並積极參与國際合作。 正確認識自己並且還要有魄力作為，是一個國家避免歷史悲劇重演的關鍵所在。如果一味沉浸於自大的迷夢，缺乏勇氣去解決內部的深層次矛盾，那麼就難免走向衰敗。 歷史如鏡，警鐘長鳴。大國的興衰不僅是權力的輪迴，更是人類社會前行中的深刻啟迪。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黑噪音
縱觀人類歷史，大國的崩潰往往不是在某個時刻突然發生，而是由一系列內部矛盾和外部壓力累積而成。 就像螞蟻或者老鼠逐步啃咬摧毀了堤壩，那些隱秘的矛盾跡象，在漫長的時間內逐漸蠶食國家的根基，最終導致危機發生、社會解體。大國走向崩潰，不得不面臨整個社會的重構，長期積累的問題，終於造成無法挽回的痛苦。 以羅馬帝國的衰落為例，可以發現，大國崩潰的歷程和原因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經濟失衡，引發經濟方面難以挽救的痼疾； 政治失控，中央集權的長期控制反而造成了最終的失控； 外部壓力加劇，成為壓垮大國的外部因素； 文化與觀念的滯後，造成整個社會的腐朽與墮落。 ROMAN 羅馬帝國的經濟衰亡 羅馬的經濟嚴重依賴奴隸制度，奴隸只需要最低限度的生存資料，也不需要任何福利和國家財政的回饋，卻能高強度完成工作，並且聽任國家的任何指揮。奴隸還會生小奴隸，世代成為勞力。 所以，對羅馬帝國經濟模式來說，大量奴隸的存在是最基本的前提。 在帝國發展前期，奴隸越來越多；但隨著帝國的不斷擴張，能夠被征服並提供奴隸的地區逐漸減少，導致勞動力驟減。 因為過度依賴壓榨奴隸，導致羅馬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效率止步不前。同時，過度的稅收負擔加重了平民的貧困，大量農民被迫離開土地，湧入城市尋找生計，形成龐大的無產階層，增加了社會負擔。 這些無產階層得不到足夠的就業機會，成為不穩定因素。 有投票權的中產階級公民的衰落和貴族對底層奴隸的日益依賴，是羅馬經濟衰落的重要原因。 此外，羅馬的經濟模式一直高度依賴外部環境，因為內生增長的動力不足，導致它的經濟越來越依賴外圍。當時，羅馬高度依賴歐洲和環地中海地區乃至中東的貿易，貿易路線一旦遇到阻礙，就會給經濟帶來大麻煩。 這是因為，羅馬的食利階層日益腐朽、貪得無厭，對內的經濟壓榨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欲壑，因此就必須加大對外部市場的依賴，以維持該階層的利益。 然而，當外部經濟擴張空間日益狹小、從而止步，羅馬的經濟便開始喪失活力。貨幣貶值、貿易萎縮和高昂的負債，使得國家難以維持龐大的行政管理與軍事支出。 但與此同時，龐大的食利階層卻在繼續膨脹，毫無收斂之意。 在經濟好的時候，對外貿易和內生經濟可以供養食利階層，但經濟差的時候，食利階層的吸血就成了一個巨大的負擔，導致國家迅速走向財政崩潰，再反過來影響經濟。 ROMAN 羅馬帝國的政治衰亡 羅馬帝國早期，共和制度保證了政府的相對清廉與透明。 但到了羅馬中後期，元老院和貴族們逐漸蛻化為既得利益集團，政治腐敗橫行，中央集權跋扈。與此同時，皇位繼承缺乏穩定的制度，導致宮廷內鬥不斷，政局開始不穩。 到了羅馬晚期，軍人干政嚴重，一切以軍事先行。元老院權力式微，國家治理進一步陷入了專制的陰影之下。 3世紀「軍營皇帝」時期（235—284年），羅馬經歷了近五十年的內亂，短短期間更換了數十位皇帝。政治的不穩定導致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下降，各地逐步形成割據。 帝國晚期，外敵的壓力成為壓垮羅馬的直接原因。 北方日耳曼部落（今天德國地區）的遷徙與侵犯，嚴重威脅了帝國的邊疆安全，而內部的財政崩潰和軍隊的士氣低落，使羅馬無力應對外部壓力。 外部壓力也對羅馬的經濟形成了很大壓力，一些既往的貿易通道被切斷，經濟收入來源進一步收縮。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羅馬城這座「永恆之都」，象徵著羅馬帝國的真正崩潰。 總的來說，羅馬帝國的衰落是內憂（經濟和政治腐朽失控）與外患（外族介入）聚合的結果。它顯現了大國崩潰的漸進性和複雜性。 ROMAN 羅馬帝國的文化腐朽 羅馬帝國的衰亡不僅是經濟、政治和軍事問題的後果，文化腐朽同樣是導致它逐步走向滅亡的重要因素。 文化的腐朽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貫穿於社會的方方面面。 羅馬共和國時期，社會崇尚的是「樸素、節儉、榮譽」的美德，這些價值觀支撐了羅馬從一個城邦發展為龐大的帝國。 然而，隨著帝國的擴張和財富的積累，統治階層的價值觀逐漸發生了變化，從重視責任和義務轉向追求享樂與奢華。 統治階層的享樂主義，又間接導致了民眾的大規模「躺平」，因為羅馬公民總是能看到統治階層的腐敗與糜爛，於是奮鬥也開始逐漸變得沒有意義，民間也充斥著及時行樂的思維。 戰爭文化的崛起也是羅馬中後期的一種特點。社會開始崇拜戰爭、呼喚戰爭，與此同時卻是對內部社會治理的不重視，似乎只要解決了外部問題，一切就能迎刃而解。 羅馬後期，社會風氣也在走向衰敗。道德滑坡，人們開始變得自私自利、缺乏原則，正直的公民日益受到排擠，狡詐和道德低下者佔了上風。 羅馬後期的公共事務和私生活中，都充斥著腐敗和形式主義。政府則只會一味通過高壓統治維持秩序，導致底層文化的進一步崩壞。 究其根源，還是上層的奢靡和腐敗加劇了社會不平等，也讓民眾對統治階層失去信任，社會的信任紐帶逐漸瓦解。 另外，羅馬帝國早期曾是文化輝煌的時代，其建築、文學和哲學作品至今影響深遠。然而，到了帝國晚期，文化創新也逐步乏力，流行的大多都是一些「靡靡之音」般的頹廢平庸作品，學術和藝術逐漸流向形式，甚至背離了羅馬傳統。 精神與智力方面失去活力，往往被忽視作為大國崩潰的跡象，但其實相當重要。因為精神生活體現的是一個國家國民真正的氣象和內在意志，而內在意志的頹靡，帶來的一定是整個國家走向死氣沉沉。 現代國家的好處是信息來源更豐富、糾偏措施更多，所以上層精英們可以從歷史中汲取教訓，認識到崩潰的跡象，並且及時糾偏。 一個國家如果想要長期維持繁榮與活力，必須明確認識到其真正的內部矛盾並且嘗試去解決，要徹底調整經濟結構、改革政治體系、促進文化繁榮，並積极參与國際合作。 正確認識自己並且還要有魄力作為，是一個國家避免歷史悲劇重演的關鍵所在。如果一味沉浸於自大的迷夢，缺乏勇氣去解決內部的深層次矛盾，那麼就難免走向衰敗。 歷史如鏡，警鐘長鳴。大國的興衰不僅是權力的輪迴，更是人類社會前行中的深刻啟迪。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黑噪音
中共官方數據顯示，長期作為中國經濟龍頭城市的上海，其GDP總量已滑至全國第11位，增速也低於全國4.8%的平均水準。經濟學者認為，這反映出上海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有所下滑，也折射出當前中國整體經濟所面臨的壓力與挑戰。 上海市統計局近日發布的2024年前三季度經濟運行數據顯示，上海市前三季度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34,389.18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4.7%，低於全國4.8%的平均線，且上海的GDP總量已滑落至全國第11位，經濟規模被河南、四川、湖北及福建等省份超越。 2023年，中國GDP規模達到4萬億級別的城市僅有兩座，分別是上海47,218.66億元、北京43,760.7億元，排名第三的深圳僅有34,606.4億元。 然而，今年前三季度，北京GDP總量為33,462億元，與上海的差距縮小至不到1,000億元。 與此同時，上海的傳統經濟優勢似乎也在逐漸削弱中，其汽車製造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 作為中國最大規模的汽車集團，上汽集團10月30日發布的三季度財報顯示，第三季度實現營業收入1,457.96億元，同比下滑25.91%。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上汽集團的收入下滑或許不足為奇，但其利潤的斷崖式下跌確實引人注目。第三季度，上汽的凈利潤僅2.8億元，同比暴跌93%；前三個季度累計利潤69億元，較去年同期下滑39%。 分析：極權體制使投資者望而卻步 台灣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告訴大紀元，近年來，上海的外資直接投資持續下滑，許多外資撤出中國。同時，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問題日益嚴重，導致上海在外資撤離和銀行不良貸款壓力中首當其衝，承受了最沉重的經濟衝擊。 謝金河表示，1990年以來，中國一直是國際資本的重要目的地，曾被視為全球最大的「吸金國」。然而，當前外資不但未繼續流入中國，還呈現撤離趨勢。若中國再無法吸引國際投資，其所面臨的資金退潮壓力將愈加嚴峻。 謝金河說，過去30年，中國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投資熱潮所驅動的。如今國際資金正大舉撤出，資金流量的水位不斷下降。隨著這波資金退潮，房地產泡沫恐怕很難避免破裂的命運。 他還表示，中共的極權體制使許多國際投資者望而卻步。與此同時，在中國的企業家隨時會被查稅，甚至身家性命受到威脅，使得外界對在中國投資的信心受挫。在這種局勢下，中國經濟若試圖通過政府發債或外部刺激來提振，其效果也將極為有限。 中國經濟龍頭日漸蕭條 長期以來，上海一直穩居中國經濟龍頭地位，GDP總量在全國300多座城市中高居榜首。上海是中國的金融、貿易、航運和科技樞紐，彙集了眾多的知名金融機構和大型貿易企業，也被視為國際航運中心。 作為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上海2021年實現GDP為43,214.85億元，同比增長8.1%。上海的土地面積僅佔全國的0.06%，卻貢獻了3.8%的經濟總量。平均每天，上海創造的GDP達118億元。 2022年，上海實現GDP 4.47萬億元，繼續位居全國城市首位。 此外，上海也是中國的消費中心，2021年全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1.8萬億元，消費規模穩居全國首位。 2021年全年，上海金融市場交易總額超過2,500萬億元。截至2021年底，上海科創板共有377家公司上市，IPO融資近5,000億元，股票總市值近5.6萬億元。 不過，這一切的經濟榮景都在中共對COVID-19疫情實施「清零政策」後陷入衰退。上海2022年上半年經歷長達兩個月的封城後，經濟受到嚴重衝擊，寫字樓的空置率顯著上升，境外金融機構紛紛關閉在滬辦事處。上海金融業以及整體經濟，都明顯日漸蕭條。
在2018年修憲打破任期制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治理中國已超過十年，但中國經濟增長不如預期、外資紛紛撤離，他接下來還能做什麼，為自己留下政治遺產？ 2013年上任以來以反貪腐樹立權威，誓言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治理中國10年後卻交出青年高失業率、經濟增長放緩、人口陷入」未富先老」的遜色成績單。 自施行改革開放以來，歷任國家領導人，均以經濟繁榮為主要成就，鞏固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但是在10月9日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舉辦的「習近平追求持續影響力」座談會上， 美國智庫「企業研究所」研究員史劍道（Derek Scissors）列舉中國目前的債務危機和社會老齡化導致潛在勞動人口嚴重下滑等負面因素，推斷指出，習近平自己也知道無法把希望寄托在經濟表現了。目前中國未償信貸佔GDP的比例達290%，遠高於美國的255%。 在此背景之下，其他專家認為，習近平在無法依賴經濟發展或武力攻台來樹立自己政治遺產的情況下，或者有機會透過科學發展等其他建樹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 美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副總裁埃澤爾（Stephen Ezell）評估，儘管中國的半導體、航空、量子計算和感測、生命科學藥物等產業仍將落後於美國等國家數年，但已出現大幅度或適度追趕勢頭。 特別是在核能發電技術方面，埃澤爾估計中國有望在2035年前與美國技術水平相當，或成為全球首個製造出工業用核聚變反應堆的國家。核聚變產生的能量是核裂變反應的4倍，如果能在地球上複製，就能滿足全球的能源需求，提供幾乎無限清潔、安全且廉價的能源。 埃澤爾解釋，中國的目標是「培育足夠多的國內公司來服務其技術市場，以剝奪其他國家公司在這些市場銷售並獲利的能力”。以當前36%的美國半導體流向中國市場為例，埃澤爾確信中國想讓這比例下降到0%。 2015年，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印發的《中國製造2025》表明打造中國製造業領先全球的野心，計劃2025年前讓70%的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實現自主保障。習近平任內更強調要在2049年新中國成立100周年「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擺脫中華民族衰落、停滯和危亡的局面，重新引領全球發展與繁榮的「中國夢」；2017年十九大期間，習近平加入新節點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埃澤爾說，2004至2021年，不僅中國僱用的科研人員數量超過歐美的總和，資金投入規模也僅次於全球第一的美國。此外，中國還計劃在未來五年內打造與美國匹敵的國家級實驗室，顯示「中國正努力在每一個科學技術領域取得重大突破」。 另外，中國的太空項目也有機會「趕英超美」。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中國項目高級顧問成斌（Dean Cheng）指出，如果中國在習近平任內成為第一個登陸火星的國家，「將無可爭辯地展示中國的實力，終結或至少挑戰美國優越於其他國家的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觀念」。 他指出，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則是習近平上台後的2016年才啟動的。今年4月，中國工程院院士、探月工程總設計師吳偉仁在中國航天大會主論壇上透露，中國計劃2030年前後發射天問三號探測器，成為首個完成火星採樣返回的國家。成斌認為，宇航員到火星插上五星旗的成就，將能與阿姆斯特朗登陸月球相提並論，這能讓中國共產黨在人民心中的地位進一步鞏固。 不過，史劍道對中國追求技術領先地位，最後真正超越美國，並不像埃澤爾那樣樂觀。史劍道認為，中國國營企業確實對美國構成一定威脅，但那些領先的技術並未轉化為實際利益，這意味著這種模式的可持續性值得懷疑；此外，習近平習慣性打壓私營部門，在市場不完全自由之下，引領創新的私營部門的活力也將受到限制。他說，不僅中國電動車銷售在今年損失200億美元，規模較小的晶元廠也在2023年關閉了幾千多家。 在中美競爭的框架下看待中國目前的技術優勢，埃澤爾建議美國接下來應借鑒前總統里根的策略，最大程度限制並稀釋中國的實力，因為中國通過貿易失衡、竊取知識產權或創新機制賺取的資金都將再投入到科研項目中。1980年代，里根通過提出星際大戰計劃（Star Wars）或戰略防禦倡議與蘇聯競爭，同時利用共產主義社會本身的缺陷和矛盾，從而拖垮蘇聯的經濟。 除此之外，埃澤爾指出，美國應確保民主自由國家佔據全球製造的主要份額，例如與印度等志同道合的國家建立信息和通信技術生產系統，以削弱中國的影響力。 史劍道強調，習近平已經71歲了，即便再執政10幾年到80多歲高齡，如何有效統治中國是問題；因此焦點在於他執政的這麼一大段時間裡，想為後人留下怎樣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