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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山西一名49岁官员在办公室突发疾病猝死的细节于近日曝光，再度引发大众对大陆青壮年频频猝死事件的关注。 据陆媒4月11日报导，山西省朔州市生态环境局朔城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志文，于4月1日在办公室突发疾病，抢救无效离世。医生在医学证明中指出王志文是“猝死”。 他的妻子张女士称，王志文生前的身体很好，除了血压有些高外，没有其他毛病，此次发病十分突然。 她介绍，4月1日下午5时50分左右，丈夫的同事看到王志文坐在椅子上，头朝后仰，于是开口喊他，却没有得到回应。同事走上前，发现王志文的脸色很不对劲，马上拨打120，将其送往医院。等她赶到医院时，医护人员正在进行抢救，护士告诉她“已经没有意识了”。后来，她到丈夫的办公室收拾东西，发现椅子上的坐垫已经被尿湿了。 据了解，王志文与妻子育有两个孩子，大女儿正在读研究生，小儿子将在今年6月参加高考。 公开资料显示，王志文于2019年担任朔州市生态环境局右玉分局局长，2020年2月调任朔城分局党组书记、局长。 近年来，中国大陆青壮年猝死案例频发，涉及官员、媒体人、网红及普通从业者，引发舆论持续关注。 近期猝死的部分案例包括： 4月4日，大陆网红，年仅26岁的网红拳手阿牛（真名田岩映）猝死，留下一个年仅1岁的孩子。 4月2日，内蒙古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分局丰田派出所警察尹宏伟在值班期间猝死，年52岁。 3月25日，湖南师范大学临床医学院党委书记袁友红猝死，年56岁。 3月24日，网红张雪峰猝死，年仅41岁。 3月20日，大陆国通信讬党委书记、董事长汤建猝死，年55岁。 3月19日，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调查记者魏华猝死，年45岁。 3月10日，山西网红“王炸姐”猝死，年仅39岁。 3月5日，大陆演员蒋小东的独子蒋一铭去世，年仅28岁。 青壮年猝死事件，引发社会震动。在多个社交平台上，不少年轻网友发帖称，“总觉得自己心跳也不对”“连夜挂了心内科，生怕自己也是下一个”。 还有网友晒出挂号记录称：“以前觉得心脏病是老年病，现在发现离30岁也不远。” 四川大学附属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小强表示，近十天该院心内科门诊量环比增加了15%左右，40岁以下的年轻患者比例增加“非常明显”。他说，“最近30多岁、40岁左右，甚至20来岁的年轻人就诊的明显多了。” 成都第三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张震说，与去年同期相比，近期心血管内科门诊量增长了20%以上。其中，40岁以下年轻患者占比约百分之十几，60岁以下人群总体占比超过50%。
4月16日凌晨，山西长治市潞城区境内国道发生塌陷事故，造成四车追尾、两人死亡。 4月20日，山西省潞城公路管理段发布通报称，4月16日凌晨1时40分许，国道309线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K810+530处上行线（黎城至潞城方向）发生塌陷，造成4车追尾致2人死亡。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大型货车的车头被撞得面目全非，驾驶室亦被撞毁。 有知情者称，事故发生时，大货司机被甩出驾驶室，当场死亡。 遇难大货车司机的女儿反映，事发路段塌陷直径长达4米多，且未设置任何警示标识，质疑道路管理有安全隐患。她说：“16日凌晨1点40分左右，我父亲开车路过微子镇石匣村附近路段，路面突然塌陷，车辆坠落又被弹起来，我父亲被甩出驾驶室，造成车毁人亡。” 受害者的女儿称，父亲今年55岁，河北邢台人，事发时她的父亲是在正常行驶，不存在超载问题，这是道路安全问题造成的。这个大坑直径4米多，挺深的。她悲伤的表示，事发已过去4天，“我父亲的遗体还在殡仪馆，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政府部门与我们家属对接善后，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值得注意的是，在4月16日，长治市潞城区交警大队曾发布通告称，该路段因路基塌方已封闭施工。 因此，有很多网友质疑，该路段即以宣布封闭，为何还在继续通行？ 有网友评论称，“也不是灾害雨季，看你们咋解释？”“去年广东梅州车祸无声无息过去了。” 还有人质疑道，“山西交通事故频传？是否施工有大面积偷工减料？” 官方最新通报称，据调查，该路段由于水渗流潜蚀导致突发性塌陷。塌陷坑洞长2.9米、宽2.9米、深1米。 经专家初步调查分析，该路段由于地表水入渗和地下水渗流、潜蚀造成湿陷，路基形成空洞，导致突发性塌陷。 据公开资料，该路段始建于1987年，属二级公路。
中国山西省一间小学本月上旬举办运动会，公然直播台湾出席奥运时播放的“中华奥会会歌”。台湾网民嘲讽说，“所以，中华民国统一中国了？” 中国抖音与B站等社交媒体近期热传一段视频，内容是8月6日“晋中市2024年中小学生田径锦标赛”开幕式，不仅升旗仪式十分盛大，还有许多表演节目。开幕式由晋中市副市长梁艳萍主持，出席者有晋中市委副书记暨市长刘星、市政协副主席张学东、市教育局长邓继杰等重要官员。 梁艳萍宣布升会旗时，播放的背景音乐竟是台湾在奥运场所使用的“中华奥会会歌”，即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歌词的中华民国国旗歌旋律，且现场完全无人察觉。（观看视频） 台湾因为受到中共打压，1984年起出席奥运会，都不能播放“中华民国国歌”，只能播放改编自“中华民国国旗歌”的“中华奥会会歌”。 晋中运动会这次播放“中华奥会会歌”，引网民热议嘲讽。 有中国网民说，据说主办单位试图播放奥会歌以显“国际化”，但网搜后误以为“中华奥会会歌”就是中国奥会歌，才会造成如此的致命失误。 台湾网民也留言嘲讽，“有人要倒楣了”，“莫名其妙反攻大陆了？”，“所以，中华民国统一中国了？”“惨，叛国罪准备列入失踪人口”、“小粉红表示：台湾奥运奖牌都算我们的，国旗歌自然也是我们的”，“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可以听到国旗歌在共产地区响起，你习大大要小心了”。 还有网民扯阴谋论，“我个人不知道该不该提个怀疑，若这影片没被封杀的话，可能是习派和反习派政治斗争，这个影片被向外留传，表示中共的公部门中，有些是习派无法掌握的”，“一定是故意的”。
中国山西一名男子近日投诉小区电梯收费问题后，7月4日至市场监管局查询处理情况，结果该局一名负责人当场撕毁处理该投诉结果的文件。该男不满文件被撕毁，在网路上上传爆料视频，随即迅速登上了大陆各大社交平台热榜。 视频画面显示，一份群众投诉处理结果的文件遭到撕毁，现场有一名男子质问走在他前面的一名男性工作为何要撕毁文件。 大皖新闻报导，当事人郝先生说，此前他投诉小区电梯收费问题，4日下午他前往介休市市场监管局查询处理结果，并让工作人员打印出来。但工作人员说文件能否让他带走，须请示领导。随后，他们一起去找了该局价格监督检查股负责人王某，结果王某说不能给，并当场撕毁了该文件。 郝先生表示，作为办事群众，他无法接受王某撕毁文件的举动，因此将情况反映给该局主要负责人与介休市纪委监委，但目前尚未收到反馈结果。 介休市政府官网资料显示，介休市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查股负责组织指导全市价格监督检查工作；依法监管价格收费行为，组织实施全市商品价格、服务价格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收费的监督检查工作等，负责人确为王某。 介休市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应媒体查询称，王某外出检查，局里的负责人已知晓这件事，正积极调查中。介休市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则称，郝先生反映的情况，该局高度重视，正在联系当事人处理。介休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称，案件均是保密，目前无法透露具体情况。 网民斥：匪气十足 事件引起网民炸锅质问，“这种人是怎么当上科长的？”“官老爷。”“这都什么呀，代表了谁？”“还不开除，留来何用？”有山西网民说，“豪横惯了，应该严查。”“匪气十足。”“为人民服务？？” 还有网民揶揄道，“查著查著就没了！”“严查恶意投诉者。”“最多在家休息两天，然后正常上班。”“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这视频怎么发布出来的，严查…” 也有网民嘲讽说，“下次注意别被拍到。实在不行抢手机，再不行就把舆论压住。绝对就这几条。”“估计这人是局长爸。”还有网民怒斥，“撕毁证据罪加一等！”“门难进，脸难看，现在他还当面撕！”
中国山西省云冈石窟景区近日被爆料女厕加装了读秒计时器，让游客当场傻眼，直呼“这也太崩溃！” 近日，中国网传一支视频显示，某个旅游景区的女厕，都在每个隔间的门楣上安装电子显示屏，绿色显示里面没人，红色显示里面有人，并在有人进入后，开始计时显示时间。 发布视频者在留言区回应说，视频所示是山西云冈石窟景区。 网传曾有当地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到云冈石窟的游客越来越多，景区的厕所又是免费使用，导致“厕所不够用”，因此用此方法应对。 舆论反弹 这段视频和相关消息迅速在网络社交平台热传，引起一阵舆论反弹。 有人反讽道：“才装计时器怎么够？要扫脸入坑，谁蹲超时拉黑名单，以后景区就干净多了。” 还有人追问：“到底谁出的这主意？” 有人质疑：“如果是厕所不够用！不是应该增加卫生间数量吗？” 而更多的是吐槽：“景区又不是公司，谁会在厕所待著不出来，有什么必要？” 一名刚从云冈石窟旅游归来的游客6月7日向陆媒《潇湘晨报》证实，该景区的女厕确实安装了显示屏和计时器。 当天，《潇湘晨报》致电云冈石窟求证，景区的工作人员辩解称：“没有控制上厕所的时间，不可能中途把人撵出来。也不是说5分钟、10分钟就必须出来。” 一名工作人员还称，计时器只是显示厕所在那一时间段里有人，“是网友脑洞大开，不了解情况”。 不过，网民显然不服气，又发文质问：“显示是否有人，只需亮起红灯、绿灯就够了。不打算催人出来，干嘛还读秒计时呢？”
各县存在一定自主空间。按照第一批试点县的改革经验，司法局一般保留为正科级单位，信访局保留为副科级单位。但对A县而言，信访工作难度更大一些，所以把信访局的级别调整成正科，司法局调整成副科。 “这样一种横向的合并，没有解决纵向的问题，上下就不对口了。” 复旦大学教授竺干威认为，“这也是前面几个地区改革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山西的改革，引起了外省市的关注。迄今已有青海、内蒙古、湖南等地派出专人到山西调研，学习小县的改革经验。 4年后，山西启动了第三批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工作。 消息是从大同传出的。2024年3月23日，大同市“两会”召开期间，大同市委书记卢东亮在参加左云县代表团审议时提到，左云县要稳妥有序推进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稍早之前的2024年2月1日，大同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人口小县（左云县）机构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2020年以来，山西先后分两批推进6个人口小县的改革试点，包括忻州市河曲县、临汾市浮山县、太原市娄烦县、吕梁市石楼县、晋中市榆社县、长治市黎城县。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信息显示，包括大同市左云县、朔州市右玉县等在内，山西约有5个“人口小县”成为第三批改革试点县。 人口小县已成地方机构改革中的显性话题。山西之外，青海、内蒙古、湖南、安徽、甘肃、江西等地，亦有小县改革的尝试。 对部分改革亲历者来说，小县改革刚刚“平稳过渡”不久，新一轮自上而下的机构改革又将带来新的挑战。 2024年4月25日，左云县委宣传部一名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人口小县改革肯定要涉及到机构合并，但是目前我县还没有推开。” 1、一定的自主空间 位于山西北部的左云，是大同市人口最少的县。左云县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年底，该县常住人口约为11.54万。 一般来说，常住人口小于20万的县级行政区被视为人口小县。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在山西省117个县级行政区中，常住人口不足20万的有47个，不足10万的有16个。 人口小县的数量多了，一些共性问题开始显现。2019年年底，时任山西省委主要领导在基层调研时发现，山西人口小县存在财政供养入不敷出的现象，财政支出主要依靠政府转移支付，普遍存在“等、靠、要”的思维惯性等问题。 山西省委编办有关负责人在2022年9月接受媒体采访时亦表示，山西省人口小县大多存在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失衡、人浮于事等突出问题，省委由此决策部署开展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工作。 2020年4月，临汾市浮山县和忻州市河曲县成为第一批改革试点县。 常住人口不足10万的浮山，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失衡的问题同样突出。以浮山县2020年的数据为例，全年全县GDP完成39.2亿元，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仅1.3亿元。在此财政收入水平下，供养公职人员的经费成了一笔庞大的开支。 南方周末记者从浮山县获取的数据显示，机构改革前，该县有财政供养人员5906人，人员经费支出4.6亿元。也就是说，彼时，浮山全县约每17个人中，就有1人是“吃财政饭”的。而全县每年给公职人员发放的薪酬，接近其年财政收入的3.5倍。 2020年12月24日，浮山县召开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动员大会，两天后，县领导为新成立的机构揭牌。 浮山县委负责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县的机构改革得到了中编办和山西省委编办的指导。改革后，按照“大部制”的原则，浮山县党委序列的直属机关由9个精简为6个，政府序列由26个精简为16个，一共精简到22个。 在县党委序列，浮山县委办和县政府办合为一家，对外的名称表述为“县委办（政府办）”。县纪委监委机关和县委巡察办合并，县委组织部和县委编办合并，县文旅局、县文物局并入县委宣传部，民宗局并入统战部，县司法局和县信访局则划入县委政法委。 县政府部门中，民政局和人社局进行了合并，自然资源局和林业局合并，住建局和交通局合并，发改局、工信局、教科局的科技部分合并成为发改和科技商务局（工信局），农业农村局、水利局、扶贫办合并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在设计和执行改革方案之初，浮山本想更“大刀阔斧”一些，但有些部门难以合并。比如浮山最初打算将审计局和其他局合并，但浮山县一位县领导介绍，调研中发现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很强，和其他局合并后不便于监督，就保持了单设的局面。 同为第一批改革试点的忻州市河曲县，改革之后，原有的36个党政机构也整合为22个，事业单位由186个整合为40个。 浮山和河曲的尝试，为后续的试点提供了经验。此后，2022年4月，山西省委确定太原市娄烦县、吕梁市石楼县、晋中市榆社县、长治市黎城县等4个县为第二批试点县。 王伟（化名）是山西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第二批试点县中A县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在他的印象里，A县更具体的改革工作是从2022年5月开始推动的，“主要是合并机构、精简人员，把原来职能相近的部门都合并起来。”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省里给出改革指导意见后，县里负责制定具体改革方案，最终再报市里审批。 在机构改革的执行层面，各县存在一定自主空间。比如，按照第一批试点县的改革经验，司法局一般保留为正科级单位，信访局保留为副科级单位。王伟说，但对A县而言，信访工作难度更大一些，所以把信访局的级别调整成正科，司法局调整成副科。 第二批的改革方式、方法，在王伟看来，和第一批“是一模一样的”，只有部分细节调整。 浮山是山西人口小县改革第一批试点县，图为该县农村旅游航拍图。（人民视觉供图 / 图） 2、“改革不只是变几个名字” 按照第一批试点县的经验，机构撤并后，县领导兼任局长，同时每个局设置一名常务副局长，主持日常工作。 浮山明确了14个县直机关由10名县委常委或副县长兼任“一把手”，还有1名副职主持日常工作。县领导担任这些局的党组书记、法定代表人。 A县延续了县领导兼任局长的做法。王伟介绍，改革后，有的局长成了常务副局长，继续主持日常工作；有些局长没有合适的岗位，就适当晋升职级，安排其他工作。 “比如说原来你是正科，（现在）给你晋升成一级主任科员或者四级调研员。”王伟补充，此后，这些人员被安排的工作大都和乡村振兴、主题教育等县委、县政府的阶段性重点工作有关。 谁能留下？谁会离开？人员安排是否偏向年轻干部？王伟表示，面临着紧迫的改革任务，已经“顾不上”考虑那么多了，“首先是以稳定为主，再根据干部的个人专长、学历专业、年龄结构去调整。”他解释：“当时不敢硬考虑年轻。光考虑年轻，有些事情就没法操作了。” 王伟的担心不无道理。实际上，山西的第二批改革也遇到过“阻力”。 据媒体公开报道，继浮山和河曲之后，山西原本选定了12个小县作为第二批机构改革试点，但后来减少为8个。最终，仅4个县接受改革指导意见并愿意推进改革。 李军（化名）曾任山西某人口小县改革试点县的主政官员，他能理解地方对改革的某些“不乐意”。 “对体制机制上的改革，大家可能觉得维持现状是最好的。”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维持现状，我就可以运转下去。一旦改革，它不只是变几个名字、合并几个局长的问题，涉及的全是个人利益。” 李军补充：“在小县城，大家可能辛苦一辈子，天花板就是一个局长，甚至副局长。一旦涉及到机构改革，这里面肯定涉及机构合并和职务整合，有的正职就成副的了，有的公务员就成事业编了。所以一般对地方政府决策者来说，肯定是能不动就不动。” 具体到山西第二批人口小县改革试点数量的变化，李军觉得，这或许也和当时的工作重点的变化有关。 李军记得，2022年，新冠疫情防控进入中后期，“我们当时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在抓疫情防控，两天就要开一次疫情防控会。经济工作，包括一些深化改革的工作，只要不是强制性必须要交账的，一般来说，那会儿肯定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3、公用经费下降明显 山西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至今，一些效果开始显现。山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张晓峰曾公开撰文表示，对稍早参与改革的6个试点县而言，“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南方周末记者此前从浮山县获取的材料显示，通过机构精简和职能融合，该县独立核算预算单位由改革前的124个压减到86个，2021年预算公用经费比2020年压减了283万元，降低了10.1%。 以浮山县民政和人社局为例，改革前民政局的年运行成本为12.8万元，人社局为33.9万，合并为一个局后，民政和人社局的运行成本为39.8万，一年节省6.9万元经费。 河曲县委组织部公布的信息显示，经测算，经过3-5年的过渡期后，河曲县的行政成本将大幅下降，公用经费支出减少367万元，下降8.2％；财政供养人员比例由改革前的32∶1提高到40∶1。 王伟表示，在A县，目前的人员经费“暂时省不了”，这和改革后部分部门暂时超编以及因职级调整带来的工资增长有关。 他解释，机构改革后，一些因部门合并而成立的新部门，整体而言出现了超编的情况，“比如说原来50个编制，现在只有40个了，目前看，在岗人员是超了的。” 超编人员的消化需要时间，三五年的政策过渡期后，部分人员退休了，整体的编制才能符合改革的要求。“从长远来看，这笔钱肯定是能省下来的。”王伟补充。 相较于人员工资，在A县，节省部门经费的效果立竿见影。王伟解释，过去，农业农村局、水利局、乡村振兴局等3个部门都是独立核算单位，每个部门都有公用经费。机构改革后，3个部门合并成1个，公用经费自然也只有一份，“钱肯定是省下来了”。 山西的改革，引起了外省市的关注。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青海、内蒙古、湖南等地派出专人到山西调研，学习小县改革经验。 2022年8月2日至5日，青海省委编办会同果洛州委编办及玛多县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组成调研组，赴山西省考察学习人口小县改革经验。 青海省委编办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调研报告显示，结合学习考察情况和山西省涉改市县相关做法经验，调研组提出了“考察学习山西省改革经验做法，进一步修改完善《玛多县‘人口小县’机构整合试点实施方案》”“出台干部职级晋升、提前退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加大柔性用编力度，有效降低改革阻力”等建议。 常住人口不足1.5万人的玛多县是青海省人口总量最少、机构编制规模最小的建制县。2022年5月，玛多成为青海人口小县机构整合试点县，设置党委机构6个，政府工作部门14个，党政机构由改革前的25个精简为20个。 2023年9月15日，玛多县正式印发并实施涉改部门“三定”和“九定”之规，玛多县人口小县机构整合试点宣告完成。 左云县政务服务中心。（南方周末记者李桂 / 图） 4、“上下不对口”何解？ 以“精简机构和人员”为核心内容的地方改革尝试，早已有之。 1990年代，财政自给率只有27%、需举债才能发工资的陕西省黄龙县率先开始改革，试图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的方式缓解财政压力。 黄龙县将职能相近的局委合并，并对有经济收入的单位分三年逐年减少财政供给，直至全部脱钩。最终，该县撤并了党政事业单位58个，仅县直单位就减少了228个吃“财政饭”的人员。不过，几年后，不少机构又恢复了原样，财政供给人员甚至比改革前还增加了一千多人。 黄龙县机构改革的阻力与“条条的压力”有关。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改革后，有的上级政府部门在黄龙找不到对口单位，有人形象地总结说：“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 继黄龙之后，湖北省随州市在2000年开始的改革也遇到了类似困境。机构改革7年之际，有媒体回访随州改革现状，发现反倒增加了9个机构。 2009年9月，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实施党政联动的“大部制”改革。改革后，顺德区委社会工作部与区政府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合署办公，涵盖了原来统战、侨务、外事、民族宗教、民政、农村等9个部门的全部或部分职能，工青妇残联也归口到该部。 此后，一个农村工作科就要对应省农业厅、省农办、省财政厅3个部门。到了写各类汇报材料和年终总结时，社工部(局)对应着14个省级部门，就要写14份总结报告。该部（局）秘书科的人手一度增加到9个，而一般部（局）的秘书科只有两三个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竺干威长期关注机构改革，在他看来，黄龙、随州和山西的改革有一定的共性，也有差异。黄龙属于特例，“完全是因财政拮据问题引发的”；而随州和山西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自上而下的特点，“既有服从上级指示的一面，也有试图改变现状的一面。” 山西人口小县机构改革开始的时间更晚，其政策背景，可以追溯到2018年机构改革提出的“允许地方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规定限额内因地制宜设置机构和配置职能”。 与黄龙、随州、顺德相比，山西改革的核心内容差异不大，主要就是精简机构、缩减编制。竺干威认为，这与环境压力、路径依赖有关，“一般来说，沿着原有的路径往前走，要比另辟蹊径来得容易。” 对人口小县而言，是否只存在横向机构合并这一条出路？答案是不尽然。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李冬玉提交了《优化县级行政区划，推进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提案。她建议，对人口规模低于10万的小县试点先行合并，以减少行政资源浪费。 李冬玉的这一建议在陕西佛坪县受到了抵制。佛坪位于秦岭南麓的深山中，2021年常住人口为26597人，是李冬玉口中人口小县的代表。李冬玉提交提案的消息从北京传到佛坪后，当地两百余名退休干部马上联名向陕西有关领导写了一份“不赞成小县合并的建议”。 在山西，“合并”的动议早已有之，但最终没有下文。 临汾下辖的曲沃县和侯马市历史上曾是一家，有着共同的文化底蕴，至今两地市县分置也不过五十余年。侯马位于山西省西南部，人口不少，但行政区域总面积仅有274平方公里，是山西省面积最小的县。 2018年11月，曲沃县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对曲沃县和侯马市合并的意见（草案）》，同意曲沃县、侯马市合并，合并后称侯马市，新的市政府设在曲沃县城。 但此后，两地合并的事却不了了之。社会上对两地合并争议的焦点是，合并后地名是叫“曲沃”还是“侯马”。曲沃县曾获得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的称号，旅游业发展潜力大，但侯马市知名度更高，且是县级市。 人口小县的问题并非山西独有。《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21（县市卷）》公开的数据显示，在纳入统计的2075个县域单位中，户籍人口在10万到20万之间的县（市）有228个，10万以下的县（市）有206个。其中，又有90个袖珍县（市），常住人口在5万以下。 竺干威觉得，问题的解决之道，还要从小县本身的特性下手。“这幺小的县，看上去有这么多的官员和机构，这个感觉就非常不好。如果再稍微大一些的话，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就不会显得很重要。” 在竺干威看来，改革要跳出政府来解决问题，发展经济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出路。“这样一种横向的合并，没有解决纵向的问题，上下就不对口了。”他认为，“这也是前面几个地区改革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山西的试点县而言，“上下不对口”问题也已出现。 按照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在人口小县改革中划到政法委的信访局，将划到新成立的社会工作部。对王伟等地方党委核心成员而言，这又是新的挑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