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泛濫之際 澳前首席科學家開創「真人認證平台」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國打壓民企馬不停蹄，一些民企和富人響應習近平提出的所謂「共同富裕」的號召捐出大筆財富做慈善，這一連串作為被解讀成「劫富濟貧」。在自由亞洲電台「亞洲很想聊」節目中，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認為，所謂「第三次分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這是謊言欺騙。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明居正指出，中共掠奪式搶錢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備戰、打仗。 蔡霞在節目中認為所謂的「劫富濟貧」四字是很大誤導，從來不是道德行為。蔡霞解釋，中共在1950年「土改」(土地改革運動)，把農村土地分給農民，所謂「劫富濟貧」就是讓農民都有土地耕種。實際上是形成搶劫風氣，敗壞中國民間社會道德的土匪式做法。蔡霞認為，改革開放後「國富民窮」，共產黨、政府富了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外大撒幣很大方，但社會底層大部分並未富起來。 蔡霞：「去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6億人月收入在1千元以下；沒有收入達到560多萬人是赤貧階層、人均月收不到2千元達到9億多人。暴富的是中國共產黨，而赤貧的是民眾。另一個暴富的是貪官，中國共產黨自稱18大以來共查處408萬貪官(中共中紀委公布查處時間為2012年12月到今年5月)。」 蔡霞批評，中國政府花錢人民無權監督，政府不把錢挹注在民生問題而是用到「維穩」。把錢拿來招輔警，變成國家警察隊伍一分子。蔡霞說，2019到2020年中國全國多招收一千萬人，把錢大量用在警察保安，或是高科技監控人民。 蔡霞：「真正要解決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從民企去抓錢，而是要從制度變革開始。如果從『民企』著手做『第三次分配』，所謂『第三次分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這是謊言欺騙。實際上給政府合法的、表面看是正當，用公共權力訛詐民企，迫使他們拿出錢來。」 蔡霞指出，很多民企不得不花錢保平安、買身家性命，這隻會造成民企不敢投資，外企進一步退出。她說，「中國只能走上經濟蕭條，市場沒有活力，最後大家還是走向』共同貧窮』。所謂財富再分配，其實是極權制度下掠奪人民的借口。」 劫富濟貧是社會主義的理想？ 「亞洲很想聊」節目主持人戴忠仁進一步追問，「中共的做法完全是土匪式、掠奪式，還是有包含一點社會主義的理想化成分？」「我真的不認為有什麼社會主義理想。」明居正提出他的看法。 明居正分析，中國目前打壓大企業、整頓演藝圈、讓一些人捐錢，目前不脫三種說法，一是整頓秩序、第二是搞文革，第三是割韭菜。但是，明居正認為，「是部分對、不是全對」。 明居正帶著大家從中共內部看中共，他們看到內外都碰到非常大的挑戰，他用「滅頂般恐懼」來形容。明居正指出，中國經濟情況遠比外界理解的更差。國家如果財政困難缺錢印鈔票，過去靠黃金支撐，現在靠外匯儲備、進出口貿易量，但是中共在這幾個方面現在都出現問題。 明居正：「最新發展是美英澳同盟(AUKUS)，他看見內外交逼，外部要顏色革命，內部是有人要借這題目挑戰習近平、黨中央，他基本觀念是必須備戰。中共鬥爭性強，他的思維是時時刻刻都在鬥爭，現在好像逼在眼前。他搶錢手段不合法，真正搶錢目的是備戰、準備打仗。」 貧富差距惡化民怨反撲 中共維穩經費大于軍費 改革開放後，中國貧富差距急劇惡化，明居正解讀，當兩極化越來越嚴重，對體制越來越不滿，底層只看到自己的生活不公、受到欺壓，當他要求公平、法律不能保障他，就會產生極大的民怨，這也是為何中共出現「維穩」的現象。 明居正：「1980年代大家開始富裕起來開始搶錢，民怨越來越累積時，『維穩』經費需求越來越高。尤其是1989年以後，裁軍裁的是武警、輕裝師，武警不是警察，所以他實際上是用軍人『維穩』。這麼大筆錢從哪裡來？是剝削而來。」 中共「群體事件」統計停留在2010年18萬起 2012年後空白 民怨累積到一定程度將會爆發「群體事件」，蔡霞提到過去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每年會有跟蹤社會情況發展報告，但是在2012年就不允許再報，但是統計一直持續。根據蔡霞估計，每天在中國這塊土地至少發生250起「群體事件」，一年365天就是10多萬起，以至於中國會發生「維穩」經費超過軍費的現象。 蔡霞：「他不是真正去解決問題，他是把提出問題的人解決，就是鎮壓。中國大陸對公民社會成長越來越嚴酷打壓，所有公民組織都被迫解散，連互相熱心公益事業的人大家一起吃飯，就能把你抓起來，說你聚眾、陰謀顛覆國家政權。」 明居正提到幾年前有中國大陸學者到台灣來開會，明居正向該學者表示，中國「群體事件」一年18萬起，但是來訪的學者告訴他真實數字更大。「大陸學者告訴我，你的數字錯，我跟公安部有合作，有個項目我每年都在做，公安部給我的內部數字至少比你說的大一倍。」 明居正進一步指出，中國修改過「群體性事件」 定義，最早公安局的定義是有至少18人參與的事件，包括打警察、掀車子或丟火把或燒房子或打人。後來數字太大，乾脆把定義放寬到100人。明居正推估，照這規模中國每年的「群體事件」絕不會少於20萬件。 根據台灣官方智庫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中共社會研究小組召集人王信賢在2019年主持的《中國大陸群體性事件發展及中共維穩作為》的報告中提到，按照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估計，2010 年中國大陸共發生18萬起社會抗議事件。在官方未進一步發布權威數據下，每年至少發生10萬件抗爭事件，應該是學界的共識。 報告指出，中共黨國仍具絕對優勢，社會部門也缺乏有效的組織，使得社會抗爭一直是局限於小區域的「騷亂」， 且具有不跨階級與跨議題的特徵，也未對政權造成威脅，形成「平穩但不平靜」的狀況。
習近平說他要均貧富，實現共同富裕。而且他還付諸行動，大殺大砍各界的富人，合法的、不合法的手段一起上，罰款收錢之外再踏上一隻腳，直接結束人家的社會生命。流行說法叫做社會死，就是不但結束你的職業生命，還要毀壞你的社會名譽，文革語言叫做「踏上一隻腳，讓你永世不得翻身」。 嫌貧愛富是人性的基本傾向，羨慕、嫉妒、恨也是人性的基本傾向，兩者相交，貧富差距過大就是社會情緒不滿的火藥庫。火藥庫越大，社會就越不穩定，失控的可能性就越大。鄧小平開創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開放，加上共產黨的專制壟斷政治，造成了不公平的社會現實。幾十年來積累下來的巨大的貧富差距，是中國社會目前最危險的不穩定因素。 習近平想當皇帝，繼續執政沒有任期限制，這就違反了最基本的規矩，也違反了大多數國人的意願。怎麼辦？沒有毛澤東發動文革利用的歷史威望，就得製造一個能忽悠大多數老百姓的畫餅，「畫餅充饑」的那個畫餅。於是鄧小平當年畫的那個大餅，叫做共同富裕的畫餅就又被端上了老百姓的餐桌。 中共建國七十年了，七十年前說打土豪、分田地，可老百姓手裡的田地在哪兒呢？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手裡，農民仍然是貧僱農，耕種著地主的土地；又說要發展民族工商業，後來呢？工業、商業都成了國有企業；再後來看看不行了，就說要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共同富裕。再後來呢？四十多年了，一部分人已經富到世界級的前幾百名，中國老百姓的大部分還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還在那兒望梅止渴。 現在中國共產黨遇到了危機，經濟下滑，錢不夠折騰了，怎麼辦？老辦法，打土豪、分田地。割完小資產階級的韭菜還不夠用，現在開始割大資產階級的韭菜而且一舉兩得，既得了錢還平息了民怨，讓那些羨慕、嫉妒、恨的窮人可以拿圖畫上的梅子止渴了。至於共同富裕，你敢找習近平要富裕嗎？找死的節奏。 為什麼習近平不可能讓窮人們共同富裕呢？第一個原因就是，這些年的快速發展靠的是廉價勞動力和所謂的人口紅利。連馬克思都說，維持資本利潤的訣竅就是有足夠的廉價勞動力。如果像民主國家那樣制度性地維持公平的分配，沒有廉價勞動力，怎麼吸引美國資本家來幫共產黨賺錢呢？沒有這些超額利潤，怎麼擴展軍備「解放全人類」呢？你以為習近平沒有這個野心嗎？ 不可能讓你共同富裕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專制政治下的官僚資產階級，他們也是人，也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說了算的政治下，為什麼讓你們掙錢我受窮呢？這不科學。不管轉手幾道彎，我們培養的富人必須和我們共同富裕，否則格殺勿論。現在換了一撥官僚資產階級了，所以要再分配了，但不是分配給老百姓。你想參加黑幫老大的分配嗎？呸！你也配姓「趙」？！ 專制政治的本質就是極大化了人性的貪婪，而專制政治所依靠的，就是大多數老百姓的愚昧。老百姓都有自己的生活和職業，夠他們操心的了，沒工夫也沒動力去了解複雜如棋局的政治。所以在政治上，他們程度不等地處於愚昧狀態，這就是政客們大忽悠的空間。只有當一部分政客成為工會、農會的談判專家，才能為老百姓爭取到他們應得的分配。注意，是爭取而不是求取。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正式推出醞釀已久的「共同富裕」規劃，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全體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 習近平要求，要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 觀察人士分析，習近平強調共同富裕是對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思想的重大修正，也是中共經濟改革和財富分配政策的一次重大轉向。 共同富裕會不會最終回歸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初心？三次分配的制度性安排是不是殺富濟貧式的社會財富再分配？已成驚弓之鳥的中國民營資本還有多少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此次中央財經工作會議仍強調，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但是區別對待公有制和私有制,優待前者、歧視後者的制度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了。 觀察人士注意到，在不斷約談具有壟斷苗頭的大型私有企業，私企大到一定程度就必須倒的同時，大型國有企業鞍山鋼鐵公司和本溪鋼鐵公司強強聯合,創立了全球第三大粗鋼生產聯合集團。 托列多大學榮休經濟學教授張欣認為，優待國企、歧視私企的經濟發展計劃必然會對經濟造成負面衝擊。 他說：「如果一方面是強調公有製為主體做大做強國企，合作化是方向，黨管企業，就是朝毛的方向去走。還是說我們要搞現代企業制度，國企要改革成混合所有制，要遵循市場規律，企業要由企業家來管等等。這裡就反映出兩個方向。從領導人個人的講話來講，因為那時候就不單單是一個集體的綜合的報道了，可以看到習近平總書記講的大部分是前面的思路，李克強、劉鶴談的是比較後面的說法。講到國企和計劃經濟，經濟理論和實踐經驗我們都看到了，這個非常簡單，國有化和計劃經濟是失敗的體制。我們記得在毛的時候，民不聊生。城市居民靠糧票布票勒緊肚子過日子。農村三年兩頭鬧饑荒，國民經濟是崩潰的。那是個均平的時代。國企現在的問題還是這樣，基本上是虧本的。有個研究，國企如果去除所有的補貼和銀行貸款，整體虧損嚴重更厲害。最近我們知道中石化、中石油本來就依靠壟斷和國家減免資源稅和銀行優惠貸款等各項補貼，它們還要去虧，和其它國家的煉油成本比，它們要差很多。而盈利的那些非國有企業，比如阿里巴巴等等，它們現在要被強行地參與，黨來管理。這個確實反應了對私企的歧視。這必然會對經濟造成負面衝擊。 共同富裕的規劃中，最別出心裁、最令人狐疑的是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所謂「三次分配」方案，這也是最令民營資本膽戰心驚之處。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所謂第三次分配就是指個人或企業出於自願，把自己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贈出去用於慈善，而中國目前的做法一定會把自願捐獻變成強制性攤派，私企將面臨慈善勒索。 他說：「『三次分配』的說法最早應該是來自於北大經濟學教授厲以寧。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提出『三次分配』這個概念。第一次、第二次大家都很熟悉，所謂第三次分配就是指個人或企業出於自願，把自己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贈出去用於慈善。從而使收入比較高的人的資金流向收入比較低的人，來減緩貧富差距。按說通過捐款的方式緩和貧富差距在民主國家也是一個常見的事情。比如美國就有長期民間慈善捐款的傳統。在美國也有政策法律鼓勵民間捐款，比如捐款可以抵稅等等。但是中國提出來就把它當成一個制度，這就變得很有些不一樣了。因為捐款一個最根本的特點就是自願而不是強制的。捐不捐在你，捐多少也在你，這跟稅不一樣。稅是你必須要交的，交多少是有規定的。捐款最大特點就是自願性。可是現在按照中國的搞法，我們可以想像到一定會把它變成一個強制性的東西。輕的時候可以造輿論，讓不捐款的人很難堪、很丟臉；重的時候可以找名目給你按上個罪名，說你的收入是非法收入，讓你傾家蕩產。我們看到習近平話音未落，那邊騰訊就捐出了500億，幾乎是它全年總利潤。你說哪有捐款這麼捐的？要出於自願，沒人會這麼做的。捐這麼多顯然是非自願的。它是破財免災，它知道如果不捐這麼多款會有更大的麻煩。有個笑話講，募捐的秘訣，第一面帶笑容，第二腰間別把槍。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就有這種情況，所謂苛捐雜稅。什麼叫苛捐雜稅呢？就是在明文規定的那些稅之外還巧立名目找很多稅。另外『捐』明明是要自願的，結果變成強制性的攤派。這是大家最關心的一點。」 有人把中共的第三次分配的所謂制度性安排被許多觀察人士看作是中共殺富濟貧之舉。托列多大學榮休經濟學教授張欣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達到共同富裕。 他說：「問題不在共同富裕的口號，問題是如何達到共同富裕。用當年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路線還是走歐洲富裕國家的道路。我想關鍵看怎麼對待所有制，和什麼是最終目標？是強調公有製為主，還是強調私有制、民營企業為主？最終目標是消滅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還是由市場經濟建設資本主義體制？這是毛路線和西方福利社會根本區別。」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習近平推出「共同富裕」的方將對中國經濟產生比較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對中國的民營經濟。 他說：「我想習近平現在提出這個方案是兩條。一個是他打壓民營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另外是對付眼前的一些經濟困難。因為現在天災人禍還有疫情造成問題，所以中國經濟遇到困難。窮人成了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很多剛剛爬上貧困線的又掉下去了。所以政府急需一大筆錢來補貼窮人。可是政府又不肯花自己的私房錢，所以看準了民營經濟，在志自願捐獻的名義下迫使民營企業多交錢。短期看對一些窮人是有利的，但是因為嚴重挫傷了民營企業家的生產積極性，所以長期看來對他們反而是不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