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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賣騎手

在外賣車上長大的嬰孩們

女兒依依剛滿月那天,單親爸爸陳平為她完成了一次特殊的「出行準備」:他用一塊石板墊平電動車腳踏處,嬰兒提籃能穩穩放進去——這個簡陋的「座位」,將載著他最小的家人,開始一場為生存的奔波。依依從此成了「騎手二代」的一員。這輛電動車,是父親在偌大城市裡,用盡全力為她開闢的、一個會移動的、小小的堡壘。

她是誰?那位成都騎車自殺的女生

我終於知道我為什麼那麼不舒服了。一方面,我非常厭惡沒有事實依據的評論,另一方面,我又非常厭惡因為沒有事實就不發聲。所以,她是誰?那位都要自殺了還害怕嚇著別人的女生。

「微信網文」:京東公開信,揭開血淋淋的現實

文 | 難得君 清晨六點,北京某條背街小巷裡,三十歲的外賣員王建國正蹲在電動車旁啃冷饅頭。手機突然震動——系統派發了1.5公里外的早餐訂單,限時15分鐘。他匆忙咽下最後一口,頭盔下的臉龐被寒風颳得通紅,這個河南漢子已經在送餐路上度過了第三個春節。 4月21日,京東發布《致全體外賣騎手兄弟們的公開信》。 京東表示:近期,有競對平台再次玩起「二選一」遊戲,強迫各位騎手不能接京東平台的秒送訂單,如有違反,會採取封殺措施。過去,各位騎手都是在三大平台之間自由接單,才能保證自己的收入。因個別平台「二選一」行為,大家的收入會降低16-25%左右,我們對各位的遭遇深表同情,也對個別平台違法違規行為表示譴責。 (某平台那兩個字不能提,寫出來對方律師就會起訴,牛逼的不行) 這封措辭激烈的公開信,像把尖刀挑破了行業結痂的傷疤:頭部平台強制騎手「二選一」、十幾年未繳納社保、每百名騎手中就有三人遭遇交通事故……字字句句都在指向外賣江湖的「隱形霸主」。 在朝陽區某配送站點,四十多名騎手擠在十平米的休息室里傳閱這封信。牆面貼著「單王月入過萬」的橫幅早已褪色,角落裡堆著磨損的頭盔和護膝。 「去年冬天老李摔斷腿,平台給了200塊慰問金。」來自河北的騎手老張摸著膝蓋上的膏藥苦笑。他們最關心的不是企業商戰,而是公開信里那句「未來三個月招聘十萬騎手」,這意味著本就稀薄的訂單要再被分流。 海淀區某三甲醫院門前,二十多輛電動車擠在樹蔭下。兩個騎手盯著手機嘆氣:「搶單外掛越來越多,我們這些老實人連湯都喝不上。」其中曾是房產中介的小劉掏出記賬本:上月跑了287單,被扣超時費9次,實際到手5832元,剛好夠付群租房租金和老家孩子的補習費。 這不是個別現象。平台用精準演算法製造著「甜蜜陷阱」:新手期派送輕鬆好單,三個月後路線越來越繞;雨天加價吸引接單,到達時補貼突然消失。更殘酷的是「微笑行動」,騎手每天要隨機自拍三次,任何一次沒露齒笑就扣分。 在演算法的精密操控下,他們既是勞動者,又是被馴化的數據。 夜幕降臨,朝陽區某商業街亮起密密麻麻的外賣燈箱。在這片「幽靈廚房」聚集區,80%店鋪沒有堂食。油膩的過道里,三家共用的廚房正同時製作著「輕食沙拉」「老北京炸醬麵」和「廣式煲仔飯」。來自重慶的廚師老陳邊炒菜邊吐槽:「平台抽成從18%漲到26%,不用料理包根本活不下去。」 這些掙扎最終轉嫁到騎手身上。某次暴雨夜,騎手李大海連續收到五單某連鎖品牌的「爆款粥品」,送達時才發現五個訂單來自同個料理包加熱點。當他渾身濕透地懇求顧客別打差評時,手機又響了,新訂單配送費比平時多2元。 那個讓全網揪心的腦癱女騎手,或許是最殘酷的隱喻。七年送餐73000單,磨損的六輛電動車見證著她比常人更多的跌倒與爬起。當她在鏡頭前努力控制面部肌肉擠出笑容時,評論區卻充斥著「身殘志堅」的感動。 沒人追問:為什麼社會保障網漏掉了這樣的群體?當我們在短視頻里為勵志故事點贊時,可曾想過這是制度缺位的恥辱? 更荒誕的是企業塑造的「逆襲神話」。某平台宣傳的「單王騎手開賓士」,經媒體調查發現是區域代理商的兒子;劉強東送外賣的溫情視頻背後,是京東要求騎手每日在線12小時的考核新規。這些精心編織的童話,正在將系統性困境轉化為個體奮鬥的雞湯。 在亦庄某騎手權益研討會上,法學教授展示了一組震撼數據:外賣員時薪已從2018年的21元降至2023年的15.8元,而交通傷亡率三年上升140%。 值得玩味的是,京東公開信發布後,多個城市悄然出現騎手休息驛站,雖然多是企業合作的廣告點,但至少提供了免費熱水。 改變或許正在萌芽。杭州有騎手自發組建「配送聯盟」,通過集體議價爭取保險費;深圳出現首個「騎手勞動爭議調解中心」;就連被詬病的演算法,也有平台開始測試「10分鐘彈性緩衝期」。這些細碎的火星,能否點燃行業變革的篝火? 凌晨兩點,國貿橋下車流稀少。剛剛結束晚高峰配送的老周,把電動車停在24小時便利店門口。玻璃窗映出他開裂的手套和結霜的眉毛,店內電視正重播著某經濟論壇的豪言:「數字經濟創造千萬靈活就業崗位。」 此刻,三公里外的寫字樓里,程序員正在優化新的派單系統;五公里外的居民樓,創業者在策划下一個「顛覆性配送模式」;而在城市毛細血管般的街巷中,百萬騎手仍在重複著搶單、飛馳、賠笑的動作循環。 當我們將外賣視為現代生活標配時,或許該聽聽朝陽醫院急診科醫生的忠告:「周三晚上最容易接到騎手車禍傷者,那是平台會員日沖單高峰。」 在這個被演算法重新丈量的世界裡,每份熱氣騰騰的外賣,都可能沾著某個父親的汗水、某個兒子的鮮血。 劉強東上個月在朋友圈所寫:「利潤、市值和財富,不應該建立在底層百姓無保障的生活之上。」 平台戰爭終會落幕,資本故事總有新篇,但那些在紅綠燈間穿梭的藍色、黃色身影不該被遺忘。 他們用肉身丈量著城市的溫度,用速度透支著生命的長度。 當某天我們不再把「困在系統里」當作時髦標籤,當社會保障真正覆蓋每個風雨兼程的身影,或許才能說:這個時代對得起那些托起它的人。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難得君

「微信網文」:騎手社保:只保障少數人,還是照顧千萬人?

給外賣騎手上社保,看似是企業自主用工政策,但當它背後牽扯的是千萬外賣騎手,並且關乎就業穩定,所以這是一個公共政策問題。 撰文丨艾川 騎手的社保問題,正在愈來愈成為媒體與社會日常關心的話題。 顯然,事件的原點還在於幾個外賣平台相繼宣布為騎手繳納社保。 2月開始,京東宣布給自己旗下的騎手全額繳納「五險一金」,原本定位為「靈活就業人員」的騎手成為了全職合同工,簽約了1萬人。 這個新聞事件一石激起千層浪,京東也獲得了社會一片叫好:原本缺乏保障的外賣員,成為了「五險一金」全覆蓋的「頂級打工人」。 就在昨天,京東又發布公告,宣布在本季度再招收不低於5萬名全職外賣員。也就是說,在6月底前,京東將會給6萬名外賣騎手配齊「五險一金」。 ▲泉州街頭上的外賣騎手(圖/CFP) 而另一家外賣平台美團也落地了社保方案:4月3日,在南通和泉州推出了騎手養老保險補貼方案,當騎手滿足參保條件並繳納保費後,平台將直接補貼50%現金,可以選擇在就業地交,也可以在老家交;可以按月交,也可以按季度、半年交,都能領取補貼。預計在全國推廣後,將覆蓋百萬騎手。 兩套不同的方案也引起了不同的反響。 有人認為,就應該給所有騎手都配齊「五險一金」,竭儘可能加強保障深度。也有聲音指出,社保方案不能一蹴而就,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應該考慮覆蓋廣度,滿足大多數人的基本保障。 兩種方案都是對靈活就業群體社會保障的良性探索,但背後體現的是改革思路的差異——是只保障少數人,還是照顧千萬人? 01 詳細分析兩份方案,卻可以赫然發現這是對騎手社保繳納問題上的兩個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種是集中資源全面保障少量騎手的全面社保利益;而另外一種是把資源攤薄,聚焦核心險種儘可能擴大保障面。 從京東的進展看,到2025年6月底能給6萬全職騎手上「五險一金」。對於這6萬人而言,他們簽訂了勞動合同,從而得到了國家政策與制度的全面保障。 不過,京東全職騎手目前採取邀約制,具體的進入準則並未明確披露,依據何種跑單時長數據才能獲得邀約也暫未有具體解釋。 對於尋求穩定就業的人而言,這6萬人起碼是幸運的。但是,京東外賣旗下有130萬騎手,剩下124萬人的保障同樣也應得到關注。 […]

不是騎手需要社保,而是社保需要騎手

隨著京東的參與,外賣騎手的勞動保障問題再次成為熱點。許多人將焦點放在騎手是否需要社保上,但從更深層的社會視角來看,或許應該反過來問——與其說是騎手需要社保,不如說是社保更需要騎手。這背後折射出的,不僅是社保基金的現實壓力,更是整個社會保障體系與靈活就業群體之間的矛盾與張力。 騎手真的需要交社保嗎? 表面上看,為數百萬外賣騎手繳納社保是出於關懷、保障他們的基本權益。但仔細分析可以發現,騎手們對社保的需求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迫切。原因很簡單:社保繳費的成本對他們來說過於高昂。 目前,大多數外賣騎手的月收入在五六千元左右,少部分優秀者能夠月入過萬,但他們的工作強度和時間付出也遠超常人。按照靈活就業人員的社保繳費標準,個人每月需要拿出1000元左右作為社保費用。 對於這些每天風裡來雨里去、以單量為收入核心的騎手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即便騎手有繳納社保的願望,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們更傾向於把這部分錢用來應對日常開銷或其他緊急需求。 更何況,即便平台為騎手增加補貼,比如每單額外多支付1元,騎手也更可能選擇直接拿到這筆現金,而不是用於繳納社保。 原因在於,對於這些以「短期謀生」為目標的群體來說,眼前的生存壓力遠比未來的養老或醫療保障更加緊迫。 換句話說,騎手的首要訴求並非社保,而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賺取更多收入、實現基本的生活質量。 網路圖片 社保為什麼需要騎手? 與騎手對社保的「低需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社保基金對騎手的「高需求」。 近年來,我國靈活就業群體規模迅速擴大,外賣騎手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據統計,目前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達2億人,其中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快遞員等群體佔據了相當大的比例。 然而,這些勞動者大多遊離於傳統社保體系之外,導致社保基金的繳費來源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與此同時,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劇,我國社保基金的支出壓力不斷增加。根據相關數據顯示,近年來社保基金的收支缺口呈現擴大趨勢,部分地區甚至面臨入不敷出的風險。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擴大繳費基數、增加社保基金的收入,成為擺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一道難題。 而外賣騎手等靈活就業群體,無疑是填補這一缺口的潛在「金礦」。 作為一個龐大的勞動群體,如果能將他們納入社保體系,每年可為社保基金帶來數百億元的增量。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近年來人社部門和外賣平台頻頻推動騎手參保。 與其說是為了改善騎手的生活質量,不如說是為了緩解社保基金的壓力。 網路圖片 比起交社保,騎手更在意什麼? 比起社保,外賣騎手更在意的是平台演算法的限制和束縛。 外賣行業的工作強度之高,早已為人熟知。騎手們每天在高壓的時間演算法下奔波,稍有延誤就可能面臨罰款或差評。 平台對騎手的管理更多依賴冷冰冰的演算法,而非人性化的關懷。對於這些每天奔走在城市街頭的勞動者來說,他們需要的並不是一份遙不可及的社保,而是更公平合理的勞動環境。 更重要的是,大多數外賣騎手並不將這份工作視為長期職業,而是為了應對短期的生存壓力。 正因如此,他們更希望看到的是平台在收入分配、勞動時間、工作安全等方面的改善,而不是被動地被納入社保體系,增加一筆額外的支出。 網路圖片 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下的行業規範 實際上,推動外賣行業「正規化」的背後邏輯並不簡單。表面上看,這是為了保障勞動者權益,但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這也意味著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人口紅利逐漸消失,高度「叢林化」的靈活就業模式正在被迫轉型。 在過去的十幾年裡,外賣行業的快速發展離不開人口紅利的支持。大量農村勞動力湧入城市,為外賣行業輸送了源源不斷的騎手。 然而,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勞動力供給逐漸減少,依靠低成本勞動力發展的模式難以為繼。在這樣的背景下,外賣行業的「正規化」不僅是對勞動者的保護,更是對整個行業的重新調整。 對於外賣平台來說,規範化意味著更高的用工成本。無論是為騎手統一繳納社保,還是改善勞動條件,都會增加平台的運營負擔。 而這些成本最終可能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導致外賣價格上漲。這也引發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在追求公平與效率之間,我們該如何平衡? 網路圖片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諸葛咬金

他死了,沒有然後

這兩天有一條新聞讓我難以釋懷,甚至有些許迷茫。 最開始是在微信群流傳的「小道消息」——幾張圖片,簡單的兩三句話,宣告一位外賣騎手躺在電動車上永遠「睡去」。 直到官方通報說,經查,死者袁某某(男,55歲),系外賣配送員,已排除刑事案件可能。 網路圖片 網上流傳的圖片顯示,警方圍繞這「一人一車」拉起了一圈警戒線,把他圍了起來,這是法律意義上死亡現場,又像是一種宿命:他死亡的姿勢,正是他日常休息,或者說等待接單的狀態。 一名目擊者說,9月5日21時許,這名外賣員送完單躺在電動車上休息。直到6日1時許,同行發現這人睡了很久,感覺不對勁,就去搖了一下他,發現他醒不來,就告訴了小區物業人員。 他沒單子時,就躺在電動車上睡覺,手機一響就起來接單,「他睡過橋洞,唯一的工作就是送外賣。」這也就意味著,他的休息時間,是單子決定的,單子就是他的鬧鈴,或是命令。 網路圖片 想起一個成語:枕戈待旦。 古代行軍打仗的騎兵,他們在馬背上戰鬥,有時還會在馬背上休息。如今的騎手,也是一種和交通工具深度綁定的職業。 賣傢具的銷售員總是說,人這一輩子躺在床上的時間最多,因此買什麼都可以將就,買床不可以將就。但是對於有些外賣員、網約車司機來說,可能坐墊才是陪伴自己最久的「傢具」,一種移動的、賴以為生的傢具。 2024年的第一天,在安徽合肥,也有一位59歲的外賣員倒在送餐的路上,當時他正經過某小區的兒童遊樂場,手裡還緊緊攥著要送的外賣。 這些騎手是移動的生命,沒日沒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生活就像是魚缸里一條巨大的黑魚,追著他們一圈圈打轉,無法停歇。但他們又是被鎖定的生命,在一個穩固的程序里按部就班,不得動彈。 哪怕看起來一切都是自願的,他們卻停不下來,直到戛然而止。  但跑外賣也可能已經是最優選項,他們似乎幹不了別的,干別的也未必比跑外賣掙錢。 那位目擊者說,自己幾乎天天能遇到他,見面只能是短暫聊聊天,他可能是記者能採訪到的最熟悉逝者的人,但他依然叫不出逝者的名字。 猝死的外賣員每天都要跑500元以上,一個月就是15000元(相信他不會奢侈到全天休息的)。這不是一個小數目,坦白說,月入一萬五,已經很多了。 我就在想,他的目標為什麼不是每天400、300,或者600?也許,500不是他能決定的,而是一個常人的精力和能力上限決定的。面對生活,他選擇對自己極限施壓。如果跑800是可能的,我相信他也會去努力達到。  這就是勤勞中國人的一個典型樣板。在我們的意識里,似乎就沒有「休息」這個概念,也遑論享受。所以我們會看到頑固的大小周、996、007。不僅很多打工人沒有休息的概念,一些創業者也沒有,猝死的創業者也不乏案例。 我有時就在想,這到底是文化的原因,又或是某種機制的原因,或者是某種機制導致的文化? 大概年初的時候,同樣是在杭州,有位德國遊客曾經火了一把,當記者問他為什麼來旅遊時,他說自己一年有25到30天年假,然後還不忘補一刀:聽說你們年假比較少,勸大家好好享受時間享受生活。 網路圖片 這位德國遊客不理解我們,或許也正如我們難以建立他們那樣的勞動權利、生活觀念,乃至僅僅是一種自主的生存方式。 發條裝在我們的身體里,以及思想里。 就像這位55歲的外賣員死了,結果是:經街道、有關部門協調,相關外賣平台、保險公司與家屬協商,目前事件相關方已達成一致,善後工作正在有序開展中。 他死了,沒有太多的然後。就這樣,等待下一起。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觀人隨筆

怪人們越來越「奇怪」?

昨天晚上有件事,熱搜上得快,下得也快。 據媒體描述,是一名大學生兼職送外賣,送到某寫字樓的時候不方便,從綠化帶抄近路,出來時踩倒了圍欄。保安衝過去拔下了他的電瓶車鑰匙,並要求罰款200元。 天氣很熱,手裡的單子也多,再加上保安咄咄逼人,一個大學生無法輕易從對方手裡把鑰匙搶回來,於是就給他跪下了。 網路圖片 這樣一件事,原本不必在熱搜里急上急下,主要是後續,那張外賣員跪在路邊的圖片,席捲了很多外賣群。同行見面沒有分外眼紅,再加上還是名大學生在兼職,出現了外賣員圍堵小區的情況。 看到部分視頻,媒體用「一些外賣員到該小區維權」肯定是不準確的,不過我也能理解他們。 保安是個神奇的工作,職位不高,可在某些特定的場合又擁有一起奇怪的權力。於是,尤其是在他們面對弱勢群體的時候,部分保安可能會產生一種虛假的優越感。 這種優越感會讓他們出現怪異的控制欲和懲罰欲,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感覺對方是在挑戰自己的「權威」,情緒就會爆發,懲罰就會嚴厲,甚至超過他擁有的權力本身。 比如保安怎麼能對別人罰款呢?又怎麼能拔別人的車鑰匙呢? 也因此,小區保安和外賣員之間發生矛盾的事情經常能看到,之前甚至還出現過保安捅死外賣員的事情。 一方認為自己擁有某種權力,另一方認為你不一定有,雙方的內心誰也不服誰。於是有時候放你一馬,有時候又嚴格的像條瘋狗,這之間界線的模糊,是激發矛盾的一重因素。 除此之外,另一點是「對社會地位的焦慮感」。很少有人會說這種因素,確實不方便。但很明顯,一名保安,他會受到各種壓力,社會地位壓力、職業壓力,業主可以給他壓力、物業也可以,甚至有時候周圍的目光,也能成為對他們的壓力。 大部分讀者或許無法想像,但這種情況絕對存在,當你面對你認為比自己社會地位高的人時,內心無意識的想通過一些方式彌補這種不安,以獲得心理平衡,懲罰兼職送外賣的女學生就是一種方式。 這種問題不僅僅是一些人本身的過度反應和情緒發泄,同時也是社會關係不和諧的一種表現形式,是人們的「不安定感」。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們常說的,領導訓你,你訓比你地位更低的同事。因為訓斥他們,能讓你得到內心中對自己的認可,亦或者通過這種方式證明自己。 可往往這種獲得自我認可的方式,就是對他人尊嚴的羞辱,毫無疑問是病態壓力下的病態心理,導致一個社會裡的人,越來越不在乎他人的尊嚴,形成一個越來越醜惡的閉環模式。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近幾天漯河有名女法官被一起訴人躲在地下停車場殘忍殺害了,原因,竟然只是因為這名男子起訴1.8萬的賠償,最終只判了9000多元。 為了9000塊而殺人,沒人能理解。 網路圖片 我看這起事件的後續說,男子割喉了女法官後,自己也回家喝了農藥自殺。顯然是奔著同歸於盡去的,說明這人內心中是真覺得自己受到了「羞辱」,真覺得判的不公。 判得公還是不公,不能看他覺得,而要看法律條例。女法官根據條例來判,他憑什麼覺得不公呢? 乍一看,我不懂。可如果你結合近期多個法官在網上手持身份證實名舉報、喊冤,甚至還有派出所所長、警察等人同樣出現類似行為來看,就好理解了很多。 這是一種醜惡的循環,而這種循環消耗了人們的信任。他本該認為,判得對,應該是自己沒想明白。 可現在他腦子一熱,根本不想這些,內心裡只有一句話:MD,你們這些狗官,還能有幾個好人? 外賣員和保安之間,本不應有讎隙,也不該見面就眼紅。起訴人和法官之間,更是如此。是什麼導致他們變了? 是一種悶在封閉的瓶子里,越來越奇怪的氣息,讓他們越吸越上頭,越吸臉越紅。你也可以理解為——缺氧。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天涯行路

不滿干18小時才賺150 上海外賣小哥集體罷工

上海「餓了么」騎手因為收入過低,日前集體罷工。事件與年初一位上海外賣小哥「三年收入102萬」的神話形成鮮明對比。 網傳視頻顯示,4月10日,上海市閔行區顓橋鎮的餓了么騎手,因為收入過低而集體罷工。 4月10日,上海市閔行區顓橋鎮的餓了么騎手因收入過低而發起了集體罷工。一名騎手在社交媒體上表示,由於受某騎手「三年收入102萬」的誤導,近期有很多人加入了外賣騎手行業,導致上海市騎手數量激增長,以至於很多騎手每天工作18小時才能掙到150元。 pic.twitter.com/VfpIn3E59o — 昨天 (@YesterdayBigcat) April 10, 2024 有騎手在社交媒體上表示,由於受某騎手「三年收入102萬」的誤導,近期有很多人加入外賣騎手行業,導致上海市騎手數量激增,以至於很多騎手每天工作18小時才能掙到150元。 今年年初,一位美團騎手發視頻稱,自己三年收入102萬,經大陸多家媒體報導後衝上微博熱搜。 有網民說,「極權政權的謊言層出不窮」,也有人說,「但凡有點腦子的,也不會相信三年可以賺100多萬」、「外賣小哥到底是勵志故事,還是在刻意造神?刻意造神的目的是什麼?」 江蘇外賣員王先生告訴新唐人,經濟不景氣,點外賣的人少了,自然沒錢賺,「單量少,單價低是真的,我已經不敢幹了,點外賣的人少很多,而且人家都點十幾塊,還有五塊的,那就是說沒錢賺了。」 王先生還說,這個工作太辛苦,已決定不幹了,「現在單子不好跑了,而且單價也降低了。如果說晚點跑的話,一天得干十個多小時,你才能掙到每天二百塊錢,太辛苦了,我已經跟站長反映,下個月不幹了。」  中國外賣騎手罷工事件時有所聞。四川重慶的餓了么騎手,今年3月遭到無理由降工資,由於無法養家糊口,大家集體罷工討說法。 日前,有人發消息說,餓了么平台苛扣騎手血汗錢,還不讓休息,引發員工抗議。

一家五口,都做了外賣騎手

在北京五環外的崔各庄,馬闖一家三代居住在這裡。幾個月前,因為一張全家身著外送騎手服的照片,馬闖一家在互聯網上引發關注。在這個家中,除了年僅4歲的孫女,父母、大兒子與兒媳白天都靠穿梭在北京街頭送外賣謀生,二兒子也曾來北京送過幾個月外賣。 這樣一個騎手家族背後,是社會基層的自我複製。‍‍‍‍‍‍‍‍‍‍‍ 騎手一家‍‍‍‍‍ 馬闖起床準備上工的時候,十點半的北京已經天光大亮。屋內仍是晦暗一片,在馬泉營村彼此挨擠的矮房群里,這間位於一層的小房分到的陽光被擋去了大半,即使在白天,屋內的光源絕大部分也來自那盞白熾燈。 晦暗裡空蕩蕩的。7點多的時候,女主人潘明月出門送女兒去讀幼兒園,而後就騎電動車開始跑單。馬闖去廁所沖了把臉,套上外套就出門。推著摩托車從狹窄的巷子里出來,他打開手機,系統派發了今天的第一單,他看清商家的地址後,騎著車出發了。 在北京五環外的崔各庄鄉馬泉營村,馬闖一家三代居住在這裡。北京CBD的摩天大樓在遠處的天際線矗立,村裡有的是一棟連著一棟密集的兩層小樓。長相相似的小樓,內里被隔開一個個小小的單間,住滿了來北京打拚的外地租客,許多是從事服務員、物流配送或者送餐員之類的工作。馬闖一家三口和父母來這裡落腳時,不巧沒能找到同一棟空出來的兩個房間,於是,在相距數百米的兩棟樓里各租了一間房。 馬泉營村的出租房群內部,人員龐雜,流動頻繁。阡陌縱橫的巷子里,略微富餘的空間,被北漂的勞動者們各式各樣的代步車佔據,大都是電動車和摩托車。馬闖家門口,被三輛車圍住。馬闖和妻子各一輛摩托車,還有一輛是馬闖的表哥的,最近,他回河南老家陪伴待產的妻子,暫時把送餐用的車寄存在了馬闖家,等幾個月後照顧好妻子,還要回來北京送外賣。 馬闖開玩笑說,在馬泉營村,自己的家是一個「騎手之家」。幾個月前,因為一張全家著外送騎手服的照片,馬闖一家在互聯網上引發關注。 在這個三代同堂的家中,除了年僅4歲的孫女,大人們白天都靠穿梭在北京街頭送外賣謀生。 偶爾,馬闖會在送餐途中偶遇父母。有時是在美食檔口取餐的時候,時間充裕的話,能坐在一起閑聊一會兒,說的多是當天收到的差評或態度惡劣的商家。12月初,馬闖的女兒在北京的感染潮中病倒,最近爺爺馬國保遇到馬闖的時候,聊的都是孫女恢復的情況。有幾次,馬闖在送餐途中遇見騎著車送餐的母親趙華清,兩人都著急送餐,就只按幾下喇叭,算是互相打了招呼。 一家人像被放在一個籃筐里的雞蛋,擠擠挨挨,時間撞在一起。照顧孩子等家務,只能勻出妻子潘明月來,她跑兼職單,收入少些,但時間自由,每天可以負責接送孩子、回家做飯等後勤工作。 往往是下午一兩點的時候,巷子口就會出現潘明月騎著電動車的聲音。她把車停在出租屋門口,洗了洗手,就進了廚房備菜。嫁給馬闖前,潘明月不會做飯,一家人都在為生活奔波的過程中她擔起家庭中的各項事務,也學會了下廚。馬闖兩點多回家,幫著潘明月將熱氣騰騰的菜從廚房端出來。女兒四點多才放學,這是兩人為數不多的獨處時間。 幾百米之外的另一個房間里,馬國保和趙華清也在吃午飯。馬國保和趙華清都是全職,有自己的排班時間和固定工時。做飯還是由妻子負責,為了儘快準備好飯菜,趙華清總得在下午和傍晚下班前,抽一段沒單子的時間,回家備菜。 為什麼會扎堆。歸根結底,這個家庭發展根系的邏輯,延續著熟人帶熟人的方式。到家人親朋打拚過的地區工作,是他們所能動用的所有人脈和資源,也是很多這類家庭到大城市打拚最基本的跳板。 對馬家來說,這層階梯,就是馬闖的堂哥一家。第一個被拉來北京的是馬闖。2016年,他對在廣州五金廠的工作不甚滿意,求助堂哥之後,他跟著堂哥,進入了北京一家西餐廳當學徒。出發前,他擔心自己的英語水平不行,學不會高大上的西餐,也融入不了北京這座高大上的城市。在北京打拚的堂哥,安撫著他初來北京的忐忑。 工作後,他才在周遭都差不多水平的人群中,打消了這層疑慮。馬闖的父母,馬國保和趙華清也放棄了廣州的工作,隨兒子一起來了北京。當時堂哥一家已經在北京落腳,在堂哥一家的幫助下,馬闖一家很快安頓了下來。工作也有了著落,父親馬國保跟著自己的大哥送快遞,母親跟著伯母去了超市做收銀。 經過堂哥一家的「傳幫帶」,馬闖一家很快在各自的崗位獨立運轉了起來。在北京,一家人快速落腳,也很快撞見了一些不得不獨自面對的窘迫時刻。 獨立送快遞後不久,馬國保一次不小心開著載滿快遞的三輪車,駛上了北京東五環的立交橋。為了拓展更多空間,為疏導交通流足更多餘地,北京六環內,隨處可能修建著立交橋。有時候駛入一個路口,馬路會在前行數百米後忽然上傾,而後的道路被支在高空中。這便是大城市龐雜的一面。在老家,村裡一馬平川,馬國保沒走過這樣的路。那天下午,他只懂硬著頭皮騎車謹慎往前。一旁高速路的汽車不斷從他身邊疾馳而過,沒有人停下來為他提供指點。他很快不敢再向前,戰戰兢兢將三輪車停在路邊,給自己的大哥發消息求助。最後,大哥來將他帶了下去。 馬家人後來流入外賣騎手一行,契機在於馬國保2017年一次偶然的機遇。那時他送快遞已一年多,摸清了路線,也熟練掌握了導航。在飯桌上,他聽轉行送外賣的前同事聊起,跑外賣的收入比以前要高。於是,他辭了送快遞的活,跟著前同事學,成了一名騎手。 事後看,馬國保的這次職業轉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為這個家庭解決生存問題提供了方法、安全出口。 2020年秋天,馬闖的披薩店負債歇業。他在家待業一個月,每天躺在床上,盯著手機里的求職軟體,試圖繼續留在餐飲行業,找一份廚師的工作。但是,他能搜到的崗位要麼離家太遠,要麼薪資不高。女兒才不到一歲,各方面都需要花錢,還有債務需要償還,馬闖的失業讓家庭的運轉陷入了困頓。 當時外賣行業正熱,父親成了家裡的支柱。馬闖一家三口的生活常靠父親接濟,女兒的奶粉有時也得馬國保幫忙買。為了讓失業的兒子儘快振作,馬國保建議他來送外賣。當時馬闖一窮二白,做騎手開的第一輛摩托車,還是父親幫忙買的。 2022年,趙華清的工作也遇到了瓶頸。趙華清來北京當了兩年收銀員後,因家裡還有在讀高中的小兒子需要看顧,決意回老家嘗試當微商。為了獲得更高的代理職務,她大量購置商品,最終在幾年內,將大部分錢財賠了進去。 得知了趙華清的虧損,馬闖和馬國保父子開始勸說她回京,做什麼,自然也是外賣騎手。趙華清羞愧於自己給家庭造成的損失,最終答應了下來。 一棒傳一棒,馬闖像當初父親教他一樣,帶著母親一點一點熟悉送餐的流程。剛過完年不久,單子還不多,母親坐在他的摩托車后座,跟著他跑了兩天。第三天晚上,他帶著母親購置了一台電動車,又跟著她從七八點跑到了十一點。兩三個小時里,母親掙了兩百塊錢。這是兩年來,趙華清第一次看到收入的正增長。 2022年年中,馬闖的弟弟從河南一所本科院校畢業,找不到工作,考公也無果,最終在家人的提議下,上半年也住進了馬泉營村,穿上騎手服送了幾個月外賣。馬闖的弟弟性格內向,很少和家人袒露心緒。馬闖隱約感覺,弟弟雖然滿足於勞動帶來的收入,卻始終不滿意送外賣這份工作,只是一時間沒有其它辦法,只能將就。‍‍‍‍‍‍‍‍‍‍‍‍‍‍‍‍‍‍‍‍‍‍ 突破圈層的想像‍‍‍‍‍‍‍‍‍‍‍ 有時候,馬闖會開玩笑說,自己的家庭是「袋鼠之家」。在這個家裡,成員們共享著一個噩夢。除了女兒,每個家庭成員都曾在送外賣的第一個月,夢見自己騎車在不同的店面和小區之間拚命飛馳,場景不斷地變換、搖晃,他們無望地看著自己奔向超時的結果。 一家人在既定的軌道里盤繞,這樣的軌跡與經驗最終還是沒能滿足馬闖弟弟的心氣和野心。只幹了幾個月,馬闖的弟弟回了河南,報名了鄭州一家機構的編程課,企圖抓住一塊向上的跳板。 如果可以,馬闖也想從每天在崔各庄風吹日晒下送餐的生活里出走。他有一個願望,希望自己能過上像白領一樣安穩的生活,坐進寫字樓的辦公室里,從事一些腦力勞動。比起眼下風吹雨淋的工作,寫字樓里的勞作有建築遮風避雨,更規律,不用透支體力和時間。但他過早輟學,想要出走到這樣的結局…… 半個世紀來,這個家庭吸收著有限的家庭資源,在固定的軌道上緩慢前行。馬闖的爺爺奶奶都是農民,一生扎在農村的土地上。馬國保和趙華清完成了從土地出走的第一步。他們二十歲結婚生子,在大兒子馬闖五六歲的時候,拿著幾百塊錢,到隔壁南陽市批發賣菜,走出了駐馬店的村子。 馬闖見證了父母進貨的工具從腳蹬三輪車,換成了摩托三輪,後來又換上了大卡車。零幾年時,父母在老家縣道邊蓋了一棟有前院和後院的兩層小樓,帶著他們搬出了老舊的平房。 高中畢業後,馬闖沒有考上大學,父母曾想把賣菜的生意經教給他,但馬闖拒絕了。初中的寒暑假,他常去父母的菜攤幫忙,見過父母的辛勞,他覺得菜攤上的日子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他投奔了在上海工作的表哥,進了一家五金廠,負責在高溫車間里給電機烤漆,輪班上崗12小時後,他可以有24小時的休息時間。第一天上的夜班,下班走出車間,太陽已經升起來了。拎著一袋路邊買的醬香餅回到家,馬闖嚼著嚼著餅就睡了過去,再醒來時,那塊餅還在嘴裡沒咽下去。城市裡的工作不如他想像得輕鬆,工資也不如想像中多,馬闖覺得厭倦。 馬國保和趙華清的蔬菜生意也陷入困局。賣菜也是一種投資,投資就會面臨風險。從馬闖高中起,父母就幾次出現菜品選擇的失誤,不斷虧損。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車上海青,一直到大年三十都沒賣完,只能倒掉,虧損了幾萬塊。連續的虧損不斷挫傷馬國保夫婦的信心,放棄的念頭日益強烈。 一家三口的命運重新交匯。一年結束,馬闖從上海回老家過春節,轉年伊始,一家三口一起去了廣州,進廠上班。一年後舉家來北京,開啟了騎手一家的序章。 從西餐學徒做到廚師長,馬闖只用了三四年。起初的幾個月,他迷失在西餐廳後廚二十多種調味料中。迷迭香與百里香的區別、調味料的用量、多種組合的先後順序,家裡做飯不用這些佐料,這些是超出他過往生活經驗的新嘗試。時間久了,他學會了記筆記,將需要記憶和區分的知識點密密麻麻寫在筆記本上。一年多的時間,從成天只能站在高溫油鍋邊炸薯條,到順利出餐不被退回,他總算出師。 此後的兩三年時間裡,他輾轉在不同的廚房裡,學習不同國家的菜系,技藝不斷純熟,頭銜也不斷升級。風頭最勁時,他在朝陽大悅城的一家高檔西餐廳當廚師長。 當時馬闖發覺,雖然這不是頂級的廚師崗位,但已經是他能力所及的最高處。公司有出國進修的機會,從國外回來的人鑲著米其林星級的金邊,升上行政總廚。但不會英語這一點擋住了馬闖,想要達到和他們一樣的成就,他還得在這個位置熬上二三十年。 或許創業是普通人最好的翻身機會——25歲的馬闖決定試試。2019年七八月,馬泉營村附近新開了一座美食城,馬闖和潘明月在那裡開了一家披薩店。 頭半年生意紅火,女主人潘明月懷孕八個月的時候都還在店裡幫忙。潘明月回老家待產的一個多星期里,馬闖一個人撐著這個店鋪,炸、炒、烤的各種工序並行。烤箱的高溫,烘得他起了滿背的痱子。 半年後碰上疫情,等到來年,生意依然沒有好轉,之後的半年不斷虧損。父親聽聞他一直在賠錢,勸他關店。馬闖不肯,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開店,竭盡全力他也想堅持下去。存款被掏空,他就找人借錢,借不上就刷信用卡,實在填不上了,他才放棄。 機遇之於馬闖一家,就像走旋轉門,看似走進去,卻時常回到原地。 馬國保和趙華清年輕時在南陽賣菜賺了第一筆錢。他們決心用這筆錢改善住房。當時,許多同村做生意的人都在機場附近買了房,有遠房親戚怕他們錯過搬進城的機會,勸夫妻倆趕緊也去買一套。但是,馬國保想著要回老家自己蓋房,堅決沒有同意這個提議。 想要兼顧機遇和情懷,對馬闖一家來說很難。21世紀初,中國的房價方剛展露攀升的勢頭,當時的很多人難以想像日後的房價會以怎樣的速度攀升。 馬國保如願在村裡修了新房。住隔壁村的遠房親戚也花十萬元在機場附近買了一套房,沒兩年,機場附近的地塊拆遷,親戚買的房子被拆,獲得了數百萬元賠款。 而隨著孩子們長大,馬國保開始發現,現在的年輕人成婚都流行在城裡買商品房,他在老家修的房子,漸漸地在孩子們的婚戀里,派不上用場了。 有時候看向遠處,馬闖可以看到另一個圈層的家庭是如何伸展、發展家族的枝葉。 在馬泉營村周圍環繞著大片別墅區。那裡的樓棟和馬闖住的矮樓群一樣整齊排列,不同的是,富人居住的別墅區,因為精巧的設計,每一戶都能享受綠意與陽光。 空闊的空間,和充分被保護的私密度,是別墅業主們享有的便利,卻成為騎手們的麻煩。 馬闖不喜歡去別墅區送餐。摩托車不可能開到樓下,保安總是連人帶車把騎手們攔在小區門口,要等登記和跟業主確認後才給放行。進別墅區不能騎車,只能走進去送餐,遠的話,往返小區里送餐就要近半小時。 去年,馬闖接過一個單子,信息提示顧客買了價值五六千的紅酒。本以為會是數量龐大的一單,沒想到取貨時,馬闖發現一箱里只有五六瓶紅酒,這意味著單瓶酒價格就上千元。不僅如此,配送費還達到了160元,折算給他的金額足以抵他午高峰一兩個小時的訂單收入。 馬闖送餐時,看到過一家中介擺出這些別墅的售價,一棟兩千多萬。馬闖想,一瓶紅酒一千多元,雖然自己也掏得起這筆錢,但關鍵在於,對於住在別墅區里的人來說,這不是什麼天價酒水,估計和自家在聚會上點一百多的紅酒白酒性質上沒什麼差別。 在這個圈層里,貨幣以膨脹的方式存在著。 馬闖想過,到底什麼樣的人,能住得起這樣的房子,買得起這樣的酒。他們到底生活在怎樣的圈層里,人生的路徑又跟自己有何不同。也許是因為高學歷或其他條件,他們在公司里表現優異且資歷豐富,繼而擁有了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年薪。 如何獲取財富,馬闖承認自己想像力有限。除了做點小生意,或是直播電商,他想不到自己還有什麼好的選擇。年薪千萬的大主播,經歷難以複製。況且,那是家裡的人都不熟悉的行業,在不熟悉的行業,沒有親戚朋友的引領,很難成功。‍‍‍‍‍‍‍‍‍‍‍‍‍‍‍‍‍‍‍‍‍‍‍‍‍‍‍‍‍‍‍‍‍‍‍‍‍‍‍‍‍‍‍‍‍‍‍‍‍‍‍‍ 停不下來的齒輪‍‍‍‍ 如何擁有更多的財富,是許多人難以擱置的煩惱。馬闖也是其中之一。即使不貪大財,馬闖也知道自己需要賺很多錢。 2021年,馬闖的女兒一歲多時生了一場病,發燒,吃藥一直不管用,送到華西醫院後,檢查得知孩子已經快要燒到肺炎,必須儘快住院。 一萬元的住院押金,差點壓垮了馬闖和妻子。當時馬闖剛開始送外賣沒多久,雖然債務沒還完,心態仍舊輕鬆,每天只跑六七個小時,能掙到兩百多就樂呵呵地下班。工資覆蓋一家三口在北京的開銷都勉強,更別提存錢。以至於要交押金時,馬闖手裡只有兩千元。沒辦法,夫婦倆開始四處打電話找親戚朋友借錢,怎麼也湊不夠,最後打給了馬闖遠在老家的爺爺,才湊上錢。 馬闖說,如果不是發現自己連女兒一萬元的救命錢都掏不出來,他可能還意識不到自己已經進入了必須四處找錢的境地:「你不好好乾,等哪天自己的家人住院了或者怎麼著需要錢,你沒錢的那一刻最丟人。」 女兒病癒後,馬闖拼了命地工作。每天上午十點出門,一直跑到凌晨兩點才回家。 今年,馬闖入選了「騎手上大學」項目,免費在國家開放大學就讀物流管理專業,畢業可以獲得大專文憑。為此,他特意買了筆記本電腦,晚上下班了就看一會兒網課。起初還特別有激情,腦子裡一直想著這件事,單子不多的時候都會掏出手機來上會兒課。 馬闖慢慢發現,上課無法急於一時。他依舊像初高中時一樣難以理解複雜的原理,老師講起計算機的二進位,他聽得迷糊。不同的是,這一次,他擁有了一定要學會的理由。 馬國保和趙華清也無法停下。一直在輪轉的夫妻二人,積累的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向了兩個兒子。2017年,馬國保和趙華清掏出積蓄,又找親戚朋友借了點錢,湊夠了首付的十幾萬,給大兒子馬闖在老家縣城裡買了一套學區房。兩年後,馬闖結婚,彩禮也由他們置辦。小兒子編程培訓班的兩萬元學費,再加上在鄭州租房的費用,都得老兩口來付。以後他結婚成家,也缺不了父母的幫持。 老兩口仍是這個家不可或缺的支柱,孫女出生後,他們也抽不出時間幫馬闖這對新手父母照料孩子。能給予的,只有經濟上的援助。 現在,馬國保仍會時不時詢問馬闖手裡的錢夠不夠花。看到對話框里的紅包或轉賬,馬闖心裡不是滋味。他也想要硬氣一些,直接不收,但生活的缺口明晃晃擺在他眼前。 一個月房租2000,房貸2000,四口人的生活費2000,女兒幼兒園的學費一個月1500,摩托車加油一個月1000,再加上其他七七八八的開銷,一個月得將近一萬塊。這樣的生活,經不起任何計劃外開支的考驗。 「下一代說不定還是送外賣。」馬闖一家五口都是騎手的視頻在短視頻平台引發熱議後,有網友如此評論。 馬國保接受不了這樣的論斷與推測,馬闖和潘明月也對女兒被牽扯進來感到不快:「就算有一天我孩子真送外賣,我也沒覺得丟人,她自己決定自己的人生,我們是干涉不了的。」 今年夏初的一天,馬闖徹底崩潰過一次。當時天剛擦黑,往常該順著晚高峰的人潮四處送餐的馬闖,騎著車回了家。一到家,他就衝進廁所,關上門,躲在裡面哭了出來。哭聲在狹窄的廁所里迴響,穿透單薄的牆板傳到門外。 回家前,馬闖在工作群里發了條消息:「人這輩子活著是為了什麼?難道就是天天送餐嗎?」馬闖平時性格樂觀,群里的人們感到反常,紛紛提醒馬國保,讓他去看看自己的兒子。 生活是害怕比較的。馬闖偶爾會羨慕身邊的同齡人。只比他大幾個月的堂哥,高中沒畢業就出去闖蕩,在馬泉營村附近開了家早餐店,現在已經有了第二家分店。如今,堂哥一家人都泡在兩家店裡。大伯和伯母給堂哥買了輛車,堂哥夫婦也還沒有孩子,生活壓力要小許多。 潘明月在馬闖回家前就看到他在群里發的消息。她拉開了廁所的門,站在門口安慰自己的丈夫,「掙多點就多吃點,掙少點就少吃點,不跟別人攀比,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不用有那麼大的壓力。」 看起來,馬闖似乎也只能按照這樣的思路安慰自己。哪怕是自我安慰,馬闖明白,自己需要卸掉這些壓力,撐下去,才能生活下去。 他擦乾眼淚,讓情緒過去。隔天,馬闖又沉浸在收入額不斷跳動上漲的獲得感之中。再次活躍在微信群里時,他已經恢復了以往的積極面貌,「兄弟們,你們看我這單掙了多少錢,你們行不行?」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真實故事計劃Pro

外賣騎手,人滿為患

「大不了就去送外賣」,這句話曾經是很多職場打工人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也是很多人當真的一條人生退路——幾乎沒有門檻,不怕35歲限制,只要你肯吃苦,就能穩定賺錢,關鍵賺得也不少,月薪過萬十分常見。 但現在,送外賣的人太多了,他們是失意又失業的職場打工人,是創業失敗的小老闆,是畢業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他們湧進外賣行業,讓這份公平又易得的工作,快要失去兜底的意義。 可是如果連外賣都不招人了,他們,或者說我們,又能走向哪裡? 池子多出來很多魚 又一個深夜,28歲的新手外賣員羅頌失眠了。 他是被震天響的呼嚕聲吵醒的。羅頌所在的出租屋,是個不到120平的四居室,裡面已經塞進了接近30位外賣騎手,上下鋪,沒有公共區域,行李箱塞在床底,租住在這裡,就像沙丁魚被裝進罐頭,找不到縫隙,也沒有隱私。 醒來之後,羅頌更睡不著了,他的心裡填滿失落感。羅頌是山東人,今年年初剛來北京,成為了一名美團外賣的專送騎手,但僅僅兩個月時間,他就發現,這活兒沒有想像中好乾——擁擠的並不只是宿舍,更讓羅頌感覺到逼仄的是,整個外賣騎手群體的爆滿。 3月,春暖花開的北京,湧入了一大批和羅頌一樣的新騎手,就像春水化凍,池子里突然多出來很多魚。往年春節後,外賣行業會有一段時間人手緊缺,為了保障運作,2023年2月,美團開啟了「春風送崗」行動,再開放50萬個騎手、站長等配送服務崗位,還花了1個億,用各種方式來招聘新騎手。 沒想到的是,預期中的用工荒沒有到來,50萬個崗位正在以光速飽和。另一位餓了么的外賣員馮祥說,年前,自己所在的站點還只有30來人,如今,站點擴充到快90人了。馮祥來自河北,已經在北京跑了7年外賣,春天是外賣淡季,氣溫回升,人們更願意出門吃飯,單量會變少,但騎手這麼多,是他印象里的頭一回。 和羅頌住在一起的鞍山人丁長義,已經跑了兩年外賣。之前,他住的宿舍人少,又都是熟人,想家的時候,丁長義喜歡給大家做鍋包肉吃,有人湊鍋,有人湊調料,丁長義下廚,就能做出一頓鍋包肉,省錢。但就在兩個月前,突然來了很多新人,這才換了大宿舍。這之後,屬於個人的空間少了,丁長義失去了下廚的機會,「薪資低,帶鍋來的人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組團來的年輕新騎手,「不跟你一條心」。 新人們也加劇了競爭的激烈程度。羅頌和丁長義所長期駐紮的站點,屬於熱鬧的北四環商圈,一天的單量在2300單左右,但平均下來,每個人只能跑30單。他們計算過,在中午的用餐高峰期,一位熟悉路線的騎手就可以送出15-20單了,30單的總量即意味著,除了中午和晚上,騎手們幾乎沒有訂單可跑。 於是,下午兩點,騎手們紛紛空閑下來。羅頌和騎手們喜歡聚在和府撈麵,閑聊、睡覺、大眼瞪小眼,因為只有這裡提供免費的茶水和座位,能夠讓沒有訂單的時光消磨得更快些。一直到下午五點半,這裡的話題都會圍繞著「沒單」和「降薪」展開。 羅頌是這個話題的積极參与者,他本就是沖著高薪來的。最開始,羅頌還是在短視頻上刷到招聘廣告,裡面寫著,一個月能拿到一萬八。入職之後,羅頌問老騎手們,這些宣傳是不是在騙人?大家紛紛曬出了自己的工資轉賬記錄,「一年不少掙」。 看著那些數字,羅頌更加充滿信心,他覺得「來對了」——外賣騎手實行「計件制度」,奉行多勞多得,而自己精神好、能吃苦,如果能一天跑上60單,按照一單8塊5計算,干滿30天,就能賺15300元。但如今,他到手的薪資不到8000元,比預期減少太多。 不過,新人往往很難搶得過老人。閑談間,女外賣員焦蕾說起,這段時間,騎手群里來了不少不到20歲的年輕人,都和羅頌一樣,是沖著「賺大錢」來的。其中,有一個18歲的小姑娘,刷到抖音的招聘廣告,獨自一人來北京跑外賣,結果單量少,又不熟悉路,一天下來,才跑7單,第二天跑了10單。同是老鄉的焦蕾看不下去,給小姑娘介紹了一家奶茶店,讓她到店裡學做奶茶,「好歹是門手藝」。 26歲的田橙子才跑了兩天外賣,就已經開始盤算這份工作值不值。昨天,他才跑了18單,收入100多塊,比他預期中整整少了一半。但花銷沒少,電動車的租金一個月700元,擠得像罐頭的宿舍800元,更令他咋舌的是北京物價,這個晚上,他點了一份最便宜的麻婆豆腐蓋飯,都得18元。 爭奪餌料 對於羅頌、田橙子這樣的新騎手們來說,他們剛剛進入水中,就已經感受到了氧氣稀薄的窒息感,不得不先「卷」起來。 田橙子的18單,午高峰有9單、晚高峰有8單,剩下的一單,是他整整等了一個下午,實在沒辦法了,找到了站長,讓站長派來的一個寶貴訂單,距離長達3公里,專送騎手們基本不會接這麼遠的單子,送完這單,他花了一個小時。 羅頌則選擇早起,再多送兩個小時的早餐時段。前兩天,他因為送餐時和保安起了口角,去派出所待了一天,沒賺上錢,還賠了800塊。為了彌補,羅頌不得不把所有的時間利用起來,那個晚上,他跑到凌晨3點才下線,兩個小時之後,羅頌睡醒起床,繼續送早餐訂單。 而身經百戰的老人們,也輕鬆不到哪裡去。 最近,丁長義感到很疲憊,他覺得,自己好像越來越像一個機器人。丁長義今年41歲了,精神正在流失,他曾經給自己制定過一個容易夠到的小目標,每天只要跑到35單就下班,不然一天沒得賺。但從上個月中旬開始,訂單少了,他只好選擇一直在線,每天變成「一單一單地熬」,一個小時能多上一兩單,熬到快11點,才能完成任務下線。 這大大減少了丁長義的休息時間,回宿舍倒頭睡,睜眼就得上線,「就像到點開機的機器人」。以往,晚上7點就能收工,丁長義會約上自己的騎手好友,一起騎車去什剎海、天安門走走,這是難得的、屬於丁長義的時光。 37歲的劉大海,和丁長義有相似的疲憊感。他應對競爭的方式是,接下任何一個訂單。在美團專送,騎手們的訂單都是系統派單,但每個人每天有3次轉單的機會,於是,一些太難跑的訂單,劉大海都不接,尤其是一個高檔小區,不允許外賣員騎車進入,再遠的單元樓,都得步行送進去。往日,接到這個小區的單子之後,劉大海會轉單出去,像田橙子這樣的年輕騎手更願意接下。 但現在,再遇到這種單子,劉大海不敢轉了,能多跑一單是一單。相比起疲憊,收入少更讓劉大海著急,父母老了,孩子才17歲,都是用錢的時候,他只好在自己身上省錢,一天一包煙減少到三天一包,忍不住的時候就喝口水。劉大海特別喜歡吃菠蘿,但這幾天,他心焦上火,嘴裡起了好幾個大泡,吃著嘴會疼,不過這樣正好,能再省下一筆菠蘿錢。 沒有訂單、收入銳減的陰雲,就這樣籠罩著所有的騎手,大家正在習慣一個新的事實——外賣真的不好乾了。 有老騎手開始了最後的掙扎,比如餓了么騎手馮祥。4月初的一天,北京下了一場暴雨。那一天,馮祥隱隱有些興奮,「因為好久沒有爆單過了」。早上,他穿上雨衣、給手機帶上防護套,衝進大雨里,想抓住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多跑幾單。最終,馮祥跑了50多單,已經是兩個月來單子最多的一次,賺了400多塊。 馮祥說,那天超常的努力,似乎是一場最後的掙扎,「再拼一次,看看能賺多少錢」,如果還不行,那就不跑了。 但也是這一天,馮祥收到了2個差評,其中一個,是在中午的高峰期,外賣櫃滿了,他趕著送另一個訂單,來不及解釋,就把外賣放在快遞櫃旁邊,大雨淋濕了外賣盒。回想起那個決定,馮祥有點後悔,也覺得「是不是自己心態出了問題」。他跑了7年外賣,以前從沒有連續犯錯過,也不會著急這幾分鐘,總是等到客戶下來拿,因為一旦有差評,就會被罰款。 「是太低落了嗎?」馮祥問自己。這段時間,單子少,單價還降,那天下大雨,他聽說,之後的惡劣天氣,不會再有2元一單的補助,雖然消息真假要到下個月發工資後才知道,但他還是一下子泄了氣。 老天好像也在勸退馮祥——拼盡全力的結果是,賺400元,卻送錯2單,被罰1000元,強制下線7天。 水溫的變化 收到處罰結果的時候,馮祥感到十分詫異——罰金變高了。兩個差評,每個都被罰500塊,這是之前從來沒有的懲罰力度。不止如此,站點還在4月1日開始,執行了更嚴格的管理措施,比如,所有人需要在8點30分參加晨會,晚到罰款200元,缺席罰款500元。 馮祥有些不開心,「好像就是人多之後,覺得我們走不走都無所謂了,不需要你了,覺得這裡管得嚴、不舒服,那你就別幹了」。 事實上,任何生物聚集在一起,都會形成一種穩固的生態,維繫一套公認的運作法則。此前,對於外賣騎手們來說,這種生態的基礎法則就是,騎手數量是有限的。 一位幹了7年的美團站長吳楠說,在外賣界,也有一隻「看不見的大手」,在隨時調節外賣員的數量。他們會在美團、餓了么這兩個平台之間反覆橫跳。甚至在美團專送內部,也有很多外賣員是不穩定的,他們會跑一段時間眾包(指沒有站點的臨時騎手),再跑一段時間樂跑(指專門跑一些遠單的臨時騎手)、暢跑(指專門跑一些近單的臨時騎手),但原則都只有一個,「哪裡的單價高就去哪裡」,就像魚能夠自由地活動在開闊的水域里。 對於騎手們的這種流動,站長們往往持默許態度,並不在意,因為騎手是珍貴的。早幾年的時候,各家外賣平台展開騎手搶人大戰;後來,興起的網約車、同城、閃送服務,都在和外賣行業搶人;疫情時代,外賣騎手更是「香餑餑」。 馮祥記得,這幾年來,工作的確好乾,站長們也願意和騎手們搞好關係。有的時候,如果有訂單超時、差評,只要站長不上報,就不會處罰到自己。馮祥最感動的一次,是自己的孩子生病了,工資還沒有發,他把情況告訴站長,對方果斷地預支了幾千塊錢的工資。馮祥當時覺得,自己的存在有價值:「站長是希望留住我的。」 但顯然,情況變了,外賣騎手數量正在飛速增長。美團財報顯示,2021年美團騎手的數量為527萬,2022年,美團騎手的數量變成了624萬,其中81.6%是來自縣域鄉村地區的農村轉移勞動力,平台一年新增騎手的人數達到了97萬。 吳楠說,今年,應聘者比往年更多,他們依靠中介公司找人,每介紹成功一個,會給幾千塊錢的推薦費,現在,推薦費從兩三千降到一千多。同時,吳楠也開始在意起了穩定性,「跳來跳去的那種騎手,我們就不招了」。不僅吳楠在意,很多騎手也不願意再流動,吳楠觀察到,大家更願意固定下來,「就跟突然醒悟過來一樣」。 最直接的原因,是「哪裡的情況都不好」。比如美團樂跑,往日不限班次,單價雖然低,但單量多,騎手們想跑多久都行。但現在,樂跑開始限制騎手們的班次,劃分成午高峰、晚高峰、下午茶等,如果騎手沒法在自己的班次里完成單量,會直接斷線,吳楠預料到了這種情況:「因為報名樂跑的人也特別多,特別富餘。」 這樣一來,更多的眾包騎手,選擇固定下來,加入到站點的團隊中。上個月,美團的羅頌和丁長義收到通知,4月開始,眾包的單子划到了專送池子里,他們的單子稍微多了一點,但單價從原來的8塊5,掉到了6塊3。餓了么的馮祥說,以前,一個月跑到500單以上,單價會從每單7塊漲到每單8塊,但現在,需要跑到700單以上,才能拿到每單8塊的單價了。 而對於這些改變,一些騎手選擇了接受,他們停止遊動,在有限的空間里尋找生機。 失去兜底的工作 作為一份工作,外賣騎手曾經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在羅頌所在的站點,每個騎手都能說出一大堆人生往事,每一段經歷都能對應一個選擇這份職業的原因,是它們吸引著有著不同人生路徑的騎手,最終匯聚到這個池塘里來。 對於馮祥來說,選擇做騎手,是因為它足夠「自由」。26歲的時候,馮祥獨自一人來到北京,成為一名騎手。在此之前,他曾經去過廊坊的京東方,做工人,但馮祥覺得「不自由」,連抽煙都不讓。但送外賣不一樣,沒人管,馮祥剛到北四環當騎手時,路過鳥巢,就能進去轉一圈,這讓他感覺到自在。 而在很多人的人生軌跡里,外賣騎手幾乎是他們流轉的最後一站。比如41歲的鞍山人丁長義。原本,他有過一份很滿意的工作,是在一家單位做貨車司機。但女兒出生的那一年,他想多賺點奶粉錢,於是白天跑貨車,晚上去做代駕,半夜,疲勞駕駛,丁長義撞上了一輛小三輪車,所幸沒有人員傷亡,但他丟了工作,賠了5萬,被吊銷了駕照。 丁長義愧疚,把自己關在屋子裡整整兩個月,出來之後,再也找不到這麼好的工作,「東北的三線城市,要人的工廠也少」,他唯一的選擇是去鞍山軋鋼。去年,丁長義聽說,在北京跑外賣能賺錢,於是,他背著家裡人,偷偷來了北京。這件事,直到丁長義被隔離、很久回不去老家,家裡人才知道。 這個時候,丁長義已經40歲了,只有跑外賣沒有年齡要求,也不會追究過往。 37歲的劉大海也是這樣。而他選擇做外賣騎手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缺錢。幾年前,劉大海從哈爾濱南下,去廣東開燒烤店,選址失敗再加上疫情,小店倒閉了,他虧了28萬。這是他第二次欠債,上一回,是十年前,他被忽悠去鄂爾多斯的礦上拉煤,買了一輛車,貸款70萬,結果一個月下來,一分錢沒賺,他才意識到,這件事可能是騙局。 為了還債,劉大海來了北京。他考慮過做代駕,但一想到,如果不小心剮蹭到別人的車,得賠錢,他就立刻放棄了這個念頭,自己負債幾十萬,「不能出什麼岔子了」。 對於劉大海而言,做騎手是沒有門檻的、安全的、賺錢的,更重要的是,跑外賣對應著一種樸素的價值觀——有努力就有收穫,這能讓騎手們的生活漸漸好起來,產生「生活可以漸漸變好」的安全感。就在去年,劉大海付完1500元左右的房租和車租,再留出1000多元的飯錢,還能剩下5000塊寄回家裡。他一度覺得,如果行情好,自己能繼續跑外賣,直到還完租金、重新創業。 正是這些優勢,讓騎手工作成為一種兜底的選擇。而在今年,人一下子溢出來許多,這讓池塘顯得狹窄,更磨滅了騎手這份工作的優勢。 新騎手羅頌和田橙子,原本也是沖著這些優勢來的。羅頌的經歷則和王大海相似。去年,因為疫情,山東禁止堂食了大半年,羅頌開的魯菜店倒閉了,這讓羅頌感覺到極大的落差——店裡之前能做到一天一萬多的流水,結局卻是虧了20萬。他愛面子,也缺錢,不想在老家找工作,於是來北京做騎手。有人問起來,在北京做什麼?羅頌都模稜兩可的回答:「上班。」他想著,趕緊把債還完,再回家。 而26歲的田橙子,是和自己的朋友結伴來的北京。在此之前的幾個月,兩人已經在湖南、江西、河北、天津這四個地方周轉過。 那個時候,兩人都沒有預料到,今年找工作的旅途會如此漫長。在湖南待過的那個電子廠,今年2月就沒活兒幹了,隔三差五就休息,只能賺3000來塊錢。田橙子想找一份薪資更高的工作,他在58同城上看到,天津在招裝卸工,而且工資能到8000元以上。於是,二人又從老家江西北上,但到了天津,才知道「宣傳都是騙人的」,田橙子形容,不僅工價低了一半,而且是「狼多肉少」。有一回面試,一個只招10個人的崗位,有70個人拉著行李箱面試,廠里的管理員還說,「想干可以,就是分不到那麼多活兒」。 在天津待了一個月,試工了四五家,都不如意。和前輩們一樣,田橙子終於流入了騎手的池塘。但令他沒有想到的是,時過境遷,騎手已經不再是一份可以兜底的工作。 跳出池塘 經過最後一場暴雨中的掙扎,跑了7年外賣的馮祥,打算回家了。 馮祥並不適應一個人在北京的生活,他沒有想到,僅僅是為了可觀的薪水,自己就在北京待了那麼多年。他想回老家石家莊,加盟一家餐飲店,或許是喜茶,或許是鮑師傅,馮祥沒有仔細調研過這兩家店,但取單的時候,總看見這兩家店排著很長的隊。 除了開店之外,馮祥沒有更多的選擇了。外賣這份工作,能讓馮祥得到「立竿見影」的工資,但也讓他不忍心浪費時間去做別的事。馮祥說,幾乎自己所有的時間都在跑外賣,「干一個月就有一個月的效益」,如果是學別的技能、轉行,都對應著極高的成本。有的時候,馮祥會有些知識焦慮,當周圍人提到「KPI」「CEO」這樣的術語,他會湊上去問,這是什麼意思?好像能多學幾個單詞,能有一點點收穫。 失去的,似乎又比得到的更多。前兩年,馮祥和妻子協議離婚了,因為妻子覺得,馮祥一個人在北京跑外賣,卻不在意家裡,也不在意她。有的時候,馮祥會有些羨慕自己的發小,他前幾年開車做運輸,賺了不少錢,最重要的是,有時間陪孩子去三亞旅遊、去遊樂園玩,刷到發小的朋友圈時,馮祥覺得,自己雖然賺了幾年錢,但「沒選對行業」。住在狹窄的宿舍里,他似乎沒有生活,變得頹廢,兩個月才理一次髮。 如今,是該跳出池塘的時候了。馮祥算了算,現在自己每個月只能賺5000塊,往家裡打錢的時候,比往年少打了整整兩千,需要用之前的積蓄補上。他安慰自己,或許這是一個契機,能讓自己重啟一種人生。 外賣行業本就像一個蓄水池,騎手這個職業,很開放,收入也很公平,能幫助一些面臨失業的人重新獲得工作機會,也能為亟需獲得收入的人緩解生存壓力。但這份職業很難一直做下去,有些人實現了外賣行業的職業晉陞,從騎手做到了站長、城市經理,有些人則完成了轉換賽道的經驗積累,完成過渡後選擇離開,只有一直想賺錢的人會留下。但現在,月入過萬已經很難,這個理由也留不住人了。 想跳出池塘的還有劉大海,他還有債務在身,急需一份收入更高的收入。這幾天下班,他繞著宿舍附近的小吃攤繞了好幾圈,打算做個小買賣。有的時候,劉大海覺得自己有些生不逢時,入行太晚,當然,他也聽過一些江湖傳說,「送三年外賣,能開著卡迪拉克回家」。 站長吳楠預料到了這些人的離開。他說,每年三月,總有一波人來,到五月的時候,總有一波人離開,他將其歸因於「生態」的一部分。但在工作更難找的今年,是否有更多人會選擇留下,他也不知道。 比如26歲的田橙子,還需要在池塘里熬過接下來的28天——他已經交了700塊租車費,800塊房租,不能浪費,再怎麼差,也需要把這個月撐完,再做打算。 等單的那個下午,田橙子點開了一集動漫,是他最喜歡的《吞噬星空》。在這部動漫里,他最喜歡一個叫羅峰的角色,點開百科網頁,羅峰最大的成就包括,讓平民窟里的父母,住上了大別墅。田橙子說,這也是他的夢想。 一集動漫的時長很短。看完之後,田橙子重新點開騎手界面,等待系統給自己派單。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每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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