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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图片 “看热闹啊,见世面咯” “299块,车来接……去啊,食好饮好,以后死了棺材都没了,就剩一个瓮。” 消息跟着老人的腿一起走动。在广东韶关这个群山环绕的小镇,菜市场小摊边,药房门口免费的血压计前,新开的保健器械体验店里,穿着花衬衫的老太太屁股挨着屁股,大声交谈,用客家话喊人一起报名去深圳香港。 “好啊,去哪里报名?” “就卖摩托车那里。” 就这样,这个镇成团了20个人,70岁的农民张家发是其中之一。4月12日一早,他在街头的车站等来了大巴,里面坐着另外两个镇的老人。下午两点到深圳,导游没安排午餐,直接带大家去了“香港”——港深交界的中英街,街心以“界碑石”为界,需办理通行证才能进入,也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 张家发记得,导游收了身份证办“边防证”,很快带他们到街上,“都是香港人在卖药品”。他们被拉进小屋,一个人站在上面讲蜂王浆多好,讲了很久,张家发觉得耳朵被吵聋了,就出去接免费的热矿泉水喝。导游说,差不多中意的就要买,不能讲价,要不然别人就缠着你。 农村人都能辨别蜂蜜真假,张家发觉得明明知道还买,“就是贪便宜”——二三十块一斤,一罐两斤,好些同行的买了几罐。他没买,光喝水,就这样待了两个钟。晚上住双人间,张家发觉得是大酒店,住得好,晚餐在里面吃,一个鸡蛋,一条番薯,一个包子。第二天上午坐了海船,就回来了。 报低价团的农村老人,大多六七十岁,子女成家了,按他们的说法,完成了人生任务,趁还没瘫出去见见世面。他们一贯不记得到了哪里,导游说去哪儿就去哪儿。至于安全问题,“有什么,你就跟着导游。”张家发哈哈笑。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年轻人发帖求助怎么劝阻父母参加低价团,标题写着“救命”“放过老年人”,后面接好几个感叹号。他们说这是骗钱团,父母被洗脑,买一堆三无保健品,比如高频出现的乳胶床垫、驼奶粉,以及各种各样的玉器银器。一个江苏女孩的爷爷奶奶常去周边城市旅游,40块钱一次,每次听完课都买一堆牙膏、热水壶和奶粉,“去了能拿鸡蛋,还发活的大鹅”。 也有城中村老人,报了低价团。3月底,一个31岁的郑州女人带着4岁的儿子,陪60多岁的婆婆一起去津京4日游,每人200块,转了钱就成团了。这个儿媳回忆,第一天,大巴车停了几个城市8个点,一路接了60个人,下车已经夜里11点。第二天早晨5点又出发,每个景点都在赶。导游找来一个摄影师,流水线式拍照,每组卖50块,照片拍糊了,有几个老人不愿掏钱。导游指责老人不好好说话,“没素质丢的是你们河南人的脸”。 晚上,这家人很崩溃,想脱团,导游要收每人300块人头费,或者买500块的珠宝、老花镜。儿媳不愿意,抱着睡着的儿子,拉上婆婆连夜逃跑。宾馆在偏远的郊区,四周没有人家,等了20分钟才打到车。婆婆不敢站在唯一的路灯下,怕得说话都在抖,但她不敢埋怨,因为是自己报的名。 ●郑州一家三口报的京津四日游,旅行团从8个点位接人。讲述者供图 张家发旅游回来,倒是挺满意。虽然他反应过来,他们根本不算到了香港。他一遍遍描述,海船很大,人好多,在海滩上捡了海螺。别人跳篝火晚会,他站在圈外看也有意思。“看热闹啊,见世面咯。” 回了家,他把拍的照片给没出去的老人看。很多同龄人,包括他的老伴都是用老人机。4月中下旬,粤北开始降暴雨,韶关市区出现内涝,但他老伴也报了港深旅游团,准备4月20号出发。 有时问题就发生了,甚至造成人员伤亡。3月,一辆老年团旅游大巴在山西高速路段发生碰撞隧道壁的交通事故,14人死亡。这些老人来自江苏镇江。一位72岁的幸存女性至今未痊愈。事发时,她坐在大巴车副驾驶后面第六排,手骨折,腿上缝了几十针,头现在还发麻,脸部的颧骨处肿起包。保险公司后来赔了5万3,不再过问。她在准备腿部的植皮手术,要再花1万多,去找旅行社,“不认我们的账”。 她所在的村庄,一共有15位游客参团。报名是在街上的一个门面房,据老人的了解,工作人员属于江苏东山国际旅行社,几年前在村子里设了这个点。没设点前,她就跟着东山旅行社出去多次,北京、内蒙古、三峡、云南、香港,都没出过事。 能出去的老人是少数,这位老人讲,村里2000多人,玩一两天的多,长途游的就几十个,回来了介绍一番,难免让人羡慕。但这次出事后,她不敢再旅游了,赶紧取消了原定的重庆游。 据媒体报道,初步原因为司机涉疲劳驾驶、超速、路线违规。而之前报名完成,是由营业部(门面房)上报给江苏东山国际旅行社总公司,由总公司跟游玩地的地接社进行对接。老人去找过联络员,那是她的亲戚,对方说,人交给他们了,跟自己没关系了。 老人报名的营业部。图源网络 “基本都是人情往来” 大概在两三年前,张家发所在的粤北小镇上,开始出现专门的联络员,对接老人报团。张家发的朋友说,街上一共有3家,依托店铺,分布在国道边或集市中央,有的门口挂着旅行社招牌,有的什么也没有,纯靠熟人社会的口头相传。邻镇也有这样的点。 联络员大多是店铺老板娘,四五十岁,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妇女,能说,热情,就行了。张家发夫妻听说,每组成一个团,“上头”会给联络员发200块。老人们不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根据对方娘家的地名,叫××妹。镇子小,彼此间几乎都认识,店铺大多一开就是几十年,跑不了。 征集报名的消息发出,联络员就等着老人们上门,拿上现金,交身份证。老人们不会问很多,知道大概去哪里,不用了解具体的行程,不签合同,甚至不清楚是否有保险,就等着那天到来,提早几个小时起床,早早到站点等车。 有的地方,这些联络员是村干部或妇女主任。前导游麦苗介绍,旅行社在村镇广撒网,发传单,开大喇叭车巡游,送鸡蛋。更多时候,联络员分好几级,省会城市的旅行社下到地市跟其他社合作,后者再逐级打通到村,靠熟人关系自发宣传。 在乡村做生意,“基本都是人情往来”。麦苗举例,你想报团旅游,村子里有人做这个,你肯定会去问,对方提供的你不满意,也会帮你引荐别的人,你也会信任。 28岁的陈婷和妈妈,就在老家浙江金华的村里,通过妇女主任报名去旅游。去年夏天,妈妈说村里在组织旅游,去上海和苏州玩。放心不下,她给妈妈转了800块,一起报了名。出发那天,大巴来村里接人,陈婷上了车,发现车上50多个人,都是他们村和隔壁村的中老年人,妇女主任也带着家人一起去。 行程上没说要购物。第二天上午先参观丝绸展览馆,结果是推销蚕丝被。下午,又被带到苏州的某个园区,整栋楼都是卖东西的。陈婷上厕所时偷偷转了一圈,发现每个房间都在“上课”,下面坐满了老人,二楼还有一群保安。 原定听课20分钟,时间到了,陈婷说“洗脑师”不愿停下来,一直说砂锅包治百病,她质问导游,结果被骂“不要闹事”,气得陈婷把发的小礼品砸在对方脚下。“滚出去!”洗脑师朝她喊,女助手和保安甚至想动手推她们。 发生冲突后,地接导游跑了。陈婷妈妈打电话叫大家下楼回家,但老人们被保安堵住了,买了几口砂锅才放行。后来,陈婷才知道,团费其实一个人就百来块,妈妈没跟她讲清楚。 陈婷所在的团准备“上课”。讲述者供图 通过熟人报名参团,出了事,老人们信赖的人情并不能在异地的地盘上保障他们,相反可能会影响关系。前两年,张家发的朋友李纯妹花了300多,报了桂林两日游。她是通过集市上一个卖衣服的摊子报上的。大巴刚驶离市区,停了下来,导游说查到她和她两个朋友超了70岁,要每人加200块。李纯妹很恼火:当时报名你不说,我又没化妆。 她不愿付钱,导游要赶她们下车,她也不肯:我老太婆不认路,会走丢,除非把我们原路送回。僵持不下,有其他地方的老人嫌耽误时间,嚷嚷着让她们下去,李纯妹扭头看,同行的联络员不吭声。闹了半个钟头,最后三人各加了100块,李纯妹把钱扔过去:“给你们买药吃!” 这些老农民没有退休金,每月百来块“老人钱”,积蓄不多。李纯妹报团时砍过价,说自己带菜,每顿只要白米饭,能不能便宜点。前导游麦苗在西北地区某省会城市,工作近10年,带过很多老年团——“他们绝对会带吃的”,在家里做好的饼吃了三天,都有味道了也不扔。到了旅游目的地,买东西也挑当地便宜的,比如到了南方买鲜笋,放在大巴上臭了,司机要扔,老人不肯,反倒骂人。 至于购物,老人也清楚套路,有自己的应对策略:不买,故意装少一点的现金。到了桂林,李纯妹一行人“被关到屋子里,还有人守门,不让出去”。柿饼、茶叶、玉石……不管别人怎么推销,她都不接话,“挨生挨死”。不过,卖玉石的人说,收来的钱会被捐到庙里,她花了100多。同行的朋友花得更多,用1000多块买驼奶粉。 被骗了钱,他们将罪名首先扣在联络员头上。在桂林的两天里,李纯妹不跟联络员说一句话。回忆起来,她不记得美景,被赶的插曲却说了至少三遍。回来后,她不再去那里报名,“再也不理她了”。在街上碰见,对方笑着打招呼,她板着脸点个头,扭头就走。 对于桂林山水,她说“就是山咯”,跟家门口的一样。但回到家,很多熟人问起,尤其是曾经看不起自己的人,她就不是这么说了,她说山很高,有石壁,她坐了竹筏,还去了刘三姐唱歌的地方。她开始炫耀,自己没被骗。 能出门,要具备很多条件,这些老年旅游爱好者说,有钱、身体好、没有生病的老人或老伴要照顾、子女有孝心等,都是必备的。关键词是“自由”——李纯妹说,每当别人聊起自己,都会有些“眼红”地提起这个词。 “造孽啊,以前多被人看轻。”她一生没有儿子,年轻时受尽嘲笑。现在,女儿们都成家了,还给她在镇上买了房。而当年生了几个儿子的同龄人,困在婆媳斗争、儿子间争家产、一茬一茬带孙子甚至曾孙中。就算他们自己有钱报团,回了家,也要面对子女们的“黑口黑面”,摔碗砸筷,索性就不去了。 只能踩“土窝窝” 老年低价团存在已久,但现在竞争更激烈了。文旅部近期发布的《2023年第四季度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显示,该季度全国旅行社总数为56275家,比2019年同期的38943家同比增长约45%。 前导游麦苗介绍,疫情后她所在的省会城市多了很多外地导游,因为外地旅行社不找地接了。此外,新东方等教培机构的资本也在挤入,高端游和低端游之间的价差越来越大,层层压力下,小旅行社为了挣钱,只能更加踩到“土窝窝”——老年低价团里去。 这也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麦苗说,旅游其实是奢侈品,但很多老人的消费观念没转过来,还是想花少的钱获得享受。她感觉,现在低价团做得更细了,之前跨省长线游较多,现在一两天的短途游也做。为了尽量不亏本,旅游线路是简易版的,“不花钱就逛公园,挑不要门票的,短途的就农家乐”,吃住也不会好。 但现实是,农村老年人大多时候并未签订合同,且会被带到一些非正规景区,存在安全隐患。4月13日,河北秦皇岛市一个水库下游有游船翻船,落水的31名游客中12人死亡,其中就有报了价格百元的一日游老年团。据报道,事故原因在于游船超载,且是非法改装,未配备救生圈、救生衣等救生设备。 有家属那天接到婆婆的电话,老人吓哭了,自称落了水,喃喃重复“我没事”。家属介绍,婆婆同行的朋友不幸遇难,婆婆一直发懵,胃口也不好。这个幸存老人来自农村,一直在家帮忙带孩子,以前没怎么出去过。那天一早,他们坐大巴从唐山滦南县出发,想着便宜,还能欣赏风景。 资料图。源自东方IC 麦苗熟悉这类型的景区,她称之为“非标准野景点”,即原本是景点,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资源保护,被撤掉了资质,但之前以景点为生的人没有获得相应补偿,就继续在此接待游客,当地也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旅行社带游客到这里来,不能做出更多安全保障,只能口头提醒注意安全。而游客不问合同的事,有的旅行社就不签,借此否认有旅游关系,如果出了事在法律上不承担责任。 在浙江大学旅游研究所副所长周永广看来,低价团的价格降无可降,头痛的是低价团不一定违法,整治不合理低价团反而不合法。此外,老年人出游无法清晰甄别是否为营利性团体旅游行为,比如不是通过旅行社而是跟保险公司出游。他认为,应该修订《旅游法》,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打通,才能切实保障游客的权益。 周永广称,今年低价团是卷土重来,因为2023年全国旅游总人数基本恢复到2019年的九成,但旅行团的有组织接待人数只恢复到2019年的50%。简而言之,疫情结束后旅游火了,但跟团旅游的人少了,自驾自助游才是大趋势。上述调查报告有这方面的数据,在旅行社增长的情况下,2023年第四季度国内旅游组织仅3645.33万人次,而2019年同期为4962.90万人次。 低价团为了保证盈利,另一个惯常操作是要求购物。麦苗说,有老年团出发前就是“负”的——团费覆盖不了成本,而因为法律规定不能强制购物,现在就变成了洗脑式的讲课,且场所更加隐蔽。 最令浙江陈婷心酸的是,去年到苏州上海旅游,当老人们被保安堵住门强卖包治百病的砂锅时,有个隔壁村的老人没带钱,也没有智能手机,在洗脑师的怂恿下,他找同伴借了2000多块钱。回去的路上,大家笑话他不该买,他淡淡地说:“买了就买了吧,好歹是去外面看过几眼了。” 老人们对于被骗,不太气愤,也不后悔。陈婷团里有老人说,钱被骗就骗了,以后在电视上看到什么地方,还能想着这里我也去过。“他们要的是出去。”麦苗也知道,老人有时花不花钱也无所谓,只要出去了、看到了就可以。 这里有深层次的孤独和“补课”心理。户外旅行平台“小羊军团”负责人杨军觉得,这一代老年人的子女都不在身边,但他们观念中还保存着对大家庭的向往,所以喜欢抱团取暖,约熟人一起参团。而由于经济、交通等条件限制,他们很多年不出门,老了有时间了就想赶紧“补课”,没看过的就得看。 在广东韶关,79岁的李纯妹在丈夫病逝后,常年独居。朋友们都去玩,她也想报低价团出去,上次那个联络员让她蒙羞又破财,她就问别的联络点,但都被以超过75岁为由拒绝了。深夜突然醒来时,她觉得悲伤——十几年前一起去北京旅游的人,死得也七七八八了,老人说。隔壁村一个老人刚一起旅行回来,有天吃着饭手一僵,筷子掉在地上,就瘫了,没几年就走了。 张家发和老伴倒是有两个儿子,大的和儿媳在佛山打工,小的一家在深圳开手机店。年轻时,夫妻俩拼命种田,辛苦攒下的钱都用来盖楼给儿子讨老婆了。一人一栋,各花30多万。但房子常年空着,小儿子疫情3年都没回家,还不让出租,说会弄脏。 两个儿子一共生了三个孩子,都是男的。老两口头疼,尤其是大孙子,生下来第一天就被扔在家让他俩带。他们和孩子张嘴要生活费,没人给,说要在城市供房。年纪大了种不了田,他们种了一亩菜用来卖,倒贴钱将大孙子拉扯到了初中。 麦苗说,去旅游的老人是两种极端,一种是自己有钱,子女孝顺;另一种是子女不搭理,他们想开了,出去逛逛,把这一生过完,不给孩子留下财产。 张家发出去玩,不跟儿子说,反正他们也不给钱。但他和老伴每次都得分开,轮流出游,因为要有人留下照顾孙子。原本他老伴也要去“香港”的,但临出发前一天,她突然发烧,身体疼,住进了医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在今年夏天爆红的一个视频中,村里的老人“二舅”总有办法在异常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被小粉红们当作正能量的鸡汤。不过,像“二舅”这样的老人能够活下来实属幸运。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的自杀率在世界上排第二位,而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城市的两倍。这些农村老人为什么选择自杀?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我们来看看政府号称已经全面脱贫的中国农村的现状。《习近平这十年》系列特别节目第一集。 “这些疾病对他们来说,患了就是结束生命的那一天。”L先生安徽老家里的两个老人,在过去的三、四年间,接连自杀去世。一个是年近八旬的婆家大舅,确诊膀胱癌后,不想托累家人而喝农药”百草枯”自杀;另一个是他九十岁的外公,难以负担高血压药物的支出,选在外婆忌日当天,穿上一身体面的衣物,投河自尽。 在L先生的印象里,外公是一个一年到头都在干活的农民,”他就是不停地在干活,不停地、不停地在劳作。他干完田里面的活,再干地里面的活,种一些经济作物,干完活以后回家还得做手工编竹子。很悲哀的是,他一生都在谋生, 可惜谋到最后,只能结束自己的人生。” 他说,外公晚年的生活,就靠一个月六十多块的养老金,以及自己卖菜的收入。基本生活还能自理,但一生病,生活就失了序。 “ 我外公当时是高血压,还有一些老年的疾病要吃药,一个月要八九百块,一年要万把块左右,这个费用对他一个农村独居老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谈起老农民奋斗一生以后的落寞结局,L先生满腹不平,”农村和农民是49年建政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牺牲最大的群体,但这个群体的生活、医疗、教育、养老一直得不到重视,为什么?他们人口基数那么庞大,他们受苦说不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受苦?为什么一辈子会一直在劳作,但还是这么穷?真的是不够努力吗?” 因为安全原因,我们隐去了L先生的全名。在中国农村,走投无路寻短见的远不止L先生年迈的亲人。 “这十年在很多地方生活环境确实变好,但没有本质的变化,比如小城市的医疗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老家在中国东北的C小姐,也熟识一个在几年前棚改时,因为经济困难走上绝路的老奶奶。同样为了安全起见,C小姐不愿透露姓名。“有些人说老年人不会想自杀的,他们还想拿退休金。可能北京上海老人退休金多一点,但在大部分地区以我的了解,我身边的情况,老年人退休金其实很少的。” 根据新华社去年的一篇报道,截至2020年,中国城乡人均基础养老金是每人每月170元。这在当今中国,也许只能保证不会饿死。 “奶奶去世了以后,地方政府也没有什么反应,这我挺震惊的,明明就是你们制造的问题,怎么可以这么不公平、这么冷漠。” 中国农村老人自杀现象普遍这样的社会现实,在今年夏天引发中国全国关注的“二舅”视频中也有提及。 这个被视为现象级的视频是一位自媒体人拍摄,讲述一位年轻时因医疗事故导致残疾的二舅,克服种种困难,自学木工手艺活坚强活下来的真实故事。镜头前,现年66岁的二舅,带着看似豁达的笑颜,独立赡养著88岁的母亲。这段十几分钟的短片被广泛视为充满正能量的鸡汤。 但是视频有这样一句话:“转眼间姥姥已经88岁了,现在的农村人工成本也越来越高,二舅正是挣钱的时候,他很想为自己挣一点养老钱,但姥姥现在生活不能自理,也不是很想活了,有一次甚至已经把绳子挂到了门框上……。” 视频里叙述者轻松的口吻带过姥姥企图自杀的过往,让有心的观众注意到了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现象。 “房间里的大象” 选择自杀的农村老人有多少 ? 中国农村老人自杀情况有多严重? 在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公布的自杀报告中,中国的自杀率为每十万人中有6.7人自杀,与世界平均值的9人相比,中国的自杀数字并不高,且在过去二十年有大幅下降的趋势。不过,隐藏在这个数据中的一些指标,却让关注中国的公卫学者提出警告。 首先,是中国老人自杀的问题严重,且农村自杀率又显著高于城市。 长驻中国的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Michael Phillips)研究发现,中国特殊的情况是近七成的自杀都发生在50岁以上的老人,在其他国家,这个群体可能只占自杀人数的约三成。 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景军教授曾指出,中国老年人自杀率在2000年以后迅速攀升,至2018年已达到全球第二高,仅次于韩国。 “(农村老人自杀的议题)这是房间里的大象,大家都知道,但没有人敢大声讨论。(中国)政府现在强调全面小康社会,揭露这些资讯就是让政府不太好看嘛!”一位研究中国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学者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以学术话题“政治敏感”为由不愿具名。 台湾阳明大学医学院教授范佩贞的团队进一步梳理2006到2015年的数据发现,中国老人的自杀率较普通人高约3至7倍,男性远高于女性,农村情况尤为严重。 根据范佩贞的研究,2015年的中国农村,每十万65岁以上的老人中就有21.99人自杀,且这个数字随着年龄增加而继续扩大,80岁以上的数字达52.48人,85岁以上高达65.6人。相较之下,城市老人的数字分别约为13人、26人、41人。农村的数字几乎是城市的两倍。 “2020年初我们做了最后一次的数据更新,这个趋势没有变。”范佩贞告诉本台,这篇研究在2018年发表后,他们继续追踪这些数字,发现基本呈现相似的结果。“因为城镇化的关系,乡村中壮年人口变少,老人变成自己照顾自己,甚至还要照顾第三代,不管是自杀率还有意外受伤率都比城市高。” 费立鹏的研究还发现另一个特点,国外通常认为自杀行为一定伴有精神障碍,但研究发现中国国内1/3自杀死亡的人没有精神障碍。在自杀方式上,国外使用农药自杀的比例不到1%,中国国内约六成的自杀使用农药。 使用高致死性的农药自杀,造成了中国的高自杀死亡率。费立鹏曾在2021年接受中国媒体《社会创新家》采访时提到,自杀行为包括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自杀未遂在中国是自杀死亡的8倍,国外是20倍左右,这与使用农药自杀息息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世卫组织的全球自杀报告分析中,把中国的统计数据质量评为最差的第四等级,注明为“由于质量问题,应谨慎使用或诠释。” “事实上,中国官方至今还没有比较明确的自杀未遂的数字统计与追踪,农村的情况我们更可以明白地说是低估的。”上述匿名的中国学者提到,低估的原因除了基层统计的瞒报,另一个原因是常见的老人“无声自杀”的情况,比如用药过量、自我饥饿或脱水等“意外”死亡,“还有一点,归根究底‘自杀’这个话题在三十年前在国内都还是个禁忌,现在对自杀者及亲属的歧视还是普遍存在的。” 这位中国学者提到,近几年来官方所谓“正能量”的论述得到推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去否定受苦群体的心理感受,对自杀及心理疾病产生污名化的效应。 农村老人为何选择自杀? 那么这些农村老人为何选择自杀? 曾是中国NGO工作人员的姚诚说了在调研中的直观感受: “就是日子过不下去了啊!” “你到农村以后常可以听到谁家、谁家的老人死了,然后打听一下,很多人就会告诉你,是喝农药死的、是自杀的。”在2016年离开中国以前,姚诚曾跑遍中国农村做光棍村的调研及妇女儿童维权项目。 “2011年,我和一名德国记者两个人翻山越岭,到湖南山区,村子里基本人都走光了,还要翻山翻两个小时才能到,村里年轻一点的,都出去打工了,在这里没法活了,村子剩下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光棍。” 姚诚说,这些人的困境在于贫穷与医疗照顾不足,许多农民依靠每个月政府发放的不到100元人民币的养老金,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170元。“他们不希望在病痛中痛苦地死。有人跟我说他们想多买点安眠药备好,怕到病了想上吊也没有力气。另一个很普遍的自杀情况就是喝农药。” 维权人士陈光诚聊起家乡山东农村的老人自杀案件,频频叹息。“其实农村老人为什么自杀,很多都是生活所迫,到头来仍来是靠那一点点粮食、耕地维持生计。用他们的话说,你不动,什么都没有。” 许多研究已发现,生活照顾匮乏、医疗保障不足、晚年孤独问题,是导致中国农村老人自杀率高的三大原因。 “农村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医疗,普通医疗、慢性病医疗、大病的医疗。”L先生谈起家中长辈的经历,他岳母治疗青光眼的药物一年要三千多块,过往医保可以报销一半,但2022年以来突然有变化。他质疑着,是不是核酸检测占去了大量的资金呢? 从事健康老龄化社会研究的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助理教授陈昱志告诉记者,农村老人收入的唯一来源往往是务农,但务农造成身体负荷大、赚取的回报低,造成经济上的压力。 “中国农村有个顺口溜说,‘小病拖、大病挨、临死才往医院抬’,反映的就是经济安全的匮乏,以及就医需求没有办法满足。”陈昱志提到,除了这些基本生活需求无法满足所造成的压力之外,被留在村里的空巢老人还面对着社会孤立的问题。 根据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亿,占总人口超过18%;在中国农村,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接近24%,已达到世卫组织的“超老龄社会”标准。另外,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空巢老人人数突破1亿,空巢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超过一半,农村的情况又比城镇严重。 “社会孤立在学界已经被证实会(增加)死亡率,对健康的影响跟每天吸15根烟的效果、致死率是相似的。社会孤立会造成对自己生理与身体功能的放弃,比方有些老人就是不愿意善待自己的身体健康,导致对自己的自我忽视。”陈昱志告诉本台。 美国宾州大学人口研究中心202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进一步证实家人陪伴对中国老人自杀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国农历新年期间,老年人的自杀率下降了8.7%。 农村老人自杀有何解方? “解决这问题很简单啊,共产党的社会资源配置不能错位啊! GDP收入的百分之多少在农村啊?基础建设、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花在农村跟城镇是多少钱? ”谈起如何应对农村老人的自杀问题,陈光诚与多位受访的学者皆把矛头指向最根本的问题: 城乡资源配置不均。 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显示,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有5亿多人,占中国总人口约36%。但这5亿多乡村人口的健康,却仅仅仰赖着约136万的乡村卫生院的工作人员照顾,其中持乡村医生证的人员和卫生员仅大约69万。也就是说一名医护人员要照顾700多人的健康。 中国的村医一直都在农村医疗救治的第一线,然而,近年来,这个群体正在以每年缩减5-10万人的速度快速下滑。 记者从中国每年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发现,2011年,持乡村医生证的人员和卫生员的人数还有112.6万人;十年后,几乎砍了近四成。研究发现,这些重要医疗人员流失的主因在于待遇低、无编制、以及养老退休缺乏保障。 医疗资源有限,更不用说在精神卫生领域的救助资源。2020 年,心理健康在中国医疗保健总支出中的占比不到 2%。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 41% 的县没有提供精神卫生服务的单一机构。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住院医师,心声公益创始人姚灏今年初在上海报业集团下的英文媒体第六声(Sixth Tone)撰文指出,中国农村正在面临的心理健康的危机。 “目前,照顾精神疾病患者的责任由家庭、社区和机构共同承担,家庭首当其冲。这一义务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较贫困的社区。一旦这种压力超过了家庭的应对能力,就很可能出现问题;例如,患者有时被留在医院或被锁在家中。”姚灏写到。 学者们还呼吁,医疗之外,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照顾也需要投注资源。由全国老龄办、民政部、财政部开展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大致为4063万人。不过,合格的养老护理员只有4.4万人。 “这些我们称做日常生活照护,因为他们没有子女在身边,通常子女外流到经济发展比较好的省份工作,导致照顾需求要透过所谓‘非正式资源’,比方说来自老年人的邻居、朋友,但是其实这些资源服务可持续性不是非常可靠、也不稳定。” 陈昱志说。 谈及如何改善对中国老人的照顾时,多位专家都提到了户口制度。陈昱志说:“ 如果真的要在政策上有改变的话,是希望中国可以松绑现有的户籍制度。有些老人待在农村真的不太好,如果可以去子女所在的区域,接受当地政府的服务资源,也能促进健康。” 不过,前面提到的匿名中国学者对此表示悲观,“户籍制度是中国作为人口控制跟社会控制的一个好的手段,政府不可能松绑。”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21年宣布,中国达成全面脱贫的”人间奇迹”。在一座座”奇迹”的大山后,却有这些只剩下”结束生命”为选项的农村老人,正在一个个孤单又悄无声息地逝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