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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老人,甘願被低價旅行團「洗腦」

  網路圖片 「看熱鬧啊,見世面咯」 「299塊,車來接……去啊,食好飲好,以後死了棺材都沒了,就剩一個瓮。」 消息跟著老人的腿一起走動。在廣東韶關這個群山環繞的小鎮,菜市場小攤邊,藥房門口免費的血壓計前,新開的保健器械體驗店裡,穿著花襯衫的老太太屁股挨著屁股,大聲交談,用客家話喊人一起報名去深圳香港。 「好啊,去哪裡報名?」 「就賣摩托車那裡。」 就這樣,這個鎮成團了20個人,70歲的農民張家發是其中之一。4月12日一早,他在街頭的車站等來了大巴,裡面坐著另外兩個鎮的老人。下午兩點到深圳,導遊沒安排午餐,直接帶大家去了「香港」——港深交界的中英街,街心以「界碑石」為界,需辦理通行證才能進入,也被稱作特區中的「特區」。 張家發記得,導遊收了身份證辦「邊防證」,很快帶他們到街上,「都是香港人在賣藥品」。他們被拉進小屋,一個人站在上面講蜂王漿多好,講了很久,張家發覺得耳朵被吵聾了,就出去接免費的熱礦泉水喝。導遊說,差不多中意的就要買,不能講價,要不然別人就纏著你。 農村人都能辨別蜂蜜真假,張家發覺得明明知道還買,「就是貪便宜」——二三十塊一斤,一罐兩斤,好些同行的買了幾罐。他沒買,光喝水,就這樣待了兩個鍾。晚上住雙人間,張家發覺得是大酒店,住得好,晚餐在裡面吃,一個雞蛋,一條番薯,一個包子。第二天上午坐了海船,就回來了。 報低價團的農村老人,大多六七十歲,子女成家了,按他們的說法,完成了人生任務,趁還沒癱出去見見世面。他們一貫不記得到了哪裡,導遊說去哪兒就去哪兒。至於安全問題,「有什麼,你就跟著導遊。」張家發哈哈笑。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年輕人發帖求助怎麼勸阻父母參加低價團,標題寫著「救命」「放過老年人」,後面接好幾個感嘆號。他們說這是騙錢團,父母被洗腦,買一堆三無保健品,比如高頻出現的乳膠床墊、駝奶粉,以及各種各樣的玉器銀器。一個江蘇女孩的爺爺奶奶常去周邊城市旅遊,40塊錢一次,每次聽完課都買一堆牙膏、熱水壺和奶粉,「去了能拿雞蛋,還發活的大鵝」。 也有城中村老人,報了低價團。3月底,一個31歲的鄭州女人帶著4歲的兒子,陪60多歲的婆婆一起去津京4日游,每人200塊,轉了錢就成團了。這個兒媳回憶,第一天,大巴車停了幾個城市8個點,一路接了60個人,下車已經夜裡11點。第二天早晨5點又出發,每個景點都在趕。導遊找來一個攝影師,流水線式拍照,每組賣50塊,照片拍糊了,有幾個老人不願掏錢。導遊指責老人不好好說話,「沒素質丟的是你們河南人的臉」。 晚上,這家人很崩潰,想脫團,導遊要收每人300塊人頭費,或者買500塊的珠寶、老花鏡。兒媳不願意,抱著睡著的兒子,拉上婆婆連夜逃跑。賓館在偏遠的郊區,四周沒有人家,等了20分鐘才打到車。婆婆不敢站在唯一的路燈下,怕得說話都在抖,但她不敢埋怨,因為是自己報的名。 ●鄭州一家三口報的京津四日游,旅行團從8個點位接人。講述者供圖 張家發旅遊回來,倒是挺滿意。雖然他反應過來,他們根本不算到了香港。他一遍遍描述,海船很大,人好多,在海灘上撿了海螺。別人跳篝火晚會,他站在圈外看也有意思。「看熱鬧啊,見世面咯。」 回了家,他把拍的照片給沒出去的老人看。很多同齡人,包括他的老伴都是用老人機。4月中下旬,粵北開始降暴雨,韶關市區出現內澇,但他老伴也報了港深旅遊團,準備4月20號出發。 有時問題就發生了,甚至造成人員傷亡。3月,一輛老年團旅遊大巴在山西高速路段發生碰撞隧道壁的交通事故,14人死亡。這些老人來自江蘇鎮江。一位72歲的倖存女性至今未痊癒。事發時,她坐在大巴車副駕駛後面第六排,手骨折,腿上縫了幾十針,頭現在還發麻,臉部的顴骨處腫起包。保險公司後來賠了5萬3,不再過問。她在準備腿部的植皮手術,要再花1萬多,去找旅行社,「不認我們的賬」。 她所在的村莊,一共有15位遊客參團。報名是在街上的一個門面房,據老人的了解,工作人員屬於江蘇東山國際旅行社,幾年前在村子裡設了這個點。沒設點前,她就跟著東山旅行社出去多次,北京、內蒙古、三峽、雲南、香港,都沒出過事。 能出去的老人是少數,這位老人講,村裡2000多人,玩一兩天的多,長途游的就幾十個,回來了介紹一番,難免讓人羨慕。但這次出事後,她不敢再旅遊了,趕緊取消了原定的重慶游。 據媒體報道,初步原因為司機涉疲勞駕駛、超速、路線違規。而之前報名完成,是由營業部(門面房)上報給江蘇東山國際旅行社總公司,由總公司跟遊玩地的地接社進行對接。老人去找過聯絡員,那是她的親戚,對方說,人交給他們了,跟自己沒關係了。 老人報名的營業部。圖源網路 「基本都是人情往來」 大概在兩三年前,張家發所在的粵北小鎮上,開始出現專門的聯絡員,對接老人報團。張家發的朋友說,街上一共有3家,依託店鋪,分布在國道邊或集市中央,有的門口掛著旅行社招牌,有的什麼也沒有,純靠熟人社會的口頭相傳。鄰鎮也有這樣的點。 聯絡員大多是店鋪老闆娘,四五十歲,看起來就是普通的婦女,能說,熱情,就行了。張家發夫妻聽說,每組成一個團,「上頭」會給聯絡員發200塊。老人們不知道她們叫什麼名字,根據對方娘家的地名,叫××妹。鎮子小,彼此間幾乎都認識,店鋪大多一開就是幾十年,跑不了。 徵集報名的消息發出,聯絡員就等著老人們上門,拿上現金,交身份證。老人們不會問很多,知道大概去哪裡,不用了解具體的行程,不簽合同,甚至不清楚是否有保險,就等著那天到來,提早幾個小時起床,早早到站點等車。 有的地方,這些聯絡員是村幹部或婦女主任。前導遊麥苗介紹,旅行社在村鎮廣撒網,發傳單,開大喇叭車巡遊,送雞蛋。更多時候,聯絡員分好幾級,省會城市的旅行社下到地市跟其他社合作,後者再逐級打通到村,靠熟人關係自發宣傳。 在鄉村做生意,「基本都是人情往來」。麥苗舉例,你想報團旅遊,村子裡有人做這個,你肯定會去問,對方提供的你不滿意,也會幫你引薦別的人,你也會信任。 28歲的陳婷和媽媽,就在老家浙江金華的村裡,通過婦女主任報名去旅遊。去年夏天,媽媽說村裡在組織旅遊,去上海和蘇州玩。放心不下,她給媽媽轉了800塊,一起報了名。出發那天,大巴來村裡接人,陳婷上了車,發現車上50多個人,都是他們村和隔壁村的中老年人,婦女主任也帶著家人一起去。 行程上沒說要購物。第二天上午先參觀絲綢展覽館,結果是推銷蠶絲被。下午,又被帶到蘇州的某個園區,整棟樓都是賣東西的。陳婷上廁所時偷偷轉了一圈,發現每個房間都在「上課」,下面坐滿了老人,二樓還有一群保安。 原定聽課20分鐘,時間到了,陳婷說「洗腦師」不願停下來,一直說砂鍋包治百病,她質問導遊,結果被罵「不要鬧事」,氣得陳婷把發的小禮品砸在對方腳下。「滾出去!」洗腦師朝她喊,女助手和保安甚至想動手推她們。 發生衝突後,地接導遊跑了。陳婷媽媽打電話叫大家下樓回家,但老人們被保安堵住了,買了幾口砂鍋才放行。後來,陳婷才知道,團費其實一個人就百來塊,媽媽沒跟她講清楚。 陳婷所在的團準備「上課」。講述者供圖 通過熟人報名參團,出了事,老人們信賴的人情並不能在異地的地盤上保障他們,相反可能會影響關係。前兩年,張家發的朋友李純妹花了300多,報了桂林兩日游。她是通過集市上一個賣衣服的攤子報上的。大巴剛駛離市區,停了下來,導遊說查到她和她兩個朋友超了70歲,要每人加200塊。李純妹很惱火:當時報名你不說,我又沒化妝。 她不願付錢,導遊要趕她們下車,她也不肯:我老太婆不認路,會走丟,除非把我們原路送回。僵持不下,有其他地方的老人嫌耽誤時間,嚷嚷著讓她們下去,李純妹扭頭看,同行的聯絡員不吭聲。鬧了半個鐘頭,最後三人各加了100塊,李純妹把錢扔過去:「給你們買葯吃!」 這些老農民沒有退休金,每月百來塊「老人錢」,積蓄不多。李純妹報團時砍過價,說自己帶菜,每頓只要白米飯,能不能便宜點。前導遊麥苗在西北地區某省會城市,工作近10年,帶過很多老年團——「他們絕對會帶吃的」,在家裡做好的餅吃了三天,都有味道了也不扔。到了旅遊目的地,買東西也挑當地便宜的,比如到了南方買鮮筍,放在大巴上臭了,司機要扔,老人不肯,反倒罵人。 至於購物,老人也清楚套路,有自己的應對策略:不買,故意裝少一點的現金。到了桂林,李純妹一行人「被關到屋子裡,還有人守門,不讓出去」。柿餅、茶葉、玉石……不管別人怎麼推銷,她都不接話,「挨生挨死」。不過,賣玉石的人說,收來的錢會被捐到廟裡,她花了100多。同行的朋友花得更多,用1000多塊買駝奶粉。 被騙了錢,他們將罪名首先扣在聯絡員頭上。在桂林的兩天里,李純妹不跟聯絡員說一句話。回憶起來,她不記得美景,被趕的插曲卻說了至少三遍。回來後,她不再去那裡報名,「再也不理她了」。在街上碰見,對方笑著打招呼,她板著臉點個頭,扭頭就走。 對於桂林山水,她說「就是山咯」,跟家門口的一樣。但回到家,很多熟人問起,尤其是曾經看不起自己的人,她就不是這麼說了,她說山很高,有石壁,她坐了竹筏,還去了劉三姐唱歌的地方。她開始炫耀,自己沒被騙。 能出門,要具備很多條件,這些老年旅遊愛好者說,有錢、身體好、沒有生病的老人或老伴要照顧、子女有孝心等,都是必備的。關鍵詞是「自由」——李純妹說,每當別人聊起自己,都會有些「眼紅」地提起這個詞。 「造孽啊,以前多被人看輕。」她一生沒有兒子,年輕時受盡嘲笑。現在,女兒們都成家了,還給她在鎮上買了房。而當年生了幾個兒子的同齡人,困在婆媳鬥爭、兒子間爭家產、一茬一茬帶孫子甚至曾孫中。就算他們自己有錢報團,回了家,也要面對子女們的「黑口黑面」,摔碗砸筷,索性就不去了。 只能踩「土窩窩」 老年低價團存在已久,但現在競爭更激烈了。文旅部近期發布的《2023年第四季度全國旅行社統計調查報告》顯示,該季度全國旅行社總數為56275家,比2019年同期的38943家同比增長約45%。 前導遊麥苗介紹,疫情後她所在的省會城市多了很多外地導遊,因為外地旅行社不找地接了。此外,新東方等教培機構的資本也在擠入,高端游和低端游之間的價差越來越大,層層壓力下,小旅行社為了掙錢,只能更加踩到「土窩窩」——老年低價團里去。 這也迎合了消費者的需求。麥苗說,旅遊其實是奢侈品,但很多老人的消費觀念沒轉過來,還是想花少的錢獲得享受。她感覺,現在低價團做得更細了,之前跨省長線游較多,現在一兩天的短途游也做。為了盡量不虧本,旅遊線路是簡易版的,「不花錢就逛公園,挑不要門票的,短途的就農家樂」,吃住也不會好。 但現實是,農村老年人大多時候並未簽訂合同,且會被帶到一些非正規景區,存在安全隱患。4月13日,河北秦皇島市一個水庫下游有遊船翻船,落水的31名遊客中12人死亡,其中就有報了價格百元的一日游老年團。據報道,事故原因在於遊船超載,且是非法改裝,未配備救生圈、救生衣等救生設備。 有家屬那天接到婆婆的電話,老人嚇哭了,自稱落了水,喃喃重複「我沒事」。家屬介紹,婆婆同行的朋友不幸遇難,婆婆一直發懵,胃口也不好。這個倖存老人來自農村,一直在家幫忙帶孩子,以前沒怎麼出去過。那天一早,他們坐大巴從唐山灤南縣出發,想著便宜,還能欣賞風景。 資料圖。源自東方IC 麥苗熟悉這類型的景區,她稱之為「非標準野景點」,即原本是景點,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比如資源保護,被撤掉了資質,但之前以景點為生的人沒有獲得相應補償,就繼續在此接待遊客,當地也對他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旅行社帶遊客到這裡來,不能做出更多安全保障,只能口頭提醒注意安全。而遊客不問合同的事,有的旅行社就不簽,藉此否認有旅遊關係,如果出了事在法律上不承擔責任。 在浙江大學旅遊研究所副所長周永廣看來,低價團的價格降無可降,頭痛的是低價團不一定違法,整治不合理低價團反而不合法。此外,老年人出遊無法清晰甄別是否為營利性團體旅遊行為,比如不是通過旅行社而是跟保險公司出遊。他認為,應該修訂《旅遊法》,跟《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打通,才能切實保障遊客的權益。 周永廣稱,今年低價團是捲土重來,因為2023年全國旅遊總人數基本恢復到2019年的九成,但旅行團的有組織接待人數只恢復到2019年的50%。簡而言之,疫情結束後旅遊火了,但跟團旅遊的人少了,自駕自助游才是大趨勢。上述調查報告有這方面的數據,在旅行社增長的情況下,2023年第四季度國內旅遊組織僅3645.33萬人次,而2019年同期為4962.90萬人次。 低價團為了保證盈利,另一個慣常操作是要求購物。麥苗說,有老年團出發前就是「負」的——團費覆蓋不了成本,而因為法律規定不能強制購物,現在就變成了洗腦式的講課,且場所更加隱蔽。 最令浙江陳婷心酸的是,去年到蘇州上海旅遊,當老人們被保安堵住門強賣包治百病的砂鍋時,有個隔壁村的老人沒帶錢,也沒有智能手機,在洗腦師的慫恿下,他找同伴借了2000多塊錢。回去的路上,大家笑話他不該買,他淡淡地說:「買了就買了吧,好歹是去外面看過幾眼了。」 老人們對於被騙,不太氣憤,也不後悔。陳婷團里有老人說,錢被騙就騙了,以後在電視上看到什麼地方,還能想著這裡我也去過。「他們要的是出去。」麥苗也知道,老人有時花不花錢也無所謂,只要出去了、看到了就可以。 這裡有深層次的孤獨和「補課」心理。戶外旅行平台「小羊軍團」負責人楊軍覺得,這一代老年人的子女都不在身邊,但他們觀念中還保存著對大家庭的嚮往,所以喜歡抱團取暖,約熟人一起參團。而由於經濟、交通等條件限制,他們很多年不出門,老了有時間了就想趕緊「補課」,沒看過的就得看。 在廣東韶關,79歲的李純妹在丈夫病逝後,常年獨居。朋友們都去玩,她也想報低價團出去,上次那個聯絡員讓她蒙羞又破財,她就問別的聯絡點,但都被以超過75歲為由拒絕了。深夜突然醒來時,她覺得悲傷——十幾年前一起去北京旅遊的人,死得也七七八八了,老人說。隔壁村一個老人剛一起旅行回來,有天吃著飯手一僵,筷子掉在地上,就癱了,沒幾年就走了。 張家發和老伴倒是有兩個兒子,大的和兒媳在佛山打工,小的一家在深圳開手機店。年輕時,夫妻倆拚命種田,辛苦攢下的錢都用來蓋樓給兒子討老婆了。一人一棟,各花30多萬。但房子常年空著,小兒子疫情3年都沒回家,還不讓出租,說會弄髒。 兩個兒子一共生了三個孩子,都是男的。老兩口頭疼,尤其是大孫子,生下來第一天就被扔在家讓他倆帶。他們和孩子張嘴要生活費,沒人給,說要在城市供房。年紀大了種不了田,他們種了一畝菜用來賣,倒貼錢將大孫子拉扯到了初中。 麥苗說,去旅遊的老人是兩種極端,一種是自己有錢,子女孝順;另一種是子女不搭理,他們想開了,出去逛逛,把這一生過完,不給孩子留下財產。 張家發出去玩,不跟兒子說,反正他們也不給錢。但他和老伴每次都得分開,輪流出遊,因為要有人留下照顧孫子。原本他老伴也要去「香港」的,但臨出發前一天,她突然發燒,身體疼,住進了醫院。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習近平這十年》之一:悄然自殺的中國農村老人

在今年夏天爆紅的一個視頻中,村裡的老人「二舅」總有辦法在異常困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被小粉紅們當作正能量的雞湯。不過,像「二舅」這樣的老人能夠活下來實屬幸運。數據顯示,中國老年人的自殺率在世界上排第二位,而中國農村老人的自殺率是城市的兩倍。這些農村老人為什麼選擇自殺?在中共二十大召開前,我們來看看政府號稱已經全面脫貧的中國農村的現狀。《習近平這十年》系列特別節目第一集。 “這些疾病對他們來說,患了就是結束生命的那一天。”L先生安徽老家裡的兩個老人,在過去的三、四年間,接連自殺去世。一個是年近八旬的婆家大舅,確診膀胱癌後,不想托累家人而喝農藥”百草枯”自殺;另一個是他九十歲的外公,難以負擔高血壓藥物的支出,選在外婆忌日當天,穿上一身體面的衣物,投河自盡。 在L先生的印象里,外公是一個一年到頭都在幹活的農民,”他就是不停地在幹活,不停地、不停地在勞作。他幹完田裡面的活,再乾地裡面的活,種一些經濟作物,幹完活以後回家還得做手工編竹子。很悲哀的是,他一生都在謀生, 可惜謀到最後,只能結束自己的人生。” 他說,外公晚年的生活,就靠一個月六十多塊的養老金,以及自己賣菜的收入。基本生活還能自理,但一生病,生活就失了序。 「 我外公當時是高血壓,還有一些老年的疾病要吃藥,一個月要八九百塊,一年要萬把塊左右,這個費用對他一個農村獨居老人來說,簡直就是天文數字了。」談起老農民奮鬥一生以後的落寞結局,L先生滿腹不平,”農村和農民是49年建政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犧牲最大的群體,但這個群體的生活、醫療、教育、養老一直得不到重視,為什麼?他們人口基數那麼龐大,他們受苦說不出來,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受苦?為什麼一輩子會一直在勞作,但還是這麼窮?真的是不夠努力嗎?” 因為安全原因,我們隱去了L先生的全名。在中國農村,走投無路尋短見的遠不止L先生年邁的親人。 「這十年在很多地方生活環境確實變好,但沒有本質的變化,比如小城市的醫療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老家在中國東北的C小姐,也熟識一個在幾年前棚改時,因為經濟困難走上絕路的老奶奶。同樣為了安全起見,C小姐不願透露姓名。「有些人說老年人不會想自殺的,他們還想拿退休金。可能北京上海老人退休金多一點,但在大部分地區以我的了解,我身邊的情況,老年人退休金其實很少的。」 根據新華社去年的一篇報道,截至2020年,中國城鄉人均基礎養老金是每人每月170元。這在當今中國,也許只能保證不會餓死。 「奶奶去世了以後,地方政府也沒有什麼反應,這我挺震驚的,明明就是你們製造的問題,怎麼可以這麼不公平、這麼冷漠。」 中國農村老人自殺現象普遍這樣的社會現實,在今年夏天引發中國全國關注的「二舅」視頻中也有提及。 這個被視為現象級的視頻是一位自媒體人拍攝,講述一位年輕時因醫療事故導致殘疾的二舅,克服種種困難,自學木工手藝活堅強活下來的真實故事。鏡頭前,現年66歲的二舅,帶著看似豁達的笑顏,獨立贍養著88歲的母親。這段十幾分鐘的短片被廣泛視為充滿正能量的雞湯。 但是視頻有這樣一句話:「轉眼間姥姥已經88歲了,現在的農村人工成本也越來越高,二舅正是掙錢的時候,他很想為自己掙一點養老錢,但姥姥現在生活不能自理,也不是很想活了,有一次甚至已經把繩子掛到了門框上……。」 視頻里敘述者輕鬆的口吻帶過姥姥企圖自殺的過往,讓有心的觀眾注意到了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現象。 「房間里的大象」 選擇自殺的農村老人有多少 ? 中國農村老人自殺情況有多嚴重? 在世界衛生組織2021年公布的自殺報告中,中國的自殺率為每十萬人中有6.7人自殺,與世界平均值的9人相比,中國的自殺數字並不高,且在過去二十年有大幅下降的趨勢。不過,隱藏在這個數據中的一些指標,卻讓關注中國的公衛學者提出警告。 首先,是中國老人自殺的問題嚴重,且農村自殺率又顯著高於城市。 長駐中國的世界衛生組織精神衛生處顧問、上海精神衛生中心心理危機干預中心執行主任費立鵬(Michael Phillips)研究發現,中國特殊的情況是近七成的自殺都發生在50歲以上的老人,在其他國家,這個群體可能只佔自殺人數的約三成。 清華大學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景軍教授曾指出,中國老年人自殺率在2000年以後迅速攀升,至2018年已達到全球第二高,僅次於韓國。 「(農村老人自殺的議題)這是房間里的大象,大家都知道,但沒有人敢大聲討論。(中國)政府現在強調全面小康社會,揭露這些資訊就是讓政府不太好看嘛!」一位研究中國老齡化社會的中國學者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他以學術話題「政治敏感」為由不願具名。 台灣陽明大學醫學院教授范佩貞的團隊進一步梳理2006到2015年的數據發現,中國老人的自殺率較普通人高約3至7倍,男性遠高於女性,農村情況尤為嚴重。 根據范佩貞的研究,2015年的中國農村,每十萬65歲以上的老人中就有21.99人自殺,且這個數字隨著年齡增加而繼續擴大,80歲以上的數字達52.48人,85歲以上高達65.6人。相較之下,城市老人的數字分別約為13人、26人、41人。農村的數字幾乎是城市的兩倍。 「2020年初我們做了最後一次的數據更新,這個趨勢沒有變。」范佩貞告訴本台,這篇研究在2018年發表後,他們繼續追蹤這些數字,發現基本呈現相似的結果。「因為城鎮化的關係,鄉村中壯年人口變少,老人變成自己照顧自己,甚至還要照顧第三代,不管是自殺率還有意外受傷率都比城市高。」 費立鵬的研究還發現另一個特點,國外通常認為自殺行為一定伴有精神障礙,但研究發現中國國內1/3自殺死亡的人沒有精神障礙。在自殺方式上,國外使用農藥自殺的比例不到1%,中國國內約六成的自殺使用農藥。 使用高致死性的農藥自殺,造成了中國的高自殺死亡率。費立鵬曾在2021年接受中國媒體《社會創新家》採訪時提到,自殺行為包括自殺未遂和自殺死亡,自殺未遂在中國是自殺死亡的8倍,國外是20倍左右,這與使用農藥自殺息息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世衛組織的全球自殺報告分析中,把中國的統計數據質量評為最差的第四等級,註明為「由於質量問題,應謹慎使用或詮釋。」 「事實上,中國官方至今還沒有比較明確的自殺未遂的數字統計與追蹤,農村的情況我們更可以明白地說是低估的。」上述匿名的中國學者提到,低估的原因除了基層統計的瞞報,另一個原因是常見的老人「無聲自殺」的情況,比如用藥過量、自我飢餓或脫水等「意外」死亡,「還有一點,歸根究底『自殺』這個話題在三十年前在國內都還是個禁忌,現在對自殺者及親屬的歧視還是普遍存在的。」 這位中國學者提到,近幾年來官方所謂「正能量」的論述得到推廣,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去否定受苦群體的心理感受,對自殺及心理疾病產生污名化的效應。 農村老人為何選擇自殺? 那麼這些農村老人為何選擇自殺? 曾是中國NGO工作人員的姚誠說了在調研中的直觀感受: 「就是日子過不下去了啊!」 「你到農村以後常可以聽到誰家、誰家的老人死了,然後打聽一下,很多人就會告訴你,是喝農藥死的、是自殺的。」在2016年離開中國以前,姚誠曾跑遍中國農村做光棍村的調研及婦女兒童維權項目。 「2011年,我和一名德國記者兩個人翻山越嶺,到湖南山區,村子裡基本人都走光了,還要翻山翻兩個小時才能到,村裡年輕一點的,都出去打工了,在這裡沒法活了,村子剩下的都是六、七十歲的老光棍。」 姚誠說,這些人的困境在於貧窮與醫療照顧不足,許多農民依靠每個月政府發放的不到100元人民幣的養老金,現在這個數字已經增長到170元。「他們不希望在病痛中痛苦地死。有人跟我說他們想多買點安眠藥備好,怕到病了想上吊也沒有力氣。另一個很普遍的自殺情況就是喝農藥。」 維權人士陳光誠聊起家鄉山東農村的老人自殺案件,頻頻嘆息。「其實農村老人為什麼自殺,很多都是生活所迫,到頭來仍來是靠那一點點糧食、耕地維持生計。用他們的話說,你不動,什麼都沒有。」 許多研究已發現,生活照顧匱乏、醫療保障不足、晚年孤獨問題,是導致中國農村老人自殺率高的三大原因。 “農村最迫切(需要)的就是醫療,普通醫療、慢性病醫療、大病的醫療。”L先生談起家中長輩的經歷,他岳母治療青光眼的藥物一年要三千多塊,過往醫保可以報銷一半,但2022年以來突然有變化。他質疑著,是不是核酸檢測佔去了大量的資金呢? 從事健康老齡化社會研究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教授陳昱志告訴記者,農村老人收入的唯一來源往往是務農,但務農造成身體負荷大、賺取的回報低,造成經濟上的壓力。 「中國農村有個順口溜說,『小病拖、大病挨、臨死才往醫院抬』,反映的就是經濟安全的匱乏,以及就醫需求沒有辦法滿足。」陳昱志提到,除了這些基本生活需求無法滿足所造成的壓力之外,被留在村裡的空巢老人還面對著社會孤立的問題。 根據中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已達2.64億,佔總人口超過18%;在中國農村,老年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例接近24%,已達到世衛組織的「超老齡社會」標準。另外,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顯示,空巢老人人數突破1億,空巢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超過一半,農村的情況又比城鎮嚴重。 「社會孤立在學界已經被證實會(增加)死亡率,對健康的影響跟每天吸15根煙的效果、致死率是相似的。社會孤立會造成對自己生理與身體功能的放棄,比方有些老人就是不願意善待自己的身體健康,導致對自己的自我忽視。」陳昱志告訴本台。 美國賓州大學人口研究中心2021年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進一步證實家人陪伴對中國老人自殺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在中國農曆新年期間,老年人的自殺率下降了8.7%。 農村老人自殺有何解方? 「解決這問題很簡單啊,共產黨的社會資源配置不能錯位啊! GDP收入的百分之多少在農村啊?基礎建設、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花在農村跟城鎮是多少錢? 」談起如何應對農村老人的自殺問題,陳光誠與多位受訪的學者皆把矛頭指向最根本的問題: 城鄉資源配置不均。 中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主要數據顯示,居住在鄉村的人口有5億多人,佔中國總人口約36%。但這5億多鄉村人口的健康,卻僅僅仰賴著約136萬的鄉村衛生院的工作人員照顧,其中持鄉村醫生證的人員和衛生員僅大約69萬。也就是說一名醫護人員要照顧700多人的健康。 中國的村醫一直都在農村醫療救治的第一線,然而,近年來,這個群體正在以每年縮減5-10萬人的速度快速下滑。 記者從中國每年的《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中發現,2011年,持鄉村醫生證的人員和衛生員的人數還有112.6萬人;十年後,幾乎砍了近四成。研究發現,這些重要醫療人員流失的主因在於待遇低、無編製、以及養老退休缺乏保障。 醫療資源有限,更不用說在精神衛生領域的救助資源。2020 年,心理健康在中國醫療保健總支出中的佔比不到 2%。2015年的一項研究發現,中國 41% 的縣沒有提供精神衛生服務的單一機構。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精神科住院醫師,心聲公益創始人姚灝今年初在上海報業集團下的英文媒體第六聲(Sixth Tone)撰文指出,中國農村正在面臨的心理健康的危機。 「目前,照顧精神疾病患者的責任由家庭、社區和機構共同承擔,家庭首當其衝。這一義務給家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尤其是在較貧困的社區。一旦這種壓力超過了家庭的應對能力,就很可能出現問題;例如,患者有時被留在醫院或被鎖在家中。」姚灝寫到。 學者們還呼籲,醫療之外,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照顧也需要投注資源。由全國老齡辦、民政部、財政部開展的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大致為4063萬人。不過,合格的養老護理員只有4.4萬人。 「這些我們稱做日常生活照護,因為他們沒有子女在身邊,通常子女外流到經濟發展比較好的省份工作,導致照顧需求要透過所謂『非正式資源』,比方說來自老年人的鄰居、朋友,但是其實這些資源服務可持續性不是非常可靠、也不穩定。」 陳昱志說。 談及如何改善對中國老人的照顧時,多位專家都提到了戶口制度。陳昱志說:「 如果真的要在政策上有改變的話,是希望中國可以鬆綁現有的戶籍制度。有些老人待在農村真的不太好,如果可以去子女所在的區域,接受當地政府的服務資源,也能促進健康。」 不過,前面提到的匿名中國學者對此表示悲觀,「戶籍制度是中國作為人口控制跟社會控制的一個好的手段,政府不可能鬆綁。」 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2021年宣布,中國達成全面脫貧的”人間奇蹟”。在一座座”奇蹟”的大山後,卻有這些只剩下”結束生命”為選項的農村老人,正在一個個孤單又悄無聲息地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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