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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撤离

IBM关闭中国投资公司 涉及员工1800人

2025年3月1日起,美国计算机巨头IBM将关闭其子公司IBM(中国)投资有限公司(IBM China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及其分公司,终结该实体在中国长达32年的研发运营。

跟着苏州学辟谣:大量外资企业正在撤离苏州吗?

网络辟谣这门手艺,上海算是祖师爷,如今苏州也得了真传,技术愈发炉火纯青。 近日,有一些自媒体发布文章和视频,对大量外资企业已经或准备撤出苏州表示关注,表达担忧。作为外资制造业企业集聚的高地与重镇,苏州的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深远,更牵动人们日益敏感的神经。 真有外资企业在撤离吗?哪些外企撤离了?比例占多大?因为什么原因撤离?出于对自己工作和收入的关心,人们迫切想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迫切期待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改善局面。 于是,苏州行动了,苏州辟谣了…… 网络图片 虽然辟谣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本身很难理喻,但不得不说,苏州辟谣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网络图片 你们不是说外资企业在撤离苏州吗?我拿实际的数据来打脸: 你看,我们苏州现在有外资企业24639户,比上个月多了35户,比去年底多了1000户。短期在增长,长期也在增长,你们吃饱了没事干少传点谣言吧! 这次辟谣,绝对是高手在操盘! 辟谣,有三重境界: 辟谣境界第一重,主打一个你爱信不信 由权威部门出面,通常是地方政府或者是公安机关等主管单位发一个辟谣通告,说某某事情不实。具体哪里不实呢?不说。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也不说。反正我们权威,反正只有我们掌握信息,我说不实就是不实。 “你爱信不信”的辟谣,力度很大,但效果就几乎没有。谣言之所以有快速传播的空间,反映的是公众对真相的极度渴求,不提供真相的单纯辟谣无法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自然也无法平息谣言。 辟谣境界第二重,主打一个抠细枝末节 这类辟谣通常会抓住复杂传言中某个微不足道的错误细节来作文章,通过否定细节来把整个传言定性为谣言。 例如有传言说“喜羊羊昨晚拿着80公分的大砍刀杀了灰太狼”,某地出来辟谣说12月22日我市不存在有人拿80公分砍刀杀狼的事件,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然而真相是,凶杀事件发生在12月23日凌晨2点,砍刀长度是75公分,这样一来,“昨晚”的确是不严谨,“80公分”的确是不准确,可这个说法能算谣言吗? “抠细枝末节”的辟谣,刚开始在上海流行的时候还能唬到一些人,现在大家普遍识破了这个套路,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辟谣境界第三重,拿光鲜一面的真实信息来遮掩全貌 这类辟谣是最有迷惑性的,是第二重境界的升级版本。它会直面事件核心,给人一种不回避问题的自信感觉,并且会给出具体的真实信息,看起来非常坦诚。 上面苏州对外资撤离的辟谣就来到了第三重境界。首先,它直接面对问题的核心,就是外资企业在苏州的现状与过去一段时间的变化情况,然后,它用市场监管的数据回应了公众的需求,给出了外资企业在册数量的权威数据。 然而,外资企业在册数量就是全部的真相了吗?不是的。 当人们讨论外资撤离的时候,第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企业裁员和产线停产。一家工厂关闭了八成的生产线,裁撤了八成的员工,把相应岗位和产能转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算不算产能撤离? 当人们讨论外资撤离的时候,第二个直观的感受产业龙头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变动。某个地区撤走了一家年产值50亿的工厂,新开了5家年产值的1000万的工厂,算不算巨头撤离? 当人们讨论外资撤离的时候,第三个直观的感受是实际利用外资的变化。某个地区以前每年能有数十亿美元的外资直接投资,现在只有千万美元级别的投资,算不算资金撤离? 当然,以上各方面的数据苏州在辟谣时都没有提供,我也没有胆量私自去调查发布,所以,我并不知道苏州外资企业实际在岗人数变化,苏州外资企业实际产值变化,苏州大型外资企业数量变化,苏州实际利用外资变化…… 网络图片 苏州外资真实情况如何,你猜?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跟着苏州学辟谣:大量外资企业正在撤离苏州吗?

网络辟谣这门手艺,上海算是祖师爷,如今苏州也得了真传,技术愈发炉火纯青。 近日,有一些自媒体发布文章和视频,对大量外资企业已经或准备撤出苏州表示关注,表达担忧。作为外资制造业企业集聚的高地与重镇,苏州的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深远,更牵动人们日益敏感的神经。 真有外资企业在撤离吗?哪些外企撤离了?比例占多大?因为什么原因撤离?出于对自己工作和收入的关心,人们迫切想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迫切期待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改善局面。 于是,苏州行动了,苏州辟谣了…… 网络图片 虽然辟谣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本身很难理喻,但不得不说,苏州辟谣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网络图片 你们不是说外资企业在撤离苏州吗?我拿实际的数据来打脸: 你看,我们苏州现在有外资企业24639户,比上个月多了35户,比去年底多了1000户。短期在增长,长期也在增长,你们吃饱了没事干少传点谣言吧! 这次辟谣,绝对是高手在操盘! 辟谣,有三重境界: 辟谣境界第一重,主打一个你爱信不信 由权威部门出面,通常是地方政府或者是公安机关等主管单位发一个辟谣通告,说某某事情不实。具体哪里不实呢?不说。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也不说。反正我们权威,反正只有我们掌握信息,我说不实就是不实。 “你爱信不信”的辟谣,力度很大,但效果就几乎没有。谣言之所以有快速传播的空间,反映的是公众对真相的极度渴求,不提供真相的单纯辟谣无法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自然也无法平息谣言。 辟谣境界第二重,主打一个抠细枝末节 这类辟谣通常会抓住复杂传言中某个微不足道的错误细节来作文章,通过否定细节来把整个传言定性为谣言。 例如有传言说“喜羊羊昨晚拿着80公分的大砍刀杀了灰太狼”,某地出来辟谣说12月22日我市不存在有人拿80公分砍刀杀狼的事件,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然而真相是,凶杀事件发生在12月23日凌晨2点,砍刀长度是75公分,这样一来,“昨晚”的确是不严谨,“80公分”的确是不准确,可这个说法能算谣言吗? “抠细枝末节”的辟谣,刚开始在上海流行的时候还能唬到一些人,现在大家普遍识破了这个套路,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辟谣境界第三重,拿光鲜一面的真实信息来遮掩全貌 这类辟谣是最有迷惑性的,是第二重境界的升级版本。它会直面事件核心,给人一种不回避问题的自信感觉,并且会给出具体的真实信息,看起来非常坦诚。 上面苏州对外资撤离的辟谣就来到了第三重境界。首先,它直接面对问题的核心,就是外资企业在苏州的现状与过去一段时间的变化情况,然后,它用市场监管的数据回应了公众的需求,给出了外资企业在册数量的权威数据。 然而,外资企业在册数量就是全部的真相了吗?不是的。 当人们讨论外资撤离的时候,第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企业裁员和产线停产。一家工厂关闭了八成的生产线,裁撤了八成的员工,把相应岗位和产能转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算不算产能撤离? 当人们讨论外资撤离的时候,第二个直观的感受产业龙头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变动。某个地区撤走了一家年产值50亿的工厂,新开了5家年产值的1000万的工厂,算不算巨头撤离? 当人们讨论外资撤离的时候,第三个直观的感受是实际利用外资的变化。某个地区以前每年能有数十亿美元的外资直接投资,现在只有千万美元级别的投资,算不算资金撤离? 当然,以上各方面的数据苏州在辟谣时都没有提供,我也没有胆量私自去调查发布,所以,我并不知道苏州外资企业实际在岗人数变化,苏州外资企业实际产值变化,苏州大型外资企业数量变化,苏州实际利用外资变化…… 网络图片 苏州外资真实情况如何,你猜?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2025香港经济前景不乐观

香港总商会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该会44.3%的受访成员企业看淡2025年的香港经济,看好的只有18.3%,另有25.1%维持不变。 根据调查,有31.1%的受访公司预期来年业务有所增长,45.2%预料业务维持不变;在招聘意向方面,只有26%受访企业计画增聘人手,49.8%会维持人手不变,另有17.4%计画裁员。 相对于香港,受访成员企业更看好大湾区(不包括香港)的投资;在区内有业务的受访公司中,34%表示将在未来1年增加投资,只有5.4%受访企业表示会减少在大湾区的投资。 调查也显示,商会成员看好海外地区前景,分别有38.6%和25.9%的受访企业计画增加对东协和中东市场的投资。  

2025香港经济前景不乐观

香港总商会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该会44.3%的受访成员企业看淡2025年的香港经济,看好的只有18.3%,另有25.1%维持不变。 根据调查,有31.1%的受访公司预期来年业务有所增长,45.2%预料业务维持不变;在招聘意向方面,只有26%受访企业计画增聘人手,49.8%会维持人手不变,另有17.4%计画裁员。 相对于香港,受访成员企业更看好大湾区(不包括香港)的投资;在区内有业务的受访公司中,34%表示将在未来1年增加投资,只有5.4%受访企业表示会减少在大湾区的投资。 调查也显示,商会成员看好海外地区前景,分别有38.6%和25.9%的受访企业计画增加对东协和中东市场的投资。  

大国崩溃的迹象

纵观人类历史,大国的崩溃往往不是在某个时刻突然发生,而是由一系列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累积而成。 就像蚂蚁或者老鼠逐步啃咬摧毁了堤坝,那些隐秘的矛盾迹象,在漫长的时间内逐渐蚕食国家的根基,最终导致危机发生、社会解体。大国走向崩溃,不得不面临整个社会的重构,长期积累的问题,终于造成无法挽回的痛苦。 以罗马帝国的衰落为例,可以发现,大国崩溃的历程和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经济失衡,引发经济方面难以挽救的痼疾; 政治失控,中央集权的长期控制反而造成了最终的失控; 外部压力加剧,成为压垮大国的外部因素; 文化与观念的滞后,造成整个社会的腐朽与堕落。 ROMAN 罗马帝国的经济衰亡 罗马的经济严重依赖奴隶制度,奴隶只需要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料,也不需要任何福利和国家财政的回馈,却能高强度完成工作,并且听任国家的任何指挥。奴隶还会生小奴隶,世代成为劳力。 所以,对罗马帝国经济模式来说,大量奴隶的存在是最基本的前提。 在帝国发展前期,奴隶越来越多;但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能够被征服并提供奴隶的地区逐渐减少,导致劳动力骤减。 因为过度依赖压榨奴隶,导致罗马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效率止步不前。同时,过度的税收负担加重了平民的贫困,大量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涌入城市寻找生计,形成庞大的无产阶层,增加了社会负担。 这些无产阶层得不到足够的就业机会,成为不稳定因素。 有投票权的中产阶级公民的衰落和贵族对底层奴隶的日益依赖,是罗马经济衰落的重要原因。 此外,罗马的经济模式一直高度依赖外部环境,因为内生增长的动力不足,导致它的经济越来越依赖外围。当时,罗马高度依赖欧洲和环地中海地区乃至中东的贸易,贸易路线一旦遇到阻碍,就会给经济带来大麻烦。 这是因为,罗马的食利阶层日益腐朽、贪得无厌,对内的经济压榨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欲壑,因此就必须加大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以维持该阶层的利益。 然而,当外部经济扩张空间日益狭小、从而止步,罗马的经济便开始丧失活力。货币贬值、贸易萎缩和高昂的负债,使得国家难以维持庞大的行政管理与军事支出。 但与此同时,庞大的食利阶层却在继续膨胀,毫无收敛之意。 在经济好的时候,对外贸易和内生经济可以供养食利阶层,但经济差的时候,食利阶层的吸血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导致国家迅速走向财政崩溃,再反过来影响经济。 ROMAN 罗马帝国的政治衰亡 罗马帝国早期,共和制度保证了政府的相对清廉与透明。 但到了罗马中后期,元老院和贵族们逐渐蜕化为既得利益集团,政治腐败横行,中央集权跋扈。与此同时,皇位继承缺乏稳定的制度,导致宫廷内斗不断,政局开始不稳。  到了罗马晚期,军人干政严重,一切以军事先行。元老院权力式微,国家治理进一步陷入了专制的阴影之下。 3世纪“军营皇帝”时期(235—284年),罗马经历了近五十年的内乱,短短期间更换了数十位皇帝。政治的不稳定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各地逐步形成割据。 帝国晚期,外敌的压力成为压垮罗马的直接原因。 北方日耳曼部落(今天德国地区)的迁徙与侵犯,严重威胁了帝国的边疆安全,而内部的财政崩溃和军队的士气低落,使罗马无力应对外部压力。 外部压力也对罗马的经济形成了很大压力,一些既往的贸易通道被切断,经济收入来源进一步收缩。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这座“永恒之都”,象征着罗马帝国的真正崩溃。 总的来说,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内忧(经济和政治腐朽失控)与外患(外族介入)聚合的结果。它显现了大国崩溃的渐进性和复杂性。 ROMAN 罗马帝国的文化腐朽 罗马帝国的衰亡不仅是经济、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后果,文化腐朽同样是导致它逐步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 文化的腐朽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贯穿于社会的方方面面。 罗马共和国时期,社会崇尚的是“朴素、节俭、荣誉”的美德,这些价值观支撑了罗马从一个城邦发展为庞大的帝国。 然而,随着帝国的扩张和财富的积累,统治阶层的价值观逐渐发生了变化,从重视责任和义务转向追求享乐与奢华。 统治阶层的享乐主义,又间接导致了民众的大规模“躺平”,因为罗马公民总是能看到统治阶层的腐败与糜烂,于是奋斗也开始逐渐变得没有意义,民间也充斥着及时行乐的思维。 战争文化的崛起也是罗马中后期的一种特点。社会开始崇拜战争、呼唤战争,与此同时却是对内部社会治理的不重视,似乎只要解决了外部问题,一切就能迎刃而解。 罗马后期,社会风气也在走向衰败。道德滑坡,人们开始变得自私自利、缺乏原则,正直的公民日益受到排挤,狡诈和道德低下者占了上风。 罗马后期的公共事务和私生活中,都充斥着腐败和形式主义。政府则只会一味通过高压统治维持秩序,导致底层文化的进一步崩坏。 究其根源,还是上层的奢靡和腐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也让民众对统治阶层失去信任,社会的信任纽带逐渐瓦解。 另外,罗马帝国早期曾是文化辉煌的时代,其建筑、文学和哲学作品至今影响深远。然而,到了帝国晚期,文化创新也逐步乏力,流行的大多都是一些“靡靡之音”般的颓废平庸作品,学术和艺术逐渐流向形式,甚至背离了罗马传统。 精神与智力方面失去活力,往往被忽视作为大国崩溃的迹象,但其实相当重要。因为精神生活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国民真正的气象和内在意志,而内在意志的颓靡,带来的一定是整个国家走向死气沉沉。 现代国家的好处是信息来源更丰富、纠偏措施更多,所以上层精英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认识到崩溃的迹象,并且及时纠偏。 一个国家如果想要长期维持繁荣与活力,必须明确认识到其真正的内部矛盾并且尝试去解决,要彻底调整经济结构、改革政治体系、促进文化繁荣,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正确认识自己并且还要有魄力作为,是一个国家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关键所在。如果一味沉浸于自大的迷梦,缺乏勇气去解决内部的深层次矛盾,那么就难免走向衰败。 历史如镜,警钟长鸣。大国的兴衰不仅是权力的轮回,更是人类社会前行中的深刻启迪。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大国崩溃的迹象

纵观人类历史,大国的崩溃往往不是在某个时刻突然发生,而是由一系列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累积而成。 就像蚂蚁或者老鼠逐步啃咬摧毁了堤坝,那些隐秘的矛盾迹象,在漫长的时间内逐渐蚕食国家的根基,最终导致危机发生、社会解体。大国走向崩溃,不得不面临整个社会的重构,长期积累的问题,终于造成无法挽回的痛苦。 以罗马帝国的衰落为例,可以发现,大国崩溃的历程和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经济失衡,引发经济方面难以挽救的痼疾; 政治失控,中央集权的长期控制反而造成了最终的失控; 外部压力加剧,成为压垮大国的外部因素; 文化与观念的滞后,造成整个社会的腐朽与堕落。 ROMAN 罗马帝国的经济衰亡 罗马的经济严重依赖奴隶制度,奴隶只需要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料,也不需要任何福利和国家财政的回馈,却能高强度完成工作,并且听任国家的任何指挥。奴隶还会生小奴隶,世代成为劳力。 所以,对罗马帝国经济模式来说,大量奴隶的存在是最基本的前提。 在帝国发展前期,奴隶越来越多;但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能够被征服并提供奴隶的地区逐渐减少,导致劳动力骤减。 因为过度依赖压榨奴隶,导致罗马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效率止步不前。同时,过度的税收负担加重了平民的贫困,大量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涌入城市寻找生计,形成庞大的无产阶层,增加了社会负担。 这些无产阶层得不到足够的就业机会,成为不稳定因素。 有投票权的中产阶级公民的衰落和贵族对底层奴隶的日益依赖,是罗马经济衰落的重要原因。 此外,罗马的经济模式一直高度依赖外部环境,因为内生增长的动力不足,导致它的经济越来越依赖外围。当时,罗马高度依赖欧洲和环地中海地区乃至中东的贸易,贸易路线一旦遇到阻碍,就会给经济带来大麻烦。 这是因为,罗马的食利阶层日益腐朽、贪得无厌,对内的经济压榨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欲壑,因此就必须加大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以维持该阶层的利益。 然而,当外部经济扩张空间日益狭小、从而止步,罗马的经济便开始丧失活力。货币贬值、贸易萎缩和高昂的负债,使得国家难以维持庞大的行政管理与军事支出。 但与此同时,庞大的食利阶层却在继续膨胀,毫无收敛之意。 在经济好的时候,对外贸易和内生经济可以供养食利阶层,但经济差的时候,食利阶层的吸血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导致国家迅速走向财政崩溃,再反过来影响经济。 ROMAN 罗马帝国的政治衰亡 罗马帝国早期,共和制度保证了政府的相对清廉与透明。 但到了罗马中后期,元老院和贵族们逐渐蜕化为既得利益集团,政治腐败横行,中央集权跋扈。与此同时,皇位继承缺乏稳定的制度,导致宫廷内斗不断,政局开始不稳。  到了罗马晚期,军人干政严重,一切以军事先行。元老院权力式微,国家治理进一步陷入了专制的阴影之下。 3世纪“军营皇帝”时期(235—284年),罗马经历了近五十年的内乱,短短期间更换了数十位皇帝。政治的不稳定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各地逐步形成割据。 帝国晚期,外敌的压力成为压垮罗马的直接原因。 北方日耳曼部落(今天德国地区)的迁徙与侵犯,严重威胁了帝国的边疆安全,而内部的财政崩溃和军队的士气低落,使罗马无力应对外部压力。 外部压力也对罗马的经济形成了很大压力,一些既往的贸易通道被切断,经济收入来源进一步收缩。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这座“永恒之都”,象征着罗马帝国的真正崩溃。 总的来说,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内忧(经济和政治腐朽失控)与外患(外族介入)聚合的结果。它显现了大国崩溃的渐进性和复杂性。 ROMAN 罗马帝国的文化腐朽 罗马帝国的衰亡不仅是经济、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后果,文化腐朽同样是导致它逐步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 文化的腐朽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贯穿于社会的方方面面。 罗马共和国时期,社会崇尚的是“朴素、节俭、荣誉”的美德,这些价值观支撑了罗马从一个城邦发展为庞大的帝国。 然而,随着帝国的扩张和财富的积累,统治阶层的价值观逐渐发生了变化,从重视责任和义务转向追求享乐与奢华。 统治阶层的享乐主义,又间接导致了民众的大规模“躺平”,因为罗马公民总是能看到统治阶层的腐败与糜烂,于是奋斗也开始逐渐变得没有意义,民间也充斥着及时行乐的思维。 战争文化的崛起也是罗马中后期的一种特点。社会开始崇拜战争、呼唤战争,与此同时却是对内部社会治理的不重视,似乎只要解决了外部问题,一切就能迎刃而解。 罗马后期,社会风气也在走向衰败。道德滑坡,人们开始变得自私自利、缺乏原则,正直的公民日益受到排挤,狡诈和道德低下者占了上风。 罗马后期的公共事务和私生活中,都充斥着腐败和形式主义。政府则只会一味通过高压统治维持秩序,导致底层文化的进一步崩坏。 究其根源,还是上层的奢靡和腐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也让民众对统治阶层失去信任,社会的信任纽带逐渐瓦解。 另外,罗马帝国早期曾是文化辉煌的时代,其建筑、文学和哲学作品至今影响深远。然而,到了帝国晚期,文化创新也逐步乏力,流行的大多都是一些“靡靡之音”般的颓废平庸作品,学术和艺术逐渐流向形式,甚至背离了罗马传统。 精神与智力方面失去活力,往往被忽视作为大国崩溃的迹象,但其实相当重要。因为精神生活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国民真正的气象和内在意志,而内在意志的颓靡,带来的一定是整个国家走向死气沉沉。 现代国家的好处是信息来源更丰富、纠偏措施更多,所以上层精英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认识到崩溃的迹象,并且及时纠偏。 一个国家如果想要长期维持繁荣与活力,必须明确认识到其真正的内部矛盾并且尝试去解决,要彻底调整经济结构、改革政治体系、促进文化繁荣,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正确认识自己并且还要有魄力作为,是一个国家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关键所在。如果一味沉浸于自大的迷梦,缺乏勇气去解决内部的深层次矛盾,那么就难免走向衰败。 历史如镜,警钟长鸣。大国的兴衰不仅是权力的轮回,更是人类社会前行中的深刻启迪。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大国崩溃的迹象

纵观人类历史,大国的崩溃往往不是在某个时刻突然发生,而是由一系列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累积而成。 就像蚂蚁或者老鼠逐步啃咬摧毁了堤坝,那些隐秘的矛盾迹象,在漫长的时间内逐渐蚕食国家的根基,最终导致危机发生、社会解体。大国走向崩溃,不得不面临整个社会的重构,长期积累的问题,终于造成无法挽回的痛苦。 以罗马帝国的衰落为例,可以发现,大国崩溃的历程和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经济失衡,引发经济方面难以挽救的痼疾; 政治失控,中央集权的长期控制反而造成了最终的失控; 外部压力加剧,成为压垮大国的外部因素; 文化与观念的滞后,造成整个社会的腐朽与堕落。 ROMAN 罗马帝国的经济衰亡 罗马的经济严重依赖奴隶制度,奴隶只需要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料,也不需要任何福利和国家财政的回馈,却能高强度完成工作,并且听任国家的任何指挥。奴隶还会生小奴隶,世代成为劳力。 所以,对罗马帝国经济模式来说,大量奴隶的存在是最基本的前提。 在帝国发展前期,奴隶越来越多;但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能够被征服并提供奴隶的地区逐渐减少,导致劳动力骤减。 因为过度依赖压榨奴隶,导致罗马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效率止步不前。同时,过度的税收负担加重了平民的贫困,大量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涌入城市寻找生计,形成庞大的无产阶层,增加了社会负担。 这些无产阶层得不到足够的就业机会,成为不稳定因素。 有投票权的中产阶级公民的衰落和贵族对底层奴隶的日益依赖,是罗马经济衰落的重要原因。 此外,罗马的经济模式一直高度依赖外部环境,因为内生增长的动力不足,导致它的经济越来越依赖外围。当时,罗马高度依赖欧洲和环地中海地区乃至中东的贸易,贸易路线一旦遇到阻碍,就会给经济带来大麻烦。 这是因为,罗马的食利阶层日益腐朽、贪得无厌,对内的经济压榨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欲壑,因此就必须加大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以维持该阶层的利益。 然而,当外部经济扩张空间日益狭小、从而止步,罗马的经济便开始丧失活力。货币贬值、贸易萎缩和高昂的负债,使得国家难以维持庞大的行政管理与军事支出。 但与此同时,庞大的食利阶层却在继续膨胀,毫无收敛之意。 在经济好的时候,对外贸易和内生经济可以供养食利阶层,但经济差的时候,食利阶层的吸血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导致国家迅速走向财政崩溃,再反过来影响经济。 ROMAN 罗马帝国的政治衰亡 罗马帝国早期,共和制度保证了政府的相对清廉与透明。 但到了罗马中后期,元老院和贵族们逐渐蜕化为既得利益集团,政治腐败横行,中央集权跋扈。与此同时,皇位继承缺乏稳定的制度,导致宫廷内斗不断,政局开始不稳。  到了罗马晚期,军人干政严重,一切以军事先行。元老院权力式微,国家治理进一步陷入了专制的阴影之下。 3世纪“军营皇帝”时期(235—284年),罗马经历了近五十年的内乱,短短期间更换了数十位皇帝。政治的不稳定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各地逐步形成割据。 帝国晚期,外敌的压力成为压垮罗马的直接原因。 北方日耳曼部落(今天德国地区)的迁徙与侵犯,严重威胁了帝国的边疆安全,而内部的财政崩溃和军队的士气低落,使罗马无力应对外部压力。 外部压力也对罗马的经济形成了很大压力,一些既往的贸易通道被切断,经济收入来源进一步收缩。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这座“永恒之都”,象征着罗马帝国的真正崩溃。 总的来说,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内忧(经济和政治腐朽失控)与外患(外族介入)聚合的结果。它显现了大国崩溃的渐进性和复杂性。 ROMAN 罗马帝国的文化腐朽 罗马帝国的衰亡不仅是经济、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后果,文化腐朽同样是导致它逐步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 文化的腐朽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贯穿于社会的方方面面。 罗马共和国时期,社会崇尚的是“朴素、节俭、荣誉”的美德,这些价值观支撑了罗马从一个城邦发展为庞大的帝国。 然而,随着帝国的扩张和财富的积累,统治阶层的价值观逐渐发生了变化,从重视责任和义务转向追求享乐与奢华。 统治阶层的享乐主义,又间接导致了民众的大规模“躺平”,因为罗马公民总是能看到统治阶层的腐败与糜烂,于是奋斗也开始逐渐变得没有意义,民间也充斥着及时行乐的思维。 战争文化的崛起也是罗马中后期的一种特点。社会开始崇拜战争、呼唤战争,与此同时却是对内部社会治理的不重视,似乎只要解决了外部问题,一切就能迎刃而解。 罗马后期,社会风气也在走向衰败。道德滑坡,人们开始变得自私自利、缺乏原则,正直的公民日益受到排挤,狡诈和道德低下者占了上风。 罗马后期的公共事务和私生活中,都充斥着腐败和形式主义。政府则只会一味通过高压统治维持秩序,导致底层文化的进一步崩坏。 究其根源,还是上层的奢靡和腐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也让民众对统治阶层失去信任,社会的信任纽带逐渐瓦解。 另外,罗马帝国早期曾是文化辉煌的时代,其建筑、文学和哲学作品至今影响深远。然而,到了帝国晚期,文化创新也逐步乏力,流行的大多都是一些“靡靡之音”般的颓废平庸作品,学术和艺术逐渐流向形式,甚至背离了罗马传统。 精神与智力方面失去活力,往往被忽视作为大国崩溃的迹象,但其实相当重要。因为精神生活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国民真正的气象和内在意志,而内在意志的颓靡,带来的一定是整个国家走向死气沉沉。 现代国家的好处是信息来源更丰富、纠偏措施更多,所以上层精英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认识到崩溃的迹象,并且及时纠偏。 一个国家如果想要长期维持繁荣与活力,必须明确认识到其真正的内部矛盾并且尝试去解决,要彻底调整经济结构、改革政治体系、促进文化繁荣,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正确认识自己并且还要有魄力作为,是一个国家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关键所在。如果一味沉浸于自大的迷梦,缺乏勇气去解决内部的深层次矛盾,那么就难免走向衰败。 历史如镜,警钟长鸣。大国的兴衰不仅是权力的轮回,更是人类社会前行中的深刻启迪。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上海已非中国经济龙头 GDP增速低于平均线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长期作为中国经济龙头城市的上海,其GDP总量已滑至全国第11位,增速也低于全国4.8%的平均水准。经济学者认为,这反映出上海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下滑,也折射出当前中国整体经济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上海市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24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上海市前三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34,389.18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4.7%,低于全国4.8%的平均线,且上海的GDP总量已滑落至全国第11位,经济规模被河南、四川、湖北及福建等省份超越。 2023年,中国GDP规模达到4万亿级别的城市仅有两座,分别是上海47,218.66亿元、北京43,760.7亿元,排名第三的深圳仅有34,606.4亿元。 然而,今年前三季度,北京GDP总量为33,462亿元,与上海的差距缩小至不到1,000亿元。 与此同时,上海的传统经济优势似乎也在逐渐削弱中,其汽车制造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作为中国最大规模的汽车集团,上汽集团10月30日发布的三季度财报显示,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457.96亿元,同比下滑25.91%。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上汽集团的收入下滑或许不足为奇,但其利润的断崖式下跌确实引人注目。第三季度,上汽的净利润仅2.8亿元,同比暴跌93%;前三个季度累计利润69亿元,较去年同期下滑39%。 分析:极权体制使投资者望而却步 台湾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告诉大纪元,近年来,上海的外资直接投资持续下滑,许多外资撤出中国。同时,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日益严重,导致上海在外资撤离和银行不良贷款压力中首当其冲,承受了最沉重的经济冲击。 谢金河表示,1990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国际资本的重要目的地,曾被视为全球最大的“吸金国”。然而,当前外资不但未继续流入中国,还呈现撤离趋势。若中国再无法吸引国际投资,其所面临的资金退潮压力将愈加严峻。 谢金河说,过去30年,中国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投资热潮所驱动的。如今国际资金正大举撤出,资金流量的水位不断下降。随著这波资金退潮,房地产泡沫恐怕很难避免破裂的命运。 他还表示,中共的极权体制使许多国际投资者望而却步。与此同时,在中国的企业家随时会被查税,甚至身家性命受到威胁,使得外界对在中国投资的信心受挫。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经济若试图通过政府发债或外部刺激来提振,其效果也将极为有限。 中国经济龙头日渐萧条 长期以来,上海一直稳居中国经济龙头地位,GDP总量在全国300多座城市中高居榜首。上海是中国的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枢纽,汇集了众多的知名金融机构和大型贸易企业,也被视为国际航运中心。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2021年实现GDP为43,214.85亿元,同比增长8.1%。上海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0.06%,却贡献了3.8%的经济总量。平均每天,上海创造的GDP达118亿元。 2022年,上海实现GDP 4.47万亿元,继续位居全国城市首位。 此外,上海也是中国的消费中心,2021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8万亿元,消费规模稳居全国首位。 2021年全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超过2,500万亿元。截至2021年底,上海科创板共有377家公司上市,IPO融资近5,000亿元,股票总市值近5.6万亿元。 不过,这一切的经济荣景都在中共对COVID-19疫情实施“清零政策”后陷入衰退。上海2022年上半年经历长达两个月的封城后,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写字楼的空置率显著上升,境外金融机构纷纷关闭在沪办事处。上海金融业以及整体经济,都明显日渐萧条。

强势废除任期限制 习近平究竟能留下什么政治遗产?

在2018年修宪打破任期制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治理中国已超过十年,但中国经济增长不如预期、外资纷纷撤离,他接下来还能做什么,为自己留下政治遗产? 2013年上任以来以反贪腐树立权威,誓言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治理中国10年后却交出青年高失业率、经济增长放缓、人口陷入”未富先老”的逊色成绩单。 自施行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国家领导人,均以经济繁荣为主要成就,巩固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但是在10月9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习近平追求持续影响力”座谈会上, 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列举中国目前的债务危机和社会老龄化导致潜在劳动人口严重下滑等负面因素,推断指出,习近平自己也知道无法把希望寄托在经济表现了。目前中国未偿信贷占GDP的比例达290%,远高于美国的255%。 在此背景之下,其他专家认为,习近平在无法依赖经济发展或武力攻台来树立自己政治遗产的情况下,或者有机会透过科学发展等其他建树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副总裁埃泽尔(Stephen Ezell)评估,尽管中国的半导体、航空、量子计算和传感、生命科学药物等产业仍将落后于美国等国家数年,但已出现大幅度或适度追赶势头。 特别是在核能发电技术方面,埃泽尔估计中国有望在2035年前与美国技术水平相当,或成为全球首个制造出工业用核聚变反应堆的国家。核聚变产生的能量是核裂变反应的4倍,如果能在地球上复制,就能满足全球的能源需求,提供几乎无限清洁、安全且廉价的能源。 埃泽尔解释,中国的目标是“培育足够多的国内公司来服务其技术市场,以剥夺其他国家公司在这些市场销售并获利的能力”。以当前36%的美国半导体流向中国市场为例,埃泽尔确信中国想让这比例下降到0%。 2015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表明打造中国制造业领先全球的野心,计划2025年前让7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习近平任内更强调要在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摆脱中华民族衰落、停滞和危亡的局面,重新引领全球发展与繁荣的“中国梦”;2017年十九大期间,习近平加入新节点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埃泽尔说,2004至2021年,不仅中国雇用的科研人员数量超过欧美的总和,资金投入规模也仅次于全球第一的美国。此外,中国还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打造与美国匹敌的国家级实验室,显示“中国正努力在每一个科学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另外,中国的太空项目也有机会“赶英超美”。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成斌(Dean Cheng)指出,如果中国在习近平任内成为第一个登陆火星的国家,“将无可争辩地展示中国的实力,终结或至少挑战美国优越于其他国家的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观念”。 他指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则是习近平上台后的2016年才启动的。今年4月,中国工程院院士、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在中国航天大会主论坛上透露,中国计划2030年前后发射天问三号探测器,成为首个完成火星采样返回的国家。成斌认为,宇航员到火星插上五星旗的成就,将能与阿姆斯特朗登陆月球相提并论,这能让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心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不过,史剑道对中国追求技术领先地位,最后真正超越美国,并不像埃泽尔那样乐观。史剑道认为,中国国营企业确实对美国构成一定威胁,但那些领先的技术并未转化为实际利益,这意味着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此外,习近平习惯性打压私营部门,在市场不完全自由之下,引领创新的私营部门的活力也将受到限制。他说,不仅中国电动车销售在今年损失200亿美元,规模较小的芯片厂也在2023年关闭了几千多家。 在中美竞争的框架下看待中国目前的技术优势,埃泽尔建议美国接下来应借鉴前总统里根的策略,最大程度限制并稀释中国的实力,因为中国通过贸易失衡、窃取知识产权或创新机制赚取的资金都将再投入到科研项目中。1980年代,里根通过提出星际大战计划(Star Wars)或战略防御倡议与苏联竞争,同时利用共产主义社会本身的缺陷和矛盾,从而拖垮苏联的经济。 除此之外,埃泽尔指出,美国应确保民主自由国家占据全球制造的主要份额,例如与印度等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信息和通信技术生产系统,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史剑道强调,习近平已经71岁了,即便再执政10几年到80多岁高龄,如何有效统治中国是问题;因此焦点在于他执政的这么一大段时间里,想为后人留下怎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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