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泛滥之际 澳前首席科学家开创“真人认证平台”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国打压民企马不停蹄，一些民企和富人响应习近平提出的所谓“共同富裕”的号召捐出大笔财富做慈善，这一连串作为被解读成“劫富济贫”。在自由亚洲电台“亚洲很想聊”节目中，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所谓“第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这是谎言欺骗。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指出，中共掠夺式抢钱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备战、打仗。 蔡霞在节目中认为所谓的“劫富济贫”四字是很大误导，从来不是道德行为。蔡霞解释，中共在1950年“土改”(土地改革运动)，把农村土地分给农民，所谓“劫富济贫”就是让农民都有土地耕种。实际上是形成抢劫风气，败坏中国民间社会道德的土匪式做法。蔡霞认为，改革开放后“国富民穷”，共产党、政府富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大撒币很大方，但社会底层大部分并未富起来。 蔡霞：“去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6亿人月收入在1千元以下；没有收入达到560多万人是赤贫阶层、人均月收不到2千元达到9亿多人。暴富的是中国共产党，而赤贫的是民众。另一个暴富的是贪官，中国共产党自称18大以来共查处408万贪官(中共中纪委公布查处时间为2012年12月到今年5月)。” 蔡霞批评，中国政府花钱人民无权监督，政府不把钱挹注在民生问题而是用到“维稳”。把钱拿来招辅警，变成国家警察队伍一分子。蔡霞说，2019到2020年中国全国多招收一千万人，把钱大量用在警察保安，或是高科技监控人民。 蔡霞：“真正要解决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从民企去抓钱，而是要从制度变革开始。如果从‘民企’着手做‘第三次分配’，所谓‘第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这是谎言欺骗。实际上给政府合法的、表面看是正当，用公共权力讹诈民企，迫使他们拿出钱来。” 蔡霞指出，很多民企不得不花钱保平安、买身家性命，这只会造成民企不敢投资，外企进一步退出。她说，“中国只能走上经济萧条，市场没有活力，最后大家还是走向’共同贫穷’。所谓财富再分配，其实是极权制度下掠夺人民的借口。” 劫富济贫是社会主义的理想？ “亚洲很想聊”节目主持人戴忠仁进一步追问，“中共的做法完全是土匪式、掠夺式，还是有包含一点社会主义的理想化成分？”“我真的不认为有什么社会主义理想。”明居正提出他的看法。 明居正分析，中国目前打压大企业、整顿演艺圈、让一些人捐钱，目前不脱三种说法，一是整顿秩序、第二是搞文革，第三是割韭菜。但是，明居正认为，“是部分对、不是全对”。 明居正带着大家从中共内部看中共，他们看到内外都碰到非常大的挑战，他用“灭顶般恐惧”来形容。明居正指出，中国经济情况远比外界理解的更差。国家如果财政困难缺钱印钞票，过去靠黄金支撑，现在靠外汇储备、进出口贸易量，但是中共在这几个方面现在都出现问题。 明居正：“最新发展是美英澳同盟(AUKUS)，他看见内外交逼，外部要颜色革命，内部是有人要借这题目挑战习近平、党中央，他基本观念是必须备战。中共斗争性强，他的思维是时时刻刻都在斗争，现在好像逼在眼前。他抢钱手段不合法，真正抢钱目的是备战、准备打仗。” 贫富差距恶化民怨反扑 中共维稳经费大于军费 改革开放后，中国贫富差距急剧恶化，明居正解读，当两极化越来越严重，对体制越来越不满，底层只看到自己的生活不公、受到欺压，当他要求公平、法律不能保障他，就会产生极大的民怨，这也是为何中共出现“维稳”的现象。 明居正：“1980年代大家开始富裕起来开始抢钱，民怨越来越累积时，‘维稳’经费需求越来越高。尤其是1989年以后，裁军裁的是武警、轻装师，武警不是警察，所以他实际上是用军人‘维稳’。这么大笔钱从哪里来？是剥削而来。” 中共“群体事件”统计停留在2010年18万起 2012年后空白 民怨累积到一定程度将会爆发“群体事件”，蔡霞提到过去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每年会有跟踪社会情况发展报告，但是在2012年就不允许再报，但是统计一直持续。根据蔡霞估计，每天在中国这块土地至少发生250起“群体事件”，一年365天就是10多万起，以至于中国会发生“维稳”经费超过军费的现象。 蔡霞：“他不是真正去解决问题，他是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就是镇压。中国大陆对公民社会成长越来越严酷打压，所有公民组织都被迫解散，连互相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大家一起吃饭，就能把你抓起来，说你聚众、阴谋颠覆国家政权。” 明居正提到几年前有中国大陆学者到台湾来开会，明居正向该学者表示，中国“群体事件”一年18万起，但是来访的学者告诉他真实数字更大。“大陆学者告诉我，你的数字错，我跟公安部有合作，有个项目我每年都在做，公安部给我的内部数字至少比你说的大一倍。” 明居正进一步指出，中国修改过“群体性事件” 定义，最早公安局的定义是有至少18人参与的事件，包括打警察、掀车子或丢火把或烧房子或打人。后来数字太大，干脆把定义放宽到100人。明居正推估，照这规模中国每年的“群体事件”绝不会少于20万件。 根据台湾官方智库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中共社会研究小组召集人王信贤在2019年主持的《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发展及中共维稳作为》的报告中提到，按照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估计，2010 年中国大陆共发生18万起社会抗议事件。在官方未进一步发布权威数据下，每年至少发生10万件抗争事件，应该是学界的共识。 报告指出，中共党国仍具绝对优势，社会部门也缺乏有效的组织，使得社会抗争一直是局限于小区域的“骚乱”， 且具有不跨阶级与跨议题的特征，也未对政权造成威胁，形成“平稳但不平静”的状况。
习近平说他要均贫富，实现共同富裕。而且他还付诸行动，大杀大砍各界的富人，合法的、不合法的手段一起上，罚款收钱之外再踏上一只脚，直接结束人家的社会生命。流行说法叫做社会死，就是不但结束你的职业生命，还要毁坏你的社会名誉，文革语言叫做“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嫌贫爱富是人性的基本倾向，羡慕、嫉妒、恨也是人性的基本倾向，两者相交，贫富差距过大就是社会情绪不满的火药库。火药库越大，社会就越不稳定，失控的可能性就越大。邓小平开创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加上共产党的专制垄断政治，造成了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巨大的贫富差距，是中国社会目前最危险的不稳定因素。 习近平想当皇帝，继续执政没有任期限制，这就违反了最基本的规矩，也违反了大多数国人的意愿。怎么办？没有毛泽东发动文革利用的历史威望，就得制造一个能忽悠大多数老百姓的画饼，“画饼充饥”的那个画饼。于是邓小平当年画的那个大饼，叫做共同富裕的画饼就又被端上了老百姓的餐桌。 中共建国七十年了，七十年前说打土豪、分田地，可老百姓手里的田地在哪儿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手里，农民仍然是贫雇农，耕种着地主的土地；又说要发展民族工商业，后来呢？工业、商业都成了国有企业；再后来看看不行了，就说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共同富裕。再后来呢？四十多年了，一部分人已经富到世界级的前几百名，中国老百姓的大部分还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还在那儿望梅止渴。 现在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危机，经济下滑，钱不够折腾了，怎么办？老办法，打土豪、分田地。割完小资产阶级的韭菜还不够用，现在开始割大资产阶级的韭菜而且一举两得，既得了钱还平息了民怨，让那些羡慕、嫉妒、恨的穷人可以拿图画上的梅子止渴了。至于共同富裕，你敢找习近平要富裕吗？找死的节奏。 为什么习近平不可能让穷人们共同富裕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廉价劳动力和所谓的人口红利。连马克思都说，维持资本利润的诀窍就是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如果像民主国家那样制度性地维持公平的分配，没有廉价劳动力，怎么吸引美国资本家来帮共产党赚钱呢？没有这些超额利润，怎么扩展军备“解放全人类”呢？你以为习近平没有这个野心吗？ 不可能让你共同富裕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专制政治下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也是人，也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说了算的政治下，为什么让你们挣钱我受穷呢？这不科学。不管转手几道弯，我们培养的富人必须和我们共同富裕，否则格杀勿论。现在换了一拨官僚资产阶级了，所以要再分配了，但不是分配给老百姓。你想参加黑帮老大的分配吗？呸！你也配姓“赵”？！ 专制政治的本质就是极大化了人性的贪婪，而专制政治所依靠的，就是大多数老百姓的愚昧。老百姓都有自己的生活和职业，够他们操心的了，没工夫也没动力去了解复杂如棋局的政治。所以在政治上，他们程度不等地处于愚昧状态，这就是政客们大忽悠的空间。只有当一部分政客成为工会、农会的谈判专家，才能为老百姓争取到他们应得的分配。注意，是争取而不是求取。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式推出酝酿已久的“共同富裕”规划，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习近平要求，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 观察人士分析，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对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的重大修正，也是中共经济改革和财富分配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向。 共同富裕会不会最终回归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心？三次分配的制度性安排是不是杀富济贫式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已成惊弓之鸟的中国民营资本还有多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此次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仍强调，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但是区别对待公有制和私有制,优待前者、歧视后者的制度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观察人士注意到，在不断约谈具有垄断苗头的大型私有企业，私企大到一定程度就必须倒的同时，大型国有企业鞍山钢铁公司和本溪钢铁公司强强联合,创立了全球第三大粗钢生产联合集团。 托列多大学荣休经济学教授张欣认为，优待国企、歧视私企的经济发展计划必然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冲击。 他说：“如果一方面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做大做强国企，合作化是方向，党管企业，就是朝毛的方向去走。还是说我们要搞现代企业制度，国企要改革成混合所有制，要遵循市场规律，企业要由企业家来管等等。这里就反映出两个方向。从领导人个人的讲话来讲，因为那时候就不单单是一个集体的综合的报道了，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大部分是前面的思路，李克强、刘鹤谈的是比较后面的说法。讲到国企和计划经济，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我们都看到了，这个非常简单，国有化和计划经济是失败的体制。我们记得在毛的时候，民不聊生。城市居民靠粮票布票勒紧肚子过日子。农村三年两头闹饥荒，国民经济是崩溃的。那是个均平的时代。国企现在的问题还是这样，基本上是亏本的。有个研究，国企如果去除所有的补贴和银行贷款，整体亏损严重更厉害。最近我们知道中石化、中石油本来就依靠垄断和国家减免资源税和银行优惠贷款等各项补贴，它们还要去亏，和其它国家的炼油成本比，它们要差很多。而盈利的那些非国有企业，比如阿里巴巴等等，它们现在要被强行地参与，党来管理。这个确实反应了对私企的歧视。这必然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冲击。 共同富裕的规划中，最别出心裁、最令人狐疑的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所谓“三次分配”方案，这也是最令民营资本胆战心惊之处。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所谓第三次分配就是指个人或企业出于自愿，把自己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用于慈善，而中国目前的做法一定会把自愿捐献变成强制性摊派，私企将面临慈善勒索。 他说：“‘三次分配’的说法最早应该是来自于北大经济学教授厉以宁。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提出‘三次分配’这个概念。第一次、第二次大家都很熟悉，所谓第三次分配就是指个人或企业出于自愿，把自己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用于慈善。从而使收入比较高的人的资金流向收入比较低的人，来减缓贫富差距。按说通过捐款的方式缓和贫富差距在民主国家也是一个常见的事情。比如美国就有长期民间慈善捐款的传统。在美国也有政策法律鼓励民间捐款，比如捐款可以抵税等等。但是中国提出来就把它当成一个制度，这就变得很有些不一样了。因为捐款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自愿而不是强制的。捐不捐在你，捐多少也在你，这跟税不一样。税是你必须要交的，交多少是有规定的。捐款最大特点就是自愿性。可是现在按照中国的搞法，我们可以想象到一定会把它变成一个强制性的东西。轻的时候可以造舆论，让不捐款的人很难堪、很丢脸；重的时候可以找名目给你按上个罪名，说你的收入是非法收入，让你倾家荡产。我们看到习近平话音未落，那边腾讯就捐出了500亿，几乎是它全年总利润。你说哪有捐款这么捐的？要出于自愿，没人会这么做的。捐这么多显然是非自愿的。它是破财免灾，它知道如果不捐这么多款会有更大的麻烦。有个笑话讲，募捐的秘诀，第一面带笑容，第二腰间别把枪。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这种情况，所谓苛捐杂税。什么叫苛捐杂税呢？就是在明文规定的那些税之外还巧立名目找很多税。另外‘捐’明明是要自愿的，结果变成强制性的摊派。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点。” 有人把中共的第三次分配的所谓制度性安排被许多观察人士看作是中共杀富济贫之举。托列多大学荣休经济学教授张欣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达到共同富裕。 他说：“问题不在共同富裕的口号，问题是如何达到共同富裕。用当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路线还是走欧洲富裕国家的道路。我想关键看怎么对待所有制，和什么是最终目标？是强调公有制为主，还是强调私有制、民营企业为主？最终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还是由市场经济建设资本主义体制？这是毛路线和西方福利社会根本区别。”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习近平推出“共同富裕”的方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民营经济。 他说：“我想习近平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两条。一个是他打压民营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是对付眼前的一些经济困难。因为现在天灾人祸还有疫情造成问题，所以中国经济遇到困难。穷人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很多刚刚爬上贫困线的又掉下去了。所以政府急需一大笔钱来补贴穷人。可是政府又不肯花自己的私房钱，所以看准了民营经济，在志自愿捐献的名义下迫使民营企业多交钱。短期看对一些穷人是有利的，但是因为严重挫伤了民营企业家的生产积极性，所以长期看来对他们反而是不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