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暴童年到赴美留學 19歲網紅靠自媒體賺足300萬學費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國立法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發布了延遲退休的決定，作為一項事關絕大多數人的公共政策，沒有聽取民意——哪怕以一種假裝的形式，沒有公開的討論，在中共三中全會過後不足兩月，就由立法機關通過，事實上，它構成了一起國家的違約事件。 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男60歲，女50和55歲——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確定的。如今70多年過去，國家的經濟社會和人口結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例如人口壽命和受教育年限都有大幅提高，從這個角度看，退休年齡確有必要延遲。但是這種必要性不等於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過程中就完全可以無視民眾，不去徵詢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或者以專家學者的意見去代替民眾意見。 所謂公共政策，要處在於「公共」二字，即它關乎公共利益，因此，除非涉及國家秘密或者處於戰時狀態，否則，在政策和法律制定和出台的過程中，聽取民眾看法，並反饋於政策和法律，是現代政治和政府治理的常識，此過程是必不可少，不能省略的。中國的法律其實也有這方面的規定。 延遲退休決定無視公眾不滿 延遲退休和一般的公共政策還不一樣，幾乎涉及每個勞動者的切實權益，所以徵詢公眾意見尤其必要。雖然延遲退休的問題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多年前就作為中國將要面對的現實而在專家學者和政府部門有過討論，期間也不時在媒體上成為一個話題，然而，中國當局從來沒有向公眾就這個問題公開徵求意見，更沒有把它制定的方案事先告知社會進行討論，作為政策出台的基礎。也許它在小範圍徵詢過相關學者和管理者的看法，可後兩者儘管也受政策影響，但他們對延遲退休的看法是不能代表更廣泛的群體對這一問題的意見。當局不這麼做，當然不是因為技術上做不到——網路時代，就某項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徵求受影響群體的意見，簡直小事一樁，而是它頭腦里壓根沒這根弦。 可想而知，如此出台的政策和法律是不可能反映真實民意的。民眾對延遲退休方案的普遍不滿正說明了這點。既然該政策不是取自民意的同意和支持，要貿然更改它的合約內容，事實上就等同於違反了國家和勞動者達成的一個70多年的勞動合約。想想看，假如是一個企業，由於某種情況的發生，老闆可以在員工不同意的前提下，更改一項實行多年的合同，使之變得對員工不利，是不是構成了一種違約行為？ 只是這種違約，員工還可以訴諸政府的干預，或者到法院起訴企業老闆，獲得一筆賠償，或者讓企業再改過來。但如今面對國家的違約，民眾無法訴諸救濟渠道，只能接受這個後果。此乃這次要人大常委會而非中國政府作出延遲退休決定的原因，也許在當局看來，在中國的憲制構架中，人大是權力部門；另外，理論上也是民意代表機關，既然人大同意通過，也就意味著延遲退休一事得到了民意授權，無須徵詢民眾意見。 如前所述，雖然現行法定退休年齡已實施了70餘年，有調整之必要，然而，再晚一點推出，論證過程做得紮實點，甚至做個樣子徵詢民眾意見，開放輿論討論，也不是不可以的。因為這並非是個十萬火急的事情，不是非得馬上做不可。現在當局不惜忤逆公眾意志也要調整退休年齡，常理來看，背後定有某種不得已理由。 養老金缺口讓當局不得不打延遲退休主意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王曉萍在向公眾解釋如此安排的原因時說了三點，一是有助於促進人力資源開發利用，二是有助於增加勞動力有效供給，三是有助於滿足勞動者工作生活安排的多樣化需要。不能說她講得不對，但顯然，她迴避了問題的癥結所在。真實的原因在於，中國人口在這些年的劇降而導致的巨大的養老金缺口，讓當局倍感這一問題拖晚一天，形勢就危險一分。 延遲退休的宏觀背景是中國的人口危機，再疊加經濟的惡化。由於錯估計生政策帶來的人口壓力和人口紅利，中國的人口反轉比當局預想的來得更早，原來預測若干年後才會出現的人口危機在當局未作充分準備下突然到來。根據民政部數據，截至去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2.97億人、佔比全部人口的21.1%；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17億人、佔比15.4%，已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按這一進度，到2035年左右，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4億，佔比超30%，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再到本世紀中葉，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和比重將達峰值。 發達國家到這一階段時，人均收入水平比當下中國要高得多，且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中國在這兩方面都要落後很多，尤其是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起步晚，加上官僚體系耗費了太多的公共財政和資源，用於社保上的錢和中國的人口規模來講，就很少了。雪上加霜的是，這幾年又遇上了經濟蕭條，企業和個人參保的部分也大幅減少，參保的積極性降低。這無疑給國家的社保體系構成了沉重壓力。就此而言，延遲退休是整個勞動者在為當局錯誤的人口政策買單。 中國的養老金缺口到了什麼程度？按照中國社科院2019年的一份報告，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餘將在2035年耗盡。未來30年，制度贍養率翻倍，養老保險支付壓力不斷在提升。2019年由接近兩個繳費者來贍養一個退休人員，到了2050年，幾乎一個繳費者需要贍養一名退休者。屆時是否真的會出現如此巨大的養老金的虧空，當然可以爭議。 有一種說法認為，當局可以出售國有資產來彌補虧空。然而，問題在於，這一提議在現今社保體系建立之初就有人提出過，之後也不斷被提起。雖然當局劃撥了部分國有資產用於社保，卻少得可憐，未來是否會大量劃撥，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如果經濟形勢不好，要用錢的地方太多，當局只能用國資這塊唐僧肉來救急，但至少現在還不是當局政策考量的選項。然而問題總要從現在開始解決，於是當局就在延遲退休上打注意，或許在當局看來，既然延遲退休有必要，晚動不如現在就做，故在三中全會過後，快速出台方案。 習近平常常敲打官員，群眾利益無小事，再小的事乘以14億，就變成了大事。可在延遲退休這件事上，習卻習慣性「忘記」了自己的警告。這反映出當局在所謂的群眾利益問題上，典型的言行不一，兩面派做法，口頭上講得好聽，可要動真格，群眾利益全然拋在腦後。這實際就是習近平時代中國當局施政的真實寫照。它也知道這樣做會引發民意反彈，所以不允許公共討論，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能比的，那時官媒還可以對當局發出類似「延遲退休是對一代人的違約」的質疑，但如今，只有政策出來後官方的「安慰」式解釋，就連這個「違約」之文在網路上也刪得乾乾淨淨。當局以為，它這一刪除，似乎大眾就不知道這是一起國家對它的人民的違約。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國第14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1次會議9月13日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決定」，表示延後退休是為了適應中國人口發展新形勢，充份開發利用人力資源。 根據新華社授權發布的「決定」內容，中國將用15年時間，逐步將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齡從原本60歲延後至63歲；將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齡從原本的50歲、幹部55歲分別延後至55歲、58歲。 「決定」指出，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堅持「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的原則。 「決定」並批准「國務院關於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辦法」，2030年1月1日起，將員工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最低繳費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6個月。 根據「辦法」，員工達到法定退休年齡但不滿最低繳費年限的，可以按照規定透過延長繳費或者一次性繳費的辦法達到最低繳費年限，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 「辦法」明定，員工達到最低繳費年限，可自願選擇彈性提前退休，提前時間最長不超過3年，且退休年齡不得低於女性50歲、55歲及男性60歲的原本法定退休年齡。 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員工，也可以在「與單位協商」的情況下彈性延後退休，延後時間最長不超過3年。「國家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辦法」還提到，中國實施就業優先戰略，支持青年人就業創業，強化大齡勞動者就業職位開發，完善困難人員就業援助制度。加強對就業年齡歧視的防範和治理，激勵用人單位吸納更多大齡勞動者就業。 據發布，漸進式延後退休的辦法將從2025年1月1日起實施。男員工和原本法定退休年齡為55歲的女員工，法定退休年齡每4個月延後1個月，分別逐步延後至63歲和58歲；原本法定退休年齡為50歲的女員工，法定退休年齡每2個月延後1個月，逐步延後至55歲。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大陸高齡人口在2000年達7%，進入「高齡化社會」及「中度高齡化」階段；預測2035年左右，60歲及以上老年人將突破4億人，比重超過30%，進入「重度高齡化」階段。
網路圖片 昨天，瑞士又來了一次全民公投。 眾所周知，瑞士生活成本比較高，所以瑞士選民投票決定，向養老金領取者每年額外增發一個月的養老遺屬保險金。當天還有另一項公民提案，為「逐步將該國法定退休年齡提高至66歲及以上」，在公投中則遭到明確否決。 這樣一來，從2026年起，瑞士按月發放的養老金將每年支付13次。養老金領取者個人最高退休金將每年增加2450瑞士法郎(約合人民幣1.99萬元)，全年總計達到31850瑞郎(約合人民幣25.92萬元)；已婚夫婦的最高退休金將每年增加3675瑞郎(約合人民幣2.99萬元)，達到47775瑞郎(約合人民幣38.88萬元)。 對這一提案堅決支持的主要是左翼黨派，右翼和中間黨派以及國內幾大主要經濟團體則表示不滿，瑞士政府和議會也認為此舉將大幅增加支出，明確表示反對。但根據全民公投的結果，這些反對聲都已無效。 增加養老金自然有利有弊，瑞士國內的分歧也說明了這一點。但相比事情本身，有些人更不習慣的可能是公投。他們會認為，國家大事豈能兒戲？政府都不同意的事情，怎麼老百姓投個票就定下來了呢？ 公投的定義是指公民就被提議之事案，表明贊成與否時所舉行之投票，是一種直接民主制。與廣泛使用的代議制相比，公投處於補充地位，但一旦動用，所謀多為大事要事。 網路圖片 瑞士人是公投先行者，早在19世紀中期就已開始嘗試全民公投，從1848年至今已經進行過六百多次公投，超過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公投次數的總和。 許多人對公投的反感，是因為他們認為公投會形成「多數人的暴政」，形同鬧劇。歷史上也確實出現過值得深深警惕的全民公投，比如希特勒就喜歡這一套。1936年，希特勒將國會改選與「恢復民族榮耀及國家主權」的公投一併舉行，投票率高達99%，納粹黨獲得了98.8%的支持率。1938年，希特勒又以全民公投方式并吞奧地利，支持率達到99.08%，有人正是就此得出「公投製造民粹」的結論。 也許正因為希特勒的陰影，在自由主義底蘊深厚的英國，二戰後曾有不少反對公投之聲。如1945年，首相丘吉爾提出針對是否繼續戰時聯合政府舉行全民公決，工黨領袖克艾德禮明確反對，認為全民公決違反英國民主傳統，是獨裁者可以利用的工具。後來的撒切爾夫人同樣認為全民公投是獨裁者的工具，因為獨裁者往往會按照自己意願掌控公投。 但這種判斷偷換了概念，即將「全民公投」等同於「獨裁者控制下的全民公投」。當年希特勒獨裁下的公投，實則是偽公投，並非真正民意的體現。而憲政制度下的公投，即使也有政黨政治的左右，即使也有輿論的各種引導，但它充其量是一種潛移默化式的誘導，不具有強制性。 而且，不應低估憲政制度下的民眾智商，也不能濫用「民粹」一詞。 瑞士前幾年曾有一次公投引發熱議，主題是「無條件基本收入」，即針對瑞士政府是否每月給瑞士成年人發放2500瑞士法郎（約合2萬元人民幣）這一問題進行公投，最終76.9%的選民對該項提案說不，26個州也全部表示反對。 這個結果在許多中國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政府每個月給你白髮2萬人民幣，簡直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可是大多數瑞士人都表示拒絕，這是不是瘋了？ 這甚至不是瑞士人第一次拒絕「餡餅」。2012年，瑞士人以67%的反對率拒絕將原本4周的帶薪假期提高至6周，2014年，瑞士人以76%的反對率否決了每小時22瑞士法郎的最低工資標準。反對者們認為，無論最低工資標準、延長帶薪假期還是直接發錢，都會腐蝕年輕人，使之喪失學習與工作的動力，不利於社會的長久發展。 按照某些人對「民粹」的理解，上述幾個公投理應獲得超高支持率才是。可瑞士人的選擇一點也不「民粹」，覺悟之高實在讓人感慨。這顯然與國民素質和公投傳統有關，而且，頻繁公投多少磨練了瑞士人的責任感和眼界，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瑞士並非歷史上最早進行公投的地方，歷史公認的首次公投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阿維尼翁公投，在當時的15.3萬名投票者中，超過10萬人支持阿維尼翁脫離教皇控制，同時併入法國。後來，美國總統威爾遜正是基於阿維尼翁公投所創造的「獨立公投」概念，在一戰後提出「民族自決」。 網路圖片 同樣在瑞士產生公投之前的還有1845年的德克薩斯公投，公投結果為德克薩斯脫離墨西哥，加入美國。1846年，非洲大陸上的賴比瑞亞發起獨立公投，52%的投票者選擇獨立。 如今以高福利著稱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也是熱衷公投的地區。1905年，瑞典-挪威舉行解體公投，以99.95%的驚人支持率實現解體，誕生了瑞典和挪威這兩個獨立國家。作為獨立國家的瑞典，1922年以來曾發起六次公投，議題涵蓋禁酒、改變駕駛方向、以政府稅收資助退休金、核能發電、加入歐盟和採用歐元等。不過瑞典的公投為諮詢性質，不具約束力，議會也未必按完全按照投票結果制訂政策。1944年，冰島舉行獨立公投，支持率同樣達到了驚人的99.5%。 二戰後，亞非拉大陸的獨立公投屢見不鮮，如1958年的幾內亞公投、1962年的阿爾及利亞公投、1964年的辛巴威公投、1970年的巴林公投等，支持率都極高。但最有意思的公投來自於歐洲，而且與英國有關。1964年，「地中海心臟」馬爾他舉行獨立公投，但獨立支持率僅為54.5%，可算是險勝，這是因為馬爾他的前宗主國是英國，民眾擔心離開英國後自己會變窮。 進入90年代後，因為東歐劇變、巴爾幹硝煙，獨立公投此起彼伏。如前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便相繼舉行獨立公投並成為獨立國家，僅1991年便誕生了亞美尼亞、亞塞拜然、愛沙尼亞、喬治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烏克蘭、土庫曼和烏茲別克等新生國家。同年的斯洛維尼亞獨立公投也開啟了前南斯拉夫解體的序幕。 此後，分離主義的獨立公投越來越多。1980年和1995年，魁北克兩次舉行公投，決定是否脫離加拿大獨立，均未成功。1991年和2014年，克里米亞地區兩次舉行全民公投，決定地區歸屬。2008年，巴斯克地區獨立公投。該公投被西班牙政府阻止並取消。 如果從歷史上公投的頻密度和具體效果來看，將之視為「相對多數人的暴政」實在站不住腳。有人將公投的壞處歸結為「誰也不能確定自己能贏」，可這個理由只需一句話就能推翻——「誰也不能確定自己一定有道理」。 之前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個例子，當時結果公布後，我聽到不少這樣的說法：「連英國這種民主積澱如此深厚、國民素質相對較高的國家，搞起公投來都得到了一個人們不想看到的結果，可見公投絕不等於民主，甚至成為多數人的暴政。如果在民粹主義盛行的國家，公投後果更會不堪設想」，並認為「民主絕不是簡單的一人一票，公投這種『極端民主』行不通」。 這些說法都假設了一個前提，即「留歐好，脫歐不好」，所以公投的結果肯定有問題，進而推導出公投不是真正的民主，也不適合地球。這種預設立場的思維方式顯然缺乏邏輯，而且「民粹主義」這一概念的使用也似是而非。 在英國脫歐公投前夕，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其中有這樣一句話：「當一個國家的人民可以通過投票表達自己的意願時，被嘲笑的肯定不應該是他們。」所謂公投，就是以全體民眾的判斷力來決定國家大事，結果或可商榷，但過程確實不該被嘲笑。 在英國脫歐一事中，「素質論」是反對意見中最為常見的一種，他們認為普通民眾沒有能力權衡利弊，無法勝任公投，尤其是像退歐這種關乎政治、經濟、事關國家命運的議題，根本不應該讓缺乏專業知識的民眾來決定。但從公投歷史來看，這顯然是多餘的擔心。 關於這一點，英國前財長克拉克算是個反面教材。他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公投從未解決過任何問題，除非是在一個強大的獨裁者例如墨索里尼或拿破崙的支持下。」這個說法不但抹殺了歷史上各種公投的意義，還將公投與民主對立，其潛台詞就是「如果公投的結果沒有預先決定，那麼公投便是有毒的」，其荒謬性顯而易見。 雖然法國大革命時的阿維尼翁公投是公認的史上首次公投，但公投雛形早在古希臘時期便已出現。被視為民主典範的雅典民主制度，其實就是直接民主形式。它由公民大會、500人議事會和陪審法庭等機構組成。公民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一年召開40次，年滿20歲的男性公民都有權參加，可自由發言，展開辯論，然後進行表決。在小國寡民的雅典城邦時代，這種制度的好處顯而易見。 但也有人認為，恰恰是直接民主形式導致了雅典帝國的覆滅。當雅典城邦成為雅典帝國後，國家實際事務繁多，直接民主形式無法適應這種發展，反而造成了災難性後果。比如失敗的西西里遠征就是野心家煽動民眾，利用公民大會所促成，這場失敗也成為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轉折點，導致帝國崩潰。也正因此，美國「憲法之父」、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曾聲稱「即使每個雅典公民都是蘇格拉底，雅典公民大會仍將是一群暴民。」這句話也常被喜歡把「民粹」二字掛在嘴邊的人士所使用。 可是，一個帝國的覆滅往往是多種因素疊加的結果。如果從政治角度分析，以公民大會為代表的直接民主形式當然有其局限，但更致命的問題是雅典帝國並沒有及時發展國家管理的專業機構。換言之，公民大會既是決策者，又是執行者，與現代政治的差距恰恰在此。 現代文明社會的直接民主，與古希臘早已不可同日而語，有著足夠豐富的支撐與配套。這種支撐來自憲政和施行已久的間接民主——代議制民主，至於配套，現代國家的各種事務機構已臻完善，具有相對穩定的執行力。在這種情況下，以公投彌補代議制的缺陷，已有足夠土壤。比如最熱衷公投的瑞士，在國家制度上就相當完善，它有兩院制的聯邦議會，國民院（下院）代表人民，聯邦院（上院）代表瑞士26個州。公投這一直接民主手段，始終與代議制民主相結合。從歷史來看，早在1848年首次公投之前，瑞士就已有悠久的「露天議會」歷史。也正是因為這種傳統，使得人們十分擔憂的「多數人暴政」沒有出現，反而能始終以妥協和共識為底線。 關於公投，有一種思維差別值得注意：一些人認為，當面對大事時，國家領導人乃至政府、國會就應該挺身而出，如果他們將決定權交給民眾，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但在另一部分人看來，國家領導人乃至政府、國會在無法代表民眾的情況下擅自決定，才是真正的不負責任，也會使得決策缺乏正當性，此時最需要的便是還權於民。 也有人認為，頻繁公投是民眾對於精英政治的失望，代議制也將走進死胡同。但如果我們明白公投是代議制的有效補充，就不會同意這種將公投與代議制直接對立的思維。 特別要指出的是，瑞士是當今世界上為數不多仍然堅守自由主義的國家之一。公投作為瑞士人的常用手段，其實是對國家控制的一種消解。 當然，民眾會犯錯，但即使真的如此，人們仍可在制度允許下進行糾錯。一來民主制度本身就存在糾錯空間，二來民眾在公投中會提高學習能力，從而更好地糾錯。比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財產稅修正，1978年的公投結果是以壓倒性優勢通過縮減房產稅等稅種，在某些人看來當然是「民粹」的結果，但到了1988年和1990年，加州民眾在兩次公投中多半選擇了增稅。 文章來源：那些原本是廢話的常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