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

外卖骑手

在外卖车上长大的婴孩们

女儿依依刚满月那天,单亲爸爸陈平为她完成了一次特殊的“出行准备”:他用一块石板垫平电动车脚踏处,婴儿提篮能稳稳放进去——这个简陋的“座位”,将载着他最小的家人,开始一场为生存的奔波。依依从此成了“骑手二代”的一员。这辆电动车,是父亲在偌大城市里,用尽全力为她开辟的、一个会移动的、小小的堡垒。

她是谁?那位成都骑车自杀的女生

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那么不舒服了。一方面,我非常厌恶没有事实依据的评论,另一方面,我又非常厌恶因为没有事实就不发声。所以,她是谁?那位都要自杀了还害怕吓着别人的女生。

“微信网文”:京东公开信,揭开血淋淋的现实

文 | 难得君 清晨六点,北京某条背街小巷里,三十岁的外卖员王建国正蹲在电动车旁啃冷馒头。手机突然震动——系统派发了1.5公里外的早餐订单,限时15分钟。他匆忙咽下最后一口,头盔下的脸庞被寒风刮得通红,这个河南汉子已经在送餐路上度过了第三个春节。 4月21日,京东发布《致全体外卖骑手兄弟们的公开信》。 京东表示:近期,有竞对平台再次玩起“二选一”游戏,强迫各位骑手不能接京东平台的秒送订单,如有违反,会采取封杀措施。过去,各位骑手都是在三大平台之间自由接单,才能保证自己的收入。因个别平台“二选一”行为,大家的收入会降低16-25%左右,我们对各位的遭遇深表同情,也对个别平台违法违规行为表示谴责。 (某平台那两个字不能提,写出来对方律师就会起诉,牛逼的不行) 这封措辞激烈的公开信,像把尖刀挑破了行业结痂的伤疤:头部平台强制骑手“二选一”、十几年未缴纳社保、每百名骑手中就有三人遭遇交通事故……字字句句都在指向外卖江湖的“隐形霸主”。 在朝阳区某配送站点,四十多名骑手挤在十平米的休息室里传阅这封信。墙面贴着“单王月入过万”的横幅早已褪色,角落里堆着磨损的头盔和护膝。 “去年冬天老李摔断腿,平台给了200块慰问金。”来自河北的骑手老张摸着膝盖上的膏药苦笑。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商战,而是公开信里那句“未来三个月招聘十万骑手”,这意味着本就稀薄的订单要再被分流。 海淀区某三甲医院门前,二十多辆电动车挤在树荫下。两个骑手盯着手机叹气:“抢单外挂越来越多,我们这些老实人连汤都喝不上。”其中曾是房产中介的小刘掏出记账本:上月跑了287单,被扣超时费9次,实际到手5832元,刚好够付群租房租金和老家孩子的补习费。 这不是个别现象。平台用精准算法制造着“甜蜜陷阱”:新手期派送轻松好单,三个月后路线越来越绕;雨天加价吸引接单,到达时补贴突然消失。更残酷的是“微笑行动”,骑手每天要随机自拍三次,任何一次没露齿笑就扣分。 在算法的精密操控下,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被驯化的数据。 夜幕降临,朝阳区某商业街亮起密密麻麻的外卖灯箱。在这片“幽灵厨房”聚集区,80%店铺没有堂食。油腻的过道里,三家共用的厨房正同时制作着“轻食沙拉”“老北京炸酱面”和“广式煲仔饭”。来自重庆的厨师老陈边炒菜边吐槽:“平台抽成从18%涨到26%,不用料理包根本活不下去。” 这些挣扎最终转嫁到骑手身上。某次暴雨夜,骑手李大海连续收到五单某连锁品牌的“爆款粥品”,送达时才发现五个订单来自同个料理包加热点。当他浑身湿透地恳求顾客别打差评时,手机又响了,新订单配送费比平时多2元。 那个让全网揪心的脑瘫女骑手,或许是最残酷的隐喻。七年送餐73000单,磨损的六辆电动车见证着她比常人更多的跌倒与爬起。当她在镜头前努力控制面部肌肉挤出笑容时,评论区却充斥着“身残志坚”的感动。 没人追问:为什么社会保障网漏掉了这样的群体?当我们在短视频里为励志故事点赞时,可曾想过这是制度缺位的耻辱? 更荒诞的是企业塑造的“逆袭神话”。某平台宣传的“单王骑手开奔驰”,经媒体调查发现是区域代理商的儿子;刘强东送外卖的温情视频背后,是京东要求骑手每日在线12小时的考核新规。这些精心编织的童话,正在将系统性困境转化为个体奋斗的鸡汤。 在亦庄某骑手权益研讨会上,法学教授展示了一组震撼数据:外卖员时薪已从2018年的21元降至2023年的15.8元,而交通伤亡率三年上升140%。 值得玩味的是,京东公开信发布后,多个城市悄然出现骑手休息驿站,虽然多是企业合作的广告点,但至少提供了免费热水。 改变或许正在萌芽。杭州有骑手自发组建“配送联盟”,通过集体议价争取保险费;深圳出现首个“骑手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就连被诟病的算法,也有平台开始测试“10分钟弹性缓冲期”。这些细碎的火星,能否点燃行业变革的篝火? 凌晨两点,国贸桥下车流稀少。刚刚结束晚高峰配送的老周,把电动车停在24小时便利店门口。玻璃窗映出他开裂的手套和结霜的眉毛,店内电视正重播着某经济论坛的豪言:“数字经济创造千万灵活就业岗位。” 此刻,三公里外的写字楼里,程序员正在优化新的派单系统;五公里外的居民楼,创业者在策划下一个“颠覆性配送模式”;而在城市毛细血管般的街巷中,百万骑手仍在重复着抢单、飞驰、赔笑的动作循环。 当我们将外卖视为现代生活标配时,或许该听听朝阳医院急诊科医生的忠告:“周三晚上最容易接到骑手车祸伤者,那是平台会员日冲单高峰。” 在这个被算法重新丈量的世界里,每份热气腾腾的外卖,都可能沾着某个父亲的汗水、某个儿子的鲜血。 刘强东上个月在朋友圈所写:“利润、市值和财富,不应该建立在底层百姓无保障的生活之上。” 平台战争终会落幕,资本故事总有新篇,但那些在红绿灯间穿梭的蓝色、黄色身影不该被遗忘。 他们用肉身丈量着城市的温度,用速度透支着生命的长度。 当某天我们不再把“困在系统里”当作时髦标签,当社会保障真正覆盖每个风雨兼程的身影,或许才能说:这个时代对得起那些托起它的人。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难得君

“微信网文”:骑手社保:只保障少数人,还是照顾千万人?

给外卖骑手上社保,看似是企业自主用工政策,但当它背后牵扯的是千万外卖骑手,并且关乎就业稳定,所以这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 撰文丨艾川 骑手的社保问题,正在愈来愈成为媒体与社会日常关心的话题。 显然,事件的原点还在于几个外卖平台相继宣布为骑手缴纳社保。 2月开始,京东宣布给自己旗下的骑手全额缴纳“五险一金”,原本定位为“灵活就业人员”的骑手成为了全职合同工,签约了1万人。 这个新闻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京东也获得了社会一片叫好:原本缺乏保障的外卖员,成为了“五险一金”全覆盖的“顶级打工人”。 就在昨天,京东又发布公告,宣布在本季度再招收不低于5万名全职外卖员。也就是说,在6月底前,京东将会给6万名外卖骑手配齐“五险一金”。 ▲泉州街头上的外卖骑手(图/CFP) 而另一家外卖平台美团也落地了社保方案:4月3日,在南通和泉州推出了骑手养老保险补贴方案,当骑手满足参保条件并缴纳保费后,平台将直接补贴50%现金,可以选择在就业地交,也可以在老家交;可以按月交,也可以按季度、半年交,都能领取补贴。预计在全国推广后,将覆盖百万骑手。 两套不同的方案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有人认为,就应该给所有骑手都配齐“五险一金”,竭尽可能加强保障深度。也有声音指出,社保方案不能一蹴而就,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应该考虑覆盖广度,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保障。 两种方案都是对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的良性探索,但背后体现的是改革思路的差异——是只保障少数人,还是照顾千万人? 01 详细分析两份方案,却可以赫然发现这是对骑手社保缴纳问题上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种是集中资源全面保障少量骑手的全面社保利益;而另外一种是把资源摊薄,聚焦核心险种尽可能扩大保障面。 从京东的进展看,到2025年6月底能给6万全职骑手上“五险一金”。对于这6万人而言,他们签订了劳动合同,从而得到了国家政策与制度的全面保障。 不过,京东全职骑手目前采取邀约制,具体的进入准则并未明确披露,依据何种跑单时长数据才能获得邀约也暂未有具体解释。 对于寻求稳定就业的人而言,这6万人起码是幸运的。但是,京东外卖旗下有130万骑手,剩下124万人的保障同样也应得到关注。 […]

不是骑手需要社保,而是社保需要骑手

随着京东的参与,外卖骑手的劳动保障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许多人将焦点放在骑手是否需要社保上,但从更深层的社会视角来看,或许应该反过来问——与其说是骑手需要社保,不如说是社保更需要骑手。这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社保基金的现实压力,更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与灵活就业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张力。 骑手真的需要交社保吗? 表面上看,为数百万外卖骑手缴纳社保是出于关怀、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骑手们对社保的需求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迫切。原因很简单:社保缴费的成本对他们来说过于高昂。 目前,大多数外卖骑手的月收入在五六千元左右,少部分优秀者能够月入过万,但他们的工作强度和时间付出也远超常人。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费标准,个人每月需要拿出1000元左右作为社保费用。 对于这些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以单量为收入核心的骑手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即便骑手有缴纳社保的愿望,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更倾向于把这部分钱用来应对日常开销或其他紧急需求。 更何况,即便平台为骑手增加补贴,比如每单额外多支付1元,骑手也更可能选择直接拿到这笔现金,而不是用于缴纳社保。 原因在于,对于这些以“短期谋生”为目标的群体来说,眼前的生存压力远比未来的养老或医疗保障更加紧迫。 换句话说,骑手的首要诉求并非社保,而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赚取更多收入、实现基本的生活质量。 网络图片 社保为什么需要骑手? 与骑手对社保的“低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保基金对骑手的“高需求”。 近年来,我国灵活就业群体规模迅速扩大,外卖骑手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据统计,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其中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群体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然而,这些劳动者大多游离于传统社保体系之外,导致社保基金的缴费来源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我国社保基金的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社保基金的收支缺口呈现扩大趋势,部分地区甚至面临入不敷出的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扩大缴费基数、增加社保基金的收入,成为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而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无疑是填补这一缺口的潜在“金矿”。 作为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如果能将他们纳入社保体系,每年可为社保基金带来数百亿元的增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人社部门和外卖平台频频推动骑手参保。 与其说是为了改善骑手的生活质量,不如说是为了缓解社保基金的压力。 网络图片 比起交社保,骑手更在意什么? 比起社保,外卖骑手更在意的是平台算法的限制和束缚。 外卖行业的工作强度之高,早已为人熟知。骑手们每天在高压的时间算法下奔波,稍有延误就可能面临罚款或差评。 平台对骑手的管理更多依赖冷冰冰的算法,而非人性化的关怀。对于这些每天奔走在城市街头的劳动者来说,他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份遥不可及的社保,而是更公平合理的劳动环境。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外卖骑手并不将这份工作视为长期职业,而是为了应对短期的生存压力。 正因如此,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平台在收入分配、劳动时间、工作安全等方面的改善,而不是被动地被纳入社保体系,增加一笔额外的支出。 网络图片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下的行业规范 实际上,推动外卖行业“正规化”的背后逻辑并不简单。表面上看,这是为了保障劳动者权益,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高度“丛林化”的灵活就业模式正在被迫转型。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支持。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外卖行业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骑手。 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卖行业的“正规化”不仅是对劳动者的保护,更是对整个行业的重新调整。 对于外卖平台来说,规范化意味着更高的用工成本。无论是为骑手统一缴纳社保,还是改善劳动条件,都会增加平台的运营负担。 而这些成本最终可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导致外卖价格上涨。这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追求公平与效率之间,我们该如何平衡? 网络图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诸葛咬金

他死了,没有然后

这两天有一条新闻让我难以释怀,甚至有些许迷茫。 最开始是在微信群流传的“小道消息”——几张图片,简单的两三句话,宣告一位外卖骑手躺在电动车上永远“睡去”。 直到官方通报说,经查,死者袁某某(男,55岁),系外卖配送员,已排除刑事案件可能。 网络图片 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警方围绕这“一人一车”拉起了一圈警戒线,把他围了起来,这是法律意义上死亡现场,又像是一种宿命:他死亡的姿势,正是他日常休息,或者说等待接单的状态。 一名目击者说,9月5日21时许,这名外卖员送完单躺在电动车上休息。直到6日1时许,同行发现这人睡了很久,感觉不对劲,就去摇了一下他,发现他醒不来,就告诉了小区物业人员。 他没单子时,就躺在电动车上睡觉,手机一响就起来接单,“他睡过桥洞,唯一的工作就是送外卖。”这也就意味着,他的休息时间,是单子决定的,单子就是他的闹铃,或是命令。 网络图片 想起一个成语:枕戈待旦。 古代行军打仗的骑兵,他们在马背上战斗,有时还会在马背上休息。如今的骑手,也是一种和交通工具深度绑定的职业。 卖家具的销售员总是说,人这一辈子躺在床上的时间最多,因此买什么都可以将就,买床不可以将就。但是对于有些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来说,可能坐垫才是陪伴自己最久的“家具”,一种移动的、赖以为生的家具。 2024年的第一天,在安徽合肥,也有一位59岁的外卖员倒在送餐的路上,当时他正经过某小区的儿童游乐场,手里还紧紧攥着要送的外卖。 这些骑手是移动的生命,没日没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生活就像是鱼缸里一条巨大的黑鱼,追着他们一圈圈打转,无法停歇。但他们又是被锁定的生命,在一个稳固的程序里按部就班,不得动弹。 哪怕看起来一切都是自愿的,他们却停不下来,直到戛然而止。  但跑外卖也可能已经是最优选项,他们似乎干不了别的,干别的也未必比跑外卖挣钱。 那位目击者说,自己几乎天天能遇到他,见面只能是短暂聊聊天,他可能是记者能采访到的最熟悉逝者的人,但他依然叫不出逝者的名字。 猝死的外卖员每天都要跑500元以上,一个月就是15000元(相信他不会奢侈到全天休息的)。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坦白说,月入一万五,已经很多了。 我就在想,他的目标为什么不是每天400、300,或者600?也许,500不是他能决定的,而是一个常人的精力和能力上限决定的。面对生活,他选择对自己极限施压。如果跑800是可能的,我相信他也会去努力达到。  这就是勤劳中国人的一个典型样板。在我们的意识里,似乎就没有“休息”这个概念,也遑论享受。所以我们会看到顽固的大小周、996、007。不仅很多打工人没有休息的概念,一些创业者也没有,猝死的创业者也不乏案例。 我有时就在想,这到底是文化的原因,又或是某种机制的原因,或者是某种机制导致的文化? 大概年初的时候,同样是在杭州,有位德国游客曾经火了一把,当记者问他为什么来旅游时,他说自己一年有25到30天年假,然后还不忘补一刀:听说你们年假比较少,劝大家好好享受时间享受生活。 网络图片 这位德国游客不理解我们,或许也正如我们难以建立他们那样的劳动权利、生活观念,乃至仅仅是一种自主的生存方式。 发条装在我们的身体里,以及思想里。 就像这位55岁的外卖员死了,结果是:经街道、有关部门协调,相关外卖平台、保险公司与家属协商,目前事件相关方已达成一致,善后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他死了,没有太多的然后。就这样,等待下一起。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观人随笔

怪人们越来越“奇怪”?

昨天晚上有件事,热搜上得快,下得也快。 据媒体描述,是一名大学生兼职送外卖,送到某写字楼的时候不方便,从绿化带抄近路,出来时踩倒了围栏。保安冲过去拔下了他的电瓶车钥匙,并要求罚款200元。 天气很热,手里的单子也多,再加上保安咄咄逼人,一个大学生无法轻易从对方手里把钥匙抢回来,于是就给他跪下了。 网络图片 这样一件事,原本不必在热搜里急上急下,主要是后续,那张外卖员跪在路边的图片,席卷了很多外卖群。同行见面没有分外眼红,再加上还是名大学生在兼职,出现了外卖员围堵小区的情况。 看到部分视频,媒体用“一些外卖员到该小区维权”肯定是不准确的,不过我也能理解他们。 保安是个神奇的工作,职位不高,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又拥有一起奇怪的权力。于是,尤其是在他们面对弱势群体的时候,部分保安可能会产生一种虚假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会让他们出现怪异的控制欲和惩罚欲,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感觉对方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情绪就会爆发,惩罚就会严厉,甚至超过他拥有的权力本身。 比如保安怎么能对别人罚款呢?又怎么能拔别人的车钥匙呢? 也因此,小区保安和外卖员之间发生矛盾的事情经常能看到,之前甚至还出现过保安捅死外卖员的事情。 一方认为自己拥有某种权力,另一方认为你不一定有,双方的内心谁也不服谁。于是有时候放你一马,有时候又严格的像条疯狗,这之间界线的模糊,是激发矛盾的一重因素。 除此之外,另一点是“对社会地位的焦虑感”。很少有人会说这种因素,确实不方便。但很明显,一名保安,他会受到各种压力,社会地位压力、职业压力,业主可以给他压力、物业也可以,甚至有时候周围的目光,也能成为对他们的压力。 大部分读者或许无法想象,但这种情况绝对存在,当你面对你认为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人时,内心无意识的想通过一些方式弥补这种不安,以获得心理平衡,惩罚兼职送外卖的女学生就是一种方式。 这种问题不仅仅是一些人本身的过度反应和情绪发泄,同时也是社会关系不和谐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不安定感”。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常说的,领导训你,你训比你地位更低的同事。因为训斥他们,能让你得到内心中对自己的认可,亦或者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 可往往这种获得自我认可的方式,就是对他人尊严的羞辱,毫无疑问是病态压力下的病态心理,导致一个社会里的人,越来越不在乎他人的尊严,形成一个越来越丑恶的闭环模式。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近几天漯河有名女法官被一起诉人躲在地下停车场残忍杀害了,原因,竟然只是因为这名男子起诉1.8万的赔偿,最终只判了9000多元。 为了9000块而杀人,没人能理解。 网络图片 我看这起事件的后续说,男子割喉了女法官后,自己也回家喝了农药自杀。显然是奔着同归于尽去的,说明这人内心中是真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真觉得判的不公。 判得公还是不公,不能看他觉得,而要看法律条例。女法官根据条例来判,他凭什么觉得不公呢? 乍一看,我不懂。可如果你结合近期多个法官在网上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喊冤,甚至还有派出所所长、警察等人同样出现类似行为来看,就好理解了很多。 这是一种丑恶的循环,而这种循环消耗了人们的信任。他本该认为,判得对,应该是自己没想明白。 可现在他脑子一热,根本不想这些,内心里只有一句话:MD,你们这些狗官,还能有几个好人? 外卖员和保安之间,本不应有仇隙,也不该见面就眼红。起诉人和法官之间,更是如此。是什么导致他们变了? 是一种闷在封闭的瓶子里,越来越奇怪的气息,让他们越吸越上头,越吸脸越红。你也可以理解为——缺氧。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天涯行路

不满干18小时才赚150 上海外卖小哥集体罢工

上海“饿了么”骑手因为收入过低,日前集体罢工。事件与年初一位上海外卖小哥“三年收入102万”的神话形成鲜明对比。 网传视频显示,4月10日,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的饿了么骑手,因为收入过低而集体罢工。 4月10日,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的饿了么骑手因收入过低而发起了集体罢工。一名骑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由于受某骑手“三年收入102万”的误导,近期有很多人加入了外卖骑手行业,导致上海市骑手数量激增长,以至于很多骑手每天工作18小时才能挣到150元。 pic.twitter.com/VfpIn3E59o — 昨天 (@YesterdayBigcat) April 10, 2024 有骑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由于受某骑手“三年收入102万”的误导,近期有很多人加入外卖骑手行业,导致上海市骑手数量激增,以至于很多骑手每天工作18小时才能挣到150元。 今年年初,一位美团骑手发视频称,自己三年收入102万,经大陆多家媒体报导后冲上微博热搜。 有网民说,“极权政权的谎言层出不穷”,也有人说,“但凡有点脑子的,也不会相信三年可以赚100多万”、“外卖小哥到底是励志故事,还是在刻意造神?刻意造神的目的是什么?” 江苏外卖员王先生告诉新唐人,经济不景气,点外卖的人少了,自然没钱赚,“单量少,单价低是真的,我已经不敢干了,点外卖的人少很多,而且人家都点十几块,还有五块的,那就是说没钱赚了。” 王先生还说,这个工作太辛苦,已决定不干了,“现在单子不好跑了,而且单价也降低了。如果说晚点跑的话,一天得干十个多小时,你才能挣到每天二百块钱,太辛苦了,我已经跟站长反映,下个月不干了。”  中国外卖骑手罢工事件时有所闻。四川重庆的饿了么骑手,今年3月遭到无理由降工资,由于无法养家糊口,大家集体罢工讨说法。 日前,有人发消息说,饿了么平台苛扣骑手血汗钱,还不让休息,引发员工抗议。

一家五口,都做了外卖骑手

在北京五环外的崔各庄,马闯一家三代居住在这里。几个月前,因为一张全家身着外送骑手服的照片,马闯一家在互联网上引发关注。在这个家中,除了年仅4岁的孙女,父母、大儿子与儿媳白天都靠穿梭在北京街头送外卖谋生,二儿子也曾来北京送过几个月外卖。 这样一个骑手家族背后,是社会基层的自我复制。‍‍‍‍‍‍‍‍‍‍‍ 骑手一家‍‍‍‍‍ 马闯起床准备上工的时候,十点半的北京已经天光大亮。屋内仍是晦暗一片,在马泉营村彼此挨挤的矮房群里,这间位于一层的小房分到的阳光被挡去了大半,即使在白天,屋内的光源绝大部分也来自那盏白炽灯。 晦暗里空荡荡的。7点多的时候,女主人潘明月出门送女儿去读幼儿园,而后就骑电动车开始跑单。马闯去厕所冲了把脸,套上外套就出门。推着摩托车从狭窄的巷子里出来,他打开手机,系统派发了今天的第一单,他看清商家的地址后,骑着车出发了。 在北京五环外的崔各庄乡马泉营村,马闯一家三代居住在这里。北京CBD的摩天大楼在远处的天际线矗立,村里有的是一栋连着一栋密集的两层小楼。长相相似的小楼,内里被隔开一个个小小的单间,住满了来北京打拼的外地租客,许多是从事服务员、物流配送或者送餐员之类的工作。马闯一家三口和父母来这里落脚时,不巧没能找到同一栋空出来的两个房间,于是,在相距数百米的两栋楼里各租了一间房。 马泉营村的出租房群内部,人员庞杂,流动频繁。阡陌纵横的巷子里,略微富余的空间,被北漂的劳动者们各式各样的代步车占据,大都是电动车和摩托车。马闯家门口,被三辆车围住。马闯和妻子各一辆摩托车,还有一辆是马闯的表哥的,最近,他回河南老家陪伴待产的妻子,暂时把送餐用的车寄存在了马闯家,等几个月后照顾好妻子,还要回来北京送外卖。 马闯开玩笑说,在马泉营村,自己的家是一个“骑手之家”。几个月前,因为一张全家着外送骑手服的照片,马闯一家在互联网上引发关注。 在这个三代同堂的家中,除了年仅4岁的孙女,大人们白天都靠穿梭在北京街头送外卖谋生。 偶尔,马闯会在送餐途中偶遇父母。有时是在美食档口取餐的时候,时间充裕的话,能坐在一起闲聊一会儿,说的多是当天收到的差评或态度恶劣的商家。12月初,马闯的女儿在北京的感染潮中病倒,最近爷爷马国保遇到马闯的时候,聊的都是孙女恢复的情况。有几次,马闯在送餐途中遇见骑着车送餐的母亲赵华清,两人都着急送餐,就只按几下喇叭,算是互相打了招呼。 一家人像被放在一个篮筐里的鸡蛋,挤挤挨挨,时间撞在一起。照顾孩子等家务,只能匀出妻子潘明月来,她跑兼职单,收入少些,但时间自由,每天可以负责接送孩子、回家做饭等后勤工作。 往往是下午一两点的时候,巷子口就会出现潘明月骑着电动车的声音。她把车停在出租屋门口,洗了洗手,就进了厨房备菜。嫁给马闯前,潘明月不会做饭,一家人都在为生活奔波的过程中她担起家庭中的各项事务,也学会了下厨。马闯两点多回家,帮着潘明月将热气腾腾的菜从厨房端出来。女儿四点多才放学,这是两人为数不多的独处时间。 几百米之外的另一个房间里,马国保和赵华清也在吃午饭。马国保和赵华清都是全职,有自己的排班时间和固定工时。做饭还是由妻子负责,为了尽快准备好饭菜,赵华清总得在下午和傍晚下班前,抽一段没单子的时间,回家备菜。 为什么会扎堆。归根结底,这个家庭发展根系的逻辑,延续着熟人带熟人的方式。到家人亲朋打拼过的地区工作,是他们所能动用的所有人脉和资源,也是很多这类家庭到大城市打拼最基本的跳板。 对马家来说,这层阶梯,就是马闯的堂哥一家。第一个被拉来北京的是马闯。2016年,他对在广州五金厂的工作不甚满意,求助堂哥之后,他跟着堂哥,进入了北京一家西餐厅当学徒。出发前,他担心自己的英语水平不行,学不会高大上的西餐,也融入不了北京这座高大上的城市。在北京打拼的堂哥,安抚着他初来北京的忐忑。 工作后,他才在周遭都差不多水平的人群中,打消了这层疑虑。马闯的父母,马国保和赵华清也放弃了广州的工作,随儿子一起来了北京。当时堂哥一家已经在北京落脚,在堂哥一家的帮助下,马闯一家很快安顿了下来。工作也有了着落,父亲马国保跟着自己的大哥送快递,母亲跟着伯母去了超市做收银。 经过堂哥一家的“传帮带”,马闯一家很快在各自的岗位独立运转了起来。在北京,一家人快速落脚,也很快撞见了一些不得不独自面对的窘迫时刻。 独立送快递后不久,马国保一次不小心开着载满快递的三轮车,驶上了北京东五环的立交桥。为了拓展更多空间,为疏导交通流足更多余地,北京六环内,随处可能修建着立交桥。有时候驶入一个路口,马路会在前行数百米后忽然上倾,而后的道路被支在高空中。这便是大城市庞杂的一面。在老家,村里一马平川,马国保没走过这样的路。那天下午,他只懂硬着头皮骑车谨慎往前。一旁高速路的汽车不断从他身边疾驰而过,没有人停下来为他提供指点。他很快不敢再向前,战战兢兢将三轮车停在路边,给自己的大哥发消息求助。最后,大哥来将他带了下去。 马家人后来流入外卖骑手一行,契机在于马国保201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那时他送快递已一年多,摸清了路线,也熟练掌握了导航。在饭桌上,他听转行送外卖的前同事聊起,跑外卖的收入比以前要高。于是,他辞了送快递的活,跟着前同事学,成了一名骑手。 事后看,马国保的这次职业转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这个家庭解决生存问题提供了方法、安全出口。 2020年秋天,马闯的披萨店负债歇业。他在家待业一个月,每天躺在床上,盯着手机里的求职软件,试图继续留在餐饮行业,找一份厨师的工作。但是,他能搜到的岗位要么离家太远,要么薪资不高。女儿才不到一岁,各方面都需要花钱,还有债务需要偿还,马闯的失业让家庭的运转陷入了困顿。 当时外卖行业正热,父亲成了家里的支柱。马闯一家三口的生活常靠父亲接济,女儿的奶粉有时也得马国保帮忙买。为了让失业的儿子尽快振作,马国保建议他来送外卖。当时马闯一穷二白,做骑手开的第一辆摩托车,还是父亲帮忙买的。 2022年,赵华清的工作也遇到了瓶颈。赵华清来北京当了两年收银员后,因家里还有在读高中的小儿子需要看顾,决意回老家尝试当微商。为了获得更高的代理职务,她大量购置商品,最终在几年内,将大部分钱财赔了进去。 得知了赵华清的亏损,马闯和马国保父子开始劝说她回京,做什么,自然也是外卖骑手。赵华清羞愧于自己给家庭造成的损失,最终答应了下来。 一棒传一棒,马闯像当初父亲教他一样,带着母亲一点一点熟悉送餐的流程。刚过完年不久,单子还不多,母亲坐在他的摩托车后座,跟着他跑了两天。第三天晚上,他带着母亲购置了一台电动车,又跟着她从七八点跑到了十一点。两三个小时里,母亲挣了两百块钱。这是两年来,赵华清第一次看到收入的正增长。 2022年年中,马闯的弟弟从河南一所本科院校毕业,找不到工作,考公也无果,最终在家人的提议下,上半年也住进了马泉营村,穿上骑手服送了几个月外卖。马闯的弟弟性格内向,很少和家人袒露心绪。马闯隐约感觉,弟弟虽然满足于劳动带来的收入,却始终不满意送外卖这份工作,只是一时间没有其它办法,只能将就。‍‍‍‍‍‍‍‍‍‍‍‍‍‍‍‍‍‍‍‍‍‍ 突破圈层的想象‍‍‍‍‍‍‍‍‍‍‍ 有时候,马闯会开玩笑说,自己的家庭是“袋鼠之家”。在这个家里,成员们共享着一个噩梦。除了女儿,每个家庭成员都曾在送外卖的第一个月,梦见自己骑车在不同的店面和小区之间拼命飞驰,场景不断地变换、摇晃,他们无望地看着自己奔向超时的结果。 一家人在既定的轨道里盘绕,这样的轨迹与经验最终还是没能满足马闯弟弟的心气和野心。只干了几个月,马闯的弟弟回了河南,报名了郑州一家机构的编程课,企图抓住一块向上的跳板。 如果可以,马闯也想从每天在崔各庄风吹日晒下送餐的生活里出走。他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能过上像白领一样安稳的生活,坐进写字楼的办公室里,从事一些脑力劳动。比起眼下风吹雨淋的工作,写字楼里的劳作有建筑遮风避雨,更规律,不用透支体力和时间。但他过早辍学,想要出走到这样的结局…… 半个世纪来,这个家庭吸收着有限的家庭资源,在固定的轨道上缓慢前行。马闯的爷爷奶奶都是农民,一生扎在农村的土地上。马国保和赵华清完成了从土地出走的第一步。他们二十岁结婚生子,在大儿子马闯五六岁的时候,拿着几百块钱,到隔壁南阳市批发卖菜,走出了驻马店的村子。 马闯见证了父母进货的工具从脚蹬三轮车,换成了摩托三轮,后来又换上了大卡车。零几年时,父母在老家县道边盖了一栋有前院和后院的两层小楼,带着他们搬出了老旧的平房。 高中毕业后,马闯没有考上大学,父母曾想把卖菜的生意经教给他,但马闯拒绝了。初中的寒暑假,他常去父母的菜摊帮忙,见过父母的辛劳,他觉得菜摊上的日子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他投奔了在上海工作的表哥,进了一家五金厂,负责在高温车间里给电机烤漆,轮班上岗12小时后,他可以有24小时的休息时间。第一天上的夜班,下班走出车间,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拎着一袋路边买的酱香饼回到家,马闯嚼着嚼着饼就睡了过去,再醒来时,那块饼还在嘴里没咽下去。城市里的工作不如他想象得轻松,工资也不如想象中多,马闯觉得厌倦。 马国保和赵华清的蔬菜生意也陷入困局。卖菜也是一种投资,投资就会面临风险。从马闯高中起,父母就几次出现菜品选择的失误,不断亏损。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车上海青,一直到大年三十都没卖完,只能倒掉,亏损了几万块。连续的亏损不断挫伤马国保夫妇的信心,放弃的念头日益强烈。 一家三口的命运重新交汇。一年结束,马闯从上海回老家过春节,转年伊始,一家三口一起去了广州,进厂上班。一年后举家来北京,开启了骑手一家的序章。 从西餐学徒做到厨师长,马闯只用了三四年。起初的几个月,他迷失在西餐厅后厨二十多种调味料中。迷迭香与百里香的区别、调味料的用量、多种组合的先后顺序,家里做饭不用这些佐料,这些是超出他过往生活经验的新尝试。时间久了,他学会了记笔记,将需要记忆和区分的知识点密密麻麻写在笔记本上。一年多的时间,从成天只能站在高温油锅边炸薯条,到顺利出餐不被退回,他总算出师。 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他辗转在不同的厨房里,学习不同国家的菜系,技艺不断纯熟,头衔也不断升级。风头最劲时,他在朝阳大悦城的一家高档西餐厅当厨师长。 当时马闯发觉,虽然这不是顶级的厨师岗位,但已经是他能力所及的最高处。公司有出国进修的机会,从国外回来的人镶着米其林星级的金边,升上行政总厨。但不会英语这一点挡住了马闯,想要达到和他们一样的成就,他还得在这个位置熬上二三十年。 或许创业是普通人最好的翻身机会——25岁的马闯决定试试。2019年七八月,马泉营村附近新开了一座美食城,马闯和潘明月在那里开了一家披萨店。 头半年生意红火,女主人潘明月怀孕八个月的时候都还在店里帮忙。潘明月回老家待产的一个多星期里,马闯一个人撑着这个店铺,炸、炒、烤的各种工序并行。烤箱的高温,烘得他起了满背的痱子。 半年后碰上疫情,等到来年,生意依然没有好转,之后的半年不断亏损。父亲听闻他一直在赔钱,劝他关店。马闯不肯,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开店,竭尽全力他也想坚持下去。存款被掏空,他就找人借钱,借不上就刷信用卡,实在填不上了,他才放弃。 机遇之于马闯一家,就像走旋转门,看似走进去,却时常回到原地。 马国保和赵华清年轻时在南阳卖菜赚了第一笔钱。他们决心用这笔钱改善住房。当时,许多同村做生意的人都在机场附近买了房,有远房亲戚怕他们错过搬进城的机会,劝夫妻俩赶紧也去买一套。但是,马国保想着要回老家自己盖房,坚决没有同意这个提议。 想要兼顾机遇和情怀,对马闯一家来说很难。21世纪初,中国的房价方刚展露攀升的势头,当时的很多人难以想象日后的房价会以怎样的速度攀升。 马国保如愿在村里修了新房。住隔壁村的远房亲戚也花十万元在机场附近买了一套房,没两年,机场附近的地块拆迁,亲戚买的房子被拆,获得了数百万元赔款。 而随着孩子们长大,马国保开始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成婚都流行在城里买商品房,他在老家修的房子,渐渐地在孩子们的婚恋里,派不上用场了。 有时候看向远处,马闯可以看到另一个圈层的家庭是如何伸展、发展家族的枝叶。 在马泉营村周围环绕着大片别墅区。那里的楼栋和马闯住的矮楼群一样整齐排列,不同的是,富人居住的别墅区,因为精巧的设计,每一户都能享受绿意与阳光。 空阔的空间,和充分被保护的私密度,是别墅业主们享有的便利,却成为骑手们的麻烦。 马闯不喜欢去别墅区送餐。摩托车不可能开到楼下,保安总是连人带车把骑手们拦在小区门口,要等登记和跟业主确认后才给放行。进别墅区不能骑车,只能走进去送餐,远的话,往返小区里送餐就要近半小时。 去年,马闯接过一个单子,信息提示顾客买了价值五六千的红酒。本以为会是数量庞大的一单,没想到取货时,马闯发现一箱里只有五六瓶红酒,这意味着单瓶酒价格就上千元。不仅如此,配送费还达到了160元,折算给他的金额足以抵他午高峰一两个小时的订单收入。 马闯送餐时,看到过一家中介摆出这些别墅的售价,一栋两千多万。马闯想,一瓶红酒一千多元,虽然自己也掏得起这笔钱,但关键在于,对于住在别墅区里的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天价酒水,估计和自家在聚会上点一百多的红酒白酒性质上没什么差别。 在这个圈层里,货币以膨胀的方式存在着。 马闯想过,到底什么样的人,能住得起这样的房子,买得起这样的酒。他们到底生活在怎样的圈层里,人生的路径又跟自己有何不同。也许是因为高学历或其他条件,他们在公司里表现优异且资历丰富,继而拥有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年薪。 如何获取财富,马闯承认自己想象力有限。除了做点小生意,或是直播电商,他想不到自己还有什么好的选择。年薪千万的大主播,经历难以复制。况且,那是家里的人都不熟悉的行业,在不熟悉的行业,没有亲戚朋友的引领,很难成功。‍‍‍‍‍‍‍‍‍‍‍‍‍‍‍‍‍‍‍‍‍‍‍‍‍‍‍‍‍‍‍‍‍‍‍‍‍‍‍‍‍‍‍‍‍‍‍‍‍‍‍‍ 停不下来的齿轮‍‍‍‍ 如何拥有更多的财富,是许多人难以搁置的烦恼。马闯也是其中之一。即使不贪大财,马闯也知道自己需要赚很多钱。 2021年,马闯的女儿一岁多时生了一场病,发烧,吃药一直不管用,送到华西医院后,检查得知孩子已经快要烧到肺炎,必须尽快住院。 一万元的住院押金,差点压垮了马闯和妻子。当时马闯刚开始送外卖没多久,虽然债务没还完,心态仍旧轻松,每天只跑六七个小时,能挣到两百多就乐呵呵地下班。工资覆盖一家三口在北京的开销都勉强,更别提存钱。以至于要交押金时,马闯手里只有两千元。没办法,夫妇俩开始四处打电话找亲戚朋友借钱,怎么也凑不够,最后打给了马闯远在老家的爷爷,才凑上钱。 马闯说,如果不是发现自己连女儿一万元的救命钱都掏不出来,他可能还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进入了必须四处找钱的境地:“你不好好干,等哪天自己的家人住院了或者怎么着需要钱,你没钱的那一刻最丢人。” 女儿病愈后,马闯拼了命地工作。每天上午十点出门,一直跑到凌晨两点才回家。 今年,马闯入选了“骑手上大学”项目,免费在国家开放大学就读物流管理专业,毕业可以获得大专文凭。为此,他特意买了笔记本电脑,晚上下班了就看一会儿网课。起初还特别有激情,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件事,单子不多的时候都会掏出手机来上会儿课。 马闯慢慢发现,上课无法急于一时。他依旧像初高中时一样难以理解复杂的原理,老师讲起计算机的二进制,他听得迷糊。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拥有了一定要学会的理由。 马国保和赵华清也无法停下。一直在轮转的夫妻二人,积累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两个儿子。2017年,马国保和赵华清掏出积蓄,又找亲戚朋友借了点钱,凑够了首付的十几万,给大儿子马闯在老家县城里买了一套学区房。两年后,马闯结婚,彩礼也由他们置办。小儿子编程培训班的两万元学费,再加上在郑州租房的费用,都得老两口来付。以后他结婚成家,也缺不了父母的帮持。 老两口仍是这个家不可或缺的支柱,孙女出生后,他们也抽不出时间帮马闯这对新手父母照料孩子。能给予的,只有经济上的援助。 现在,马国保仍会时不时询问马闯手里的钱够不够花。看到对话框里的红包或转账,马闯心里不是滋味。他也想要硬气一些,直接不收,但生活的缺口明晃晃摆在他眼前。 一个月房租2000,房贷2000,四口人的生活费2000,女儿幼儿园的学费一个月1500,摩托车加油一个月1000,再加上其他七七八八的开销,一个月得将近一万块。这样的生活,经不起任何计划外开支的考验。 “下一代说不定还是送外卖。”马闯一家五口都是骑手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后,有网友如此评论。 马国保接受不了这样的论断与推测,马闯和潘明月也对女儿被牵扯进来感到不快:“就算有一天我孩子真送外卖,我也没觉得丢人,她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我们是干涉不了的。” 今年夏初的一天,马闯彻底崩溃过一次。当时天刚擦黑,往常该顺着晚高峰的人潮四处送餐的马闯,骑着车回了家。一到家,他就冲进厕所,关上门,躲在里面哭了出来。哭声在狭窄的厕所里回响,穿透单薄的墙板传到门外。 回家前,马闯在工作群里发了条消息:“人这辈子活着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天天送餐吗?”马闯平时性格乐观,群里的人们感到反常,纷纷提醒马国保,让他去看看自己的儿子。 生活是害怕比较的。马闯偶尔会羡慕身边的同龄人。只比他大几个月的堂哥,高中没毕业就出去闯荡,在马泉营村附近开了家早餐店,现在已经有了第二家分店。如今,堂哥一家人都泡在两家店里。大伯和伯母给堂哥买了辆车,堂哥夫妇也还没有孩子,生活压力要小许多。 潘明月在马闯回家前就看到他在群里发的消息。她拉开了厕所的门,站在门口安慰自己的丈夫,“挣多点就多吃点,挣少点就少吃点,不跟别人攀比,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 看起来,马闯似乎也只能按照这样的思路安慰自己。哪怕是自我安慰,马闯明白,自己需要卸掉这些压力,撑下去,才能生活下去。 他擦干眼泪,让情绪过去。隔天,马闯又沉浸在收入额不断跳动上涨的获得感之中。再次活跃在微信群里时,他已经恢复了以往的积极面貌,“兄弟们,你们看我这单挣了多少钱,你们行不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Pro

外卖骑手,人满为患

“大不了就去送外卖”,这句话曾经是很多职场打工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很多人当真的一条人生退路——几乎没有门槛,不怕35岁限制,只要你肯吃苦,就能稳定赚钱,关键赚得也不少,月薪过万十分常见。 但现在,送外卖的人太多了,他们是失意又失业的职场打工人,是创业失败的小老板,是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他们涌进外卖行业,让这份公平又易得的工作,快要失去兜底的意义。 可是如果连外卖都不招人了,他们,或者说我们,又能走向哪里? 池子多出来很多鱼 又一个深夜,28岁的新手外卖员罗颂失眠了。 他是被震天响的呼噜声吵醒的。罗颂所在的出租屋,是个不到120平的四居室,里面已经塞进了接近30位外卖骑手,上下铺,没有公共区域,行李箱塞在床底,租住在这里,就像沙丁鱼被装进罐头,找不到缝隙,也没有隐私。 醒来之后,罗颂更睡不着了,他的心里填满失落感。罗颂是山东人,今年年初刚来北京,成为了一名美团外卖的专送骑手,但仅仅两个月时间,他就发现,这活儿没有想象中好干——拥挤的并不只是宿舍,更让罗颂感觉到逼仄的是,整个外卖骑手群体的爆满。 3月,春暖花开的北京,涌入了一大批和罗颂一样的新骑手,就像春水化冻,池子里突然多出来很多鱼。往年春节后,外卖行业会有一段时间人手紧缺,为了保障运作,2023年2月,美团开启了“春风送岗”行动,再开放50万个骑手、站长等配送服务岗位,还花了1个亿,用各种方式来招聘新骑手。 没想到的是,预期中的用工荒没有到来,50万个岗位正在以光速饱和。另一位饿了么的外卖员冯祥说,年前,自己所在的站点还只有30来人,如今,站点扩充到快90人了。冯祥来自河北,已经在北京跑了7年外卖,春天是外卖淡季,气温回升,人们更愿意出门吃饭,单量会变少,但骑手这么多,是他印象里的头一回。 和罗颂住在一起的鞍山人丁长义,已经跑了两年外卖。之前,他住的宿舍人少,又都是熟人,想家的时候,丁长义喜欢给大家做锅包肉吃,有人凑锅,有人凑调料,丁长义下厨,就能做出一顿锅包肉,省钱。但就在两个月前,突然来了很多新人,这才换了大宿舍。这之后,属于个人的空间少了,丁长义失去了下厨的机会,“薪资低,带锅来的人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组团来的年轻新骑手,“不跟你一条心”。 新人们也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罗颂和丁长义所长期驻扎的站点,属于热闹的北四环商圈,一天的单量在2300单左右,但平均下来,每个人只能跑30单。他们计算过,在中午的用餐高峰期,一位熟悉路线的骑手就可以送出15-20单了,30单的总量即意味着,除了中午和晚上,骑手们几乎没有订单可跑。 于是,下午两点,骑手们纷纷空闲下来。罗颂和骑手们喜欢聚在和府捞面,闲聊、睡觉、大眼瞪小眼,因为只有这里提供免费的茶水和座位,能够让没有订单的时光消磨得更快些。一直到下午五点半,这里的话题都会围绕着“没单”和“降薪”展开。 罗颂是这个话题的积极参与者,他本就是冲着高薪来的。最开始,罗颂还是在短视频上刷到招聘广告,里面写着,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八。入职之后,罗颂问老骑手们,这些宣传是不是在骗人?大家纷纷晒出了自己的工资转账记录,“一年不少挣”。 看着那些数字,罗颂更加充满信心,他觉得“来对了”——外卖骑手实行“计件制度”,奉行多劳多得,而自己精神好、能吃苦,如果能一天跑上60单,按照一单8块5计算,干满30天,就能赚15300元。但如今,他到手的薪资不到8000元,比预期减少太多。 不过,新人往往很难抢得过老人。闲谈间,女外卖员焦蕾说起,这段时间,骑手群里来了不少不到20岁的年轻人,都和罗颂一样,是冲着“赚大钱”来的。其中,有一个18岁的小姑娘,刷到抖音的招聘广告,独自一人来北京跑外卖,结果单量少,又不熟悉路,一天下来,才跑7单,第二天跑了10单。同是老乡的焦蕾看不下去,给小姑娘介绍了一家奶茶店,让她到店里学做奶茶,“好歹是门手艺”。 26岁的田橙子才跑了两天外卖,就已经开始盘算这份工作值不值。昨天,他才跑了18单,收入100多块,比他预期中整整少了一半。但花销没少,电动车的租金一个月700元,挤得像罐头的宿舍800元,更令他咋舌的是北京物价,这个晚上,他点了一份最便宜的麻婆豆腐盖饭,都得18元。 争夺饵料 对于罗颂、田橙子这样的新骑手们来说,他们刚刚进入水中,就已经感受到了氧气稀薄的窒息感,不得不先“卷”起来。 田橙子的18单,午高峰有9单、晚高峰有8单,剩下的一单,是他整整等了一个下午,实在没办法了,找到了站长,让站长派来的一个宝贵订单,距离长达3公里,专送骑手们基本不会接这么远的单子,送完这单,他花了一个小时。 罗颂则选择早起,再多送两个小时的早餐时段。前两天,他因为送餐时和保安起了口角,去派出所待了一天,没赚上钱,还赔了800块。为了弥补,罗颂不得不把所有的时间利用起来,那个晚上,他跑到凌晨3点才下线,两个小时之后,罗颂睡醒起床,继续送早餐订单。 而身经百战的老人们,也轻松不到哪里去。 最近,丁长义感到很疲惫,他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像一个机器人。丁长义今年41岁了,精神正在流失,他曾经给自己制定过一个容易够到的小目标,每天只要跑到35单就下班,不然一天没得赚。但从上个月中旬开始,订单少了,他只好选择一直在线,每天变成“一单一单地熬”,一个小时能多上一两单,熬到快11点,才能完成任务下线。 这大大减少了丁长义的休息时间,回宿舍倒头睡,睁眼就得上线,“就像到点开机的机器人”。以往,晚上7点就能收工,丁长义会约上自己的骑手好友,一起骑车去什刹海、天安门走走,这是难得的、属于丁长义的时光。 37岁的刘大海,和丁长义有相似的疲惫感。他应对竞争的方式是,接下任何一个订单。在美团专送,骑手们的订单都是系统派单,但每个人每天有3次转单的机会,于是,一些太难跑的订单,刘大海都不接,尤其是一个高档小区,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再远的单元楼,都得步行送进去。往日,接到这个小区的单子之后,刘大海会转单出去,像田橙子这样的年轻骑手更愿意接下。 但现在,再遇到这种单子,刘大海不敢转了,能多跑一单是一单。相比起疲惫,收入少更让刘大海着急,父母老了,孩子才17岁,都是用钱的时候,他只好在自己身上省钱,一天一包烟减少到三天一包,忍不住的时候就喝口水。刘大海特别喜欢吃菠萝,但这几天,他心焦上火,嘴里起了好几个大泡,吃着嘴会疼,不过这样正好,能再省下一笔菠萝钱。 没有订单、收入锐减的阴云,就这样笼罩着所有的骑手,大家正在习惯一个新的事实——外卖真的不好干了。 有老骑手开始了最后的挣扎,比如饿了么骑手冯祥。4月初的一天,北京下了一场暴雨。那一天,冯祥隐隐有些兴奋,“因为好久没有爆单过了”。早上,他穿上雨衣、给手机带上防护套,冲进大雨里,想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多跑几单。最终,冯祥跑了50多单,已经是两个月来单子最多的一次,赚了400多块。 冯祥说,那天超常的努力,似乎是一场最后的挣扎,“再拼一次,看看能赚多少钱”,如果还不行,那就不跑了。 但也是这一天,冯祥收到了2个差评,其中一个,是在中午的高峰期,外卖柜满了,他赶着送另一个订单,来不及解释,就把外卖放在快递柜旁边,大雨淋湿了外卖盒。回想起那个决定,冯祥有点后悔,也觉得“是不是自己心态出了问题”。他跑了7年外卖,以前从没有连续犯错过,也不会着急这几分钟,总是等到客户下来拿,因为一旦有差评,就会被罚款。 “是太低落了吗?”冯祥问自己。这段时间,单子少,单价还降,那天下大雨,他听说,之后的恶劣天气,不会再有2元一单的补助,虽然消息真假要到下个月发工资后才知道,但他还是一下子泄了气。 老天好像也在劝退冯祥——拼尽全力的结果是,赚400元,却送错2单,被罚1000元,强制下线7天。 水温的变化 收到处罚结果的时候,冯祥感到十分诧异——罚金变高了。两个差评,每个都被罚500块,这是之前从来没有的惩罚力度。不止如此,站点还在4月1日开始,执行了更严格的管理措施,比如,所有人需要在8点30分参加晨会,晚到罚款200元,缺席罚款500元。 冯祥有些不开心,“好像就是人多之后,觉得我们走不走都无所谓了,不需要你了,觉得这里管得严、不舒服,那你就别干了”。 事实上,任何生物聚集在一起,都会形成一种稳固的生态,维系一套公认的运作法则。此前,对于外卖骑手们来说,这种生态的基础法则就是,骑手数量是有限的。 一位干了7年的美团站长吴楠说,在外卖界,也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随时调节外卖员的数量。他们会在美团、饿了么这两个平台之间反复横跳。甚至在美团专送内部,也有很多外卖员是不稳定的,他们会跑一段时间众包(指没有站点的临时骑手),再跑一段时间乐跑(指专门跑一些远单的临时骑手)、畅跑(指专门跑一些近单的临时骑手),但原则都只有一个,“哪里的单价高就去哪里”,就像鱼能够自由地活动在开阔的水域里。 对于骑手们的这种流动,站长们往往持默许态度,并不在意,因为骑手是珍贵的。早几年的时候,各家外卖平台展开骑手抢人大战;后来,兴起的网约车、同城、闪送服务,都在和外卖行业抢人;疫情时代,外卖骑手更是“香饽饽”。 冯祥记得,这几年来,工作的确好干,站长们也愿意和骑手们搞好关系。有的时候,如果有订单超时、差评,只要站长不上报,就不会处罚到自己。冯祥最感动的一次,是自己的孩子生病了,工资还没有发,他把情况告诉站长,对方果断地预支了几千块钱的工资。冯祥当时觉得,自己的存在有价值:“站长是希望留住我的。” 但显然,情况变了,外卖骑手数量正在飞速增长。美团财报显示,2021年美团骑手的数量为527万,2022年,美团骑手的数量变成了624万,其中81.6%是来自县域乡村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平台一年新增骑手的人数达到了97万。 吴楠说,今年,应聘者比往年更多,他们依靠中介公司找人,每介绍成功一个,会给几千块钱的推荐费,现在,推荐费从两三千降到一千多。同时,吴楠也开始在意起了稳定性,“跳来跳去的那种骑手,我们就不招了”。不仅吴楠在意,很多骑手也不愿意再流动,吴楠观察到,大家更愿意固定下来,“就跟突然醒悟过来一样”。 最直接的原因,是“哪里的情况都不好”。比如美团乐跑,往日不限班次,单价虽然低,但单量多,骑手们想跑多久都行。但现在,乐跑开始限制骑手们的班次,划分成午高峰、晚高峰、下午茶等,如果骑手没法在自己的班次里完成单量,会直接断线,吴楠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因为报名乐跑的人也特别多,特别富余。” 这样一来,更多的众包骑手,选择固定下来,加入到站点的团队中。上个月,美团的罗颂和丁长义收到通知,4月开始,众包的单子划到了专送池子里,他们的单子稍微多了一点,但单价从原来的8块5,掉到了6块3。饿了么的冯祥说,以前,一个月跑到500单以上,单价会从每单7块涨到每单8块,但现在,需要跑到700单以上,才能拿到每单8块的单价了。 而对于这些改变,一些骑手选择了接受,他们停止游动,在有限的空间里寻找生机。 失去兜底的工作 作为一份工作,外卖骑手曾经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在罗颂所在的站点,每个骑手都能说出一大堆人生往事,每一段经历都能对应一个选择这份职业的原因,是它们吸引着有着不同人生路径的骑手,最终汇聚到这个池塘里来。 对于冯祥来说,选择做骑手,是因为它足够“自由”。26岁的时候,冯祥独自一人来到北京,成为一名骑手。在此之前,他曾经去过廊坊的京东方,做工人,但冯祥觉得“不自由”,连抽烟都不让。但送外卖不一样,没人管,冯祥刚到北四环当骑手时,路过鸟巢,就能进去转一圈,这让他感觉到自在。 而在很多人的人生轨迹里,外卖骑手几乎是他们流转的最后一站。比如41岁的鞍山人丁长义。原本,他有过一份很满意的工作,是在一家单位做货车司机。但女儿出生的那一年,他想多赚点奶粉钱,于是白天跑货车,晚上去做代驾,半夜,疲劳驾驶,丁长义撞上了一辆小三轮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但他丢了工作,赔了5万,被吊销了驾照。 丁长义愧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两个月,出来之后,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东北的三线城市,要人的工厂也少”,他唯一的选择是去鞍山轧钢。去年,丁长义听说,在北京跑外卖能赚钱,于是,他背着家里人,偷偷来了北京。这件事,直到丁长义被隔离、很久回不去老家,家里人才知道。 这个时候,丁长义已经40岁了,只有跑外卖没有年龄要求,也不会追究过往。 37岁的刘大海也是这样。而他选择做外卖骑手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缺钱。几年前,刘大海从哈尔滨南下,去广东开烧烤店,选址失败再加上疫情,小店倒闭了,他亏了28万。这是他第二次欠债,上一回,是十年前,他被忽悠去鄂尔多斯的矿上拉煤,买了一辆车,贷款70万,结果一个月下来,一分钱没赚,他才意识到,这件事可能是骗局。 为了还债,刘大海来了北京。他考虑过做代驾,但一想到,如果不小心剐蹭到别人的车,得赔钱,他就立刻放弃了这个念头,自己负债几十万,“不能出什么岔子了”。 对于刘大海而言,做骑手是没有门槛的、安全的、赚钱的,更重要的是,跑外卖对应着一种朴素的价值观——有努力就有收获,这能让骑手们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产生“生活可以渐渐变好”的安全感。就在去年,刘大海付完1500元左右的房租和车租,再留出1000多元的饭钱,还能剩下5000块寄回家里。他一度觉得,如果行情好,自己能继续跑外卖,直到还完租金、重新创业。 正是这些优势,让骑手工作成为一种兜底的选择。而在今年,人一下子溢出来许多,这让池塘显得狭窄,更磨灭了骑手这份工作的优势。 新骑手罗颂和田橙子,原本也是冲着这些优势来的。罗颂的经历则和王大海相似。去年,因为疫情,山东禁止堂食了大半年,罗颂开的鲁菜店倒闭了,这让罗颂感觉到极大的落差——店里之前能做到一天一万多的流水,结局却是亏了20万。他爱面子,也缺钱,不想在老家找工作,于是来北京做骑手。有人问起来,在北京做什么?罗颂都模棱两可的回答:“上班。”他想着,赶紧把债还完,再回家。 而26岁的田橙子,是和自己的朋友结伴来的北京。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两人已经在湖南、江西、河北、天津这四个地方周转过。 那个时候,两人都没有预料到,今年找工作的旅途会如此漫长。在湖南待过的那个电子厂,今年2月就没活儿干了,隔三差五就休息,只能赚3000来块钱。田橙子想找一份薪资更高的工作,他在58同城上看到,天津在招装卸工,而且工资能到8000元以上。于是,二人又从老家江西北上,但到了天津,才知道“宣传都是骗人的”,田橙子形容,不仅工价低了一半,而且是“狼多肉少”。有一回面试,一个只招10个人的岗位,有70个人拉着行李箱面试,厂里的管理员还说,“想干可以,就是分不到那么多活儿”。 在天津待了一个月,试工了四五家,都不如意。和前辈们一样,田橙子终于流入了骑手的池塘。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时过境迁,骑手已经不再是一份可以兜底的工作。 跳出池塘 经过最后一场暴雨中的挣扎,跑了7年外卖的冯祥,打算回家了。 冯祥并不适应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他没有想到,仅仅是为了可观的薪水,自己就在北京待了那么多年。他想回老家石家庄,加盟一家餐饮店,或许是喜茶,或许是鲍师傅,冯祥没有仔细调研过这两家店,但取单的时候,总看见这两家店排着很长的队。 除了开店之外,冯祥没有更多的选择了。外卖这份工作,能让冯祥得到“立竿见影”的工资,但也让他不忍心浪费时间去做别的事。冯祥说,几乎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在跑外卖,“干一个月就有一个月的效益”,如果是学别的技能、转行,都对应着极高的成本。有的时候,冯祥会有些知识焦虑,当周围人提到“KPI”“CEO”这样的术语,他会凑上去问,这是什么意思?好像能多学几个单词,能有一点点收获。 失去的,似乎又比得到的更多。前两年,冯祥和妻子协议离婚了,因为妻子觉得,冯祥一个人在北京跑外卖,却不在意家里,也不在意她。有的时候,冯祥会有些羡慕自己的发小,他前几年开车做运输,赚了不少钱,最重要的是,有时间陪孩子去三亚旅游、去游乐园玩,刷到发小的朋友圈时,冯祥觉得,自己虽然赚了几年钱,但“没选对行业”。住在狭窄的宿舍里,他似乎没有生活,变得颓废,两个月才理一次发。 如今,是该跳出池塘的时候了。冯祥算了算,现在自己每个月只能赚5000块,往家里打钱的时候,比往年少打了整整两千,需要用之前的积蓄补上。他安慰自己,或许这是一个契机,能让自己重启一种人生。 外卖行业本就像一个蓄水池,骑手这个职业,很开放,收入也很公平,能帮助一些面临失业的人重新获得工作机会,也能为亟需获得收入的人缓解生存压力。但这份职业很难一直做下去,有些人实现了外卖行业的职业晋升,从骑手做到了站长、城市经理,有些人则完成了转换赛道的经验积累,完成过渡后选择离开,只有一直想赚钱的人会留下。但现在,月入过万已经很难,这个理由也留不住人了。 想跳出池塘的还有刘大海,他还有债务在身,急需一份收入更高的收入。这几天下班,他绕着宿舍附近的小吃摊绕了好几圈,打算做个小买卖。有的时候,刘大海觉得自己有些生不逢时,入行太晚,当然,他也听过一些江湖传说,“送三年外卖,能开着卡迪拉克回家”。 站长吴楠预料到了这些人的离开。他说,每年三月,总有一波人来,到五月的时候,总有一波人离开,他将其归因于“生态”的一部分。但在工作更难找的今年,是否有更多人会选择留下,他也不知道。 比如26岁的田橙子,还需要在池塘里熬过接下来的28天——他已经交了700块租车费,800块房租,不能浪费,再怎么差,也需要把这个月撑完,再做打算。 等单的那个下午,田橙子点开了一集动漫,是他最喜欢的《吞噬星空》。在这部动漫里,他最喜欢一个叫罗峰的角色,点开百科网页,罗峰最大的成就包括,让平民窟里的父母,住上了大别墅。田橙子说,这也是他的梦想。 一集动漫的时长很短。看完之后,田橙子重新点开骑手界面,等待系统给自己派单。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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