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夢之城，在海港之夜重現
2026 年 6 月 4 日
「大午案」爆發迄今已七月有餘。在本案中，多名未成年人由於父母雙雙被羈押而缺少監護，大多數孩子甚至在最初逮捕過程中目睹了父母被暴力執法，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近日，大午案的部分辯護人向有關部門發出緊急求救信，要求重視本案中未成年人合法權益遭到踐踏的情況。 「大午案」中夫妻雙雙被羈押 孩子缺乏監護 據維權網消息，6月11日，「大午案」部分辯護人就該案中未成年人保護問題發布致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共青團中央和全國婦聯的緊急求救信，聲稱「大午案」在辦理過程中嚴重侵犯了多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而這種情況至今仍未得到絲毫改善。 一位因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大午案」辯護人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由於父母雙雙被羈押，這些孩子7個月以來飽受煎熬，學業、生活均受到影響，有的甚至產生了嚴重的心理疾病。 他說：「父母都被羈押的主要是孫大午的5個孫子、孫女，他們雖然還在上學，現在主要是外公外婆等親屬在照顧。有好幾個孩子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應激性心理障礙。比如說孫大午的小兒子孫福碩，當天晚上被抓的時候公安從卧室破窗而入，他小孩受到很大驚嚇。還有集團副總經理李大紅的孩子也是親眼目睹自己父母被抓走，現在經常喊著要爸爸媽媽。」 早在5月17日開始的「大午案」庭前會議上，孫大午大兒子、集團董事長孫萌就哭著說：「我夫妻兩個在押，還把我們的工資扣押了。孩子在家生活費都沒有啊！我覺得應該把我的工資解除扣押，交給岳父母幫我養孩子！」集團副總經理李大紅也當庭申請法院調取抓捕當晚的全部錄音錄像視頻，李大宏表示他的孩子被交給了陌生的執法人員，現在孩子心理非常不健康。 該內部人士表示，辯護人一直在為被告爭取取保候審，要求當局至少釋放父母一方回家照顧孩子，但並未有任何進展：「偵查階段開始我們就向辦案機關反映這個案子里相關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問題，提出了取保候審的申請，希望父親或母親其中一個先行保出來，但是都是石沉大海。比如說孫大午的兒媳只提供了自己名下的銀行卡給集團使用，就被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關押至今。姑且先不說構不構成犯罪，這種情況完全可以採取非羈押式的強制措施。」 這位匿名人士還說，自「大午案」發案至今，國家有關部門和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社會組織並未對這些缺少監護的未成年人提供任何幫助。 律師：國家、社會缺位 《未成年人保護法》落實不力 中國《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護法》均對因突發事件影響導致未成年人的生活處於無人照料或監護缺失狀態的情形做了相應規定。法條明確指出，公安機關在處置突發事件過程中，對於決定執行行政拘留的被處罰人或者採取刑事拘留、逮捕等限制人身自由刑事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應當詢問其是否有未成年子女存在監護缺失情形，對存在監護缺失情形的，要及時向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民政部門通報，民政部門應依法進行臨時監護。 在美國的維權律師吳紹平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即使中國有這些法律保障，但在落實上沒有操作性：「中共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制度建設。法律雖然有相關規定，但沒有設定相應的機構來落實，職能分工也不清楚。另外，中共財政在這方面根本不想投入。中共連這種基本的社會制度建設、社會保障都不做，那還會兼顧未成年人精神這方面嗎？」 吳紹平說，中共當局不僅自己不執行法律作出的保護未成年人的明確規定，還持續打壓社會組織，導致國家、社會雙雙缺席：「目前在中國所謂的NGO都需要官方背書，需要掛靠相關的職能部門。在中國NGO本身就是不倫不類的產物，因此這些半官方的NGO無法承擔社會救助的職能。政府做不到保護未成年人，又不把這方面完完整整交給社會組織來做。」 據自由亞洲電台此前報道，6月8日，中國國務院正式印發《國務院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領導小組關於加強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意見》，圍繞貫徹落實《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護法》，提出了25項加強未成年人保護的任務。《意見》指出，「在政府保護方面，重點提出要提高長期監護專業化服務水平，建立健全臨時監護工作制度，建立監護評估工作制度，構建未成年人成長社會環境聯合執法機制。」 吳紹平表示，在美國，一旦監護人存在暴力、虐待等未盡到監護職責的行為，當地社會保障部門會立即介入，將未成年人帶往庇護所，或派遣護工上門援助。相關社會非營利組織也會為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未成年人提供幫助。他說，這僅僅是父母未盡監護職責的情況，更不用說父母犯罪了。 月初發布的《意見》是國務院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領導小組成立後印發的首份政策文件，但輿論認為來得過晚。2019年，曾有中國媒體報道，上海徐匯區一名25歲男子小沈幾年內沒有出過家門，全靠外賣度日，家中充斥著垃圾和糞便，鄰居飽受異味困擾。看似荒唐的一幕，背後是未成年人無法得到社會庇護的悲劇。 據《新民晚報》2006年報道，因家庭矛盾，小沈的父親將其母親和外婆刺死後，點燃了事先準備好的汽油自焚身亡，而當時年僅12歲的小沈也被燒成重傷。雖然當地居委會表示了願意提供救助，但小沈的精神和生活並未得到任何改善。從那以後小沈不但輟學，還與社會切斷了聯繫。
被稱為「敢言良心企業家」的河北民企大午農牧集團創辦人孫大午，去年11月被指涉嫌觸犯尋釁滋事等九樁罪，連同家人及下屬多人遭起訴。孫大午願意一人擔責，就有消息指他會被重判25年。對此，長期關注「大午案」的美國南卡商學院教授謝田對海外中文媒體表示：中共當局重判孫大午25年，但中共政權也沒有25年。「我認為這是孫大午的一個榮耀，中共政權垮台的時候，人們會打開監獄迎他出來，那時候還他榮耀的真實面目。」 河北高碑店市法院就孫大午案召開的庭前會議在上周六（5月22日）上午結束。關注大陸人權狀況的「民生觀察『網披露了部份庭上細節，令人動容，發人深思。 在庭前會議上，孫大午說：在這種壓力下，苦不堪言，生不如死，我寧願承擔所有的責任。我死都可以。只要把大家解放了，我死都可以。」我的家人都在看守所，五個孫子在家，我心急如焚，我解決的了嗎？ 孫大午說自己願意承擔責任，但連累家人和同事，讓他感到無法容忍。他說：「即使是重罪。後面這些人（指他的家人同事）都很可憐的，都應該是我的責任。後面這些人都是人質。我們有40、50億的資產，負債十個億我們承受得起。 孫大午指自己和妻子做36年共產黨員，沒有分過紅。現在這樣被追究，自己希望承擔一些罪，哪怕是重罪。希望放了後面這些人。他說：我們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人。繼而孫大午哭起來，在場的家人亦哭起來。 孫大午繼續說道：法不外乎人情，我們確實有錯誤，上網發消息，土地問題我們有錯誤。我願意承擔責任。可是我承擔了，別人更重。我願意和諧，我們是搞社會主義的典型企業，是正面的典型。我是帶著感情、帶著理想做企業。我很痛心。現在卻成了一個罪人。這個企業沒有任何股份，大家都是拿工資的。這種模式是我獨創的。我們是搞共同富裕，是真正搞社會主義。所有一切都是我的責任。放過他們，我願意承擔責任。孫大午說完繼續痛哭。 孫大午在會議上披露：被指定監視居住期間自己備受摧殘，飲食無法得到保障，只能吃鹹菜度日。「我要吃藥，也不告訴我時間。在裡面不知道時間，沒有鐘錶。」 孫大午還說出自己在被關押期間受到的虐待：「戴黑頭套是我們生活的常態。只要出了這個地方就要戴，包括看病都要戴。我三個月沒有太陽，沒有窗戶，這種精神上的摧殘已經到了極限。在（指定監視居住地點）裡面苦不堪言。生不如死，我絕食也要改變強制措施要求去看守所。」 孫大午小兒子、大午集團副總經理孫福碩也聲稱自己被拷問了三十多個小時，還遭到了威脅、恐嚇與洗腦。大午集團辦秘書紀瑋蓮表示她被指定監視居住六個月以來，住所沒有窗戶，多次嘔吐，身體狀態達到了極限。 美國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始人楊建利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刑訊逼供和非法誘供都會導致證據失效：「誘供在審訊過程中是不能發生的，這是犯罪行為。他們普遍遭到酷刑，每個人都講到了沒有陽光，戴著黑頭套。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口供應該不算數。孫大午說要在庭審時把這個問題講出來，孫大午非常明白，有這種準備，也想做抗爭。」 中國司法體制中的庭前會議，是個什麼東西？令人不解。孫大午案的庭前會議是在多位辯護人抗議的情況下強行舉行的。孫大午在會上願意為家人和所有被告席上人承擔責任的肺腑之言和眼淚，只能感動有良知的正常人。那些要把孫大午重判25年的檢察官，那些不顧辯護律師反對而要快開庭給中共黨的生日獻禮的法官，是不會為孫大午的誠摯之情所動的。 長期關注「大午案」的美國南卡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中國的這個政治社會制度容不下孫大午這樣一個好人。「他做了很多慈善機構，建了醫院，對窮人，很少收錢或者不收錢，完全是真正的慈善醫院。而這種事情，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你做好人都很難做。為什麼呢？因為你道德高尚，很善良，不貪財，不牟利，不賺黑錢，這個就把那些不善良的、惡的，欺騙性的，謀取暴利的，高利潤的那些黑心人員，把他們給照映出來，他們惡人會感到不舒服。因為你是一個善良的人，而映襯出他們的醜陋，他們會心生忌恨。他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謝田教授還說：如果「孫大午在美國社會，他就是美國的洛克菲勒，就會成為一個洛克菲勒式的人物。他會賺很多錢，會非常成功，會做很多慈善事業，辦慈善醫院、辦大學等。 在中國，他就成了階下囚。第一，中國這個社會容不下這種善良的人，誠實的人；第二，他不僅得罪了這些中下層的，當地的一些政府官員，後來他也得罪了中共高層官員。因為他作為企業家，他也有社會責任感，他經常去演講，講話的時候，也說的比較坦率，真誠。他實際上還是相當的低調，我看他已經是比較委婉的批評，基本上相當溫和的批評，但是這個中共也受不了。這就是對中共威脅。這就是中共高層為什麼也要同意把他給重判25年。中共害怕中國老百姓手裡有錢，也害怕中國老百姓腦子裡有知識，或者有見識，知道真相。如果農民跟現在的中國知識份子結合起來，這明明是要搶他們的權力，奪權。中共對這太敏感了，這個結合對中共來說太可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