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萬美元捐款來自紅二代？斯坦福陷入資金爭議
2026 年 6 月 4 日
為什麼，大清帝國進入到康乾盛世巔峰之後，繁榮並沒有持續多久，就開始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乃至危機四伏。比如財政吃緊，比如土地矛盾，人口激增，流民四起，饑荒頻仍，官僚系統的普遍的腐敗不作為，各地陸續出現農民造反起義。整個國家從之前欣欣向榮勃勃生機的景象，突然變成了問題重生，絕大部分人看不到自己未來前景，普遍焦慮，內心灰暗。從物質的蕭條，走向精神的逐漸蕭條。這是我們今天重新看乾隆時期的一個現實視角，也是我們走進歷史上最長壽的皇帝的一個路徑。 乾隆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皇帝，他在位時間第二長，壽命最長，在他治下大清國人口達到了全世界的1/3 ，GDP全球最高，他和祖父康熙、父親雍正創造了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盛世，將入主中原的滿族人統治推向了最高峰。他的運氣很好，清朝的第四個皇帝，是權力的第一次非暴力的交接。他所在的時代正逢歐洲啟蒙時代，伏爾泰稱他為東方明君，哲人王。自11歲被康熙看上，到25歲和平交接皇帝權力，乾隆的人生起步不說獨步千古，也算是口銜寶珠運氣爆棚了。 1、非常割裂的兩極形象？ 長期以來，對於乾隆的形象，在民間層面和學術層面來說，有著迥然不同的非常割裂的評價。到底哪個才是接近歷史原貌、真實的乾隆？ 在大量的清宮戲裡面，乾隆成為眾多導演喜愛編排的一個皇帝。前些年，張國立等人改編的各種各樣戲說乾隆的電視劇風靡大江南北，這些廣為傳播的電視劇多少影響了中國人的認知。 而二月河的《乾隆皇帝》，更是將一個文治武功，創造了清朝最大版圖的勵精圖治的皇帝形象，刻畫得以假亂真。很多人把二月河的乾隆王朝當成真正的歷史來認識，分不清正史和文學作品的差別。 歷史其實是觀念的集合。那麼乾隆他之所以在後世能夠營造出他比較偉光正的，或者說完美的皇帝形象，跟官方修史有關，也跟他的八卦有關，比如他的漢人出身傳聞，以及多次下江南的坊間傳說。乾隆一生寫了4萬多首詩，以一人之力匹敵全唐詩，留下了無法打破的記錄。 乾隆開創了諸多的吉尼斯記錄，幸好當時還沒這組織，要不然以他的虛榮心和好勝心，恐怕會有更多記錄上榜。 網路圖片 乾隆執政的60年，根據學者歐立德的劃分，皇后富察氏去世的前13年是早期和中期的分界線，和珅進入政壇的1776年作為中期和晚期的分界線。乾隆早中期的行為和性格的大轉變，學界有各種研究，原因不一。 2、真實的乾隆到底是什麼樣子？ 登基初始，乾隆一改雍正嚴酷無情的形象。寬容官僚集團，體恤底層民眾。在文化層面也允許一定的自由。尤其是一改雍正時期兄弟殘殺的亂象，將自己的幾個叔叔平反了，阿其那和賽斯黑的後代也恢復了皇族身份。早年的乾隆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宋仁宗的仁政是他嚮往的目標。 在軍事上，乾隆在執政20年這個階段，兩次出兵平定準葛爾，把大清的版圖擴張到1400多萬平方公里，並且遏制住了沙俄東擴的腳步。乾隆在他的執政中期迎來了他文治武功的高峰。 但更真實的乾隆，可能會讓你大吃一驚。他雖然不是典型的暴君，缺乏康熙那樣的溫婉胸懷，刻薄和無情方面不讓雍正，動不動廢皇子為庶人，嚴苛吏治，草菅人命，種族屠殺，大興文字獄，系統焚書，一個皇帝該做不該做的，他都做了。晚年扶持和珅，位極人臣，迎合了他驕奢淫慾的生活，朝政鬆弛，官僚腐敗，帝國從欣欣向榮變成了人人揪心，流民四起，官逼民反，清朝從此開始滑入了它的風雨飄搖的中晚期。 網路圖片 但，乾隆性格里陰暗裡的一面，在他皇帝生涯早期就偶現崢嶸。比如他的結髮夫妻富察氏去世和母親去世，他都以誇張的手法處置乃至處死官員，並以不夠悲傷的名義廢除了兩個皇子繼承皇位的可能性。 3、飢餓的盛世才是真實的歷史？ 作家張宏傑認為，盛世的出現，有賴於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傳統人治明君的所有技術資源。 盛世的飢餓，不僅僅是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蕭條。 他視民間社會的活力和自發精神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敵人，積六十餘年努力，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里。」 乾隆年間僅大的文字獄就出現了一百三十件。三十餘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里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里的全面清潔，消滅了一切異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個他自認為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 乾隆給中國人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創傷，遠大於這一時的成就。乾隆的「盛世監獄」精心塑造出來的國民，是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的，但卻缺乏獨立精神和主見。直到今天，這種馴服的奴性，依然影響著一代代人。 在美國學者孔飛力的眼中，乾隆是一個對官員會實行政治恐嚇的皇帝。他熟練掌握政治手段，對官僚系統進行各種試探、打壓、玩弄於自己的股掌之間，像揉麵糰一樣對官僚系統做測試。 以鄂爾泰和張廷玉為例。這兩人是雍正朝最受器重的大臣。一滿一漢，背後是龐大的滿漢官僚體系。乾隆在漫長的君臣博弈里體現了他的耐心、信心和決斷力。他先是像學生樣度過他的前五年的學習期。然後開始利用兩人的矛盾，分別收拾兩個人，尤其是張廷玉，兢兢業業輔佐三朝，以凄涼方式告老還鄉。 4、晚年的乾隆才是真實的本性？ 在他漫長的皇帝生涯里，直到60多歲，乾隆每天六點起床上朝，而且常常是提前等著大臣。夜晚批複全國各地的奏摺，而且經常能夠從一些細微中發現各地官員的懶政漏洞，因此及時發現了許多問題，懲治了官員。但到乾隆40年之後，他就開始有所懈怠了，而且精力也沒有那麼集中在辦理政務上。 同時，他開始熱衷於各種古玩，字畫，以及奇珍異寶。皇帝是官僚系統的中樞，乾隆晚年的社會風氣，在他的帶動下，實現了自上而下的扭轉。 網路圖片 乾隆在1776年，遇到了年輕侍衛和珅。他們在一次偶然的交談之後，和珅的命運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再後來他平步青雲，火箭提升為軍機大臣，文華殿大學士，領班軍機大臣，成為了乾隆身邊最紅的親信，和珅的智商情商很高，而且極其會察言觀色，寫得一手好詩，頗對乾隆的胃口。對於主子的各種喜好，他會儘力地去滿足，而且會完成地不動聲色。 那麼乾隆對他的信任跟寵愛，也讓和珅貪污了極其巨大的財產，可以說和珅的發跡史，是乾隆王朝後期的一個縮影。 從這個時候開始，因為前些年所謂的康乾盛世的到來，人口的激增，土地的矛盾衝突已經非常激化，整個大清的流民大量地產生，社會危機的暗流在涌動。 在乾隆垂暮之年發生了白蓮教起義，直到他死後5年，清朝軍隊才打敗了起義軍。 執政早期，整個官僚系統在皇帝帶頭勤政以及嚴厲監督之下，能夠發揮系統效率，但是到了中晚期，他個人沉湎於聲色犬馬之中，各地的官員懶政現象非常的嚴重，地方的案件堆積如山，懶得搭理。同時呢，對越級上訪，他們就懲罰得非常嚴厲。只要能把問題控制在地方層面，就可保官運。整個官僚系統，在乾隆的後期，已經變得非常的臃腫不堪，腐敗橫行。而在解決民生問題上，系統幾乎陷入了停擺狀態。 5、乾隆是寬厚、體貼民情的皇帝？ 這只是影視作品的解讀，片面的，而非歷史的。他在早期對父親在權力鬥爭中殘殺同族兄弟上做了很大的修正，讓官民認為他是一個溫情寬容，心胸寬廣，能夠給社會一定自由的皇帝形象，只是上位初期安撫民心，鞏固統治的手段。 網路圖片 實際上，他的冷酷、兇殘更隱蔽，更綿密。 他非常嚴格地禁止所有的皇族進入政壇，一旦發現有哪個皇子跟官員有私下聯絡，嚴懲不貸。更不允許婦人干政，外戚干政。他雖然非常疼愛自己的母親，但絕不允許太后過問政事，哪怕只是一個寺廟的修繕問題。在他執政期間，多位皇子被他廢為庶人，只因跟官員有私下交往。 他對於父親遺留下來的老臣，內心裏面並不信任，終其一生，對手下大臣缺乏信任，始終警惕朋黨會亂朝廷綱紀。打擊權臣，是乾隆拿手的政治手腕，鄂爾泰有平亂之功，張廷玉有輔佐之勞，一旦翻起臉來，冷酷無情，刻薄非常。 乾隆對民間來說，是他冷酷的內心少有的些許溫情。這可能跟他受孔孟的影響多少有些關係。多次減免農民的稅收，這是他對底層百姓的憐憫，在他執政期間，總共減免了3億多兩的白銀稅收。他在登基之後，把雍正12年之前所欠的稅款，實行了赦免。早期，他確實有堯舜的理想，多次減免之後，乾隆寫詩自誇，勝贊自己是仁君。 6、乾隆是會放棄權力的統治者？ 在權力交接方面，乾隆有比肩堯舜的野心。儒家的禪讓始終是個傳說，在乾隆時期變成了現實。他認為中國的王朝歷史有外禪的傳統，但從來沒有和平的內禪交接，比如李淵是在李世民的刀下被迫退位的。所以他在自己執政60年的時候，比他爺爺少一年的方式，選擇退位，讓自己的兒子嘉慶皇帝登基。乾隆希望這種比肩堯舜的行為，能被後人傳頌。但實際上這只是做給外人看的，用漢學家歐立德的說法是，雖然年號是嘉慶，真正的皇帝還是乾隆。所有的大事還是要需要他來決斷，不掛名的一把手。 在孔飛立的研究中，官僚君主制始終存在著不可調和的權力衝突。官僚集團所代表的常規權力，跟皇帝所代表的專制權力之間的矛盾，貫穿在漫長的中央集權的王朝里。乾隆在位的60年里，不斷地需要用政治手段去跟官僚集團進行博弈鬥爭，胡蘿蔔加大棒的方式，恩威並施。早期皇恩浩蕩，為他博取了好皇帝的名聲。中後期乾隆開始性情轉變，對官僚系統的猜疑，對流民的警惕，導致了1768年叫魂案的莫名發生。幸好乾隆身邊還有傅恆和劉統勛這樣的忠臣，出於對大清國的利益出來糾偏，沒讓這個無風起浪的案件變成蔓延全國的荒唐事件。 網路圖片 黑格爾說，中國古代，只有一個人是自由的，那就是皇帝。其實這句話說得並不全面。皇帝不僅受清律的制約，還得面對龐大的官僚集團，在利益層面，他們本質上是衝突的。但乾隆非常自信，認為自己可以成熟駕馭，讓帝國的齒輪在3億人1400萬平方公里的大帝國上良好運行。 同時呢，他又不能讓官僚集團的常規權力，僭越於他的專制權力之外，變成他無法控制的局面。那麼1768年的叫魂案，實際上是乾隆對於官僚系統的集體的不信任，以及對於民間的妖言的恐懼。但凡獨裁者都是內心虛弱的。他對社會的風吹草動，從南方波及到北方的大恐慌，有莫名的恐懼和厭煩，一開始責怪官員辦事不力，到最後發現是自己判斷出現問題了，他仍然要官員來頂鍋，維護他的英明形象。 學者克羅齊論述官僚制度中權力關係：「掌權者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有兩套相互衝突的武器：一方面是理性化和制定規則；另一方面是製造例外和無視規則的權力。他最好的策略是找到這兩種武器的最佳配合……規則的擴展會限制他的權力，而太多的例外又會削弱他控制別人的權力。」 這就是乾隆玩弄權力的手段，在制定規則和製造例外之間游移，榮耀來自皇帝的英明，錯誤是官員的顢頇。 他曾經掌握了繁榮的密碼，運氣超越了所有人，恰當的農業政策，寬鬆的稅收，隨著墨西哥白銀的湧入，帝國盛極一時，但終究如煙花一樣散去。專制權力和官僚集團在提升社會活力、促進經濟發展面前的局限性，總是讓繁華無法持續，在陷入短暫繁榮之後必進入蕭條紛亂的循環中，乾隆想要超越歷史上的帝王，直追堯舜的夢想，終究是一場空。 興盛是百姓苦，衰敗也是百姓苦。乾隆一生的夢想，也沒跑出這個怪圈。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西門讀書
我們常說祖國母親，但不說祖國父親，也沒有人知道祖國爸爸是誰，爸爸去哪兒了。但我們卻知道父親是一個很危險的職業，特別是那些沒有血緣關係的，比如高鐵之父，航母之父， 疫苗之父，移動支付之父……除了最後一個，其他之父都被抓了，看來還是之父寶安全。 當新冠疫苗之父楊曉明被抓之後，本來就對新冠疫苗的效果和安全性存疑的網友說，費了半天勁打了個寂寞。其實打了個寂寞倒好，就怕再打出別的問題來。這就好像一個父親，即便沒有盡到父親的責任，但只要不賣兒賣女，就算是個好爸爸了，當上限無法抬升時，只好不斷降低底限了。這就像一個領導，有時候，真正的好領導，是躺平狀態的，不管你自己躺著，還是跟誰躺在一起，只要你疏於政務，放權放手，市場就蓬勃發展，就怕你志大才疏， 還十分勤奮，有理想有抱負有幹勁，那後果不堪設想，災難性程度無法估量。無為而治，這四個字，仔細一琢磨，有深意。 庸庸碌碌的領導，對社會治理是無效的，但有時候是最安全的，對人民群眾而言，是利益最大化的。就像北京大學中國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說的，中國病人用的葯，大量的都是安全無效利潤高的，都是些可用可不用的輔助用藥，這是極大的浪費。她舉了一個例子，每年英國和中國平均每個人用藥大概都是300美元，英國治癌症這種重大疾病的葯，全部都是免費的，而我們治療癌症這些重大疾病的救命葯，都不在報銷目錄內。我們的醫保報銷目錄中充斥著大量沒有實際作用的藥品。這很符合我們的命運特徵，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領導，什麼樣的病人，給你開什麼樣的葯，領導是無效安全利潤高的，葯也是無效安全利潤高的，無論在誰那，我們都是那個利潤。 其實很多事人民群眾都心知肚明，下次連葯都別開了，別耽誤彼此的時間，就讓病人在家喝水就完了，處方上寫清楚是喝娃哈哈還是農夫山泉，燒開喝還是直接喝，飯前喝還是飯後喝，從嘴裡澆進去還是從腦子裡灌進去，錢就直接從醫保賬戶扣以及和水廠分成。 這個社會病得不輕，根源在於爹，但目前的良藥看上去也是爹，所以它既是良藥又是毒藥。爹味社會看上去很慈祥，實則很兇險，安全、無效是它的主要特徵，也正是爹下面的親兒子、乾兒子們擅長乾的事，而利潤高，則是他們的本質需求，安全無效和利潤高這三者，若是平衡的好，也算是相安無事，危害烈度不大，主要是不明顯，但一旦打破平衡，那就是吞不盡的惡果。這有點像當年蘇聯的慈父，隨處可見的相片中的斯大林永遠微笑著，看起來非常親切和慈祥，但在現實中他是一個冷酷無情、手段殘忍的領導人，有段時間在網上還有個關於「慈父的微笑」的梗，給人一種巨大的反差感和恐懼感。 爹味社會和慈父治下，為了便於統治和鞏固權力，難免會產生很多義子，名為義子，實則是家奴，他們的特點就是表面順從擁護，實則包藏禍心謀取私利，就像三姓家奴呂布，一言不合就換義父，說翻臉就翻臉，踩著前義父的屍體奔向下一任義父的懷抱。赫魯曉夫就是前蘇聯的呂布，他在斯大林七十大壽時發表了《各族人民的斯大林式友誼是我們祖國無敵的保證》，文中直接稱呼斯大林是生身父親般的慈父，也是赫魯曉夫，在蘇共的二十大上，將慈父拉下神壇，做了反慈父的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所以，要慎當慈父，慎收養子。 養子文化歷史悠久，我的朋友馬陳兵就寫過一本《人中呂布：中國養子文化史》，這本書寫得很厲害，他本人應該是中國養子文化研究之父，所以我稱他為馬爹厲。這本書主要說的是，當你沒有兒子或者不像姬昌有一百個兒子時，收養義子，或者說是「擬親」就成為必要的補充，被統治者納入權力體系，成為王朝傳承和治理社會的中堅力量。老馬認為，中國封建專制的長久生命可以從這一角度去理解，正是靠著「宗法為經、擬親為緯」才創造了「興亡繼絕，生生不息」的歷史圖景。 據《新五代史》的義兒傳中記載，唐主所結交的都是一代雄傑，又往往收為義子，號稱「義兒軍」，爭奪天下之時，大多利用他們來成就功業，等到滅亡之時也還是因為這些人。難怪這本書中要感慨「唉！世道衰落，人倫敗壞，因而親疏之間的倫理違反了常規，骨肉之間大動干戈，異姓之人成了父子。」收義子不僅僅是男人乾的事，楊貴妃當初就降貴紆尊，認安祿山為義子，並且「三日洗祿兒」，歷史無法還原，但我相信楊貴妃收安祿山為義子，應該不是單純喜歡胖兒子，而是有其政治上的考量吧。我還順便研究了下「納質為押」和「和親質婆」，看到這麼一段，康居王把女兒嫁給郅支單于做妻子， 郅支也把女兒嫁給了康居王……為了江山永保，權力永固，這兩人連手互為岳父女婿，做人也太連岳，太不要臉了。 冷兵器時代，誰家兒子越多，越強壯，或者說宗族勢力越強大，戰鬥值就越高，所以大家都拚命多生孩子，最少三個兒郎，史稱拚命三郎。如果實在生不出，就跨界，凌駕於生育功能之上，搞擬制血親。費孝通在《鄉土中國》 中認為家族「包括生育的功能，但不限於生育的功能」，此「不限於」說明一方面「不論政治、經濟、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來負擔」，另一方面「為了要經營這許多事業，家的結構不能限於親子的小組合，必須加以擴大」。 但到了現代社會，不論是從武器裝備方面來說，還是從科學繁殖的角度來講，對於權力的擁有者，別說義子，連親兒子有時候都靠不住，現代政治和文明社會有它們更先進的玩法，所以那個人多勢眾、人多力量大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所以，也不再有什麼養子文化了，即便有也是外衣，就像那些某某之父一樣，裡面實則是個家奴，它們像是中國社會的毒瘤，植根於斯， 成長於斯，割而復生，生生不息，解毒還需下毒人。 文章來源：網路
「沒感覺。」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監獄車間辦公室，門外是犯人們操作縫紉機的軋軋聲浪，門內穿著工裝的姚義秋按獄規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對襁褓中母親出走的感受。 頓了一會兒，他又說：「會想她。」 隔著38年的時間，和從湖北鄉下到濱海高牆內的遙遠距離，姚義秋仍舊沒有找到講述童年情感的語言。就像20歲那年徒然的尋找：偶然聽人說在大冶市街頭看見了母親，他和啞巴大哥一起趕去，輾轉三天一無所獲。 在這座監獄的高牆裡，羈押著大量像姚義秋這樣的犯人，他們入獄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飛車黨、搶劫犯、毒販、人販子、盜賊。但再將視角前推，他們在或遠或近的時光里，都曾經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留守兒童。 當我們開始注意到這個名詞時，他們其實已經長大了，在各處角落掙扎求生，謀生的方式千差萬別卻又無例外地瑣碎、卑下，沒有閃光之處。 當他們偶爾在社會新聞欄目驚擾人們的目光，多是觸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紅線。而後他們進入高牆，開始了更長久的沉默。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們身上，張丹丹是例外。 作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者，有留守兒童經歷的服刑人員成了她近年來關心探究的群體。她發現這些犯人都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徵：在16歲之前有留守或單親背景的比例相比於普通的農民工要高出一倍多，達到近20%。這讓張丹丹吃驚不已，她設計了對多所監獄的調研方案，試圖尋找出留守兒童通向高牆軌跡上的線頭和轉折。 研究結果顯示：留守兒童背景，對犯人的暴力傾向、情緒不穩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著重要影響。這些人的生活軌跡粗糲凌亂，以致拋物線式的沉淪，或許從父母離家那天就已限定。持續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國的留守兒童數量仍在節節攀升，「留守兒童犯罪」問題也成為熱門話題，但他們步入成年後的軌跡，仍舊處於晦暗中。 在這個特殊的環境里，抽出往事的線頭並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經歷的轉折與死結，內心與外界的衝突和斷裂，卻是真實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時鐘被強制撥慢的高牆內，才有機會回顧打量。在冗長的服刑期後，他們走出高牆又重新沒入人海，即使獄方也很難追蹤到他們此後的行蹤。 姚義秋們是第一代留守兒童。透過監獄的高牆，一種無形的線索開始代際傳遞：姚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遙遠的鄉村，重複他們童年的經歷。 1 磚頭和面具 鄧暉的固執，一望可知，即使在這座「文明監獄」的煉爐內也沒有化開。 他似乎從幼年起，一直在抗拒著什麼，卻連自己也說不明白。譬如對於父親存歿的答案，監獄管教幹部的信息是，鄧暉的父親在他兩歲時坐牢，之後越獄失蹤。而鄧暉重複了兩次的回答是：父親在他生下來半年後死去，爺爺奶奶沒有告知死因。 引起鄧暉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話，或一個詞。去年年底，一個犯人小組長責罵了鄧暉，鄧暉一直暗暗忍到過春節，找機會用地上磚頭拍了小組長的腦袋，縫了好幾針。事後鄧暉被升為「嚴管」，會見時他的胳臂上帶著標記。鄧暉心情沉重，但「硬氣」著不肯低頭。在「硬氣」背後，是他對自己的失望：「跟同改關係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發火。」鄧暉盼望著早點出去，卻又對自己獲得減刑沒信心。 「一塊磚頭」式的鋌而走險，橫亘於曾經的「留守兒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間。 記者接觸的十幾位犯人中，年齡大多是80或90後，罪案絕大多數和暴力相關： 鄧暉，原為「飛車黨」，在團伙搶劫作案中擔任摩托車手，發展了兩位女孩入伙，判決時被定為首犯； 姚義秋，夥同他人入室搶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險柜鑰匙； 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兒童背景的農民工結夥，攔路搶劫六次，打傷反抗的受害人； 崔凱，因為受同事欺負，手持紅酒開瓶器捅瞎對方眼睛； 吳金森，受表哥教唆，組織婦女利用改裝的運沙船，偷渡出國賣淫，被定為拐賣婦女罪； 王飛，攔路搶劫團伙成員，敲詐勒索，持兇器攔路搶劫，有次開車撞倒一個摩托車女司機，臨時起意順道搶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級傷殘。 在張丹丹的調研中，攔路搶劫和故意傷害是農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為，高於民眾印象深刻的強姦等罪行，經濟智力犯罪比例則很低。這和她研究得到的結果一致：有留守背景的農民工犯罪群體受教育程度低，年紀更輕，在情緒不穩定、暴力傾向、不公平感等幾方面都更嚴重，而在性格外向性、親和度、負責任能力上都低於農民工群體的平均水平。這和他們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單親背景下，缺乏人性滋養和人際交往能力培養，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機會缺失有密切關係。在張丹丹課題組對這個人群發放的問卷調查中，51%的服刑人員表示：童年曾經對於父母不在身邊感到不開心。 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在長期的犯罪案例跟蹤中，得到了和張丹丹相似的結果：留守或單親家庭的背景，和成年後的暴力型犯罪有著密切關聯。她接觸的近十起死刑判決案件，犯人在童年都沒有母親陪伴，由爺爺撫養成人，成年後發生暴力犯罪。 張丹丹曾組織上千名犯人做過一個「搭檔分錢」遊戲： 兩個人分為一組，每組發給一張百元人民幣，其中一人扮演領錢者，負責分錢，領錢者有權決定自己分多少，留給同伴多少；同伴則有權接受或者拒絕。領錢者的分配決定一旦被同伴拒絕，這百元人民幣將被收回，兩人都將一無所獲。 遊戲結果說明，第二個搭檔對自我得到公平的意識很高，而第一個人卻較少考慮同伴的公平待遇，導致將近40%的犯人搭檔最終分錢失敗，以一無所獲告終。 用留守兒童背景犯人崔凱的話來說，「覺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在入獄後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矯正下，多數犯人看起來能順利談及自己的過去，以致對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個性缺陷的聯繫有某種認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談人生哲學。 但這種在強制矯正和評分減刑體系下的反思，有時近乎另一種樂觀的面具，他們內心的某些陰影並非真的可以如此輕鬆面對。 對於參與入室搶劫的經歷，姚義秋始終不願接受自己是主犯，強調自己是「幫忙」，雖然是他拿刀脅迫已經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賣婦女出國賣淫的犯人吳金森，仍然覺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慫恿下「跟著玩玩」。 鄧暉在「飛車黨」中的角色是開車，「我技術好，摩托車后座可帶4個人」。案發後主犯之一脫逃，被抓的鄧暉作為主犯被判決。入獄後他認為自己並未直接動手，一直想不通，「後來想，案子總要有個說法，認了」。實際上，鄧暉被定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兩個從犯的女孩子，都是鄧暉叫去入伙的。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進入高牆後開始的。他們童年時長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對孩子步入牢獄內疚不已，而犯人們自己最感內疚的對象，卻是撫養他們的祖父母。 鄧暉和相依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時，會常和老人們打電話，聽到鄧暉的聲音，老人們高興不已，鼓勵他在外面好好乾。可「最終我令他們失望了」，這負疚成了鄧暉在獄中沉重的精神壓力。 浙江台州人楊道德10歲之前也由爺爺奶奶撫養。他24歲時因搶劫入獄，父母只能瞞著年老多病的老人，說楊道德刑期短很快就將出獄，而實際上還有5年半。楊道德不知道祖父母是否還等得到這一天。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則是失望加上路途遙遠，家人很少探視。 對他們來說，回歸高牆外的社會，擺脫早年滑落的人生軌跡並不容易。學習電梯等特殊行業操作技能，是監獄為他們提供的職業準備，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長年代的「留守陰影」是他們沉重的課題。 一旦走出高牆，「刑滿釋放犯人」的面具仍舊戴在他們臉上，和內心艱難完成的自我清理和認同產生矛盾，受到更大的挫敗。監獄很難聯絡釋放的犯人，「有聯繫的都是好的，壞的就沒有下文」。再次獲知情形，往往是犯人幾年之後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迴流到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進這座監獄。 這是高牆內的管教矯正體系無能為力的。 2 玩偶的陰影 姚義秋的童年世界缺少聲音：父親是啞巴。媽媽離家出走，三兄弟中大哥是啞巴，二哥對於淘氣的姚義秋，更多用拳頭來說話。媽媽離家的時候姚義秋剛剛知事，雖然家裡找不到一張媽媽的照片，但他腦子裡一直刻著媽媽最初的樣子。 姚家窮，米飯不夠只能吃紅薯，鄰里鄉親不大看得上他們。春天插秧時，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鋤頭挖地。到姚義秋讀書的年紀，家裡連一個學期二十塊錢都拿不出來，他只念了一學期的書就回家打豬草、做飯。 生長在全是男人的環境中，姚義秋習慣了使用拳頭，卻一直渴望有個姐妹。直到十五六歲時，大哥找了個身體殘疾的嫂子，家裡才有了女人的氣息，但這點彌補來得太遲，姚義秋已到了出門打工的年齡。 童年時，崔凱和外公外婆呆在甘肅白銀市下面的村莊里，他3歲時沒了父親，母親一直在城裡賣服裝供養他和弟弟。母子只能個把月見上一面。每次的見面和分別，距離都扯動著崔凱的心，到現在他都記得，那時最嚮往的事就是和母親在一起。 9歲那年，他真的進了城，和母親住在一起，卻發現自己仍然像是孤身一人——媽媽忙於生計，沒時間理他。他像在鄉下時想念母親那樣，開始強烈地想念外公外婆，只要有時間就回鄉下呆著。外公外婆雖然也不善言辭，卻能給他更多的溫暖，相比之下，媽媽似乎只負責提供食宿。 鄉下的生活並非全然愉快。童年的玩伴們會有意無意提到崔凱「孤兒」的身份，為此他不止一次地打架。進城後母親沒有心力管束，崔凱打架的習慣變本加厲，漸漸發展為學校之間拉幫打群架。 驅動崔凱打架的動力並不是無畏，而是恐懼：「別人打我，我咬著牙說打得好，你等著」，實際上心裡唯恐下次遭遇。有時睡著了崔凱也會夢見自己和人打架，打完後被抓，醒來非常鬱悶。高考那年，他和一個身高體壯的同學分到同一個考場，從頭到尾提心弔膽，出考場後那人果真截住崔凱，揍了他一頓。即使現在回到白銀市，崔凱覺得自己的恐懼感也沒有消失，為了戰勝這種恐懼，他就想法報復回來。 在和母親的關係中，崔凱逐步由淘氣犯錯誤後的挨打，變為反抗，到後來他開始推搡母親。「初三以後她打不動我了，只能一邊罵一邊流淚。」很多年中，對於母親招惹是非的寡婦身份和生計應酬，崔凱甚至有一種模糊的嫌惡和憤怒，同時又嫌惡自己。 母子之間的情感高牆，直到崔凱進入現實的高牆之後才有機會拆解。服刑期間，監獄管教幹部了解到他的心理問題，出路費安排了母親遠道前來探視。 「第一天一小時，第二天兩小時。頭一天我說，她聽，把從小到大，想說的基本上都說了，包括怨。第二天聽她說，她跟我講，媽這樣肯定是沒做好，但能力範圍在那，做不好。媽媽的眼淚像瀑布。我當時撐著，回到監號也流淚了。這次見面後，心結就打開了。」 和解之後，母子之間每個月會通信，有機會就打電話。信中母親問及崔凱以後作何打算，他告訴母親，出去後要腳踏實地生活。 「90後」佘念武是河南光山縣人，父母每年到山東打工，過年才回家，祖父母一邊種田，一邊照顧他。對於聚散離別，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彆強烈。過年節父母回來時，佘念武高興得哭，走的時候又難過得哭。「我哭著不讓他們走，他們不說什麼，媽媽也哭。」 在夢裡，佘念武經常看見爸媽回來，帶著玩具和衣服，他在這樣的夢裡才會笑出來。小時候佘念武的學習還好，上初中之中開始泡吧，逃學，爺爺奶奶不知情，只知道塞給他錢，要錢就給，一周給五六十塊，佘念武也記不得在網吧里花掉了多少錢。 初三上半學期，佘念武輟學了，父母商量接他去山東，佘念武又捨不得爺爺奶奶。到山東後他插班讀書，跟不上學業，和父母發生了嚴重爭執，並在十八歲那年離家出走。父母輾轉把他尋回來，可他終究還是輟學回到河南老家。直到犯罪前不久，佘念武的生活軌跡一直在爺爺奶奶所在的河南老家和父母生活的濟南之間往返。 吳金森的童年看起來要愜意一些。他家住在廣東河源，父母和幾個親戚都在珠海打工，父親當協警，母親承包飯堂，在城裡起了房子，經濟條件不錯。吳金森小時候在河源和爺爺奶奶生活，之後去珠海上民辦學校，寒暑假仍舊時常回到老家。在鄉下，他呆不住，問爺爺奶奶要了錢，自己坐火車到處逛，沒錢了就被警察遣送回家。 吳金森的父母重男輕女，作息時間又和他相反，平日里不怎麼管束他，只是不斷地給錢。在學校里，吳金森和一幫本地同學一起欺負湖南、四川的外籍同學，這些少年本與他同命連枝：父母都在珠海打工，童年都是留守兒童。吳金森就是「看不得他們跳，聽見他們說話大聲，就過去打」。 打傷了人，媽媽賠點錢了事，告訴他自己沒吃虧就好。聲名狼藉的吳金森上了當地學校的黑名單，四個月換了三所學校，每到新校，就帶一幫人去挑戰先前的「老大」。 初一他終於輟學了，這是早晚的事，他從小學六年級就由開迪吧的表哥帶著吸食冰毒和麻古，幾天就要「麻」一次。一直到他入獄前，父母對此都不知情。 在張丹丹的調研中，「留守兒童」背景的犯人與父母分離的時間平均超過八年。按照人格階段發展理論，當時他們正處在人格形成的矛盾衝突期，而留守或單親兒童在自我衝突中孤單無助，還受到外界來的心理傷害，幾乎不可能打贏這場「一個人的戰爭」。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9年的調研表明，中國留守兒童嚴重自卑，對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評價偏低，卻又有明顯的自我中心傾向；情緒不穩定，容易出現恐怖、偏執、敏感等癥狀，對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性格內向容易受欺負，不公平的感覺強烈；容易厭學輟學。陪伴他們成長的，不是溫情與引導，而是恐懼與傷害的玩偶。玩偶的陰影，難免會投射到他們的成年人生中。 3 下墜拋物線 楊道德成年後的人生軌跡，近似一條逐漸下墜的拋物線。 高一輟學後，楊道德在家呆了兩年，2007年到深圳，最初做模具學徒，學了幾個月，沒學會。改學電腦編程，編程課要讀一年，他覺得很辛苦，又換成到理髮店上班。這個生計他認為還算輕鬆，但他理髮技術始終不太好，賺的工資不夠花，他就向家裡要。 時間長了，他嫌理髮賺不到錢，離開理髮店到街上晃悠，在羅湖區地面四處貼包小姐廣告，替人介紹給賣淫場所，賺取差價。「當時沒覺得這不是好事，能賺錢就行，有時候挺多的，一天五六百。」 在發小廣告時期，楊道德認識了兩個朋友，其中一個是同鄉。楊道德知道他們干攔路搶劫的勾當，卻還是入了伙，跟著他們出道一天搶了四個人，得了4000塊錢，然後一起去K歌喝酒。10天後他就被抓了，付出11年刑期的代價。 「怕吃苦，小時候受寵，爺爺奶奶沒要我干過活。感覺自己從來沒認真地做過一件事，談戀愛也是隨便談一談。」楊道德覺得，這是自己不知不覺中沉淪的原因。他做事很少思量，連去搶劫都沒有想過後果，不知道會坐牢。他後悔當初沒有繼續學做模具，希望以後出獄還有機會。1987年出生的楊道德，還剩5年半的刑期。 和楊道德差不多的拋物線存在於多數人的成年經歷中。佘念武即是其中之一，在山東期間，曾經到藍翔技校學開挖掘機，畢業後回到河南老家做城市拆遷。但他嫌鄉下寂寞，操作挖掘機太枯燥，半年後終究放棄了這份收入不錯的工作。 2010年，佘念武到了廣州，沒有找工作，靠著積蓄和幾個同鄉四處晃。那年他18歲，出入K廳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幾個同鄉「兄弟」的錢都花光了，又無人想工作，終於想到結夥攔路搶劫的「職業」。他們這個搶劫團伙全部由當年的留守兒童組成，越搶越膽大，在六次作案之後被端掉了，「兄弟」們全都進了監獄。由於腦筋好使，佘念武在團伙中起著「軍師」作用，被定為主犯，獲刑14年。 崔凱的人生，則像是一塊表層光滑的冰面，突然破裂。2006年崔凱考上了蘭州大學計算機系，大學時代崔凱和同學們的關係有所改善，不再打架，靠勤工儉學支付自己的學費。從前的自卑敏感看似減弱，卻以別的方式顯現——和同學們一起出去玩，崔凱總是放不開。 臨畢業前崔凱沒有四處應聘，而是拿到畢業證後回家呆了四個月，在親戚的煤場看廠，「熟悉社會」。家人看著心急，安排他到廣州另一親戚開的酒店做客房部主管，在這裡崔凱遇到了一位深圳來的老闆請他去公司做電腦設計。 2011年製造業不景氣，崔凱失業了，開始跑人才市場，應聘到一家國有遠洋貿易公司設計部，工資1500元，開始也就打雜，一年多後才有了設計產品的機會，薪酬增長，也漸漸受到重視，成為實際上的設計主管。崔凱沒有多少煙酒娛樂的花銷，一年下來有了10萬元積蓄。 手下一位員工對崔凱心有齟齬，這人身材高大，崔凱唯恐和他正面衝突。一天晚上，同事們一起K歌，那人喝酒後走到崔凱跟前：「要不咱倆練練，我看你很不爽」，接著就開始動手。剛開始崔凱不敢反抗，但對方不肯罷手，一瞬間高考那次面對大個子同學的恐懼又浮現了：「非常憤怒，心想一定把他打趴下，讓他看看我發了火是怎麼樣。」 崔凱隨手抄起一個紅酒開瓶器，直接捅進了對方眼裡。同事的眼睛瞎掉了，崔凱走進了監獄，並把所有積蓄賠償給對方裝假眼。在獄中，崔凱還常想像著出獄後再揍那人。直到媽媽前來探視，他才平息了心底的憤怒，那時他忽然意識到，自己的憤怒並不源於「個子將近一米八」的同事，而是自童年起深藏心中的恐懼在那一刻爆發，使他的人生急劇墜落。 在這些農民工犯人中，何塗源是不多的「成功人士」——曾和人合夥開有加工廠。1981年生於湖南祁東縣鄉下的何塗源，一歲時母親就因心臟病過世，父親和5個姐姐照顧他成人，身為幼弟，他深受姐姐們的溺愛。15歲那年，何塗源輟學到東莞跟隨姐夫在工地上幹活。他「不喜歡累，吃不了苦」，沒幹多少活兒，一年後去惠州電子廠上班，拿著三四百元的工資又覺得不夠花，沒意思，回湖南家鄉呆了兩年後，去另一個姐夫的採石場里幫忙。 沒多久他就覺得家鄉沉悶，要趁年輕跑一下，再次到了東莞，20歲那年，「喜歡混社會」的何塗源在自己的胳臂上紋上了一條龍。他跟人修過一陣子發電機，逐漸取得老闆信任。四、五年後，他和朋友合夥開了一家拋光機蠟加工廠，每月收入達到三四萬元。這期間何塗源也成了家。 生意興旺，日子愈發多彩起來——他認識了各路老鄉，有開賭場的、有販毒的，何塗源混跡其間，「吃喝嫖賭不在話下，冰毒K粉也玩，剛玩時三天兩夜不睡覺」。他在外包房，甚至個把月不回家，夫妻感情壞了起來，甚至孩子出生他也沒什麼感覺。花在廠里的心力少了，他的生意也漸漸下滑。何塗源想過戒掉毒癮，卻不能自拔，每月要花掉一兩萬在毒品上。如果不是因替人藏匿制毒原料被捕，他可能會把所有家底都吸進去。 入獄後廠子歸了朋友，妻子帶孩子回了娘家，好在二人沒有離婚，妻子每月還和他聯繫，等待剩餘兩年多刑期後的團聚。何塗源人生線頭還有重新搭接的可能，如今回想當初，何塗源一陣陣後怕。 在這條逐漸下沉或者遇到外界力量急墜的拋物線中，最常見的情形是不知不覺的滑落。像楊道德那樣「從來沒想過」是其中常態。即使進了監獄之後，23歲的吳金森也習慣性地迴避警官讓他「反思人生」的要求，他自認為「年紀小，不知道怎麼反思」。 網路圖片 這種蒙昧從他們的童年已經發端。2015《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白皮書》顯示，留守兒童最大的問題是迷茫，對未來沒有信心和方向感。迷茫感會一直延伸到他們的成年，沒有進入主流的意識，在社會邊緣輾轉飄蕩，很多人或早或晚，一腳踏空。 4 養不好的傷 當留守或單親的孩子長大，情感世界始終有一個無法縫補的破口，令他們無從擁有一份圓滿的感情。張丹丹的研究顯示，監獄內的留守兒童背景罪犯，結婚率明顯低於農民工群體，尤其是暴力和搶劫犯要低一倍左右，絕大多數人成年後的情感都是支離破碎的。 崔凱考上大學後，一個家境好的女同學主動接近他，不時給他買東西，崔凱心裡喜歡她，覺得把她帶在身邊很有面子，心理上有滿足感，「填補了空虛」，表面卻報以冷遇，害怕表白後被拒絕。他的邏輯是：「我喜歡你，你就得對我更主動。」女同學最終失望而去，崔凱遭受重創，「比一般的事更難受，只能剋制自己好好學習」。 崔凱總覺得自己很多感情表達不出來，不知對誰抒發，亦不知抒發對不對。看看書里寫的和電視上演的，他能在心裡籌劃一百種情節，真正去做，又害怕了，一種辦法都沒有。 入獄後他很是後悔：「再遇到有意的女生，不管成不成，一定要主動。這是進監獄後想通的。」 佘念武在老家開挖掘機期間認識了一個當地的高中生女孩，兩人談了戀愛。佘念武失業期間，女朋友考上了大專，勸他找個正經工作，佘念武當時聽不進去，兩人因此斷了聯繫。 入獄之後，佘念武思念女友，兩人恢復了通訊，但在漫長的刑期和分岔的人生道路前面，這段感情終究無疾而終。對出獄後的期待，佘念武最渴望的是有一段好的感情，一個家。但他與這個期待之間，還隔著近10年刑期，和沉重的犯人履歷。 鄧暉似乎從沒有放下過對同居女友的敵意。兩人1998年在鄧暉初次去東莞時相識，直到2005年7月才在一起，當時鄧暉在快遞公司，女友則在手機廠任主管。女友是四川德陽人，家中八兄妹中排行最末，兒時家裡養不起把她送了人，長大後她從不提自己的本姓。女孩出身苦，卻難得的開朗活潑，主動追求鄧暉，二人常去蹦迪、吃宵夜，兩年後女友懷孕生子。 鄧暉覺得女友同居前後判若兩人，什麼都要順著她，讓鄧暉無法忍受。女友則覺得鄧暉寡言少語，性格不好，兩人常有爭執。鄧暉打過女友幾次，孩子出生幾個月後，兩人鬧矛盾，鄧暉再次出手，女友提出分手。鄧暉也不難過：「她跟我說明了，我說你走吧。」兩人分手後，鄧暉將小孩送回家裡由爺爺奶奶撫養。 鄧暉被抓前3個月，女友忽然打來電話說自己在老家養病，讓鄧暉給她寄2000元。鄧暉認為當時女友要麼走投無路，要麼是試探他是否還念舊情，他則給出了一生中最「硬氣」的回答：「你家裡2000塊找不到？我有錢，不寄給你。」鄧暉回憶說，儘管在同居生活中他曾屢次動拳頭，但「捫心自問，我沒什麼對不起她。」 被抓之後，鄧暉甚至懷疑遭到女友舉報，但內心也知道根本不可能。鄧暉被捕後，女友去過劉家想看望孩子，卻被鄧的祖父母拒之門外。 對於女友的敵意，或許潛伏著當年對母親的怨恨。小時候鄧暉偶爾看到其他孩子有父母在身邊，覺得自卑。回家問爺爺奶奶：媽媽去哪兒了？一聽這話，爺爺奶奶就淚水縱橫，鄧暉不敢再多問。 「當時我一直在心裡問自己，為什麼你（母親）走了，把我一個留下。心裡想她，又記恨她。」 鄧暉從前並不太顧念孩子，「他生下來到現在七、八歲，三歲時見過一次，當時我回家鄉去看他。以後我五年沒回老家。」但現在，兒子是鄧暉對高牆外世界最大的念想，「很想他，睡覺要想到天亮。」 姚義秋婚戀經歷之豐富，堪稱一本「教科書」。小時候渴望姐妹的姚義秋，成年後陷入「你究竟有幾個好妹妹」的情感泥沼。在福建鞋廠打工時，姚義秋和一位漂亮的湖北同鄉姑娘戀愛，在幾位追求者中勝出，四年後兩人有了小孩，回老家辦了結婚。他與妻子感情融洽，但同時卻不斷地和另外的女人產生糾葛，甚至追求妻子姐夫的乾妹子。風言風語讓妻子傷了心，兩人協議離婚。 妻子去廣州打工，重交了男友，姚義秋則去了河南，承包工程賺到幾十萬塊錢，更加一發不可收拾：那些年與他同居過的女子不止十個，最短的幾個月，最長的三四年，「很多是玩玩」，但讓他至今「念念不忘」的仍然有四五個。 姚義秋曾和一個離過婚的女子同居，還想介紹她到建築工隊，被老闆娘以影響不好為由拒絕。姚義秋因此辭職，過後這女子介紹姚義秋和她叔叔合夥包工，姚義秋不識字，合同上籤署的都是女人叔叔的名字，結果姚義秋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積蓄，卻沒有權力參與結賬。姚義秋這才明白自己被坑了，即使如此，這位女子去九江打工後，姚義秋仍然趕去看她，看到她另有了人才作罷。 儘管用情不專，姚義秋最在意的仍是妻子。妻子去廣州後，姚義秋仍然給她父母打電話，想爭取妻子回來。姚義秋有一張妻子的照片，在獄中仍會時常翻看，「想起她，心裡就難受，錯在我」。如今，和兒子的聯繫是姚義秋難得的安慰，也是和妻子之間唯一留存的線索。「他性格活潑，打電話的時候，有時會說想我了，但他跟媽媽關係更好」。 當年在孩子剛出生時，姚義秋曾經屢次和妻子商量讓孩子呆在身邊。「想到了自己小時候，母親不在身邊。孩子在一起，感情會好些。」可惜妻子要出門打工，孩子最終被送回鄉下外公外婆撫養。 回憶往事，姚義秋猜想，「如果小孩帶在身邊，可能兩人不會分手。」 5 隱憂的鏈條 最近，鄧暉接到了老家爺爺奶奶託人寫的信，說家裡沒錢，拿不出曾孫上小學的費用。爺爺奶奶都已年過七旬，沒有收入，鄧暉回信說，實在沒錢，就不要讓小孩上學了。 這是從事心理矯正的管教幹警最擔心的事情。留守兒童背景的犯人入獄之後，孩子不僅成為第二代留守兒童，而且撫養他們的老人日趨衰老，輩分間隔更大，經濟情形更差。八歲的孩子很可能像鄧暉當年一樣在三年級輟學，繼續重複父親的軌跡。 這是一條隱秘的鏈條，在隔代之間傳遞，超出了監獄心理矯治體系的邊界。 監獄內的犯人年齡不少是70-80後，留守兒童的代際傳遞正在他們入獄前的兒女身上發生。和父母當年近於無聲無息的成長不同，6100萬留守兒童的社會現象，包括犯罪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的中心話題。 從2006年開始，陸續出現研究留守兒童犯罪的學術論文，以及政法機關的專題調研。但這對多數公眾還是一個新生話題，甚至有些聳人聽聞。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曾透露，從2000年以來，中國各級法院判決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兒童」違法犯罪問題已經不容忽視。此外，本世紀初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曾經有一個統計，當時未成年人犯罪率約佔犯罪總數的70%以上。這兩個並無直接關聯的數據被媒體和公眾有意無意地歸併，造成「留守兒童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這個流傳甚廣以訛傳訛的說法。 實際上，在一些地方的調研中，確實發現了留守兒童犯罪率高出普通兒童的現象，山東省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2010年抽樣調查顯示，該省留守兒童犯罪率高達近13%，高出普通兒童11個百分點。但在全國層面並無相關數據。 主持完成2015年度《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的李亦非稱，調研中並未確證小學生的留守背景與犯罪幾率有直接聯繫，但留守兒童在成年後，出現犯罪的幾率會更高些。這個問題眼下尚未進入公眾視野。 這和監獄管理方的擔心一致。一位管教獄警判斷，留守兒童背景的犯罪尚未到達高峰期，因為中國打工潮出現在1995年前後，留守兒童現在大都在20歲以下，「他們成年之後進入社會，才是更令人擔心的時期」。相比起1980年代的早期打工者，90年代進城的民工普遍沒有原始積累的機會，缺乏將孩子接到身邊安置或者回鄉創業的能力，因而留守問題在他們的孩子身上會更趨嚴重。 網路圖片 值得注意的是，張丹丹研究的犯人群體大體處於75後到90年代前期出生的階段，在這個時間段，普通農民工群體的留守兒童比例只有9%。而在她2011年做的九個省農村入戶調查中，留守兒童比率已經上升到43%。 聯繫前述「農民工服刑人員留守比率遠遠高出普通農民工」的調研結論，預示著未來成人犯罪的前景更不容樂觀。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學人Scholar
河北邯鄲，3名初中生聯手殘忍殺害了他們長期欺凌的同學，埋屍在廢棄的蔬菜大棚里。 輿論關注最多的是法律問題： 這是3個未成年人殺死了另一個未成年人的惡性案件，對未成年人渣，應該嚴懲還是拯救？ 被有意無意忽視的，則是背後觸目驚心的社會問題： 這是3名留守兒童殺死另一名留守兒童的血色悲劇，背後更是中國1086萬留守兒童（2023年數據）的灰色人生。 殺人的3個小惡魔，何以扭曲淪喪至此？ 網路圖片 據津雲新聞報道，3個犯罪嫌疑人中的一人家在北高村、一人家在雞澤屯、一人家在張庄村，父母均在外務工，他們平時和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在事發以後，這些天就沒再見到他們家的人。 網上有很多人在猜測說，埋屍體的坑那麼深，憑三個孩子只怕是挖不動，很可能有大人參與其中。我沒有調查不能下定論，但僅憑常識推斷也能知道，這樣一樁「毫無意義」的兇殺案，但凡三個小惡魔的家庭裡面有一個大人知道，都不可能放任發生。如果是殺人之後被家長知道，則不可能把屍體埋在距離死者家僅100米的廢棄大棚里。 真正需要追問的是，三個孩子已經瘋狂到聯手殺人的程度，為什麼他們的家長（爺爺奶奶）居然一無所知，又或者……是無能為力？ 以絕大多數留守兒童的現狀來看，和父母兩地分離，被老人隔代養育的，基本只會管吃飽穿暖，有些自己身患疾病的老人，甚至連留守兒童的飽暖都不一定能管好…… 網路圖片 輔導孩子作業？不可能的。孩子遇到挫折和困惑時做好心理疏導安慰？不知道那是啥。至於對孩子的價值觀進行正確引導示範，更是不存在的。連日常的溝通都不一定能做好，又怎麼能指望爺爺奶奶及時發現並阻止小惡魔殺人呢？ 至於受害者這邊，在被殺害之前曾長期遭受霸凌傷害，被關在勞動間里，那麼長的時間，那麼多的事情，為何沒有家長為他張開保護的羽翼？ 是的，雖然有生與死的距離，但被害人與三個小惡魔其實身處同樣的困境。據媒體報道，被害兒童王子耀的父母已經離婚，他平常跟著爺爺奶奶一起住，父親則在外地工作，孩子失蹤報警都找不到後才趕回家。 網路圖片 孩子遇害後，這位父親痛苦地寫道： 「爸爸第一次帶你去看大海，問你喜歡嗎？你說喜歡，從那以後每個暑假爸爸都會把你接過來玩，到現在我都覺得在夢裡，爸爸以後不能接你看海了，我可憐的孩子啊……」 評論區有人反問，這爸爸現在知道心疼孩子了，早幹嘛去了？怎麼不把他帶在身邊呢？ 反問總是容易，而現實卻太過艱難。但凡能讓孩子在自己打工的城市讀書，又有幾多父母忍心把孩子留在農村給老人帶呢？ 根據教育部發布的統計數據，2023年，我國共有小學階段留守兒童690萬人，初中階段留守兒童396萬人，合計1080萬孩子處於和父母長期分離的狀態。 數據來源：教育部官網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560/2022/quanguo/202401/t20240112_1099961.html 把孩子帶到打工的城市上學，是這千萬留守兒童的家長不想嗎？你去問問北京市教委、上海市教委，廣州市教委，哪怕是問問河北省會石家莊市教委，農民工子弟能在這些城市無差別入學，無差別中考升學嗎？ 最喪心病狂的是某個首善之區，竟連專門接收留守兒童，完全放棄本地中考機會的農民工子弟學校都要取締、趕走…… 有的媒體還煞有介事地去採訪專家，問長期和父母分離對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會有怎樣的影響。這特么還需要問嗎？！ 我閉著眼睛都能猜到，某些既得利益者肯定會跳出來說，大城市的教育資源也有限，不可能承載得了這麼多留守兒童湧入讀書。 那我們來看看現實： 北京，連央企機關幼兒園都因為生源不足開始對外招生。 網路圖片 上海，幼兒園出現停辦潮，多所小學停辦或撤併。 網路圖片 我所在的廣州，民辦、公辦學校關了一個又一個：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以前你拿學位不足來說事兒也就罷了，現在這個情況，還拿教育資源不足來當借口？！ 做個人吧！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基本常識
2023年的中國政治與經濟局勢可謂跌宕起伏，雖然擺脫了”動態清零”的折騰，但國內經濟成長並未反彈，民生和就業步入艱難；在政治層面上，習近平正式開啟第三任期，其極權地位持續強化，而公眾的人權狀況則更為惡化。回首過去、展望來年，影響中國社會的最主要因素將會是什麼呢？本台記者凱迪邀請美國非政府組織”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本台特約評論員王丹和美國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許成鋼教授，就此進行討論。 中國透視：年終回顧：2023年的中國政治末路 中國透視：年終回顧：2023年中國的外交博弈 中國透視：年終回顧–2023年中國社會心理的嬗變 記者：王丹和許成鋼教授，你們好。非常歡迎兩位參加我們的節目, 一起回顧2023年並且展望2024年。首先，讓我們簡單回溯一下過去一年，中國國內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 中國政府從2022年底，宣布結束嚴厲的疫情封控措施。但這種「魯莽放開」隨即導致大量民眾，尤其是老年人的染疫死亡。但習近平在今年二月依然宣稱，中國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決定性勝利」。三月份，習近平「全票當選」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正式開啟三連任。但就在他鞏固「一尊」地位的同時，他一手提拔的外長秦剛七月份突然「失蹤」，一個月後又被神秘免職。此後不久，中國的火箭軍領導層被大規模整肅，高級將領被撤換，國防部長李尚福在消失兩個月後也被免職。十月底，六十八歲的中國前總理李克強因心臟病突然去世，引發輿論震驚和揣測，多地民眾舉行了自發悼念活動。 接下來，我想先請王丹分析一下中國國內過去一年的政治局勢。您覺得，習近平的「一尊」地位是更加穩固了呢，還是更加受到挑戰了呢？ 2023是習近平邁向個人獨裁專制的標誌性一年 王丹：我想2023年在中國政治發展史上，應該是個標誌性的、或者里程碑式的一年。因為在這一年，習近平等於正式把中國原來的極權專制制度改成個人獨裁的專制制度，而且把整個國家從各個方面向法西斯主義的方向發展，這都集中體現在2023年一系列的政治變化中。所以我覺得，這一年是標誌性很強的。這一年以後，我認為中國會朝著軍國法西斯主義的方向繼續跟進，包括個人崇拜，包括這種個人獨裁的進一步加強。 當然，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雖然習近平在不斷地鞏固他個人的獨裁權力，但他對於權力的掌控顯然不如他自己以為的那樣順利。他在整個黨內的人事布局方面，包括我們也看到各種詭異的政治現象，都是以前沒有出現過的。包括像李尚福、秦剛到現在都還沒有露面，可以看得到中共內部的這個高層權力鬥爭其實還在持續進行。 我也注意到，在年底的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特別再一次強調，希望全黨和政治局的思想要能夠跟他統一。這也反過來證明，還是存在黨內，包括政治局內部，跟他非常不統一的這種狀況。但是我覺得，這種情況會反過來刺激習近平，會進一步地加強這種獨裁和對全黨的控制。這會使得明年的中共高層政治發展更加血雨腥風，會有更多的政治動蕩和權力鬥爭。 記者：那麼，許成鋼教授，您有什麼補充嗎？ 許成鋼：中國的這個基本制度在改革之前是一個共產極權主義制度，那麼在改革的過程中, 這個制度有所放鬆, 所以一度朝著威權式的制度有所變化。在這個最近的十年裡面，它又返回了極權主義制度，這是整個的一個基本趨勢。2023年是在這個趨勢之中，仍然在朝著返回極權主義制度的路上。 中共危機感日益嚴重 對內控制與鎮壓持續加劇 記者：談到中國的政治形勢，這和人權狀況也是密切相關的。今年是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發表75周年，中國的人權現狀也再次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焦點。接下來，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2023年中國發生的一些重大人權事件。 首先，中國當局今年初在「白紙運動」之後，就針對參與抗議活動的青年人以秋後算賬的方式展開鎮壓。今年以來，當局也加強了對於人權捍衛者的打壓迫害，很多人被判以重刑。比如針對「廈門聚會案」，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為由，對著名法律學者許志永以及人權律師丁家喜分別重判十四年和十二年。 此外，異見博主「編程隨想」（真名阮曉寰）被當局秘密關押、重判七年；台灣出版人李延賀（筆名富察）回大陸被抓；拆牆運動（BanGFW）發起人喬鑫鑫（本名楊澤偉）在寮國疑遭中國警方跨境抓捕；原定來美與家人團聚的盧思位律師過境寮國時也被逮捕，遣返回中國；《港區國安法》下，香港政府各懸賞百萬重金，先後通緝了十三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派和異議人士。最近，黎智英案又開審，他恐面臨終身監禁。 同時，中國當局全面且持續強化針對言論的控制。中國公安部舉行了為期百天的網路謠言專項整治；新版《反間諜法》七月開始實施，所謂間諜活動的定義被擴大，國安部還鼓勵全民反間諜。 請問王丹，您怎樣看待中國過去一年的人權狀況？有哪些突出且令人擔憂的趨勢？ 王丹：從2023年來看，包括展望到2024年，你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中共，包括習近平的這種危機感還是越來越嚴重。其中，習近平不斷地、反覆地講國家安全、政治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的重要性。 我覺得，中共統治的鞏固歷來是以經濟增長作為基礎的，而目前我們看不到任何中國經濟總體回升的跡象。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的這種緊張和危機感是可以預測的。那麼在這種緊張和危機感之下，它勢必會加緊對國內政策的控制。所以中國成了一個警察國家，一些矛盾和問題恐怕都會採取比較暴力的方式，用國家機器來鎮壓。這樣一種大的發展趨勢，我覺得是會延續到2024年，可能情況甚至會更加嚴重。因為中國的經濟情況可能也會比以前更加嚴重。 2023年中國經濟的實際增幅幾何？ 記者：那麼接下來，我們再看看2023年重大的經濟和民生事件。 首先，中國國家統計局一月份發布數據，證實中國人口總數在時隔六十年首次下降，同時人口老齡化加劇。各地政府也頻頻出台鼓勵生育政策，但都效果不彰。二月，中國國家醫保局發布通知，推進所謂「醫保個人賬戶改革」，但隨後在武漢等地引發民眾抗議示威，即「白髮運動」。 此外，中國的房地產危機在過去一年持續加劇，多家企業爆雷，金融系統風險持續加大。其中，恆大集團許家印父子都已被抓，碧桂園也已深陷債務危機，中植集團爆雷等等。中國經濟持續低迷，導致6月份青年調查失業率創下21.3%的新高。但是官方隨後宣布，自8月起不再發布青年失業率數據。與此同時，新版《反間諜法》的實施也引發社會寒蟬效應。令人失望的經濟增長數據和地緣政治因素，導致外資大舉撤離，中國股市也隨之跌跌不休。穆迪近期下調了中國主權債務評級，引發業界震蕩。 不過，中國官方仍預報2023年的經濟增長目標為5%至6%。但一些專家則預計，中國2023年GDP增長可能為0至2.5%。 請問許成鋼教授，您怎樣看待中國過去一年的經濟狀況？您覺得經濟實際增速如何？ 許成鋼：從來中國官方的統計數字就是有問題的。早在2016年，布魯金斯學會的刊物上，曾經發表過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獨立測算。大體上，在新冠之前10多年的時間裡，每年你只要把官方數字減2%就對了。但是到了新冠時期，最突出的是2021年和2022年，就發生了一個大的變化。尤其是2022年，根據各方面來的微觀數據，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國在2022年的經濟增長是負的，而且是大幅度的負值。但是官方的數據是正的3%、4%這樣的數字。這個所謂2023年的增長是要以2022年為基礎的，那麼當2022年出了大的問題的時候，整個對2023年的判斷就都有了問題。現在看2023年，實際上，西方的各個機構都開始獨立地測算了。 根據微觀數據，就是中國經濟基本面的數據來看，中國2023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大體上是0. 這和整個房地產行業出現的嚴重問題是一致的，也和大規模的失業是一致的。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國的股市現在非常非常不好，整個的情況是負的。所以，所有各個方面來的信息都告訴人們，中國經濟是出現了巨大的、嚴重的問題了。 經濟增長失速與當局圍剿民營企業密切相關 記者：您覺得是因為疫情封控導致了中國經濟現在這種狀況，還是之前就已經不好了，而疫情是讓它雪上加霜呢？ 許成鋼：我們見到的非常嚴重的問題，一部分是「清零」政策造成的，但是不全是。如果單純是因為疫情期間的「清零」政策造成的，那麼疫情之後就應該有巨大的反彈。之所以有疫情之後沒有見到這個反彈，就是因為它把民營企業打擊了。疫情前夕，加上疫情期間，都有非常嚴重的對民營企業的打擊，尤其是對技術領域的民營企業的打擊。 原本我們在講它有個大趨勢，就是經濟增長速度逐漸下降，這個下降背後最大的那個原因就是「國進民退」。但是我剛才講的這個現象並不是過去說的「國進民退」，而是突然大規模地去「圍剿」民營企業。那麼這一下子就把企業家的信心大幅度打擊了之後，民企的投資沒有了，然後需求沒有了，內需非常低是和民企受了打擊直接連在一起的。 習近平自陷獨裁者陷阱 經濟下滑將致群體性事件增加 記者：回顧了過去一年的政治、人權、經濟及民生狀況，我想請您們兩位再談談對於中國來年的展望。首先請問王丹，在中國政治和人權領域，您是怎樣看的？政治上，當局會不會繼續向左轉？所謂「黑天鵝」或「灰犀牛」事件會不會更多？ 王丹：我覺得，習近平現在已經把自己陷入一種被稱為「獨裁者的陷阱」。換句話說，他現在把所有的權力集中在他個人身上，這勢必會造成他像所有的獨裁者一樣，會多疑，會通過不斷的清洗可能的對手，來樹立自己的權威。所以2024年，只要他還是獨裁者，我想這種「獨裁者陷阱」他會越陷越深。這會導致黨內的鬥爭會比2023年可能來得更嚴重，就是他不斷地清洗黨內的這些領導，其實也在不斷地給自己製造敵人，讓中國的政治更加充滿了不確定性。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隨著經濟的無法復甦，甚至是進一步的下滑，社會的群體性事件，尤其是跟民生有關的群體性事件，包括工人的維權運動等等，我認為應該是比前幾年有可能會有一個復甦的可能性。這可能也會使整個社會的局勢不是那麼穩定。 中國經濟走勢更象前蘇聯80年代狀況 記者：許成鋼教授， 對於中國2024年的經濟狀況，您又有什麼樣的預期呢？是不是還是按照您所講的，這個大趨勢繼續往下走呢？ 許成鋼：對，不排除它明年的情況比今年略有好轉，因為疫情期間這個打擊非常嚴重，但是中國經濟一個大的趨勢就是經濟增長逐漸下降。這是由制度的原因所決定的。所有的這些都使得中國的情況非常象蘇聯進入80年代的情況。蘇聯其實也曾經有過快速經濟增長，但是進入到80年代以後就變成經濟增長非常低了。那麼，中國原本還可以拖一陣子，但是這次的疫情和疫情期間發生的對民企的圍剿，一下子加快了這個速度。蘇聯歷史上還沒有（經濟）這麼快速度一下子就下來了，我估計（中國經濟明年）會返回來一點，但大趨勢就更象是蘇聯80年代的狀況。 中國經濟危機風險大幅上升 失業潮或將全面衝擊社會 記者：展望2024年，你們覺得哪些將是影響中國社會的最重要因素？是美中關係？還是經濟問題導致的社會不穩定？ 王丹：它不一定是影響中國社會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我比較關心的一個因素就是現在青年失業率的問題。因為16到24歲年輕人的這個失業率，現在恐怕已經不只是像官方宣布的20%，應該是實際上已經來到了40%幾，是不是甚至會超過50%？這部分人受過一定高等教育，也比較習慣於上網。我覺得，他們的社會能量和政治能量還是相當大的。今年的高校畢業生又是1100多萬，上千萬人的年輕失業群體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集體情緒？這些集體情緒會不會激發出一些社會衝突的火花？這是我個人比較感興趣觀察的事情。但我還是強調，它應該不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只是我個人比較感興趣。 記者：那麼許教授您怎麼看呢？ 許成鋼：中國金融危機、財政危機的危險性在增加。剛才非常快地提到了房地產問題，這個問題還在惡化過程中。這個東西處理不當，會觸發金融危機。如果它觸發了金融危機，這個可以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因為金融危機來了以後，它是連鎖反應的。實際在西方的經濟學界，有些人已經把現在的中國說成是經濟危機了，已經有人這樣用了，而且這樣用語來講中國的不少了。 穆迪最近剛剛重新調了中國主權債的等級，大家如果明白這件事的話，會要很擔心的。實際上，就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前夕, 穆迪重新給了那個評級，然後從那兒引發的一系列事件。穆迪給中國主權評級大幅度往下調，它是收集來了中國大量數據，要向全世界的投資者報告，就是中國經濟要出問題。 總而言之，中國面對的金融危機、財政危機、經濟危機的風險大幅度上升。這個風險一直就在上升的過程中，但現在的情況是上升的更高了。而這個一旦來了，失業就會有一個突發性的變化，大規模的解僱就會全面衝擊社會。 記者：非常感謝兩位的分析。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青年失業率屢創新高，並決定不再公布青年失業率，不過當局引述調查報告指出，因家庭經濟條件改善和家長支持，加上畢業生對職業規劃期望更高，因此中國「慢就業」的趨勢日益顯著。 據澎湃新聞報導，中國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於2023年4月中旬調查逾4,000名大專院校應屆畢業生的就業情況，顯示38%的受訪者選擇慢就業，其中32%打算繼續深造，6%選擇暫緩就業。 而選擇慢就業的畢業生則是對職業規劃等往往期望更高，以及家庭經濟條件的改善和家長支持，也替畢業生提供物質保障和精神支持。 今年全中國大專院校畢業生達1,158萬人，上海達到236,000人，比去年同期增加9,000人，創歷史新高，因此今年慢就業的現象尤為明顯。 縱觀這幾年的調查，慢就業的比例從2015年的15.9%增加至今年的38%，8年間提升22.1個百分點，選擇繼續深造的比例8年間提升17.3個百分點。 雖然選擇慢就業的畢業生並不急於進入就業市場，但是調查顯示，這些人求職主要考慮薪酬和福利待遇與發展前景，平均期望月薪為人民幣11,141元，高於直接就業畢業生的887元。 而且慢就業的青年更看重工作環境的良窳，以及能否達成自我價值實現的目標，當前慢就業的中國畢業生選擇教育行業居多比例達29.1%，其次是文體娛樂業、公關管理、金融等。 中國國家統計局上月15日宣布，8月起暫停發布青年人等年齡段失業率，港媒01發表評論指出，官方此舉很可能有「難言之隱」，但不代表問題不存在。只有公布真實數據，中國社會才能確實了解問題所在。
進入2023年以來中國社會安全嚴重惡化惡性案件頻傳，4月8日河南平頂山當街開車撞人造成3死4 傷。1 月份廣州天河撞人事件5死13 傷。4月7日大連寶馬車衝撞行人造成5死9傷一案罪犯被判死刑。4月7日重慶彭水縣一村民持刀殺死4村官後服毒自殺。4月4日，四位年輕人相約在張家界玻璃橋自殺，當然以上這些案件還僅僅是冰山一角。這些案件不是官逼民反，就是心裡生意失敗心理失衡進行社會報復，或者失業生活被逼入絕境自殺。中國人歷來好死不如賴活，不到無路可走是絕不會走上這樣的路。 雖然以上這些案件這幾十年來沒有斷過，但是象現在這樣密集性地發生卻是沒有過。追究起來是與習近平的「清零」政策有關。雖然清零政策已經過去，但清零三年中國的經濟因著「封城」，無休無止的「核酸」帶來沉重的打擊，再加上中國對外關係嚴重惡化外資紛紛撤出中國，國內企業得不到海外訂單，不是倒閉就是苟延殘喘，從而造成大批企業破產工人失業。那些本是城市的中產階級，一當破產失業就陷入了困境，還不出房貸、車貸生活無以為繼，甚至房子被銀行拍賣。而那些在城裡打工的農民工，因著土地荒廢，農業生產凋零而回不了家鄉。這樣的社會中共卻說成盛世中國，是世界上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達百分之91，中國人民的幸福感爆滿 。中共之無恥世所罕見。 中國濟經發展四十年，中國普通民眾看起來外表光鮮，住進了高樓，出入有車，但一當經濟低迷失去工作，即刻傾家蕩產，生活被逼絕境。中國是一個沒有經濟安全保障的社會。不象西方民主國家，經濟低迷破產失業也是常有，但有國家的經濟安全保障。破產政府幫助你再創業，失業有失業救濟。房子沒了租房有房租補貼，還有政府房子可以分配。且沒有城裡人與鄉村人區別。一切都有政府幫助，生活無憂無慮。在疫情嚴重的封城期間，所有的工資收入一分不少全部由政府買單，不必化費自己的積蓄度日。 中國社會不但沒有醫療教育的免費，也沒有經濟安全保障，這並不是中國沒有錢，而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大都進入了中共權貴的腰包。又因中共政權對中國財富有絕對說一不二的所有權，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海外各國大撒幣，就是在當下財政捉襟見肘，地方政府大額欠債的情況下，依舊大畢揮霍，免除非洲17個國家23筆債務，僅安哥拉一國就是200億美元。如果中共能夠將這一筆錢拿來救度破產失業的中國人，那麼相信以上這些惡性事件都不會發生。但中共寧贈友邦不予家奴。十年前著名的節目主持人柴靜曾經大聲發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這麼恨這個國家，毀之唯恐不及」。現在越來越清楚了他們是一批什麼人了，他們就是披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惡徒，到了習近平手裡更是把作惡發揮到了極致。 中國人是勤勞的，但中國人不勇敢。中國人逆來順受，到了實在忍不住的時候，不是殺他就是殺自己。他們沒有正義感，沒有自由的意識，更沒有為正義鬥爭的精神，他們渾渾噩噩，對那些為了自由民主付出與犧牲的人，不以為然。政府視他們如草芥、蟻螻，想如何便如何。這是一個殘忍的時代，也是一個悲催的時代。此文落筆之時傳來許志永、丁家喜兩位被判重刑。中國的希望是他們這些不畏強權為正義而奮鬥的勇士，他們雖然鳳毛麟角，但是希望所在。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近日，震旦職業學院講師宋庚一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一場課堂教學，因有人將視頻放到網上，導致宋被開除。國外多數中文媒體能準確抓住告密與政治懲罰這兩個點，批評中國政府的專制與管控言論。但社交媒體、自媒體及一些中文網站則因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數字不統一，將話題帶往這場大屠殺是否存在這個方向，極端一點的乾脆稱這是中共一貫造假的作品，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殺。 就此事的討論過程，讓我想起了「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這一說法。 中國的「無知之幕」是言論管控的副產品 所謂「無知之幕」一詞，來源多頭。目前通用的含義，來源於1971年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指做一次思想實驗：讓人們處在一種對自己的社會地位、品味、技能、社會情況毫無所知的情況下（無知之幕），假定這個社會當中有50%的奴隸。於是，參與思想實驗的人們將會基於這個假定來做出選擇。結果是：人不管出生在社會哪個位置，一旦被「無知之幕」遮擋，都被驅使著從社會最不幸者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和設計社會制度。 中國政府管控思想與言論的本意，是讓受眾接受中國政府的思想灌輸。我研究中國政府的思想管控多年，自1990年代以來的灌輸已比毛時代的灌輸要精緻，主要採用混合著部分真相的謊言這種方式來做宣傳，欺騙性更大。但中國當局絕對沒有想到的後果是：在互聯網時代，信息管控無法做到滴水不漏。由於信息來源多頭化，最終出現了「無知之幕」的結果：既然政府宣傳充滿了謊言，那就乾脆設定自己是完全的受騙者（即「最不幸者」），認定所有一切對社會、歷史的解說全是謊言。在此前提下，南京大屠殺被不少人認定為根本不存在。 南京大屠殺的爭議集中在受難者人數 南京大屠殺發生於1937年12月中旬，從這場中國人視為國恥、國難的屠殺發生之後，世界都沒否認過它的存在，包括日本。 中共建政以後，對日本侵華戰爭這一事實從未否定，但將抗日的主角國民政府軍隊換成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並按這一主線來闡述歷史。從1990年代開始，中國史學界逐漸挖掘史實，將當年國民政府及國軍奮力抗日、死傷英烈無數的歷史一點一點地展示出來；而中共因統戰台灣需要——藍營主體是國民政府、國軍人士及其後裔，也放寬了限制，對這段抗戰史局部進行了重新解說，儘管對中共抗戰的貢獻有許多誇張扭曲之處，畢竟有限度承認了國軍英烈們抗戰的貢獻。 但這種局部還原歷史除了正面作用之外，還加大了部分國內民眾對中共宣傳教育的不信任。由於中共對自身建政以來的各種人禍，比如土改、鎮反、三年大饑荒造成的3000多萬死亡人數、文革、六四等，當局不是規範口徑，就是完全抹殺。由於網路時代信息來源的多樣化，當人們接觸到多源信息後，對中共宣傳教育的不相信、反感、排斥達到極致。最有代表性的說法是：中共的宣傳，除了標點符號之外，沒一個字是真實的——也就是說，屏蔽中國人的「無知之幕」，其實是中共自身造成的。 中共宣傳的中日關係變幻不定 中日這筆歷史帳弄成今天這樣，與中國政府的宣傳政策不斷調整有關。1970年代以前中日關係處於冷凍期，日本侵華史成了時時必講的政治項目，教科書、官媒、電影時刻提醒國民「勿忘國恥」。一旦中日關係解凍，就開始「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中日友誼源遠流長」，從唐代日本遣唐使、鑒真大師東渡日本弘傳佛法，到從「日本晁卿辭帝都」暢想出來的古人友誼，轟炸式宣傳。每逢兩國之間發生不愉快事件，又利用民眾反日遊行玩國際怪罪遊戲。當局這種精神分裂式的宣傳，最後必然導致國民在對日問題上的嚴重精神分裂。 以戰爭賠款為例，1955年3月，中國政府出台《中共中央關於對日政策和對日活動的方針和計劃》，其中規定：「聲明取消戰爭狀態和宣布日本免付賠款的時間不宜過早，中日關係正常化之前不能正式解決，但我方願意解決該問題。」這表明，中共已經做出放棄對日索賠的決定。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日本の対中國政府開発援助，簡稱日本對華援助，是1979到2018年間由日本政府提供給中國政府的政府開發援助，3.65萬億日元（合約2551億人民幣），是39年來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項目的總額，主要資金來源於日本國民繳納的稅金。在日本看來，就是種變相賠償。北京的中日友好醫院、首都機場2號航站樓；上海的寶鋼和浦東機場；武漢的長江二橋；京泰鐵路的電氣化改造等等，都是過去的日本援華項目。近年來，四川省汶川地震後的重建、老齡化社會之下的介護培訓、空氣污染防治等項目，也均有日方相助——所有這些，中方不予宣傳，日本方只好在工程或者項目所在地標上「日本援建」這類字樣，但知道的人很少。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數據來源於當時清點受難者遺體 具體到南京大屠殺這一發生於民國時期的歷史事件，造成如今這種狀態也與當局不斷調整的宣傳政策有關。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既是國史，也是南京作為受害地的歷史，一直有專業史學研究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殺受難人數的數據整理工作，是由屠殺之後不久，多家民間慈善機構參與，親點受難者屍體得出的數據。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孫宅巍傾畢生之力研究南京大屠殺，特別是數據整理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曾著專文論述此事，指出30萬之數來自於四條渠道：第一條渠道：慈善機構共收埋屍體19.8萬具，其中，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收埋屍體43123具；第二條渠道：市民群體共收埋屍體4.2萬餘具；第三條渠道：汪偽政權共收埋屍體1.6萬餘具；第四條渠道：日軍動用部隊毀屍滅跡約數萬具——除了最後這一條是估算之外，前三條均有文件留存。 日本學界的絕大多數人也從未否定過南京大屠殺是否存在，維基百科「南京大屠殺」辭條上寫得清楚：研究大屠殺事件的日本學者「因秉持觀點與政治立場不同，不同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有不同的解讀與看法，其中死傷人數的部分，有二十萬以上、十多萬人、四萬、數千、數百乃至於完全否定者等各種說法」，並附有註解。 但一般公眾不會關注這些歷史事件。1990年代，兩位美籍華人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創作將這一歷史事件帶入公眾視野：一是美籍華人畫家李自健1992年創作的歷史巨畫《南京大屠殺》在海外引起轟動；二是美國華人作家張純如1997年出版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中文版譯名《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該書成為美國最暢銷的非小說類書籍，並在國際史學界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兩位美籍華人對這一事件的回顧之作，當然在中國引發一段時期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討論熱，出版了不少書籍，比如《拉貝日記》、《東史郎日記》等都是那段時期翻譯出版的。但那時是傳統媒體時代，發言有門檻，媒體能夠發表的當然都是有質量的討論，討論者都有學養且認真做過研究。不象自媒體時代，完全沒閱讀過相關史料的網友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宋庚一說的「死的是誰，有名有姓的是誰，如果沒有名沒有姓沒有身份證號，你這個30萬隻是一個中國歷史小說寫作的一個概述」，被不少歷史虛無者當作證據引用，是網路時代的特點。史實如下：國民政府的第一代身份證是在1947年5月才正式頒發。南京大屠殺發生於1937年12月，當時根本沒有身份證。 1946年，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後的《戶籍法》；同年6月，行政院頒布了《戶籍法施行細則》，對國民身份證的有關事項做出了具體規定。網上流傳的沒有年代的《戶籍法施行細則複印件》第四章有關身份證的規定，應該就是這本細則中的一頁。1947年5月，民國政府開始製作雙頁摺疊式白色第一代身份證，發給18歲以上國民。 [i] 2013年，中國網上曾登載過這條消息，登載之時，純粹是歷史發現，沒有政治因素。 古今中外，任何正常國家都不應該讓自己的國民生活在言論思想管控的「無知之幕」下。在中國，這種「無知之幕」養育了兩類人，一類是中共需要的充滿了民族主義情緒的愛國小粉紅，一心要維護黨與政府；另一類是歷史虛無與民族虛無的國族自恨者，一心希望中國儘快崩潰。前者是國內微博世界的主力，後者是海外中文自媒體歷史虛無與民族虛無者的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