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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一名49歲官員在辦公室突發疾病猝死的細節於近日曝光,再度引發大眾對大陸青壯年頻頻猝死事件的關注。 據陸媒4月11日報導,山西省朔州市生態環境局朔城分局黨組書記、局長王志文,於4月1日在辦公室突發疾病,搶救無效離世。醫生在醫學證明中指出王志文是「猝死」。 他的妻子張女士稱,王志文生前的身體很好,除了血壓有些高外,沒有其他毛病,此次發病十分突然。 她介紹,4月1日下午5時50分左右,丈夫的同事看到王志文坐在椅子上,頭朝後仰,於是開口喊他,卻沒有得到回應。同事走上前,發現王志文的臉色很不對勁,馬上撥打120,將其送往醫院。等她趕到醫院時,醫護人員正在進行搶救,護士告訴她「已經沒有意識了」。後來,她到丈夫的辦公室收拾東西,發現椅子上的坐墊已經被尿濕了。 據了解,王志文與妻子育有兩個孩子,大女兒正在讀研究生,小兒子將在今年6月參加高考。 公開資料顯示,王志文於2019年擔任朔州市生態環境局右玉分局局長,2020年2月調任朔城分局黨組書記、局長。 近年來,中國大陸青壯年猝死案例頻發,涉及官員、媒體人、網紅及普通從業者,引發輿論持續關注。 近期猝死的部分案例包括: 4月4日,大陸網紅,年僅26歲的網紅拳手阿牛(真名田岩映)猝死,留下一個年僅1歲的孩子。 4月2日,內蒙古通遼市公安局科爾沁分局豐田派出所警察尹宏偉在值班期間猝死,年52歲。 3月25日,湖南師範大學臨床醫學院黨委書記袁友紅猝死,年56歲。 3月24日,網紅張雪峰猝死,年僅41歲。 3月20日,大陸國通信託黨委書記、董事長湯建猝死,年55歲。 3月19日,河南廣播電視台都市頻道調查記者魏華猝死,年45歲。 3月10日,山西網紅「王炸姐」猝死,年僅39歲。 3月5日,大陸演員蔣小東的獨子蔣一銘去世,年僅28歲。 青壯年猝死事件,引發社會震動。在多個社交平台上,不少年輕網友發帖稱,「總覺得自己心跳也不對」「連夜掛了心內科,生怕自己也是下一個」。 還有網友曬出挂號記錄稱:「以前覺得心臟病是老年病,現在發現離30歲也不遠。」 四川大學附屬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心內科副主任醫師張小強表示,近十天該院心內科門診量環比增加了15%左右,40歲以下的年輕患者比例增加「非常明顯」。他說,「最近30多歲、40歲左右,甚至20來歲的年輕人就診的明顯多了。」 成都第三人民醫院心血管內科主任張震說,與去年同期相比,近期心血管內科門診量增長了20%以上。其中,40歲以下年輕患者佔比約百分之十幾,60歲以下人群總體佔比超過50%。
4月16日凌晨,山西長治市潞城區境內國道發生塌陷事故,造成四車追尾、兩人死亡。 4月20日,山西省潞城公路管理段發布通報稱,4月16日凌晨1時40分許,國道309線山西省長治市潞城區K810+530處上行線(黎城至潞城方向)發生塌陷,造成4車追尾致2人死亡。 網上流傳的視頻顯示,大型貨車的車頭被撞得面目全非,駕駛室亦被撞毀。 有知情者稱,事故發生時,大貨司機被甩出駕駛室,當場死亡。 遇難大貨車司機的女兒反映,事發路段塌陷直徑長達4米多,且未設置任何警示標識,質疑道路管理有安全隱患。她說:「16日凌晨1點40分左右,我父親開車路過微子鎮石匣村附近路段,路面突然塌陷,車輛墜落又被彈起來,我父親被甩出駕駛室,造成車毀人亡。」 受害者的女兒稱,父親今年55歲,河北邢台人,事發時她的父親是在正常行駛,不存在超載問題,這是道路安全問題造成的。這個大坑直徑4米多,挺深的。她悲傷的表示,事發已過去4天,「我父親的遺體還在殯儀館,到目前為止,沒有哪個政府部門與我們家屬對接善後,沒有人告訴我們該怎麼辦。」 值得注意的是,在4月16日,長治市潞城區交警大隊曾發布通告稱,該路段因路基塌方已封閉施工。 因此,有很多網友質疑,該路段即以宣布封閉,為何還在繼續通行? 有網友評論稱,「也不是災害雨季,看你們咋解釋?」「去年廣東梅州車禍無聲無息過去了。」 還有人質疑道,「山西交通事故頻傳?是否施工有大面積偷工減料?」 官方最新通報稱,據調查,該路段由於水滲流潛蝕導致突發性塌陷。塌陷坑洞長2.9米、寬2.9米、深1米。 經專家初步調查分析,該路段由於地表水入滲和地下水滲流、潛蝕造成濕陷,路基形成空洞,導致突發性塌陷。 據公開資料,該路段始建於1987年,屬二級公路。
中國山西省一間小學本月上旬舉辦運動會,公然直播台灣出席奧運時播放的「中華奧會會歌」。台灣網民嘲諷說,「所以,中華民國統一中國了?」 中國抖音與B站等社交媒體近期熱傳一段視頻,內容是8月6日「晉中市2024年中小學生田徑錦標賽」開幕式,不僅升旗儀式十分盛大,還有許多表演節目。開幕式由晉中市副市長梁艷萍主持,出席者有晉中市委副書記暨市長劉星、市政協副主席張學東、市教育局長鄧繼傑等重要官員。 梁艷萍宣布升會旗時,播放的背景音樂竟是台灣在奧運場所使用的「中華奧會會歌」,即有「青天白日滿地紅」歌詞的中華民國國旗歌旋律,且現場完全無人察覺。(觀看視頻) 台灣因為受到中共打壓,1984年起出席奧運會,都不能播放「中華民國國歌」,只能播放改編自「中華民國國旗歌」的「中華奧會會歌」。 晉中運動會這次播放「中華奧會會歌」,引網民熱議嘲諷。 有中國網民說,據說主辦單位試圖播放奧會歌以顯「國際化」,但網搜後誤以為「中華奧會會歌」就是中國奧會歌,才會造成如此的致命失誤。 台灣網民也留言嘲諷,「有人要倒楣了」,「莫名其妙反攻大陸了?」,「所以,中華民國統一中國了?」「慘,叛國罪準備列入失蹤人口」、「小粉紅表示:台灣奧運獎牌都算我們的,國旗歌自然也是我們的」,「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可以聽到國旗歌在共產地區響起,你習大大要小心了」。 還有網民扯陰謀論,「我個人不知道該不該提個懷疑,若這影片沒被封殺的話,可能是習派和反習派政治鬥爭,這個影片被向外留傳,表示中共的公部門中,有些是習派無法掌握的」,「一定是故意的」。
中國山西一名男子近日投訴小區電梯收費問題後,7月4日至市場監管局查詢處理情況,結果該局一名負責人當場撕毀處理該投訴結果的文件。該男不滿文件被撕毀,在網路上上傳爆料視頻,隨即迅速登上了大陸各大社交平台熱榜。 視頻畫面顯示,一份群眾投訴處理結果的文件遭到撕毀,現場有一名男子質問走在他前面的一名男性工作為何要撕毀文件。 大皖新聞報導,當事人郝先生說,此前他投訴小區電梯收費問題,4日下午他前往介休市市場監管局查詢處理結果,並讓工作人員列印出來。但工作人員說文件能否讓他帶走,須請示領導。隨後,他們一起去找了該局價格監督檢查股負責人王某,結果王某說不能給,併當場撕毀了該文件。 郝先生表示,作為辦事群眾,他無法接受王某撕毀文件的舉動,因此將情況反映給該局主要負責人與介休市紀委監委,但目前尚未收到反饋結果。 介休市政府官網資料顯示,介休市市場監管局價格監督檢查股負責組織指導全市價格監督檢查工作;依法監管價格收費行為,組織實施全市商品價格、服務價格以及國家機關、事業單位收費的監督檢查工作等,負責人確為王某。 介休市市場監管局相關工作人員回應媒體查詢稱,王某外出檢查,局裡的負責人已知曉這件事,正積極調查中。介休市市場監管局主要負責人則稱,郝先生反映的情況,該局高度重視,正在聯繫當事人處理。介休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稱,案件均是保密,目前無法透露具體情況。 網民斥:匪氣十足 事件引起網民炸鍋質問,「這種人是怎麼當上科長的?」「官老爺。」「這都什麼呀,代表了誰?」「還不開除,留來何用?」有山西網民說,「豪橫慣了,應該嚴查。」「匪氣十足。」「為人民服務??」 還有網民揶揄道,「查著查著就沒了!」「嚴查惡意投訴者。」「最多在家休息兩天,然後正常上班。」「一杯茶,一包煙,一張報紙看半天。」「這視頻怎麼發布出來的,嚴查…」 也有網民嘲諷說,「下次注意別被拍到。實在不行搶手機,再不行就把輿論壓住。絕對就這幾條。」「估計這人是局長爸。」還有網民怒斥,「撕毀證據罪加一等!」「門難進,臉難看,現在他還當面撕!」
中國山西省雲岡石窟景區近日被爆料女廁加裝了讀秒計時器,讓遊客當場傻眼,直呼「這也太崩潰!」 近日,中國網傳一支視頻顯示,某個旅遊景區的女廁,都在每個隔間的門楣上安裝電子顯示屏,綠色顯示裡面沒人,紅色顯示裡面有人,並在有人進入後,開始計時顯示時間。 發布視頻者在留言區回應說,視頻所示是山西雲岡石窟景區。 網傳曾有當地工作人員表示,由於到雲岡石窟的遊客越來越多,景區的廁所又是免費使用,導致「廁所不夠用」,因此用此方法應對。 輿論反彈 這段視頻和相關消息迅速在網路社交平台熱傳,引起一陣輿論反彈。 有人反諷道:「才裝計時器怎麼夠?要掃臉入坑,誰蹲超時拉黑名單,以後景區就乾淨多了。」 還有人追問:「到底誰出的這主意?」 有人質疑:「如果是廁所不夠用!不是應該增加衛生間數量嗎?」 而更多的是吐槽:「景區又不是公司,誰會在廁所待著不出來,有什麼必要?」 一名剛從雲岡石窟旅遊歸來的遊客6月7日向陸媒《瀟湘晨報》證實,該景區的女廁確實安裝了顯示屏和計時器。 當天,《瀟湘晨報》致電雲岡石窟求證,景區的工作人員辯解稱:「沒有控制上廁所的時間,不可能中途把人攆出來。也不是說5分鐘、10分鐘就必須出來。」 一名工作人員還稱,計時器只是顯示廁所在那一時間段里有人,「是網友腦洞大開,不了解情況」。 不過,網民顯然不服氣,又發文質問:「顯示是否有人,只需亮起紅燈、綠燈就夠了。不打算催人出來,幹嘛還讀秒計時呢?」
各縣存在一定自主空間。按照第一批試點縣的改革經驗,司法局一般保留為正科級單位,信訪局保留為副科級單位。但對A縣而言,信訪工作難度更大一些,所以把信訪局的級別調整成正科,司法局調整成副科。 「這樣一種橫向的合併,沒有解決縱向的問題,上下就不對口了。」 復旦大學教授竺干威認為,「這也是前面幾個地區改革失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山西的改革,引起了外省市的關注。迄今已有青海、內蒙古、湖南等地派出專人到山西調研,學習小縣的改革經驗。 4年後,山西啟動了第三批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試點工作。 消息是從大同傳出的。2024年3月23日,大同市「兩會」召開期間,大同市委書記盧東亮在參加左雲縣代表團審議時提到,左雲縣要穩妥有序推進人口小縣機構改革。稍早之前的2024年2月1日,大同市委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人口小縣(左雲縣)機構改革試點實施方案》。 2020年以來,山西先後分兩批推進6個人口小縣的改革試點,包括忻州市河曲縣、臨汾市浮山縣、太原市婁煩縣、呂梁市石樓縣、晉中市榆社縣、長治市黎城縣。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信息顯示,包括大同市左雲縣、朔州市右玉縣等在內,山西約有5個「人口小縣」成為第三批改革試點縣。 人口小縣已成地方機構改革中的顯性話題。山西之外,青海、內蒙古、湖南、安徽、甘肅、江西等地,亦有小縣改革的嘗試。 對部分改革親歷者來說,小縣改革剛剛「平穩過渡」不久,新一輪自上而下的機構改革又將帶來新的挑戰。 2024年4月25日,左雲縣委宣傳部一名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人口小縣改革肯定要涉及到機構合併,但是目前我縣還沒有推開。」 1、一定的自主空間 位於山西北部的左雲,是大同市人口最少的縣。左雲縣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年底,該縣常住人口約為11.54萬。 一般來說,常住人口小於20萬的縣級行政區被視為人口小縣。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在山西省117個縣級行政區中,常住人口不足20萬的有47個,不足10萬的有16個。 人口小縣的數量多了,一些共性問題開始顯現。2019年年底,時任山西省委主要領導在基層調研時發現,山西人口小縣存在財政供養入不敷出的現象,財政支出主要依靠政府轉移支付,普遍存在「等、靠、要」的思維慣性等問題。 山西省委編辦有關負責人在2022年9月接受媒體採訪時亦表示,山西省人口小縣大多存在財政供養人員比例失衡、人浮於事等突出問題,省委由此決策部署開展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試點工作。 2020年4月,臨汾市浮山縣和忻州市河曲縣成為第一批改革試點縣。 常住人口不足10萬的浮山,財政供養人員比例失衡的問題同樣突出。以浮山縣2020年的數據為例,全年全縣GDP完成39.2億元,一般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僅1.3億元。在此財政收入水平下,供養公職人員的經費成了一筆龐大的開支。 南方周末記者從浮山縣獲取的數據顯示,機構改革前,該縣有財政供養人員5906人,人員經費支出4.6億元。也就是說,彼時,浮山全縣約每17個人中,就有1人是「吃財政飯」的。而全縣每年給公職人員發放的薪酬,接近其年財政收入的3.5倍。 2020年12月24日,浮山縣召開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試點動員大會,兩天後,縣領導為新成立的機構揭牌。 浮山縣委負責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表示,該縣的機構改革得到了中編辦和山西省委編辦的指導。改革後,按照「大部制」的原則,浮山縣黨委序列的直屬機關由9個精簡為6個,政府序列由26個精簡為16個,一共精簡到22個。 在縣黨委序列,浮山縣委辦和縣政府辦合為一家,對外的名稱表述為「縣委辦(政府辦)」。縣紀委監委機關和縣委巡察辦合併,縣委組織部和縣委編辦合併,縣文旅局、縣文物局併入縣委宣傳部,民宗局併入統戰部,縣司法局和縣信訪局則劃入縣委政法委。 縣政府部門中,民政局和人社局進行了合併,自然資源局和林業局合併,住建局和交通局合併,發改局、工信局、教科局的科技部分合併成為發改和科技商務局(工信局),農業農村局、水利局、扶貧辦合併為農業農村和水利局。 在設計和執行改革方案之初,浮山本想更「大刀闊斧」一些,但有些部門難以合併。比如浮山最初打算將審計局和其他局合併,但浮山縣一位縣領導介紹,調研中發現審計部門的監督職能很強,和其他局合併後不便於監督,就保持了單設的局面。 同為第一批改革試點的忻州市河曲縣,改革之後,原有的36個黨政機構也整合為22個,事業單位由186個整合為40個。 浮山和河曲的嘗試,為後續的試點提供了經驗。此後,2022年4月,山西省委確定太原市婁煩縣、呂梁市石樓縣、晉中市榆社縣、長治市黎城縣等4個縣為第二批試點縣。 王偉(化名)是山西人口小縣機構改革第二批試點縣中A縣的縣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在他的印象里,A縣更具體的改革工作是從2022年5月開始推動的,「主要是合併機構、精簡人員,把原來職能相近的部門都合併起來。」 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省里給出改革指導意見後,縣裡負責制定具體改革方案,最終再報市裡審批。 在機構改革的執行層面,各縣存在一定自主空間。比如,按照第一批試點縣的改革經驗,司法局一般保留為正科級單位,信訪局保留為副科級單位。王偉說,但對A縣而言,信訪工作難度更大一些,所以把信訪局的級別調整成正科,司法局調整成副科。 第二批的改革方式、方法,在王偉看來,和第一批「是一模一樣的」,只有部分細節調整。 浮山是山西人口小縣改革第一批試點縣,圖為該縣農村旅遊航拍圖。(人民視覺供圖 / 圖) 2、「改革不只是變幾個名字」 按照第一批試點縣的經驗,機構撤併後,縣領導兼任局長,同時每個局設置一名常務副局長,主持日常工作。 浮山明確了14個縣直機關由10名縣委常委或副縣長兼任「一把手」,還有1名副職主持日常工作。縣領導擔任這些局的黨組書記、法定代表人。 A縣延續了縣領導兼任局長的做法。王偉介紹,改革後,有的局長成了常務副局長,繼續主持日常工作;有些局長沒有合適的崗位,就適當晉陞職級,安排其他工作。 「比如說原來你是正科,(現在)給你晉陞成一級主任科員或者四級調研員。」王偉補充,此後,這些人員被安排的工作大都和鄉村振興、主題教育等縣委、縣政府的階段性重點工作有關。 誰能留下?誰會離開?人員安排是否偏向年輕幹部?王偉表示,面臨著緊迫的改革任務,已經「顧不上」考慮那麼多了,「首先是以穩定為主,再根據幹部的個人專長、學歷專業、年齡結構去調整。」他解釋:「當時不敢硬考慮年輕。光考慮年輕,有些事情就沒法操作了。」 王偉的擔心不無道理。實際上,山西的第二批改革也遇到過「阻力」。 據媒體公開報道,繼浮山和河曲之後,山西原本選定了12個小縣作為第二批機構改革試點,但後來減少為8個。最終,僅4個縣接受改革指導意見並願意推進改革。 李軍(化名)曾任山西某人口小縣改革試點縣的主政官員,他能理解地方對改革的某些「不樂意」。 「對體制機制上的改革,大家可能覺得維持現狀是最好的。」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維持現狀,我就可以運轉下去。一旦改革,它不只是變幾個名字、合併幾個局長的問題,涉及的全是個人利益。」 李軍補充:「在小縣城,大家可能辛苦一輩子,天花板就是一個局長,甚至副局長。一旦涉及到機構改革,這裡面肯定涉及機構合併和職務整合,有的正職就成副的了,有的公務員就成事業編了。所以一般對地方政府決策者來說,肯定是能不動就不動。」 具體到山西第二批人口小縣改革試點數量的變化,李軍覺得,這或許也和當時的工作重點的變化有關。 李軍記得,2022年,新冠疫情防控進入中後期,「我們當時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在抓疫情防控,兩天就要開一次疫情防控會。經濟工作,包括一些深化改革的工作,只要不是強制性必須要交賬的,一般來說,那會兒肯定不是我們的主要任務。」 3、公用經費下降明顯 山西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至今,一些效果開始顯現。山西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編辦主任張曉峰曾公開撰文表示,對稍早參與改革的6個試點縣而言,「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效」。 南方周末記者此前從浮山縣獲取的材料顯示,通過機構精簡和職能融合,該縣獨立核算預算單位由改革前的124個壓減到86個,2021年預算公用經費比2020年壓減了283萬元,降低了10.1%。 以浮山縣民政和人社局為例,改革前民政局的年運行成本為12.8萬元,人社局為33.9萬,合併為一個局後,民政和人社局的運行成本為39.8萬,一年節省6.9萬元經費。 河曲縣委組織部公布的信息顯示,經測算,經過3-5年的過渡期後,河曲縣的行政成本將大幅下降,公用經費支出減少367萬元,下降8.2%;財政供養人員比例由改革前的32∶1提高到40∶1。 王偉表示,在A縣,目前的人員經費「暫時省不了」,這和改革後部分部門暫時超編以及因職級調整帶來的工資增長有關。 他解釋,機構改革後,一些因部門合併而成立的新部門,整體而言出現了超編的情況,「比如說原來50個編製,現在只有40個了,目前看,在崗人員是超了的。」 超編人員的消化需要時間,三五年的政策過渡期後,部分人員退休了,整體的編製才能符合改革的要求。「從長遠來看,這筆錢肯定是能省下來的。」王偉補充。 相較於人員工資,在A縣,節省部門經費的效果立竿見影。王偉解釋,過去,農業農村局、水利局、鄉村振興局等3個部門都是獨立核算單位,每個部門都有公用經費。機構改革後,3個部門合併成1個,公用經費自然也只有一份,「錢肯定是省下來了」。 山西的改革,引起了外省市的關注。據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迄今已有青海、內蒙古、湖南等地派出專人到山西調研,學習小縣改革經驗。 2022年8月2日至5日,青海省委編辦會同果洛州委編辦及瑪多縣有關部門(單位)負責人組成調研組,赴山西省考察學習人口小縣改革經驗。 青海省委編辦向南方周末記者提供的調研報告顯示,結合學習考察情況和山西省涉改市縣相關做法經驗,調研組提出了「考察學習山西省改革經驗做法,進一步修改完善《瑪多縣『人口小縣』機構整合試點實施方案》」「出台幹部職級晉陞、提前退休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加大柔性用編力度,有效降低改革阻力」等建議。 常住人口不足1.5萬人的瑪多縣是青海省人口總量最少、機構編製規模最小的建制縣。2022年5月,瑪多成為青海人口小縣機構整合試點縣,設置黨委機構6個,政府工作部門14個,黨政機構由改革前的25個精簡為20個。 2023年9月15日,瑪多縣正式印發並實施涉改部門「三定」和「九定」之規,瑪多縣人口小縣機構整合試點宣告完成。 左雲縣政務服務中心。(南方周末記者李桂 / 圖) 4、「上下不對口」何解? 以「精簡機構和人員」為核心內容的地方改革嘗試,早已有之。 1990年代,財政自給率只有27%、需舉債才能發工資的陝西省黃龍縣率先開始改革,試圖通過精簡機構和人員的方式緩解財政壓力。 黃龍縣將職能相近的局委合併,並對有經濟收入的單位分三年逐年減少財政供給,直至全部脫鉤。最終,該縣撤併了黨政事業單位58個,僅縣直單位就減少了228個吃「財政飯」的人員。不過,幾年後,不少機構又恢復了原樣,財政供給人員甚至比改革前還增加了一千多人。 黃龍縣機構改革的阻力與「條條的壓力」有關。據《新華每日電訊》報道,改革後,有的上級政府部門在黃龍找不到對口單位,有人形象地總結說:「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 繼黃龍之後,湖北省隨州市在2000年開始的改革也遇到了類似困境。機構改革7年之際,有媒體回訪隨州改革現狀,發現反倒增加了9個機構。 2009年9月,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實施黨政聯動的「大部制」改革。改革後,順德區委社會工作部與區政府民政宗教和外事僑務局合署辦公,涵蓋了原來統戰、僑務、外事、民族宗教、民政、農村等9個部門的全部或部分職能,工青婦殘聯也歸口到該部。 此後,一個農村工作科就要對應省農業廳、省農辦、省財政廳3個部門。到了寫各類彙報材料和年終總結時,社工部(局)對應著14個省級部門,就要寫14份總結報告。該部(局)秘書科的人手一度增加到9個,而一般部(局)的秘書科只有兩三個人。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竺干威長期關注機構改革,在他看來,黃龍、隨州和山西的改革有一定的共性,也有差異。黃龍屬於特例,「完全是因財政拮据問題引發的」;而隨州和山西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帶有自上而下的特點,「既有服從上級指示的一面,也有試圖改變現狀的一面。」 山西人口小縣機構改革開始的時間更晚,其政策背景,可以追溯到2018年機構改革提出的「允許地方根據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在規定限額內因地制宜設置機構和配置職能」。 與黃龍、隨州、順德相比,山西改革的核心內容差異不大,主要就是精簡機構、縮減編製。竺干威認為,這與環境壓力、路徑依賴有關,「一般來說,沿著原有的路徑往前走,要比另闢蹊徑來得容易。」 對人口小縣而言,是否只存在橫向機構合併這一條出路?答案是不盡然。 2021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全國政協常委李冬玉提交了《優化縣級行政區劃,推進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提案。她建議,對人口規模低於10萬的小縣試點先行合併,以減少行政資源浪費。 李冬玉的這一建議在陝西佛坪縣受到了抵制。佛坪位於秦嶺南麓的深山中,2021年常住人口為26597人,是李冬玉口中人口小縣的代表。李冬玉提交提案的消息從北京傳到佛坪後,當地兩百餘名退休幹部馬上聯名向陝西有關領導寫了一份「不贊成小縣合併的建議」。 在山西,「合併」的動議早已有之,但最終沒有下文。 臨汾下轄的曲沃縣和侯馬市歷史上曾是一家,有著共同的文化底蘊,至今兩地市縣分置也不過五十餘年。侯馬位於山西省西南部,人口不少,但行政區域總面積僅有274平方公里,是山西省面積最小的縣。 2018年11月,曲沃縣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關於對曲沃縣和侯馬市合併的意見(草案)》,同意曲沃縣、侯馬市合併,合併後稱侯馬市,新的市政府設在曲沃縣城。 但此後,兩地合併的事卻不了了之。社會上對兩地合併爭議的焦點是,合併後地名是叫「曲沃」還是「侯馬」。曲沃縣曾獲得中國地名文化遺產「千年古縣」的稱號,旅遊業發展潛力大,但侯馬市知名度更高,且是縣級市。 人口小縣的問題並非山西獨有。《中國縣域統計年鑒2021(縣市卷)》公開的數據顯示,在納入統計的2075個縣域單位中,戶籍人口在10萬到20萬之間的縣(市)有228個,10萬以下的縣(市)有206個。其中,又有90個袖珍縣(市),常住人口在5萬以下。 竺干威覺得,問題的解決之道,還要從小縣本身的特性下手。「這幺小的縣,看上去有這麼多的官員和機構,這個感覺就非常不好。如果再稍微大一些的話,這個問題相對來說就不會顯得很重要。」 在竺干威看來,改革要跳出政府來解決問題,發展經濟是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出路。「這樣一種橫向的合併,沒有解決縱向的問題,上下就不對口了。」他認為,「這也是前面幾個地區改革失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對山西的試點縣而言,「上下不對口」問題也已出現。 按照新一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在人口小縣改革中划到政法委的信訪局,將划到新成立的社會工作部。對王偉等地方黨委核心成員而言,這又是新的挑戰。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