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工作22年被裁 老員工遭遇引發中年職場焦慮
2026 年 6 月 24 日
網路圖片 虧本爬出來 大件傢具留在屋裡，鑰匙交給賣房中介，去年3月，徐敏靜離開成都龍泉驛區的家，搬進出租屋。她沒有和房子留下一張合影，「只想趕緊走。」有一年半的時間，小區房價從每平方米1.8萬的高位點下滑到1.4萬，她坐不住了，在2022年年底把房子掛牌上架。 當時，同小區、同戶型的二手房基本都報價130萬。徐敏靜判斷，大部分的賣房者還是希望能從中獲利。她對房價走勢沒有信心，怕拖久了虧得多，直接降到120萬——覆蓋房款和三年來的房貸支出。中介跟她說，這算是「良心價」。 掛牌20多天里，只來了五波人，依然往下砍，「一刀就是十萬。」接著趕上春節假期，人越來越少。徐敏靜急了，聯繫中介又降2萬。終於來了個買家，壓到116萬，徐敏靜咬牙接受了。但簽合同時，對方貸款資質出了紕漏，交易被迫中止。 按這個價格掛了半年，房子才出售。算上還貸的利息，徐敏靜賣房虧了大約10萬。63歲的母親不理解這番折騰：房子就是根，就算房價下跌，也沒必要賣了再去漂泊。而徐敏靜著急的是，要把房產變現，從坑裡出來。從買房到賣房，用她的話說，「被房子綁架」了4年。 徐敏靜最初也有投資的考慮。2017年3月，成都推行限購政策後，房價一路高漲。徐敏靜觀望了兩年，決心「上車」。她看中龍泉驛區是2023年大學生夏季運動會核心場館的所在地，升值空間大。 二十齣頭時，她篤定「別人的生活是別人的，自己就算一輩子租房，也沒什麼問題」。但進入地產媒體行業後，她看到有片區的房價直接翻番，獲取的信息里總充斥著「量價齊漲」「地價天花板」等字眼。某個周一，她得知，工位旁邊的兩個年輕同事都在周末看了房。還聽說有人在搖到購房資格當天，向同事們借錢湊首付，「當時大家都覺得，搖到就是賺到，會很積極地借錢。」 她盤算，等過了政策規定的三年出售期，就轉手這套房子。按當時房價飛漲的趨勢，徐敏靜預估三年後至少能收回40萬，能置換更好的房子。她把下一步的目標鎖定在高新區，在她眼裡那是成都最好的區域，房價近3萬一平。 為了這筆投資，她在2019年背上了每月4000塊房貸，比原本的房租貴了3000。如今回憶起來，徐敏靜覺得這並非一個謹慎的決策——房貸超過月收入的30%，「不符合財經專家所說的安全範圍」。但當時，她確信，這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 那時，她轉型到大廠地產口媒體，月收入一萬多，比當年成都平均月工資高出四千多。她身邊有不少前輩能靠接私活、做項目提高收入。徐敏靜打算在這裡「熬下去」，收入指定一年比一年好。 以前她從不把心思放在省錢上，買房後，工資一到賬就先繳房貸，寬慰自己當作存錢了。打車次數越來越少，點外賣也學會領優惠券下單，她萌生出一種責任感，「感覺自己長大了。」 但壓力漸漸超過了閾值，她發現，在爆雷和疫情的雙重影響下，她的行業在經歷轉型，人員不斷發生變動。這幾年，她換了4份工作，都做不長久，中間甚至有接近一年沒班上。 待業期間，她靠提公積金維持貸款，最拮据的時候倒騰過信用卡。買房一年多，徐敏靜還了十幾萬，後來才發現，這些錢大部分都是利息。一種被欺騙的感覺包裹她，「這十幾萬，幹什麼不好？」母親來和她一起住的時候，她不能在家發泄情緒，就跑去天台砸碎玻璃汽水瓶。 網路圖片 北方一線城市的互聯網人覃逸也在買房後，才發現還貸是在給銀行打工。他和徐敏靜在同一年買房，每月房貸一萬三左右。他「不敢花錢」，喝的咖啡從40多元降到10元，最後索性自己煮。四年來，他還了近40萬利息，本金只有20萬。 去年7月，公司砍掉了覃逸所在的產品線。身為部門總負責人，他也沒有逃過被裁員的命運。這一年他34歲，認為這個年紀沒法在互聯網再找到更好的工作，決定回老家威海。至於這套房產，他想過出租，但這不現實——按市場價，最多帶來每月6500元租金，遠不能覆蓋房貸。 他沒有戶口，即便擠進了這座大城市的東五環，房產也不能成為孩子上學的資本。賣房成了最優解。覃逸想以445萬成交這套45平的一室一廳，避免成為「房損一代」。但他在中介平台上看到，同小區、同戶型的房子基本都掛的是420萬。 賣房的80多天里，他每天都會接待一批看房者，但幾乎沒有人主動出價。為了儘快脫手，他三次降價，最終以415萬成交，比預期低了30萬。房子被一位中年買家全款買走。閑聊中，覃逸得知對方住著價值千萬的房子，買下這套房只為給海歸的孩子落戶。 這兩年，不斷有人靠折價賣房止損。有鄭州的房產中介對媒體稱，由於二手房較2017、2018年降價了百分之二三十，有家裡遭遇變故的業主無法支撐高額月供選擇「免費送房」——只要買方願接過房貸，房子就直接過戶。 社交平台上，也出現不少寧願虧本也要「從坑裡爬出來」的購房者。湖南一對80後夫妻在2018年「上車」期房，4年後小區附近的設施沒有如期完善，房價每平米也降了好幾百，為了避免損失，夫妻倆提前還清20多萬貸款，在2022年年底賣房，虧了30多萬。有留言甚至說，把「賣房換租」看作是一種「反向置換」的辦法。 心理綁定 徐敏靜記得，搬新家那天，家裡來了許多親戚。有人拿來象徵「節節高」的甘蔗、帶有好兆頭的發糕和橙子，搞了一場熱鬧的「進門儀式」。長輩們把買房當作一件大喜事，在他們眼中，這和成功的人生緊密掛鉤。 2019年過完年，徐敏靜在家裡支持下買的龍泉驛區這套二手房。76平的三室一廳，單價每平不到1.4萬。父母很高興，認為女兒是在成都落定了，即便沒有結婚，也算有了一個家。母親常拿她和同齡人做比較，說她能獨立還貸，稱得上優秀。 徐敏靜清楚，自己是被裹挾「上車」的。2015年下半年，在重慶工作的她考慮換城市發展，當時母親勸她回家進體制，還說如果答應就給她買房、買車。但從小到大，徐敏靜都盼著逃離母親的視線。 家鄉是四川一座小城，徐敏靜總覺得，人和人之間沒有秘密。高中一次下晚自習的途中，她給母親打電話，還沒等她開口，母親就說：有人看到你在某某路口上，你在幹嘛呢？徐敏靜心裡發毛，形容自己像活在一張無形的網裡，長大後不想再回去。 後來，徐敏靜在成都定居，母親仍試圖干預，催她買房、結婚。當時她還忙著打拚，想等有婚育需求再買，況且每月1000多已經能租房住，她不著急。但同齡人陸陸續續都在買房，表哥大學一畢業，父母就給他安家置業，小一歲的表弟則在長輩們眼中「最好的年紀」結婚成家，搬進新房。 網路圖片 在這些觀念里，買房和考上名牌大學、找到體面工作一樣，是世俗定義的模板人生中的一個標的。985名校碩士，27歲結婚買房，30歲前年薪百萬，康怡集這些標籤於一身，就會是很多人眼中的「人生贏家」。 畢業後，她和男友留在一線城市的金融圈打拚，婚後雙方父母不斷在提：「安家，就是要有自己的房子。」2019年3月，在樓市交易的小陽春，小夫妻買下了東三環邊上一套二手兩居室。康怡請來設計師，按照自己的喜好，裝了開放式廚房和衣帽間。 解決了「人生大事」，困境沒有消失。一萬七左右的房貸給康怡帶來的更多是「心理上的綁定」，「因為它的存在，你需要維持一份還不錯的收入。」隱性的負擔讓她不敢輕易辭職休息，即便早已不堪重負。 生活一直被工作填滿，她每天加班到十點，周末也常常上班。手機從不關機，甚至婚禮前一天，她都在待命。在新家安裝的浴缸，她一天都沒有用過。然而，賣房、辭職，這些「偏軌」的時刻她從未想過。 康怡一直是「別人家的孩子」，外界的高期待也讓她始終對自己保持高要求，「擔心成長速度不夠快，沒有競爭力。」長期高壓下，焦慮像一鍋沸水快要衝破閥門。直到2022年11月底，她忽然接到爺爺病重的消息，連夜趕回西安。兩周後爺爺去世了，她才在想，自己究竟想過什麼樣的生活？ 是在軌道上度過成功但緊繃的一生，還是跳脫出外界制定的遊戲規則，找到自己的節奏？——最後，她冒出賣房的念頭，想從這件事開始，一點點掙脫世俗的目光，覺得只有先擺脫房貸，才有勇氣辭掉工作，琢磨未來的方向。 出於投資的角度，從事金融的丈夫贊同賣房。夫妻倆觀察到，近年來很多小區三居室的單價面積都高於兩居室，加上房齡已有十多年，再拖幾年，賣價不容樂觀。2022年九月，房子最終以700多萬賣給一對年輕夫婦。康怡說，簽約當天從對方眼神里讀出了憧憬。而現在的她心裡輕鬆多於不舍，「無貸一身輕，我們可以去任何地方開啟新的生活。」 網路圖片 枷鎖與安全感 賣房後，康怡幾乎把所有傢具留給了新主人，和丈夫重新開始租房。租到完全滿意的房子不容易。第一個在郊區，環境好，但房租超過了原先的房貸，通勤也不便利，沒住上一年，夫妻倆決定再換一個。康怡希望小區環境宜居，物業靠譜，最重要的是能有親手布置的餘地。看了50多套房之後，他們才定下來。 卸下房貸壓力後，她裸辭自立門戶，接待自己的客戶，也嘗試自媒體。擺脫了高強度的職場生活，單幹的收入不如上班的待遇高，也不穩定。偶爾焦慮冒出頭時，丈夫的支持暫時給康怡吃下一顆定心丸。她現在發現，內心是否安定不是一套房能解決的，歸屬感或許來自穩定的親密關係，或許根植於謀生能力，「可能要用一輩子去爭取。」 某種程度上，「賣房換租」後會讓一些人有了能周轉的資金，嘗到這樣相對的自由。去年上半年，一位單親媽媽賣掉一套在一線城市五環內的房產，拿回115萬房款，租到郊區新小區的小高層，三居室坐北朝南。客廳落地窗外是一片綠地，她常和孩子在那兒散步，寬敞的客廳也讓家人之間有互不打擾的空間。 她原先的家是一套單層面積25平的Loft，空氣不流通，待久了容易憋悶。房子在商圈附近，熱鬧擁堵，她覺得不適合孩子成長。賣房後，她拿出30萬存做定期，當作孩子未來三年上幼兒園的學費。有這筆錢兜底，她在下半年辭掉了穩定的工作，開始創業。 像打開了一個枷鎖，一開始總會看見解脫的幸運，但之後的限制會換種方式接踵而來。賣掉大城市的房產，手握百萬存款回老家生活，覃逸本來也期待自由的生活，但離家十多年再回到父母身邊，35歲的他感覺重新變回一個孩子。 上個月，父母信不過覃逸找的租房中介，非要找熟人幫他看房。租房預算也受限。最初，覃逸想花3000元租在海邊，享受海景。父母說，1000塊錢的房子也能住，何必再多花這麼多錢。看在老人操心的份上，覃逸只好尊重了他們的意見，租下一套兩年多前精裝交付的三居室。 網路圖片 徐敏靜在上半年重新租房後，也繼續陷入跟長輩觀念的拉扯中。還是在龍泉驛區，她租下一套總面積40多平的Loft，月租2200元。搬家那天，行李塞了滿滿三四輛小型麵包車，紙箱堆在客廳，沒處下腳。母親來幫忙，收拾出租屋的衣櫃時，看了一眼地上堆積的衣物，對著逼仄的空間滿臉發愁。 當初買房後，母親從老家搬去，跟她一人用一個卧室。母親很滿意那個家，幾乎把老家自用的東西都安放進去，還新添了電器，布置上花瓶和花。換租後這一年，母親只來短住過三次，時常抱怨。徐敏靜選擇沉默，她一直是個順從的女兒，以前定志願、選專業全是母親在安排。 決定賣房，算得上她的一次叛逆。那天她們在電話里起了爭執，母親又拿她和同齡人做比較，壓力累積到極點，徐敏靜脫口喊到：「你所想的這個我，是我展示給你的，真實的我你知道嗎？你不知道！」 去年6月，徐敏靜待了兩年的地產口報道站點關停，她又一次遭遇裁員。沒有房貸壓力，又有賠償金兜底，失業後的她想按下暫停鍵，思考日後去向。她開始研究短視頻，考慮放下這些年的沉沒成本去轉型。 買房四年來，她沒有告訴過父母自己在工作中遭遇的變動，待業時也獨自扛下房貸。如今，表弟生了二胎，長輩又不停催促她成家。她厭倦母親用這些價值去衡量自己，可她做不到不受家人影響，「不能太自我，說白了還是要給他們一個交代。」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財經報報道，近三分之一的澳洲人正在努力維持生計，因為生活成本壓力迫使更多人重新審核帳單、削減雜貨開支並提前提取他們的超級退休金。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進行的季度調查顯示，大約30％的澳大利亞成年人在目前的收入上難以維持生活，感到困難或非常困難。約有一半受訪者表示他們推遲了重要購買計劃；近60%的人表示他們在日常用品和其它必需品上的開支減少了。 五分之一的受訪者透露他們需要從親友那裡借錢。大約15%的人已經重新協商了房貸月供或租金以減少支出，還有22%的人重新協商了其它帳單的支付方式。 與此同時，提前提取養老金的人數在今年1月至8月之間增加到了6.8%。這期間，提取養老金的政策並沒有變化。研究人員認為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領域。 在過去一年中，壓力最大的增加是在有按揭的人群中，他們承受了一代人以來最快的利率緊縮周期的重擔。大約三成借款人感到困難。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尼古拉斯•比德爾（Nicholas Biddle）教授表示，調查顯示35至54歲的人報告了最高的財務壓力率，其次是35歲以下的人。 比德爾教授說：「這些發現描繪了澳大利亞經濟的嚴峻形勢，近年來該國受到了大流行和通脹危機的打擊。」 這項調查訪問了4,200名18歲以上的成年人的，調查結果顯示，35至54歲的群體財務壓力最大，其次是35歲以下的群體。 調查發現，當下困難的經濟環境正在影響人們的心理健康。心理困擾遠遠高於調查的大流行前基線，並接近2021年Delta封鎖開始時的水平。 調查還發現，對國家發展方向滿意或非常滿意的人數大幅下降。從今年1月的74%，降至8月的64%。 比德爾教授說：「對國家的滿意度正在接近我們在聯邦選舉前看到的水平，這將是總理及其首次任期政府的一個擔憂。」
澳洲財長Jim Chalmers表示，他的預算案中最重要的部份——146億澳元的生活費用預算方案將降低通貨膨脹率，降低價格壓力，並提供即時救濟。他預測2023-24財年，工資將上漲，通貨膨脹率將下降。 該方案將加強對單身母親、老年和失業者的福利安全網，幫助家庭和年輕人度過住房危機，並有針對性地為550萬個家庭和100萬個小企業提供能源賬單的支持。 周一（8日）晚上宣布的新支出措施，除了15億澳元的能源救濟法案方案、更便宜的藥品和3.14億澳元用於小企業提高能源效率之外，還將在短期內抵消更高的稅收、創紀錄的商品價格和儲蓄部份。 強勁的就業和工資增長約佔預算收入的40%，其次是創紀錄的商品價格（20%）和來自非礦業和金融公司利潤的更高收入。 金融部長Katy Gallagher周一透露，她的 「欺詐和浪費 」審計發現了178億澳元的節餘。其中78億重新安排到國防開支後，約100億澳元將用於其他優先事項。Gallagher參議員說，178億澳元的節餘是在10月預算中確定的220億澳元之外的。「我們沒有重複計算任何東西」。 政府已經公布了對石油資源租賃稅的全面改革，從天然氣公司獲得了24億澳元的額外稅收，煙草消費稅增加了5%，獲得了33億澳元的收入，以及對超過300萬澳元的養老金餘額的額外稅收帶來的收入。 隨著收入的增長，預算15年來首次出現盈餘。Chalmers受到工黨議員的壓力，要求永久提高求職者的補貼。據天空新聞猜測每兩周可能提高40澳元，那麼在過去12個月連續的指數化增長之外，還將花費數十億澳元。 在財政部官員上周對4月份的數據進行分析後，Chalmers預計2022-23年將出現盈餘，但他將警告說，在以後的幾年裡，由於支出壓力的膨脹，赤字將會增加。 Chalmers說，由於預算預測2023-24年的工資將增長，通貨膨脹率將降低，146億澳元的一攬子計劃—澳洲歷史上最大的計劃之一：將不會 「增加通貨膨脹」。他說，四年內的生活費用措施與工黨的113億澳元老年護理加薪支出、90億澳元的兒童護理補貼和帶薪育兒假變化是分開的。 「我們已經仔細地調整和設計了這個預算，使其能夠減輕生活費用的壓力，而不是增加。」Chalmers說：「這將是一個具有工黨最佳傳統的預算—幫助面臨生活費用壓力的弱勢群體，著眼於未來，以及負責任的經濟管理。」 財長證實，550萬個家庭和大約100萬個小企業將有資格獲得「幾百澳元」的能源賬單減免。這一數額取決於各州和地區政府承諾的數額。Chalmers已經提出了「適度和有意義的」稅收變化，以支持工黨的預算修覆戰略，他將在星期二宣布一系列新的收入來源。 「預算案中會有大量的節約，預算案中會再次有大量的支出限制，還會有適度但有意義的稅收變化。而所有這三件事將共同發揮作用，使預算比原來更可持續。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有能力幫助人們度過困難時期，但也能投資於經濟增長……」Chalmers說。 Gallagher參議員在〖周日（5月7日）宣布為社區組織和政府服務提供者提供指數之上的40億澳元，說節約措施將有助於 「修覆預算，使其處於一個更強大、更可持續的基礎上」。 代表礦業巨頭的澳大利亞礦業委員會首席執行官Tania Constable說，如果投資繼續受到侵蝕，商品收入的意外收入將逐漸消失。 Constable女士說，採礦業在過去十年中對澳大利亞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1%，為聯邦預算恢復平衡做出了巨大貢獻。「僅在去年，澳大利亞的礦產就貢獻了約640億澳元的公司稅和特許權使用費，比前增加了210億澳元。這一貢獻總額相當於支付整個醫療保險計劃或兩年的兒童保育補貼。」
最近我看到一組數據： 《中國生育報告2019》顯示，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減少13%以上，總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報告將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歸結於「生育基礎削弱」和「生育成本約束」。 「不生孩子」的一線城市年輕人越來越多了。 網路圖片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8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10.94‰，為1949年以來歷史最低值。 事實上，目前我國大中城市已有超過60萬個「丁克」家庭。 上世紀80年代末，丁克家庭（DINK, Double Income No Kids）的概念從西方傳入中國。比起生孩子的大多數，這些拿著雙份薪水、能生育但自願不育的夫妻們選擇了一條更少人走的路，隨之而來的是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 是什麼讓他們選擇了不生小孩？丁克家庭面臨著什麼樣的棘手問題？那些丁克多年的人，現在怎麼樣了？ 帶著疑問，我採訪了幾對年齡在32歲~47歲之間的丁克夫婦。也許從他們的經歷中，我們能了解到不要孩子的得與失。 大城市是天然的避孕藥 今年32歲的Anne是一家留學諮詢公司的文案，老公文先生是西二旗某互聯網公司的程序員。 大學畢業後，兩人一起到北京打拚。憑著一股「不願啃老」的韌勁，二人省吃儉用辛苦工作多年，終於攢出了亞運村附近一套房子的首付。 如今背負著持續20年、每月一萬多元的房貸，想到養娃大戰，夫妻倆只覺得心累。 「生娃」的慾望正被焦慮社會一點點蠶食。 在「中國矽谷」西二旗，加班加點是常事，再加上文先生是個有bug潔癖的工作狂，能在十點前到家就不錯了。 工作996，生活上就得做「減法」 —— 比如把「要孩子」的選項排除在外。 工作之餘，文先生是漫威、暴雪、金庸迷，周末喜歡在家看看電影小說，打打遊戲。 畢竟，養孩子不是養豬只管飽，時間、精力、小中高升學的擇校費……每一項都是沉甸甸的付出。 2016年鬧得沸反盈天的「海淀區拼娃大賽」始終烙在Anne腦中揮之不去。 「從出生起就開始雙語教學，三歲時輔導小朋友參加名牌幼兒園『一小時入園面試』，五歲開始補習奧數、英語。男孩子車接車送，參加冰球、橄欖球俱樂部；女孩子進修琴棋書畫、藝術舞蹈，生怕一不留神輸在起跑線上……」 生孩子意味著過於隆重的人生，戀愛初期Anne就和對方說好了不要孩子。 幫朋友寄養小狗的經歷更驗證了當時的決定 —— 小狗亂尿亂咬，還把姨媽血濺在了白牆上，Anne根本招架不住。 「狗都養不好，何況養娃？」 事實上，讓Anne怯步的不只育兒精力，還有對創造未知數的恐懼。 「我非常不聰明。讀書的時候儘管很努力在學，數學也總是不及格。」 考砸了就要挨打，但始終沒有人教她正確的學習方法。「當笨小孩太有挫敗感了。」 「據說孩子的智商90%以上會隨母親。我這智商，就別禍害下一代了，人工選擇性淘汰劣質DNA就好啦。」 「我是喜歡小孩的，但養小孩又是另一個問題了。」同在互聯網行業工作的小原表示。 某天Bilibili給小原推了這樣一個視頻：《生子+寶寶4個月，就已經花了50W了！》。這無異於一次突如其來的巨型精神打擊，小原和老公也跟著算了筆賬： 孩子出生，私立醫院10萬，公立醫院3萬；不辦酒席不去月子中心，每個月也得投四、五千；現在兩居室住著剛好，但如果有了小孩，父母得過來帶，那就得換更大的房子，換更大的車子…… 「你大概率要一直養他到18歲，甚至更久。」 不光是經濟壓力。這幾年好多小姐妹都趕在自己面前生了娃，但似乎都在抱怨：「累啊，沒時間玩，晚上睡不好……」 那是一個小原難以想像的世界。「我現在很爽，下班就躺著。」 「我不能想像一邊堵車一邊堵奶的日子。」 自從背起30年的房貸後，兩口子有好一陣沒敢亂花錢了。 「我們只是北五環外一條渺小的沙丁魚，拼盡全力才夠得上北京生活的基本線，實在沒法再負擔一條小魚了。」 不生孩子的得與失 沒有小孩這個碎鈔機，經濟上也就不存在什麼壓力。 如今Anne夫婦正處於「丁克福利期」，用起「貴婦面霜」來不心疼，周末還有大把的時間和精力去體驗城中熱門，浪遍北京城攔也攔不住。 但和自由相伴而來的，是父母鍥而不捨的「催生語錄」。 父親總覺得「還早呢，過了35歲你會想當媽的。」母親則覺得自己沒把女兒教好，抱不成孫子，在親朋好友面前提不起頭做人。 每次過年回家，街坊親戚總會問起「什麼時候生孩子？」Anne一律回答沒錢。安撫母親的方式則簡單直接：砸錢盡孝。 「花錢帶我媽去做最好的SPA美容，給她報團旅行，在其他方面讓媽媽腰桿挺直。」 正在頂風堅持的還有小原夫婦。 「我媽叫我過正常人的人生，」小原回憶說，「我爸來北京看我的時候還跟一老同學約飯。對方是個婦產科護士長，我爸說你有困難就找她。」 最讓小原招架不住的，是父母拿「老公中年反悔」說事兒。 家裡那個「人到中年母性大發」的舅舅便是絕佳的反面教材 —— 舅舅曾是遠親近鄰里唯一一個不生孩子的cool boy，直到50歲那年，突然瘋了似的想要個孩子。那會還沒有凍卵技術，這個決定對於舅媽來說為時已晚。更讓全家人大跌眼鏡的是，出身高知家庭的舅舅火速離了婚後，竟然和一個「村裡來的」扯了證生了娃。留給舅媽的是幾套孤零零的房子。 單身的丁克族預備役遇到的問題同樣棘手：願意丁克的對象更不好找。 在世俗的眼光里，不生孩子意味著危機四伏；婚姻的目的，則時常指向繁衍。 不久前歌手蔡國慶在一檔綜藝節目中表示：「結了婚不生寶寶的人有點自私」。 但阿芋並不認為。 阿芋今年27歲，和老公在美國矽谷工作。因為從小父母離異，父親再婚有個同父異母的弟弟，成長過程中，阿芋從未體會過「美好的一家三口」到底有多美好。 「我甚至覺得自己是累贅。沒有我的存在，我爸媽可能過得更好。」 阿芋很清楚缺少關愛的童年會給孩子留下怎樣的創傷。「沒準備好就生，才是真的不負責任」。 與其說丁克是自私，不如說是自利。阿芋認為，「丁克對我們來說是最優的選擇。不希望有個第三者、第四者來打攪我們的生活。」 事實上，除家庭和社會壓力之外，一道更嚴峻的拷問橫亘在丁克面前： 以後老了怎麼辦？動不了了誰來照顧自己？ 5月15日，一條《這屆年輕人攢錢，是為了養老院自由》 的微博引發熱議。不少網友表示，「現在誰還指著孩子養老，能不養他到老就萬幸了。」 在Anne看來，夫家的長輩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老公的父母敗光了爺爺奶奶的積蓄，從小把他遺棄在老人家裡不管，所以我老公並不相信有娃就能頤養天年。」 有網友招募起了「共同養老生態社區」「臨終互助拔管小組」等興趣社群。（網路圖片） 養老這個問題，歸根結底還是錢 —— 丁克們幾乎一致同意 —— 從30歲開始，就開始給自己買儲蓄型保險了。 但要實現「養老院自由」，也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公開數據顯示，目前中國養老機構的床位缺口已經達到914萬，養老護工缺口在300萬至500萬人。並且這個缺口仍在擴大。 還有人說，等你的父母、伴侶都不在了，只剩下自己的時候，錢是填不滿那種孤獨的。 小原對此不以為意 —— 甭管有沒有孩子，晚年都得孤獨。「死前一堆孩子圍著哭，對我沒啥意義。」 說沒有遺憾，那是假的 從上世紀80年代發展至今，丁克群體逐漸衍生出各種細分標籤： 「鐵丁」（從現在起直到宇宙毀滅，堅決不生）； 「白丁」（丁克數年後因各種原因反悔，「白白做了一場丁克夢」）； 「被丁克」（由於生理原因無法生育）； 「丁寵」（以養寵物代替養孩子）； 「偽丁克」（年輕未婚，玩心大，還沒有做決定的能力）。 據觀察，35-40歲是「白丁」幾率最高的年齡段。 「我身邊丁的，基本都白丁了。」今年38歲的志波表示。 志波和老婆丁了8年，目前沒有變節的打算。 「那些當了爹的哥們，連球都戒了。我能熬夜看球，安靜看書，周末睡懶覺，不用進家長群討好老師，還能錯峰上班。想想這個，就能丁住了。」 「那如果現在彩票中了五百萬生不生？」 「不生。」 歐美學者發現，婚後10年不育的夫妻大概率會成為「鐵丁」。但由於樣本較少、調查困難，這方面目前仍缺乏數據支持。 同樣的問題來到春哥這裡，答案卻變得模糊起來。 春哥是我採訪的人中「丁齡」最長的一個，沒有孩子的家庭生活，他和春嫂已經走過了20多年。 早年春哥從事高薪IT行業賺了些錢，在成都置了業。即將奔五的當口，夫妻倆開始了另一場冒險 —— 原本，兩人只是按部就班地工作，偶爾獎勵自己一次出國旅行。一次旅行結束時，春嫂問春哥：「我們是不是又得回成都？」 春哥立馬讀懂了話里的失落。任性之下，他賣掉了成都兩套房產，帶著春嫂踏上了環遊世界之旅，一走就是兩年。 沒有孩子的日子裡，青春彷彿延長了幾倍。 春嫂72年生人，可看起來也就30出頭。 橫渡德雷克海峽時，輪船遭遇連續的十米巨浪，春哥緊緊摟住她的肩膀，沒有一刻撒手。人前人後，他都喚她「幺兒」。印象中的每一天，都和戀愛時一樣。 但遺憾並非沒有。 十多年前，上天曾經和他們開過一個玩笑 —— 那年春嫂懷孕了。 成為母親是一件充滿奇蹟的經歷，但如果妊娠發生在還沒準備好的時候，則不啻於一場小型災難。 「看到雙杠驗孕棒時，覺得眼前一黑。」沮喪的念頭閃過腦海，幾乎沒怎麼猶豫，春嫂就去做了人工流產。 「二三十歲時年輕氣盛。現在領悟了，那是一條鮮活的生命。」 春哥說，現在自己具備了一定的經濟實力，也積攢了足夠的生活閱歷，如果春嫂再次懷孕，一定會留下孩子（目前兩人也沒有主動去要孩子，一切看緣分）。 「我們會把環球之旅一直進行到走不動的那天為止，有了孩子，就帶上他一起旅行。」 作為「佛系婚戀」的90後，我也有丁克的念頭。我問60後的媽媽：「如果沒生我，你也有錢去環遊世界了，後悔嗎？」 媽媽白了我一眼：「你懂什麼？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的那種喜悅，是環遊任何世界都代替不了的。」 大概世界上並不存在完美的選擇。 「生孩子好，還是不生孩子好？」問題永遠沒有答案，但每種選擇都值得被尊重。 就如小原所言：「日子終究是自己過出來的，要盡情享受，這個沒有答案的人生。」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看客Ins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