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工作22年被裁 老員工遭遇引發中年職場焦慮
2026 年 6 月 24 日
王和岩，財新傳媒主筆，業界人稱「三姐」，部分原因是歲月讓她到了「大姐」的年齡，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同行對她的業務、人品的認可和尊敬。在「調查記者」日漸稀缺以致可以成為招牌的今天，她始終保持著一貫的低調，從未以此自矜，但她的新聞作品，比如谷俊山系列報道、武長順系列報道，每一篇都體現著記者的價值，獨家、獨到。 人生總會有順流、逆流，是什麼支撐著她20多年初心不改？ 新聞是青春的職業，她如何讓自己的「開花期」持續了20多年？每一篇獨家報道的背後，又有怎樣的堅持和付出？ 剖析自己的作品，她自認有哪些優點和不足？ 前媒體人劉萬永對話財新傳媒主筆王和岩，聽一聽一位調查記者的熱愛、困惑和希望。 01 做調查記者契合我 對這個職業的熱愛 劉萬永：你在甘肅當了10年公務員，後來怎麼當了記者？ 王和岩：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甘肅隴南地委黨校。那個年代，黨校是很邊緣的一個單位，大多都在荒郊野外。我報到的第一天，教務處用的布沙發，硬得像鐵一樣，據說還是國民黨時期留下來的。 硬體條件差是其次，關鍵在於無所事事。我剛參加工作，對未來還是滿懷信心的，迎頭撞擊的卻是無比鬱悶的生活。 1999年5月，我停薪留職到了深圳，在《人在旅途》雜誌當記者，歷經輾轉，2001年5月到《中國商報》，2005年10月16日，又到了《財經》雜誌。2009年參與創辦財新。 劉萬永：為什麼要選擇記者，而不是創業？ 王和岩：很多人去深圳淘金，但我對淘金沒概念，我最愛乾的工作就是做記者。 我對記者最早的認知是在高中。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一大批知識分子從全國各地來到大西北。我所在的中學，有很多來自大城市的教師。1985年9月10日第一個教師節時，學校要表彰這些老教師，要求給每個先進教師寫篇小傳，我寫作文還可以，就被挑上寫其中兩位老師。 寫小傳就要了解人家，要採訪。我覺得挺有意思的，不像作文要絞盡腦汁去編，而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據。 採訪的過程讓我感覺很快樂，寫起來也很順利。 後來跟語文老師彙報，我還得意洋洋地說，我把問題都提前寫在本上，再去問他們。老師說，你這樣不對。但我這個人比較膽怯，也不好意思問為什麼不對。 後來看電影《十字街頭》，趙丹扮演在報館工作的老趙，他去採訪，想不起問題來回翻採訪本，很笨拙的樣子。可能老師覺得我像那個人一樣很笨。 劉萬永：你覺得你真正的記者生涯是從什麼開始的？ 王和岩：《中國商報》吧。雖然在雜誌時也採訪過，但那時候主要是做編輯，寫的稿子基本是隨筆。到《中國商報》以後，才有了比較合格的新聞作品。 有一年，內蒙古金川酒業在北京開新聞發布會，說他們的金川啤酒延年益壽，還能治病。 我把材料拿回來研究，覺得很多說法沒法自圓其說。 比如，他們說喝了啤酒的那一組小白鼠，壽命比其他沒喝的長。可我覺得從小白鼠到人，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後來我又採訪了一些醫學專家。他們都很懷疑：有醫生說，酒精對人體有害無益，這是公認的結論；還有專家說，如果是在靈長類動物身上試驗，取得這樣的成果，推到人身上可能還近一點，從小白鼠一下類比到人，缺乏足夠的科學驗證。 材料里附有一份實驗報告，是上海的一家研究所出具的。我打電話找到那家研究所，對方說報告只是對樣本進行了分析，樣本來源他們不管。 實際上，這是一個不太負責任的結論。後來，我寫了一篇報道，表示質疑。後來對方找到我，承認報道沒問題，但希望不要再報道了。 劉萬永：你去當記者，特別是最初的那些年，會不會有各種不適應，有沒有後悔過？ 王和岩：我進入記者這個行業，是因為我很厭倦公務員的工作，我很不喜歡那種生活方式。在機關，普通小職員唯一需要具備的品質就是小心翼翼、察言觀色；而且做的都是大量事務性的工作，沒有創造性，很乏味。 作記者，可以對社會發言，可以滿足你內心最樸素的正義感。記者這個職業捍衛的是社會的公平正義，它有公共關懷，也有啟蒙作用。每發表一篇稿子，無論干預現實還是記錄歷史，或者兩者兼備，都讓你感到它有價值和意義。這是公務員生活所無法企及的。 起初我基本做編輯，不是一開始就做高強度的突發報道和調查報道，也就沒有太多出稿的壓力。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對這個行業充滿了熱情和新鮮感，覺得採訪特別讓我快樂。 在《中國貧困地區》雜誌時，要去特別窮的農村採訪，因為和自己的生活反差很大，會了解很多不知道的信息，覺得特別興奮。 後來，我在《中國商報》專門做調查報道，經常出差。一位副總編曾半開玩笑說，來報社的人，只要是看著像上訪戶的，就是來找我的。因為其他同事好像不太願意做那種成天跟苦主打交道的題，我倒是挺喜歡做。 那個時候我頻繁出差，樂此不疲。記得一個同事說，感覺你好像把自己所有的熱情和精力都投入到裡面了。其實我自己反而渾然不覺。 劉萬永：怎麼就一步步走到調查記者了？ 王和岩：我明確知道調查記者這個詞是2004年。當時我也面臨著一些職業困惑，我入行很晚，我的同事都是很年輕的記者，和我同齡的很多都要做編輯了。 那時候讀了展江老師的書，了解到原來在西方國家，調查記者是新聞職業裡面最受尊敬的，而且也不要求吃青春飯，西方很多調查記者白髮蒼蒼依然還在一線做調查，很敬仰他們 我不是一個在寫作上有天賦的人。做調查記者，要求一個記者要很踏實、很執著、很專註，可能對寫作要求不是那麼高。我覺得這個比較契合我對職業的熱愛，就想去做調查報道。 02 要坦率地告訴採訪對象：我需要你的幫助 劉萬永：很多記者會焦慮，沒選題時焦慮選題，有選題時焦慮怎麼做。你焦慮嗎？ 王和岩：我不是一個想的特別遠的記者，比如說拿到一個選題我不大會先想怎麼做，做多久才能完成。我好像不太去想太遠的事情，只想眼前怎麼找人。 面對一個選題，要是坐在家裡想，可能永遠都想不出來。還是要走出家門，到現場去；拿起電話，找知情人。比如我做的《程偉案中案》，就是一點一點跑出來的。 2006年4月下旬，《財經》雜誌刊發了《程偉案中案》，這是我入職《財經》後發的第一篇封面。 天津海事法院做會計程偉，涉嫌貪污、挪用6000萬元公款和執行款。2005年夏天，程偉出逃，引出1949年以來中國司法領域涉案金額最大的腐敗案，並連環牽出檢察機關反貪官員受賄大案。 這篇一萬多字的調查報道，起源於一則特別模糊的傳聞：《財經》的一名編輯聽人說，「天津海事法院出大事了，他們那邊有一個會計，把執行款挪用了6000萬，跑了。」 這個題最後派給了我。編輯安慰我說，我們在天津沒有任何資源，你去了解一下，不要有太大壓力。 40多天里，我五下津門，就像拼圖一樣，一點一點搜集、確認信息，終於摸清了情況。 最初，我通過朋友了解到確有其事，但有關部門明確說不能做。 2006年2月22日，忐忑不安中，我第一次前往天津，輾轉找到天津一名法院工作人員，對方一聽我想了解海事法院的事，頭搖得像撥浪鼓。幾經寒暄，對方答應說幾句話，好讓我回單位交差。 了解了大體案情後，尋找涉案者成了我努力的方向。 經聯繫，天津海事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員答應見我。說明來意後，他面露難色，一味東拉西扯，跟案情有關的話一句也不說。三個多小時過去了，仍一無所獲，我只好起身告辭。這時，他小心翼翼遞來一張小紙條，上面寫有兩個人名：程偉、劉曉環。「這是涉案的會計和出納，我能幫你的只有這個。」 採訪終於有了實質性突破。 劉萬永：記得你採訪時偽裝了一個身份，但被採訪對象識破了。 王和岩：是的。有一天，聽採訪對象說程偉好像在天津開發區某小區有棟別墅，被天津高院查封，我決定去那裡碰碰運氣。我裝作買房人，程偉的別墅前轉時，一名男子來開房門，他問我有什麼事，我說是替老闆來看房，他問老闆是做什麼生意的？我看著米色的牆隨口胡謅：「做塗料的。」 這個人自稱與程偉認識多年。聊天中，我獲得了程偉出逃前後的一些情況。 過了兩天再聯繫，他推說自己很忙，感覺比較抵觸。我試著堅持：「我還是想再和你見面討論下買房的事。如果下午沒時間，晚上也行。」起先，他說沒時間，我都不抱希望了。誰知他又說，五點鐘給你打電話吧。 後來我們在酒店咖啡廳見面，寒暄後他突然說：「你是記者吧？」 我一下子心虛了：「你怎麼會有這種感覺？」 他盯著我說，「感覺你不像買房子的，更像是記者。」 我決定豁出去了，說：「對不起，我是記者。我為此前所說的假話向你道歉。」 我解釋，約他見面第一是為了工作，第二自己沒有做壞事，第三不會傷害他。之所以沒有說出真實身份，是怕他有顧慮不肯說。 一番說服後，我心一橫，說：「我非常希望得到你的幫助，但也尊重你的決定。」那時，真有一種聽天由命的感覺。 他笑了：「其實，你告訴我你的真實身份，我心中就有底了。我知道出這麼大的事，不是程偉一個人的問題。」他又介紹了一些程偉涉案的情況，並稱共有11人涉案。 後來，經過不斷的找人、採訪，終於落實了11名涉案者個人信息及所涉全部案情、事由。 劉萬永：我們常說記者怎麼去突破，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是有幸運因素的。 王和岩：對，是有幸運因素。但還是應該儘可能真誠對待別人，比如他問我是不是記者，我告訴他我是。如果你不告訴他是記者，對方會問，你不是記者問這個幹嘛？ 實際上，你告訴對方真實身份以後，對方反而會對你放心。最壞的結局就是拒絕你。如果對方不願意說，一方面要理解對方，另一方面還是要儘可能說服對方。 劉萬永：我的朋友石扉客說，採訪仰仗的是陌生人的慈悲（今天他終於承認這也不是他的原創）。也有人說，世界上有兩件事是最難的，一個是把別人兜里的錢拿出來，還有一個就是讓別人把不願意說的話說出來。你是怎樣讓你的採訪對象開口說呢？ 王和岩：首先你要去現場，和採訪對象見面，不要試圖在電話里說服對方。 我不是一個善於當面拒絕別人的人，推己及人，我覺得一個人去當面拒絕另外一個人，心理上多少有一些障礙，不像電話里說可以立馬掛了。 我很少在電話里說服對方接受我的採訪。因為如果對方不同意跟你見面，你就沒有路可走了。但是我要是找到你，採訪的成功率就提高了50%。 第一個是我要找到你，第二個就是告訴你我的誠意。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像破案一樣，距離案發現場最近，你就最有可能獲得關鍵信息。 另外，不要諱言自己需要別人的幫助。很多人明明需要幫助，但又不願意講。我會直截了當告訴採訪對象，我在這邊採訪，很不順利，因為我是第一次來，也不認識人，我希望能夠得到你的幫助。 像這種開誠布公地求助，我是沒有心理負擔的。有時，也需要讓採訪對象了解記者這個職業對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與價值，因為樸素的正義感，人皆有之。 劉萬永：做記者，除了你的這種突破，韌性、抗壓性也很重要。財新關於谷俊山的報道，應該是你採訪時間最長，定稿後等待時間最長的報道了吧？ 王和岩：一開始，你並不知道這個事情裡面水有多深，料有多豐富。只是憑直覺和簡單的判斷，選題重大。隨著採訪的深入，神經會越來越興奮。材料掌握得越多，就越明白這個題能做出來多少。 動身去濮陽的時候，我確實比較忐忑，我對部隊系統很陌生，去的時候還是有畏難情緒的。編輯說，你先去他老家跑一趟。 我當時焦慮到什麼程度，剛到河南濮陽，打車去酒店的路上就問司機：你們這好像出過一個將軍？他說是不是叫谷俊山？我說對，他有個弟弟叫谷三，你知道他住在哪兒嗎？他說，東白倉村。 我一下子就覺得不像一始那麼茫然了。隨著不斷了解，材料多了，信心就慢慢足一些。 在東白倉村，我看見幾個村民站著聊天，就過去問了，一聽說我打聽谷俊山的弟弟谷三，那幾個人的神情一愣，問我是幹嘛的。我說是北京來的記者，為什麼強調是北京來的？我想讓他們明白我不是當地的，他們就有一種信任感。而且那麼遠跑來，可見對這個事情有多重視。 他們說你有證件嗎？我拿出記者證給他們看。一個村民說，你跟我來，我就跟在他後面，在個小衚衕裡面拐了幾個彎，然後拐到他家，另外兩個農民後來也過來，給我講了谷三的一些劣跡。 劉萬永：那個稿子最後刊發也是等了很長時間，中間有沒有這種很焦灼的心態？ 王和岩：也有，一開始舒立說這個稿子先放一下，我原來就想著是一兩個月，沒想到是一年。期間，我不斷打聽谷俊山案的調查情況。 我一開始做調查的時候，這個案子前景並不明朗，雖然他的職務被免了，但人還可以自由活動，會客見人都沒什麼問題。 當時，官方對他的調查實際上是有一個博弈的過程。在漫長等待的幾個月里官方對谷俊山的調查由最初的軍隊內部處理，逐漸變成有中央紀委參與，直至轉向司法審理。 那時候，我不斷找人打聽，有一點消息就趕快給編輯部發郵件，讓財新編輯部知道刊發這篇報道的風險在不斷降低。 等的過程中也在完善內容。比如涉及釣魚台5號院的部分內容，就是後來不斷完善補充的。 03 做新聞需要一種執念 劉萬永：做記者這麼多年，你覺得你的優勢和劣勢是什麼？ 王和岩：劣勢是不善於隨機應變。很多記者很機智，別人一質問，立馬就能想出一套說辭，把對方糊弄過去。我基本上是實話實說，或者部分實話實說。 優勢可能是我對職業的執念。我特別愛看兩種題材的視頻，一種是考古發掘，我覺得像做調查，過程充滿發現，充滿奇蹟，充滿讓你驚奇的東西；還有一個是警匪片，我覺得特別好玩，特別刺激。 我是一個平庸的人，庸常的人生就是很鬱悶，但做記者會帶來很多生活的快樂。庸常的人生需要新聞給予的快樂。 其實我一直有一個夢想沒有實現，我想調查監獄黑幕，還有就是走私、販賣軍火這種隱秘故事。故事越隱秘，陰謀越幽深，對我越有吸引力。 劉萬永：回想我自己的報道，平衡、剋制方面可以說沒啥問題，最大的問題可讀性差。你有沒有反思，自己的報道在文本上有沒有問題？ 王和岩：當然有了。我經常做一些法制報道，涉及大量的法律術語，寫得比較硬。那種法言法語，我會儘可能通俗化、簡潔化，變成自己的語言。 但是我跟編輯還是有些不同意見，編輯認為我們做的報道都是高對抗性的，當你對一些專業性比較強的法律語言進行改寫，力圖用公眾能聽懂的語言闡述，可能會面臨比較高各種風險。編輯的看法有他的道理。但我還是認為，原文照搬法律文件是比較偷懶的行為，我還是希望在準確理解原文的基礎之上，儘可能用簡潔通曉的語言去表達。當然，準確是第一位的，因為真實是新聞的生命，可讀性要讓位於真實性。 還有一個問題是喧賓奪主。我們做的很多選題比較重大，細節過多會沖淡主題。在主幹清晰的基礎上，增加一些細節，增強可讀性，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每家媒體都有自己的受眾，你不可能吸引所有讀者，只能吸引目標讀者。 作為一個記者，對文字的追求應該是無止境的，但還是要認清楚自己的局限所在。有時候你只能承認現實，就吸引這一部分讀者。 劉萬永：你說的對抗性，一是採訪本身，二是報道發表後可能有人找你公關，甚至引起訴訟。你這麼多年有沒有打過官司？ 王和岩：我也打過官司，在《中國商報》的時候就有過一次。我當時寫的安徽交通廳廳長貪腐的案子，當時安徽交通系統抓了好多人，一個地級市的交通局局長協助調查了，但是我寫被紀委給帶走了。 那個稿子大概是9000字，關於他的表述是11個字，因為這11個字，對方把我們告上法庭，我們敗訴了。 做報道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個不斷學習、不斷積累經驗和吸取教訓的過程。 有的報道，對方確實來找過，但沒有找出稿子的問題來，指不出硬傷。 但是商報的事情，還是讓我明白，稿子除了多方核實，最終呈現跟採訪之間，也要是一個不斷縮小的過程。掌握8分的證據，最多說6分的話。表達除了嚴謹，也要剋制。 劉萬永：通緝犯金毅當上河北唐山財政局副局長的報道，是你存活周期最短的一個報道，就十幾分鐘。有沒有挫敗感？ 王和岩：10分鐘，10分鐘就被刪掉了，我自己都沒看到。 我跟德國同行交流時也被問到這個事。他們說你會不會很沮喪？我就說，當時很生氣，後來想想，有10分鐘我已經很滿足了，這就是中國記者要面臨的環境，你沒法改變。 劉萬永：你比我入行晚一年，我辭職兩年了，也就說你到目前為止比我多做了一年了，目測會繼續超越我的記錄。對還在做調查記者這行的，你有什麼想說的？ 王和岩：前兩天，有一個實習生結束實習後問我：在這一行做了這麼多年，對這個職業有沒有過厭倦？是什麼讓你堅持到底？我跟她說，我也有過倦怠感，任何一個職業從事的久了，都會有倦怠感。但是跟其它的職業相比，我還是覺得做記者有意思。 她說：「我明白了，沒有任何行業是理想鄉。 是的，沒有一個職業讓你永遠信心滿滿、激情澎湃。 劉萬永：有沒有無力感？ 王和岩：這肯定是伴隨著這個職業終身的，因為很多事情報道後，會發現於事無補，而且你說的好多話，都是幾年前、甚至十幾年前說過的話，比如刑訊逼供、非法證據排除，但你還是要堅持。 劉萬永：打算什麼時候退休？ 王和岩：等我把房貸還完了吧，哈哈哈。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友多聞
終有一天你要面對真實的自己。我不可能永遠地沉默下去。 我叫鄧海燕。我的筆名叫做「二大爺」。 這是我太太給我取的一個綽號。她在家裡管我的女兒叫作「大爺」，把我叫作「二大爺」，其實就是諷刺我們倆人啥活不幹，就像大爺一樣。後來我就把它順帶用來做自己的筆名了。 【時間：2019年10月9日 地點：中共廣州市黃埔區紀檢監委】 「我們是紀委案件審理室的兩位工作人員，今天我們過來這邊主要的一個工作，目的就是像你宣布我們的處分決定：一個是關於給予鄧海燕開除黨籍處分的一個決定，一個是關於給予鄧海燕開除公職的一個處分決定。」 解說：這是鄧海燕2019年秘密拍攝的一段被「喝茶」的視頻。他曾是一名刑警，做過公務員，還是一名中共黨員。如今他舉家潤到美國，投身自媒體行業。 「粉紅刑警」的覺醒之路 解說：鄧海燕生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畢業於中國公安部直屬的中國人民公安大學。那是他的軍人父親為他設定的人生軌跡。 大學的時候，我其實還是一個比較標準的小粉紅。我曾經去參加過反美遊行，去砸過美國大使館。那時候我跟現在所有國內的粉紅一樣，對美國充滿了仇視，對西方也有很大的敵意，就是一個在標準的中國教育環境裡面出來的。 那個時候環境還比較寬鬆，有很多思想比較開明的老師。大學的圖書館也不像現在管得那麼嚴，可以接觸到很多西方原版的書籍和期刊。那這個過程中，思想就發生了一些潛移默化的變化。 接觸到了西方的一些哲學史啊、憲政史這些，那個時候就心裡產生了一種嚮往，就覺得民主憲政這個東西還是人類的潮流。雖然還是個小粉紅，但是我知道這個東西是好的。國家、社會是應該朝這個方向去發展的，埋下了這種轉變的種子。當然真正的轉變是在工作之後。 解說：畢業後，鄧海燕被分配到廣州市公安局黃埔分局做過七年刑警。他說，這是自己從「粉紅」轉向「反賊」的全面覺醒時期。 一入職，他就被要求入黨。 我工作第一年，領導就告訴我，你必須交入黨申請，要體現你的積極性。 對於我來說，當時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妥。自己干這份工作，當時政治上也沒有什麼覺悟，既然有這種要求，那就入吧，就這麼稀里糊塗地入了黨。 因為警察說到本質，它就是中共的一個打手部門。 它是不允許你不受黨的控制的，所以基本上90%以上的同事我們都是要入黨的。公安這個部門由不得你選不選的問題。 刑警這個工作呢，它有一個好處，它接觸的是真正的社會底層。 社會最黑暗的，平時不為人所見的那一面。我接觸了這一年之後加深了自己對這個社會的認識，就是中國在光鮮的表面之外原來還生活著這麼多底層，為了一兩塊錢要去搶劫，要去殺人這樣的事情。 另外一個方面，刑警呢你會接觸體制內的一些黑暗的東西，一些三教九流，社會上的一些老闆，黑社會啊。你會了解到這個體制和醜惡相勾結的一些很醜惡的一面，加深你對這個體制，對這個國家的認識。 解說：鄧海燕喜歡研讀歷史，看了不少中國共產黨的「黑歷史」。 在工作之餘讀書我會有意識地去收集一些關於中共黨史方面的材料去研讀。當時的氛圍還比較寬鬆。在正規的出版的渠道上還有一些所謂的禁書，就像王明寫的《中共五十年》之類的，還有包括以前的延安回憶那些，現在當然是都已經禁書了，當時還在市面上流通。 我有時候就會把這些書買回來看，對我的衝擊就特別特別大，因為裡面所說的東西完全和歷史書上是南轅北轍兩回事。 我是不是受騙了？ 就會覺得我是不是受騙了？ 會有這樣的感覺，但是那個時候也沒有說我要離開這個體制。 其實呢，我跟所有的中國普通青年一樣，在覺醒之前，我並沒有什麼高尚的理想。 我也只想有一個穩定的工作，養家糊口平平淡淡地就過完這一生，沒有什麼崇高的理想，在三十歲之前都是這樣。所以從我加入警察的第一天我甚至認為，我以後就干這個了。 真正的覺悟發生是你的知識和你的閱歷結合起來。你會發現，哦，原來世界是這樣的。 有幾個點是對我衝擊比較大的，一個點就是我工作後不久，我就在網路上，也在我們內部文件上看過胡錦濤的一段話。 他就說這個意識形態管理，我們要學習朝鮮。朝鮮是一貫正確的。這段話對我衝擊特別大。因為儘管當時我還算有點粉紅，但是我和所有人一樣，都覺得朝鮮這個體制肯定是不行的。 這個是反人類的體制。你作為一個21世紀的中國的領導人你去歌頌這樣的（體制），那中國以後要走向何方呢？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衝擊就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那個時候死了那麼多同胞，那麼慘。但是呢，中共我們從內部了解到的東西，大量的精力依然是花在維穩上，怎麼去抓像譚作人這樣的維權人士，去抓一些要求追責的學生家長父母之類的。 後面開了一場很盛大的奧運會對我衝擊非常大。 你叫民眾捐錢，但是你自己到處撒錢，開一個這麼奢侈的奧運會。而且整個過程中沒有對死亡民眾的一個紀念環節，這是讓我沒辦法接受的。 解說： 因為擅長寫作，鄧海燕被調離刑警部門，進入黃埔區政府辦公室。十年公務員生涯讓他深刻地了解中國官場。 被開除黨籍是我的榮耀 解說：2010年，鄧海燕開始用筆名在網上發文。他把寫作形容為「佈道」，希望把同官史大相徑庭的中共黨史和普世價值傳播給更多被蒙蔽的人。 我是個很普通的青年，我剛剛開始寫文章的時候， 我也知道這個文章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因為我也在公安嘛，我知道是怎麼處理這些異見人士的。他們會用什麼樣的方式，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其實我很清楚。這也是我剛開始寫文章的時候不斷地去變換筆名的緣故。我也恐懼啊，我也害怕別人知道是我寫的。 但是我知道，終有一天你要面對真實的自己，所謂的性格決定命運。我知道我就是那樣的人。我閉不住嘴。 我很想說。我不可能永遠地沉默下去。 解說：當他的文章開始在網上廣泛傳播時，鐵拳砸了下來。 從2018年9月8號開始第一次喝茶，到2019年的10月8號終止。 在過程中總共喝了14次茶，抄了兩次家。 半年之前就已經開始監控，那個時候我的文章已經在網上流傳得很廣。 他們可能就已經開始秘密地在調查我了，包括調查我的個人背景、家庭背景、我的通話記錄、我的郵件記錄、個人隱私各個方面，他們都已經查得很清楚。 解說：一年多的調查審訊後，鄧海燕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罪名包括發表大量「具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文章及言論」和「超計劃生育」。聽到這個結果的當下，他說自己「悲喜交加」。 所謂的悲涼就是，沒想到他們折磨了我這一年多，最後還是給出這麼一個荒唐的結果，非常荒唐的結果。整個過程，包括他們寫的我那些內容，給我定罪的那些詞語都是文革式的定調。在2019年的這個年代裡面出現一個文革式的用語，我覺得很悲哀。 喜的就是這個結果可能正是我想要的。 特別是他開除我黨籍這個結果，我真的是當場想笑出來。 我覺得這個東西說實話，就像是我人生中的一個污點一樣。在我年輕的時候因為茫然無知， 給自己添加了這麼一個麻煩的事，這麼一個說不清道不明，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事，那麼現在你主動給我去掉了，我覺得挺好。你用這麼一個明明白白的話語，把我開除出了這個隊伍，這不是我的恥辱啊，這是我的榮耀。 我自由了 我在中國是不可能閉嘴的，但我不閉嘴的下場就可能一定是跟現在的「編程隨想」是一樣的，肯定是坐牢。所以他們在宣布開除我之後我就立馬著手，我要走。 當時我要回來我的護照，從被雙開之後我就是個自由人了嘛。而且喝茶那一整年，雖然我沒有認罪，但我在行為上是很低調的，我沒有寫任何一篇文章、一個字。我這個表現可能也讓他們覺得，這個人應該是服軟了，所以也就取消了對我的邊控。 解說：2019年底，鄧海燕隻身踏上飛往美國的航班。 「我的計劃是我先走，到了美國安頓好之後，我的妻子和孩子再走。 為了防止發生變故，我並沒有提前買票，我是離開廣州前幾個小時才臨時買票出發。 我的去向只有我妻子一個人知道。我沒有跟任何人說。 我的妻子以前從來不送機，那天破天荒地送我。因為她怕我在機場被人扣下來的話沒有人知道。 我就跟她約定，如果我順利登機，我就給你發一個表情符號。如果我被扣下來了，你不要管，你自己回家就好了。剩下的事我自己來承擔。她眼睜睜地看著我走過安檢通道才回頭，真的是心懷忐忑，無言以對。 最終我還是順利地登機到達了美國。在到達洛杉磯海關，抬頭看見美國國旗的那一瞬間，我真的是百感交集。我想過我有一天會來美國，但是我沒有想過我會是在這種情況下來美國。」 （節選自鄧海燕油管視頻） 來到美國之後，我得到了我自己想得到的東西，不是財富方面的，就是自由方面的，那種真真切切的自由。 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寫文章，我想說什麼說什麼了。我可以把我真正的想法寫出來，不用再去指桑罵槐了，我就指著槐罵槐了！我覺得這個是很難得的。 把我自己內心中的一些積壓多年的東西可以表達出來了，做回一個真正的自己。現在做的事情就是我真正喜歡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我認為有意義的事情。這對我的人生是有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解放。 體制內沒有菁英，只有廢品 解說：鄧海燕當年的同窗如今大多在公安系統身居高位，但是對於那個吞噬人的體制，他沒有絲毫留戀。 我並不羨慕他們，他們看我呢，可能他們會羨慕我。 因為他們有的東西我曾經有過，而且並不是我真正想擁有的。但是我有的東西呢，可能是他們真正需要的，就像我現在一樣自由自在，坐在一個房間裡面可以說自己想說的話，這個可能對於他們來說就非常難了。 他們在體制內作為一個衙役、一個打手，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也算是中層，掌握著一定的資源，一定生殺予奪的大權。 但是那種生活我想並不是人人都追求的。 那種壓抑的生活，對於他們來說也有一些不為人道的苦衷。 解說：7月，我們與鄧海燕在洛杉磯會面的幾個小時前，突然爆出中國失蹤三個星期的新任外長秦剛被免職的消息。 我覺得這個新聞正好能體現這個中共這幾十年以來黑幫政治的一種特點：它的所有的政治運作的規則都不是寫在明面上的，都是潛規則。這些潛規則，外人是不能理解。他只是給你一個不明不白的結果。 你去猜測這樣的結果是怎麼產生的。其實呢最終導致這些結果的都是權力背後那些黑暗的規則。 他沒有道理可講，很可能就是領袖的一念之間而已。 像秦剛這種位置啊，其實已經身不由己了。 表面上，他看起來是很風光一個副國級的大員。他可以在今年內從一個駐美大使連升三級到國務委員，他也可以在七個月後就立馬被拿下。他人身沒有自由，他說話也沒有自由。他只是這個強大體制的一顆螺絲釘。秦剛只不過是這個絞肉機上最先被絞出來的那一個肉沫。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我這十年的政府的經歷讓我感覺到它是一個很典型的逆淘汰的機制。 逆向淘汰，你只要是一個有想法，有點正氣或者說還有點改革。意願的這種人，那麼你一定是在這個體制中被淘汰的那一部分。你是不可能爬上去的。能夠爬上去的一定是符合他的要求的。偶爾可能有一些看上去比較有能力的人，他其實也不過是符合這種要求的工具。 開店的是武大郎的話，高過武大郎的可能都要被辭退，就是這樣，你不可能表現出比你領導更聰明的一面。 這是很忌諱的在官場上。 就像習近平一樣啊，你如果表現出比他更英明更偉大，那你可能就死無葬身之地啊，非常危險的。 這種體制裡面你一定要表現出橫豎比領導差，唯唯諾諾，而且還表現出強烈的那種人身依附的意願，才有可能在這個體制內好好地活下去。所以他不可能存在真正的菁英，最後走上前台的走上金字塔頂端的其實都是滿足他這條生產線要求的廢品。 解說：對於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國實現民主，鄧海燕非常樂觀。 我覺得二十年以內，我甚至可以提出這麼一個猜想，因為像中共它這樣的統治模式是需要耗費大量的社會資源的。他現在的這種維穩模式，要養軍隊，養警察，養各種各樣的爪牙。 （需要）社會經濟基礎的。 這件事兒說白了，就是要有錢才能幹的，但是現在目前他在習近平這些胡干蠻幹之下，這種基礎正在崩潰。 他的經濟基礎正在急速的崩潰，特別是這兩年來不足以支撐他過往的這種維穩模式統治模式。 一方面是越來越高的要求，一方面是越來越差的基礎，這種矛盾呢，只會導致他到某個節點的時候突然崩塌，所以我覺得這個這個節點很快就可能會到來了。隨著這個目前中共國內這種經濟形勢的惡化，很可能就是一個黑天鵝、一個灰犀牛的事件就發生。
中國前調查記者鄧飛周五發文呼籲警方對徐州「鐵鏈女」與董志民的婚姻合法性進行立案審查，並公布處理決定。 鄧飛當天在微博上說，社會普遍認為基於收買行為的婚姻關係應視為無效，而最高法、公安部等多部門去年聯合發布指導意見說，警方應及時受理當事人冒名頂替或弄虛作假婚姻登記的報案和舉報。 鄧飛表示，他此前收到了董志民和「鐵鏈女」的一組結婚證照片，足以證明其婚姻登記涉嫌弄虛作假，而江蘇省聯合調查組的通報也證實了這一點。 因此，他呼籲當局調查三個問題：兩人的婚姻登記是否有效？兩人是否存在合法婚姻關係？「鐵鏈女」是否屬於董家家庭成員？
前幾天，《經濟日報》的一個記者寫了一篇文章。 「友情建議」俞敏洪老師不要直播，不要從一個賺快錢的賽道轉到另一個賺快錢的賽道，這種示範作用不好。 有個成語怎麼說來著，誒，諄諄教誨。 一個媒體記者指導一個久經市場考驗遭遇突發變故仍能堅強應對的企業家，您應該這樣，應該那樣，不應該這樣，這樣不好，不如這樣，您覺得呢…… 全文如下，可看可不看。我反正是忍不住看完了。感覺別有一番精彩。 網路圖片 俞敏洪老師特別狠，第一時間就出來對記者表示感謝，感謝感謝，學到了很多。並斗膽提出一點小意見。俞敏洪老師對記者這個「掙快錢」的說法不同意，大意是說，誤會了，教育行業談不上是掙快錢，直播也沒那麼容易。 整個事件是如此荒謬到讓人覺得冷笑都費力氣。教育行業遭遇變故，那背後都是活生生的相關從業人員的生計問題。是哪兒來的底氣去點評人家俞敏洪搞直播？用個網路流行語是，做個人吧。 這篇文章非常之輕佻，處處是偏見，並且一丁點的基礎常識都沒有。 都知道紙媒衰落，確實不知道已經墮落到這種地步了。真是「好傢夥」！ 簡單說，無論是市場層面還是監管層面，俞敏洪都需要自己面對，做得好賺錢，皆大歡喜，做不好，虧了，也沒浪費別人一分錢。現在搞直播的人比逛街的人還多，真以為誰都能賺到錢呢。再說，這不是人家的機會嗎，虧了讓你掏錢了嗎？一個事業編的蠢貨為何有臉扯那麼多八竿子打不著的屁話。 有人被推到河裡正在拚命掙扎要活下來，《經濟日報》的記者在岸上說，瞧瞧這姿勢，不對啊。你看哈，手腳不太協調呢，說你呢老俞，動作都變形啦！這不夠優雅！ 這篇文章最混淆視聽的偏見是什麼呢？就是所謂的「快錢」。 「快錢」這個兩個字給人的感覺是商人的貪婪和短視，說得再難聽一點，能撈一天是一天，能撈多少是多少。所以「快錢」在日常語境里一個貶義詞。說誰賺快錢，幾乎等同於罵人。 那麼什麼叫「掙快錢」呢，什麼又叫「掙慢錢」，日進幾金算快？沒有人能回答得上來。因此所謂的「賺快錢」跟賺到的金額無關，是一種心態和業務模式。而且包括這位記者在內的很多人估計都並沒有認真想過這個問題。 這麼說吧，資本投入越大，周期越長的，賺的其實是慢錢，比如教育行業。幹活就有錢拿的，就是賺快錢，比如送快遞，送外賣。 有哪些媒體記者會說外賣員和快遞員賺的是快錢呢？不會的，在這些擅裝良知逼的逼逼們眼裡，這是要團結和擁抱的「底層人民」，怎麼能說他們賺快錢呢。討厭。當然，主要是他們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在使用「賺快錢」這三個字的時候在說什麼，就如同他們在使用「資本」兩個字的時候的無腦掄。管他呢，這些詞倫出去就有群眾歡呼，還感覺自己特深刻，思考的都是資本層面的事情了，為何不呢。 為什麼不少企業家更熱衷於賺快錢，其實我在曾經一篇寫莆田系醫院的文章說過了。沒別的，因為預期。也沒啥需要補充的了，今年的教育行業已經貢獻了活生生血淋淋的案發現場。 長遠是什麼，如果經商環境變幻莫測，誰敢持續投入呢？實際上一個基礎的商業常識是，通常來說長期持續的投入才是企業最大的護城河。大生意從來不就是一蹴而就，都需要大把大把的資金投入。渠道和品牌也都是耗費數年深耕出來的。事實上有野心的企業和資本都想賺「慢錢」，比較典型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亞馬遜了。根本不著急，即便有了賺錢能力也不著急。 說來也怪，貝佐斯咋想的呢，就敢這麼不著急。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吳主任）
中國一部以「抗美援朝」為主題的所謂愛國電影《長津湖》在十一長假期間熱播，票房收入高達33億元人民幣。不過，中國資深財經媒體人羅昌平因將劇中「冰雕連」稱作「沙雕連」，被中國網民及官媒炮轟。他在周四（7日）道歉後，其微博被禁言。網上消息曾一度傳出，羅被舉報「侮辱烈士罪」，周四晚上已被海南警方拘捕，截至周五，海南三亞警方發通報，指已對「羅某平」作出刑事拘留。 中國主旋律電影《長津湖》以「抗美援朝」為主題，截至10月7日，票房收入在全國高達33億元人民幣，打破國慶、黨慶電影票房紀錄。不少網民看完之後都說自己感動得熱淚盈眶，尤其劇中「抗美援朝」的中國軍人，在長津湖戰役中凍死在陣地上，姿勢仍保持就如「冰雕」，因而被稱為「冰雕連」。 不過，中國資深媒體人羅昌平周三（6日）在他的微博轉發一則貼文，文中表示翻查了資料，推斷長津湖戰役期間最低氣溫可達負 35 度。羅昌平表示，半個世紀之後很少中國人反思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又說「就像當年的沙雕連不會懷疑上峰的『英明決策』」，將劇中的「冰雕連」形容為「沙雕連」。「沙雕」是中國網路用語，意思是愚蠢、無腦。 羅昌平周二發文，將劇中「冰凋連」稱作「沙凋連」，惹來中國官媒及網民抨擊。（羅昌平微博） 「冰雕連」變「沙雕連」論 惹來官媒網民炮轟 這番言論隨即遭到中國官媒狠批。隸屬於《解放軍報》的「鈞正平工作室」微博發文稱，「冰雕連」已是「抗美援朝」戰爭中不可磨滅的符號，亦是國家和民族尊嚴的象徵；強調「決不能讓那些惡意詆毀英烈的人肆無忌憚、為所欲為。」中國共青團周四（7日）轉發羅昌平的貼文表示，「污衊抗美援朝先烈，我們不答應」，並在周五（8日）再發文，說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絕不會因為某些人的詆毀而被磨滅。 貼文亦引來中國網民的強烈反應，在微博說要「舉報侮辱英烈的公知羅昌平」，要求執法部門按「英雄烈士保護法」追究其責任。 海南三亞警方：接獲群眾舉報 已刑事拘留羅昌平 面對多方炮轟，羅昌平周四（7日）發道歉聲明，說自己轉評的內容嚴重錯誤，造成非常嚴重的感情傷害，「在此深刻檢討，誠摯道歉」。不過，聲明未有平息輿論，有網民挖出羅昌平過往的言論，包括用「蛋炒飯祭日」來形容毛澤東兒子毛岸英的忌日；又曾寫信給台灣導演戴立忍，被網民指曾「旗幟鮮明」支持台獨。羅昌平的微博帳號一度被打上禁言標籤，直到周四帳號突然消失，只顯示「由於博主設置，目前內容暫不可見。」《澎湃新聞》周五指，海南三亞警方接獲群眾舉報，周四已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作出刑事拘留，案件正待進一步處理。 政治學者：反映凡涉愛國話題不得批判或爭論 悉尼科技大學政治學教授馮崇義周五（8日）接受本台訪問指，現時中美關係緊張，當局希望借愛國電影鼓勵國民為國家賣力。他認為從羅昌平一事可以見到，但凡涉及愛國話題，都不得作出任何批判或爭論。 馮崇義：「現在中國人，特別是靠政府吃飯的人，是接受（中共）系統的洗腦。這種洗腦不是說，它給你灌輸某種觀念，大家都一定要灌輸。這種洗腦是說，它不允許你去批駁、不允許去批判、不允許去作爭論。羅昌平正是這種狀況。你討論的話，就會受到所有小粉紅或者五毛的圍攻，國家還可能會動用司法手段把你抓起來。」 就羅昌平對戰爭正義性的質疑，馮崇義認為，當局借《長津湖》來隱瞞當年戰爭的真相。他說，當局在未掌握好北方天氣及在缺乏足夠禦寒衣物下把軍人送上戰場，最終令他們無法抵禦極端天氣，造成大量傷亡，但中央當局卻包裝成「為民為國」的事情。他又說，戰爭源於北韓金氏政權違反國際條約在先，但中國卻出兵支援，認為是一場非正義的戰爭，不過《長津湖》就將這些事實「顛倒過來」。 網路評論人：當局急需這場戰爭轉移視線 中國網路評論人陳先生周五（8日）對本台分析， 中國政局急需這場長津湖戰爭來轉移社會對經濟和政治的矛盾，鞏固其領導層的權力，所以近幾年來，但凡質疑這些「政治正確」宣傳片的人都會遭到一系列的打壓。 陳先生：「一些像長津湖的宣傳片，進行戰爭動員的宣傳片，會成為整個宣傳領域的政治正確。凡是傷害到這種政治正確、大方向的， 就會導致一些過度地用刑事手段、各種各樣的手段來進行一系列的打壓，這已經成為中共這幾年來掌控輿論的慣用的操作方式。」 羅昌平歷任《中國商報》首席記者、《新京報》深度報導部主編，以及《財經》雜誌副主編，曾多次發表涉及官員貪腐的調查報道。至於《長津湖》作為中共建黨百年的賀禮片之一，被官媒贊稱「戰爭電影巨制」。該電影投資額高達13億元人民幣，講述韓戰期間的長津湖戰役，中國人民志願軍與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的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