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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王和岩，财新传媒主笔，业界人称“三姐”，部分原因是岁月让她到了“大姐”的年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同行对她的业务、人品的认可和尊敬。在“调查记者”日渐稀缺以致可以成为招牌的今天，她始终保持着一贯的低调，从未以此自矜，但她的新闻作品，比如谷俊山系列报道、武长顺系列报道，每一篇都体现着记者的价值，独家、独到。 人生总会有顺流、逆流，是什么支撑着她20多年初心不改？ 新闻是青春的职业，她如何让自己的“开花期”持续了20多年？每一篇独家报道的背后，又有怎样的坚持和付出？ 剖析自己的作品，她自认有哪些优点和不足？ 前媒体人刘万永对话财新传媒主笔王和岩，听一听一位调查记者的热爱、困惑和希望。 01 做调查记者契合我 对这个职业的热爱 刘万永：你在甘肃当了10年公务员，后来怎么当了记者？ 王和岩：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甘肃陇南地委党校。那个年代，党校是很边缘的一个单位，大多都在荒郊野外。我报到的第一天，教务处用的布沙发，硬得像铁一样，据说还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 硬件条件差是其次，关键在于无所事事。我刚参加工作，对未来还是满怀信心的，迎头撞击的却是无比郁闷的生活。 1999年5月，我停薪留职到了深圳，在《人在旅途》杂志当记者，历经辗转，2001年5月到《中国商报》，2005年10月16日，又到了《财经》杂志。2009年参与创办财新。 刘万永：为什么要选择记者，而不是创业？ 王和岩：很多人去深圳淘金，但我对淘金没概念，我最爱干的工作就是做记者。 我对记者最早的认知是在高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来到大西北。我所在的中学，有很多来自大城市的教师。1985年9月10日第一个教师节时，学校要表彰这些老教师，要求给每个先进教师写篇小传，我写作文还可以，就被挑上写其中两位老师。 写小传就要了解人家，要采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不像作文要绞尽脑汁去编，而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采访的过程让我感觉很快乐，写起来也很顺利。 后来跟语文老师汇报，我还得意洋洋地说，我把问题都提前写在本上，再去问他们。老师说，你这样不对。但我这个人比较胆怯，也不好意思问为什么不对。 后来看电影《十字街头》，赵丹扮演在报馆工作的老赵，他去采访，想不起问题来回翻采访本，很笨拙的样子。可能老师觉得我像那个人一样很笨。 刘万永：你觉得你真正的记者生涯是从什么开始的？ 王和岩：《中国商报》吧。虽然在杂志时也采访过，但那时候主要是做编辑，写的稿子基本是随笔。到《中国商报》以后，才有了比较合格的新闻作品。 有一年，内蒙古金川酒业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说他们的金川啤酒延年益寿，还能治病。 我把材料拿回来研究，觉得很多说法没法自圆其说。 比如，他们说喝了啤酒的那一组小白鼠，寿命比其他没喝的长。可我觉得从小白鼠到人，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后来我又采访了一些医学专家。他们都很怀疑：有医生说，酒精对人体有害无益，这是公认的结论；还有专家说，如果是在灵长类动物身上试验，取得这样的成果，推到人身上可能还近一点，从小白鼠一下类比到人，缺乏足够的科学验证。 材料里附有一份实验报告，是上海的一家研究所出具的。我打电话找到那家研究所，对方说报告只是对样本进行了分析，样本来源他们不管。 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结论。后来，我写了一篇报道，表示质疑。后来对方找到我，承认报道没问题，但希望不要再报道了。 刘万永：你去当记者，特别是最初的那些年，会不会有各种不适应，有没有后悔过？ 王和岩：我进入记者这个行业，是因为我很厌倦公务员的工作，我很不喜欢那种生活方式。在机关，普通小职员唯一需要具备的品质就是小心翼翼、察言观色；而且做的都是大量事务性的工作，没有创造性，很乏味。 作记者，可以对社会发言，可以满足你内心最朴素的正义感。记者这个职业捍卫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它有公共关怀，也有启蒙作用。每发表一篇稿子，无论干预现实还是记录历史，或者两者兼备，都让你感到它有价值和意义。这是公务员生活所无法企及的。 起初我基本做编辑，不是一开始就做高强度的突发报道和调查报道，也就没有太多出稿的压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对这个行业充满了热情和新鲜感，觉得采访特别让我快乐。 在《中国贫困地区》杂志时，要去特别穷的农村采访，因为和自己的生活反差很大，会了解很多不知道的信息，觉得特别兴奋。 后来，我在《中国商报》专门做调查报道，经常出差。一位副总编曾半开玩笑说，来报社的人，只要是看着像上访户的，就是来找我的。因为其他同事好像不太愿意做那种成天跟苦主打交道的题，我倒是挺喜欢做。 那个时候我频繁出差，乐此不疲。记得一个同事说，感觉你好像把自己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里面了。其实我自己反而浑然不觉。 刘万永：怎么就一步步走到调查记者了？ 王和岩：我明确知道调查记者这个词是2004年。当时我也面临着一些职业困惑，我入行很晚，我的同事都是很年轻的记者，和我同龄的很多都要做编辑了。 那时候读了展江老师的书，了解到原来在西方国家，调查记者是新闻职业里面最受尊敬的，而且也不要求吃青春饭，西方很多调查记者白发苍苍依然还在一线做调查，很敬仰他们 我不是一个在写作上有天赋的人。做调查记者，要求一个记者要很踏实、很执着、很专注，可能对写作要求不是那么高。我觉得这个比较契合我对职业的热爱，就想去做调查报道。 02 要坦率地告诉采访对象：我需要你的帮助 刘万永：很多记者会焦虑，没选题时焦虑选题，有选题时焦虑怎么做。你焦虑吗？ 王和岩：我不是一个想的特别远的记者，比如说拿到一个选题我不大会先想怎么做，做多久才能完成。我好像不太去想太远的事情，只想眼前怎么找人。 面对一个选题，要是坐在家里想，可能永远都想不出来。还是要走出家门，到现场去；拿起电话，找知情人。比如我做的《程伟案中案》，就是一点一点跑出来的。 2006年4月下旬，《财经》杂志刊发了《程伟案中案》，这是我入职《财经》后发的第一篇封面。 天津海事法院做会计程伟，涉嫌贪污、挪用6000万元公款和执行款。2005年夏天，程伟出逃，引出1949年以来中国司法领域涉案金额最大的腐败案，并连环牵出检察机关反贪官员受贿大案。 这篇一万多字的调查报道，起源于一则特别模糊的传闻：《财经》的一名编辑听人说，“天津海事法院出大事了，他们那边有一个会计，把执行款挪用了6000万，跑了。” 这个题最后派给了我。编辑安慰我说，我们在天津没有任何资源，你去了解一下，不要有太大压力。 40多天里，我五下津门，就像拼图一样，一点一点搜集、确认信息，终于摸清了情况。 最初，我通过朋友了解到确有其事，但有关部门明确说不能做。 2006年2月22日，忐忑不安中，我第一次前往天津，辗转找到天津一名法院工作人员，对方一听我想了解海事法院的事，头摇得像拨浪鼓。几经寒暄，对方答应说几句话，好让我回单位交差。 了解了大体案情后，寻找涉案者成了我努力的方向。 经联系，天津海事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员答应见我。说明来意后，他面露难色，一味东拉西扯，跟案情有关的话一句也不说。三个多小时过去了，仍一无所获，我只好起身告辞。这时，他小心翼翼递来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有两个人名：程伟、刘晓环。“这是涉案的会计和出纳，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个。” 采访终于有了实质性突破。 刘万永：记得你采访时伪装了一个身份，但被采访对象识破了。 王和岩：是的。有一天，听采访对象说程伟好像在天津开发区某小区有栋别墅，被天津高院查封，我决定去那里碰碰运气。我装作买房人，程伟的别墅前转时，一名男子来开房门，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是替老板来看房，他问老板是做什么生意的？我看着米色的墙随口胡诌：“做涂料的。” 这个人自称与程伟认识多年。聊天中，我获得了程伟出逃前后的一些情况。 过了两天再联系，他推说自己很忙，感觉比较抵触。我试着坚持：“我还是想再和你见面讨论下买房的事。如果下午没时间，晚上也行。”起先，他说没时间，我都不抱希望了。谁知他又说，五点钟给你打电话吧。 后来我们在酒店咖啡厅见面，寒暄后他突然说：“你是记者吧？” 我一下子心虚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他盯着我说，“感觉你不像买房子的，更像是记者。” 我决定豁出去了，说：“对不起，我是记者。我为此前所说的假话向你道歉。” 我解释，约他见面第一是为了工作，第二自己没有做坏事，第三不会伤害他。之所以没有说出真实身份，是怕他有顾虑不肯说。 一番说服后，我心一横，说：“我非常希望得到你的帮助，但也尊重你的决定。”那时，真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 他笑了：“其实，你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我心中就有底了。我知道出这么大的事，不是程伟一个人的问题。”他又介绍了一些程伟涉案的情况，并称共有11人涉案。 后来，经过不断的找人、采访，终于落实了11名涉案者个人信息及所涉全部案情、事由。 刘万永：我们常说记者怎么去突破，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有幸运因素的。 王和岩：对，是有幸运因素。但还是应该尽可能真诚对待别人，比如他问我是不是记者，我告诉他我是。如果你不告诉他是记者，对方会问，你不是记者问这个干嘛？ 实际上，你告诉对方真实身份以后，对方反而会对你放心。最坏的结局就是拒绝你。如果对方不愿意说，一方面要理解对方，另一方面还是要尽可能说服对方。 刘万永：我的朋友石扉客说，采访仰仗的是陌生人的慈悲（今天他终于承认这也不是他的原创）。也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件事是最难的，一个是把别人兜里的钱拿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让别人把不愿意说的话说出来。你是怎样让你的采访对象开口说呢？ 王和岩：首先你要去现场，和采访对象见面，不要试图在电话里说服对方。 我不是一个善于当面拒绝别人的人，推己及人，我觉得一个人去当面拒绝另外一个人，心理上多少有一些障碍，不像电话里说可以立马挂了。 我很少在电话里说服对方接受我的采访。因为如果对方不同意跟你见面，你就没有路可走了。但是我要是找到你，采访的成功率就提高了50%。 第一个是我要找到你，第二个就是告诉你我的诚意。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像破案一样，距离案发现场最近，你就最有可能获得关键信息。 另外，不要讳言自己需要别人的帮助。很多人明明需要帮助，但又不愿意讲。我会直截了当告诉采访对象，我在这边采访，很不顺利，因为我是第一次来，也不认识人，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 像这种开诚布公地求助，我是没有心理负担的。有时，也需要让采访对象了解记者这个职业对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与价值，因为朴素的正义感，人皆有之。 刘万永：做记者，除了你的这种突破，韧性、抗压性也很重要。财新关于谷俊山的报道，应该是你采访时间最长，定稿后等待时间最长的报道了吧？ 王和岩：一开始，你并不知道这个事情里面水有多深，料有多丰富。只是凭直觉和简单的判断，选题重大。随着采访的深入，神经会越来越兴奋。材料掌握得越多，就越明白这个题能做出来多少。 动身去濮阳的时候，我确实比较忐忑，我对部队系统很陌生，去的时候还是有畏难情绪的。编辑说，你先去他老家跑一趟。 我当时焦虑到什么程度，刚到河南濮阳，打车去酒店的路上就问司机：你们这好像出过一个将军？他说是不是叫谷俊山？我说对，他有个弟弟叫谷三，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他说，东白仓村。 我一下子就觉得不像一始那么茫然了。随着不断了解，材料多了，信心就慢慢足一些。 在东白仓村，我看见几个村民站着聊天，就过去问了，一听说我打听谷俊山的弟弟谷三，那几个人的神情一愣，问我是干嘛的。我说是北京来的记者，为什么强调是北京来的？我想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当地的，他们就有一种信任感。而且那么远跑来，可见对这个事情有多重视。 他们说你有证件吗？我拿出记者证给他们看。一个村民说，你跟我来，我就跟在他后面，在个小胡同里面拐了几个弯，然后拐到他家，另外两个农民后来也过来，给我讲了谷三的一些劣迹。 刘万永：那个稿子最后刊发也是等了很长时间，中间有没有这种很焦灼的心态？ 王和岩：也有，一开始舒立说这个稿子先放一下，我原来就想着是一两个月，没想到是一年。期间，我不断打听谷俊山案的调查情况。 我一开始做调查的时候，这个案子前景并不明朗，虽然他的职务被免了，但人还可以自由活动，会客见人都没什么问题。 当时，官方对他的调查实际上是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在漫长等待的几个月里官方对谷俊山的调查由最初的军队内部处理，逐渐变成有中央纪委参与，直至转向司法审理。 那时候，我不断找人打听，有一点消息就赶快给编辑部发邮件，让财新编辑部知道刊发这篇报道的风险在不断降低。 等的过程中也在完善内容。比如涉及钓鱼台5号院的部分内容，就是后来不断完善补充的。 03 做新闻需要一种执念 刘万永：做记者这么多年，你觉得你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王和岩：劣势是不善于随机应变。很多记者很机智，别人一质问，立马就能想出一套说辞，把对方糊弄过去。我基本上是实话实说，或者部分实话实说。 优势可能是我对职业的执念。我特别爱看两种题材的视频，一种是考古发掘，我觉得像做调查，过程充满发现，充满奇迹，充满让你惊奇的东西；还有一个是警匪片，我觉得特别好玩，特别刺激。 我是一个平庸的人，庸常的人生就是很郁闷，但做记者会带来很多生活的快乐。庸常的人生需要新闻给予的快乐。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没有实现，我想调查监狱黑幕，还有就是走私、贩卖军火这种隐秘故事。故事越隐秘，阴谋越幽深，对我越有吸引力。 刘万永：回想我自己的报道，平衡、克制方面可以说没啥问题，最大的问题可读性差。你有没有反思，自己的报道在文本上有没有问题？ 王和岩：当然有了。我经常做一些法制报道，涉及大量的法律术语，写得比较硬。那种法言法语，我会尽可能通俗化、简洁化，变成自己的语言。 但是我跟编辑还是有些不同意见，编辑认为我们做的报道都是高对抗性的，当你对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法律语言进行改写，力图用公众能听懂的语言阐述，可能会面临比较高各种风险。编辑的看法有他的道理。但我还是认为，原文照搬法律文件是比较偷懒的行为，我还是希望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之上，尽可能用简洁通晓的语言去表达。当然，准确是第一位的，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可读性要让位于真实性。 还有一个问题是喧宾夺主。我们做的很多选题比较重大，细节过多会冲淡主题。在主干清晰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细节，增强可读性，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每家媒体都有自己的受众，你不可能吸引所有读者，只能吸引目标读者。 作为一个记者，对文字的追求应该是无止境的，但还是要认清楚自己的局限所在。有时候你只能承认现实，就吸引这一部分读者。 刘万永：你说的对抗性，一是采访本身，二是报道发表后可能有人找你公关，甚至引起诉讼。你这么多年有没有打过官司？ 王和岩：我也打过官司，在《中国商报》的时候就有过一次。我当时写的安徽交通厅厅长贪腐的案子，当时安徽交通系统抓了好多人，一个地级市的交通局局长协助调查了，但是我写被纪委给带走了。 那个稿子大概是9000字，关于他的表述是11个字，因为这11个字，对方把我们告上法庭，我们败诉了。 做报道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经验和吸取教训的过程。 有的报道，对方确实来找过，但没有找出稿子的问题来，指不出硬伤。 但是商报的事情，还是让我明白，稿子除了多方核实，最终呈现跟采访之间，也要是一个不断缩小的过程。掌握8分的证据，最多说6分的话。表达除了严谨，也要克制。 刘万永：通缉犯金毅当上河北唐山财政局副局长的报道，是你存活周期最短的一个报道，就十几分钟。有没有挫败感？ 王和岩：10分钟，10分钟就被删掉了，我自己都没看到。 我跟德国同行交流时也被问到这个事。他们说你会不会很沮丧？我就说，当时很生气，后来想想，有10分钟我已经很满足了，这就是中国记者要面临的环境，你没法改变。 刘万永：你比我入行晚一年，我辞职两年了，也就说你到目前为止比我多做了一年了，目测会继续超越我的记录。对还在做调查记者这行的，你有什么想说的？ 王和岩：前两天，有一个实习生结束实习后问我：在这一行做了这么多年，对这个职业有没有过厌倦？是什么让你坚持到底？我跟她说，我也有过倦怠感，任何一个职业从事的久了，都会有倦怠感。但是跟其它的职业相比，我还是觉得做记者有意思。 她说：“我明白了，没有任何行业是理想乡。 是的，没有一个职业让你永远信心满满、激情澎湃。 刘万永：有没有无力感？ 王和岩：这肯定是伴随着这个职业终身的，因为很多事情报道后，会发现于事无补，而且你说的好多话，都是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说过的话，比如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但你还是要坚持。 刘万永：打算什么时候退休？ 王和岩：等我把房贷还完了吧，哈哈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友多闻
终有一天你要面对真实的自己。我不可能永远地沉默下去。 我叫邓海燕。我的笔名叫做“二大爷”。 这是我太太给我取的一个绰号。她在家里管我的女儿叫作“大爷”，把我叫作“二大爷”，其实就是讽刺我们俩人啥活不干，就像大爷一样。后来我就把它顺带用来做自己的笔名了。 【时间：2019年10月9日 地点：中共广州市黄埔区纪检监委】 “我们是纪委案件审理室的两位工作人员，今天我们过来这边主要的一个工作，目的就是像你宣布我们的处分决定：一个是关于给予邓海燕开除党籍处分的一个决定，一个是关于给予邓海燕开除公职的一个处分决定。” 解说：这是邓海燕2019年秘密拍摄的一段被“喝茶”的视频。他曾是一名刑警，做过公务员，还是一名中共党员。如今他举家润到美国，投身自媒体行业。 “粉红刑警”的觉醒之路 解说：邓海燕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毕业于中国公安部直属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那是他的军人父亲为他设定的人生轨迹。 大学的时候，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小粉红。我曾经去参加过反美游行，去砸过美国大使馆。那时候我跟现在所有国内的粉红一样，对美国充满了仇视，对西方也有很大的敌意，就是一个在标准的中国教育环境里面出来的。 那个时候环境还比较宽松，有很多思想比较开明的老师。大学的图书馆也不像现在管得那么严，可以接触到很多西方原版的书籍和期刊。那这个过程中，思想就发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 接触到了西方的一些哲学史啊、宪政史这些，那个时候就心里产生了一种向往，就觉得民主宪政这个东西还是人类的潮流。虽然还是个小粉红，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好的。国家、社会是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埋下了这种转变的种子。当然真正的转变是在工作之后。 解说：毕业后，邓海燕被分配到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做过七年刑警。他说，这是自己从“粉红”转向“反贼”的全面觉醒时期。 一入职，他就被要求入党。 我工作第一年，领导就告诉我，你必须交入党申请，要体现你的积极性。 对于我来说，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自己干这份工作，当时政治上也没有什么觉悟，既然有这种要求，那就入吧，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入了党。 因为警察说到本质，它就是中共的一个打手部门。 它是不允许你不受党的控制的，所以基本上90%以上的同事我们都是要入党的。公安这个部门由不得你选不选的问题。 刑警这个工作呢，它有一个好处，它接触的是真正的社会底层。 社会最黑暗的，平时不为人所见的那一面。我接触了这一年之后加深了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认识，就是中国在光鲜的表面之外原来还生活着这么多底层，为了一两块钱要去抢劫，要去杀人这样的事情。 另外一个方面，刑警呢你会接触体制内的一些黑暗的东西，一些三教九流，社会上的一些老板，黑社会啊。你会了解到这个体制和丑恶相勾结的一些很丑恶的一面，加深你对这个体制，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解说：邓海燕喜欢研读历史，看了不少中国共产党的“黑历史”。 在工作之余读书我会有意识地去收集一些关于中共党史方面的材料去研读。当时的氛围还比较宽松。在正规的出版的渠道上还有一些所谓的禁书，就像王明写的《中共五十年》之类的，还有包括以前的延安回忆那些，现在当然是都已经禁书了，当时还在市面上流通。 我有时候就会把这些书买回来看，对我的冲击就特别特别大，因为里面所说的东西完全和历史书上是南辕北辙两回事。 我是不是受骗了？ 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受骗了？ 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说我要离开这个体制。 其实呢，我跟所有的中国普通青年一样，在觉醒之前，我并没有什么高尚的理想。 我也只想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养家糊口平平淡淡地就过完这一生，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在三十岁之前都是这样。所以从我加入警察的第一天我甚至认为，我以后就干这个了。 真正的觉悟发生是你的知识和你的阅历结合起来。你会发现，哦，原来世界是这样的。 有几个点是对我冲击比较大的，一个点就是我工作后不久，我就在网络上，也在我们内部文件上看过胡锦涛的一段话。 他就说这个意识形态管理，我们要学习朝鲜。朝鲜是一贯正确的。这段话对我冲击特别大。因为尽管当时我还算有点粉红，但是我和所有人一样，都觉得朝鲜这个体制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是反人类的体制。你作为一个21世纪的中国的领导人你去歌颂这样的（体制），那中国以后要走向何方呢？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就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那个时候死了那么多同胞，那么惨。但是呢，中共我们从内部了解到的东西，大量的精力依然是花在维稳上，怎么去抓像谭作人这样的维权人士，去抓一些要求追责的学生家长父母之类的。 后面开了一场很盛大的奥运会对我冲击非常大。 你叫民众捐钱，但是你自己到处撒钱，开一个这么奢侈的奥运会。而且整个过程中没有对死亡民众的一个纪念环节，这是让我没办法接受的。 解说： 因为擅长写作，邓海燕被调离刑警部门，进入黄埔区政府办公室。十年公务员生涯让他深刻地了解中国官场。 被开除党籍是我的荣耀 解说：2010年，邓海燕开始用笔名在网上发文。他把写作形容为“布道”，希望把同官史大相径庭的中共党史和普世价值传播给更多被蒙蔽的人。 我是个很普通的青年，我刚刚开始写文章的时候， 我也知道这个文章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为我也在公安嘛，我知道是怎么处理这些异见人士的。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我很清楚。这也是我刚开始写文章的时候不断地去变换笔名的缘故。我也恐惧啊，我也害怕别人知道是我写的。 但是我知道，终有一天你要面对真实的自己，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我知道我就是那样的人。我闭不住嘴。 我很想说。我不可能永远地沉默下去。 解说：当他的文章开始在网上广泛传播时，铁拳砸了下来。 从2018年9月8号开始第一次喝茶，到2019年的10月8号终止。 在过程中总共喝了14次茶，抄了两次家。 半年之前就已经开始监控，那个时候我的文章已经在网上流传得很广。 他们可能就已经开始秘密地在调查我了，包括调查我的个人背景、家庭背景、我的通话记录、我的邮件记录、个人隐私各个方面，他们都已经查得很清楚。 解说：一年多的调查审讯后，邓海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罪名包括发表大量“具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及言论”和“超计划生育”。听到这个结果的当下，他说自己“悲喜交加”。 所谓的悲凉就是，没想到他们折磨了我这一年多，最后还是给出这么一个荒唐的结果，非常荒唐的结果。整个过程，包括他们写的我那些内容，给我定罪的那些词语都是文革式的定调。在2019年的这个年代里面出现一个文革式的用语，我觉得很悲哀。 喜的就是这个结果可能正是我想要的。 特别是他开除我党籍这个结果，我真的是当场想笑出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说实话，就像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污点一样。在我年轻的时候因为茫然无知， 给自己添加了这么一个麻烦的事，这么一个说不清道不明，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事，那么现在你主动给我去掉了，我觉得挺好。你用这么一个明明白白的话语，把我开除出了这个队伍，这不是我的耻辱啊，这是我的荣耀。 我自由了 我在中国是不可能闭嘴的，但我不闭嘴的下场就可能一定是跟现在的“编程随想”是一样的，肯定是坐牢。所以他们在宣布开除我之后我就立马着手，我要走。 当时我要回来我的护照，从被双开之后我就是个自由人了嘛。而且喝茶那一整年，虽然我没有认罪，但我在行为上是很低调的，我没有写任何一篇文章、一个字。我这个表现可能也让他们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服软了，所以也就取消了对我的边控。 解说：2019年底，邓海燕只身踏上飞往美国的航班。 “我的计划是我先走，到了美国安顿好之后，我的妻子和孩子再走。 为了防止发生变故，我并没有提前买票，我是离开广州前几个小时才临时买票出发。 我的去向只有我妻子一个人知道。我没有跟任何人说。 我的妻子以前从来不送机，那天破天荒地送我。因为她怕我在机场被人扣下来的话没有人知道。 我就跟她约定，如果我顺利登机，我就给你发一个表情符号。如果我被扣下来了，你不要管，你自己回家就好了。剩下的事我自己来承担。她眼睁睁地看着我走过安检通道才回头，真的是心怀忐忑，无言以对。 最终我还是顺利地登机到达了美国。在到达洛杉矶海关，抬头看见美国国旗的那一瞬间，我真的是百感交集。我想过我有一天会来美国，但是我没有想过我会是在这种情况下来美国。” （节选自邓海燕油管视频） 来到美国之后，我得到了我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不是财富方面的，就是自由方面的，那种真真切切的自由。 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写文章，我想说什么说什么了。我可以把我真正的想法写出来，不用再去指桑骂槐了，我就指着槐骂槐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把我自己内心中的一些积压多年的东西可以表达出来了，做回一个真正的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这对我的人生是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体制内没有菁英，只有废品 解说：邓海燕当年的同窗如今大多在公安系统身居高位，但是对于那个吞噬人的体制，他没有丝毫留恋。 我并不羡慕他们，他们看我呢，可能他们会羡慕我。 因为他们有的东西我曾经有过，而且并不是我真正想拥有的。但是我有的东西呢，可能是他们真正需要的，就像我现在一样自由自在，坐在一个房间里面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这个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非常难了。 他们在体制内作为一个衙役、一个打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中层，掌握着一定的资源，一定生杀予夺的大权。 但是那种生活我想并不是人人都追求的。 那种压抑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也有一些不为人道的苦衷。 解说：7月，我们与邓海燕在洛杉矶会面的几个小时前，突然爆出中国失踪三个星期的新任外长秦刚被免职的消息。 我觉得这个新闻正好能体现这个中共这几十年以来黑帮政治的一种特点：它的所有的政治运作的规则都不是写在明面上的，都是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外人是不能理解。他只是给你一个不明不白的结果。 你去猜测这样的结果是怎么产生的。其实呢最终导致这些结果的都是权力背后那些黑暗的规则。 他没有道理可讲，很可能就是领袖的一念之间而已。 像秦刚这种位置啊，其实已经身不由己了。 表面上，他看起来是很风光一个副国级的大员。他可以在今年内从一个驻美大使连升三级到国务委员，他也可以在七个月后就立马被拿下。他人身没有自由，他说话也没有自由。他只是这个强大体制的一颗螺丝钉。秦刚只不过是这个绞肉机上最先被绞出来的那一个肉沫。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我这十年的政府的经历让我感觉到它是一个很典型的逆淘汰的机制。 逆向淘汰，你只要是一个有想法，有点正气或者说还有点改革。意愿的这种人，那么你一定是在这个体制中被淘汰的那一部分。你是不可能爬上去的。能够爬上去的一定是符合他的要求的。偶尔可能有一些看上去比较有能力的人，他其实也不过是符合这种要求的工具。 开店的是武大郎的话，高过武大郎的可能都要被辞退，就是这样，你不可能表现出比你领导更聪明的一面。 这是很忌讳的在官场上。 就像习近平一样啊，你如果表现出比他更英明更伟大，那你可能就死无葬身之地啊，非常危险的。 这种体制里面你一定要表现出横竖比领导差，唯唯诺诺，而且还表现出强烈的那种人身依附的意愿，才有可能在这个体制内好好地活下去。所以他不可能存在真正的菁英，最后走上前台的走上金字塔顶端的其实都是满足他这条生产线要求的废品。 解说：对于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实现民主，邓海燕非常乐观。 我觉得二十年以内，我甚至可以提出这么一个猜想，因为像中共它这样的统治模式是需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的。他现在的这种维稳模式，要养军队，养警察，养各种各样的爪牙。 （需要）社会经济基础的。 这件事儿说白了，就是要有钱才能干的，但是现在目前他在习近平这些胡干蛮干之下，这种基础正在崩溃。 他的经济基础正在急速的崩溃，特别是这两年来不足以支撑他过往的这种维稳模式统治模式。 一方面是越来越高的要求，一方面是越来越差的基础，这种矛盾呢，只会导致他到某个节点的时候突然崩塌，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节点很快就可能会到来了。随着这个目前中共国内这种经济形势的恶化，很可能就是一个黑天鹅、一个灰犀牛的事件就发生。
中国前调查记者邓飞周五发文呼吁警方对徐州“铁链女”与董志民的婚姻合法性进行立案审查，并公布处理决定。 邓飞当天在微博上说，社会普遍认为基于收买行为的婚姻关系应视为无效，而最高法、公安部等多部门去年联合发布指导意见说，警方应及时受理当事人冒名顶替或弄虚作假婚姻登记的报案和举报。 邓飞表示，他此前收到了董志民和“铁链女”的一组结婚证照片，足以证明其婚姻登记涉嫌弄虚作假，而江苏省联合调查组的通报也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他呼吁当局调查三个问题：两人的婚姻登记是否有效？两人是否存在合法婚姻关系？“铁链女”是否属于董家家庭成员？
前几天，《经济日报》的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文章。 “友情建议”俞敏洪老师不要直播，不要从一个赚快钱的赛道转到另一个赚快钱的赛道，这种示范作用不好。 有个成语怎么说来着，诶，谆谆教诲。 一个媒体记者指导一个久经市场考验遭遇突发变故仍能坚强应对的企业家，您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不应该这样，这样不好，不如这样，您觉得呢…… 全文如下，可看可不看。我反正是忍不住看完了。感觉别有一番精彩。 网络图片 俞敏洪老师特别狠，第一时间就出来对记者表示感谢，感谢感谢，学到了很多。并斗胆提出一点小意见。俞敏洪老师对记者这个“挣快钱”的说法不同意，大意是说，误会了，教育行业谈不上是挣快钱，直播也没那么容易。 整个事件是如此荒谬到让人觉得冷笑都费力气。教育行业遭遇变故，那背后都是活生生的相关从业人员的生计问题。是哪儿来的底气去点评人家俞敏洪搞直播？用个网络流行语是，做个人吧。 这篇文章非常之轻佻，处处是偏见，并且一丁点的基础常识都没有。 都知道纸媒衰落，确实不知道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真是“好家伙”！ 简单说，无论是市场层面还是监管层面，俞敏洪都需要自己面对，做得好赚钱，皆大欢喜，做不好，亏了，也没浪费别人一分钱。现在搞直播的人比逛街的人还多，真以为谁都能赚到钱呢。再说，这不是人家的机会吗，亏了让你掏钱了吗？一个事业编的蠢货为何有脸扯那么多八竿子打不着的屁话。 有人被推到河里正在拼命挣扎要活下来，《经济日报》的记者在岸上说，瞧瞧这姿势，不对啊。你看哈，手脚不太协调呢，说你呢老俞，动作都变形啦！这不够优雅！ 这篇文章最混淆视听的偏见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快钱”。 “快钱”这个两个字给人的感觉是商人的贪婪和短视，说得再难听一点，能捞一天是一天，能捞多少是多少。所以“快钱”在日常语境里一个贬义词。说谁赚快钱，几乎等同于骂人。 那么什么叫“挣快钱”呢，什么又叫“挣慢钱”，日进几金算快？没有人能回答得上来。因此所谓的“赚快钱”跟赚到的金额无关，是一种心态和业务模式。而且包括这位记者在内的很多人估计都并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这么说吧，资本投入越大，周期越长的，赚的其实是慢钱，比如教育行业。干活就有钱拿的，就是赚快钱，比如送快递，送外卖。 有哪些媒体记者会说外卖员和快递员赚的是快钱呢？不会的，在这些擅装良知逼的逼逼们眼里，这是要团结和拥抱的“底层人民”，怎么能说他们赚快钱呢。讨厌。当然，主要是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使用“赚快钱”这三个字的时候在说什么，就如同他们在使用“资本”两个字的时候的无脑抡。管他呢，这些词伦出去就有群众欢呼，还感觉自己特深刻，思考的都是资本层面的事情了，为何不呢。 为什么不少企业家更热衷于赚快钱，其实我在曾经一篇写莆田系医院的文章说过了。没别的，因为预期。也没啥需要补充的了，今年的教育行业已经贡献了活生生血淋淋的案发现场。 长远是什么，如果经商环境变幻莫测，谁敢持续投入呢？实际上一个基础的商业常识是，通常来说长期持续的投入才是企业最大的护城河。大生意从来不就是一蹴而就，都需要大把大把的资金投入。渠道和品牌也都是耗费数年深耕出来的。事实上有野心的企业和资本都想赚“慢钱”，比较典型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亚马逊了。根本不着急，即便有了赚钱能力也不着急。 说来也怪，贝佐斯咋想的呢，就敢这么不着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吴主任）
中国一部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所谓爱国电影《长津湖》在十一长假期间热播，票房收入高达33亿元人民币。不过，中国资深财经媒体人罗昌平因将剧中“冰雕连”称作“沙雕连”，被中国网民及官媒炮轰。他在周四（7日）道歉后，其微博被禁言。网上消息曾一度传出，罗被举报“侮辱烈士罪”，周四晚上已被海南警方拘捕，截至周五，海南三亚警方发通报，指已对“罗某平”作出刑事拘留。 中国主旋律电影《长津湖》以“抗美援朝”为主题，截至10月7日，票房收入在全国高达33亿元人民币，打破国庆、党庆电影票房纪录。不少网民看完之后都说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尤其剧中“抗美援朝”的中国军人，在长津湖战役中冻死在阵地上，姿势仍保持就如“冰雕”，因而被称为“冰雕连”。 不过，中国资深媒体人罗昌平周三（6日）在他的微博转发一则贴文，文中表示翻查了资料，推断长津湖战役期间最低气温可达负 35 度。罗昌平表示，半个世纪之后很少中国人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又说“就像当年的沙雕连不会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将剧中的“冰雕连”形容为“沙雕连”。“沙雕”是中国网络用语，意思是愚蠢、无脑。 罗昌平周二发文，将剧中“冰凋连”称作“沙凋连”，惹来中国官媒及网民抨击。（罗昌平微博） “冰雕连”变“沙雕连”论 惹来官媒网民炮轰 这番言论随即遭到中国官媒狠批。隶属于《解放军报》的“钧正平工作室”微博发文称，“冰雕连”已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不可磨灭的符号，亦是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象征；强调“决不能让那些恶意诋毁英烈的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中国共青团周四（7日）转发罗昌平的贴文表示，“污蔑抗美援朝先烈，我们不答应”，并在周五（8日）再发文，说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绝不会因为某些人的诋毁而被磨灭。 贴文亦引来中国网民的强烈反应，在微博说要“举报侮辱英烈的公知罗昌平”，要求执法部门按“英雄烈士保护法”追究其责任。 海南三亚警方：接获群众举报 已刑事拘留罗昌平 面对多方炮轰，罗昌平周四（7日）发道歉声明，说自己转评的内容严重错误，造成非常严重的感情伤害，“在此深刻检讨，诚挚道歉”。不过，声明未有平息舆论，有网民挖出罗昌平过往的言论，包括用“蛋炒饭祭日”来形容毛泽东儿子毛岸英的忌日；又曾写信给台湾导演戴立忍，被网民指曾“旗帜鲜明”支持台独。罗昌平的微博帐号一度被打上禁言标签，直到周四帐号突然消失，只显示“由于博主设置，目前内容暂不可见。”《澎湃新闻》周五指，海南三亚警方接获群众举报，周四已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作出刑事拘留，案件正待进一步处理。 政治学者：反映凡涉爱国话题不得批判或争论 悉尼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冯崇义周五（8日）接受本台访问指，现时中美关系紧张，当局希望借爱国电影鼓励国民为国家卖力。他认为从罗昌平一事可以见到，但凡涉及爱国话题，都不得作出任何批判或争论。 冯崇义：“现在中国人，特别是靠政府吃饭的人，是接受（中共）系统的洗脑。这种洗脑不是说，它给你灌输某种观念，大家都一定要灌输。这种洗脑是说，它不允许你去批驳、不允许去批判、不允许去作争论。罗昌平正是这种状况。你讨论的话，就会受到所有小粉红或者五毛的围攻，国家还可能会动用司法手段把你抓起来。” 就罗昌平对战争正义性的质疑，冯崇义认为，当局借《长津湖》来隐瞒当年战争的真相。他说，当局在未掌握好北方天气及在缺乏足够御寒衣物下把军人送上战场，最终令他们无法抵御极端天气，造成大量伤亡，但中央当局却包装成“为民为国”的事情。他又说，战争源于北韩金氏政权违反国际条约在先，但中国却出兵支援，认为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不过《长津湖》就将这些事实“颠倒过来”。 网络评论人：当局急需这场战争转移视线 中国网络评论人陈先生周五（8日）对本台分析， 中国政局急需这场长津湖战争来转移社会对经济和政治的矛盾，巩固其领导层的权力，所以近几年来，但凡质疑这些“政治正确”宣传片的人都会遭到一系列的打压。 陈先生：“一些像长津湖的宣传片，进行战争动员的宣传片，会成为整个宣传领域的政治正确。凡是伤害到这种政治正确、大方向的， 就会导致一些过度地用刑事手段、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进行一系列的打压，这已经成为中共这几年来掌控舆论的惯用的操作方式。” 罗昌平历任《中国商报》首席记者、《新京报》深度报导部主编，以及《财经》杂志副主编，曾多次发表涉及官员贪腐的调查报道。至于《长津湖》作为中共建党百年的贺礼片之一，被官媒赞称“战争电影巨制”。该电影投资额高达13亿元人民币，讲述韩战期间的长津湖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对抗。
