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慘案走過三十七周年
2026 年 6 月 5 日
“大午案”爆发迄今已七月有余。在本案中，多名未成年人由于父母双双被羁押而缺少监护，大多数孩子甚至在最初逮捕过程中目睹了父母被暴力执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近日，大午案的部分辩护人向有关部门发出紧急求救信，要求重视本案中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遭到践踏的情况。 “大午案”中夫妻双双被羁押 孩子缺乏监护 据维权网消息，6月11日，“大午案”部分辩护人就该案中未成年人保护问题发布致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的紧急求救信，声称“大午案”在办理过程中严重侵犯了多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这种情况至今仍未得到丝毫改善。 一位因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大午案”辩护人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由于父母双双被羁押，这些孩子7个月以来饱受煎熬，学业、生活均受到影响，有的甚至产生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他说：“父母都被羁押的主要是孙大午的5个孙子、孙女，他们虽然还在上学，现在主要是外公外婆等亲属在照顾。有好几个孩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应激性心理障碍。比如说孙大午的小儿子孙福硕，当天晚上被抓的时候公安从卧室破窗而入，他小孩受到很大惊吓。还有集团副总经理李大红的孩子也是亲眼目睹自己父母被抓走，现在经常喊着要爸爸妈妈。” 早在5月17日开始的“大午案”庭前会议上，孙大午大儿子、集团董事长孙萌就哭着说：“我夫妻两个在押，还把我们的工资扣押了。孩子在家生活费都没有啊！我觉得应该把我的工资解除扣押，交给岳父母帮我养孩子！”集团副总经理李大红也当庭申请法院调取抓捕当晚的全部录音录像视频，李大宏表示他的孩子被交给了陌生的执法人员，现在孩子心理非常不健康。 该内部人士表示，辩护人一直在为被告争取取保候审，要求当局至少释放父母一方回家照顾孩子，但并未有任何进展：“侦查阶段开始我们就向办案机关反映这个案子里相关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问题，提出了取保候审的申请，希望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个先行保出来，但是都是石沉大海。比如说孙大午的儿媳只提供了自己名下的银行卡给集团使用，就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关押至今。姑且先不说构不构成犯罪，这种情况完全可以采取非羁押式的强制措施。” 这位匿名人士还说，自“大午案”发案至今，国家有关部门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社会组织并未对这些缺少监护的未成年人提供任何帮助。 律师：国家、社会缺位 《未成年人保护法》落实不力 中国《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均对因突发事件影响导致未成年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或监护缺失状态的情形做了相应规定。法条明确指出，公安机关在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对于决定执行行政拘留的被处罚人或者采取刑事拘留、逮捕等限制人身自由刑事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应当询问其是否有未成年子女存在监护缺失情形，对存在监护缺失情形的，要及时向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民政部门通报，民政部门应依法进行临时监护。 在美国的维权律师吴绍平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即使中国有这些法律保障，但在落实上没有操作性：“中共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制度建设。法律虽然有相关规定，但没有设定相应的机构来落实，职能分工也不清楚。另外，中共财政在这方面根本不想投入。中共连这种基本的社会制度建设、社会保障都不做，那还会兼顾未成年人精神这方面吗？” 吴绍平说，中共当局不仅自己不执行法律作出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明确规定，还持续打压社会组织，导致国家、社会双双缺席：“目前在中国所谓的NGO都需要官方背书，需要挂靠相关的职能部门。在中国NGO本身就是不伦不类的产物，因此这些半官方的NGO无法承担社会救助的职能。政府做不到保护未成年人，又不把这方面完完整整交给社会组织来做。” 据自由亚洲电台此前报道，6月8日，中国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围绕贯彻落实《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了25项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任务。《意见》指出，“在政府保护方面，重点提出要提高长期监护专业化服务水平，建立健全临时监护工作制度，建立监护评估工作制度，构建未成年人成长社会环境联合执法机制。” 吴绍平表示，在美国，一旦监护人存在暴力、虐待等未尽到监护职责的行为，当地社会保障部门会立即介入，将未成年人带往庇护所，或派遣护工上门援助。相关社会非营利组织也会为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未成年人提供帮助。他说，这仅仅是父母未尽监护职责的情况，更不用说父母犯罪了。 月初发布的《意见》是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印发的首份政策文件，但舆论认为来得过晚。2019年，曾有中国媒体报道，上海徐汇区一名25岁男子小沈几年内没有出过家门，全靠外卖度日，家中充斥着垃圾和粪便，邻居饱受异味困扰。看似荒唐的一幕，背后是未成年人无法得到社会庇护的悲剧。 据《新民晚报》2006年报道，因家庭矛盾，小沈的父亲将其母亲和外婆刺死后，点燃了事先准备好的汽油自焚身亡，而当时年仅12岁的小沈也被烧成重伤。虽然当地居委会表示了愿意提供救助，但小沈的精神和生活并未得到任何改善。从那以后小沈不但辍学，还与社会切断了联系。
被称为“敢言良心企业家”的河北民企大午农牧集团创办人孙大午，去年11月被指涉嫌触犯寻衅滋事等九桩罪，连同家人及下属多人遭起诉。孙大午愿意一人担责，就有消息指他会被重判25年。对此，长期关注“大午案”的美国南卡商学院教授谢田对海外中文媒体表示：中共当局重判孙大午25年，但中共政权也没有25年。“我认为这是孙大午的一个荣耀，中共政权垮台的时候，人们会打开监狱迎他出来，那时候还他荣耀的真实面目。” 河北高碑店市法院就孙大午案召开的庭前会议在上周六（5月22日）上午结束。关注大陆人权状况的“民生观察‘网披露了部份庭上细节，令人动容，发人深思。 在庭前会议上，孙大午说：在这种压力下，苦不堪言，生不如死，我宁愿承担所有的责任。我死都可以。只要把大家解放了，我死都可以。”我的家人都在看守所，五个孙子在家，我心急如焚，我解决的了吗？ 孙大午说自己愿意承担责任，但连累家人和同事，让他感到无法容忍。他说：“即使是重罪。后面这些人（指他的家人同事）都很可怜的，都应该是我的责任。后面这些人都是人质。我们有40、50亿的资产，负债十个亿我们承受得起。 孙大午指自己和妻子做36年共产党员，没有分过红。现在这样被追究，自己希望承担一些罪，哪怕是重罪。希望放了后面这些人。他说：我们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继而孙大午哭起来，在场的家人亦哭起来。 孙大午继续说道：法不外乎人情，我们确实有错误，上网发消息，土地问题我们有错误。我愿意承担责任。可是我承担了，别人更重。我愿意和谐，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典型企业，是正面的典型。我是带着感情、带着理想做企业。我很痛心。现在却成了一个罪人。这个企业没有任何股份，大家都是拿工资的。这种模式是我独创的。我们是搞共同富裕，是真正搞社会主义。所有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放过他们，我愿意承担责任。孙大午说完继续痛哭。 孙大午在会议上披露：被指定监视居住期间自己备受摧残，饮食无法得到保障，只能吃咸菜度日。“我要吃药，也不告诉我时间。在里面不知道时间，没有钟表。” 孙大午还说出自己在被关押期间受到的虐待：“戴黑头套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只要出了这个地方就要戴，包括看病都要戴。我三个月没有太阳，没有窗户，这种精神上的摧残已经到了极限。在（指定监视居住地点）里面苦不堪言。生不如死，我绝食也要改变强制措施要求去看守所。” 孙大午小儿子、大午集团副总经理孙福硕也声称自己被拷问了三十多个小时，还遭到了威胁、恐吓与洗脑。大午集团办秘书纪玮莲表示她被指定监视居住六个月以来，住所没有窗户，多次呕吐，身体状态达到了极限。 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刑讯逼供和非法诱供都会导致证据失效：“诱供在审讯过程中是不能发生的，这是犯罪行为。他们普遍遭到酷刑，每个人都讲到了没有阳光，戴着黑头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口供应该不算数。孙大午说要在庭审时把这个问题讲出来，孙大午非常明白，有这种准备，也想做抗争。” 中国司法体制中的庭前会议，是个什么东西？令人不解。孙大午案的庭前会议是在多位辩护人抗议的情况下强行举行的。孙大午在会上愿意为家人和所有被告席上人承担责任的肺腑之言和眼泪，只能感动有良知的正常人。那些要把孙大午重判25年的检察官，那些不顾辩护律师反对而要快开庭给中共党的生日献礼的法官，是不会为孙大午的诚挚之情所动的。 长期关注“大午案”的美国南卡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国的这个政治社会制度容不下孙大午这样一个好人。“他做了很多慈善机构，建了医院，对穷人，很少收钱或者不收钱，完全是真正的慈善医院。而这种事情，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你做好人都很难做。为什么呢？因为你道德高尚，很善良，不贪财，不牟利，不赚黑钱，这个就把那些不善良的、恶的，欺骗性的，谋取暴利的，高利润的那些黑心人员，把他们给照映出来，他们恶人会感到不舒服。因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而映衬出他们的丑陋，他们会心生忌恨。他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谢田教授还说：如果“孙大午在美国社会，他就是美国的洛克菲勒，就会成为一个洛克菲勒式的人物。他会赚很多钱，会非常成功，会做很多慈善事业，办慈善医院、办大学等。 在中国，他就成了阶下囚。第一，中国这个社会容不下这种善良的人，诚实的人；第二，他不仅得罪了这些中下层的，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后来他也得罪了中共高层官员。因为他作为企业家，他也有社会责任感，他经常去演讲，讲话的时候，也说的比较坦率，真诚。他实际上还是相当的低调，我看他已经是比较委婉的批评，基本上相当温和的批评，但是这个中共也受不了。这就是对中共威胁。这就是中共高层为什么也要同意把他给重判25年。中共害怕中国老百姓手里有钱，也害怕中国老百姓脑子里有知识，或者有见识，知道真相。如果农民跟现在的中国知识份子结合起来，这明明是要抢他们的权力，夺权。中共对这太敏感了，这个结合对中共来说太可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